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桂霞：斐济的印度移民：历史演变及其影响

　　（来源：《世界民族》2021年第5期）

【内容摘要】太平洋岛国斐济是土著斐济人的故乡，1874年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英国殖民政府为发展种植园经济，从1879年到1916年，从印度引进了大量契约劳工。印度商人、教师等接踵而至。印度移民的到来，一方面打破了斐济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形态，推动了多样化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农业、畜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综合发展的经济格局，使斐济通过为国际市场提供原料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另一方面，极大改变了斐济的人口结构，进而对斐济的宗教、文化、教育甚至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印度移民的到来也使土著斐济人失去赖以为生的部分土地，破坏了斐济原有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斐济两大民族即土著斐济人与印度裔斐济人的矛盾与冲突。印度移民给斐济带来的这些变化，给我们发展中斐关系提出新的课题，我们在处理中斐关系时应充分重视印度移民的影响力。

【关键词】印度移民；印度契约劳工；多民族国家；斐济

　　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度移民在借助英国殖民政府扶持成功取代华人在太平洋岛国斐济的经济地位后，又凭借其教育、文化特别是长达40年（1946～1986）的人口优势不断谋求政治上的发展，最终成为斐济不容小觑的民族，深刻影响着目前斐济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和对外关系。这一局面的形成，与英国在斐济的殖民统治及其向斐济输入印度契约劳工密切相关。

　　19世纪上半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大机器生产的逐渐普及，英国率先进入了工业资本主义阶段，生产力极大提高，对于国际市场的原料需求陡增，然而作为英国海外殖民基石的黑人奴隶贸易却在国内不断遭到质疑，英国国会相继于1807年和1833年通过法案，最终废除了黑人奴隶贸易。奴隶贸易的废除，一方面提升了英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也使得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劳动力面临极大困境。为了解决殖民地急需的劳动力问题，英国开始在印度北部的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等地征收契约劳工，运往英属圭亚那、毛里求斯、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地，从事种植园劳作，印度契约劳工就此兴起。此后，大批印度人或因生活所迫，或受招工者煽动诱骗，或因曾参加过反英活动等被迫成为契约劳工，走进非洲、美洲和大洋洲，聚集在南非、毛里求斯、美国、西印度群岛、缅甸、马来亚、澳大利亚、夏威夷、斐济等地从事种植园生产或金矿开采。在契约劳工的影响下，更多的印度人为谋求更好的生活纷纷走出国门，在世界诸多国家和地区扎根。据不完全统计，1846~1932年间，约有2800万印度人移民海外。根据联合国2019年发布的移民报告，目前印度已经是国际移民第一大来源国。这些印度移民不仅改变了某些国家的人口结构，深刻影响了所在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有的还成为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内阁部长、甚至是领导人，如新加坡总统塞拉潘·纳丹（Sellapan Ramanathan）、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Leo Varadkar)、斐济总理马亨德拉·乔杜里(Mahendra Chaudhry)等，左右所在国的政治发展。与此同时，海外移民对印度的反哺，也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英国《经济学人》甚至认为海外印度裔才是印度最大的潜力资本，是印度最大的软实力。

　　国际移民的“印度现象”引起了学界的极大关注。有关印度移民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不过学者们关注的重点不尽相同，有的聚焦印度移民相关法律法规，有的关注海外移民与印度的关系，有的具体探究分布在各国和地区的印度移民，有的关注殖民地时期的印度移民，有的关注印度新移民等等不一而论。就斐济的印度移民而言，国际学术界特别是澳新学者给予极大关注，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的布里吉·拉尔（Brij Lal）。作为斐济印度契约劳工的后裔，拉尔教授极其关注离散印度人的历史与文化，撰写了大量有关印度裔斐济人的论著，对英国殖民时期印度契约劳工及其后代在斐济的悲惨遭遇、印度人在斐济的经济政治发展等进行论述，在国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他本人也一度任职斐济宪法修正委员会，直接影响了斐济的宪政进程。然而，我国学界对斐济印度移民的研究却相对较少，较早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是汪诗明和王艳芬教授，他们在《太平洋英联邦国家——处在现代化边缘》一书中，对斐济的印度契约劳工进行了概况介绍，并初步探讨了契约劳工在斐济的境遇。相关的硕士论文如蒋婧杰的《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斐济酋长制》、陈明燕的《斐济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1871-1970年》和王清的《殖民时期斐济族群问题研究——以族群斗争为视角》等，也有部分内容涉及斐济的印度移民问题，但尚缺乏对印度人移民斐济的起源、发展、变化乃至影响的系统探讨，本文拟从印度契约劳工出发，系统梳理印度人从被迫到自愿移民斐济的演变过程，在英国殖民主义扩张和资本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深入剖析导致这一变化的诸多因素及其对斐济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格局带来的深刻变化，希望能为我国发展与斐济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提供一定借鉴。

　　一、印度移民及斐济民族结构的变迁

　　在诸太平洋岛国中，斐济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国家。斐济的特殊性不仅表现为它位于太平洋岛国的中心，是出入太平洋岛国的重要门户和“十字路口”，以及诸多国际组织及区域组织秘书处所在地，而且也表现为它是太平洋岛国中唯一一个外来移民居多、且掌控斐济经济命脉的国家。这一现象的形成，既与英国殖民统治有关，又与印度移民密切相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英国的殖民统治和印度移民特别是契约劳工的到来，才造就了今天多民族、多宗教、文化多元的斐济。

　　（一）印度移民到来前的斐济

　　斐济历史悠久，民风淳朴，但因深处太平洋，远离世界经济中心等诸多原因，生产方式一直较为原始，主要以氏族或由于通婚而具有亲戚关系的若干家庭所构成的小集合体——“马塔夸利”（Mataqali）为基本单位，在酋长的带领下，大家共同劳动，协同劳作。他们主要是美拉尼西亚人的后裔，民族结构较为单一。15世纪以后，他们与波利尼西亚人种的汤加人不断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太平洋诸岛上特殊的混血种族——斐济人。

　　17世纪，随着荷兰探险者阿贝尔·塔斯曼（Abel Tasman）、英国探险家詹姆士·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和另一位英国探险家、海军将领威廉姆•布莱（William Bligh）的太平洋探险活动，斐济开始进入西方人的视野，越来越多的欧洲人特别是商人、卫理公会教徒、传教士，以及潜逃的澳大利亚囚犯等纷纷来到斐济定居。随后，其他太平洋岛屿人和华人等也来到斐济，他们中的很多人娶了当地斐济妇女为妻，斐济的民族结构越来越多元化。

　　在经济上，由于斐济地处南纬15°～22°之间，属于典型的热带气候，十分适合种植园经济的发展，因此在英国殖民斐济之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人就已经通过各种暧昧不明的手段，从当地酋长手中购买了大量肥沃土地，发展种植园经济。据统计，到1874年，欧洲人已经通过强占、强租、廉租等方式在斐济耕种了大约1.6万英亩土地，但他们声称拥有地所有权的面积却超过85万英亩，约占斐济土地总面积的20％左右。 最初，欧洲人经营种植园所需要的劳动力主要从土著斐济人中征集，但是由于土著人数量有限，再加上他们生活较为随意，不太愿意从事受时间约束的工作，因此仅仅依靠他们远不能满足种植园对劳动力的需要。为了帮助殖民者解决劳动力问题，斐济国王不惜对岛民课以重税，规定凡是无法缴纳法定税收的人，都要到白人种植园中进行劳作，这一制度对斐济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灾难，几乎致使拉省(La) 、巴省(Ba) 两地的人口濒临灭绝。 即便如此，斐济也无法解决欧洲殖民者所需要的劳工问题。

　　为了发展种植园经济，欧洲殖民者尝试从其他太平洋岛屿特别是新赫布里底群岛、所罗门群岛和莱恩群岛， 斐济的太平洋劳工贸易也从此开始。1865年，145名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劳工来到斐济；1868年，又有6艘船只到达列武卡，为斐济运来500多名劳工。据估计，1864～1911 年间斐济共接收 26，460 名“契约劳工”。他们在招募之前被许诺每年6英镑的工资、免费食物、衣服和住房，并在3年服务期满后提供返回母国的路费，但实际上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度糟糕，而且劳动强度极高，死亡率很高。据统计，1879～1913 年，斐济南岛劳工契约期内的年均死亡率高达10.8% ，是该地印度裔劳工年死亡率(1.9%) 的五倍多。因此，在契约期满后，他们大多选择返回母国，斐济种植园经济仍面临着极大的劳动力需求缺口。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血腥劳工贸易的背后，殖民地政府官员、劳工贩子、甚至斐济某些酋长等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非洲的黑人奴隶贸易十分相似。

　　（二）英国殖民统治与印度契约劳工的肇始

　　伴随着欧洲人的到来，斐济长期的部落冲突与混战落下帷幕，1871年建立了以乌尼瓦鲁•萨空鲍（Vunivalu Thakombau ）为首的萨空鲍王朝，完成了国家统一。然而，统一后的斐济却面临着英法美等西方国家不择手段地的斐济争夺，这让国王萨空鲍十分不满。1874年10月10日，不胜其扰的斐济国王萨空鲍在英国时任新南威尔士总督罗便臣（ Hercules George Robert Robinson）的软硬兼施下，最终于在割让条约上签字，将斐济无条件地割让给英国，并以200,000英亩土地为代价，保住了其“斐济之王”的称号。 从此，斐济成为英国的直辖殖民地，由英国女王派遣总督进行统治。

　　1875年6月24日，阿瑟•戈登·汉密尔顿（Arthur Gordon Hamilton）成为英国女王正式任命的第一位斐济总督，代表英王统治斐济。为了更好地统治斐济，戈登政府开始在中央设立政务委员会和立法委员会，统管除土著斐济人之外的所有其他种族人；对于土著斐济人，则通过特地设立的“斐济族人事务局”进行管辖。英国殖民者的这种“分而治之”政策，一方面稳定了土著斐济人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也使得殖民政府得以借助上层人士特别是各级酋长对斐济进行统治，因此，这一政策在保证政权平稳过渡的同时，实际上也保障了土著斐济人在国家的优势地位。

　　在经济上，戈登政府为了解决种植园主们急需的劳动力问题，决定仿效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岛（Trinidad）的做法，把印度契约劳工引入斐济。然而，在印度招工时，印度政府坚持按男女10：4的即每招募男子100人、至少要搭配招收40名妇女的比例进行，因此印度劳工进入斐济的方式与英属圭亚那和特立尼达以男性为主不同，主要是以家庭移民方式进行的。1879年1月，31名原定前往留尼旺岛（l'île de la Reunion）的印度契约劳工，被从戈登政府从新喀里多尼亚带到斐济的塔韦乌尼岛（Taveuni Levu），开始在种植园从事高强度、长时间的体力劳动，从而开启了印度契约劳工移民斐济的大门。

　　（三）印度契约劳工的持续引入与斐济民族结构的变迁

　　第一批印度契约劳工到达斐济后，由于他们非常吃苦耐劳，也十分适应当地的热带气候，且有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经验，因此特别受种植园主的欢迎。1879年5月14日，又有498个印度契约劳工运抵斐济，其中男性320人，女性178人。 此后，一批又一批印度人通过契约劳工方式陆续从南亚次大陆到达太平洋岛国斐济。据不完全统计，从1879年到1916年，大约有62，837名五年制契约劳工先后从印巴次大陆来到斐济，平均每年2000人之多。 按照契约合同的规定，印度契约劳工需要在斐济种植园服务5年，在服务期满且满足了法庭强加于他的其他额外延长期限之后，他们便可以领到工业户口证，成为一个“自自人”。从理论上来说，此时的他或她既可以返回印度（但需自筹旅费），也可以作为一个自由人再次签订5年的合同；或者作为一个自由人重新受雇新的雇主从事其他工作。在额外工作再满5年即在斐济工作10年之后，该契约劳工便享有由斐济政府出资返回印度的权利。

　　印度契约劳工签约的原因，主要与其在印度的困苦生活有关。在印度，他们虽为自耕农，但在严格的种姓制度下，社会地位却十分低下，即便终年辛苦劳作也难以维持温饱，而且还要负担各种各样的义务，甚至职业、婚姻等都受到重重制约，因此他们迫切希望改变这一现状，谋求更好的生活。然而，现实却十分严酷。这些印度契约劳工来到斐济后，才发现其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不尽人意，不仅劳动时间长、劳动强度大，而且工资极其低廉，女性劳工还经常遭受调戏、甚至性侵。

　　更为严重的是，高强度的劳动所造成的劳工的高死亡率和高自杀率。据统计，从1884年到1925年间，斐济有超过300名印度移民自杀，其中大多数是1879年至1916年间被带到岛上的契约劳工。 1879～1913年，斐济南岛劳工契约期内的年均死亡率为10.8%，是该地印度裔劳工年死亡率(1.9%)的五倍多。 虽然从人数上来看，斐济契约劳工自杀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其自杀率既高于印度契约劳工的主要输出地——西印度群岛和非洲，又高于印度本土。据统计，1900年印度契约劳工的两大输出地马德拉斯和联合省的自杀率分别为0.046‰和0.054‰，斐济印度人的自杀率达到了 0.780‰，10年后攀升至 0.831‰。 同期特立尼达和牙买加印度移民的自杀率平均为 0.4‰，英属圭亚那为 0.1‰。 这些自杀事件在斐济和印度引起了广泛关注，通过调查，他们发现男性契约劳工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种植园中的女性持续缺乏导致的男女比例失衡所引起的性嫉妒，而女性契约工则主要死于男性的谋杀。斐济移民局局长、负责印度契约劳工保护和福利的最高殖民官员1909年表示，“与往常一样，契约劳工自杀的原因主要归因于性嫉妒，而性嫉妒则主要是种植园中男女劳工比例失衡的结果，同时也与女性为了追求更好的福利而抛弃与她们没有任何法律关系的伴侣有关。”

　　此外，印度妇女还经常受到欧洲监督者的调戏，非法生育现象十分普遍。 国际著名斐济研究专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印度契约劳工的后裔布里吉·拉尔在其传记《图尔西的商店》（Mr Tulsi’s Store）中，把印度契约劳工在斐济的生活描述为“地狱般”的生活。

　　由于工资极其低廉，这些契约劳工在5年期满之后根本无法攒够返回印度的路费，因此契约满后的印度契约劳工大约有2/3的人留在斐济。 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中的多数人并没有续签合同继续从事种植园工作，而是转向租种、经商等其他工作。因此，他们的到来使得斐济出现了大量没有土地的印度裔无产者。 特别是1905年英国殖民政府颁布《土著居民土地条例》，允许土著居民出租土地之后，更多留在斐济的印度人选择了租种土地为生，从而使斐济产生了大量的自由农民。以1907年12月31日为例，当时斐济的印度居民约为30，921人，其中与甘蔗种植园签订合同关系的只有11，689人，大约占全体印度居民总数的37.8%，其余62.2%则为自由移民。这些自由移民或者从土著斐济人那里租到了土地，或者直接从殖民政府那里租到了土地，或者从“殖民制糖公司”（The Colonial Sugar Refining Company, 简称CSR)租种土地。另外，一些人在城镇或一些公共工程中找到了当家庭仆役的工作或当劳工，还有一些人在做零售生意。当然，也有相当多的人从事养牛并定居下来。到1907年底，印度人所拥有的自耕土地已达到17，204英亩，其中稻谷9，347英亩，甘蔗5，586英亩。

　　在他们的影响下，大批印度教师、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开始把斐济作为海外居留地，自愿从印度移民斐济。与契约劳工相比，这些自愿移民的印度人更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同时又十分重视生育和子女教育，因此印度人在斐济的数量急剧上升，逐渐成为斐济最大的移民团体，甚至在1946～1986年超过土著斐济人，成为斐济的第一大民族。印度人不仅掌握斐济的经济大权，而且在1987年和1999年两度当选斐济总理、组建内阁，掌控斐济政治大权。在这一背景下，一个由土著斐济人和印度人平分秋色、欧洲人、其他太平洋岛国人和华人占居少数的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国家在斐济逐渐形成。

　　斐济引入印度契约劳工，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满足英斐殖民政府发展种植园经济的劳动力需求，以及19世纪英帝国的快速发展和急速扩张的需要；其次，印度政府的推动和合作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移民在印度国内生活的贫困则是促成印度人移居斐济的直接因素。英国从印度引入契约劳工的做法，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种植园经济发展的直接产物，被打上了经济殖民化的深深烙印，另一方面，也是种植园主剥削廉价劳动力、提高市场竞争力、获取更高利润的手段。它作为19世纪40年代兴起的太平洋劳工贸易的一部分，从性质上来看，具有某种“准奴隶贸易”的性质。

　　二、印度移民与斐济的经济开发

　　在契约劳工之后，大批自由印度人包括商人、工匠、教师等纷纷来到斐济。由于他们勤奋、苦干和节俭及其在农业、商业、贸易等方面良好的表现，因此印度移民的到来，一方面大大推动了斐济的经济发展与多元化，另一方面，雇佣劳动的使用也给斐济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经济形式，打破了斐济传统的经济形态，使斐济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

　　1.改变了斐济的传统耕作方式

　　印度移民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土著斐济人的传统耕作方式。在印度移民来到斐济之前，土著斐济人的耕作方式十分简单，只是负责把作物种在地里，然后既不除草，也不施肥，主要通过消耗地力方式坐等收获。这种耕作方式十分原始，收获也十分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斐济人的需要，更遑论经济发展。印度移民到达斐济后，一心扑在甘蔗种植园中，除草、施肥、治理病虫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根据甘蔗的种植特点，通过轮作、间种方式大大提高了土地的有效种植面积和甘蔗的产量，并减少了病虫害。正因为如此，才使得斐济蔗糖在国际市场价格持续下跌的情况下，出口额不降反升，其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印度劳工的辛勤劳动、聪明才智使得济蔗糖产量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从1882年到1897年，斐济的蔗糖的出口从58,857英镑增加到323,830英镑。 同时，他们的甘蔗产量大大超过了土著斐济人。以1948年为例，这一年斐济的榨蔗总量为943，600吨，其中印度人生产的甘蔗911，927吨，斐济人生产的甘蔗只有31，673吨， 据统计，土著斐济人生产的甘蔗从来没有超过总产量的5%，印度人在制糖业上的优势可见一斑。

　　印度移民的辛勤劳作，不仅改变了斐济的经济形态，而且使得制糖业成为斐济的第一大产业，造就了斐济的四大“糖城”——劳托卡、巴省、拉巴萨和瑙索里。在英国殖民时期，四大“糖城”不仅成为英国殖民时期蔗糖的主要来源地，也成为最初印度移民的主要聚居地。由于斐济种植园所生产的蔗糖主要供应世界市场，因此印度移民的到来，实际上打破了斐济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形态，为斐济引入了现代经济因素，使斐济卷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2.推动了斐济多样化农业的发展

　　印度移民的到来，不仅推动了斐济农业的发展，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斐济农副产品的种类。在印度移民到达斐济之前，斐济虽然已有原始农业，但种植的作物种类十分有限，主要是易于成活的甘薯、薯蓣、马铃薯等淀粉类作物，它们构成了土著斐济人的主要食物来源。然而，对于长期以谷物类为主要食物的印度人而言，土著斐济人的食物与饮食习惯让他们极不适应,因此在契约期满后他们往往会选择从殖民政府、殖民制糖公司或者土著斐济人中租种土地，种植小麦、水稻、玉米、棉花等农作物。

　　印度移民之所以选择租种方式，主要是因为斐济殖民政府出于保护土著斐济人的考虑，严禁土地买买，这样租种方式就成为在斐印度人的唯一选择。不过，殖民斐济对于印度人租种土地十分严苛，不仅租赁年限远不如欧洲人，而且还要负担各种费用。例如，当时欧洲人租赁土地的时间为99年，而印度人的租赁时间则只有20～30年，且获得租约的过程十分繁琐。1910年，在重新商议印度人的土地租赁时，当时实际发挥内阁作用的“斐济政务委员会”甚至提议，发放新租约的费用也要全部由印度人承担，并建议：“作为一个规则，除非特殊情况，否则不应该给印度人超过5英亩的农业土地或者10英亩的牧场土地，且租期不能超过十年。” 尽管如此，到1931年，印度人在斐济租种的土地已经接近10万英亩，其中来自殖民政府的土地为5，000英亩，来自殖民制糖公司的土地31，000英亩，来自土著斐济人的土地60，000英亩。

　　这些被租种的土地，在印度人手中得到充分利用，他们采取间种、施肥等方式，极大推动了斐济农业的发展，同时也提高了斐济农产品的产量。以水稻种植为例，由于水稻种植十分艰辛，需要长时间地站在水里插秧、除草、施肥等，因此土著斐济人并不愿意从事这种劳动。然而，印度移民却习以为常，每天就像在印度老家时那样早上起来即下地劳作，中午也会不畏炎热除草、施肥，使得水稻逐渐成为他们除甘蔗外种植的第二大作物。根据《斐济现代史》的作者库尔特记载，在斐济31，200英亩水稻中，印度人的水稻种植面积为30，150亩，占全部水稻种植面积的96.6%。 虽然这里的印度人也包括了后来陆续来到斐济的印度自由人，但印度契约劳工对斐济农业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也奠定了印度人在斐济农业中的地位。

　　除了水稻种植，印度移民也喜欢引进欧洲和印度的一些农作物品种，种植胡椒、洋葱、豌豆、扁豆、菜豆、南瓜和西瓜等蔬菜和水果。需要强调的是，印度移民并不是最初就开始了种植蔬菜，因为他们初到斐济时必须身心地投入种植园工作，而且他们中的很多人既不知道如何种植蔬菜，也不知道该到那里进行销售。只是后来随着对斐济了解的加深，他们才慢慢开始了蔬菜种植。因为土著斐济人并不喜欢食用蔬菜，也不习惯商品交易，因此他们种植的蔬菜除满足自己和家人需要外，也会供应苏瓦市场，为在斐济的其他人种如欧洲人等提供蔬菜和水果。印度移民通过引入外来物种，不仅推动了斐济多样化农业的发展，而且也丰富了斐济的蔬菜和水果市场。

　　3.促进了斐济经济的多种经营

　　在发展多样化农业的同时，印度移民也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推动了斐济畜牧业、商业和公路运输业的发展。因为生产需要，印度移民一般都会在家中饲养一些体格强壮、费用低廉的公牛帮助农业生产，同时也会因生活需要，在家里饲养鸡、鸭、山羊和奶牛等，以满足自己对蛋类产品和牛奶及深加工产品如熬制奶油的需要。这些鸡、鸭、羊、牛的饲养，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印度人自家饮食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在为斐济畜牧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由于他们会把多余的产品拿到市场用于交易，因此也使得斐济市场的商品种类变得更加丰富。此外，为了生存需要，他们也会在聚集区或居住区附近经营小商品零售，出售他们从国外进口的物品和布匹等，并利用英斐政府配合本国排华、抑制华商的机会，逐渐从华商手中抢夺市场。他们也看到了公路运输所带来的机遇，通过购买经营公共汽车、购买卡车为土著斐济人带货到市场销售等方式，几乎独占了斐济公路运输业。

　　通过发展多样化农业和多种经营，很多印度移民积累了一定财富，于是他们开始买地建房，一跃而成为斐济的土地拥有者和房屋拥有者，从而改变了斐济的土地所有结构和房产现状。虽然斐济独立后为了保护土著斐济人的土地权益对购买土地进行了限制，但印度人的土地占有情况业已成为现实，无法再回到原来只有土著斐济人才能拥有土地的原始状态。印度移民的后裔，在斐济或者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发达国家接受更高的教育和培训后，生产经营更加与国际接轨，因此他们在斐济经济中的权重愈益增加，最终在英国殖民政府的支持下，取代了华人千辛万苦才在斐济经济中取得的优势地位。可以说，印度人在斐济经济中的崛起，与近代时期西方国家的排华政策特别是英斐政府的排华密不可分，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英斐政府对华人的排斥与限制，才造成了今天印度人在斐济经济中的特殊地位。目前，斐济的主要行业包括旅游业、糖业和进出口贸易等大多都掌握在印度人手中，微小企业部分份额也被印度人所占据。

　　印度移民在经济上的成功，对土著斐济人而言却是一场灾难，因为印度人的到来，一方面使他们赖以为生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大大减少，生活方式被迫随之发生一定的改变，另一方面，印度人在斐济开荒辟地、刀耕火种，也大大破坏了斐济原有的生态环境，甚至改变了斐济的物种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斐济的生物多样性。

　　三、印度移民与斐济多民族国家及多元文化的形成

　　印度移民不仅推动了斐济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是，极大地改变了斐济的传统社会结构，使斐济从单一族群社会逐渐向多族群社会转变。同时，他们的文化传统与宗教信仰，也给斐济社会注入新的血液，使斐济逐渐向多元化文化转变。印度移民及其后裔在政治舞台上的努力，则一步一步地影响并塑造着斐济的现代政治。

　　1.使斐济从单一民族国家发展成为多民族国家

　　印度移民的到来，使斐济民族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单一民族走向多民族国家。在印度移民劳工到来之前，斐济虽然也生活着少量欧洲人、其他太平洋岛国人及少数华人，但他们在斐济人口中的比例极低，因此斐济仍然是一个土著斐济人占绝对优势地位的社会。然而，印度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现状。根据斐济人口普查数据，1881年土著斐济人有114，748人，占全部人口总数的90.01%，而印度人仅588人，在全部人口的占比中不足0.5%。然而，10年以后的人口统计数字表明，印度人在1891年上升到7，468人，占比为6.16%。此后，印度人在斐济的数量迅速增长，几乎每隔10年就要增长1～2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大量斐济族青壮年在英帝国军队中服役，而印度人由于政治原因很少参军，因此这一时期印度人在斐济的出生率急剧上升，土著斐济人的出生率则相对下降。印度人在斐济总人口中的占比差距逐渐缩小，到1946年印度人已达到120，414人，且超过了土著斐济人的数量（118，070人），成为斐济第一大民族。具体参见下表：

　　1881～2007年印度人与斐济人数量及占总人口的比例

　　资料来源：Census of population NY ethnicity 1881 – 2007， Bureau of Fiji Statistics. June 2012.

　　印度人数量的上升，与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第一，英国统治斐济之初，维多利亚女王曾积极鼓励斐济王室访问澳大利亚，但是当时的澳大利亚正处于麻疹高发期，其中一位酋长在访问时不幸感染麻疹，随后将麻疹带入斐济。由于土著斐济人很少与外面接触、普遍对麻疹缺乏免疫力，因此麻疹流行造成了大量斐济人的死亡，使得斐济人口锐减。第二，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为了吸引劳动力，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印度移民的政策，吸引了大量印度自由人（自由民、商人等）的到来，增加了在斐印度人的基数。第三，由于宗教与历史原因，印度人十分重视生育，一个家庭生育3～5个孩子十分正常，再加上他们平时较为注意身体健康情况，死亡率较低，从而进一步助长了印度裔人口的增长。第四，与印度人相反，土著斐济人并不太重视儿童，历史上甚至还有杀婴的传统，再加上卫生状况相对较差，也没有对传染病采取得当的预防措施等，影响了他们人口的增长率。第五，1940～1946年，大量斐济青壮年由于参加英帝国军队，不能正常地结婚生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斐济人的出生率。

　　2.推动斐济多元化文化形成

　　印度移民带来的宗教与文化习俗，使斐济的文化更加多元化。与犹太人一样，流散世界各地的印度族人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即他们特别重视自己的文化和宗教，一般很难融入所在国的其他民族。例如，斯里兰卡的泰米尔族虽然原本是印度人，但他们早在公元1世纪时就移民斯里兰卡，然而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过去了，他们却依然保留着印度人的文化个性，因此被僧伽罗人看作外来者或异族。斐济的印度移民同样如此。在印度移民没有到达斐济之前，虽然欧洲人坚持使用英语、法语或者西班牙语，但斐济语始终是斐济人祈祷和正式场合的通用语言。在宗教信仰上，斐济人也多信奉自然界的万物，认为万物皆有灵，是典型的自然崇拜。然而，印度移民因其在国内多信奉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移居斐济后他们依然保留原有的语言与宗教信仰，竭力抵制斐济对他们的同化。在婚姻关系上，他们一般也更喜欢与本族人通婚，以保持民族和种族的纯粹性。同时，他们在饮食习惯、音乐、舞蹈等方面，也更愿意延续原有的文化，因此使得斐济的语言、文化和宗教变得更加复杂化。以语言为例，虽然这些印度移民多来自印度北方的贫困地区，但他们的语言却存在较大差异，有的说印地语，有的说比哈尔语，有的说乌尔都语（如伊斯兰教徒），有的说泰米尔语，有的说古吉拉特语，还有的说泰卢固语或者其他达罗毗荼语。

　　伴随着印度人口增长和经济实力上升，印度文化给斐济刻下了深刻的烙印：其一，印度语成为斐济的官方语言，自斐济独立以来在斐济任何官方语言都必须用斐济语、英语和印度语的三种语言撰写。以在斐济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酋长会议为例，自1877年酋长会议成立以来，所有的演说和审议都必须用斐济语进行，但在1959年向酋长会议宣读致辞时却第一次使用了英语，从而打破了斐济语在官方的唯一地位。在此之后，在印度人不断努力和推动下，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的斐济终于把印地语定为官方语言之一。其二，印度教成为斐济第二大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和锡克教的人也越来越多。根据2007年斐济统计局的人口普查数据，信仰印度教的人口已达到233,414人，占斐济总人口837,271的27.88%，印度教成为斐济人的第二大宗教，仅次于基督教。另外，由于部分印度契约劳工原本是伊斯兰教徒或锡克教徒，因此在斐济人口中也有部分人信仰这两种宗教。譬如，200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也表明，当时有52，505人信仰伊斯兰教，还有2,540人信仰锡克教。 其三，具有浓厚印度色彩的店铺、教堂等建筑不断涌现，印度教的重要节日——默罕默德诞辰日、迪瓦利节和洒红节等成为斐济的法定假日。如今，南半球最大的印度教神庙——萨布拉马尼亚湿婆神庙就坐落在斐济的楠迪，每逢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节日，斐济还要按照印度教或伊斯兰教的传统习惯予以庆祝。

　　3.促进斐济教育文化发展

　　印度移民的到来，推动了斐济教育文化的发展。在印度移民没有到来之前，土著斐济人并不十分重视教育，虽然当时英国殖民政府设立了一些学校，但一般设施较为简单，教师普遍不足，因此他们并不督促孩子到学校学习，一般斐济孩子即便上学也多会在14岁时退学，回家帮助家里照看更小的孩子或者补贴家用。与土著斐济人相反，印度移民及其后代深知教育对个人及种族在斐济生存的重要性，十分重视教育。即便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印度家庭只要经济力量许可，也都会尽可能地把孩子送到学校读书，印度孩子在学校中的表现一般也较为突出。印度移民不仅积极送孩子上学，而且还为了让本族子女都有读书机会，还积极筹措资金，创办印度人自己的学校。他们筹办学校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殖民政府经营的学校数量有限，不能充分满足印度学生就学的需要，另一方面，也与殖民政府“分而治之”的种族隔离政策有关。

　　1917年斐济正式废除契约制度后，契约劳工虽然成为“自由定居者”，但他们及其后代继续在甘蔗农场劳作，为了确保契约劳工的后代不具备技能，继续留在甘蔗农场工作，殖民政府制定了不让契约劳工子女接受教育的政策。当然，在学校创办之初，因资金和教师资源有限，学校规模一般不会太大，但由于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念办学，亦可以用印度语教学，因此印度学校深受印度子弟欢迎。由于印度学校管理严格，授课较为规范，后来其他民族的一些学生也逐渐进入印度学校学习。目前最著名的印度学校是1960年由古吉拉特教育基金会成立的圣雄甘地学校，该校由小学部与中学部组成，设施比较完备，有30台连接网络和打印机的多媒体电脑和比较现代化的教学楼，是在斐印度学生上学的首选，也为斐济教育打上了浓厚的印度烙印。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学校为在斐印度人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这些人后来有的在经济领域崭露头角，有的成为律师，有的成为医生，有的成为区、市甚至斐济政府议员，大大提升了印度人在斐济的地位和影响。

　　4.改变斐济政治格局

　　印度移民对斐济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极大地改变了斐济的政治格局。初到斐济时，印度移民虽然根据契约条款可以在获得自由后与土著斐济人享有同等权利，但殖民政府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一条款，因此他们在斐济的政治地位较低。随着人口快速增加和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印度人越来越迫切需求获得政治地位和权力。1916年印度人马德里·马哈拉杰（Madrid Maharaj）通过坚定支持英国殖民政府，被任命为立法委员，这是有史以来印度人第一次进入斐济的立法部门。后来，在印度人实际领导人马尼拉勒（Manilal）领导下，通过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组织印度皇家协会（the Indian Imperial Association）和罢工（最著名有3次，分别为1920年、1943年和1957年的罢工），印度人在斐济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大大改善，印度人在斐济的知名度进一步提高。

　　在斐济独立过程中，1964年印度人又在A.D.帕特尔（Ambalal Patel）的领导下积极组建了印度人自己的政党——“民族联盟党”（National Federation Party），为印度人争取利益和权益。 1977年，民族联盟党在议会大选中获胜并迫使时任斐济总理马拉递交辞呈，但由于没有获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支持，未能成功组阁。1987年，印度人在大选中再次获胜，并与斐济工党联合组建起了印度族人占多数的政府，斐济工党创始人蒂莫西•巴万德拉（Timoci Bavadra）成为斐济历史上第一位印度裔总理。1999年，斐济工党领袖马亨德拉·乔杜里(Mahendra Chaudhry)又在大选中获胜，当选斐济总理。虽然此后乔杜里因军事强人弗兰克·姆拜尼马拉马（Frank Bainimarama）发动的军事政变被推翻，但印度人在斐济政治生活中的影响力却再也无容忽视。在2018年斐济大选中，印度人获得极大胜利，不仅艾亚兹·赛义德-海尤姆（Aiyaz Sayed-Khaiyum）成为斐济总检察长兼经济、公共企业、公共服务和通讯部长，而且他们还获得了农业、乡村、海洋发展、环境和水利部以及妇女、儿童和减贫事务部等诸多部门部长或助理部长的职位，印度人在斐济政治中的影响进一步上升，甚至开始改变斐济的政治格局。

　　鉴于海外移民在经济、文化甚至国际事务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近年来印度政府对海外移民越来越重视。为了充分发挥海外移民的作用，印度政府创设“海外印度人事务部”，推出“印度海外公民证”制度，并把每年的1月9日定为“海外印度人日”，藉此加强与海外印度人的感情联系，增强他们对印度的向心力等等。

　　然而，印度人口的迅速增加、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其对政治权力的争取，让原本具有极大优越感的土著斐济人十分不适，因为在斐济原本就是他们的家园，一切都由他们当家作主；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因为需要借助土著斐济人特别是上层进行统治，因此对他们有诸多优待，限制印度人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再加上双方在宗教、文化、教育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使得土著斐济人与印度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最终触发了1987年（两次）、2000年和2006年的4次军事政变，造成了斐济长达20多年的政治不稳定，极大地影响了斐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印度移民与本国政府的密切联系，也在不断影响着斐济对外关系的走向，在“印太战略”的大背景下，斐印关系的发展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结 语

　　印度人移民斐济，虽然最初是被迫而为，甚至被骗而为，但后来却是部分印度人为了追求更好的生存环境、更多的财富或更好的发展的自愿、自发、自主行为（虽然不能排除印度政府的背后推动）。他们的到来，不仅改变了斐济的人口结构，推动了斐济经济发展，而且使斐济从一个民族关系相对简单的国家发展成为多民族共存、多元文化共生的国家。在政治上，印度人通过组建政党、引导舆论，在地方治理、议会选举和内阁架构等方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深刻影响了斐济政坛，成为斐济政治生活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对当今斐济政治格局也产生重大影响。在社会文化上，印度人则通过创办报刊、创设神祗、修建寺庙（院）、兴办印度学校、创作民间故事、庆祝宗教节日等举措，给斐济社会文化打上印度烙印，使得斐济的宗教、文化和教育更加丰富与多样化。

　　印度移民在斐济的成功，一方面对于海外华人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就是在谋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应该重视政治发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另一方面，当我们发展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应充分考虑到沿线这些国家海外移民势力对当地的影响。

（吕桂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