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梦竹：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

内容提要：20世纪80年代，记忆研究在美国史学界兴起。利用记忆研究提供的视角与方法，美国革命史的研究得以旧题新作，曲径通幽。美国革命历史记忆的研究根植于美国自身的学术和社会语境，受到政治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史学和公共史学三个重要的本土因素的推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从情感和象征的维度考察政治生活，推动了初期美国革命记忆的研究。在此基础上，美国“后60年代”兴起的“身份政治”史学和公共史学将其推至繁盛，前者聚焦以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为主体的革命记忆，后者力图探索革命记忆向博物馆、革命遗址、教科书等公共领域传播的过程。以此，呈现出历史与记忆、过去与当下、记忆与身份之间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美国革命　历史记忆　身份政治　公共史学　政治文化

　　近年来，记忆研究在美国史学界多有作品问世，业已成为美国历史研究的显学。然而，记忆研究的真正兴起是较为晚近的事。在文化史家雷蒙•威廉斯1973年和1985年再版的《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我们都找不到“记忆”的字样。虽然历史记忆的研究如今被视作史学“文化转向”的重要标志，但在林•亨特主编的《新文化史》中，“记忆”并未以关键词的身份出现，书中也未收录专门讨论历史记忆的文章。

　　实际上，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已经有学者涉足历史记忆研究。1989年，《美国历史杂志》特刊探讨了记忆与美国历史研究，受到美国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该杂志主编、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教授戴维•西伦在引言中精妙地概括了记忆的两个本质特征：“第一，无论是个体的、私人的抑或是集体的、文化的记忆，本质上都是被建构出来的，而非真实场景的再现；第二，这个建构的过程无法在孤立的情况下完成，必须根植于特定的社群、政治、社会运作的语境中，在与他人的对话中实现。”自90年代伊始，记忆研究的主题和路径进一步向纵深拓展，同时记忆研究的理论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深化。

　　作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美国革命自然是历史记忆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2013年，由悉尼大学教授迈克尔•麦克唐纳牵头，众多美国学者供稿的美国革命记忆史研究汇编《铭记美国革命》，可谓21世纪历史记忆研究迈向新阶段的扛鼎之作。全书将内战前美国革命的记忆分为“革命一代的记忆”“记忆的传递”“记忆的分裂”三个阶段，呈现了不同时代语境下革命记忆的流转。麦克唐纳的前言是迄今唯一较为全面介绍美国革命记忆史研究的综述，颇具价值。但在大抵廓清革命记忆研究脉络的基础之上，麦克唐纳更多地将讨论的重心置于书中汇聚的文章中，对既往的研究作品则鲜有详论。有鉴于此，笔者力图更为系统地梳理美国史学界对于美国革命历史记忆研究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反思“记忆研究”的方法论意义及其启示。另外，区别于以往学者主要关注欧洲的记忆研究理论，本文根植于美国的学术语境，通过融合一些具备本土化特征的元素--政治文化研究、身份政治、公共史学——来管窥历史记忆研究在美国的发展。

一、“政治文化”与初期的美国革命记忆研究

　　社会学家哈布瓦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了“集体记忆”的概念，但史学界很长一段时间都未予以较多关注。二战后美国史学界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对于这一主题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政治文化”一词最早由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中加以界定，而后逐渐成为一个通行的政治学概念。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理解为根植于某种政治系统中的“为政治行动定向的具体模式”。1965年，政治学家西德尼•维巴进一步将“政治文化”中的定向分解为“认知定向、情感定向和评价定向”。“文化”概念与政治学的结合，启发了政治学家“超越结构和制度，把眼光转向政治系统中与行为密切相关的观念和心理维度”。许多历史学家随后将其引入历史研究中，通过吸收人类学和心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而促成了美国政治史研究的“文化转向”。政治文化的研究力图“把观念和事件置于一种复杂和交叉的语境中考察”，将“意识形态”理解为“某种塑造和调节行为的力量”。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启发了许多历史学家重新关注政治话语，并挖掘其背后承载的观念、信念、情感等，以“意义阐释”而非简单的“因果分析”的方式来理解政治行为。

　　许多以政治文化的路径研究美国革命史的作品已经具备明显的记忆研究的印记，对各种“革命神话”研究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文化记忆研究学者阿莱达•阿斯曼曾论及记忆与神话之间的关联，“在启蒙的理性话语中，神话被用来区分真理与谎言（或者真实与虚构）；而在记忆研究的话语中，它被用来区分历史知识的对象与集体记忆的事件”；通过对神话的研究，可以看到“一种理念、一个事件、一个人物或一种叙事”是如何脱离其历史基础，被塑造甚至扭曲，从而进入集体记忆中的。

　　早在1945年，美国历史学家、普利策奖获得者查尔斯•沃伦就在其《美国独立日神话》一文中指出，7月4日并非独立日的“生辰”，“自由钟”也不是其固有的意象，独立日不是一个自“落地”就举国同庆的国家节日。沃伦认为，除独立后10年短暂的“蜜月期”外，接下来30年独立日的庆祝都浸润在极化的政治氛围之中，受到了意识形态的严重影响。具体而言，1787年的联邦宪法造成了联邦主义者和反联邦主义者的政治分野，前者随后将独立日的庆祝官方化，并借助这一意象来稳固自身的政治立场；到90年代末，民主共和党人在这场政治角斗中逐步得势，并在杰斐逊当选总统后主导了独立日的庆祝活动；1826年亚当斯和杰斐逊的双双离世标志着极化的党争时代暂时落下帷幕，独立日才开始成为“国家节日”，进入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沃伦的研究启发了后来者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探讨。例如，菲利普•德特韦勒通过梳理《独立宣言》发表后50年间公共声誉的演变，发现《独立宣言》在公众记忆中最初只是一份宣告与母国决裂、争取独立的“分手”性文件，但在随后的党派斗争中，民主共和党人逐渐突出其意识形态的维度，强调其作为一份象征自由、反抗暴政的民主性文件的意义，进而重塑了《独立宣言》的公共记忆。而民主共和党人在19世纪初如日中天的强势地位也有利于集体记忆中“杰斐逊神话”的构建。在德特韦勒的研究基础上，罗伯特•麦克唐纳进一步考察了这一期间《独立宣言》起草人杰斐逊公共声誉的变化，从中发现一条类似的“记忆曲线”。麦克唐纳的研究表明，杰斐逊最初只是被视为《独立宣言》的代笔人，扮演着无足轻重的角色，得益于民主共和党人对《独立宣言》精神内涵的重塑，杰斐逊也被重新定义为这份文件所承载的价值理念的代言人，进而实现了杰斐逊、《独立宣言》和美国革命三个符号之间意义的趋同。

　　当然，除“政党政治”外，“个人政治”对于塑造革命的公共记忆同样至关重要。“革命一代”的建国精英们非常在意其“后世之名”，并积极致力于建构自我形象，“为后世弄姿作态”（posing for the posterity）。例如，晚年的亚当斯目睹由杰斐逊、麦迪逊、门罗等组成的“弗吉尼亚王朝”崛起，担心美国革命的“弗吉尼亚中心说”会将自己排挤出革命“众神殿”之外，故而力图塑造有益于其个人形象、凸显其历史功绩的“马萨诸塞中心说”。美国史家约瑟夫•埃利斯通过深入剖析亚当斯个人书信集及自传，细致呈现了亚当斯这一心路历程。同样，玛丽•萨拉•比尔德揭露了麦迪逊在联邦制宪会议召开后的半个世纪里不断地修改其笔录内容的始末。比尔德的研究表明，麦迪逊对于制宪会议记录的修改更近乎是一种“篡改”，目的就在于通过旷日持久的“增减工程”使得最终的“成品”尽可能地无损于其公众形象；这是他成功以“美国宪法之父”身份进入公共记忆的重要原因。

　　此外，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将美国革命记忆置于一个更长的时段中，以更广博的视域考察。1960年，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托马斯•杰斐逊研究专家梅里尔•D. 彼得森摆脱了以往研究“活着的杰斐逊”的窠臼，颇具新意地探讨了杰斐逊谢世之后其形象是如何活跃于集体记忆中的。不过，彼得森关注的重心是政治家和史学家这两类人眼中的杰斐逊。同样具有代表性的还有卡拉尔•安•马林对1876至1986年公共记忆中乔治•华盛顿形象的剖析。两者的研究都展现了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不断被形塑的革命记忆，一如戴维•洛文塔尔在《过去犹如异邦》中所言，19世纪中期后的每一代人都会根据当下的渴求来重构过去的镜像，他们这样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过去，而是想摆脱现时的禁锢，让过去成为当下的庇护所。不过，以长时段的视角来讨论集体记忆中的美国革命除了要关注其不断发生变化的镜像外，还需要能够抽象出其中不变的东西，即由美国革命所积淀的传统。美国文化史家迈克尔•坎曼的《青春之季》常被后来的历史学家回溯为美国革命记忆研究的起点，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对此问题的探讨。在这一经典著作中，坎曼细致考察了美国革命接下来两个多世纪里在政治、艺术、文学、历史等领域的“再现”。他的研究表明，主流的有关美国革命的叙事在基调上仍是“保守的”；他们更多地将美国革命视作为一场赢取独立的“政治运动”而非一场带来社会关系变革的“社会运动”；因此，美国革命是美利坚民族借以摆脱激进、躁动的“青春之季”，迈向成熟的“成人礼”。

　　犹太史家阿朗•康菲诺认为，虽然历史记忆研究作为一个“标签”是新颖的，但从“内容”上来看，较早的法国心态史的研究已经涉足相关题材。置于美国的学术语境中，二战后美国史学界兴起的政治文化研究和心态史一样，将视角转向人的精神世界，从“情感和象征的层面来考察政治生活”，对于推动初期的革命记忆研究意义重大。通过前文的梳理，我们看到了个人的情感、心理以及不同语境下党派、集体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政治事件，进而影响和塑造有关美国革命的历史记忆的。然而，政治文化的研究大多并未将“记忆”作为关键语汇，在主题上也局限于政治精英们对革命记忆的塑造，抑或是不同时代语境下相对和谐、划一的集体记忆，至于革命记忆是如何不同于种族、阶级、区域等则着墨较少。迈克尔•坎曼曾呼吁要更加系统地研究革命记忆，尤其是以普通群众为主体的革命记忆。

二、“身份政治”与美国革命记忆研究的变化

　　历史记忆研究在美国本土的扎根离不开“后60年代”的文化土壤的滋养以及由此兴起的“身份政治”。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和女性为平等和权利的抗争，学生和年轻群体对主流文化的反叛，公众对于越战的抗议掀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同时也彰显了普通民众成为塑造历史进程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开始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过去，挖掘历史中被遗忘了的“小人物们”的故事。在进步主义学派之后，历史学家进一步摆脱了美国革命的“辉格派”的宏大叙事，转而关注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革命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越来越多的女性和少数族裔进入历史学界，寻找自身的历史，为他们的过去“发声”。另一方面，80年代全面兴起于欧洲——特别是围绕“大屠杀”——的记忆研究让人们看到了意识形态塑造过去的重要作用，并与大西洋另一侧美国政治文化研究和“身份政治”史学融合，迎来了记忆研究的丰产期。记忆研究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记忆与其身份构建、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考察，这也是其在美国本土化最重要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身份”一词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领域鲜为人知。60年代，经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推广，有关“身份”的研究在70年代逐步流行，先于历史记忆研究近10年。此后，“身份”与“记忆”的研究很快交融在一起，形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1832年，美国国会针对革命老兵出台了新的《革命战争抚恤金法案》，规定凡是在大陆军或州军队中服役满六周者即可申领。然而，普通士兵鲜有从军的文字凭证，绝大多数人须通过提交口述材料予以证明。通常情况下，申请者本人可以宣誓后向律师及书记员陈述自己的从军历程，交由联邦政府审阅。这一法案因此催生了大量有关革命的口述回忆，近8万份口述材料被收录进美国国家档案馆。1980年，美国认知心理学家约翰•丹恩遴选了其中79份较为完整、故事性较强的个人叙事汇编成集。随着记忆研究的兴起，约翰•丹恩的工作受到了历史者们的响应，后者对革命老兵这一群体进行了细致的探讨。例如，1999年，约翰•雷施将视线聚焦在1818年出版的《革命战争抚恤金法案》上，细致考察了革命老兵的形象在公众记忆中的变迁。雷施坦言，自己的研究初衷只想局限于革命老兵及其家庭，后来却逐步糅合对19世纪上半叶美国公共政策和政治文化的分析。他认为，美国革命在共和国早期被视为一场“人民的战争”，独立被认为是由品德高尚的公民士兵而非大陆军所赢取的。这是因为早期共和主义文化将常备军视为一种“恶”，是会威胁自由的力量，而受雇军人的形象又常常和“禄蠹”（placemen）联系到一起，难以得到公众认可；直至1812年战争结束，在党派政治、民兵作战失败以及爱国主义思潮兴起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陆军士兵在公众记忆中的形象才开始反转，逐步洗去旧的污名，转而收获“爱国者”的称号；而新的英雄形象又与革命老兵们当时食不果腹的困顿生活形成强烈反差，在公众间催生了一种“辜恩负义”的自责心态，进而促成了1818年的《革命战争抚恤金法案》；同时，革命激荡的共和主义文化逐渐被新的民主文化取代，革命记忆开始更倾向于美化常规军而非民兵，大政府而非“弱国家”。雷施的研究从革命记忆的维度，进一步阐发了共和国早期共和主义文化向大众民主文化演进的趋势，补充了戈登•伍德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解释。

　　次年，民众主义史家阿尔弗雷德•扬别出机杼地选取革命老兵乔治•休斯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巧妙地揭示了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碰撞与融合。在扬看来，乔治•休斯是一个真实版的“瑞普•凡•温克”（Rip Van Winkle）。在经历了革命后半个世纪之久的籍籍无名与穷困潦倒的生活后，乔治•休斯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激进和民主的政治文化中被重新发现，一跃成为公众眼中的革命英雄；另外，波士顿的政治精英利用乔治•休斯的形象来重塑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以“茶狂欢”（Tea Party）的政治称谓将这场暴动“去激进化”，进而影响了后世关于美国革命的公共记忆。与雷施的研究相比，扬的叙事更加凸显了大众的、平民的、激进的记忆与官方的、精英的、保守的记忆之间的冲突与对立。

　　除了乔治•休斯这样的普通白人，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生活着大量黑人，大约每五人中就有一个出生于非洲或为非洲裔。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美国革命，分享了有关革命的记忆，也为后世所铭记和塑造。例如，在麦克唐纳主编的《铭记美国革命》论文集中，丹尼尔•曼德尔通过考察新英格兰黑人废奴主义者的请愿书，发现其中一些使用了启蒙和革命的激进话语来描述他们的非洲起源，构建了一个自由、平等的伊甸园般的过去；据此，他们宣称自己从未放弃过自然权利，也理应享有与其他人完全平等的权利；这些黑人废奴主义者对自身非洲记忆的构建和美化还催生了一种跨大西洋的“非洲裔美洲人”的观念，与殖民地争取独立的抗争交织在一起，相互滋养。

　　西密歇根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奇•卡纯常年致力于非洲裔美国人的革命记忆研究。他在2007年刊于《早期共和国杂志》的文章中，以“波士顿惨案”中不幸罹难的黑人士兵克利斯帕斯•阿塔克斯为论述中心，追溯了他从被公众遗忘到被重封为“建国者”的历史过程。独立战争期间，“爱国派”把“波士顿惨案”用作渲染母国残暴、动员民众的舆论工具。然而，彼时大多数报道对阿塔克斯“穆拉托”（mulatto）的身份形象避而不谈，有意淡化其种族和阶层属性。独立战争结束后，“波士顿惨案”和“波士顿倾茶事件”一样因为其激进色彩和暴动性逐渐消失于公共节庆日历中，阿塔克斯也因此慢慢地淡出公共记忆，在早期的革命史著作中难觅其踪影。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废奴主义者和非洲裔美国人才重新发现阿塔克斯，并将其塑造为“美国革命的首位殉道者”，以此来重新定义“爱国主义”，服务于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的公民身份的抗争。2017年，卡纯重返这一主题，并将考察的视角一直延伸至当下。这也让读者看到，内战中北方废奴阵营的胜利未能就此将阿塔克斯的英雄形象定格于集体记忆之中。19世纪后期，吉姆•克劳法力图重新定义非洲裔美国人在国家中的位置，造成了公共记忆的严重分裂：一方面，阿塔克斯依旧为非洲裔美国人景仰和怀念；另一方面，主流的大众文化和历史作品却有意地将其遗忘。究其原因，战后北部力图弥合内战造成的分裂而向南部种族主义势力妥协，从而共同将内战的记忆“去激进化”。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之后，阿塔克斯才真正以“黑人建国者”的形象被公众铭记，成了主流历史教科书中最具“存在感”的非洲裔美国人之一。

　　和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其他少数群体也致力于重新发现和定义美国革命，为追求平等公民身份赋予历史合法性。克雷格•史密斯聚焦1870年至1876年革命百年之际的大波士顿地区。他发现，19世纪70年代，大波士顿地区人口不足40万，其中三分之二是扬基，三分之一是移民（大多数是爱尔兰人），另有一些非洲裔美国人；扬基社群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由约五十户大家族构成的“波士顿婆罗门”，他们在观念、财富和社会地位上都十分接近；扬基笃信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畏惧涌入的移民会腐蚀其信仰的宗教和文化，造成社会动荡，所以十分排外；因其出身本土，扎根于此，且祖上参与了革命的奋战，他们自诩为美国革命“血缘意义上”正统的继承人，并据此否认爱尔兰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文化意义上的美国人身份。面对这一困境，爱尔兰移民和非洲裔美国人一方面通过回溯革命战争，从中寻找自己的革命先烈，如阿塔克斯、约翰•沙利文；另一方面，他们力图通过恢复“1776精神”，强调在“象征意义上”和“思想观念意义上”自己是革命真正的继承人，通过建立新的谱系来瓦解扬基精英们的“血统论”，重塑美国革命记忆。革命百年庆典之际对应的正是1770年到1776年革命最为激进的阶段，也是波士顿精英们竭力遗忘，一些边缘群体意欲复苏的时期。因而，革命百年庆的“节庆活动”不可避免地沦为了革命记忆斗争的场域。虽然官方的节庆活动由波士顿精英们所把持，但少数群体依然挣脱了其桎梏。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庆祝“波士顿惨案”、“波士顿茶狂欢”（Boston Tea Party）以及“邦克山战役”，进而将自己的叙事嵌入到革命的起源神话之中。

　　从普通白人、非洲裔美国人到外来移民，这些少数群体对于革命的表述挑战了精英的、官方的革命叙述，构成了一种革命的“反记忆”。他们在争取平等身份的同时也在重新定义国家身份，力图扭转原本自己在国家叙事中“边缘人”或者“他者”的形象。这一“记忆”与“反记忆”的冲突视角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美国国家身份构建和形成的过程。

　　自20世纪80年代起，关于国家身份形成有两股流行的解释。其一就是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把国家视作“想象的共同体”一说。安德森强调现代印刷媒介的兴起对于促成共同体意识形成的至关重要，随后历史学家对此进行延伸，拓展了“想象的共同体”形成的载体。例如，通过对1776至1820年间美国独立日节庆的研究，戴维•瓦尔德施特赖歇尔发现美国国家身份并没有因为联邦党人和民主共和党人的对立而走向分裂；相反，节庆可以一定程度上突破阶层、性别、种族、地域的壁垒，使得不同的人获得共同参与的机会，产生了一种“共时性”（Synchrony）。与此同时，两党力图将自己定于一尊所诉诸的国家主义话语借由当时各种媒介输出后，进一步强化了共同体的意识。瓦尔德施特赖歇尔糅合了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多重视角来考察早期国族身份认同观念形成和塑造的过程。

　　萨拉•普赛尔则从战争记忆的视角来探讨这一共同体形成的机制。普赛尔认为，战争带来的牺牲会被编织和想象成英雄的史诗，从而有利于共同体的形成和国家构建；受不同阶段政治文化的影响，集体身份认知的变化会呼唤出不同的革命英雄；早期的共和主义文化中的英雄都是一些“半神化”的精英人物，如约瑟夫•沃伦、理查德•蒙哥马利、乔治•华盛顿等，他们牺牲个人利益捍卫共同福祉，因此进入了革命的众神殿，成为民众抬头仰望的对象；然而，随着共和主义文化向民主主义文化演进，自18世纪90年代起，普通民众，特别是革命老兵，也开始强调他们作为革命亲历者的创伤和多舛的命途。他们的牺牲也值得被纪念，也应该享有革命英雄的殊荣，这一过程被普赛尔称为“记忆的民主化”。同时，普赛尔强调，记忆的民主化过程并非对前一阶段的否定。相反，民主英雄和共和英雄糅合到了一起，生发在不同群体的记忆之中，促成了“想象的共同体”。对于殖民地至早期共和国政治文化的转变，普赛尔坦言受到了戈登•伍德的启发，后者认为从共和文化的土壤中有机生长出了民主的文化。从“想象的共同体”的路径来探讨记忆如何催生国家身份的研究，往往淡化了其中内在的社会冲突，将国家身份形成的过程去激进化。

　　另一种将记忆与国家身份相结合考察的视角则缘起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传统的发明”理论。霍布斯鲍姆秉承“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传统并非过去到现在自然的岁月沉积，或者如一些社会学家所言是“对过去的共识”，而是一种由精英主导和灌输的“虚假意识”，国家身份因此是被精英所塑造的。很显然，这种解释往往忽略了民众和少数群体对于国家身份自下而上的形塑力。例如，没有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平等和权力的抗争，阿塔克斯就难以获得“建国者”的荣耀，而阿塔克斯的英雄化又重新定义了美国国家身份。同样，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对乔治•华盛顿的历史形象的研究表明，正是不同群体对华盛顿形象的使用，才形成了围绕华盛顿的各种“公民文本”的广泛传播，进而塑造了不同群体的自由观念和国家认同感。

三、公共史学、物质文化与美国革命记忆

　　兴起于19世纪末的史学专业化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面临着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史学专业化在不断地将研究向“窄而深”拓展的同时，却也渐至“曲高和寡”、与大众社会的文化和知识需求越发脱节的境地；另一方面，在后现代史学的冲击之下，历史的客观性神话也逐步受到质疑，成为彼得•诺维克笔下史家所追求的遥不可及的“高贵的梦”。在此背景下，公共史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应运而生。公共史学力图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将研究焦点放在普通大众的历史意识上，着眼于历史在公众间传播的过程，关注普通人而非历史学家对于过去的认识；在历史资料方面，不再局限于文字材料，而是包括建筑物、遗址、博物馆等，又或者是关注由现代大众传媒引领的流行文化领域。与此同时，同样是根植于“后60年代”政治气候之中的公共史家的研究自然融合了不同人群历史记忆交织和冲突的过程，即所谓的“传统的社会组织化”（social organization of tradition）。在美国公共史家戴维•格拉斯伯格看来，这也是新的记忆研究区别于旧的记忆研究的显著标志。

　　历史学家查伦•米尔斯任教于罗格斯大学并常年开设公共史学课程。在其2013年出版的《美国记忆中的独立大厅》中，米尔斯回溯了独立大厅从殖民地时期到20世纪末在美国公共记忆中的历史。独立大厅如今被视作美国革命的象征，是现代人借以感受和“穿越”至18世纪的“时间胶囊”，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运营下，独立大厅连同自由钟每年吸引着逾百万的参观者。但在成为“独立大厅”之前，这一建筑最早是殖民地时期宾夕法尼亚的殖民地议会大楼。米尔斯指出，即便是经历了美国革命，其身份亦未见明显变化，鲜有民众将其视作美国革命的历史圣地，直至“革命一代”和他们领导的独立、制宪等事件逐渐淡出公众记忆，这一建筑才被冠以“独立大厅”之名；1824年，法国将领拉法耶特重返美国，见证了革命后第一代人将革命一代“英雄化”的心态，费城民众在狂热地欢迎这位往昔的革命将领的同时，也开始将这一建筑神圣化，视其为革命遗址；从19世纪20年代建筑内单个房间被认定为“独立厅”开始，这一建筑随后历经一层博物馆的兴建（1876年）、二层的历史修复（1897年）、独立厅周边议会及最高法院会议旧址的重建（1890年代-1920年代）和最终国家公园的创生（1948年至今）。如米尔斯所言，“美国人距他们建国的历史距离越远，他们就越发紧迫地去维系与过去的物质关联”。因此，米尔斯认为，历史遗址扮演着“储藏室”的作用，存储着有关过去的记忆。不过，米尔斯认为这其中有一个悖论，即历史遗址不仅是“储藏室”，还是“筛子”——在保留一部分过去的同时，也将另一部分遗忘。所以，米尔斯除了讨论独立大厅本身的建筑史外，更重要的是钩沉其背后的社会史和文化史。不仅历史遗迹的保存会牵涉选择和竞争，历史遗迹本身也构成一个“记忆之场”，不同群体竞相把他们的叙事嵌入历史遗迹传承的意义中。独立大厅既可以是“冷战共识”下塑造自我和“他者”形象的工具，也可以是非洲裔美国人、女权主义者等少数群体争取平等和权利的战场。

　　与米尔斯一样，坦普尔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公共史家自居的塞斯•布鲁格曼同样聚焦于物质文化与革命记忆的关系。他从个人、团体和国家三个层面的互动来剖析乔治•华盛顿出生地国家纪念碑创建的始末。据其考察，华盛顿1732年出生于弗吉尼亚后来被称为韦斯特菲尔德的地方，但仅居住了三年就随父母举家西迁了，他后来很少有再谈及此地或表达眷恋之情——弗农山庄才是华盛顿的生平至爱。1779年，华盛顿的出生地不幸毁于一场火灾，而后，这一旧址虽然名义上为华盛顿家族所照管，却大抵处于被废弃的状态。1815年，华盛顿生前收养的外孙乔治•华盛顿•帕克•卡斯蒂斯，用一块石碑在他认为是华盛顿出生地的地方简单做了纪念标记，却依然未能避免其被遗忘。直到1923年，一位富裕的弗吉尼亚女性约瑟芬•惠儿赖特•拉斯特（Josephine Wheelwright Rust）组织了韦斯特菲尔德纪念协会，打算在旧址上重建华盛顿的出生地。拉斯特颇具领导力，且社会关系网通达，她的计划很快得到了国家支持，并借助1932年华盛顿两百年诞辰大庆成功动员了众多的民众支持。然而，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修建中的华盛顿出生地却越来越像拉斯特自己的儿时故居！另一方面，据1935年的考古挖掘发现，真正的华盛顿出生地故居其实在重建场址附近的另一处。面对公众的质疑，韦斯特菲尔德纪念协会连同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和项目的督导对此予以否认，继续推进项目建造直至落成。布鲁格曼在书中讨论了韦斯特菲尔德纪念协会和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围绕华盛顿出生地的展览方式而产生的争论。前者希望凸显女性在保护这一历史遗迹中的角色，尤其是拉斯特的个人贡献，而后者则倾向于完全围绕华盛顿个人展开公众宣传。1992年，这一历史遗迹完全由国家公园管理局接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布鲁格曼对于奴隶制问题的讨论。他指出，20世纪30年代起，奴隶制问题成为横亘于华盛顿出生地遗址管理方和公众间的一道难题。不论是韦斯特菲尔德纪念协会还是国家公园管理局，在策划各种庆祝活动的时候都有意回避这一主题；然而，到访的游客却愈发对华盛顿的蓄奴往事及其对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产生兴趣，并常就此询问工作人员。更有甚者，虽然隶属于联邦政府管辖，但是公园管理处却向弗吉尼亚的种族立场靠拢；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都不鼓励非洲裔美国人——甚至是在校学生——到访韦斯特菲尔德。

　　米尔斯和布鲁格曼的研究共同为我们廓清了美国革命物质文化演变的一些重要脉络。在革命战争结束后，乃至整个19世纪，革命物质文化的发展都异常缓慢。位于哥伦比亚特区中心的华盛顿纪念碑始建于1848年，但一直到联邦政府真正接手并拨付了用于专门建造的资金后才终于1885年落成。1852年，当一位华盛顿的仰慕者慕名前往弗农山庄参观时，他不禁感慨道：“华盛顿故居竟如此破败！实在令人心痛！”19世纪70年代，到访托马斯•杰斐逊故所蒙蒂塞洛庄园（Monticello）的游人也在他们的游记中不约而同地使用了“凋敝”“废墟”等词汇来形容自己的目之所见。据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记忆悖论：一方面，类似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样的革命领袖在革命之后很快地被“半神化”，另一方面，有关他们的物质文化记忆却滞后了非常长的时段。

　　革命物质文化发展的举步维艰或与以下因素相关。首先，受革命激发的平等的民主文化的影响，任何意欲将个人拔擢、凌驾于公众之上，企图“造神”的行为都很容易受到公众质疑，因此窒碍难行。那么以事件而非个人为中心的物质文化记忆的构建——例如邦克山战役纪念碑——是否更容易一些呢？也不然。类似纪念碑等革命物质文化记忆的建造和维护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而在18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联邦政府承担着“小政府”的角色，所能行使的公共职能非常有限。究其原因，一种将“大政府”与专制暴政等同，视其为自由的对立面的共和主义观念在当时深入人心。例如，1799年，一份联邦党人报纸大声疾呼——在古罗马，纪念碑预示着共和主义美德的沦丧和帝国统治时代的来临！约翰•亚当斯在退休之后也曾警醒公众要提防联邦政府修建纪念碑及赞助艺术的行为，认为这两种文化表达形式都与腐朽的欧洲政权唇齿相依；1817年，当他得知康涅狄格艺术家约翰•特朗布尔（John Trumbull）受雇联邦政府为国会大厦中央大厅进行历史绘画创作时，亚当斯在恭贺之余告诫他“不要沦为专制暴政的统治工具”。约翰•昆西•亚当斯也曾宣称“民主不需要纪念碑！它也不打制任何勋章！亦不会在钱币上铸上任何人的头像！”因此，有关革命的建筑几乎都是由个人或团体最初筹资、兴建再到地方、州等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完成的。因为缺乏持续的、有保障的资金供给，革命历史建筑的建造和维护时断时续、旷日持久。早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革命一代的英雄化和逐渐逝去，美利坚人民就萌生了保护革命遗址、建造革命建筑的意识，但一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受益于“殖民地复兴”（colonial revival）运动及联邦政府职能和形象的转变，革命物质遗址保护和建造工作才真正得以全面开展。因此，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设立对于保护美国历史遗迹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美国“后60年代”的政治气候不仅带动了“人民史学”在专业历史研究领域的繁荣，也促进了教科书、博物馆、展览、电视纪录片、历史教学标准等历史公共领域的革新。不过，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发展是否紧随了专业历史研究的步伐，从而将新的历史研究成果和历史叙事传递给公众？对此，阿尔弗雷德•扬2003年发表于《公共史家》杂志上的文章围绕波士顿“自由之路”提出了诸多质疑。“自由之路”历史工程始建于1951年，后又历经1992年至1997年的修复工程，现已成为一条25英里长，自波士顿市区至查尔斯顿，覆盖旧南区议会厅、老州政府大楼、波士顿惨案遗址、法尼尔厅等16个革命历史遗迹的热门旅游线路。除汇聚了众多革命历史博物馆之外，“自由之路”上还设有各种主题展，每年也会上演“波士顿大屠杀”和“茶狂欢”等历史剧目。然而，扬的研究表明，由“自由之路”传递的公共历史未能真正体现“后60年代”专业史学研究发展的成果。例如，老州政府“从殖民地到共和州”（From Colony to Commonwealth）的展出，表达的以约翰•汉考克、詹姆斯•奥蒂斯、约翰•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和托马斯•哈钦森五人为中心的革命叙事早已过时，取而代之的应该是阿比盖尔•亚当斯、埃比尼泽•麦金托什（Ebenezer Mcintosh）、普林斯•豪尔（Prince Hall）、埃尔德•艾萨克•巴克斯（Elder Isaac Backus）和丹尼尔•谢司（Danial Shays）这五位既隶属于爱国者阵营又能够表述普通人的自由的革命斗士。另外，扬认为“自由之路”上的革命历史建筑缺乏代表性。过去半个世纪“自下而上”的美国革命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美国革命同样也是场由普通民众广泛参与的“室外革命”（Revolution outdoors）。然而，类似“波士顿茶狂欢”和“自由树”这样的革命场址在“自由之路”的地图中却付之阙如。扬认为，这是在回避美国革命更为激进的“社会史”。同样，在扬看来，虽然现在的中小学课本中的阿比盖尔•亚当斯、菲莉丝•惠特利（Phillis Wheatley）、保罗•里维尔（Paul Revere）等人的形象俯拾皆是，但他们更多的只是装点历史门面的摆设；公共史学要挖掘历史人物背后的社会属性，让一个人为他所代表的一群人发声，一旦只关注历史中鲜亮的一面，历史就会沦为一种“赞歌史”（celebratory history）。对此，扬也提到，18世纪的马萨诸塞殖民地虽然不同于弗吉尼亚的奴隶制社会，却也存在大量奴隶的身影或将自由黑人视同二等公民对待；至19世纪早期，在新英格兰高举道义的大旗与南部的奴隶制政权角斗的过程中，它有意将这一历史从公众记忆中剔除了。扬认为，类似这样的历史阴暗面同样应该被公众铭记。

　　有学者将70年代以来公共史学的发展称之为“历史的复苏”。毋庸置疑，公共史学的兴起是史学过度专业化后历史重新回归大众的显著标志，也因此赋予了传统史学新的生机。那么，公共史学对革命记忆的研究和身份政治史学对革命记忆的研究两者有何异同？

　　两者之间其实并不存在着十分明晰的边界，都致力于将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重新纳入历史叙事之中，挖掘他们的历史意识，这是两者“公共性”的共同体现。比较而言，身份政治史学的革命记忆研究更加凸出历史学家查尔斯•梅尔所说的“受难者的历史”，而公共史学则更倾向于博物馆、纪念活动、纪念碑、口述史、历史教学、大众流行文化等公共领域，挖掘不同的形塑记忆的力量相互之间博弈和交织的过程，即“传统的组织化”。

　　与此同时，公共史家的标签已经变得十分泛化，既可以指那些活跃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国家公园管理局等公共领域的从事历史相关工作的人，也可以指传统的以高校为阵地的致力于将史学公共化的专业史学研究人员，两者都丰富了我们对于革命记忆的认识。公共史学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作一股兴起于70年代的浪潮。在这一浪潮推动下，很多传统历史研究者完成了自身公共性的转向。例如，2013年，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塔米•戈登对于1976年美国革命两百周年庆的研究既挖掘了不同少数群体对于公共政策自下而上的形塑力，又从消费主义的视角探讨了大众文化的影响。同样，2017年大热的音乐剧《汉密尔顿》除受到来自《公共史家》杂志的评论外，也被《早期共和国》杂志拿来进行专题讨论。在美国革命的公共记忆中，汉密尔顿一直是一个精英化的、与民众不沾边的人物。然而，2017年的音乐剧《汉密尔顿》围绕他的移民身份，讲述了一个新的英雄史话：一个出身逆境而才能卓越的人，最终凭借自身不懈努力克服千难万阻，不仅成功实现了“美国梦”，还捍卫了国家的荣耀。这一叙事遮蔽了汉密尔顿对于民众、女性、非洲裔美国人的态度，成功将其塑造成了“平民英雄”。

结语

　　上文基于政治文化研究、“身份政治”与公共史学这三重视角，梳理了过去逾半个世纪美国史学界革命记忆史研究的相关成果。政治文化的革命记忆研究重点关注政治精英们的言行，旨在挖掘个人的情感、心理以及不同语境下党派、集体的意识形态是如何作用于政治事件，进而影响并塑造了美国革命的历史记忆。“身份政治”的研究范式则将革命记忆向社会维度拓展，着重关注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革命记忆，将他们对革命的叙事与争取平等和权利的斗争联系起来，强调革命“记忆”和“反记忆”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公共史学的研究则立足于大众的历史意识，凸显革命记忆在博物馆、教科书、纪念碑、公园、大众流行文化等公共领域的显现及传播过程。初期革命记忆研究离不开政治文化所带来的视域的拓宽，但真正标志着革命记忆研究兴起的是后两种研究路径——二者都根植于“后60年代”的政治文化语境，只是在主题上侧重不同，未见十足明晰的边界。在爬梳相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有以下三个问题需要作进一步思考。

　　第一，历史和记忆的关系。阿莱德•阿斯曼认为，历史与记忆的关系历经了三个阶段。在前现代阶段，历史和记忆之间是同一的，两者未有明显的区分，都是历史学家普拉姆（J. Plumb）所谓“权力的婢女”，为统治阶级服务，为其政权提供合法性依据；而到了19世纪晚期，伴随着史学的专业化，历史与记忆之间发生了持续的、系统性的分化，并以“客观性”和“真理性”自居，历史因而垄断了对于过去的解释权；在第三阶段，二战后的政治变革使得人们重新思考记忆和历史的关系，并带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记忆”的回归；记忆对历史发起“反攻”，揭示历史自身的扭曲性和建构性，从而瓦解其客观性的神话。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学教授科尔文•克莱恩所言，“历史是现代主义、国家、科学、帝国主义、男性中心主义，是一种压迫的手段；记忆是后现代主义——奴隶战胜主人、女性颠覆男权、地方化反对普适化，是一种疗伤机制和救赎工具”。与此不同，阿斯曼强调了二者在当下的融合，即“记忆史”研究；“记忆有属于自己的历史，而历史本身又是记忆的一种形式”，两者都具有建构性。

　　记忆史的“后现代”属性在美国革命的历史记忆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革命记忆史研究通过挖掘各种各样“受难者”的革命叙事，补充和纠正了革命的公众记忆。同时，作为新文化史的一个分支，记忆史也为传统的革命史研究增添了新的生机。关注记忆自身的历史研究让我们看到了，有关革命的认知是如何经筛选、塑造和保留的。然而，需要指明的是，历史研究本身也是一种保存过去的方式。二战后美国史学界兴起的“人民史学”通过对革命中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研究，实质上也构成了一种革命的“反记忆”，极大地影响了公众关于美国革命的历史记忆。

　　第二，美国革命在公共记忆中的二元叙事。美国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有句流传甚广的名言——美国革命既是在争取当家做主，又是在决定由谁来当家做主。换言之，美国革命既是精英领导下殖民地人民反对专制王权，最终建立了自由的共和国的政治革命，又是一场以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为主角，追求政治自由、挣脱不平等的枷锁的社会革命。革命本身的这种“二元性”其实和后来革命记忆演变的逻辑是一脉相通的：一方面，社会保守主义者害怕革命激进的理念会使社会陷入无序，所以将其渲染为一场以政治独立为目的，并通过1787宪法成功捍卫革命果实的建国史话；另一方面，在随后由普通群众和边缘群体掀起的争取平等和权利的斗争中，美国革命又被塑造为一场“未竟的事业”——只要“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没有在现实中兑现，就会有相应群体高举革命的旗帜，冲决罗网，为自由而战。在历史学家安德鲁•萧克特2015年的革命记忆专著中，两者又被分别概括为“本质主义”叙事与“有机主义”叙事——前者强调美国革命存在的本体，后者则从观念的维度消解了作为单一事件的美国革命，认为美国革命是在有机地行进和变化中的。在民众史家阿尔弗雷德•扬看来，前者是官方的、主导性的革命记忆，后者则是大众的、次属性的革命记忆。

　　然而，革命叙事在公共记忆中的这种二元性必须要根植于不同的社会政治语境中展开解读，否则难免沦为一种“化约论”。无论是精英还是民众都非“铁板一块”，不同群体对于革命与自身利益和价值的理解不尽相同，因而不仅历史记忆塑造者是多样的，同一时期关于革命的话语和表达也存在着诸多差异。例如，革命老兵的叙事并未诉诸自然权利的反叛话语，而是通过凸显“饥饿的记忆”来塑造自身“受难者”的形象，为争取政府的抚恤金提供合法性。而在南部以革命的原则来捍卫州权、保护奴隶制的同时，废奴主义者和黑人奴隶也以“革命继承人”的身份来反抗南部的蓄奴主义者们。同样是复苏革命激进的话语，两者的政治意图迥异，在对革命话语的表述上也理应区别对待，如此方能领会革命记忆的复杂性。

　　第三，集体“记忆”与“失忆”中的美国革命。在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的短篇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Funes， the Memorious）中，主人公富内斯因为不慎摔下马背，意外获得了记忆一切的能力，凡是他见过、读过、听过、感受过的一切都不会忘记。然而，富内斯却从此陷入了认知危机，因为他所有对于过去的认知都湮没在了海量的信息中，无法将所见所闻进行概括、提炼、精简为观念，他的记忆从此变成了一片“垃圾场”。富内斯的故事告诉我们正是“遗忘”塑造了“记忆”。对每一集体而言，记忆首先是复数的。正如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所阐述的，有多少群体就有多少记忆。其次，记忆是选择性的。不同的历史叙事交织于各种“记忆之场”中，陷入“遗忘的竞争”。在过去浩瀚的海洋中，存留下来的只是些闪耀着的碎片而已。最后，记忆竞争的本质是集体身份的构建。身份的构建需要借助“他者”的形象，而在记忆与失忆的辩证法中，“他者”常常是被作为一种反面形象融入集体记忆中或被集体全然遗忘，与之相对的则是对另一些人的英雄化。

　　“后60年代”兴起的“人民史学”很大程度上是缘于美国构建“多元文化主义”身份的需要，新的革命史研究力图让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也能在革命记忆中找到自己的“建国者”，从而凝聚他们的身份认同。这就颠覆了以往以革命精英为主角的叙事，甚至逐渐形成了阿比盖尔•亚当斯比约翰•亚当斯、乔治•华盛顿•卡佛（George Washington Carver）比乔治•华盛顿更加知名的局面。然而，自步入2000年以来，我们也看到了在约瑟夫•艾利斯、戴维•麦卡洛等历史学家的著述中，传统的“建国六杰”（Founding Six）——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詹姆斯•麦迪逊——重新回归革命叙事中心的趋势，即所谓的“建国者风尚”。“建国者风尚”的形成有其根植的社会文化语境，即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发展逐渐受阻，美国人逐渐陷入自我身份危机之中，甚至提出“我们是谁？”的困惑。因此，长久以来的那种强调分裂、冲突、压迫的历史叙事方式已经无法响应新的时代要求了，美利坚人希望通过复苏一种“共识史”（consensus history）来凝聚新的身份认同。

　　简言之，不是过去塑造了记忆，而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塑造了记忆。只要美国仍在变化、发展中，就会出现新的身份构建的需求，就会存在有关美国革命的“遗忘的竞争”。革命记忆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集体“记忆”与“失忆”相互交织的过程。过去或许永远无法以其全貌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所看到的只是“记忆的孤岛，环绕着这些孤岛的则是遗忘的海洋！”这一“记忆”与“失忆”的辩证关系，也启发我们以一种批判姿态来反思我们所习以为常的、经由过去拣选而成的当下，警惕过去经由各种媒介流转过程中被扭曲、消减和工具化的风险。尽可能客观地发现和保留过去的记忆，拓宽对过去认识的维度，也正是历史学家素养和技艺的体现。

　　（注释略）

（作者：蔡梦竹，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