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存海：拉丁美洲的中国研究：回顾与展望

【摘要】：从1949年至今，拉丁美洲(以下简称"拉美")关于中国研究的主题经历了从革命和意识形态向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历史性转变。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的中国研究发展较快：涉华研究机构和学者明显增多，研究议题相对集中又日趋多元，成果形式多样，中国研究网络初具雏形。展望未来，拉美的中国研究大有可为，但在机构发展、研究资源及人才建设诸方面将面临挑战。推动中国的拉美研究和拉美的中国研究融合发展，不失为应对这些挑战的一大路径。

【关键词】：拉丁美洲；中国研究；发展特点；未来前景

　　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拉美的“汉学”或“中国研究”是比较滞后的。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拉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研究”愈发受到关注。作为海外中国研究的一部分，拉美的中国研究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构建中国软实力和提高中国话语权，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习近平主席《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要“支持和鼓励建立海外中国学术研究中心，支持国外学会、基金会研究中国问题，加强国内外智库交流，推动海外中国学研究”。

　　鉴于当前国内“拉美中国研究”之研究寥寥，本文拟先初步梳理拉美中国研究的发展脉络，然后就其发展特点和面临的挑战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增强和支持拉美的中国研究提出初步思考。

一、拉美中国研究的发展阶段

　　西方汉学大体分为游记汉学、传教士汉学和专业汉学三个分期。拉美汉学的真正源头事实上也始于游记，最早或可追溯至哥伦比亚汉学家唐可•阿尔梅洛1861年出版的《穿过鸦片的硝烟》和巴西汉学家李诗圃1888年出版的《中国和中国人》。这两部早期的拉美汉学著作是站在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第三极审视中国的，反映出早期拉美知识精英对于中国认识的双重性。此后很长一个时期，拉美介绍中国的著作渐稀，直至1949年以后才出现了一批有关“新中国”的游记著作，由此开启了当代拉美研究中国的序幕。

　　（一）拉美中国研究的先声（20世纪50─60年代）

　　新中国成立后发起的“文化外交”催生了一批介绍“新中国”的游记著作，意外地帮助开启了拉美的中国研究。从1949年─1960年，中国邀请了1500多名有影响力的拉美人士访华，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知识分子。返回本国后，这批受邀来华者将对中国的感触和认识书之成文、出版，留下了拉美第一批关于新中国的著作，成为这个时期拉美中国研究的一种特别表现形式。墨西哥人民党总书记维森特•隆巴尔多•托莱达诺1950年出版的《新中国旅行日记》就是拉美第一部这样的著作。阿根廷记者兼诗人拉乌尔•贡萨雷斯•图农1954年出版了访华笔记《四海之内皆兄弟》。巴西法官奥斯尼•杜瓦特•佩雷拉则先后于1956年和1957年出版了两本关于新中国的著作《我们与中国》和《今日中国》。1960年以后，中国对拉美的“文化外交”开始降温。尽管如此，文化外交的遗产并没有随之消散。60年代中后期，最早的两家涉华研究机构（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和阿根廷萨尔瓦多大学东方研究院）相继宣告成立，由此开启了拉美专业研究中国的先河。

　　（二）拉美中国研究的进阶（20世纪70─90年代）

　　1970年12月，智利率先在南美洲同中国建交，由此开启了一个中拉建交潮。到20世纪90年代末，拉美33个国家中已有19个同中国建交。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的正常化大大便利了中国研究的推进。这个时期，中国研究的开拓者主要先是由援华专家和外交官，后是由专业学者驱动的。前者如迄今已翻译或独撰26部中国主题著作的秘鲁著名汉学家吉叶墨和集学者、记者和外交官于一身的哥伦比亚资深汉学家恩里克•波萨达；后者如首任墨西哥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安吉亚诺•罗奇，他是从职业外交官向中国研究学者转型的典范，卸任回国后曾担任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主任，出版了10部中国著作。

　　这个时期，特别是从90年代初开始，第一批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陆续成长起来，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爱德华多•丹尼尔•奥维多。他是阿根廷第一个中国政府奖学金获得者，曾先后在北京语言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他学术功底扎实，中文能力优秀，是拉美第一代中国研究学者的标杆和典范。从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中国企业向拉美发展，拉美学者开始特别关注中拉经贸关系方面的研究。

　　（三）拉美中国研究的初兴（21世纪以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更加显著；与此同时，中拉关系疾速发展，到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多数拉美国家的第一、二大贸易伙伴。拉美知识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趋势，研究中国和中拉关系的学者日益增多。这种“增加”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其性质也有不同。

　　在21世纪头十年，这种增加主要是源于现有机构和人员研究领域的“扩容”而非“新起炉灶”。比如1987年成立的秘鲁天主教大学东方研究中心起步于日本研究，1994年在该中心从事日本经济研究的卡洛斯•阿基诺从21世纪初开始将研究重点扩大到中国经济和中拉关系。而阿根廷国立大学亚太和印度研究中心教授卡洛斯•莫奈塔在2000年之后将研究焦点从拉美一体化转向中拉经贸关系。正因如此，这个时期涉足中国研究的学者，尽管拥有较深的专业功底，但通常不懂中文，跟中国也少有联系。其所在研究机构多冠以“东亚”“亚洲”“亚太”或“东方”之名。这和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情况不大相同。后十年间，从事中国研究的拉美学者都相对年轻，大多受过专业训练，在中国学习过语言或取得博（硕）士学位。

二、拉美中国研究的发展特点

　　近20年来，拉美的中国研究发展迅速。这尤其表现在涉华研究机构和人员的快速增加，新生代研究力量的整体崛起，以及中国研究网络的初步构建。

　　（一）研究机构的“虚体化”

　　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机构和人员开始将中国纳入研究视野，同时一些新的中国研究机构和组织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根据初步统计（图1），截至2019年底，拉美地区共有涉华研究机构66家3，其中56家设在高校，10家属于社会智库。就国别分布而言，其特点也较明显。首先，涉华研究机构广泛分布于对华关系密切的国家，反映出国际关系对学术研究的深刻影响。其次，大国和对华关系比较紧密的中等国家，涉华研究机构增速显著。阿根廷和巴西是涉华研究机构最多的两个拉美大国，均为17家。智利、墨西哥等国增速也相对较快，分别为8家和7家。不过，这些数字背后潜藏着一个客观现实，即中国研究机构的“虚体化”。这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这些机构有一半以上（36家）是“涉华”研究机构，多以“亚太”“亚洲”“东亚”或“东方”冠名，且中国在机构中未以任何一种形式单列；其二，就性质而言，除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和维拉克鲁斯大学中国─维拉克鲁斯研究中心之外，均非研究实体；其三，直接冠名“中国”的30家研究机构或组织，其性质也复杂多样。其中有学术性的研究中心17家，学术兴趣团体6家，研究项目3项，以及硕士课程2门。上述特点充分反映出，尽管中国研究在拉美引发了一股“热潮”，但主要体现在“量”上，而非“质”上。

图1 拉美涉华研究机构国别分布

　　（二）新生代研究力量崛起

　　近10年拉美中国研究快速发展中的一大现象是新生代研究力量的崛起。这主要是受到三方面因素的驱动：其一，随着中国崛起和中拉关系日益密切，中国成为影响许多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二，孔子学院和汉语传播在拉美的快速发展为培养新一代中国研究力量开辟了道路。从2006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在墨西哥成立迄今的十多年间，已有25个拉美国家开设了45所孔子学院；其三，国家汉办首倡的“新汉学计划”及其他各类留学机会吸引了大量拉美留学生来华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这批留学生，特别是博士研究生归国后大多从事和中国相关的教学研究工作，由此不断充实壮大中国研究力量。

　　统计发现，近10年成立的涉华研究机构有一半以上直接冠以“中国”之名，且大多数是由在华留学或受训回国人员创办或主导的，他们是当前拉美中国研究的主要推动力量。这个群体的普遍特征是年龄以30─40岁上下居多，拥有优秀的专业功底和良好的中文能力，怀有深厚的中国情结和开拓创新精神，能够与时俱进接受新变化。他们善于和乐于对外交流和网络传播4，在脸谱上创建主页，在推特上开设账号，及时对外发布本机构信息，并和机构或学者互粉或转发中国资讯。不惟如此，他们主动发声，和媒体密切互动，接受采访或撰稿；举办各类线上线下学术活动，将研究中国和传播中国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倡导构建学术网络，汇聚中国研究力量。新生代成为拉美最具活力的研究力量，是中国研究的希望和未来。

　　（三）研究议题从相对集中到日趋多元

　　鲜明的时代性是拉美中国研究内容上的一大特点，这是与专注于历史、文化和哲学的西方汉学的明显差异。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时代主题是政治和革命，这也是拉美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关注点。且不说20世纪50和60年代“文化外交”时期出版的一批反映当时中国现状的旅行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书籍，甚至涉华研究机构的先行者，比如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在传统的文史哲领域之外也聚焦于革命和意识形态研究。20世纪80年代后，一些从事历史研究的拉美学者将其视角转向亚洲，且怀有浓烈的现实关怀。对亚洲史颇有研究的委内瑞拉中央大学历史学院，就将中国视作其研究重点。该院学者20世纪80年代关注的议题集中于中苏关系、中共党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农民和革命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来，拉美中国研究的重心绝大多数都聚焦于中国经济和中拉关系。一些新设中国研究机构甚至从其名称就能直接反映出这种现实关切。比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中国─墨西哥研究中心，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中国─阿根廷研究中心，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中国─巴西研究小组，以及有影响力的智利社会智库跨学科聚焦中拉网络等。总之，当前的拉美中国研究总体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回应了中拉关系发展中的重大社会关切。不过，在这种现实关怀背后还潜藏着一种日益多元化的趋向，即拉美的中国研究日益向历史、社会、文化、科技、思想、环境、人类学等众多领域扩展。无疑，这将有助于反映和呈现一个更加全面和立体的中国。

　　（四）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多元化

　　中国研究的快速发展不仅反映在机构和人员的壮大，也体现在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加。其基本载体是学术杂志。为便于考察拉美中国研究的成果呈现，暂以“杂志”及其他连续出版物为对象，而对另一重要成果表现形式--图书拟将单独研究。根据初步统计，目前涉华研究机构发表中国相关研究的连续出版物共有10种（表1）。它们总体上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出版介质既有传统纸质形式，也有现代电子出版形式。不过，其中4种传统的纸质出版物目前均同步出版电子版，以使其兼具学术严肃性和传播便利性。第二，除《亚非研究》外，其他出版物多是近十年间创办的。第三，出刊频次以半年刊、季刊或四月刊居多。墨西哥亚非研究中心创办的《亚非研究》是出刊时间最长、出版期数最多的涉华研究刊物，截至目前已经连续出版53年171期5。第三，还需特别指出的是，这些出版物都非常重视研究成果的对外推广和传播，均有官方网页、脸谱主页或推特账号等，甚至以几种形式同时对外发布。

表1 拉美涉华研究机构创办的连续出版物统计

　　（五）中国研究网络初具雏形

　　鉴于很长时间以来拉美的中国研究主要被置于“亚洲”“东方”或“亚太”研究框架下，中国研究学者常常“各自为战”，充其量在所属高校或国别形成一些兴趣小团体，直至21世纪头十年，这种情况都未有整体改观。中国研究学者大体保持着一种零落、散居状态，而亟待“构建和巩固一个超越封闭学术场域的文化生产网络……以完善现有的组织架构，推动中国研究朝向更高水平发展”。

　　助推中国研究网络的初始努力源自1976年拉美亚非学会的成立，秘书处设在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截至目前，除墨西哥总部之外，该学会还发展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古巴、秘鲁和委内瑞拉等7个国别分部，举行了15届拉美亚非研究学会国际会议。拉美亚非学会是拉美地区历史最悠久、制度化最强的涉华学术网络，它的存在非常有利于本地区的中国研究力量。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更多中国研究机构的成立为拉美中国研究网络的形成提供了新的基础。十年间，先后有拉美和加勒比中国学术网（2012年，墨西哥）、亚太虚拟观察站（2013年，哥伦比亚）、巴西中国研究网络（2017年，巴西）、委内瑞拉中国研究会（2018年，委内瑞拉）和亚洲拉美研究网络（2019年，哥伦比亚）等成立。这些平台或以中拉关系为题，比如拉美和加勒比中国学术网每两年举行一次“21世纪的中拉关系研讨会”，或直接聚焦中国，比如巴西中国研究网络年度会议，为中国研究学者提供交流与分享平台。

　　除此之外，近年来一系列以中国研究为主题的国际会议也助推了拉美中国研究网络的形成。比如阿根廷拉普拉塔国立大学相继于2011年和2019年举行了第一、二届拉美中国研究学术研讨会；哥斯达黎加大学先后于2012年和2019年举行了中国研究国际研讨会和第一届拉丁（和伊比利亚）美洲中国研究国际会议。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从2017年开始举办“当代中国研究研讨会”年度会议，迄今已举办三届。

三、拉美中国研究的挑战

　　随着未来一个时期中拉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持续推进，拉美的中国研究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动力和空间，但要真正发展起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拉美的中国研究特别是在机构发展、研究资源和人才建设等方面仍面临重重限制。

　　首先，和其他区域研究相比，中国研究虽新近遇“热”，但总体上仍处于边缘地带。迄今，拉美的涉华或中国研究机构除墨西哥学院亚非研究中心和维拉克鲁斯大学中国-维拉克鲁斯研究中心之外，均非研究实体。一些涉华研究机构的中国研究很多情况是一两人在战斗，一些中国研究中心本质上和研究小组没有太大区别，更像是一个兴趣团体。缺乏制度化和机制化的支撑，限制了中国研究向纵深发展。

　　其次，配套研究资源缺乏限制了中国研究的拓展和中国话语权建设。访谈发现，中国研究中心大多缺乏研究资源，特别是由用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或葡萄牙文出版的中国纸质书刊或电子数据库等资源。再加上汉语能力的限制，这迫使许多拉美学者选择阅读西方学者的中国研究文献。经此“西方介质”而缺乏东方一手文献作参照，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拉美学者对中国的认知和判断。少数中国研究机构虽同孔子学院相结合，但孔子学院的图书资源，无论其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满足机构和学者的文献需求。

　　第三，中国研究的专业人才建设亟待加强和提升。目前从事中国研究的拉美学者主要涉及两类，一类是在“亚太”或“亚洲”框架下从事涉华研究的学者，其术业并非中国研究。这类学者基本不懂中文，对中国了解有限，甚至从未来过中国，是中国研究队伍可以争取的对象。一类是在高校或科研机构专门从事中国研究和教学的学者。这类学者通常对中国了解较多，往返中国较频繁，对中国某个领域的研究也相对较深，是中国研究的主力。然而，这两类学者都需要更多的机会和空间，提升语言能力，加强与中国同行交流，以应对中国研究向纵深发展的挑战。

结语

　　面对中国研究的巨大潜力和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限制，如何推动和支持拉美继续建设中国研究机构，研究中国问题，是拉美开展中国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之一，也是对呼唤构建中国学术话语权的回应。一种比较可行的路径是，推动拉美的中国研究和中国的拉美研究融合发展，构建一种学术上的新型互助合作关系。调查表明，中国的拉美研究是在过去20年实现了“井喷式”的发展，但面临的一大瓶颈就是“在地化”问题。通过将拉美的中国研究和拉美的中国研究有机地结合，不仅有助于解决双方均面临的“在地化”问题，而且还能通过交流和交换优化配置彼此的教学与研究资源，促使中国研究和拉美研究相得益彰，共同发展。当然，由此还能获得一个意外之喜：巩固和完善拉美中国研究网络，助力构建中拉学术共同体。

　　（注释略）

（作者：郭存海，原文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