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与日本企业的应对

内容提要：1908年，以“二辰丸案”为导火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爆发。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企业造成了一定冲击。作为当时在中国的主要日企之一的三井物产会社，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在华社会关系网，与日本政府密切配合，应对抵制日货运动。应对举措主要包括：大量搜集抵制日货运动相关情报并与日本政府共享；协助日本政府采用各种手段缓和与清政府、立宪派、民众的关系；采用秘密交易等方式分化华商，使华商脱离甚至反对抵制日货运动。由于采取了有效的应对策略，三井物产减少了自身损失，对日本政府和其他日本企业也提供了一定支持，充分发挥了其作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主力的作用。

关键词：二辰丸案　抵制日货运动　日本企业　三井物产会社　情报活动

　　甲午战争后，日本加大了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力度，众多日本企业进入中国展开活动。日本企业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特权，但也必须因应中国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形势，特别是应对中国逐渐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表现之一，即是以经济手段反抗日本侵略的抵制日货运动，这对日本企业的影响尤为直接。能否有效应对抵制日货运动事关日本企业在中国的存续，也影响着日本对华经济侵略进程。只有系统地考察抵制日货运动中日本企业的应对，特别是考察这一过程中日本企业与中日各方势力的复杂互动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抵制日货运动，更深刻地解析日本大企业在日本对华经济侵略中的作用。

　　对于抵制日货运动，国内外学界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很多探讨，但从日本企业的应对视角进行的考察较少，特别是缺少有深度的个案研究。与之相对，对于影响远远小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抵制英货运动，则有高家龙、王强、仝群旺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考察了英美烟公司所受影响及其应对。

　　本文聚焦于1908年由“二辰丸案”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考察日本企业的应对。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日本企业对抵制日货运动的认识与应对也由此开始。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中即专辟章节勾勒了“二辰丸案”及其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的过程。雷麦在其探究中国抵制外货运动经济影响的专著中梳理了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中日贸易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学者菊池贵晴认为抵制外货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支柱，对中国的抵制外货运动进行了系统考察。菊池在梳理“二辰丸案”基础上，分析了其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的状况、影响。对于日方的应对，菊池指出日本政府在对清政府施压要求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同时，利用右翼政治活动家内田良平分化中国人。菅野正将抵制日货运动视为近代中日关系的主线之一，注重考察抵制日货运动中各方势力的动向。对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菅野以立宪派、革命派为中心考察了在日华人的动向，指出日本政府通过内田良平与在日华人交涉，对平息抵制日货运动发挥了一定作用。

　　其后，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视角对“二辰丸案”及其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进行过一些考察。许峰源利用大量外交档案进一步厘清了“二辰丸案”的具体交涉过程。吉泽诚一郎从领海界限、军火走私、革命派的动向等方面考察了“二辰丸案”的地域背景。赵莹、徐小洁分别探讨了中、日舆论对“二辰丸案”交涉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于文浩从民间经济外交视角指出粤商自治会在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有一些学者则分别考察了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地华人华侨在1908年的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动向。这些研究极大地深化了对“二辰丸案”及其引发的抵制日货运动的认识，但对日方的应对特别是日本企业的应对则缺乏足够的关注。日本企业绝非甘于坐视抵制日货运动的发展，而是采取了各种措施进行应对。因此，对于抵制日货运动中日本企业的动向，还存在尚待深入挖掘的空间。

　　三井物产会社（以下简称“三井物产”）是近代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是三井财阀的主要支柱之一。它不仅在原料供给、产品销售、技术引进、情报传递等方面为诸多日本企业提供支持，在日本经济界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因近代日本特殊的政商关系，对日本政府的决策有一定影响。三井物产1876年成立，翌年即进入中国市场展开活动，是晚清时期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先锋和主力之一。因此，在考察抵制日货运动中日本企业的应对时，三井物产有较强代表性。本文将简要梳理1908年抵制日货运动的发生及其对三井物产的冲击，并通过分析三井物产认识与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个案，考察日本企业相关举措，揭示日本企业在对华经济侵略中的作用以及其间日本政企关系的复杂性。

一、抵制日货运动对三井物产的冲击

　　1908年2月5日，日本辰马商会商船“二辰丸”受安宅商会的委托私运军火到澳门，在澳门附近的九州洋海面被中国水师以走私武器的嫌疑拿获到广州，引发“二辰丸案”。3月15日，清政府被迫接受日方提出的无条件释放“二辰丸”、鸣放礼炮谢罪等5项要求，“二辰丸案”结案。广州民众对日本政府的高压威慑非常不满，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在立宪派商人团体粤商自治会的领导下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与此同时，粤商自治会向中国香港等地通电或者直接派遣代表呼吁开展抵制日货运动。3月下旬香港开始出现抵制日货运动的风潮，其后在当地最大的华商团体南北行和华安公所的领导下，抵制日货运动越发剧烈。到4月，抵制日货运动在以广州、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地区得到广泛开展，并波及日本、澳大利亚悉尼、美国旧金山等地。

　　抵制日货运动爆发时，日本经济正处于萧条状态。日本在日俄战争后不久出现兴办企业的高潮，经济繁荣。但好景不长，1907年1月日本股价暴跌，经济陷入萧条。同年10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波及日本，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经济萧条。受到影响的日本企业企图通过加强对华经济侵略等方式减少损失。但是当时中国银价下跌、农作物连年歉收等因素导致购买力下降，使得日本对华出口并不顺利。为此，日本企业不惜采取低价倾销商品的方式争夺中国市场，还因此受到了欧美商人的抨击。

　　对处于困境中的日本企业而言，突然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无异于雪上加霜。日本邮船会社、东洋汽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等航运企业都遭到中国人的抵制，损失巨大。日本火灾保险会社、东京海上保险会社等保险企业每天承受着巨额损失，横滨正金银行、台湾银行则警惕着中国人的挤兑。日本贸易商受到的影响则根据经营商品的不同存在较大差别。在华南地区，煤炭、火柴等商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日本，这类商品的需求较大，又缺乏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廉价替代品，所以基本上被排除在抵制日货运动的范围之外。烟草、啤酒、棉纺织品等需求不大或者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廉价替代品的日本商品则受到抵制日货运动的较大冲击。

　　在受到抵制日货运动影响的众多日本企业中，三井物产的业务范围最为广泛，对中国市场也尤为重视。三井物产是近代日本最大的综合商社，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中日甲午战争后，三井物产在中国大量开设分支机构，加强在中国的活动，中国逐渐成为三井物产最主要的出口市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市场占三井物产出口总额的60％左右。日俄战争后，三井物产在1905年9月的支店长会议上进一步确立了大力发展对华业务的方针。在日本经济萧条环境下，中国市场对三井物产显得尤为重要。1907年4月，三井物产联合大仓组、第一银行、日本邮船会社成立日清起业调查会，应对中国铁路工程的承包和公共事业借款申请。三井物产在其中发挥了主导性作用。

　　在华南地区，三井物产是势力最大的日本企业之一。早在1878年，三井物产就在香港开设了其在中国的第二家分支机构。香港支店在1882年关闭后又于1886年重新开张，成功在华南地区立足。香港支店于1902年10月派遣职员常驻广州，1907年3月正式开设广州“出张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三井物产在厦门、福州、汕头开设的分支机构也长期受香港支店的管辖。

　　抵制日货运动对三井物产的业务造成了不小的冲击。保险方面，三井物产是东京海上、明治火灾等日本保险企业在香港的代理商，由于大部分华人用户不再投保，三井物产的保险业绩下降较多。贸易方面，三井物产经营的商品较多，不同商品受到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别。其中受抵制日货运动影响最大的是烟草、啤酒、棉纺织品。日本烟草、啤酒在20世纪初由三井物产引入香港、广州，逐渐打开市场。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日本烟草、啤酒的销路断绝，三井物产受到不少损失。棉纺织品是三井物产对华出口的重点商品之一。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三井物产的棉布业务受到较大打击，棉纱业务也受到影响。但是，三井物产在华南地区经营的最重要商品煤炭基本上没有受到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这是因为华南地区的煤炭供应在很大程度上被三井物产等日商垄断。1907年，三井物产香港支店输入了505万吨日本煤炭，占香港煤炭输入总额的43％。虽然煤炭等主要业务基本上没有受到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但三井物产并没有放松对抵制日货运动的警戒，这是因为在日本经济萧条环境下，三井物产必须尽量确保中国市场，尽可能地减少抵制日货运动对自身和日本经济的影响。

　　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日本各地的商业会议所、商人都要求日本政府尽快平息抵制日货运动以减少损失，三井物产也不例外。早在1908年4月1日，三井物产理事山本条太郎就拜访日本外务省通商局局长石井菊次郎，咨询抵制日货运动的应对策略。但是，三井物产并不是单方面依赖日本政府，而是采取各种对策与日本政府协同应对抵制日货运动。

二、搜集情报并与日本政府共享

　　三井物产充分利用自身强大的在华社会关系网应对抵制日货运动。三井物产从1877年涉足中国市场伊始，就注重通过各种方式加强与中国人的联系，着力于建立在华社会关系网。1898年，三井物产专务理事益田孝视察香港支店时发表训示，指出维持与中国人的亲密关系是振兴中日贸易的重要手段。其后，在益田孝的主导下，三井物产出台了鼓励在华职员学习汉语、废除买办、培养所谓“支那修业生”等一系列“中国化”措施。这些措施有利于三井物产加强与中国人的联系。在1905年9月召开的三井物产支店长会议上，益田孝再次强调要通过加强与中国人的联系来扩张三井物产的在华业务。甲午战争后长期主管三井物产在华业务的山本条太郎尤其注重通过各种方式与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打交道，获取了很多中国人的信任。

　　准确而及时的情报是制定有效应对策略的前提和基础。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三井物产在香港、广州等地的分支机构利用其社会关系网大量搜集相关情报上报总部。三井物产搜集的抵制日货运动情报侧重以下两方面内容。

　　首先是抵制日货运动对三井物产自身和日本经济的影响。广州“出张所”1908年4月2日提交的报告重点分析了抵制日货运动对其烟草、棉布、火柴、煤炭等业务的影响。香港支店4月6日的报告则不拘泥于三井物产自身，而是同时梳理了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等其他日本企业的影响。香港支店5月7日的报告梳理了抵制日货运动对自身棉纺织品交易的影响，为日本纺织业错过扩张对华出口的时机感到痛惜。

　　其次是各方势力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的动向。三井物产对广东地方政府有所关注。比如香港支店4月10日的报告指出两广总督张人骏反对清政府的对日妥协，即使清政府命令他镇压抵制日货运动，也不会有效。不过相比政治势力，三井物产更为关注欧美商人、华商的动向。三井物产认为欧美商人的煽动是抵制日货运动爆发的重要原因。例如香港支店4月6日的报告认为在海运、银行等行业与日本人有宿怨的外国人暗地里支持抵制日货运动。三井物产了解华商是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但也发现有些华商更为看重经济利益。广州“出张所”4月2日的报告指出很多华商为了经济利益继续销售日本商品，认为抵制日货运动缺乏统一性，“只要忍耐两三个月，自然会恢复原状”。随着抵制日货运动的深入开展，三井物产注意到华商在民族主义影响下的新动向。例如，香港支店5月9日的报告注意到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广东各地出现华商开设工厂、矿山的热潮，但对其持续性和成效表示怀疑。10天后，香港支店报告当地华商成立商务研究社以加强团结、振兴工业，认为应该多加注意这种隐蔽的抵制日货运动。

　　通过这些情报，三井物产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了一定认识。但抵制日货运动的不彻底性和一些中国人在抵制日货运动中的逐利行为，使得三井物产对中国民族主义的认识难以深入。三井物产作为日商的代表，在中国市场长期与欧美商人、华商竞争，具有浓厚的商战意识。抵制日货运动中，一些与三井物产福州“出张所”处于激烈竞争关系的福州商人趁机对其发起抵制。这类情况的出现无疑也会使三井物产认为抵制日货运动是中国人打击日商的手段，中国人更重视经济利益而不是民族主义。因此，三井物产在应对抵制日货运动时，非常注重利用经济利益分化中国人。

　　三井物产不仅将搜集到的相关情报用于自身决策，还通过各种渠道将情报传递给日本政府。一方面三井物产在香港等地的分支机构将搜集到的情报直接传递给当地的日本领事馆。日本领事馆在提交给外务省的报告中，经常引用三井物产搜集到的情报。如香港领事馆事务代理益子斋造在3月31日向外务大臣林董提出的报告中，就援引三井物产香港支店长小林正直提供的情报称，广州的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波及香港。5月12日，日本驻香港副领事船津辰一郎在发给林董的电报中，专门附上三井物产香港支店关于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影响的报告作为参考。另一方面，三井物产总部也将各分支机构提交的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情报传递给日本外务省。如4月12日，山本条太郎向石井菊次郎转发了香港支店4月6号发出的关于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航运业、金融业影响的报告。

　　日本政府非常依赖三井物产强大的情报搜集能力，除了接受三井物产提供的情报，还多次委托三井物产搜集抵制日货运动相关情报。1908年8月，船津委托三井物产广州“出张所”调查当地是否有华商因为不遵守抵制日货运动规约而被处罚。三井物产香港支店甚而接受船津的委托到其他城市搜集情报。如11月初，船津委托三井物产香港支店派遣职员到澳门调查当地的抵制日货运动，并根据其调查结果向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做了汇报。在受到抵制日货运动影响的其他国家，日本的领事馆也在情报方面依赖三井物产。1908年5月6日，日本驻马尼拉领事赤塚正助在提交给林董的报告中专门指出三井物产马尼拉“出张所”的主要交易对象都是华人，便于获取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情报。

　　三井物产并非单方面向日本政府提供情报，也从日本政府获取情报。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大阪等地的商业会议所、商人都要求日本外务省通报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情报。日本外务省顺应要求多次向各地的商业会议所以及三井物产、日本邮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等日本大企业转发相关情报。其中，三井物产从日本政府获取的情报较多。例如，11月25日，日本外务省向三井物产转发了驻广州领事濑川浅之进和驻香港副领事船津辰一郎11月20日提交的关于当地日本海产品交易的电报。1908年12月1日，日本外务省将濑川提交的机密文件《广东自治会及保皇党与抵制日货的关系》转发给三井物产。

　　日本政府汇集了日方关于抵制日货运动的情报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情报，对于抵制日货运动的认识更为全面，也更侧重于从政治方面对抵制日货运动进行观察。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益子斋造事务代理在1908年4月9日提交给林董的报告中指出：“这次抵制日货运动的意义主要是政治上的而非商业上的，它是出于为二辰丸事件复仇和排日思想而进行的。”三井物产通过从日本政府获取情报，能够弥补自身在情报搜集方面的不足，深化对抵制日货运动的认识。总之，三井物产和日本政府通过共享情报，可以更加有效地认识并应对抵制日货运动。

三、利用在华社会关系网缓和与中国官民的紧张关系

　　三井物产充分利用其在华社会关系网，协助日本政府缓和与中国官民的紧张关系。“二辰丸案”极大恶化了清政府、立宪派、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抵制日货运动主要是广州等地的民众在立宪派的领导下发起的。因此，日本政府在要求清政府取缔抵制日货运动的同时，也力图缓和与中国官民的紧张关系以平息运动。在这方面，三井物产依托其强大的社会关系网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三井物产要求日本政府取缔对华军火走私，以修复与清政府的关系。三井物产并不反对对华军火贸易，事实上，三井物产自身在20世纪初就多次向清政府推销武器。三井物产担心的是军火走私影响中日贸易的正常发展。1907年10月，三井物产曾委托日本商船“幸运丸”运载煤炭到香港，但是该船同时搭载了供给革命派的军火。“幸运丸”到达香港后为了躲避稽查提前返航，导致三井物产的煤炭未能全部卸载。由于担心类似事件的发生，在“二辰丸案”之前三井物产就多次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军火走私的监管。“二辰丸案”发生后，三井物产等主要的日本贸易商都不支持走私军火而引发该案的辰马商会和安宅商会。他们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取缔对华军火走私贸易，认为这是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方法。1908年4月初，日本政府多次训令各地海关禁止向澳门走私武器，清政府对此表示感谢。1908年6月，三井物产与大仓组、高田商会联合成立泰平组合，在日本陆军的监管下向清政府推销武器。这样就从根源上进一步规范了日本对华军火贸易，有利于赢得清政府的好感。

　　三井物产与广东的地方官绅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日俄战争后，三井物产通过提供贷款等方式大力加强与广东等地方政府的关系，取得不错的效果。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三井物产与广东地方政府之间的煤炭、铁路材料等交易非但没有受到冲击，反而不断发展。激烈的5月6日，仍向三井物产购买了价值30万日元的铜。

　　三井物产充分利用与广东地方官绅的关系，协助日本驻广州领事与两广总督张人骏进行交涉。抵制日货运动初期，日本驻广州领事上野专一几乎每天都会向张人骏施压要求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三井物产广州“出张所”则担心过度施压会引起反弹。1908年7月，继任驻广州领事的濑川浅之进多次督促张人骏取缔抵制日货运动，以致张人骏不堪其扰，诉苦于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总办梁诚。广东粤汉铁路公司是三井物产的重要贸易对象，一直以来都从三井物产购进煤炭、枕木等商品。因此，梁诚委托三井物产广州“出张所”所长内垣实卫转告濑川不要对张人骏过度施压。濑川收到内垣的转告后第二天拜会张人骏，表示一定程度上理解其苦衷。1908年8月以后抵制日货运动的势头有所缓和，三井物产广州“出张所”建议濑川对抵制日货运动尽量不要过多干涉。

　　立宪派是领导抵制日货运动的主要政治势力。三井物产协助日本政府，通过金钱收买等方式瓦解部分立宪派人士，让他们脱离乃至反对抵制日货运动。一些立宪派人士之所以参加抵制日货运动，并不是单纯出于民族主义，而是为了与革命派唱反调或者从日方获得活动费。上野专一曾计划收买立宪派人士，但并没有将之付诸实行。与之相对应的，三井物产则通过广州日侨松冈好一向立宪派人士提供了部分活动费。

　　报纸是立宪派等势力宣传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工具。收买报纸、操纵舆论被濑川等人认为是平息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手段。三井物产顺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尝试收买中国的报纸，让他们不再刊载宣传抵制日货运动的报道。1908年4月到5月，三井物产理事山本条太郎到北京、汉口、上海等地进行考察。日本外务省委托他与宣传抵制日货运动的11家中国报纸进行交涉。1909年2月，濑川计划收买宣传抵制日货运动的主要报纸《七十二行商报》。为此，船津和三井物产、日本邮船会社香港支店的店长专程来到广州开会，决议委托潮汕铁路总办林丽生出面与七十二行交涉。三井物产、日本邮船会社主动提出由他们及其他香港的日本大企业承担交涉所需费用。

　　三井物产还响应日本政府的号召，通过捐款等方式修复与中国民众的关系、缓解他们的反日情绪。1908年6月，广东发生严重水灾，日本舆论呼吁“以德报怨”，募集捐款救助难民。濑川认为向广东灾民捐赠资金与物品是加深广东民众亲日意识、平息抵制日货运动的重要方法。日本募集了对广东灾民的捐款2万日元，还有一些赈灾物资。其中，三井物产、日本邮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的捐款额都达到3000日元。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报纸没有刊载与日方赈灾相关的报道，导致其效果没有达到日方的预期。1909年2月，香港最大的华人慈善医疗机构东华医院为了收容天花患者新建设施，向船津要求资金支持。船津为了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接受东华医院的请求劝诱香港的日本企业捐款。三井物产、日本邮船会社、横滨正金银行都应募了500日元。

　　三井物产虽然仅仅是一家企业，但与广东地方政府、立宪派等各种势力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三井物产协助日本政府与清政府交涉，分化立宪派，通过收买报纸、捐款赈灾等手段缓和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在政治领域应对抵制日货运动上，三井物产与日本政府密切合作，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与中国官民的紧张关系。

四、利用秘密交易等手段分化华商

　　华商是与三井物产进行商战的重要竞争对手。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后，很多华商积极参加。所谓“粤省自辰丸案结后各商义愤填胸咸思所以抵制日货之策”是也。但是，抵制日货运动在打击日本企业的同时，也给华商造成了经济损失。

　　三井物产利用竞争对手华商衰弱之机，扩大自身的相关业务。这一点在三井物产对华出口火柴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火柴是甲午战争后三井物产对华出口的重点商品之一。抵制日货运动爆发之前，三井物产在日本火柴对华出口领域需要面对怡和号等在日华商的激烈竞争。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后，怡和号等在日华商受到较大打击。三井物产趁机扩大火柴对华出口。

　　但是，比起获取经济利益，三井物产更关注的是利用华商尽快平息抵制日货运动。如上所述，三井物产充分认识到华商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看法存在较大差别，有些华商更看重的是经济利益而非民族主义。因此，三井物产通过秘密交易等方式进一步分化华商，使他们脱离乃至反对抵制日货运动。

　　抵制日货运动初期，一些没有加入抵制日货规约的香港华商秘密向三井物产订购日本海产品。内地的一些小商人由于无法像之前一样从香港华商进货，也开始秘密向三井物产订购棉纱等日本商品。船津辰一郎要求三井物产等日商即使在一定程度上牺牲自己的利益也必须给这些华商价格优惠，通过这种方式破坏抵制日货运动、加剧华商的分化。到1908年7月，一些加入抵制日货规约的香港华商也借用其他商店的名义购买日本商品。三井物产企图通过加强与华商的交易，使华商认识到进行抵制日货运动得不偿失，从而瓦解抵制日货运动。

　　1908年8月以后，广州的抵制日货运动势头有所缓和，购买日本商品的华商越来越多，三井物产广州“出张所”的业务逐步恢复正常。一些抵制日货运动的支持者对这一状况不满，要求严格执行抵制日货规约，对违反者处以罚金。广东立宪派领袖江孔殷领导下的敢死会进入香港“劝诱”乃至胁迫华商继续抵制日货。

　　受此影响，香港、广州原本开始逐渐恢复的日本商品交易又停滞了。很多已经输入到香港的日本商品由于买家不敢收货而被迫退运回日本。而三井物产从长崎、神户等地输入香港的海产品则销路良好。这有赖于三井物产注重维持和华商的联系，确保了销售渠道。10月下旬，船津建议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劝告日本海产商委托三井物产在香港代理销售日本海产品。横滨等地的海产商甚而还向神奈川县知事建议由三井物产与香港华商商谈后共同向粤商自治会提出交涉。这种情况反映出日本政府和商人非常倚重三井物产与华商的关系。

　　抵制日货运动的持续进行引起了昌盛号等香港华商商行的不满。昌盛号等七家商行以输入批发日本商品为重要业务，与三井物产也存在着业务联系。这些商行从一开始就对抵制日货运动不甚积极，随着所受损失的增大逐渐成为抵制日货运动的反对者。1908年10月，昌盛号等商行多次集会商议停止抵制日货运动，但是遭到了之前因为秘密销售日本商品而被迫缴纳罚金的两三家商行的反对。这些商行表示，在收回罚金的前提下可以同意停止抵制日货运动，否则就要将抵制日货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由于这些商行的反对，停止抵制日货运动的提议被否决。船津从三井物产了解到这一情报，委托三井物产与华商交涉。10月21日，三井物产香港支店派遣职员住井辰男与昌盛号等商行商谈。昌盛号等商行通过住井向船津提出如果日方能提供3万元活动费，他们愿意冒险公开出售日本商品。10月23日，船津召集三井物产、横滨正金银行等日本大企业的香港负责人，讨论昌盛号等商行的要求以及3万元的筹集方法。负责与华商交涉的住井是甲午战争后三井物产为在华业务培养的专门人才所谓“支那修业生”的一员，曾经在中国商店实习，精通粤语，对华商的情况比较熟悉。

　　11月1日，日方还未来得及将收买华商的计划付诸实施，香港就发生了由敢死会领导的暴动。敢死会袭击经营日本商品的华商商行，殴打这些华商并打砸日本商品。港英当局出动军队才平息了这次暴动。暴动发生后，受冲击的华商在向日本驻香港领事馆要求保护的同时，也向三井物产香港支店求助。三井物产香港支店将他们的日本商品暂时寄放在自家仓库里，以免被敢死会打砸。暴动导致香港的很多华商不敢再输入日本海产品，已经输入到香港的大部分日本海产品也被退运。但三井物产仍继续输入日本海产品到香港与华商秘密交易。1908年6月到12月，三井物产输入了价值相当于20万日元的日本海产品到香港，获得不菲的佣金。

　　三井物产还接受华商的委托，将日本海产品等商品进一步输送到广州。广州的进口商受到暴动的影响，不敢再输入日本海产品，但当地的零售商和内地的批发商则希望继续购入日本海产品。由于中国商船和英国商船都拒绝运载日本海产品，三井物产接受华商的委托，于11月中旬租船将海产品等日本商品从香港转运到广州，其后又通过小蒸汽船多次运送。抵制日货运动之前，绝大部分日本海产品由华商输入广州，日商难以和华商竞争。抵制日货运动发生后，1908年广州的日本海产品进口额比1907年大幅降低。但由三井物产等日商输入的日本海产品却不减反增，濑川在《广东四十一年贸易年报》中报告：“（明治）41年（1908）当地被广泛倡导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海产品贸易造成了打击，但同时也为日本海产商趁机开始与华商直接交易创造了契机，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也就是说，由于抵制日货运动，华南地区传统的中日海产品贸易流程遭受冲击。在日华商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发生遭到较大打击。香港、广州等地的华商不能像之前一样从在日华商输入日本海产品。三井物产则取而代之，顺应香港、广州等地华商的要求输入日本海产品。

　　三井物产输入日本海产品到香港、广州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获取经济利益，而是将其作为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手段。1908年12月，山田等日商也开始输入日本海产品到香港、广州，当地的日本海产品交易逐步恢复正常，抵制日货运动的势头下降。三井物产认为自身没有必要再输入日本海产品，遂将这一业务转让给山田。山田与广州的华商合资开设商店，通过输入日本海产品获得不菲的收益。

　　1909年初，香港、广州等地越来越多的华商开始公开输入日本商品，抵制日货运动实际上宣告结束。1909年2月1日，香港三四家最主要的海产商特意访问三井物产香港支店表示感谢，指出正是由于当地日本官绅的帮助，日本海产品才能够顺利交易。

　　在抵制日货运动期间，三井物产通过与华商秘密交易、顺应他们的要求输入日本海产品等各种方式利诱分化华商，使这些华商脱离乃至反对抵制日货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三井物产不拘泥于自身利益，站在日本企业整体的角度，与日本政府合作平息抵制日货运动，显现了战前日本浓厚的政商结合的特色。

结语

　　1908年，以“二辰丸案”为导火索，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爆发，对处于经济萧条环境下的日本企业造成冲击。作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先锋和主力之一，三井物产不可避免地受到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但是三井物产并没有被动地承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冲击，而是充分利用其强大的在华社会关系网与日本政府协同应对抵制日货运动。三井物产与日本政府共享与抵制日货运动相关的情报，同时协助日本政府缓和与清政府、立宪派、民众的紧张关系。三井物产还通过秘密交易等各种方式分化华商，诱使华商脱离乃至反对抵制日货运动。三井物产通过采取这些应对策略，减少了抵制日货运动对自身的打击，对日本政府和其他日本企业也提供了支持，充分发挥了其作为对华经济侵略主力的作用。

　　三井物产与日本政府在尽快平息抵制日货运动这一目标上是一致的，双方也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对抵制日货运动的看法完全一致。三井物产并不赞同日本政府以过于强硬的态度对清政府施压，而是力促日本政府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三井物产对抵制日货运动采取相对审慎的应对与当时日本经济萧条环境下中国市场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有一定关联，也与三井物产基于自身强大的在华社会关系网和情报搜集能力而形成的对华认识有关。但是，三井物产没有充分认识到抵制日货运动产生的根源，一些中国人特别是商人的逐利行为使得三井物产认为中国人更看重经济利益而不是民族主义。在之后的抵制日货运动中，三井物产和很多其他日本企业很大程度上沿袭了1908年时的应对策略。但是，随着日本对华侵略进程的加快，民族主义赢得了包括商人在内的越来越多中国人的支持，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规模和影响越来越大，三井物产的应对策略的有效性不可避免地随之降低。

　　1908年日本在华企业的势力相比欧美国家仍处于劣势。三井物产以其强大的在华社会关系网和情报搜集能力受到日本政府和其他日本企业的信任，在日方应对抵制日货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华经济侵略进一步加深，日本在华企业数量剧增，在华工商组织纷纷成立。另外，面对日本的政治、经济侵略，中国的抵制日货运动的规模也逐渐增大。在加强对华经济侵略这一一致目标下，不同的日本企业由于受抵制日货运动影响的程度不一、对中国国情的认知程度不一等原因，在如何认识与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等具体问题上逐渐出现明显的分歧。日本企业与政府围绕中国抵制日货运动的互动关系也更趋复杂。三井物产在该时期日方应对抵制日货运动的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注释略）

（作者：吴起，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