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聪：20世纪南非种族资本主义发展简述

（来源：《学术探索》2021年第7期）

摘  要：在20世纪绝大多数时段内，白人垄断政权，以种族隔离制度压制诸种社会矛盾，维护和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获得暂时性经济发展的同时孕育了社会冲突的种子，造成了南非经济发展的长期困境。白人政权迫使黑人只能作为廉价劳动力被白人资本家和工人联合剥削。白人资本家和黑人劳工之间的矛盾逐渐演化为南非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城市工人阶级不断壮大、成分构成变化、思想觉悟提升，上述主要矛盾逐渐冲击种族隔离制度。期间，白人和黑人各自先形成自身群体的认同，后又形成南非民族认同，为后种族隔离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也为南非走出发展困境找到了出路。

关键词：种族隔离制度   南非   资本主义   社会矛盾

　　同非洲其他地区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20世纪的南非社会基本稳定，经济向前发展，未发生大的社会动乱。究其原因，有国际学者认为，种族隔离制度为南非经济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另有学者认为，种族隔离制度长期存在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在关注其种族主义鲜明特征的同时，也要看到其塑造南非现代性的一面。[]还有学者提出种族隔离制度是一项不断变动的制度，从根本上讲源于对廉价非洲人劳动力的控制，在一定时期内使得南非享有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局面。[]国内学界则多持否定态度，认为种族隔离制度加深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加剧社会冲突，并最终导致其自身的覆灭。[]从整体上看，国内外学界关于种族隔离制度与社会稳定问题的研究走向两个极端，即国外学界过于站在“客观”立场评价种族隔离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国内学界则主要阐释种族隔离制度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实质上，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服务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阶级问题标示出政治的本质属性，种族问题作为政治生活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彼此协调构成种族资本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充分吸收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阶段分析种族隔离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及其不断调整变动过程，有助于从20世纪南非执政党以种族隔离制度为路径，维护并推进资本经济发展的“饮鸩止渴”式治理中，汲取深刻教训。

　　       一、种族隔离制度形成与南非工矿业发展（1910-1948）

　　从本质上讲，南非联邦是牺牲黑人利益平衡白人内部矛盾的产物，是对白人殖民者优越地位的继承，为系统化地推行种族主义政策提供了基础。自这一刻起，整个20世纪南非政治的基本取向便是抬升白人整体生活境遇，压制黑人各个方面的发展，将后者视为实现前一目标的工具。1910-1948年间朝向种族隔离制度全面确立的方向不变偶有反复。

　　1910-1948年间南非工矿业还处于起步阶段却已显示出发展潜力，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很低，迫切需要大块田地发展规模农业；一度出现白人的过度城市化问题。这是当时南非发展要解决的三大问题，最大问题是如何以矿业发展为支点带动南非普遍的繁荣。围绕这一目标，需要建立起一套协调内外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政治体制。具体来说，需要协调好白人内部阿非利卡人和英语白人的矛盾，白人资本家和白人劳动者的矛盾，白人和黑人的矛盾，白人资本家和黑人劳动者的矛盾。

　　（一） 人口结构与社会矛盾

　　1910-1911年南非现代国家诞生之时，白人人口占总人口的20.7%，为125.7万人，城居人口占52.7%；黑人占总人口的68.4%，为415.6万人，城居人口占12.6%；另有有色人51.7万人，占总人口的8.5%，城居人口占46.7%；印度人14.8万人，占总人口的2.4%，城居人口占43.2%。白人多居住在城镇且掌握着现代经济体系和政权，力量更易于集中使用，黑人分为十多个部族且居住分散，不易团结，刚刚开始融入现代生产方式，白人在力量对比中占据明显优势。从白人的构成来看，又可分为阿非利卡人和英语白人。1899-1902年间的英布战争是一场英语白人和阿非利卡人争夺南非土地主导权的战争，是一场将南非强行融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战争，是一场奠定两类白人联合压迫、统治黑人基础的战争。英国人用大棒将南非纳入到自身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如同在其他地区一样，便开始培植一个当地的合作者群体来巩固自身的主导地位。在种族主义盛行的时代，阿非利卡人成了英国资本在南非土地上天然的合作者。合作的基础便是牺牲黑人的各项权利，在南非发展依附性的种族资本主义。于是在20世纪的南非，阶级矛盾隐藏于种族矛盾内，而种族矛盾本身就是一种经济矛盾。[]20世纪的南非政治活动便在此社会基础上展开。

　　从黑人的构成来看，黑人酋长、受过西式教育的精英在这一时期承担了黑人反抗斗争的领导角色，黑人流动劳工成为生力军，乡村广大黑人则作为主力军。这一时期黑人定居城镇的比例不大，所以定居于乡村往返于厂矿的黑人流动劳工是一支新的“革命性”的社会力量。他们由种族隔离的政策催生，服务于南非现代经济，没有受过多少教育，无法得到稳定的工作和收入，享受到现代化的好处很少，同时和传统社会处于半脱离的关系，为了摆脱精神和组织上的孤立性，很多人积极加入教会和其他黑人组织。他们身处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断层之中，成为黑人反抗运动的生力军。南非联邦成立之时黑人与白人之间的武装冲突业已结束。1910-1948年间，政治请愿和罢工是黑人斗争的主要形式。黑人的全国性政治组织和各地方性的群众运动之间联系很少，由于缺乏良好的组织和领导，彼此之间不能相互呼应，反抗斗争很难形成风潮。

　　(二)白人内部协调与种族压迫

　　1910-1948年间，从南非联邦成立至国民党上台之间的时段，南非白人内部协调矛盾，建立起对黑人的种族压迫，是南非政治的主旋律。这一阶段是种族隔离制度的前奏时期。在此阶段，白人之间通过两党制协调矛盾。两党主张不同，实质上是对如何处理阿非利卡人与英语白人的民族矛盾有不同意见，两党都主张通过榨取黑人劳动力剩余价值和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便利南非境内的资本家进行资本积累，只是对度的把握上主张不同。阿非利卡人内部对英国的态度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以一定代价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一派主张为保护自身，可以隔绝于外部自我发展。博塔、史末资等前布尔人将军认为同英国合作更符合阿非利卡人的利益。因为借助英国资本和技术，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才能使南非经济获得较大发展，而要吸引英资，必须保障英语白人（以英裔白人为主，掌握资本和技术）的必要利益。换句话说，南非联邦在大英帝国内有机会谋求更好的发展。这一派的态度受到英国统治集团的赞赏：“虽然史末资本人也是一个阿非利卡人，但是他更多地从世界和英联邦的层面看待问题，而不仅仅是从南非层面看待问题。”[](P416）同样是布尔人前将军的赫佐格代表了“反英派”观点，这一派代表了布尔人地主和农场主的利益，也代表着隔离发展的思维，由于该群体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认为不仅白人和黑人必须隔离，阿非利卡人同英语白人也要隔离发展。

　　两派的分歧在如何对待英资积极投入的矿业开发，即南非依附于英帝国经济体系问题上表现得很明显。时任联邦政府总理的博塔、身兼内务部长、国防部长和矿业部长的史末资主张由联邦政府提供财政拨款，扩展铁路、港口和交通等基础设施。联合压制黑人可能是两派最重要的一致点，故赫佐格先是出任土著事务部长，后因不满博塔、史末资保护英资的政策，于1913年另组阿非利卡人国民党，只准阿非利卡人加入该党。但当他于1924年执政后，赫佐格除通过解决“穷白人”问题巩固白人的团结之外，不得不如史末资政府一样为英资提供方便。显示出南非经济已经步入英帝国经济体系的框架之中。这便不难理解两次世界大战中南非都站在英国一边参战，同时反映出阿非利卡人和英语白人之间的利益契合点。

　　(三)政策法案与种族分隔

　　结合历史背景和人口构成、居住区域，我们不难理解1948年之前，乡村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阵地，土地问题是引发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问题。以牺牲黑人为前提的土地问题构成两派暂时和解的基础。这一路径早在1894年便曾由任开普殖民地总理的英语白人C·J·罗得斯提出过：“土著应该留在土著保留地，根本不能同白人混在一起。……我们就要做这里居民的统治者，而把他们放在被统治的地位。”[](P34)1913年赫佐格负责起草的《土著土地法》将该路径在全国范围内施行。该法的指导思想是在地域上将黑人与白人隔离开来的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在阿非利卡人大农场主看来土著人即便是租种白人的土地，也会限制劳动力供应。如果土著想要以种地为生，那么他们只能靠出卖劳动力。[](P89）史末资持类似 于赫尔佐格的想法，仅在措辞方面略为和缓，认为各种土地所有制度和管理形式都可以采用，意味着土著人正试图在土地所有权、管理方式和其他许多方面受到按种族区别对待。[](P39~40)

　　1913年《土著土地法》有政治上和经济上长远的历史影响。在政治上，为1948年后的种族隔离制度奠定了法律基础，种族分隔的政策第一次在整个南非国土实施。政治上，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the 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真正的全国性黑人政治党派出现在这片国土上，投身于克服跨黑人族群分野的政治事业中，力争获取非种族基础的公民权和投票权。这反映出黑人民族主义发展的新高度。该组织后来发展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这个新组织实际上是受过西式教育的精英和传统部族酋长的联盟。当时，该组织并未广泛发动群众，而是走温和请愿道路，注定其反对土地法案运动无果。它的意义在于为黑人提供了一个全国性的政治组织，为日后黑人的政治崛起和种族和解政治局面的出现奠定政治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组织名称中的“本土人”一词显示出当时黑人精英还将自己的组织定义为专门的利益组织，即仅代表南非土地上的黑人并不代表整个南非土地上的人民。白人政党的名称如国民党和南非党，显示出其代表整个南非民众的野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当时黑人民族主义的不成熟。这个组织由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基督徒组成，受英式议会民主道路的影响很大，同时表明南非黑人已经将自己视为南非的天然国民。在经济上，如马克思一再指出的：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曾是一切“建立在对群众某种剥削形式上的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和基础。”[]（P696）《土著土地法》的实施消灭了黑人自耕农和扼杀了黑人资产阶级的成长，大量催生了工矿业生产所需要的廉价劳动力，为白人商品化生产大农场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奠定了南非发展模式的经济基础。1913年《土著土地法》何以未激起黑人全局性的反抗，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法对南非各地区的影响不同。我们以南方的开普省、中部的自由州、东部的祖鲁兰地区和北部的特兰斯凯地区为例。由于1913年土地法案被开普法庭宣布为不适用于本地区，再加上一直到1936年该地的黑人精英都有选举权，所以受过教育的黑人精英到1936年后才在非国大的政治活动中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位于中部的自由州的黑人则面对另一类情况。这片地域遍布白人农场和小乡镇群，没有严重的黑人保留地问题。1913年土地法案在此地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群体抗议。位于东部的祖鲁兰地区，祖鲁人族群意识较强，喜好自我组织，身影几乎不出现于非国大领导层或他领导的运动中，在1980年代后期成立因卡塔自由党，直到21世纪初才逐步融入非国大领导之下。特兰斯凯地区的反抗比较有代表性。1913年土地法案刺激酋长提供了大量经费资助反对运动，成为非国大最重要的支持者，发挥了类似受过西式教育精英的作用。酋长一直到1950年代之后特别是班图斯坦时期，才不再是非国大值得信任的伙伴，受过西式教育的精英成为唯一的领导力量。此后，酋长群体的历史影响更多表现在曼德拉这一代反种族政治斗争领导上。

　　1910-1948年间，除1913年《土著土地法》外，白人政府还出台多项政策建立起种族分隔体制，成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先声。一是加强白人对政权的垄断。表现在白人强化垄断选举权，排除黑人出白人控制的政治体制。1936年《土著代表法》剥夺了开普省黑人选民的有条件选举权，该法案终止了“开普自由主义”的传统，将政治种族隔离政策推广到全国；二是维护白人资本家的垄断地位。1913年《土著土地法》剥夺了黑人购买土地，在农业领域积累资本的可能，“文明工人政策”和1923年《城区土著法》几乎排除了非白人从工业和商业获得资本的可能；三是定种族区别对待的佣工制度。1924年《工业调停法案》、1926年《矿业工作法案》建立的“文明工人政策”，限制了黑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和所能从事的工作岗位。一个显而易见但规模相对较小、在主要产业部门工作、享有特权的城市白人工人群体被划分出来。到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确立，白人工人作为底层融入统治集团，不再发动大规模群众运动。另一方面，随着黑人工人队伍的壮大，他们成为工人运动的主力军。1946年黑人矿工罢工昭示出这一点。从黑人白人工人的体量上来说，这一时期阶级矛盾呈扩大之势，压抑白人阶级矛盾的同时强化了黑人的阶级矛盾；四是筹谋城市区域的种族分区居住。此举是为确保居住在白人区域的黑人仅仅作为经济发展必需的工具，不多占用资源。1913年《土著土地法》将黑人圈于占国土面积7%的保留地内，这项法律等于实现了城乡之间的种族隔离。1923年《城区土著法》规定了城市区域的黑人居住区必须与白人居住区分隔开，划定为白人居住区的黑人必须迁出。在约翰内斯堡和金伯利立即实施该法，开普敦于1926年实施，德班至1930年代初实施。据统计，到1937年时，全国实施该法的市镇仅为11个，但因执法力度不足，种族混居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48年之后。五是建立独立管理黑人的行政系统。1920年的《土著事务法》建立独立的管理黑人的行政系统——土著事务委员会，委员会的权力全部掌握在白人手中。1927年《土著管理法》明确规定酋长由政府任命，其报酬按缴税比例从政府支取。

　　(四)获取廉价劳动力，推进工业化

　　通过各种种族隔离的政策，政府为各行业资本家找到廉价劳动力，换取了白人上层的合作，南非以矿业为核心的工业化展开。1912-1948年间，南非农业产值从2，3100万英镑增长到13，8700万英镑，矿业从3，6000万镑增长到8，6000万镑，工业从8900万英镑增长到18，2000万英镑。[](P223）到1948年，工业部门成为最大的收入增长引擎，创造出大量工作岗位和财富。政府凭此得以为穷白人保留岗位和帮助其城市化，白人工人不再是危险的阶级成分，获取了白人下层的支持。白人资产阶级和白人工人之间的联盟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白人内部的阶级矛盾被转化为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白人内部实现了相互协调，白人自我民族认同凸显，南非民族认同还未显现出来。

　　同时，由于种族分隔政策的压迫，黑人间跨部族的联合初见端倪，表现为跨部族的政治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成立。此时期的非国大属于上层精英组织，未同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实行温和的请愿策略。这同广大黑人还未充分融入现代经济、南非国民身份认同模糊的历史状况有关，黑人阶级化、民族化的历程才刚刚起步。1940年代澎湃的黑人工人运动显示出白人资本家和黑人工人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的社会矛盾，矛盾的激化导致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确立。黑人被彻底断绝资产阶级化的可能，黑人工人阶级化的力量不能抵制这一政策趋向，一是由于阶级力量还不足，二是由于被部族意识分裂，自我民族认同和南非民族认同的双重民族化程度不够。这两大认同将在下一历史阶段得到弥补。

　　   二、种族隔离制度全面确立与经济发展（1948-1976）

　　1948-1976年间，从国民党上台执政到索韦托起义，种族隔离的工会制度和种族隔离的城市制度仅暂时稳定了工业化产生的黑白人劳资矛盾、城市化产生的黑白人冲突，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已成为南非政治生活的主题。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强力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形成事实上的一党制。

　　（一）种族隔离制度下的短暂经济增长

　　1946-1975年间，南非经济年增长率约7%，因而在1960年代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与德国和日本相近。[](P 172）从结构看，1940年代制造业产值第一次超过矿业。[](P18)1960年代服务业又成为全国创造产值最多的产业。[](P153）潜藏的问题在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处于同时期世界中游水平，[](P8）显示出南非经济增长对廉价劳动力和高额资本投入的依赖。

　　第一，全面确立种族隔离制度维护对黑人的社会歧视和经济剥削。从社会阶层变动来看，黑人成为各产业部门的主要劳动力，彻底融入现代经济生产活动，却继续遭受严重的种族歧视和经济剥削。以1960年为例，黑人在服务业、农林渔业、制造业、矿业的就业人口分别为102.5万、14.5万、52.5万和52.5万人，白人分别为57.5万、12.5万、32.5万和7.5万人。[](P156）同时，黑人的工资仅有白人同伴的18%，[](P68）致使经济高速增长不可持续。因为黑人低工资遏制了雇主技术更新的动力，限制了南非国内市场的规模；白人工资增长带来的消费能力在近三十年的发展中耗竭。阿非利卡人经济地位上升，是该历史阶段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政府扶持阿非利卡人资本家，同时在公职机构和国企优先招募阿非利卡人雇员。1954/5-1975年间，在政府的扶持下阿非利卡人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几个私有经济部门所占比例迅猛增长：制造业和建筑业从6%上升到15%，金融业从10%上升到25%，采矿业从1%上升到18%。[3]( P411）部分为了安置阿非利卡人，公共服务部门职位数量从1950年的28万上升到1970年的54.9865万，[](P104）在20年间增长了96%。公务员中很少有英语白人。阿非利卡人经济地位上升使得种族隔离制度的必要性大大降低，为下一历史阶段黑白人包容性政治的实现提供了另一个基础。

　　1948-1976年间南非白人人口数量从250.5万人增长到419.2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19.5%-16.3%，1970年（下同）86.8%的人口为城居人口；黑人人口数从902.4万人增长到1863.5万人，数量翻了一番，占总人口的比例维持在70.3-71.5%，约33.1%的人口为城居人口；另有色人占总人口的比例7.7-9.5%，城居人口约占74.1%；印度人占总人口的2.5-2.9%，城居人口占86.7%。考虑历史背景和人口构成、居住区域，我们不难理解1948-1976年间，围绕黑人城市化问题的城市是社会矛盾爆发的主阵地，黑人城镇索韦托发生的起义便自然而然地成为启动下一历史阶段的导火索。城居生活使黑人更易于冲破部族观念，结合种族隔离制度塑造了黑人大众的民族主义意识，为下一历史阶段的大众基层组织发展提供了基础。黑白力量对比已在发生变化，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将在下一历史阶段显示出来。

　　第二，不断强化种族隔离制度应对黑人劳动力。为了应对规模日益庞大的黑人劳动力和迅猛的黑人城市化，1948年种族隔离制度全面确立。该时期突出的特点在于在城市区域强化对黑人的限制，目的是应对战后工业大发展带来的黑人城市化高涨，在黑人保留地推行班图斯坦计划，目的是剥夺所有黑人的南非国籍。从根本上讲，政策的目的仍旧同前一阶段类似，为确保白人资本家的垄断地位（潜在地保护外资的垄断利润）和维持黑人廉价劳动力的地位。主要的政策包括：

　　强化种族人身界限的政策。种族血统净化政策，禁止白人和“非白人”通婚、发生性关系。种族登记和鉴定政策，按种族进行人口登记，对各个种族的地位、权利和活动范围有诸多严格的限定。强化种族隔离的政治政策。禁止成立跨种族的政党和社会组织，后又禁止任何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政治组织存在，取消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在白人议会中的象征性代表，排斥英语白人参加政府，阿非利卡人独家垄断政权。缩小阿非利卡人与英语白人经济差距的政策，效果明显。实行种族主义的教育政策，政府垄断教育权，按照种族原则设校，向学生灌输白人至上思想。教育体系被按种族设置了天花板，黑人学生享有的教育资源远低于白人，为黑人儿童所学知识和技能设定比白人更低，其目标是培养半熟练劳动力。从而限定了黑人向更高社会阶层流动的可能性。谋求空间绝对种族隔离的政策。在城市区域，强制拆迁种族混居的居住区，控制城区黑人数量使之保持在白人经济所需的最低限度。再一次如1913年《土地法案》扼杀黑人农业资产阶级的萌芽一般，扼杀了城市地区出现黑人资产阶级的可能。在整个南非划分出13%贫瘠、偏僻的土地面积为黑人地区，黑人将被剥夺南非国籍，身份分解到10个黑人家园（或称班图斯坦）地区，计划中将分别成为10个国家的国民，以便取消全体黑人南非国民身份。此举的目的是通过降低黑人的政治地位来减少南非社会保障的开销，是一种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思路，造成南非在1980年代之后经济停滞、社会动荡的局面。

　　上述政策的出台以社会力量的变迁为基础，以政治观念的变动为媒介。下面我们将分别分析一下执政方白人和被统治的黑人的政治观念变化。前者直接推动了种族隔离政策的出台，后者被政治现实所塑造又影响了下一历史阶段的政府政策。

　　（二）强化种族隔离制度激发黑人反抗意识

　　1948年马兰领导的国民党凭借对内强化种族隔离、对外实行更为独立政策的主张竞选上台，前者针对黑人，后者针对英国代表的外资势力，潜在地针对英语白人，开启了国民党46年连续执政的历史。可以说，国民党的领导层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者、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的践行者。

　　第一，国民党领导集团的种族主义表现。1958-1966年任南非总理期间力推种族隔离制度的H.F.费尔沃特（Veroerd，一译维沃尔德）曾说过：“我想直截了当地说，南非是白人的国土，白人在这块土地上一定要永远做主人。”[](P147）他的言论是白人南非论最直白的表述。于是乎，白人“主人”占据南非最好的土地，垄断工、矿业最好的工作岗位。黑人在整个体系中仅仅具有廉价劳动力的意义。以此为理论基础，1948年后国民党推出一列种族隔离立法，意图在空间上分割城乡，在人的层面按种族出身划分社会层级。作为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基础的种族主义适应时代需要产生了新的变化。在“民族平等”原则的面纱之下，“分别发展”代替原有的“种族差异”口号，用来为种族隔离制度作辩护。正如著名南非经济史专家德基维特（C. W. De Kiewiet）所指出，“在阿非利卡人自以为最坦诚的说法中，既有忏悔又有自宥。他们忏悔说，不能无限地剥夺黑人现代生活的权利；而通过承诺可以给予这些权利，他们又获得了自宥。但是同时，黑人绝不能以淹没白人选票的方式获得权利，也不能过分竞争以至于降低了白人的生活；黑人只能在各自独立的地域内获得这些权利。”[](P48）执政者希望用班图教育制度将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灌输到黑人头脑之中，成为统治南非的意识形态，希望用“班图斯坦”永远否定黑人的南非公民权，使黑人永远居于附属地位。“分别发展”的事实时刻在教育黑人和亚裔、有色人种，唤醒他们共同的身份意识，促进了他们之间的团结，凝聚了他们反抗种族统治的意志。在某种程度上说，阿非利卡民族主义锻造了其他族群民族意识。

　　第二，国民党领导集团的阿非利卡人民族主义表现。1961年南非脱离英联邦，实现了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者一贯宣扬并秉承的“民族理想”——阿非利卡共和国，此后谋求阿非利卡人对英语白人相对经济地位的提升成为政府的关注点。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政权利用国家政权扶持阿非利卡人大致取得与英语白人平等的社会地位。

　　第三，黑人公民意识觉醒与抗争。二战之后，城市为基础的大众政治斗争日益壮大，主流的黑人意识开始转向探讨如何作为一个公民同白人生活在一个国家。黑人开始要求自己的公民权并认为这是自己天然的权利，并以此为前提要求在南非的土地上实现多数统治。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关于民主权利和自由的呼声，亚非反殖民主义情感的发展，拒绝部族主义的城市黑人大众政治的发展，都有助于黑人形成自己是天然南非公民的观念。即便是非国大内部的温和派也不再仅仅要求改善黑人经济境况，而是要求根据人的自然权利在议会中享有代表。作为非国大内部激进派的青年同盟开始组织跨种族斗争。同盟中的许多成员成为1994年后非国大领导的核心。

　　非国大青年同盟代表了新的斗争路线，更紧密地同全国性大众运动联系在一起，使得非国大的领导风格随时代变化而变换，从1920-1930年代温和的、精英化的斗争路线，走向1940-1950年代激进的、大众化的斗争路线。斗争路线的转变是青年同盟吸取南非共产党发动群众工作方式的结果。当南非共产党被当局取缔后，许多领导人都加入非国大的阵营，其中不乏白人。斗争路线转变还源于吸取印度人大会组织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经验。面对当局的高压政策，青年同盟强调需要团结以反对白人霸权。他们观念的核心主题是“黑人民族团结”、“非洲重生”，渗透着种族自豪，骄傲于独特的黑人文明。他们提出黑人才是非洲的主人，黑人将作为一个民族出现。黑人应该团结起来，放弃自己的部族主义，形成统一的民族主义感情，超脱于部落联系、社会地位、教育程度或者阶级地位。这种感情具有种族性和大陆性的特点，是那个时代非洲民族主义共有的特点。种族性是指民族主义建立在对整个黑人种族的认同之上，大陆性则指认同不局限于南非边界。具体在黑白关系方面，他们主张“种族间和平与进步的条件是放弃白人统治”，“我们的目标是为黑肤人民赢得民族自由”。“如果黑人在其政治斗争中期望白人的鼓励或帮助，这只能是浪费时间并使自己的力量偏离方向”。[](P11~20）这种思想表述意在加强黑人依靠自身力量争取权利的决心，坚持黑人自己掌握领导权，实现黑人组织上的独立。上述观念表示黑人的民族认同的不成熟，还未与南非地域结合。

　　从1952年蔑视运动到1964年的利沃尼亚审判的12年间，随着对南非国情认识的深化，青年同盟代表的黑人民族认同趋向成熟，逐渐走上种族联合斗争的道路，提出跨种族的政治纲领。1952年6月的蔑视运动，是非国大与印度人大会为反对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法令而联合发起的运动，曼德拉当时任全国志愿者总指挥。该运动显示出黑人民族主义已经将其他种族受压迫的人民纳入到自己争取民族解放的战友序列中。受蔑视运动的鼓舞，1955年非国大建立起一个广泛的联盟，称作南非人民代表大会。从种族上看包含了黑人、有色人种、印度人和白人，从利益集团看包含了工会和妇女组织。这次集会是在大多数领导人被逮捕或者禁止参加政治集会的条件下召开的。集会人群周围布满了警察。尽管遭遇到这些困难，仍旧有320名印度裔、230名有色人种、112名白人和2200名黑人到会，参与种族的广泛性使这次会议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集会。《自由宪章》作为集会形成的纲领性文件，提出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南非的人民，各种族都平等地享有各项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自由宪章的标志性意义还在于它提出要求以人民主权和集体“意志”为理论基础，而非应用自由宪制主义或公民权的基础。然而，这种人人平等享受权利的理念，被“多种族”的理念部分中和。多种族主义在1950年代的南非同温和基督教和左翼自由主义派结合在一起。自由宪章的内容反映了大众的各项要求，成为非国大在之后数十年的政治纲领，奠定了南非走向跨种族政治的第一块基石。当1964年曼德拉因武装反抗被捕，随同曼德拉一起受审的有印度裔和白人，这便是著名的利沃尼亚审判。审判因曼德拉对“黑人”一词作出了新的解释而闻名：所有的人，不管他属于哪一个民族集团，不管他们的肤色，只要他们以南非为家，并相信民主和人人平等的原则，都可以认为是黑人。这意味着曼德拉为代表的非国大新生力量已经将代表南非全体人民作为自己的使命。

　　总体而言，此一阶段通过确立种族隔离制度，政府得以向各行业资本家输送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并保持了社会的暂时稳定，用高压的方式维系了劳动力和资本的暂时平衡，南非出现了进口替代工业化高潮。黑人融入现代经济的程度加深加强了黑人在社会力量对比中的实力，黑人阶级化程度大发展，阿非利卡人经济地位提升，英语白人持续获得高额经济收益，南非得以出现近三十年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时期。应注意的是，南非对外于1961年脱离英联邦，对内禁止一切反种族隔离政治组织的存在，显示出白人自我认同的强化并且出现南非民族认同意识。到60年代末种族隔离制度达到顶峰，白人资本家和黑人工人之间的矛盾被激化到顶点。

　　同时，白人政府的高压统治和城市化浪潮，使得黑人部族意识衰退，黑人跨部族的联合进入大众阶段，政治组织和群众运动结合，黑人政治家已渐成熟提出跨种族的政治纲领，黑人民族主义超脱出单纯对黑人族群的关注，开始以全南非土地上的人民为关照对象。黑人民族化从族群自我认同上升到南非民族认同，民族化程度进入新阶段，这对白人政府形成强大的压力，成为高压政策不断出台的直接诱因。另一方面，黑人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终从量变达到质变，黑人民族认同已然明显，南非民族认同初露端倪，黑人的阶级化和民族化程度已经逼近种族隔离制度张力的极限，种族隔离制度趋向崩溃。

　　三、  劳资矛盾冲击种族隔离制度（1976——1994）

　　1976-1994年间，从索韦托起义到非国大组织政府，如何缓和白人资本家和黑人工人之间的矛盾成为南非政治生活的主题。将矛盾去民族化，实现黑人和白人之间矛盾的和解成为南非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跨种族政治实现的前提是黑人群体物质力量和自我组织力量的增强对种族隔离制度形成强大的冲击力，以及阿非利卡人经济地位上升降低政府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意愿，外资恐惧社会动荡出现外逃潮降低种族隔离制度的合理性。这一时期，南非社会明显出现动荡的局面。

　　（一）种族隔离制度与经济发展日渐背离

　　1973年后，南非既有的廉价劳动力加外资投入的工业化模式显示出难以为继之势。1973-1994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0.6%。[10](P7）制造业出现负增长，由于黑人城市化滞后建筑业减少31%的规模，就业人口减少10%的数额，作为工业化核心的采矿业产值由于国际市场不景气处于下降态势。经济衰退还表现在物价上涨、失业率上升和债务危机三方面，前两项使作为廉价劳动力的黑人人群生活境况恶化，[]后一项源于出口增长下降和国际收支赤字，动摇了外资对南非经济的信心，资本外逃成风。

　　第一，种族隔离用工制度背离经济发展实际。这一时期维持廉价劳动力供应的种族隔离佣工制度已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背离，动摇了种族隔离制度存在的基础。黑人作为一个整体同白人的就业结构形成互补，所以就业问题上黑白人的矛盾不再如以往那样突出，相反扩大岗位的甄选范围不仅有助于缓解熟练工严重不足的局面而且有助于扩大国内市场。在1980年左右，接近2/3的阿非利卡劳动力工作在白领岗位上，[6]( P477）同黑人的就业竞争已不如前一时期激烈。即便是在公共服务机构，阿非利卡人大量离职奔向私人领域，到1970年代，黑人公职人员数目超过白人同伴的22%，另由于高级职务不仅拒绝招募黑人的而且限制招募英语白人，结果导致高级岗位空缺率奇高。 [6]( P354）这一时期南非的失业问题有其独特性，即熟练工不足，非熟练工严重过剩。1981年的人口调查显示黑人的失业率在8%，有色人种的失业率为5%，但另有数据估计黑人的失业率在20%。[3]( P66）特殊的失业问题不仅影响了效率而且导致国内市场不足。南非如何突破增长乏力的困局，成为当政者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第二，黑人觉醒运动。这一时期，黑人人口数量的爆发性增长成为改变黑白人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迅猛的城市化使城市成为展现黑白人力量变化结果的主要舞台。至1994年，南非白人人口数量为469.6万人，为1976年人口数量的112.0%，占总人口的比例11.3%，1996年（下同）90.6%的人口为城居人口；黑人人口数为2946.4万人，为1976年数量的158.1%，占总人口的比例为76.3%，43.3%的人口为城居人口；另有有色人从占总人口的比例8.9%，城居人口占83.4%；印度人占总人口的2.6%，城居人口占97.3%。黑人群体具有了更高的政治意识和组织能力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力量。相比物质条件变化，这个伴随城市化工业化进程而生的群体文化生活水平的变化更值得关注。1968年75，0000非洲人经常读日报，1966-1968年间非洲人无线电拥有量翻倍。再加上1970年代初的黑人觉醒运动启发了黑人的自尊心，为政治运动奠定了心理基础。黑人觉醒运动大大激发了黑人的历史和种族自豪感，拒绝接受白人的优越地位，强调黑人自我解放，黑人应该在非洲大陆占据主要地位。如南非学生组织（SASO）对黑人觉醒运动的定义那样，黑人觉醒运动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黑人觉醒运动的基本原则是黑人必须拒绝所有使之归为自己出生土地外来者、贬低他基本人类尊严的价值体系；黑人必须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能够自我定义而非依靠他者的定义。[](P482）他们的观念同以往观点最大的不同在于不是要将白人赶出南非而是要转化黑白人存在的基础。黑白人会继续一起生活，只是黑人要以主人的身份居住在南非的土地上。南非这块土地要表现出“黑色的灵魂”，因为这是一个黑人占据多数的国度，需要彰显黑人的价值体系。黑人学生并没有用阿非利卡民族主义的文化优越叙述模式，而是通过提升黑人地位，寻求获得种族平等地位基础上的黑人多数治理，这便等于为非国大在1994年后实行的政策提前进行了群众动员，这种精神也是此前自由宪章精神的继续，是对宪章精神的进一步发扬和群众化。经历镇压弱化的黑人组织从新的革命潮流中再次绽放光彩。

　　1970年代中期的黑人起义直接的思想源头即在于黑人觉醒运动。新一轮解放运动发端于学生，一方面由于黑人大学生就业和上升的渠道被种族隔离制度封死，另一方面班图教育体制让大学生的观念向下传导到中小学生，引发1976年的索韦托起义，原本应该在学校中读书的学生成为南非黑人解放运动的新生力量。1976年索韦托起义发生后，曼德拉指出：“种族隔离制的罪恶、残暴和非人道从一开始就存在。所有的黑人——黑人、有色人和印度人全面反对这一制度。……胜利的首要条件是黑人的团结。必须坚持挫败任何分裂黑人、劝诱和唆使一个黑人集团去反对另一个黑人集团的努力。”此时，他“黑人”一词的含义已经将有色人和印度人包括进来。对日后黑白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已经考虑成熟。狱中的曼德拉提出“南非的白人与非洲其他地方的白人不同，南非白人属于这里，这里也是他们的家园。我们希望他们继续住在这里和我们分享权力。”[](P213）他清楚地认识到未来南非民族问题的解决要面对两个主要问题，一是如何团结全体黑人，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或称部族主义；二是如何团结南非白人，克服他们对黑人多数派掌权的恐惧。为实现这一目标，“彩虹民族”的理念应运而生。

　　第三，阿非利卡民族主义已与时代背道而驰。因缺乏道德和思想逻辑支撑，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无法再凝聚白人，意味着用“种族”把全体白人统一起来作为新国家基础的政治思路面临困境。南非白人踏上迁居之路。1984年移居国外的白人为8500人，1985年为11401人，1986年为13711人。年轻人中打算出国者比例更高。据调查，1987年在南非罗得斯大学就读的白人男生中，有57%的人决定出国或打算出国。白人居民对国家的效忠程度和责任感出现明显的滑坡。1989年，四分之一的应征入伍者要求推迟服役，15%的应征入伍者逃避参军。同年，38%的白人居民要求免除社区服务方面的义务。[](P238)1992年，68%的白人投票者支持进行废除种族隔离制度的谈判，显示了同其他种族共建南非已经成为南非白人的主流意见。

　　（二）经济社会发展催生南非民族认同

　　当时，南非白人政府鼓吹基于种族分享政治权力的理念。尽管仍旧将黑人排除于政权之外，但新组建了“三院制”议会，形式上将有色人和亚裔人包含进政权之中。这种虚伪的让步并没有获取政局的平静，却成为白人进一步谈判的基础，白人希望以此理念保护自己作为少数派的政治权利。除了这一直接的政治举措，白人政府还放松了下列种族隔离的政策。

　　第一，放松劳动力种族控制，承认黑人工会的合法地位。从种族隔离工会制度起源的矿业来看，1970年代后期，金矿业从总体上打破了持续一个世纪的矿山工作种族界限，用黑人改善熟练工人不足的境况。1979年的《工业调解法修正案》赋予黑人工会以注册、协商与参加工业委员会系统的权利，也取消了从法令上为白人保留职业的做法。甚至在1986年取消了《通行证法》。[]然而，政府有两点保留：一是坚持种族隔离工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表现为坚持按种族组织工会；二是限制黑人工会对整个种族隔离制度的冲击力，拒绝给予流动工人结社权，将保留地和邻国的黑人工人排除于新法之外。正是由于这两个局限，黑人工会成员根本不信任政府的改革。许多黑人工会不到政府那里注册，以免政府按照提交的名单抓捕工会成员。第二，放松对黑人城市化的控制。1986年《通行证法》被取消，使政府已无法控制黑人移居城市的规模。在此前后，允许少数地区为了商业发展，不同种族混合租用房屋，德班、伊丽莎白港、金伯利等地出现了种族混居区。允许黑人有限度地参与黑人市镇的管理工作。然而，政府仍然禁止黑人在黑人家园和黑人市镇以外拥有土地房产，白人事实上控制着市镇管理权。第三，废除一些其他种族隔离法规。如废除了禁止跨种族婚姻和性关系的法规，取消部分公共设施内的种族隔离限制，允许军队和国家体育队招募黑人等。

　　反对白人保留过多政治权利者则坚持单一南非公民权，拒绝上述三院制议会之类分割主权或者赋予少数派特权的理念。1989年7月在交给博塔总统的信中，此时已成为非国大领袖的曼德拉强调政府与非国大谈判的基础是承认多数统治。同时他认为黑人多数统治并不意味着完全摈弃白人参与管理国家。可以说，曼德拉的思想已经从单纯的黑人民族主义升华到包含黑人、白人、有色人种和印度裔在内的南非民族认同之上。

　　当他出狱后，曼德拉立刻认识到需要阐明自己的新民族观，赢得白人和黑人大众的支持。获释当天，他阐明自己的立场：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1990年6-7月的出访中，他正式称呼南非白人为“我们的白人同胞（our white compatriots)”。用这个词汇来称呼南非白人展现了他民族主义思想不断发展的趋向。他关心白人的利益、积极争取白人反对派，扫清了新南非建立的一大障碍。另一大障碍是黑人的团结，尤其表现在同纳塔尔－夸祖鲁地区因卡塔党的团结问题上。自从黑人觉醒运动以后，黑人的政治声音中“部族”的概念便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在话语中黑人已经融为一个“民族”。即便是纳塔尔的因卡塔借助祖鲁部族认同也不得不时刻宣扬自己是一个代表全体黑人的政治组织。因为在城市黑人、工会那里部族已经成为过去的名词。曼德拉表示我们新的民族将包括黑人与白人，祖鲁人和阿非利卡人，以及说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人们。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消灭一切形式的派别活动与地方主义。至此，南非黑人民族思想从排他性的非洲主义发展到包括有色人、印度裔在内“黑人”的民族主义，再发展到包容白人在内所有南非人的南非民族主义，完成了历史发展进程。

　　然而，这种思想落到实处却不无困难。从白人来说，阿非利卡民族主义是建立在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优越感和特权之上，并非朝夕之间可以释怀。从黑人来讲，地区民族主义带来的内部分裂也值得警惕，一些早已独立的非洲国家内部民族内耗不断已提供了前车之鉴。最根本的矛盾是如何在经济和福利领域贯彻这种思想。

　　在后种族隔离时代，非国大提出“一个民族，多种文化”的“彩虹国度”口号。姆贝基和祖玛一再声明出生于南非即为同一个民族的信条。新获得公民权的黑人要求政府提供从养老金、福利金到住房、电力和清洁水源等配套公民权的社会福利，推动政府开始倾向黑人的经济、福利制度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白人的不安，纷纷出走。南非的稳定和发展还在于继续秉持自由宪章的理念——南非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民，以南非民族主义作为构建南非民族国家的基础。

　　四、种族资本主义历史使命的完结

　　南非民族问题的进展，使得阶级矛盾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由于资本主义经过起飞阶段走向成熟阶段，资本积累已达一定程度，劳动力的要求更高，白人资本家和白人工人之间的联盟破裂，黑人上升到资产阶级的通道打开，种族资本主义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南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向普遍类型的资本主义模式回归。

　　故而，种族隔离的政治制度代表的完全遏制阶级分化的政策取向，仅在特殊历史时期对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白人政府以种族分别对待的手段作为调节稀缺公共资源的工具、试图通过完全遏制阶级分化来维持社会稳定，仅获得暂时的成功。因此在经历二十年的动荡之后，南非1996年宪法确立去种族化、以阶级界别来维系稳定的新方向。

　　总之，南非白人政权用种族主义的方式分配公共资源，必然导致其他种族的不满，它越依靠高压统治实现社会暂时稳定，越积累潜在的社会不安定因素，从而形成社会发展困局。可以说，种族隔离制度对社会发展造成长期的恶劣影响。种族隔离制度依靠挑动文化和经济的种族主义分隔来加强自身的政治合理性，逆世界潮流而动。非白人在这项制度下遭受了极大的苦难。一项逆世界潮流的制度却在数十年中长期存在，并暂时性地发挥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原因在于南非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掌握着生产技术和政权的白人用种族主义的制度解决了工业化启动时期的廉价劳动力问题，经济大发展缓解了种族歧视带来的社会紧张。到了1970年代中期以后，旧有经济发展模式潜力耗尽，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爆发促成社会动荡的局面，种族隔离制度完成了历史使命，却不肯退出历史舞台。随着黑人在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更重要地位、在文化上彼此认同增长、在政治上组织能力渐强，种族隔离制度越加成为社会发展的负资产。再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羽翼下阿非利卡人经济实力接近英语白人、南非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的新需要、阿非利卡民族主义趋于瓦解，白人政府被孤立，再难以用种族隔离制度维护自身统治，种族隔离制度丧失了最后一丝作用。只要它继续存在便意味着持续的社会动荡，不利于南非社会各群体，其存在成为社会发展的最大阻碍。最终，种族隔离制度以权力和平转移的方式终结，未造成社会大的政治动荡，是一个奇迹。原因既在于黑人力量和白人力量对比的平衡，更在于双方南非民族认同观念的形成。这些都是种族隔离制度孕育出的副产品，却无意中对南非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种族隔离制度的副产品中对社会发展负面影响最大的是用种族主义视角处理问题。这在当今南非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旧常见，并时常造成社会裂痕和社会冲突。从这层意义上讲，社会发展的困局并未彻底破解。

（注释略）

（杭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