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翔：20世纪初期日本的东亚“同文”主张与亚洲主义——以“汉字统一会”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汉字统一会”是20世纪初期伊泽修二等在日本发起成立的文化组织。历史上，日本和韩国都长期使用源自中国的汉字，并将其作为本国文字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文字改革方案频出，废除或限制汉字、重塑日本的“国字”等改革主张呼声甚高。在此背景下，日本国粹派提出“汉字国字论”，主张从日本“国字”角度来选择和使用汉字，这为“汉字统一会”统一东亚文字的论调提供了思想资源。汉字统一会的“总设计师”是伊泽修二，他主张以汉字为东亚思想交流的利器。“汉字统一会”反对废除汉字，主张择取汉字中“共通实用”的部分，其实就是试图将日本的限制汉字政策推广到东亚。该组织整理汉字的目标不限于统一文字，他们还主张统一语言，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亚洲做文化准备。

关键词：日本　汉字统一会　伊泽修二　汉字国字论　东亚同文　亚洲主义

　　“汉字统一会”是20世纪初期伊泽修二等在日本发起成立的面向东亚汉字使用区域呼吁进行文字改革的文化组织，其发起者将该会的宗旨表述为：通过统一日、中、韩三国所通行的汉字，为教育、经济、政治、实业等领域提供便利。该组织的总部设立于日本东京，在中国和朝鲜分别设有支部。

　　“汉字统一会”在当时颇引人关注，并有一定的影响力，日本的《朝日新闻》《太阳》《教育时论》，中国的《时报》《教育世界》，朝鲜的《皇城新闻》《大东学会月报》等都曾刊登关于该会的报道。“汉字统一会”成立后，著名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发表论文《汉字统一会之荒陋》，直指该会“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欲效秦皇同一文字”，用心险恶。

　　多年来，学界对于“汉字统一会”之名多有提及，但是对“汉字统一会”之实多言之不详，更缺乏专门研究。本文拟利用中、日近代报刊史料，考察“汉字统一会”的成立过程，探究日本创设该组织的政治意图，以此管窥20世纪初期日本的亚洲主义。

一、日本的文字改革论与“汉字国字论”的提出

　　汉字在弥生时代传入日本，经过长时间的改造与发展，演变成为日本重要的书写符号之一。但是明治维新以后，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日本多数学者将汉字与落后的中国捆绑在一起，认为废除汉字即是脱离落后的中国，从而涌现出一大批文字改革方案，特别是1880年前后，废除或限制汉字的呼声甚高。

　　1883年7月1日，提倡采用假名文字的各派结成联盟，合并成立“假名字会”。在该会的第一次“大集会”(1884年1月)上，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部长的外山正一发表了题为《汉字应当废除》的演说，呼吁日本废除汉字。该演说稿连载于《东洋学艺杂志》的第29期至第31期。值得关注的是，该刊第31期同时刊载了日本哲学家、评论家三宅雪岭的题为《使假名军的猛将为之一惊》的文章，旨在驳斥假名文字论。三宅雪岭指出，汉字如画，可以“立刻进入眼帘，第一时间感动内心”，假名则“用于表示声音，并非通过眼睛，而是通过口与耳形成语言，画面触动心灵之迅速是假名无法企及的”，“汉字与假名合用，其利损失较少，废汉字仅用假名，则会使其利尽失”，因此不能废除汉字。三宅雪岭并不否认汉字的缺点，他主张假名与汉字并用，意在弥补只使用一种表记方式的缺陷。

　　外山正一随即发表文章《读三宅氏之文百感震惊》，对此做出回应。外山正一主要针对的是三宅雪岭提出的“汉字与假名并用，其利大于仅用假名”的观点。他认为假名与汉字的差异难以调和，三宅雪岭仅是要求并用假名与汉字，却没有说明如何并用假名与汉字。外山进一步指出，即使汉字、假名、罗马字各有优点，也没有合并使用的必要，正如朝鲜字、梵文、土耳其字等均各有优点，却不能将它们合并到日语之中一样。第33期和第34期的《东洋学艺杂志》又分别刊载了外山正一的论说《废汉字兴英语乃当今之急务》和《敬告主张罗马字者》。外山指出，日本如今有两大急务，一为废除汉字，一为将西洋语言作为日本的普通之学，因为日本已经不再依赖“支那”文化，而需要从欧美诸国获取知识，所以日本必须学习西洋语言，就如同过去必须学习汉语一样。外山呼吁罗马字论者和假名论者联合起来废除汉字，他在《敬告主张罗马字者》的末尾发出号召：希冀“罗马字论者之流迅速团结”，“假名论者之流与罗马字论者之流同心协力攻击汉字”，“假名会的会员也能助罗马字会一臂之力”。

　　1885年1月17日，“罗马字会”成立。该会旨在“废除迄今为止一切用于表述日语的文字，以罗马字取而代之”。外山正一是“假名字会”的成员，同时也是“罗马字会”的成员。他强调，文字改革真正的敌人是汉字，推翻了汉字，假名字派与罗马字派便共同得到天下，所以双方不应内战，要团结一致，为废除汉字而战斗。正因如此，罗马字派与假名字派所关注的“英语本位”与“国语本位”问题实质反映出欧化主义与国粹主义的对立。该时期的日本欧化思想盛行，在“文明开化”潮流下，学问、艺术乃至法规制度等方面均模仿西方，此即“鹿鸣馆时期”。“罗马字会”是“鹿鸣馆时期”的重要成果之一，该会的发起者除了外山正一，还有矢田部良吉、山川健次郎、寺尾寿等人，他们都曾留学欧美，是醉心于西方文化的欧化主义者。

　　然而，罗马字会甫经成立便迅速走向衰落。一方面，其外部承受着来自国粹主义的压力，由国语所引发的论争，实质是不同的文化观和历史观在文字表记问题上的反映。另一方面，罗马字会的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又分为荷兰式罗马字、黑本(平文)式罗马字和日本式罗马字等各派，他们彼此之间难以调和。不仅如此，大多数文字改革论者缺乏学术性的考察，所提出的浅薄理论无法应用于现实。正如有学者所说：“除却部分主干成员，罗马字会的多数成员对于入会行为缺乏深入思考，并没有考虑国字改革的意图，其中还有成员入会只是为了学习外语。”上述问题同样存在于主张假名字的国粹主义派。因围绕文字改革歧见纷呈，日本的文字改革论曾一度趋于停滞，直至甲午战争前后再度兴起。

　　从日本及东亚的局势来看，自鸦片战争以降，东亚被迫纳入西方列强的殖民体系之中，“华夷秩序”走向崩溃；中国的近代化之路举步维艰，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迅速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并且追随欧美，对外扩张，逐步确立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大陆政策”。甲午战后，日本对于其与亚洲之关系存在两种论断：一种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论”；另一种是以陆羯南等人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即亚洲主义。前者认为日本并非东亚的一员，而是亚洲的“远西”，隶属于“文明世界”，福泽谕吉在“文明=西洋、野蛮=东洋”的思维框架内，以“文明”的名义将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正当化。后者则强调亚洲有自己独特的文明，中、日、韩唇齿相依，陆羯南称甲午战争是为了东洋和平而进行的一次“内部调整”，这也掩盖了日本侵略东亚的本质。

　　这两种“亚洲认识”在日本的文字改革论中亦充分体现。一方面，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多数学者坚定了废除汉字的决心，他们将废除汉字运动推向高潮。在他们看来，日本不可继续借用战败国的文字，因为文字在开拓文化方面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时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科教授的井上哲次郎指出，“日本人在使用支那文字的时候，多少会受到支那文字的支配”，所以必须脱离“支那文字”，以求“文学独立”、“思想独立”及“国家独立”。井上哲次郎主张创造新文字，从而提出“国字改良论”。一时之间，关于“新国字”的论说频出，如上田万年、冈仓由三郎等分别以《新国字论》为题的议说，三上参次、后藤太郎等分别提出的《关于国字改良的意见》，以及帝国教育会递交的《关于国字国语国文改良的请愿书》，等等。据1900年帝国教育会国字改良部的新字调查部统计，此时日本的“新国字”方案多达十余种。此处的“国字”泛指由日本创造、使用的新文字。它不同于日本现代意义的“国字”，并不局限于汉字字形——“和制汉字”，即“新国字”方案中既有对日本神代文字的改良、对假名的改良、对罗马字的改良，也有采用视话文字、速记文字等的提议。但是他们倡导的“新国字”同现代所说的“国字”一样，都具有民族国家观念的内涵，排斥中国的影响，强调“由日本所创造”。换言之，其实日本“新国字”论者基本上均以废除汉字为目标。

　　另一方面，部分学者明确反对废除汉字，如三宅雪岭提出“汉字利导说”(汉字尊重论)。1894年，三宅雪岭在《太阳》杂志相继发表论文《汉字的利害》《论国字》《国字论与衣食住论》《汉字利导说》等。三宅雪岭认为，汉字虽在记忆方面具有“一言一语、均为一符号，其数乃繁殖数万”的缺点，但汉字之利是表音文字所不具备的，汉字作为象形文字，更容易在脑海中形成画面。三宅在《汉字的利害》一文中分析了汉字与中国的关系。与“废汉字派”不同，他探讨了汉字的凝聚力，认为中国虽然广大，人数超过欧洲的总和，汉字依然可以通行全国；而欧洲，因为使用表音文字，语言各异，彼此之间无法相通，中国文字的凝聚力正适用于“将要掌握东洋霸权地位”的日本。三宅进一步指出，“汉字乃东亚交通不可或缺之工具”，他告诫“废汉字”论者，“利害论”不等于“存废论”，不能因为汉字存在弊害而要求全面废除汉字，就此提出“汉字利导说”，即对于汉字，要“减其弊害而增其利益”。

　　相较于三宅雪岭，时任日本哲学馆馆主的井上圆了反对废除汉字的立场更为明确。他在为哲学馆文科学生所做的演讲中，陈述了“汉字不可废论”。井上圆了依次驳斥了“汉字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字”、“(习)汉字妨碍脑髓发育”、“汉字是古老腐朽的文字”等观点，指出废除汉字必会“引发人心上的异动”，且“影响伦理”。他高度赞扬了汉字的“美术韵文”，认为使用汉字更利于保存日本的特性。井上圆了也强调了汉字对于日本控制东亚地区的重要意义，指出“为了日本将来顺利进入支那内陆、抢占利益，现在更应奖励汉学研究”。可以看出，井上圆了注意到“汉字在世界中的势力”(即由中国人口数量所决定的世界范围内汉字的使用比重)，所以他建议日本应该利用这种“同文”的天然优势，让“台湾人永远归依于日本、朝鲜人永远臣服于日本、支那人永远欢待日本”。

　　三宅雪岭和井上圆了是国粹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立足于日本、着眼于东洋，将汉字看作日本的“国字”，已表露出“超国家主义”的倾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言论虽然看似与主流相悖，但是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全然废弃汉字，并未否定限制汉字。而其他学者尽管依然对“音声文字”抱有幻想，但他们已经意识到，对日本而言，无法即刻废除汉字(相较于假名字派和罗马字派，新国字论派已具有一定的妥协性)。三宅雪岭和井上圆了的论断实际上为日本的文字改革及文化走向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他们将汉字作为“东洋交通之工具”，“汉字统一会”的“以汉字团结东亚”与此一脉相承。

二、伊泽修二及其东亚“汉字统一”实践

　　“汉字统一会”的“总设计师”是伊泽修二，该组织基本可以看作由其一手策划。伊泽修二不仅是日本著名的教育家，也是日本贵族院敕选议员，与日本政界联系密切，他的教育规划一定程度上反映并影响着日本的政治、文化决策。

　　伊泽修二自1890年起开始研究汉语。1890年，日本首相山县有朋指出，日本不仅要保卫“主权线”(即疆土)，还要保卫“利益线”。所谓的“利益线”，是指与国家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于日本而言，此时的利益线之焦点是朝鲜。山县有朋认为，日本内政的当务之急是扩军备战和鼓吹爱国主义教育。同年，伊泽修二发起国家教育社并被推选为社长，伊泽对汉语的关注由此开始。埋桥德良曾考察过伊泽修二研究汉语的目的，他认为江户时代的先觉者是为了准确读解汉文研究汉语，伊泽修二的汉语研究则是出于中日交流目的。由伊泽修二纪念事业会编纂委员会编写的《乐石伊泽修二先生》一书中进一步分析道：“亚洲一旦发生事变，支那必定是竞争的舞台，不通晓支那语便无法疏通支那人的意志”，日本与中国是辅车相依、唇亡齿寒的邻国，但是日本会说汉语的学者却少之又少，“倘若语言互不相通，即便处于一室之中也会漠然如木偶，咫尺相对亦如千里相隔”，鉴于此，伊泽修二将研究汉语作为自己的志向。

　　1895年，伊泽修二的第一部语学著作《日清字音鉴》出版。该书绪言中写道：

　　本书致力于阐明现今日、清两国所通行的字音之间的关系，以东亚的语学为志向并附以考究。此书所汇集的文字是支那官话中的普通文字，共四千有余。对其施以我国历来惯有的字音，以五十音图的顺序分类，通过我国的普通字音便可直接检索到彼国(中国)的字音，应为便捷，由此以期为彼我思想的交通助以一臂之力。

　　可见《日清字音鉴》的编写目的是与中国“思想之交通”。“以东亚的语学为志向”则体现出编者的着眼点并不局限于“日、清”两国，而是觊觎“东亚”。

　　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明治政府签订《马关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日本为了统治台湾，设立台湾总督府，由桦山资纪担任第一代总督。据伊泽修二回忆，桦山资纪被内定为台湾总督后，曾向伊泽征求关于台湾教育的意见，希望在该地推行国家主义教育。伊泽阐述意见，并借此机会呈递《日清字音鉴》的原稿。桦山认为大为可行，劝说伊泽修二一同前往台湾亲自推行他的教育规划。

　　伊泽修二渡台后，任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长，主持殖民地教育。伊泽上任之初便特别重视殖民地的语言问题，断言“对于新领土的建设与管理，最主要的是传播日本的语言与文章的种子，这是彼我交涉的重要工具，是刻不容缓的急务”。埋桥德良指出，伊泽修二“与强制他民族使用统治国语言的、典型的帝国主义殖民者教育的指导者稍有不同，伊泽认为，有必要在教化台湾住民使用日语之前，首先让日本教育者自己学会台湾住民的语言，与住民接触”。可见伊泽十分重视学习殖民地的土语。然而《日清字音鉴》并不适用于台湾，《日清字音鉴》中所列的北京官话与台湾地区使用的闽南语相去甚远，《日清字音鉴》无法用于治理台湾。伊泽修二转而从事台湾语研究，编辑日常必要的普通用语、军队用语等单词篇与会话书；集合地方士绅子弟，传授日语；并组织编写《日台小字典》。1898年，《日台小字典》出版发行。该字典虽然以“小字典”命名，却收录了日语中“最广泛通行的约六千五百条词汇”，并将其对译为台湾语。对于台湾语的读音，主要注以假名和八声符号。《日台小字典》绪言中的“编写目的”只是隐晦地表述为“用于彼我语言的检索”。

　　另需一提的是，伊泽修二没有强迫台湾废除汉字与汉文，而是蓄意利用“同文”的优势，在学校设立读书科、推广四书五经等汉文教材。日本学者驹込武曾分析过伊泽修二关于台湾的教育构想，认为帝国日本对台湾的支配采用了“文化统合”的原理，伊泽修二的构想是活用“同文”，力图均衡汉文与日语教育，并且巧妙地找到了儒教内容与国体论的折衷点。可见汉文与儒教是伊泽统治台湾的两大工具。在伊泽修二看来，汉文和儒教兼属中、日两国的国粹，他正是通过对二者做文化统合，试图将台湾纳入到日本的天皇制国体之中。

　　1898年，伊泽修二返回日本。这一时期，伊泽的东亚“同文”实践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对汉语的研究重新回到北京官话，关注的焦点也从台湾扩展到东亚。1904年，伊泽修二的《视话应用清国官话韵镜》及其解说书付梓。对于汉语读音的表记，伊泽一改《日清字音鉴》中并用威德氏罗马字与日本假名的方式，在借鉴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等中国文字改革经验的基础上，融合视话法，创造出了可以阐释汉文音韵原理的、具有世界共通性的记音法。

　　另一方面，伊泽修二热衷于“助力”中、韩两国编写日语教材，急切地在东亚推广日语。1902年，《东语初阶》出版发行。该书是日本为中国编写的学习日语的教科书，伊泽修二在“弁言”中写道：

　　东中交通垂二千载。隋唐时代，我学于中，惟时有古今，道有隆污，势会千流，自不能避。今欲擒撷于遐方者，输引于比邻，敢曰尽东亚之责任，亦聊以酬夙昔之高情，阶梯何在？语言其先，此本书之所由著也。

　　可见《东语初阶》的编写动机是使日本“尽东亚之责任”，由日本统一东亚。1904年，日本胁迫大韩帝国缔结《日韩协约》，将韩国的财政、外交等“一切要务”置于日本的指挥之下。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又通过《朴茨茅斯合约》，迫使俄国承认了日本在朝鲜半岛所享有的一切特权。日本越发加紧了对朝鲜半岛侵略的步伐，《东语初阶》的“韩译重刊版”也随之问世。伊泽修二将该书的编写缘由阐述为：《东语初阶》在中国已取得较大的成效，中国设有日语学科的学校多援用《东语初阶》为教材，中、韩均为日本的邻邦，日本不会厚此薄彼，韩京南北铁路(京釜铁路)即将开通，日后日、韩往来定会愈加频繁，互通语言已是刻不容缓。京釜铁路是朝鲜铁道最重要的干线，其敷设权与经营权皆由日本掌握。不仅如此，日俄战争期间该铁路在日本的军事输送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日俄战争后日本又逐步开通了朝鲜铁路与日本国铁的联运。伊泽修二所说的“日、韩往来定会愈加频繁”实为日本的对韩侵略。

　　针对日本的国语表记与国字改良问题，明治政府曾于1902年在文部省设立“国语调查委员会”，“文字采用表音文字，综合调查假名与罗马字的得失”是该机构最重要的调查方针。对于汉字，“国语调查委员会”将关于减少汉字的调查作为普通教育的应急措施。其最终指向是废除全部汉字，专用表音文字。1903年，《汉字省减案》完成并通过审议。1905年，《音韵调查报告书》出台。同年，伊泽修二发表了关于国语问题意见。

　　伊泽修二提议调查日语的同时调查中国、朝鲜及台湾地区的音韵，因为“字音表记法与日本的新领地及日本邻邦现行的发音关系密切”。伊泽的落脚点并非日本的字音表记法，而是通晓东亚语言。他认为，虽然中国、朝鲜及台湾地区的音韵一直处于变化之中，但是如果了解他们历来的读音并总结规律，也能对现在的文字读音做一定的推断。他以殖民者的姿态谴责“国语调查委员会”没有将中国台湾音韵列入调查的做法，又言日本已经出兵“满、韩”，切不能错失经营“满、韩”的机运，因此要求将汉语与朝鲜语作为日本中学的必修科目，并建议在中学以上的学科中加入中、韩等邻国的语言。伊泽修二明确反对废除汉字，他将汉字视为“东亚五亿乃至六亿生灵的思想交通的利器”，强调汉字对日本而言的重大意义：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之时，日本利用汉字谋划军事，取得大捷；而在战后的经营中，汉字的作用更将会日益凸显。伊泽后来在为“汉字统一会”的《同文新字典》所作的“序”中，亦将汉字表述为“交通东亚五万万生民之思想，不可或缺之利器”。综上，“汉字统一会”的构想应该已经在伊泽修二的心中初具轮廓。

三、中国提学使访日与日本提议设立“汉字统一会”

　　组织建立“汉字统一会”这一计划的首次公开提出，是在1906年9月日本宴请中国提学使的晚宴上。提学使是中国方面对“汉字统一会”的主要响应者。

　　1905年12月，清政府设立学部。随后，对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进行改革，改“学政”为“提学使司”。提学使需要具备出洋的经历，同年的《广益丛报》与《通学报》刊载了《学部奏请派提学使游学折》。其中写道：各省学堂官绅必先出洋考察，提学使司为学堂官绅表率，尤宜亲自出洋详加考校；除了之前有过出洋经历、或是在办理学务方面资历深厚者，应先派赴日本考察学校制度及教育行政事宜，以三个月为期，归国后再赴任至各直省。张寅分析了关于提学使的选拔标准，指出比起具备新式教育工作经历，清廷更看重其在翰林院任职的旧资历，从二者在首批提学使人选中所占的比例来看也的确如此。所以学部要求首批提学使赴日本考察教育，也是为了弥补他们在新式教育专业知识方面的不足。

　　在上述规定下，各省提学使于1906年8月4日，从上海乘德国邮轮东渡日本。《山东官报》《直隶教育杂志》《寰球中国学生报》以及日本的《教育界》《教育学术界》等都对“提学使东渡”予以报道。这些报道之中，关于访日提学使人数的记载版本众多。据汪婉考证，此番赴日的提学使共计16人，8月8日，湖北省提学使黄绍箕等12人先行抵达东京，福建省提学使姚文倬、江西省提学使汪诒书于8月16日到达，山东省提学使连甲、安徽省提学使沈曾植分别于8月31日、10月9日抵达。

　　提学使得到了日本外务省、文部省以及帝国教育会的热情接待。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永泷久吉、驻中国公使林权助分别向日本这一时期先后任外务大臣的西园寺公望、林董报告了提学使访日的缘由与规划。提学使“到东后即会同杨公使于六月二十六日至文部省会晤文部大臣及其次官，商议视察教育制度”。计划等暑假结束后，由文部省派员引导巡视各学校；并且定于七月初一以后，特为各提学使开设讲会，每日三小时，约一月讲毕，讲会内容涵盖“明治教育沿革”“各国比较教育制度”“教育行政”等。

　　9月26日，日本帝国教育会召开俱乐部晚餐会，招待中国提学使。出席宴会者多达百余人，其中中国方面共14人，分别是湖北省提学使黄绍箕、山西省提学使锡嘏、湖南省提学使吴庆坻、黑龙江省提学使张建勋、甘肃省提学使陈曾佑、吉林省提学使吴鲁、福建省提学使姚文倬、江宁省提学使陈伯陶、江西省提学使汪诒书、新疆省提学使杜彤、云南省提学使叶尔恺、广西省提学使李干芬、山东省提学使连甲以及翻译冯阅模。

　　黄绍箕代表诸提学使，致谢日本文部省及教育会，并就中国的教育现状提出了两个问题：

　　一、欲谋教育普及须先设师范学堂，此至当不易之办法也。惟中国地大人众，须得数十万小学教师略可敷布。目前学童待教甚亟，万难猝办，除设立师范以外，应如何变通办法以应急需。

　　二、中国文字太深，语言不一，内地交通不便之处尚多，不流社会风气仍多闭塞，致生种种阻碍，宜用何种方法使之开通。

　　概而言之，两个问题分别是师资不足问题与文字艰深、语言不统一问题。

　　伊泽修二回答了第二个问题，他认为解决方式是“整理日、中、韩三国的读音，编成一部字典”。伊泽向诸提学使表达了于近期成立“汉字统一会”的意向，并阐明了该会的旨趣。如前所述，对于“汉字统一会”，伊泽修二酝酿已久，所以他面对黄绍箕的提问，不假思索地连旨趣一同道出，而黄氏的发问也为他提议成立“汉字统一会”创造了绝好的契机。

　　日本帝国教育会十分重视黄绍箕提出的问题，于10月3日开会商讨，决议成立调查委员会，选举若干名委员，进行调查与解答。10月9日，教育会会长正式任命教育家伊泽修二、波多野傅三郎、冈五郎，法学博士高田早苗、田中敬一、根本正等，文学博士币原坦、关义臣等为调查委员。10月15日，调查委员会召开讨论会，会末，因“以为答复不如晤谈得以上下讨论”，遂“议定日期”，拟与中国提学使当面会谈，交换意见。

　　10月25日，帝国教育会调查委员会再次召开会议，中国方面，黄绍箕、吴庆坻、陈曾佑、姚文倬、叶尔恺、杜彤、刘廷琛及翻译冯阅模和黄曾锴出席会议。会上，调查委员会成员关义臣、汤本武比古、町田则文依次就黄氏的问题阐述了见解。对于中国“文字太深、语言不一”的困境，他们建议“应以一音符文字辅助汉字”，以达“耳目并治”之效；将官话作为常用文，以使言文一致，从而避免诸多阻碍，此“官话”以北京官话为宜。

　　伊泽修二在此前已迫不及待地向中国提学使递交了意见书。1906年11月的日本《教育公报》第313号刊登了上述学者的观点和伊泽的意见书。伊泽的意见书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回答提学使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提问，第二部分申明“汉字统一会”的旨趣。在第二部分中，伊泽修二首先介绍了他的个人经历：自幼时至十八岁，专攻汉学；明治维新之后转入西学之门，先学于国黉，后游学于美国，“学理化博物金石地质，且视察其学风”；归朝以来又历任东京市会议员、贵族院议员等。这意在强调他“于新学之文字，较常人为多识”，换言之，是为表明他的建议是在充分地了解中国古有之文学、准确地把握西方之教育前沿、通感民间社会之情状的基础上提出的。

　　伊泽结合他在台湾任职的经历，指出在中国南方所使用的汉字之中，有对日本人而言“未尝用或罕见之文字”，这种文字数量有数百个；又言在与同人创办泰东同文局之时，得以广交中国各省的学者、绅士，从而接触到先前“所不及知之字面”。据此力证他深知“于新文明所要之汉字”。伊泽修二基于上述经验，建议编纂《三国音韵字典》，并阐释该字典的标准如下：

　　一、汉字之三国共用者(约五千字)。

　　二、行于甲国而不行于乙国者(约六七百字)。

　　三、新字及俗字之日常须用者(三国皆有之)。

　　他据此得出结论，“须选定字数约六千字”。伊泽修二将该字典定性为“新学字典”，即此字典不是“专考古来文学之书”，而是为了“三国交通告急之今日”，故以此作为“甲国人学习乙国语之阶梯”。言外之意，那些日本人“未尝用或罕见之文字”不属于“于新文明所要之汉字”，这其实是试图建立以日本人为主导的标准，将日本的限制汉字政策推广到东亚。

　　按照伊泽修二的构想，《三国音韵字典》编成后将每三年修正一次，初次编成的字典仅是“单字”，修正之时则“添入短句”，“以后每次益加详密”，以期成为一部“极完备之作”。可以看出，修订字典的目的不是“补异”(补充未收录的汉字)，而是“求同”(更加深入地挖掘三国文化的共同之处)，从而为日本统一东亚创造有利的条件。

　　在组织构成方面，日本打算从三国之中各选举一名会长，并设置副会长、干事等若干人，推举三国之中“文德最著者”作为总裁。汉字统一会的本部置于东京，中国和朝鲜分别设立支部。所以“从三国之中各选举一名会长”其实是指各支部的会长，本部与支部的设置方式明显地体现了主从地位。“汉字统一会”的入会条件是交纳一元会费并履行两项义务，两项义务一为“用字当据本会字典”，一则“多购求本会刊物”。这意味着入会即是服从日本限制汉字的政策，这一点鲜为当时的中国人所察觉。

　　据日本《教育时论》报道，中国的“赞成者与发起人”有黄绍箕、吴庆坻、姚文倬、刘廷琛、叶尔恺，以及张廷彦、松云程等人。其中张廷彦和松云程是在日本的汉语教师，其余皆为此次赴日考察团的提学使。

　　值得一提的是，设立“汉字统一会”的提议引起了中国媒体的关注。《东方杂志》以《中国提学使东游访问纪略》为题，全文翻译了日本《教育公报》刊载的10月25日调查委员会的讨论内容及伊泽修二的建议书。《教育世界》则摘录了伊泽修二的《呈中国诸提学使意见书》，并补以副标题“论中国语言及中日韩三国文字之宜统一”。编者在该文的末尾添加按语：“必有一原则，然后能组织一国。统一之条件甚多，言语其大端也。伊泽氏此论，切中肯綮，其论东亚三国文字之宜统一，亦为方今要图。所愿当局者参酌采用之也。”可见《教育世界》十分赞同伊泽统一一国语言与统一东亚文字的方案。

四、“汉字统一会”的组建及其活动

　　中国提学使回国后，日本于1906年12月25日召开了“汉字统一会”发起人会，选举金子坚太郎为创立委员长、伊泽修二为常务委员长。此后几经评议，逐步拟定总裁与会长的人选。1907年4月12日，“汉字统一会”于东京华族会馆召开总会。会员大都临会，中国驻日公使杨枢也列席其中。会上公布决议，选举伊藤博文为总裁，金子坚太郎为日本部会长，伊泽修二、村井吉兵卫为日本部副会长，张之洞为中国部会长，端方、严修、杨枢为中国部副会长，朴齐纯为韩国部会长。

　　关于上述人选的资历，伊藤博文自不待言。他是明治政府的开国元勋，历任日本首届首相、首届枢密院议长、首届贵族院院长，曾四度组阁。甲午战争之后，伊藤博文主持签署《马关条约》；1905年任首届韩国统监，主持“日韩合并”工作，扶植朴齐纯和李完用建立傀儡内阁，并于1907年迫使大韩帝国签订《丁未七款条约》(第三次日韩协约)，加速了日本吞并朝鲜的步伐。由此可见，伊藤博文符合所谓“文德最著者”的要求。

　　金子坚太郎、伊泽修二及村井吉兵卫分别是日本政治界、教育界和实业界的翘楚。会长与副会长出自不同领域，一方面利于证明“汉字统一会”的权威性，即该会所选的汉字已足以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为了显示该组织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金子坚太郎时任枢密院顾问官，他曾多次表露由日本统一东亚的意向。日俄战争后，“黄祸论”在欧美国家升温，金子坚太郎以此为背景，提倡统一东亚汉字。他主张以文字为纽带，为东亚团结作动员，指出“今日欧美各国，动辄有所谓黄祸论者。查其意，不外以日清韩均属同种同文。如三国同心协力以进行亚东经营，则欧美国人恐他日被逐于东亚大陆”。金子坚太郎在主张“亚洲一体”的同时，强调日本的“兴亚”使命，呼吁日本应荟萃东西之文化、融合新旧，铸成一新文化之要素，向东亚大陆传播日本的文化。他坚定地认为：能将东西文化荟萃一处、陶冶一炉、别造出东洋新文化之要素者，只有日本。

　　金子坚太郎意识到汉字与汉学的重要性。他力主“汉学不可废除”，认为如果没有汉学，日本今日的文明也会荡然无存，“日本的国语是由假名与汉字构成，其中汉字又占据多数，如果将其去除，日本的国语也会变得浅薄、野蛮卑微、势力衰弱”。金子坚太郎认同“汉字国字论”，在他看来“虽然今日的汉字与汉学被命名如此，但它们实际上也是一种日本文与日本学”。金子就日俄战争后的局势做出判断，指出“支那是将来世界竞争的中心点”，“是列强政治、外交与实业的中心点”，所以他特别强调“支那语”的重要性，呼吁日本利用与中国是“同种”且“同文”之国的优势，在与列强的竞争中发挥此优势。就这一层面而言，金子坚太郎的“汉学不可废除论”可以看作是对井上圆了“汉字不可废论”的延续与发展。

　　金子坚太郎虽然极力主张“亚洲一体”，但他始终明确地将日本与亚洲的其他国家相区分，将日本置于亚洲的主导地位。这是所谓的“亚洲一体”的前提，实质是日本的亚洲主义，即由日本统一东亚。这与日本国粹派的思想类似。盛邦和指出，日本国粹主义虽是宣传“国粹”，但其思想与亚洲主义紧密相连，他们注目日本文化与亚洲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的内在深远联系，对之做正面肯定与宣传，主张更新与“复兴”亚洲文化。盛邦和将这种亚洲主义界定为“文化亚洲主义”。他认为“日本的文化亚洲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是‘儒学回归主义’”。同理，“汉字的回归”是日本亚洲主义的另一种表现。汉字与假名相结合，成为日本的“国字”，也成为日本“国粹”与文化传承的媒介。因此，在日本经历西方文化的洗礼，欲弘扬亚洲乃至日本民族文化传统时，便会重新认识汉字的精神价值与社会功能，以此对抗全盘欧化思想。

　　对于“汉字统一会”之中国分部和韩国分部的会长人选，日本人应是综合考虑了权势地位及其与日本的亲疏关系。张之洞在与其幕僚黄绍箕的通信中曾推测说：“谬以鄙人海外知名，公举为该会会长。”张之洞是晚清名臣，长期任湖广总督，是权力最大的地方督抚之一。1907年，清廷欲通过官制改革加强皇权，削弱地方官吏的权力，将张之洞调到北京。张之洞任军机大臣、大学士，兼管学部，因而在语言文字改革层面，张之洞理应持有较大的话语权。更关键的是，张氏长期与日本政要保持密切的联系。此前他表露过与日方“同种族联合”的意向，曾致电日本参谋大佐神尾光臣称：“贵国与敝国同种、同教、同文，同处亚洲，必宜远过他国方能联为一气”。庚子事变后，张之洞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指出如今乱徒“不辨孰欧孰亚”，各国也“莫分为匪为兵”，唯有日本“深知中国情形，有共利共害之势，有同洲同种之情”。同年8月，他附和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的“措置东三省条议”，认为“其言深切恳至，规画宏远”。日本政界十分重视张之洞在中国的威望。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曾密切关注张之洞的权势与政策，早在1898年就曾表示世人皆“以张之洞为清国第一流的政治家，是世界之豪杰”。“东南互保”协议成立后，宗方又曾秘密奏报日本政府，认为长江一带最有势力者，莫过于张之洞和刘坤一，建言日本游说二人迎驾皇帝，建立新政权。所以在日本看来，张之洞是中国分部之会长的合适人选。

　　端方是清末要臣，满族贵胄。他于1905年被召回北京，被任命为闽浙总督，未及上任，便被派遣出使西方考察宪政，曾在此次考察中访问日本，并在回国后力主以日本明治维新为学习蓝本，速立宪法。严修是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1902年到1904年间曾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教育方法。从严修的《严修东游日记》(包括《壬寅东游日记》和《第二次东游日记》)可以看出，他与日本各界名人多有接触。杨枢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官，自1903年起任驻日公使。他了解“汉字统一会”的成立过程，并有所参与。

　　韩国方面，朴齐纯是李氏朝鲜末期至大韩帝国时期的政治家，属于亲日派。他从1898年起就任外交大臣，1905年以全权大臣的身份与日本缔结“第二次日韩协约”(《乙巳保护条约》)。该条约规定，大韩帝国撤销外交机关，不再设立外务大臣的职务，这意味着韩国失去外交与内政的主权，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朴齐纯被韩人称作“卖国贼”，但是朴氏的权势及亲日态度却恰可为日本所利用。

　　然而上述名单只是日本的一相情愿，实际聘任情况与构想出入较大。例如，张之洞在“汉字统一会”成立之初对此会并不知情，得知被推举为中国部会长后断然拒绝。陆胤曾细致地考察了张之洞系统对日本经验的迎拒，认为张之洞“亲历了日俄战争”，“已抛弃‘人种同盟’的幻想”，并指出“实则张之洞直到汉字统一会成立的第二年，才获知入会讯息，且始终未参与会务事宜”。刘鲜花在陆胤研究的基础上指出，虽然张之洞认同“同文”的便利性，但是“新名词”、“新文体”乃至“新音字”(即切音字)都使张氏充满危机感。刘鲜花据此认为，张之洞对待“汉字统一会”较为慎重，表现出消极的态度。

　　张之洞曾致信黄绍箕，委托黄氏代替其担任“汉字统一会”中国部会长一职，并托黄氏接见赴武汉考察的伊泽修二，“藉聆闳议”。该书函分别被收录于《黄绍箕集》与《张之洞全集》。关于书函的时间，前者没有提及，后者明确标明为“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即1908年10月19日。黄绍箕去世于1908年1月，黄绍箕的年谱记载：“伊泽修二诣武昌，礼聘先生为会长，先生辞不可，允为名誉会长”。黄氏会见伊泽应发生在收到张之洞的信函之后，可见上文中书信时间的标注不可信。

　　关于张之洞与伊泽修二的“在京晤谈”，日本《朝日新闻》有所报道：

　　伊泽修二三十日访问张之洞氏，聘其作汉字统一会(中国部)会长。张之洞氏辞以国事繁多且老来记忆衰退，无法胜任，但是对其旨趣表示赞成，允为名誉会员，并引荐湖北提学使黄绍箕氏为会长。

　　据上述报道可知张氏与伊泽氏的会谈是1907年10月30日，即“汉字统一会”成立后的半年左右。该新闻关于张之洞辞任原因的报道也基本上与张氏信函中的表述一致。通过书函和新闻的内容可以发现，此前张之洞对其被推举为清国部会长之事似乎是不知情，或没有花费心力了解该组织。他对于“汉字统一会”的理解，主要是通过与伊泽修二的“在京晤谈”，极有可能是在伊泽修二的介绍下，张氏才得知“汉字统一会”是在“日人有废汉文之说”的背景下，为“联东亚诸国儒者，维持汉学”而设立的协会。张之洞对“汉字统一会”的认识可能仅停留于此。

　　但是张氏没有否定“汉字统一会”，且推荐黄绍箕代替他任会长。黄绍箕早年授业于张之洞，又续弦张之洞的侄女为妻，常协助张氏办理重要文案，是张氏的心腹。张之洞从中牵线，委托黄绍箕与伊泽修二就“汉字统一会”继续商谈，并赞扬伊泽修二“中国文学根柢颇深”，即便不能证明张之洞仍然对中日同盟有所幻想，至少可以说明，他已经默许了“汉字统一会”的存在，或对此持观望态度。

　　关于请聘“汉字统一会”中国部会长的原委，日本《教育时论》杂志中有更为详细的记载，亦可作为辅证：

　　本次伊泽副会长赴清，在北京拜访张之洞，请其担任支那部会长。张氏甚是赞同该会的主旨，但由于(张之洞)如今已是七十三岁高龄，担任中央政府要职已较为困难，无论如何也不能胜任创业之主裁者。张之洞推荐武昌的黄绍箕为会长，说黄氏虽然官位不高，却是中国的第一流大儒，富有威望，正适于(汉字统一会)事业的发展。(伊泽修二)又拜访了黄绍箕，遭到黄氏恭谦地拒绝。(黄绍箕自称，)即使是张大人推荐，也难以受此大任。但他又表示完全赞同(汉字统一会)的事业，建议尽早召集学者、政治家等协调，推选会长的最佳人选。

　　可见黄绍箕也没有允诺担任中国部会长。值得一提的是，该文还报道了奉天巡抚唐绍仪和直隶总督杨士骧对于“汉字统一会”的态度。据伊泽修二所言，唐绍仪之前曾建议北京政府成立与“汉字统一会”“主旨略同”的机构，所以当他得知伊泽修二的来意后，“立刻举双手赞成”。伊泽修二在天津会见杨士骧时，“杨士骧亦表示非常赞成”。但这也只是伊泽修二的一人之言，关于黄绍箕、唐绍仪、杨士骧的立场仍有待进一步考察。

　　韩国方面，1908年6月，学部大臣李载崑与中枢院顾问朴齐纯发表了“汉字统一会”韩国支部的旨趣，指出中国、韩国和日本“环海联峙，如三足之鼎”，缺一不可，况且正值世界竞争之时代，若文字不相同，则“情阏而不通，势散而不集，德孤无邻，侮至莫御”，所以三国必须团结，联合之策，在于统一文字。同年9月7日，“汉字统一会”韩国支部召集社会名士于中桥义塾内召开会议。又据《皇城新闻》的报道，韩国支部选举李载崑为会长。这虽然与日本原来的规划有所差异，但基本达到了预期效果。

　　对比《汉字统一会章程》和此前伊泽修二向中国提学使提出的意见书可以看出，“汉字统一会”的创建宗旨、机构设置及活动形式等与伊泽的规划基本一致。《汉字统一会章程》共二十五条，其中第十五条至第十九条规定了其活动形式：

　　第十五条，欲达第一条之旨，凡字典中文字，不能行于世者删除之，现今习用文字，字典所不载者增加之，以选定三国通行文字。

　　第十六条，据前条之旨，选择现今必需文字约六千字，施以三国音韵注释。

　　第十七条，本会员应遵前条字典，力行本会之旨，且谋其洽行。

　　第十八条，本会于选定字典文字，广征会员意见，设特别委员增删之。

　　第十九条，本会每年开总会一次，作报告书，颁之会员，且临时集会，以研究扩张主旨之方法。

　　从中可见“汉字统一会”最重要的活动是编纂“同文字典”。

　　1909年，以“汉字统一会”的名义编成的《同文新字典》由泰东同文局出版发行。泰东同文局是1902年由伊泽修二创办的出版机构，同文局以面向中国和朝鲜出版、发售图书(多为教科书)及其他教学用品为主要业务，伊泽修二的《东语初阶》(包括其韩译版)等书籍均由此处出版。埋桥德良考察了泰东同文局名称的由来，指出“泰东”与“泰西”相对，含有“东洋诸国”之意；“同文”指“使文字相同”，该出版社以统一“东洋”诸国的文字为目标。1905年泰东同文局扩张、改组，由实业家藤山雷太任理事长，伊泽修二仍任顾问一职；出版社本局置于东京京桥，编辑所置于小石川，在上海设置分局，并在汉口、天津、营口等地设立贩卖所。诚如方光锐指出，“泰东同文局虽然是一家私人出版社，但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亚政治形势与日本大陆政策，伊泽修二所描绘的是由日本主导的未来‘东亚’的图景”。泰东同文局在招募资金的广告中亦明确写道：该社的扩张发展是为了适应在东亚三国扩张学校、普及新学的需要。《同文新字典》的出版意图由此可见一斑。

　　金子坚太郎在《同文新字典》的序言中更直接地表现出了统治东亚的意向：“经营亚东”已成为“世界大势之所趋”，日本应该利用与中国“同文同种”的优势，以笔代舌，在日语的基础上稍变语法，改为汉文，这对日本来说并非困难，对欧美而言，却是难以企及的优势。金子将编纂“同文字典”的缘由阐述为：

　　今后日本国民所负之责任，如是重且大矣，将从何实行开办之乎？其办法虽多，而其最紧且切者，则莫先于将日、清、韩三国日常所惯用之文字，整齐划一，编成三国共通字汇也。

　　在金子坚太郎看来，统一文字是日本“兴亚”使命中的重要一环。他指出，如今盛世不缺少字典，却没有此等“同文”字典，东亚虽谓“同文”，但是却字音各异，“以笔代口”交流仍为不便。言下之意，整理汉字、注以三国读音的目的实为统一东亚的“语言”。金子坚太郎以汉字为“利器”，为日本规划了“完成亚东开发之业”的蓝图。他的“东亚同惠”、欧美国人“均沾其惠”的愿景，也正呼应了日本“侵占亚洲”，进而“制霸世界”的“大陆政策”。

　　《同文新字典》的编纂完全遵循《汉字统一会章程》，“选择现今必需文字约六千字，施以三国音韵注释”。在表记方面，日语沿用汉字音，依照普通记法，用平假名，同时附以汉音与吴音；汉语与韩语，则采用“新音字”，此“新音字”基本依照的是伊泽修二的“清国官话韵镜字解”。

　　1915年，《同文新字典》由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再版发行。笔者通过对比两版字典，发现内容(包括页码)完全相同。由此可见，一方面，《同文新字典》时隔六年的再版意味着日本依然对统一三国文字抱有幻想；另一方面，所规划的“每三年修正一次”没有实现，也暗示日本将统一三国文化的主力转移到其他方式，如直接在中国东北、朝鲜等地设立日语学校等。

　　值得一提的是，两版字典均印有伊藤博文的题字“书同文”，每字各占一页，第四页单独印有伊藤博文的落款。再次印证，东亚“汉字统一”构想不单纯是个人或社会团体的行为，其背后的支持者是日本政界，于日本而言，统一东亚文字是使日本成为东亚霸主的重要手段之一。

五、结语

　　19世纪中期以后，在欧美国家白色人种优越论和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日本人衍生出地域性“同文同种”的共同体意识，提出“兴亚论”。“兴亚论”与“脱亚论”的表述看似相悖，实则都以日本的利益为核心，二者互为补充，共同构筑成日本的“大陆政策”。

　　这两种论调在对待汉字的态度中有明确的体现。“脱亚论”者将汉字与落后的中国捆绑在一起，认为废除汉字即是脱离落后的亚洲。“兴亚论”者则反对废除汉字，他们强调日本是汉字圈的重要成员，汉字是日本的“国字”，日本是使用汉字的主体。这种“汉字国字论”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互为表里。

　　“兴亚论”者意在利用汉字，他们没有否定“限制汉字”，所反对的只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全然废弃汉字。日本限制汉字政策的最终指向仍是废除汉字。“汉字统一会”的发起者并非如章太炎所说的不懂汉学、“素不识字”，他们“选择常用之字以为程限，欲效秦皇同一文字”，实则是将日本的限制汉字政策推及至东亚。“汉字统一会”在当时具有较强的迷惑性，其政治意图未被中国人所察觉。该组织整理汉字、注以三国读音，目标不仅停留于统一汉字，而是旨在通过文字统一语言，为日本在东亚扩张侵略势力服务。汉字统一会由“东亚同惠”渐及欧美诸国“均沾其惠”的愿景，不过是日本“侵占亚洲”进而“制霸世界”的“大陆政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而已。

（作者：林翔，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