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 | 弃中取日：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的转变

（来源：《世界历史》2021年第4期） 

内容提要  1850年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曾试图从中国大规模引进华工，但始终未能如愿。这也在客观上为巴西和日本签署移民协定提供了历史机遇。1895年巴日建交，巴西引进日本劳工拥有了合法性。20世纪初，美国和加拿大相继出台了禁止或限制日本移民的政策，迫使日本劳工另寻出路；欧洲主要移民来源国纷纷颁布法令，禁止向巴西输出补贴劳工移民，巴西欲寻求劳动力来源多元化。与此同时，巴西的咖啡经济在政府的干预下逐渐复苏，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此情况下，巴日两国于1907年签订《移民契约》。不可否认，一系列历史偶然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巴劳工协议的达成。但究其根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及国际地位的变化，中日海外移民政策的不同走向，以及巴西和日本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追随欧洲文明，才是推动近代巴西东亚移民政策发生“弃中取日”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  巴西移民政策   华工   日本移民   咖啡经济   移民契约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拥有来自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移民，素有“人种大熔炉”之称。外来移民对巴西的经济发展、现代文明建设与社会结构、文化多元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持续到19世纪中期的三个多世纪的奴隶贸易，客观上为巴西单一产品制经济的繁荣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但1850年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后，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日益严重，寻找新的劳动力来源成为巴西经济发展的头等大事。这之后，海外移民成为巴西重要的劳动力来源。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成为西半球最后一个废奴的国家。随后，大批外来移民的涌入，填补了巴西废奴后形成的巨大劳动力缺口，该国步入大移民时代。 

　　在这股移民洪流中，日本人是较晚来到巴西的移民群体。而如今，巴西成为世界上海外日裔群体最为庞大的国家，其境内拥有约200万日裔人口，占其总人口的1%。事实上，巴西并非近代以来最早招募日本移民的国家，甚至在拉美地区也是比较滞后的。并且，在最初引进东亚劳工的排序中，中国人而非日本人才是巴西的首选目标。禁止奴隶贸易后，巴西的种植园主、温和废奴派及其政治代理人一致认为，华工廉价且温顺，而且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美国加州和加勒比等地都曾有输入华工促进经济繁荣的成功先例，因此希望大规模引进华工。19世纪末，巴西政府分别同清政府和日本政府就遣使设馆和招募劳工等问题进行谈判，但其构想在中国几乎全部落空，而在日本则逐一实现。是哪些原因推动巴西在东亚移民政策上发生“弃中取日”的转变呢？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日本和巴西之间最终达成移民协定呢？ 

　　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考察，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一是有关巴西移民和族裔史的研究，国外学界比较侧重研究非洲裔和欧洲移民问题，对亚洲移民群体的关注不足；国内学界对拉美外来移民史的研究非常薄弱，国别史的成果主要集中在阿根廷，对巴西几乎没有涉猎。二是有关巴西早期华人华侨史的研究，国内学者更加注重梳理19世纪巴西招募华工的历史过程，而对于招工失败的原因，以及巴西国内关于外来移民的争论等问题大多语焉不详。三是有关巴西日本移民历史的研究，西方学者对移民后的生活情况进行了细致的梳理，但是他们较少关注移民前巴日两国的交涉过程以及与中国的对比；国内学界对拉美日本移民史的研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广度及深度有待进一步拓展。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基础上，使用相关的档案文献，运用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论述巴西与中国和日本就建交、招工等问题交涉的历史过程，尝试分析推动巴西东亚移民政策发生“弃中取日”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一、禁止奴隶贸易前后巴西输入华工的努力 

　　巴西独立前，其宗主国葡萄牙就曾尝试引进华工。1807年，英国通过禁止奴隶贸易的法令。而后，葡萄牙王室和殖民地巴西的官员就曾设想补充劳动力的方案。巴伊亚州经济学家德布里托（João Rodrigues de Brito）提议输入中国和印度劳工，因为二者勤奋能干，而且在艺术和农业方面很有造诣。葡萄牙战争与外交大臣利尼亚雷斯伯爵（Conde dos Linhares）甚至建议引进200万华工，后因其病逝该计划不了了之。葡萄牙王储、摄政王若昂六世试图通过引进中国茶农在巴西种植茶树，以在欧洲茶叶市场上分一杯羹。1810年前后，澳门民政长官阿里亚加（Miguel José de Arriaga Brum da Silveira）分批安排数百名中国茶农乘坐葡萄牙军舰前往巴西里约热内卢，这是中国人首次有组织、有计划迁往巴西的移民活动。巴伊亚州萨尔瓦多地区和南部地区也曾引进少量中国茶农试种茶。不过，由于自然条件不适宜，茶树种植活动并不成功。 

　　19世纪初拉美国家纷纷独立，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相继颁布了废除或限制奴隶制的法令。而作为美洲最早输入黑奴的地方之一，巴西却迟迟没有禁奴或废奴。为了说服巴西终止黑奴贸易，1843年英国外交大臣戈登（George Hamilton-Gordon）提议巴西输入6万名中国劳工，但遭拒绝。1850年，迫于国际舆论压力，巴西宣布禁止奴隶贸易。缺少后继奴隶劳动力的输入，再加上巴西国内黑奴性别比例严重失衡、长期遭受非人虐待等原因，使该群体表现出高死亡率和低繁殖率的特征，加剧了巴西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因此，引进外来移民劳动力填补空缺，成为19世纪中后期巴西经济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 

　　当时的巴西种植园主、温和废奴派及其政治代理人主张大规模引进华工，其理由有三。一是华工廉价。对于种植园主和巴西政府而言，只有压低生产成本才能提高巴西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获得更大的收益。巴西帝国政府总理锡宁布（João Lins Vieira Cansancã de Sinimbu）、外交部长德巴罗斯（Moreira de Barros）等政府官员都持这一观点。二是华工顺从。种植园主习惯于叱令奴隶，而不习惯跟自由劳工分享权利，他们所需要的农业工人仅仅是劳动工具而已。鉴于此，与其说用华工替代黑奴在种植园中劳作的经济角色，不如说让华工填补废奴后社会底层的空缺，以供养和维系巴西传统的等级秩序。三是鉴于有华工促进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繁荣的成功先例。巴西农业界畅销书《务实的甘蔗种植园主》的作者伦纳德·雷（Leonard Wray）、致巴西政治家和种植园主的公开信《我们的农业》的作者佩斯（Pedro Dias Gordilho Paes Leme）以及温和废奴派联邦人物塔瓦雷斯（Aureliano Candido Tavares Bastos）都曾指出这一点。锡宁布在1878年巴西农业大会的开幕致辞中说，应该借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的殖民地输入华工劳动的模式。 

　　禁止奴隶贸易后，巴西试图通过英美等西方航运公司输入华工。1854年，巴西政府出台《巴西帝国政府关于招聘中国垦农合同条款的指令》，试图招募6,000名华工，遂与英国商业公司洽谈此事。不过，由于英国公司要价太高，该计划只得作罢。此外，巴西还同美国公司频繁接触。1854年，巴西商人卡多佐（Manoel de Almeida Cardoso）希望通过美国“桑普森—塔潘”（Sampson and Tappan）公司在新加坡招募华工。翌年2月9日，303名华工乘坐美国 “埃莉萨·安娜号”（Elisa Annah）轮船抵达里约热内卢，在皇家海军造船厂干活。6月25日，巴西与“桑普森—塔潘”公司达成协议，计划在一年半内引进2,000名华工。1856年3月19日，368名华工分乘美国“萨拉号”（Sarah）和巴西“帕拉瓜苏号”军舰（Fragata Paraguaçu）驶抵里约热内卢，在甘蔗园和植物园中劳作。由于美国驻中国公使反对使用美国轮船输送中国“苦力”，4月17日“桑普森—塔潘”公司终止与巴西的合作。1862年，美国总统林肯签署禁止美国公民利用本国船只从事“苦力贸易”的法案。 

　　在遇到英美抵制后，巴西开始私下直接招募和输送华工。巴西商人卡多佐公司的轮船分别于1859年和1866年将从新加坡招募的两批共612名华工输送到巴西。1870年，巴西政府颁布第4547号法令，授权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Fundão da Sociedade Importadora de Trabalhadores Asiáticos）负责输入亚洲劳工的事务。随后，该基金会在中国香港、澳门和广州进行华工招募。1874年初，其从广州贩运约一千名华工到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英资矿场开采黄金。翌年，该基金会又试图从广东和加州招募华工，但被清廷和美国政府拒绝。在此情况下，1877年该基金会敦促本国政府尽快与清政府建交，以便打通官方渠道直接从中国招募华工。 

　　然而，巴西政府借与中国建交之名行招工之实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1879年，巴西驻英国公使约见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表达与中国建交、通商、招募华工的意愿。对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复函指示：“‘招工’二字宜毅然拒之，‘议约’二字宜慨然许之。”1880年7月8日，巴西特命全权公使喀拉多（Eduardo Callado）和穆达（Arthur Silveira da Motta）在天津与李鸿章进行会谈。在谈及招工事宜时，李鸿章强调，自愿原则是包括招工在内的两国间移民往来的前提。9月5日，两国签署《中巴和好通商航海条约》（草约），但巴西政府对条约中治外法权等条款持有异议，佩德罗二世并未批准该草约。而后双方继续谈判，并于1881年10月3日正式签署《中巴和好通商条约》（又称《天津条约》）。第二年，两国代表在上海换约生效，宣布建交。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1880年的草约，还是1881年的正式版本，均未涉及招工的内容。  

　　与此同时，巴西试图借助轮船招商局开辟航线运送华工，但同样未能成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出身洋行买办世家，其家族与葡萄牙商贸关系密切，彼时他主张“极应开拓外洋生意”。1880年7月，喀拉多在与清廷商谈建交期间，多次前往上海与唐廷枢的外国助理巴特勒（G. C. Butler）接触，表达了借助中国商船向巴西运送华工的意愿，同时商船可在返航时装载烟草、咖啡、木材等巴西商品。对此，唐廷枢态度谨慎，称好待遇才能吸引到好工人，绝不接受像古巴、秘鲁那样虐待华工的移民活动，所有契约必须确保中国移民享有同其他最惠国国民一样的平等待遇。基于此，轮船招商局于1882年拟定了招工草约。翌年7月，巴西“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Companhia de Comércio e Imigração Chinesa）与唐廷枢达成三年内引进2.1万名华工的合同文本，等他访问巴西时再签订。10月，唐廷枢和巴特勒抵达巴西。他与圣保罗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的种植园主们进行会谈，并宣布将与巴西签订一个五年的招工合同。而后，他会见了佩德罗二世。但这次会晤后，唐廷枢和巴特勒并未如约签署合同，而是提前终止访问前往英国。11月，“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也随即解散，开辟中巴航线的计划无疾而终。 

　　总之，禁奴前后巴西试图大批输入华工的尝试屡屡受挫。原因在于：国际上，这与19世纪中后期抵制“苦力贸易”的国际舆论风向相抵牾，英美等西方国家相继颁布禁止“苦力贸易”的法令，导致巴西借助外部势力输送华工的计划频频碰壁；在移民来源国方面，晚清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政策由之前的排斥和冷漠转向控制和保护；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巴西国内出现反对招募华工的声浪也是因素之一。 

　　巴西国内的种族主义者、激进废奴派和知识精英等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对中国人大多持有强烈的种族偏见，鼓吹“黄祸论”，认为“进口华工或苦力，……将有损于我们的公民和政治教育”。废奴派代表若阿金·纳布柯（Joaquim Nabuco）直言，“（黑奴的）悲惨境遇将在华工身上重现，奴隶制将得以延续”。在此背景下，1890年，巴西政府颁布禁止亚非移民的第528号法令。与此相对，巴西社会精英崇尚“白化”思想，运用所谓的“优生学”理论，将引进外来移民和改变种族结构联系在一起，鼓励输入欧洲白人移民和实施种族融合政策，以推动人口的“白化”进程，以摆脱巴西黑人比重过大的“野蛮”形象，试图在这片南美大陆复刻出新的欧洲“文明”。1888年5月13日，伊莎贝拉公主签署《黄金法案》（Golden Law），宣布废除奴隶制。之后，19世纪90年代巴西步入大移民时期，共有1,198,327人迁移至此，其中九成是欧洲移民。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暂时缓解了巴西劳动力短缺的局面，促进了咖啡经济的繁荣，但在种植园主及其政府代理人看来，他们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高移入和高迁出并存，致使劳动力供应缺乏稳定性；与本土劳工时常发生冲突；权利意识强，常在种植园或城市举行罢工和起义，领导工人运动等。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国内主张引进华工的声音再度高涨。 

　　二、1893年中国和巴西劳工协议的“搁浅” 

　　种植园主们要想引进华工，当务之急是尽快说服巴西政府取消第528号亚非移民禁令。圣保罗州14个市政府联名要求联邦政府变更法律，以允许它们雇用华工而非欧洲人。为了促进输入华工，米纳斯吉拉斯州茹伊斯迪福拉（Juiz de Fora）的种植园主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针对“黄祸论”的质疑，种植园主们坚信华工势必会被“巴西化”，他们还在当地的报纸刊文称：“如果中国人比我们低劣，我们将很快看到，他们会在第一时间被高等民族同化，……如果我们比中国人高等，为什么我们不会赢呢？而如果我们是低劣的，我们又会失去什么呢？”圣保罗州农业大臣坎姆皮斯塔（David Moretzsohn Campista）对64名市政和行政区官员以及种植园主进行调查，结果显示亚洲工人是不可或缺的，其中华工是这些人最渴望得到的。里约热内卢州参议院希望输入广东籍劳工，因为广东的气候和纬度与巴西相近，并称可以为这些劳工支付30%—50%的旅费。尽管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咖啡都是巴西经济的主角，但同时其他初级产品也在不断向国际市场输出，其中橡胶业的发展势头极为迅猛。亚马孙流域成为全球最大的橡胶原产地，橡胶年均出口量从19世纪70年代的6,000吨增至90年代的21,000吨。随着橡胶需求迅速增长，价格水涨船高，促使巴西国内外的商业公司纷纷进入亚马孙圈地，这里亟需大量劳动力跟进。不少商业公司表示，“对亚洲人或非洲自由劳动力关闭我们的大门……是反人道主义的，它否定了这些文明的优点”，认定华工不会损害巴西社会，因为他们“无论生死最终都会回到中国”。 

　　在强大的压力下，1892年2月30日，巴西政府废除了实施不足两年的第528号法令。10月5日，又颁布了第97号法令，允许中国和日本身体健壮、适宜任何工种劳动的移民自由进入巴西领土，但穷人、乞丐、海盗、在本国有犯罪前科的人除外。与此同时，巴西国会还特批经费，用于外交使团赴中国和日本商谈招工协议。 

　　虽然巴西帝国和清政府于1881年建立了外交关系，但此后两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商贸往来，也未在对方境内设立使馆。1889年巴西共和国建立后，决定向中国遣使设馆。1892年10月25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Gabriel de Toledo Piza e Almeida）照会清朝驻法国公使薛福成，传达了巴西总统在北京设馆、谴使驻扎的愿望。11月18日，清朝驻法国参赞庆常与毕萨举行会谈。关于巴西遣使的目的，毕萨谈道，首先在于两国的友好往来，其次是招工，而后是贸易。招工问题是双方的核心议题之一。毕萨介绍称，巴西幅员辽阔，物产丰腴，不过人烟稀少，尽管每年都有二三十万外来移民入境，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仍旧突出，如若中国人能前往，对彼此都是有益的。庆常对此回应称，由于此前出国华工屡受凌虐，所以朝廷恐怕不会轻易允许。薛福成也致电总理衙门，对巴西招工一事提出建议，强调：“务使人人有自主之权，去留久暂悉从其便，则田主非但不能虐待，而挟制扣留，转鬻诸弊，亦不禁自绝矣。”可以看出，薛福成主张美国式的自由移民，建议与巴西订立劳工条约、明确领事保护权之后，才允许华工出国。 

　　1893年2月7日，毕萨照会薛福成，通报巴西总统委派巴驻奥地利公使华兰德（José Gurgel do Amaral Valente）和海军部长辣达略男爵（Barão de Ladário）为出使中国的全权大臣。按照计划，待朝觐等事完毕，华兰德留驻北京任巴西驻华公使，辣达略是招工谈判专使。不料，6月华兰德在奥地利病故。按照事先的安排，6月27、28日，庆常和辣达略在巴黎就招工问题进行了两次会谈。辣达略坚称招工秉承自愿的原则，“并望中国亦在巴西设立使署，及在巴西各口设领事官”，答应“华民到巴西，必照相待最优之国之民，一律相待”。在招工类型和资费方面，“大抵招用华工为耕种起见，开矿次之，杂役又次之。如有携眷者尤妙”，“有官工民工之分，凡官工处招用之人，一切川资工食，由官供给。其富户业主招用之人，皆为民工，由该富户业主发给川资工食。惟民工所立合同，仍须报官注册，由官稽查”。在华工待遇方面，“各口作杂役者，每日约得工钱五佛郎有奇（约合库平银一两），内地佣工者，每日可得工价六、七佛郎（约合库平银一两二、三钱）”。有关劳动关系和生产方式，“又内地耕种之人，有分利之法，不给工资，譬如所种嘎肥豆（咖啡豆）收获若干，与业主分取几成，以作工价，均在合同载明”。为了与古巴、秘鲁的“苦力”贩运相区别，辣达略特别声明“我国定法甚严，凡公司船载远工人，须有领事执照，本人当面画押，情愿来巴，方准入船。又定船舱格式，舱位额数，不许多载，并设医官药房，以防疾病。凡每年运送工人满万，照料周到，无苛待情事者，由官赏银十万佛郎。倘有一人受屈，即不发给，有受凌虐者，照例惩办”。两个月后，薛福成在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写道：“因将招工要略，探询梗概，稍加驳诘，彼已剀切直陈，大端已具，不难议商。” 

　　由此可见，在1893年的巴黎会谈中，中巴双方已经就招工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这也反映出清政府在招募华工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转变，不再持中巴建交时避而不谈的坚决态度，而是支持谨慎地、有条件地谈。7月29日，辣达略从巴黎启程赴中，等待补派的驻华公使到达后与清政府举行正式的招工谈判和签约。11月6日，辣达略及其眷属、随员抵达上海。但由于上海天气寒冷，且患喉症者多，辣达略一行三人于11月25日又赴香港待命。 

　　然而，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偶发事件使前期中巴两国所做的良好沟通功亏一篑。一是拟任巴西驻华公使阿喜巴吉（Joaquim Francisco de Assis Brasil）宣布放弃履新。1893年8月18日，毕萨照会薛福成，告知巴西政府拟派驻阿根廷大使阿喜巴吉为驻京公使，随谈判使节辣达略一同进京。阿喜巴吉到达欧洲后，听闻上海爆发了流行病，便在欧洲等待。后来，他得悉自己当选为参议员，遂决定放弃驻华公使一职，不再去香港跟辣达略会合，而是直接从欧洲返回巴西就任参议员。至此，巴西拟定的两位驻华公使人选一位病故、一位弃职，巴西在中国遣使和设馆可谓一波三折。二是巴西国内政局动荡导致新派驻华公使的人选难以出炉。1893年9月，第二次“舰队叛乱”爆发，弗洛里亚诺总统（Floriano Peixoto）忙于解决内乱，稳定局势，无暇顾及仍在香港待命的辣达略，也未及时派遣新任驻华公使，议约事宜一拖再拖。1893年11月11日，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在给总理衙门的函件中建议：“近时该国（巴西）复又叛乱不靖。……适值巴西变乱，中国并无使臣在彼驻扎，莫若由中国自订暂时不准华人于通商口岸出口，前往巴西为是。”11月16日，总理衙门复函赫德，采纳了他的建议。三是澳门发生非法招募华工去巴西的事件，这也是致使中巴劳工协议流产的直接导火索。巴西商人贝纳维德斯（Júlio Benavides）成立了大都会公司（Companhia Metropolitania），他从巴西驻澳门领事处得到许可，用德国轮船“特塔尔托斯号”（Tetartos）运送华工。1893年6月中巴在巴黎就招工问题达成初步协议的消息不胫而走，并被移民公司曲解用来误导民众。7月，大都会公司就将招工广告张贴在澳门街头，并称“若欲往者，自十八岁至四十岁强壮勤俭者，祈早日到澳门代理人处落名，然后即搭地打杜士（即“特塔尔托斯号”）轮船前往可也”。此后，大都会公司通过在澳门设立的两间工所“华利栈”和“万生栈”募得四百余名劳工，打算乘坐“特塔尔托斯号”前往巴西。9月30日，广州前山海防同知魏恒、前山营都司黎中配闻讯立即派人去澳门调查，9月30日将情况上报给两广总督李瀚章。10月10日，李瀚章照会澳门辅政司、护理总督阿尔弗雷多·罗护（Alfredo Lello），称应查明、严禁私自召集华人的行为。李瀚章还要求拱北税务司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扣留“特塔尔托斯号”的札谕，但后者并未执行。最终，10月16日“特塔尔托斯号”载着475名华工驶离澳门。 

　　清廷对巴西公司在澳门私募华工的事件极为恼火，遂下令禁止华工移民巴西。毕竟在1893年6月的巴黎会谈时庆常已明确提出：“且未定约之前，中国厉禁綦严，绝不准私行招雇”，辣达略对此也表示同意。二人协商刚毕，澳门就发生非法招工的事情，使巴西人的信用大打折扣。1894年1月21日，总理衙门咨文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查巴西招工章程，本衙门未与开议，该国不应遽往澳门招工，即各国轮船亦未便遽行装运华工前往巴西。除由本衙门知照各国驻京大臣转饬各口领事查照饬禁并咨行南北洋大臣闽浙总督，暨札行总税务司，转饬各口税司查照饬禁外，相应咨行贵督查照可也”；并照会法国、美国、西班牙、日本、比利时、意大利、俄国、丹麦、荷兰、奥匈帝国、葡萄牙公使：“除由本衙门知照各国驻京大臣，转饬各口领事查禁外，相应咨行贵大臣，即希转饬各口关道，查照晓谕可也”。虽然后来康有为又提出“开巴西以存吾种”、在那里“开辟新国”的大规模移民构想，但因为错过了最佳的时机且财力条件有限，这种设想也只能沦为空想。 

　　与此同时，辣达略对输入华工的热情逐渐消退，对日本劳工的兴趣与日俱增。1893年11月28日《香港每日电讯报》（Hong Kong Daily Telegraph）曾刊文公开嘲讽辣达略的中国行，一些港英政府官员认为他在复活奴隶贸易。对此，辣达略表示，他此时并不急于同清政府缔结劳工条约，因为与日本劳工相比，华工“不受欢迎”且“很麻烦”。因此，辣达略决定放弃与清政府谈判和签约，从香港直奔日本进行考察，事毕便回巴西了。此后，巴西政府也未再派使节来华商谈招工事宜。至此，19世纪巴西试图通过官方渠道输入华工的所有努力全部宣告失败。这在客观上为此后巴西和日本签署移民协定提供了历史机遇。 

　　三、日本和巴西建交与两国间《移民契约》的达成 

　　19世纪初，日本、巴西两国开始出现人员往来，但都是零散偶发的。其中规模较大的如，1866年日本委托荷兰建造的“开阳丸”军舰下水试航，榎本武扬等9人乘坐这艘船于翌年1月21日到达里约热内卢停靠了11天。1870年，两名在英国海军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乘训练舰来到萨尔瓦多港。此外，还有少量从其他美洲国家间接迁移至巴西的日本人。巴西人对日本的最初印象主要源自日本开国后到达此地的欧美人的游记。在他们看来，日本是一个遥远的、充满异域风情的神秘东方国家。 

　　1882年促成中国、巴西建交后，喀拉多和穆达访问了日本，与该国政要商讨建立外交关系的事宜，但明治政府以时机还不成熟为由予以拒绝。尽管如此，在访问期间日本还是给二人留下了良好的印象。穆达在给若阿金·纳布柯的信中写道：“三十年前，西方地理学家和政论作家还把日本人视为一个卑劣的民族，然而（现在）日本人在文学、科学、艺术、工业甚至政治制度等方面吸收欧洲文明的能力，着实令我们惊讶。”1889年，巴西军舰“巴罗佐号”（Almirante Barroso）在环球航行中到达日本横滨港，随船航行的有佩德罗二世的孙子——奥古斯托·莱奥波尔多王子（Dom Augusto Leopoldo）。日本青年代表大武和三郎（Wasaburo ōtake）登舰与奥古斯托王子进行交流，并随行前往巴西留学。在里约热内卢海军学校进修7年后，大武回到日本，编纂出版了《和葡辞典》和《葡和辞典》，成为日巴友好的代表人物。 

　　1892年亚非移民禁令被废除后，巴西国内的移民公司便积极拓展亚洲业务。1894年，圣保罗州的普拉多若尔当贸易公司（Prado Jordão Trading Company）与日本吉佐移民会社（Kissa Emigration Company）洽谈引进劳工的事宜。1895年，巴西北部的帕拉州打算通过日本东洋移民会社引进3,000名劳工。但这些尝试都囿于日巴没有建交而未能成形。 

　　尽管如此，两国围绕建交的交涉并未中断，日巴政府官员间的互访及其给予对象国的高度评价，为两国建交提供了一定的舆论基础。1893年12月辣达略及其助手利斯博阿（Henrique Carlos Ribeiro Lisboa）从香港到达日本后，对所见所闻赞不绝口。辣达略赞赏日本人“接纳（西方）文明和文明人习惯的能力……他们天生就拥有一些优良品质”，所以，他公开表态“坚决支持日本移民”。利斯博阿也认为，“引入基督教的日本是理想的移民来源国”，这里是“花香四溢、色彩缤纷的一片乐土”。同年10月27日至翌年1月16日，明治政府派遣外交官根本正（Sho Nemoto）赴巴西、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和西印度群岛考察移民的可行性。回国后，他撰写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对巴西的位置、面积、人口、移住和殖民、物产、运输、通商贸易、度量衡、财政、政治、陆海军、教育等情况进行全面的介绍。在巴西考察期间，根本正曾于1894年10月20日在当地畅销报纸《保利斯塔邮报》（Correio Paulistano）的头版刊文称：“我为巴西着迷”，在这里“日本移民将得到最好的安置”，“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购买地产，教育孩子，安居乐业”；他对圣保罗州尤为推崇，认为该州“是移民们永久定居的最佳场所。他们可以在广袤的土地上建设许多乡镇”。 

　　经过两年多的谈判，1895年11月5日，日本驻法公使曾祢荒助（Arasuke Sone）与巴西驻法公使毕萨在巴黎签订《巴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宣告两国建交，从而使巴西引进日本劳工拥有了合法性。条约中有许多条款涉及日本向巴西移民以及日本侨民权益保障的内容。1896年11月27日，巴西政府批准了这一条约，巴西成为第三个与日本建交的拉美国家。事实上，1892年巴西政府几乎同时分别与中国和日本政府就遣使设馆和招募劳工等事宜进行谈判，但最终其构想在中国全部落空，在日本则逐一实现。 

　　1897年，日本和巴西分别向对方遣使设馆。8月23日，日本在里约热内卢的公使馆成立，珍田捨巳出任第一任驻巴公使。9月，巴西在东京设立公使馆，在横滨设立领事馆，利斯博阿出任首位驻日全权公使。利斯博阿喜欢“日本人（建造的）富有欧洲风格的大使馆”，赞叹日本在科学、经济和文化方面取得的进步，极力主张增进日巴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联系。利斯博阿到任两个月后，在给巴西外交部长塞凯拉（Dionisio E. de Castro Cerqueira）的信中写道：“我确信，大批输入日本移民和建立直接商贸关系将对巴西产生积极的后果……我敢肯定日本劳工对我们发展的贡献大于不使用科学和经济方法的其他文明。他们对工作精益求精的追求铸造了其坚不可摧的品格……中国人缺少的一切，日本人都有：进取心、创新精神和适应能力，这些促使他们高效且优秀，而中国人则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和巨大的精力来完成。”而后，利斯博阿在日本对外贸易协会发表演讲，鼓动日本向巴西移民，他说：“巴西水源丰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地大物博，然而人口匮乏阻碍了巴西开发的步伐。这些沃腴的处女之地正在召唤聪明、勤奋的日本劳工”，移民是双边贸易和繁荣的基础。为了加强交流，巴西政府又在神户设立了领事馆；日本政府则认定给本国移民发放的前往夏威夷的护照，去巴西同样有效。 

　　尽管双方都表达了增进日巴交流的愿望，日巴移民劳工项目进展却比较缓慢。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方面，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际咖啡价格持续走低，巴西咖啡经济陷入低迷，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下降。日巴建交后，吉佐移民会社立即着手移民计划，以向圣保罗的咖啡种植园输送劳工。1897年1月该公司代表青木忠橘到巴西与若尔当贸易公司进行商谈，5月份双方成功缔结协议。许多人踊跃报名，招工市场盛况空前，甚至出现了“满员”的情况。最终，吉佐移民会社从中招募了约1,500名劳工，打算在8月15日用日本邮船旗下的“土佐丸”（Tosa-maru）把他们运送到巴西。然而，就在临行前4天，吉佐移民会社收到若尔当贸易公司发来的“由于咖啡市场暴跌，移民引进中止”的电报，对方遂取消了合作协议。巴西的咖啡价格从1893年的3.79美元/10千克跌至1896年的1.93美元/10千克，跌幅高达50%，1902年降至谷底的1.01美元/10千克。国际咖啡价格的骤降打乱了咖啡种植园主的招工计划，咖啡业的萧条和由此带来的“财政恐慌”是导致前述移民事件失败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日本和巴西国内对输送日本劳工都存在质疑声。森冈移民会社是向夏威夷输送和安置日本劳工的主力之一，拥有丰富的移民经验。1898年，该公司派人到巴西进行考察。然而，现实让他们感到沮丧：种植园里充斥着意大利人，“他们身上全是恶习”，而且种植园主们经常拖欠工资。许多派驻巴西的日本外交官对意大利移民在圣保罗州的糟糕待遇都有所了解，所以他们对于输送日本劳工大多持反对意见。1905年，新任日本驻巴西公使杉村濬（Fukashi Sugimura）在探访米纳斯吉拉斯州的莫罗韦洛（Morro Velho）金矿之后，拒绝了巴西方面的招工请求，原因是工作条件太差。基于移民公司实地调研和驻外人员直观感触形成的消极评价，日本政府不得不慎重考量，这使其在向巴西输出移民方面蹒跚不前。与此同时，巴西驻日外交官也对输入日本劳工存在非议，代表人物是马诺埃尔（Manoel de Oliveira Lima）和吉马良斯（Luis Guimarães Filho），两人分别于1901—1903年和1906—1909年出任巴西驻日使馆代办。在马诺埃尔任职期间，圣保罗州州长阿尔维斯（Francisco de Paula Rodrigues Alves）试图从日本招募600个家庭的劳工，委托外交部让马诺埃尔与日本当局沟通此事。1901年9月15日，马诺埃尔在给外交部的报告中称，日本人在国家体制、习惯、道德、心理等方面都与雅利安人种相差甚远；他们和中国人一样很难被居住国同化，他们迁移的目的就是挣够钱尽早回国；面对新环境里的困难，他们会挑起事端，就像发生在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的情况那样。11月16日，巴西外交部将马诺埃尔的意见转发给了圣保罗州政府。权衡之下，圣保罗州取消了这个移民计划。与其前任一样，吉马良斯也是种族主义者。他认为，日本人是“骄傲的、好斗的和狡猾的人”，他们体内“流淌的蒙古人种血液及其丑陋的外表，会危害正在形成的巴西民族”，与低等种族通婚将会导致“退化和堕落”；日本人“不仅不易被同化，还会将自己的文化强加于他国之上”；“他们自诩为地球上最强大和最完美的民族，这在日后会成为（居住国的）政治威胁”。对于圣保罗州农务主管博特略（Carlos Botelho）试图与日本人水野龙（Mizuno Ryū）签署的劳工协议，吉马良斯持否定态度，并请求外交部给予阻挠。 

　　然而，20世纪初国内外局势的急剧变化，迫使日巴两国迅速将移民计划提上议事日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移民的主要目的地由夏威夷转移到北美地区，他们大多投身当地的农业、矿业、渔业、伐木和铁路修建工作。随着大批移民的进入，本土劳工感受到了来自日本劳工强大的工作竞争压力，再加上种族主义思想，于是在北美地区掀起了排日运动。美国和加拿大民众的反日情绪高涨，两国相继出台禁止或限制日本移民的政策。美日双方于1908年达成了《君子协定》（The Gentlemen’s Agreement），日本同意不再向前往美国本土的劳工发放护照，但以家庭团聚为目的的探亲移民除外。加拿大国内的反日声浪也在逐渐增强，尤其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1902年，东方移民皇家委员会（the Royal Commission on Oriental Immigration）向加拿大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写道：“日本人已经控制了捕鱼业”；渔民协会的代表称“日本人正在把其他劳工赶出工业生产，企图完全控制它”；由于日本劳工更为低廉，同样的工种他们的薪水比白人要少1/4到1/3，所以“他们与白人产生了不正当竞争”。在这种情况下，1907年，威尔弗里德·劳里埃（Wilfrid Laurier）政府派遣劳工部部长勒米厄（Rodophe Lemieux）赴日本就移民问题进行谈判。同年，日加双方达成了《勒米厄协议》（Lemieux Accord），日本同意削减向加拿大的移民数量。北美国家收紧了移民政策，迫使日本劳工另寻出路。 

　　巴西方面，欧洲主要移民来源国纷纷颁布法令，禁止向巴西输出补贴劳工移民。鉴于巴西种植园主虐待劳工的现象、保护本国劳工的权益，1902年3月，意大利政府通过了《普里内蒂法令》（Prinetti Decree），宣布终止去往巴西的补贴移民项目。随后，德国、葡萄牙相继出台政策，建议移民不要前往巴西。1910年8月26日，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Alfonso XIII）颁布法令，禁止向巴西遣送补贴移民。对于巴西的劳动力市场而言，欧洲国家的移民禁令无异于当头一棒。尤其是移民最大来源国意大利，《普里内蒂法令》的效果很快就显现出来：入境巴西的意大利移民人数从1901年的59,869人骤降至1903年的12,970人，降幅达78%；此后五年的移民输入总量为96,773人，还没有1897年（104,510人）一年的输入量多。欧洲移民劳工的减少，迫使巴西寻找更加多元的劳动力来源。 

　　1906年，在巴西政府的干预下，咖啡经济逐渐复苏。为了扭转咖啡经济的颓势，1906年2月，巴西咖啡种植园主们和政府达成了《稳定物价协议》（Valorization Agreement），政府实施“咖啡补贴政策”，“将介入市场，购买过剩产品；购买的资金将来源于外国借贷；这些借贷服务将包括在每袋出口咖啡基础上按黄金收取的新税；为了从长远上解决该问题，生产州政府不应鼓励扩大种植园”。由此，咖啡价格止跌回稳，并连续四年出现上扬态势，从1906年的1.29美元/10千克升至1911年的2.42美元/10千克。咖啡经济的再度繁荣需要注入大量劳动力，而此时欧洲劳工移民人数大幅下降，历史在给日本移民关上了北美大门的同时，又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南美的窗户。 

　　在这种情况下，日巴双方伺机相向而行，很快便达成了两国间的移民协议。一方面，日本驻外官员大力呼吁向巴西移民，私营移民公司和商会也都迅速行动起来。日俄战争后，杉村濬转而成为向巴西移民计划的坚定支持者。在对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考察后，他向日本政府提交了一份鼓励本国民众移民巴西的报告。报告的字里行间充满了自信得意的话语，“巴西民众簇拥着我，他们唱着日本国歌，邀请我做了许多场演讲。这全都是因为日本战胜了一个欧洲国家，所以他们对日本改观了，表现出来了尊重和友好”；相信巴西会像对意大利移民那样也对日本移民张开怀抱，“尽管一些言论认为日本人无法适应新的环境和语言，但我们可以学习意大利移民。他们纵然历经了千辛万难和极端贫困，然而并未失败。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成为地主，并能供养家庭”；他坚称，“日本理想的拓殖地将在圣保罗州找到，因为那里就是世外桃源”。1905年12月，这篇报告在日本外务省通商局杂志《通商汇纂》上首发，而后又被《大阪朝日新闻》转载。作为移民巴西的积极分子，水野龙在看到报告后更受鼓舞，随即到巴西驻日公使馆和外务省问询，并于当月以“皇国殖民会社”业务执行社员的身份赴巴西进行考察。受杉村濬影响的还有宫城县仙台的藤商商会。1906年9月，该商会在圣保罗城创办了藤崎贸易商店，扇子、陶器、手帕、茶叶等日本商品随之进入巴西市场，并广受欢迎。藤崎贸易商店后来不仅有经济作用，还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它资助过许多贫困移民，所以后来又被日本移民称为“人民领事馆”（people’s consulate）。1907年，日本政府颁布《外务省令第3号》，明确了保护移民和监管民营移民公司的政策，并做出奖励移民的规定。另一方面，巴西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吸引日本移民的政策。巴西圣保罗州农务主管博特略派遣移民专员赴阿根廷、智利和美国的日本移民拓殖地学习经验。为了吸引移民，圣保罗州和米纳斯吉拉斯州都承诺给予移民交通补贴。1906年圣保罗州《土地所有权法》规定：移民可以在履行完种植园的劳动合同后成为独立的农民。 

　　1907年11月6日，博特略与“皇国殖民会社”代表水野龙正式签署《移民契约》。主要内容包括：一，3年内，“皇国殖民会社”要向巴西的咖啡种植园输送3,000名劳工移民，移民以家庭的形式组织，每个家庭3—10人，运送目的地为桑托斯港，1908年5月之前须将第一批1,000名移民送达；二，有关移民的旅费，圣保罗州政府先行垫付补助每人10英镑，其中4英镑由雇主（咖啡种植园主）支付，其余的部分从移民的工资中扣除；三，酬劳以计件工资的形式发放，每采摘50公升的咖啡豆可以获得0.25—0.5美元的薪酬。1908年2月，“皇国殖民会社”得到了日本外务省的授权，可以招募移民。“皇国殖民会社”立即在各府县设立招工代理，并在报刊上刊登募集劳工的“特别广告”。此外，一些商业机构也加入宣传巴西的队伍中。1908年3月20日，“伯国渡航同志会”在《福冈日日新闻》上刊登了一则巴西招工广告，称巴西地大物博、人口稀少，四季都是“阳春三月的气候……雇主承担劳工移民的食料住居，男性每天的工资是四至八元，女性每天的工资为二至五元，这比本国劳动力工资高出近十倍。巴西政府为移民支付旅费，这里是日本建设殖民地和日本人民（海外）发展的天堂”。最终，“皇国殖民会社”首批共募得781名劳工移民，由165个家庭组成。4月28日，“笠户丸”（Kasato-maru）搭载着这781名日本移民从神户港启航，历经近两个月的航行，于6月18日驶抵巴西桑托斯港，拉开了此后数十年日本人移民巴西的大幕。 

　　结  语 

　　综上所述，近代巴西的东亚移民政策经历了“弃中取日”的转变过程。不可否认，一系列历史偶然性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巴劳工协议无法达成。然而，历史表象背后还有一些深层次原因推动着巴西的东亚移民政策最终发生转变。 

　　一是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及国际地位的变化，导致巴西逐渐倾向日本。长期以来，在巴西欲引进的东亚劳工名单中，华工一直是他们的主选项，日本劳工只是作为备选项列出的。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是亚洲的传统大国，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人口众多；另一方面是因为巴西、澳门和葡萄牙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历史关系。所以，无论是缔约建交，还是招募劳工，中国总是巴西特使东亚行的第一站，日本则是与中国捆绑在一起的顺访对象，扮演着替补的角色。然而，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东亚形势发生剧变。明治维新使日本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价值取向等方面脱胎换骨，成为资本主义新兴强国。而中国则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了中国，极大地提升了其国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巴西开始用不同的眼光看待中国和日本，也不再用“亚洲劳工”这一个名号把华工和日本劳工捆绑在一起，日本人逐渐取代中国人成为巴西在东亚招募劳工的首选目标。在巴西特使眼中，日本劳工有见识、有活力、代表着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力，他们具有华工身上所缺乏的知识、文化和能力。日本外交官根本正在考察巴西期间，也赞扬了本国劳工具备欧洲人所不具有的“安静、努力、渴望成为巴西人”的优点。与此同时，日本的成功也给了巴西进行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信心，“如果日本这样一个拥有奇怪宗教信仰的传统东方国家，都能脱掉和服、穿上西服、系上领带成为欧洲人，那么巴西又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 

　　二是中日两国海外移民政策的不同走向。19世纪，中日两国都经历了从闭关锁国到被西方列强坚船利炮打开国门的过程，但此后两国政府对海外移民的政策大相径庭，清政府从冷漠无视到消极保护，明治政府则是积极保护和主动推出。在中国封建王朝的传统观念中，海外移民是“盗、匪、汉奸和弃民”，移民活动不仅不被鼓励，也得不到政府的保护。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华夷秩序被打破，中国被动步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秩序中。第二次鸦片战争使西方侵略者在中国招工合法化，列强公开掠贩华工的权利从东南沿海扩大到全国，海外华工数量急剧增长。迫于国际社会对苦力贸易的舆论压力和维护地方统治秩序的现实需要，再加上海外华人的经济实力及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也逐渐为朝野所认识，清政府开始尝试保护海外华侨。《总理衙门致英法两国公使的照会》和1866年的《北京章程》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开始区分苦力贸易和自由移民，并尝试管理和禁止苦力贸易，护侨意识萌生。但无论是古巴、秘鲁还是美国的华工交涉案，清政府所为都是在虐待、排斥华工事件发生后的被动反应。清政府在外国设馆遣使，名义上是保护侨民，实际背后有着强烈的经济利用和政治控制的动机。1874年，清政府查禁苦力贸易，只允许与缔结商贸协定的国家输送自由移民。为了免生事端，清政府对于外国招工事宜格外敏感，对以建交为名行招工之实的外国政府基本都拒之门外。这也是为何1881年中国和巴西建交的公文中没有招工条款的原因。在1893年中巴就遣使设馆和招工问题再度会谈时，清政府不再像建交时那样对招工问题避而不谈，而是有条件地谈，条件就是自愿原则和平等相待，但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双方最终未能迈出实质性的一步。可以看出，积贫积弱的晚清政府对于海外移民事务非常谨慎，没有万全之策就不主张输出华工，更不用说主动向外移民了。究其根源，还在于其没有强大的国力做后盾来保护侨民。总的来说，晚清政府的海外移民政策呈现出“收”的姿态。与此相比，日本则完全呈现出“放”的姿态。早在1868年，明治天皇在《国威宣布之宸翰》中就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其追求强权政治和争霸世界的野心初现。到了明治中后期，经过“殖产兴业”的积累，日本初步完成了早期工业化，开始将目光投向海外，有计划地实施对外扩张，追求像西方列强那样开拓海外市场和建立殖民地。特别是日俄战争胜利后，日本的大国心态急剧膨胀，决定不再只输出受经济驱动的短期劳工移民，更要鼓励扎根于海外、具有长期视野的拓殖移民，海外移民由此成为日本殖民扩张战略中的重要一环。巴西联邦政府代表涅斯托尔·阿斯科利（Nestor Ascoli）将1905年日本对俄国的军事胜利与巴西的现代化相联系。他说：“矮小、丑陋的日本人把高大、威猛的俄国人打败了。现在，日本人比俄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更能推动进步”，“把日本人而非黑人或其他非白种人的血液引进巴西民族中，对我们的国家人口更为有利”，定能助力巴西尽早达到像日本那样的工业生产水平。 

　　三是巴日两国在建设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追随欧洲文明。“19世纪中后期巴西的移民问题与废奴问题是相互交织的。随着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想的传入，移民对于巴西而言不再只是经济符号，也是社会、文化和政治制度的符号。”种植园主及其政治代理人等既得利益集团最看重的是移民的劳动力成本和价值。在他们眼中，无论是亚洲劳工还是欧洲移民，都只是奴隶的替代品。激进废奴派、种族主义者和知识精英们等新生社会力量，则更加关注移民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价值。他们希望借助引进欧洲白人移民和鼓励种族通婚的政策，启动巴西的“白化”和现代化进程，不仅要改变巴西的人种和种族构成（自然基因），还要对国民的思想文化和国家经济体系进行彻底“换血”（社会基因），突破既得利益集团构筑的经济和政治樊篱，为自己赢得更多的话语权。这反映出，一方面巴西要努力融入资本主义全球市场，建设成现代民族国家；另一方面，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又是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以西方价值观为最高取舍标准的国家。巴西和日本都崇拜和追随欧洲，部分日本人甚至标榜已经摆脱“亚洲人”的身份，成功跻身“欧洲人”的行列。以吉马良斯为代表的巴西官员转变了之前反对引进日本移民的立场，疾呼“日本移民可以改进巴西，而中国人只会对进步和文明等启蒙运动的理念产生消极的和退化的作用，致使巴西走向落后和野蛮”。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劳工似乎能满足巴西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群体对于外来移民劳动力的一切要求——勤劳、顺从、廉价、吸收欧洲文化的亚洲“白种人”，兼具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从而能有效弥合巴西社会因移民劳工问题产生的裂隙。 

　　简言之，在巴西社会精英看来，日本已经成为“文明”和“进步”在亚洲的代名词，两者在文化认同和价值观方面都倾向于“西化”或“欧化”，更容易达成一致。在此背景下，巴西建交招工特使的到来恰逢时机，日本人多地少，亟须向外输出人口、获取资源，巴西人少地多，亟待吸引劳动力开垦大片土地，两国的发展目标较一致，一拍即合。 

　　   [杜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