陈波：“大规模报复”战略与美国海外核部署

内容提要：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氢弹试验成功、核武器小型化、导弹等装载工具的发展及其在这些技术领域的领先，为其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变提供了可能。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实施了更加倚重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战略。这一战略意在强化核武器的威慑，以此减少常规力量支出，最终实现美国国家安全与经济发展的“大平衡”。为了将抽象的“核威慑能力”变得更具体、更可信，从第二届任期开始，艾森豪威尔政府开始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在这一时间段内，美国政府高层在核武器的使用问题上达成一致，借助与盟国既有的“基地权益”进行核存储，并不断通过新闻署的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为大规模核部署行动扫除思想障碍、做好政策铺垫。美苏在欧亚大陆的核武器部署刺激了两国的核军备竞赛，也使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更加固化。

关键词：美国　冷战史　艾森豪威尔　“大规模报复”战略　核武器　核部署

　　1950年6月，杜鲁门下令向英国部署89件不携带核弹头的核武器元件装备美军驻英战略空军，开启了美国的海外核部署过程。但是，总体上，杜鲁门政府的核部署数量比较少，大多没有携带核弹头。1953年1月，共和党人艾森豪威尔上台后，逐步形成了以“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为核心理念的新的对外战略，这一时期以该战略为核心的对外政策纲领又称为“新面貌”(The New Look)。这一战略试图借助核武器的威慑力，减少美国海外驻军规模，从而达到减少国防支出的目的。以此为契机，美国开始迈出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步伐。

　　“大规模报复”战略不仅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国家安全观，还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整个美国对外战略发展中关键的一环，因此相关著述非常丰富。现有研究可分为两类，一是通过整体探究“大规模报复”战略来透析其中的核政策；二是以具体案例论述艾森豪威尔政府“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有限性。近些年，随着美国档案的解密，出现了一些基于“大规模报复”战略、专门讨论美国在海外部署核武的个案研究。从宏观到微观，已有研究著述涵盖了“大规模报复”战略的政策形成和实施。然而，从战略层面的“新面貌”到具体执行的“核部署”之间，实际上存在诸多争论和有待突破的障碍和关节，这也就是为何从政策形成到开始实施相隔四年之久。深入发掘1953-1957年“大规模报复”战略“落地”的历史过程，不但有助于认识美国高层核观念的变化、核决策的机制，还可以加深对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盟国、舆情等影响的理解。

一、“大规模报复”战略与美国核政策的“松绑”

　　1949-1953年，美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生产总值增幅高达27%。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一系列的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税收增加等问题，国债总额累计达到2,750亿美元。作为20世纪上半叶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的亲历者，艾森豪威尔对如何维护国家安全有着自己的思考。在财政上，他是一位保守主义者，希望缩减罗斯福“新政”以来不断扩张的公共投资，放宽私有经济活动以及削减财政赤字，而平衡财政预算必然涉及国防开支。在竞选总统期间，艾森豪威尔就将财政与防务问题联系起来思考，多次强调“经济上的困难将使国防无从谈起”。对此，艾森豪威尔虽已有想法，但还需要采取措施统一思想，以便在新政府内部形成共识，得到立法机关乃至整个美国社会的支持。

　　1953年2月2日，刚刚就任总统不久的艾森豪威尔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国情咨文》，表示要实施全新的、积极的对外政策。在咨文的第三至五部分，他特别以朝鲜问题为例阐述了新政府平衡外交政策与国内经济的立场：“我们的问题是，在经济持续紧张的状态下保持军事力量足够强大。不顾经济能力地动员军事力量可以使我们免于一场灾难，却在另一面引火烧身。”为此，他将指示国防部长制定“以最小的代价最大限度地保障国家安全的计划”。4月底，在与国会领袖的联席会议上，他再次谈到“本届政府面对的双重危险”——外部是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威胁，内部是美国经济衰退的征兆。他还说，美国在应对共产主义扩张的过程中，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处于危险之中，最终美国的自由、价值观和民主制度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艾森豪威尔还以“国家安全及其代价”为题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提出如果不做出改变，“赤字居高不下，政府采购一单接着一单，物价上涨，储蓄贬值以及国家安全成本不断攀升”。为此，他选择乔治·汉弗莱(George Humphrey)这位“专注于健康财政政策的人”担任财政部长。以上内容所传达的信息，是新总统准备调整前任的对外战略，要以更小的经济投入换取最大的安全保障。

　　艾森豪威尔的构想得到了国务卿杜勒斯的响应，他在公开场合不时地抛出“核武器”来试探各方反应。杜勒斯在一次外交政策声明中声称，苏联总能“选择武器、选择地点和时间”发起挑战，这种局面令美国处处被动，且增加了国内经济的运行风险。核武器的杀伤力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有效保护自由世界。与此同时，海外派驻人员也不断建言献策，推动政府高层转变思路。驻北约大使小威廉·德雷柏(William H. Draper，Jr.)给艾森豪威尔写了一封“必须予以重视”的信，警告北约国家普遍面临财政危机，而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减少各国和北约整体的军事支出。英国和一些国家认为，新式武器的使用可以减少对常规力量的投入，最终降低西方的防务成本。“对美国和北约来说，没有比将欧洲集体防务和核防御结合起来制定战略更好、更廉价的方式了。”他希望这封信“对高层评估整体战略有帮助”。显然，要改变杜鲁门时期不计成本地投入常规军事力量导致经济压力过大的局面，就必须采取大胆的尝试——美国在核技术上的优势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同时还能大幅减少在海外的常规力量投入。

　　所有这些都让艾森豪威尔的思路日渐清晰。为了更好地制定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同时协调国务院与国防部的意见，艾森豪威尔启动了“日光浴计划”，委托三个工作组进行调研。与之相配合，他还指示国务院、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的首长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成立“核能事务委员会”，协商核能的生产、核武器的部署和使用等问题，并就核政策形成“统一的认识”。

　　经过六周的准备，三个工作组分别提交了报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卡特勒(Robert Cutler)将各组意见综合，最终形成了NSC162/2号文件。这份与杜鲁门政府NSC68号相对应的政策纲领认为，斯大林的去世并没有削弱苏联的实力，它与美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的敌对状态也没有改变。美国未来的安全系于“以打击力量实现大规模报复的能力”，而所谓的大规模报复能力则“以大规模的核能力为基础”。与之平行的是，“保持健全、强劲并不断增长的经济，从而能够通过迅速有效地动员提供上述能力”。这清楚地表明，艾森豪威尔准备将核武器作为战略支撑点，保持美国的经济发展，并与苏联进行持久战。同时，新战略不仅没有削弱盟国的作用，反而更加突出盟国军事基地对美国战略空军核打击能力的重要性。总之，文件的逻辑是美国试图通过突出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以“报复”促“威慑”，缓解国内的财政压力。大规模报复能力、健全的国内经济以及西方国家集体安全体系构成了“新面貌”的基本要素。

　　作为NSC162/2号文件的延续，1955年1月出台的NSC5501号文件表明，美国清醒地意识到苏联核武器的投放能力正在增强，美苏可能会形成相互威慑的局面。文件还提及西方盟国由于核战争、对华政策和苏联的和平攻势而产生的分离倾向。次年2月制定的NSC5602号文件基本继承了NSC5501号文件的精神。1957年6月初的NSC5707/8号文件则表明，美国的军事战略将坚持以核报复能力作为战略重心，认为可以同其他武器一样使用，但并不能完全倚仗核武器。关于向盟国更新何种武器装备，NSC5602号文件规定的是“非核武器”，而NSC5707/08号文件突破了核限制，指明可以“包括少量核元件的核武器系统”。1958年5月制定的NSC5810/1号文件再次体现了美国决策高层对“大规模报复”战略应对局部战争有效性的疑虑，故而提出增加核武库中小型的“清洁核武器”比重，以在有限战争中更加灵活地做出反应。

　　然而，寄希望于核武器的大规模报复能力，首先要解决“能否使用”的问题，因为是否能突破这个“禁忌”直接关系到新战略的“可信度”。应该说，NSC162/2号文件第39段b款已有涉及：“在敌对状态下，美国将考虑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一样来使用。如果盟国允许在其领土上的美军基地使用核武器，美国应在使用前征得盟国同意。”对于能否以及如何使用核武器，从现在可见档案来看，在文件制定之后美国高层有过多次讨论，且原子能委员会、国务院和国防部有不同意见并展开持续争论，都希望在核使用权上占据主动。卡特勒见状，建议艾森豪威尔组织专题会议来协商解决。

　　1953年圣诞节前夕，艾森豪威尔召集专门工作小组讨论，会后形成的备忘录对争议部分做出如下解释：只在特殊情况下，比如美国或西欧遭到核攻击，美国可以自动启用核武器。但大多数是有限冲突的情况，往往有不可预测的政治问题，美国需要考虑使用核武器会否增加对方使用的概率、会否失去盟国的支持以及冲突是否会升级等情况。这些情形之下，是否启用只能由总统来决定。1954年10月、1955年3月的国家安全基本政策跟踪报告显示，对于使用核武器依旧因循上述备忘录所做出的解释，围绕39-b段落的争论也暂且落定。

　　事实上，三部门的分歧主要不是“能不能使用核武器”，而是监管权不甚清晰导致的“如何使用”的问题。军方借核监管权的转移取得主导地位，并以文件的形式将在局部战争和有限冲突中可以使用核武器确定下来，从而奠定了此后美国处理重大危机时对核武这一选项的基调。至此，套在美国政府高层的“核枷锁”在某种程度上被打开了。当然，国家宏观政策设计的实现有赖于具体措施的配合。突破使用核武器的限制后，“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展开、特别是将核元件部署到海外盟国中去，需要美国高层精心安排，继续排除军事和政治上的障碍。

二、核武限制突破后的政策配合与实践

　　1949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后，苏联的核力量发展迅速，到1953年已经拥有120枚核弹装置，此时美国的数量是1,169枚。美苏两国都有了氢弹之后，用核武器的道德代价越来越大：对大城市或军事目标的战略打击势必导致平民大规模死伤。美苏都在考虑既要面对核战争，又要把它的作用限制在威慑或局部战争层面。艾森豪威尔上台时，美国的核武器朝着更可用、更可部署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小型战术核武器、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及发射装置的研发，让核限制的突破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而“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制定，包括几次国家安全文件的修订，逐步将海外部署战术核武器推至政策实践的显著位置。

　　1953年5月，原子能委员会宣布成功使用280毫米火炮发射了核弹头。几乎与“大规模报复”战略出台同步，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委员会宣告“在制造洲际导弹可携带的小型热核武器方面取得进展”。1954年5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得知加州大学正在研发体积小、当量小的一种核弹后，迅速敦请原子能委员会优先考虑该项目，他们认为“这种核弹将增加部队的机动性，甚至会开辟新的作战方式”。从作战能力上来讲，装备核弹无疑会大大提高杀伤力。不过，小型弹头的优点在于作战效果：携带低当量核弹头的导弹，对空打击时不会对地面产生过大影响；如果敌机携带核弹，导弹在摧毁敌机的同时，可以大幅破坏敌方核弹且不会有较大的二次危害。因此，随着远程地空导弹“奈基型”在1953年装备部队，陆军不断催促参联会考虑研制与之相配的小型核弹头，以增加空防能力。军方甚至提出核弹头能在1956年装备陆军防空部队。

　　如前所述，NSC162/2号文件已经把核武器与其他武器等同看待，只要征得盟国的同意便可在海外基地使用。到了1957年6月，NSC5707/8号文件则明确表述为“向盟国输入新式武器，可以包括少量核武器系统”。不过，要将文字上的军事构想转换为现实的威慑实力，中间还存在国际法、监管机制和盟国抵制等诸多难题，需要逐一破解才能实现。

　　在“大规模报复”战略形成过程中，如何将核武器合法地部署到海外已经是高层在考虑的课题：虽然美国在亚太、西欧有多处军事基地，但能否部署核武器，既定的双边或多边协议并无文字保障。因此，“基地权益”是新国家安全战略确定前后美国同盟国之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应对基地权益问题，1953年8月国务院就已向国防部提出，现有集体安全协议并没有赋予美国“自动进入交战状态或无须授权”(automatic co─belligerency or an unqualified right)就可以使用基地的权益，因此要逐一分析情况，获得盟国的授权或许可。根据海外军事基地不同的战略地位，国务院对需要获得基地权益的相关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序，同时针对不同情况分别指出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其中“应协商以允许部署和使用核武器”的地区有英国、加拿大、法国和法属摩洛哥；“已经获得总统授权且不必与相关国家协商”的地区包括亚速尔群岛和格陵兰。对此，国务院建议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讨论，最终提请总统批准。

　　在这个问题上，国务院和国防部的意见也不一致。急于向海外存储和部署核元件的国防部则坚持将部署和使用核武器问题与基地权益分开考虑，这显然不符合与盟国既有协议的内容。9月24日，国务院在给国防部的信中强调：第一，基地使用要征得所在主权国的同意；第二，现有的集体防务条约并不能保证在紧急状态下当即获得使用权。这与NSC162/2号文件39-b段的规定是一致的。12月22日，艾森豪威尔批准对该条款的解释，确认由总统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对使用核武器预授权。不过，解释还是没有对与盟国的协商程序做出清晰的安排。国务院认为，盟国绝对不会同意“事先授权”，因为那意味着把宣战权交给了美国。由于情况极为复杂，且两部门长期争执不下，直至1955年6月，艾森豪威尔下达关于基地权益的指令，指示国务院按照四类情况进行外交准备，才使围绕基地权益的争论暂时平息。

　　实际上，国务院、国防部以及原子能委员会围绕核武器使用和海外基地权益的争论，已经触及核武器监管的问题。军方在规划向海外部署核武器时，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原子能委员会的阻力，关键就在于后者掌握了核监管权力。根据1946年《原子能法》，核武器的监管权属于原子能委员会，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向远东部署小型的核弹(如在关岛和冲绳部署的核炸弹)，参联会认为必须尽快扫除这个机制上的障碍。

　　1953年5月初，国防部通过核能事务委员会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原子能在监管、存储和安保方面“权分两家”的状况应尽快改变，建议在合适的时机、采取合适的方式将核武器的监管权交给国防部。国务院这次站在了军方一边，认为核监管权应保留在“使用者”手中，向国防部转交监管权可以使核武器成为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装备，军队在操作上更能有所准备，最终有利于支撑美国的外交政策。原子能委员会自然不希望权力流失，坚称“核武”本质上也是“核能”的一部分。作为“自然资源”的核能，委托管理人是原子能委员会。面对两边都不肯放手，在对NSC162/2号文件39-b段进行解释时，艾森豪威尔顺便批准军方可以根据所监管的核武器制订计划，并要求原子能委员会将大部分监管权转移给国防部。即便总统已经表态，原子能委员会还是极不情愿放权。

　　直到1954年12月，海外核存储为军方提供了充分的借口。12月初，国防部批准了参联会向海外分散存储核武器的建议，理由是“要充分备战”，原子能委员会对此不得不做出妥协。于是，在艾森豪威尔的支持和国防部长威尔逊(Charles Wilson)的主导下，国防部加快争夺原子能委员会的监管权。1956年10月，国防部与原子能委员会组成“联合委员会”，取代了原来的军事协调委员会，其中参联会负责核武器的部署规划，并决定核武库在国内存储地和战地存储地的数量分配。随着核决策的重心一步步从民事部门转向国防部，海外核部署的机制障碍也被排除了。

　　平息了在基地权益问题上的争论，破除了民事部门在体制上的阻滞，美国还面临国内外的舆论压力。一些亚欧盟国担心会在一场核大战中沦为炮灰，特别是美国对广岛、长崎核轰炸后遗症不断被报道出来之后，国际反核声音不断高涨。为此，美国新闻署、驻地使馆等机构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工作，为新的安全战略和核武器输出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宣传意味着信息的流通。对于敏感的核武器信息能否公布于众，1953年5月应邀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的奥本海默曾提出“公开政策”(policy of candor)。他认为，要更好地实施防务计划，就必须加强宣传和教育，使民众、国会甚至盟国“知情”，意识到国家面临对手的强大压力。艾森豪威尔对此表示同意，但同时说明要区分哪些信息是可以向民众公开的，他还反对使用“热核武器”一词，希望在公开场合一律使用“原子武器”。据此，1953年12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NSC151号系列文件，规定了对内和对外信息公开的两条原则：第一，任何物理现象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核武器必须被看作美国武器系统的组成部分；第二，核能是西方文明一项崭新的、富有建设性的技术，和平利用核能会有光明的前景和好处。这实际上是为核武器的宣传定了调子，至于何种信息以及何时公开，具体将由心理战略委员会进行甄别和选择。12月初底，该文件经过进一步修订，成为专门规定向盟国公开核信息的指令，目的是促进盟国与美国的防务合作，特别是需要使用核武器时给予美国支持；推动盟国发展民防以减轻美国在战争期间的负担，在核能方面加强与美国的合作。为了更好地实施上述政策，国防部还专门设立了“北约高级官员特种武器培训课程”。

　　1954年3月福龙丸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媒体事后的追踪报道，让各国上下对美国核武器辐射的影响、内华达核试验的放射性尘埃等心存“忧虑”。1955年3月，面对各地使领馆陆续反馈的上述情况，行动协调委员会要求核能工作小组制订宣传计划，让“民众对不同型号和威力的核武器的特点有所了解”。委员会给“国务院-国防部-新闻署”下一步的联合工作拟定了方针，建议定期对外发布空防信息以及在国内外播放有关内华达核试验的纪录影片。在具体的宣传手段上，新闻署考虑到地区差异，在不同地区实施“因地制宜”的方式，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例如，根据1957年5月对意大利舆情的调查，57%的公众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美国的核保护对意大利的安全来说是最现实的选择。这一数据比两年前有所增长。此外，前一年苏联在波匈事件中的表现，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苏联威胁对英、法使用核武器，起到了反向作用，部分西方国家民众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根据美国新闻署的评估，到大规模核部署展开之前，伊朗、土耳其、西德、意大利、日本和法国的舆论环境总体处于有利的情形。以此为契机，美国加快了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步伐。

三、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启动

　　虽然在1957年之前，美国已经开始向海外，如意大利、联邦德国以及格陵兰等美军基地输送核武器装备和元件进行“核存储”，但是基本上处于零散状态。随着高层对核武器的使用与监管形成一致看法，管理权向军方转移的完成，特别是舆论环境向好与信息公开政策的完善，大规模向海外部署核武器的时机日臻成熟。在国际层面，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迅速。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后，中国在亚非拉地区的影响力更是迅速扩大，美国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压力陡增。加之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华盛顿在远程投放能力上与莫斯科相比出现“差距”。这些因素都促使美国加快向海外部署战术核力量，以平衡中苏在亚欧的影响力。

　　应该说，1954-1955年美国争取的海外军事基地权益实际上是“核存储”的权利。最初，国防部提出的存储地点是西德和日本，并要求国务院就存储以及(必要时)使用问题与两国进行沟通。国务院经过慎重考虑，认为在日本存储核武器不合时宜。最终，国防部授权参联会向西德部署核武器，而日本只部署了准核武器装备。如前所述，1954年12月初，国防部批准了参联会向海外分散存储核武器的建议，目的是对战争有更充分的准备，同时避免核储备过于集中而存在被敌人整体摧毁的风险。文件实际上表明，基于海外基地的核存储既是一种军事部署，也是一种储备方式，对此国防部与原子能委员会形成了一致的看法。

　　随着部署步伐日益接近，1955年制定的有关核武器信息公开的NSC5507/2号文件和国家安全第1360号行动指针并不涉及核部署问题，政策的重审变得十分紧迫。按照计划，美国在1957年上半年将陆续对外公布在北约、中国台湾地区和菲律宾的部署。但是，苏联《真理报》和塔斯社突然在1957年1月23日和24日分别发表声明，对美国向西欧和阿拉斯加等地进行核存储的行动表示谴责，并号召相关国家“坚决予以抵制”。赫鲁晓夫甚至在一次外交场合威胁挪威驻苏大使：“我们知道挪威有多少个(美国)空军基地，两颗原子弹就能毁灭挪威。”苏联提前做出反应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既定步骤，迫使它要尽快对公开事宜做出安排。在行动协调委员会的组织下，海外核部署公开事务临时委员会成立了。

　　1957年4月5日，在临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与外交事务有关的重要部门悉数派员参加，并就核部署公开的问题达成了几项原则：1.声明要简短且符合事实；2.强调部署的防御性质；3.强调核武器为美军所掌握；4.声明由民事部门发布，军方尽量避免直接公开表态；5.强调在共同防御条约的法律范围内，部署得到了有关方面的允许。4月9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确认了在中国台湾地区部署声明的基本指针，同时也确定将针对此后海外核部署发表一次总的声明而不再一一进行。5月6日，国安会通过国家安全行动第1706号指令，确认将上述原则作为宣传工作方针，以保证部署前获得良好的舆论氛围。在这些原则的指导下，美国在4月12日宣布向北约部分盟国，5月7日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部署携带核弹的导弹部队。

　　在加强宣传、舆论造势的同时，国防部已经着手进行军事准备。1957年1月，威尔逊向艾森豪威尔报告，国内第一批空防核武器已经部署到密歇根的沃特史密斯空军基地和加州的汉密尔顿空军基地。2月，美国正式宣布上述布防信息，目的就是防止国内谣言散布，同时试探国际上的反应。4月，国防部敦促国务院进一步做好加拿大的工作，以便在1959-1960年在该国部署8个中队的洲际弹道导弹部队。5月22日，国防部还批准了海外部署核武器的工作手册，对各种情况以及启动程序作了严格界定。为配合核部署的进程，原子能委员会建议加快辐射危害更小、放射性尘埃更少的“清洁核武器”的生产。

　　在艾森豪威尔政府向海外大规模核部署核武器过程中，1957年6月13日召开的第326次国安会会议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会议的核心议题本来是韩国军队裁减，一直坚持不向韩国部署核武器的杜勒斯，被众人以“部署核武器就可以换取李承晚接受裁军”的理由说服，最终同意军方对韩进行核部署的意见。这同时引发了美国决策高层对“如何强化‘新面貌’战略”的思考，问题起于韩国却不限于韩国，正像参联会主席雷福德所言，“我们在韩国面临的问题并不仅仅局限于该国，在德国和苏联周边国家也同样如此。因此，在任何地方，我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即说服我们的盟友，我们确实拥有必要的核威慑力量，而且一旦盟国遭到攻击，我们准备使用这种威慑”。显然，对韩政策再次提示美国需要下定决心破除“思想障碍”，采取“切实行动”来减少海外防务支出。国安会对韩国案例的讨论结果说明，武器装备的“升级”可以有效地做到这一点。

　　会后，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卡特勒向艾森豪威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建议“美国海外防务进一步实施‘新面貌’战略”，包括海外驻军的调整、裁减美国支持的当地武装、劝说盟国更多依靠美国的报复能力等。考虑到联邦德国大选将至，向北约的部署需在大选之后，不过可以优先考虑在远东地区实施。而且，美国准备把远东作为考察核部署政策影响的试验田，国安会将根据实施结果总结若干原则，为未来在北约和中东地区开展部署提供参考。

　　至此，美国完成了核部署的公开、军事准备和政府内部最后的思想统一。1957年7月17日，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艾森豪威尔对美国一边与苏联进行裁军谈判，一边向海外部署核武器做出“解释”：所有人都应该有抵御核攻击的权利、机会和能力，核部署是为了让无核国家消除必须拥有核武器的想法，因为一旦它们独立行动反而更加危险。然而，美国的本意在于通过向盟国提供核保护伞来减少海外军事投入的政策，并没有因为核部署而浇灭了某些国家的“核武”热情。更重要的是，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却因此愈演愈烈。

结论

　　核威慑与核打击能力的实现依仗于合理有效的核部署。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为贯彻其核战略，实施其核政策，除在本土之外，还在加拿大、英国、格陵兰、西欧、近东地区以及公海上部署了相当数量的战略和战术核武器，形成了对苏联的核包围态势。而在亚太地区，美国针对中国的核部署是以“韩国-日本(冲绳)-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环形防御线展开的。倘若没有海外核部署，美国的核战略便成了纸上谈兵，而具体的核政策也没有了现实支撑点。因此，核战略、核政策与核部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艾森豪威尔时期是美国大规模海外核部署的开始。1957年底至1958年中，“忠实约翰”“屠牛士”、280毫米火炮、8英寸榴弹炮和原子爆破弹药等武器装备陆续被部署到远东的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欧洲的西班牙、意大利、丹麦等。追根溯源，核部署始于NSC162/2号文件所确定的“大规模报复”战略。

　　应该说，这一战略在本质上希望保持美国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大平衡”。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杜鲁门时期的常规力量规模较大，加上朝鲜战争的因素，导致美国海外军事支出过于庞大；另一方面，艾森豪威尔不仅在财政上是一个保守的总统，经历过大萧条和战争的他还认识到与苏联的对抗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下制定国家安全政策。在他看来，杜鲁门政府对苏联的“遏制”太求全面，有牺牲国家经济和未来之虞。以当时的历史条件，发展战术核武器和相应的运载技术、充分发挥核武器的威慑功能可以作为减少常规力量投入的手段。当然，核威慑的作用如何才能有效发挥出来则是另一回事。在新战略出台的1953年10月，对苏联进行核打击只能通过远程战略轰炸机载弹进行，而以B-52型轰炸机的续航里程，只有在冰岛、格陵兰或英国等军事基地补给才能深入欧陆腹地。“大规模报复”战略的“落地”，需要有更多的部署方式来实现。

　　280毫米火炮发射核弹头成功、原子弹乃至氢弹的小型化、“下士”导弹部队部署到欧洲，这些都使得通过战术核武器威慑对手、避免局部战争升级成为可能，也让决策者看到在海外部署核武器成为一种选项。然而，布局易，落子难。“新面貌”棋局的展开需要破除尚存的各种政策、机制和法律障碍。1954-1955年，国务院和国防部围绕海外“基地权益”的矛盾及化解，最终突破了向盟国基地进行“核存储”的政策瓶颈，包括试验和发射装置等一些可以携带核弹头的装备可以逐步转移至海外。同时，美国高层一直对NSC162/2号文件的39-b段落进行讨论，因为这关系到核武器是否可以在紧急状态下“使用”，也就是“核威慑”能否兑现。应该说，这是海外核部署过程中一个关键环节，这一难题的解决也意味着“核禁忌”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但是，海外核部署为使用核武器提供外部条件的同时，也促生了新的“禁忌”——盟国对“用核”的忌惮成为约束美国行为的新因素。

　　向亚欧地区部署核武器的军事利益是显而易见的，但同样存在巨大的政治和道德风险。虽然“大规模报复”战略确定了更加倚重核武器的原则，但军方与国务院在部署区域、时机乃至公开方式等问题上存在诸多分歧，这在向韩、日、西德驻军提供核装备的决策过程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在为落实“新面貌”战略而进行的各项准备工作中，美国高层始终存在“核威慑”与“核禁忌”两种不同声音，这些争论既有政府内部决策权力争夺的一面，又反映了核武器作为一种外交手段存在“先天缺陷”。

　　大规模海外核部署对美国国内的军事乃至政治影响是深远的。艾森豪威尔时期，鉴于各兵种在核战略设计中的不同地位，美军结构和作战规划发生了极大变化，总体规模减小的同时，陆军和海军在防务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953年，美国军队的数量为350万人，而到1959年总人数降到了250万人，裁减的大部分都是陆军。相应地，空军战略兵种和导弹部队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支持。1961年艾森豪威尔卸任时，美国空军在规模数量上已经与陆军旗鼓相当。然而，更重要的是核武器在军事战略和政策中地位的提升给美国政治带来的变化。冷战爆发以后，美国政府的军事化倾向十分明显，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一系列机构的设立，一方面是为了应付美苏对抗、遏制苏联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一战、二战长期积累下来且日渐坐大的军事利益集团不无关系。国防部门借核部署之机，不断利用专业的军事理论“侵夺”核控制权，而原子能委员会的管理职权则逐步被压缩。国务院本应更多地扮演“制衡”角色，但大多数情况下只体现在延长了决策时间上，并没有起到“否决”的作用。至其任期结束时，就连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在告别演说中提醒美国人民，要警惕“军事-工业复合体”可能会危及“安全和民主”之间的平衡。

　　核武器自诞生之日起，就注定会使大国陷入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美国以“大规模报复”战略为指导方针实施的海外核部署，无疑使冷战对峙的国际局势雪上加霜，尤其是大大刺激了莫斯科的神经。根据美国的情报，苏联在1958年底至1960年秋共向东德部署了中程弹道导弹(MRBM)200枚，分别在埃尔福特(Erfurt)、多林-福格申(Dolin─Vogelsang)和朱特堡(Juterborg)等八个地点建设了发射装置。苏联还在拉脱维亚、乌克兰和远东地区部署了射程为700-1,100英里的导弹。美国不断向欧亚地区部署、更新核武器装备，迫使苏联也走上核部署竞赛之路，最终导致双方1962年在加勒比地区发生严重的核对抗，险些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注释略）

（作者：陈波，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社会主义历史与文献研究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