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亮、张承昊：砂糖产业与近代日本的南方扩张

内容提要：侵吞、占领、经营本土以南广大地区的“南进”是近代日本主要扩张路线之一，围绕“南进”，政、军、财各界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而砂糖在日本南方扩张中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倒幕维新、殖产兴业、染指南洋和太平洋战争各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早在近世时期，萨摩藩控制琉球后，其垄断控制下的砂糖贸易与经营就成为倒幕维新的重要助力。明治初年，在“殖产兴业”政策带动下日本糖业迅速发展，导致它需要更多适宜的土地以种植甘蔗，将糖业布局重心放在包括琉球在内的南方地区。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台湾并进行一系列的砂糖业部署，同时以台湾为基点向南洋迈进，走上了向南扩张最终发动太平洋战争之路。日本南进过程中的砂糖问题牵扯到疆域的变化、殖民地政策、国内外经济战略以及燃料国策，是影响日本向南方侵略扩张的战略变迁的重要因素之一。但由于砂糖产业与侵略战争绑定，致使其从一开始就在有违和平开放、自由竞争的贸易与产业原则下畸形生长，一旦失去了“侵略扩张”基石，砂糖产业便开始进入委靡不振的状态，被纳入殖民统治与对外战争机器的近代日本糖业最终走向没落。

关键词：近代日本　砂糖业　明治维新　南方扩张　殖民台湾　甘蔗种植业

　　对近代日本而言，“南方”是其传统版图以南的广大区域，包括现在的冲绳、台湾、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印尼群岛及太平洋诸岛。占领、掠夺、侵略南方既是幕末至明治时代皇国扩张构想中的重要一环，也是近代亚细亚主义和臭名昭著的“大东亚共荣圈”付诸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砂糖作为影响近代资本主义列强内外权力的重要物资，不仅影响了近代日本的产业布局，也牵动了其向南扩张的计划与执行。可以说，近代日本砂糖产业的发展与其不断扩张、掠夺、侵略南方如影随形。

　　日本“经略南方”构想由来已久，江户时代后期佐藤信渊就认为应开拓南海进行殖民生产，“悉数尽纳为皇国郡县以富增国力，然后壮国家之威势”。明治初期，志贺重昂发出“南洋多事之秋之际，岂能不分清轻重缓急以进行应对”的感叹，提醒举国上下注意南洋受西洋列强殖民的动向。到大正时期，副岛八十六谈及日本占领下的南洋诸岛时，认为这一区域“作为向南洋中心部分发展的一个门户，在精神上也具有很大的价值”。这种“精神上的价值”正是驱动日本帝国“南进”的动力之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海军大佐堀内茂忠就提出需要南洋领土解决日本眼下的人口与资源问题。然而，战前日本关于“南方”的大量长篇累牍著述并未直接点明其“南进”的真正目的与实质。

　　日本为掠夺自身缺乏的土地与资源，将“经营南方”作为配合向南扩张的重要举措，政、军、财各界纷纷参与到从调查掌控再到掠夺殖民等一系列资源、产业和市场部署中，构成了与“大陆政策”一道影响了近代日本政治、军事与殖民地政策的南方扩张路线。战后学术界普遍认为其实质就是掠夺战略资源，满足发动战争需要，但学界多关注石油、金鸡纳霜和橡胶等战略物资对日本推进南方扩张的作用，并未专门论述砂糖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实际上，砂糖产业作为日本近代工业支柱产业之一，一直影响其国家发展路线和殖民扩张，以糖业为主线考察其南方扩张，可洞见近代日本向南方殖民侵略中利益驱动的本质以及政、军、财各界共同染指掠夺资源的嘴脸。

　　海内外对日本砂糖产业的研究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著述倾向于对制糖业进行技术、产业和管理方法的梳理与分析。久保文克分析明治制糖公司的运营方针时指出，其虽创业较晚，但在经营方面扬长避短，采取多样化经营模式，最终赶超了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台湾制糖公司。新垣真保分析冲绳糖业的变迁时指出，直到明治末年当地民间才使用发动机为制糖机械供能。此类研究虽然分析了糖业技术革新对近代产业的影响并点明了其糖业在技术导入中的滞后性，但仅停留在企业经营和农业发展史层面。第二类著述涉及近代日本政府对糖业的政策扶持与产业部署。如镰田久明分析了赞岐糖业近代化转型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该地糖业萌芽时期就遭藩主政策打压，最终无法建成西式工厂并在海外糖的冲击下被打垮。仲地宗俊指出明治政府在冲绳设立机械制糖厂是为了能够生产分蜜糖。但这些研究没有深入到军、政、财多方面对糖业的统制与影响，未能看到日本糖业背后的帝国主义殖民性质。第三类论述聚焦于糖业与国家政策、国际市场之间的关联性，并对其殖民历程与抢占市场进行了个案分析。赵国壮的系列研究指出，日本政府不但借助一系列扶植及刺激政策推动本国糖业发展，还利用外部廉价原料糖品扶持本国机制糖业，严重挤压了中国砂糖业发展的市场空间。高桥泰隆提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台湾糖业时指出，在日殖总督府的糖业保护政策下台湾糖业得以发展，并在日本市场上击败爪哇糖。川平成雄认为二战时统制经济下的冲绳糖业虽强调“重视”黑糖生产者与销售商的利益，但实际上该统制政策是以日本政府利益为首。以上个案研究论述了日本糖业与近代日本国家扩张战略的关系，也谈及日本所产砂糖在近代国际市场竞争中的作用。但日本糖业布局与扩张并未止步于冲绳、台湾两地，其在南洋群岛进行的殖民地产业部署同样不容忽视。

　　由此可见，国内外学界虽然关于近代日本糖业的研究已颇具规模，但结合产业布局、军政关系以及殖民掠夺的分析尚且不足。本文将基于先行著述，分析经营冲绳、殖民台湾和进军南洋三大阶段日本砂糖产业与南方扩张的关联，以增进学界对日本“南进”过程中的糖业政策与其经济战略的认知，一窥近代日本殖民地产业的侵略本质及其昙花一现的失败根源。

一、侵占琉球与近代日本砂糖产业早期发展的南方布局

　　糖的制成与甘蔗、甜菜等产糖作物密切相关，但近代之前日本国土的气候、环境并不能盛产这些作物，近世时期日本消费的砂糖主要来自福建、琉球等南方地区。萨摩藩针对琉球糖业的垄断贸易政策与种植经营，也成为其倒幕维新的重要助力之一。明治初年殖产兴业期间，虽然也效仿欧洲甜菜制糖推出了“北方路线”，但无论是在北海道的尝试，还是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经营，都因为气候、水土、政策与当地制糖差距甚远而逐渐萎缩。自明治中叶以后，无论政府还是商界都将糖业布局的重心放在奄美大岛和琉球等南方地区，这不仅与其早期“图南而进”的计划达成契合，也为其侵吞台湾建立殖民地糖业、染指福建糖业发展打下基础。

　　江户幕府治下日本对糖的需求很大，白砂糖曾一度被认为具有“止咳、消痰”等功效并作为药物使用。1712年出版的《和汉三才图会》中，不仅提到了用砂糖制作蜜饯，还指出砂糖是“赋予糍饼团子滋味必须用到的调味品”。到了江户时代中后期，既出现了售卖含砂糖冷饮的人，又有大量糕点、味噌、菜肴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用到食糖。在日益增加的需求之下，形成了幕府和萨摩藩各自主导的糖业经营与生产事业。幕府一方面对国产糖施行奖励政策，派遣人员从中国学习砂糖制法，并从琉球引入甘蔗种苗尝试进行种植，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四国地区生产出了名为“三品白”的和制砂糖。另一方面通过长崎贸易不断获得来自福建、琉球和西洋控制下诸地的砂糖，通过贸易加强了对南方地区的认知。而萨摩藩则比幕府更早投入砂糖的种植、生产与贸易，其专卖制度垄断了对糖贸易自由权，由此聚敛的资金也成为对抗幕府、倒幕维新的财政来源。

　　早在萨摩征琉球、占领奄美大岛后，在当地经营种植甘蔗就开启了糖业的大门：“大岛的糖业始于庆长十五年(1610)，当时大岛的直川智从明代中国学习了甘蔗栽培与制糖技术，归岛后制出不到一百斤的黑糖，这不仅是大岛糖业的开端，也是本国糖业的开端。”虽然占领了适于甘蔗种植的奄美大岛，但日本本土的砂糖消费仍需要海外贸易支持。由于砂糖生产与贸易主要集中于奄美大岛、琉球和中国福建等地，且糖多属蔗糖，故在早先无论幕府还是强藩对糖业的认知和发展上倾向于本土以南的东亚沿海区域。

　　奄美大岛砂糖业的起步给萨摩藩带来了丰厚的利润，1772年至1781年间，一度在萨摩藩的山川港兴起了自由的砂糖贸易，将砂糖卖给其他藩主。这种现象一直持续了五十余年，直到1829年，萨摩藩主岛津齐兴进行改革，将奄美大岛、喜界岛、德之岛出产的砂糖尽数收购，同时规定如果有人私自买卖砂糖将处以死刑。以此来垄断砂糖贸易，使砂糖的获利成为萨摩藩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

　　“如果除去诸项杂费，(萨摩)藩通过收购砂糖而获得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萨摩藩正是依靠砂糖贸易所取得的巨额财富才拥有幕末时期倒幕的实力，为明治维新打下坚实基础。认识到砂糖经济价值的日本人也觊觎琉球当地的糖业资源，为日后日本政府侵占琉球，吞并其糖业埋下伏笔。明治初期，日本的砂糖产量仍不能满足国内需求。1874-1877年，日本国产砂糖总量仅5,600余万斤，同时期砂糖进口总量已达到了2.4亿余斤。在“殖产兴业”政策的驱动下，缺少甘蔗种植土地的日本一度选择学习中欧诸国研究甜菜制糖技术，把甜菜为主的糖业扩展到北海道等北方新领地，出现了“北方路线”，然而效果不佳只能放弃。

　　但不断增长的人口又刺激着砂糖消费的增长。1888年，本土砂糖产量仅7,000余万斤，同年本土砂糖消费量却达到了2.2亿余斤，为砂糖产量的三倍以上。1890年本土砂糖增产至1.4亿余斤时，同期消费量也增长到了3.1亿余斤。随后的1891年至1894年间，日本本土砂糖消费量一直维持在2亿-3亿斤这一区间。由于本国砂糖产量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它不得不从海外进口砂糖以填补国内消费对砂糖的渴望，这一度冲击了日本砂糖产业发展，“其后与外国发达的贸易往来，带来了物美价廉的外国砂糖，由于与外国砂糖产生了竞争，导致本国糖业的衰落”。“北方路线”遭到挫败后，明治政府只能寄希望于有更多适宜甘蔗种植的土地以供应产糖原料。面对这种情况，明治政府实行的多项奖励与保护政策多集中在南方。在抢占琉球并设立冲绳县不久，明治政府就发布系列政策，扶植冲绳岛、奄美大岛、九州与四国等地区的甘蔗糖业。通过一系列的扶持政策，其本国糖业虽然在进口贸易冲击下屡屡受挫，但仍保存了自身的实力。

　　在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政策下，日本吞并琉球、侵占台湾，将势力扩展至中国福建等地，为其提供了早期资本原始积累和消费市场。而作为近代消费品产业龙头的糖业，在近代日本产业布局中又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就糖业而言，由于气候、水土所致，在纬度偏北的本土等地发展糖业极为受限，因此，发展和扩张糖业的战略根基点就聚焦到盛产甘蔗且在琉球时代具有一定制糖基础的冲绳上。日本吞并琉球并在1879年设立冲绳县后，为了在旧有的琉球砂糖业基础上进行产业改革，冲绳县当局从日本政府申请到近7万日元的无息贷款，并自1880年开始严格管理存在不正当行为的民营砂糖业，1882年又通过奖励使制糖业者选择更具榨汁效率的铁制器具。同时开设讲座教授制糖方法，扶植制糖业发展。然而到了1888年，本地限制甘蔗种植制度被日本政府废除，虽然冲绳制糖业的产量得以进一步提升，但这也意味着其资源完全被用于本土糖业部署，为竭泽而渔的畸形发展埋下伏笔。冲绳糖业之所以有这样的调整，正是由于明治政府担忧海外砂糖势力的压制，政府迫不及待地指望冲绳的蔗糖资源与糖业工厂充当抵抗西洋糖业的产业先锋。“爪哇糖若无关税进口到日本，势必会在与台湾、吕宋、东印度诸岛、香港等糖业竞争中占据压倒优势，但我们也担忧它会压垮我国砂糖产业”。在这一方案的指引下，同年在奄美大岛开展的比较试验种植中，当地就选用了来自冲绳的改良种与本地原生甘蔗，不仅反映出两地糖业的合作关系，而且显露出日本将冲绳作为早期资源供给地纳入整个帝国的糖业发展布局中。此时的日本糖业还逐渐与殖民经济绑定，1891年，糖商中川虎之助出资在冲绳石垣岛开垦甘蔗农场进行糖业经营，被视为“日本帝国在南方经营糖业殖民的模范”，与“殖民南方”绑定的工具样态此时已初现端倪。

　　甲午战争后，冲绳的糖业继续充当糖业模范和南方扩张先锋的角色。由于日本强占台湾，位于冲绳的八重山群岛成为日本本土与台湾间的重要交通枢纽，八重山糖业株式会社在1897年11月遭遇暴风雨灾害后仍坚持生产以弥补赤字。虽然由于亏损而破产，但其制糖机械于1900年被台湾制糖株式会社收购，创始人之一中川虎之助也前往台湾经营糖业。八重山糖业株式会社的经营过程反映出逐利的日本糖商不会轻易放弃巨大的砂糖市场，即便在经营失败后他们还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其生产和技术价值，转移进入台湾继续糖业经营。冲绳与台湾也因为制糖产业的相互输送紧密关联起来，以耗尽本土资源的补贴性方式参与到日本帝国殖民地糖业发展体系中，进一步为南方扩张输送养分。

　　针对产量问题，1905-1906年，日本农商务省设立直辖机构“冲绳县临时糖业改良事务所”，其管辖区域不仅限于冲绳，还包括隶属于鹿儿岛的大岛郡，将冲绳与鹿儿岛的糖业串联起来。该事务所着手设立试验场并建造分蜜糖工厂，对当地糖业进行产业升级。而负责该工厂的是同时在冲绳、台湾开展业务的冲台拓殖制糖会社，日本政府希望借此机会将南方与本土紧密相连，一道并入帝国糖业的统制之下。经过改革的冲绳糖业实现了增产，到1910年冲绳、奄美大岛、小笠原群岛的砂糖总产量达到64.1万余担，比1905年增产约82.3%，而所积累的生产经验也被运用到台湾殖民糖业中。

　　到大正时期，冲绳依靠砂糖消费增长和原料、产品出口建立起了以糖业为中心的经济体系，1919年当地运往外地的货物总额近2400万日元，其中砂糖占76.08%，当时金融界也根据冲绳糖业的经营状况进行投资。然而迎来了冲绳糖业的繁荣同时，也意味着其他产业被挤占，冲绳岛内大量土地被用来种植甘蔗。1912年，冲绳甘蔗田仅占耕地总面积17.63%，1919年这一数字提升至26.63%，1922年甘蔗更是占用了37.74%的全岛耕地。虽然日本政府在当地完善交通体系，扩建那霸港，旨在吸引更多资本入驻，使糖业及其他副业在有组织的商业运作下进一步扩大，但其更多考虑到以冲绳为基点，向更远的大洋迈进，其间鹿儿岛与冲绳还将“握手合作”。日本当局以糖业为殖民先锋，并在琉球原有的糖业基础上构建起服务于帝国利益的冲绳糖业，使得冲绳逐步被构建为侵略南方的重要跳板。

　　虽然在向南太平洋扩张过程中糖业的主要焦点集中在台湾和南洋地区，但冲绳糖业并没有被废止，它进一步在南方整体调度下发挥作用。1928年，冲绳甘蔗产量达到12.597亿斤，产糖量为1.2522亿斤，糖业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60%，并且黑糖与白下糖的不合格率只有0.66%和0.17%。目睹了这一成果的日本当局企图进一步压榨当地制糖业，于1933年提出冲绳糖业增产计划，要求在未来15年后食糖年产量提升至2.282亿斤，并拨款933万余元，占当年冲绳产业拨款的27.1%。日本糖商依仗着当局的支持在冲绳榨取了更多利益，增产计划出台5年后冲绳糖产量增长到2.4436亿斤。20世纪30年代，冲绳还向南洋群岛输出移民，协助糖商的糖业殖民扩张。但随着日寇扩大侵华战争，冲绳糖业被迅速纳入统制经济中为军部卖命。1937年9月30日，冲绳糖业统制协会成立，同年11月22日颁布的第44号冲绳县令规定如何协助糖业统制，并且于1938年至1940年3次依据“战争特别税法”增收砂糖消费税，其间日本中央物价委员会还规定冲绳糖在全国范围内的价格。日本当局甚至连农家小规模生产的黑糖都不放过，以“保障供给顺利”为借口将冲绳县黑糖一道并入统制体系下。至此冲绳糖业已完全沦为日本侵略战争的附庸，失去了在市场上自由竞争的资格，其产生的利益均被军部掠夺。

　　1943年，由于日本太平洋战争战势逐渐吃紧，冲绳糖业已无法维持原有的经营状态，于是在所谓“国策”的驱使下，日本当局开始将部分冲绳甘蔗耕地与制糖工厂强行转让给战争工业，作为制糖原料的甘蔗也有部分被军部掠夺，用以生产乙醇、丙酮等化学药剂。1945年冲绳战役前夕，日军强征当地糖业设施，把运输甘蔗的轨道用来搬运修筑阵地所需的材料，并将制糖工厂改造为临时军营。日本糖业在冲绳的经营从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其产业部署除满足日本帝国的经济利益外还肩负着将冲绳改造成日军“南进”桥头堡的责任。因此在美军进攻冲绳时，当地糖业设施就成为日寇负隅顽抗的据点之一。

　　冲绳糖业成为日军战争机器的齿轮后，当地人民深受帝国主义统制经济的压迫。1939年起冲绳县农会等机构就不断因糖价、糖税问题上东京陈情请愿，而日本当局置若罔闻，坚持官方规定糖价、提升糖税。当地农民自产的黑糖因战争导致生产所需的物资获取困难，成本暴增。冲绳战役开始后，岛上滞留的职员、农民还被强行编入“义勇团”接受军事训练，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日本糖商也因对侵略战争的支持而尝到苦果，1945年3月1日，大日本制糖会社的仓库毁于战火中，大量砂糖被烧毁。

　　纵观日本冲绳经营糖业的历程，虽然在殖民地政策和南方扩张实施下使当地糖业得到一定程度发展，但其发展之初就依托侵略获得耕地与人力，军、政、财三界对它的干涉令其难以依照自然规律正常发展。明治以来冲绳的糖业几乎都用于补给本土、调度南北和扩张南方，这种棋子般角色牺牲了本土资源和其他产业，与近代之前琉球制糖业取之于当地、用于当地形成鲜明对比，而随着日本陷入战争泥潭和战败，冲绳糖业也崩溃瓦解。

二、殖民台湾与近代日本砂糖业的扩张

　　随着日本帝国扩大海外糖业市场野心加剧，土地十分有限的冲绳无法满足其进一步需要，导致其将注意力聚焦到同样具有悠久制糖历史的台湾。早在1874年岛村泰翻译的《台湾风土记》中，就提到了砂糖：“淡水厅附近的土地多产砂糖，因为该地掌握精制砂糖的方法，同时土地适宜种植甘蔗。”参谋本部也在对东亚各港口进行调查时写明台湾“砂糖是此地的主要物产，产量很高，是主要的出口商品”。足立栗园谈及台湾也称“自然物产丰富，从古时就产砂糖、鹿皮”。无论是明治早期翻译的外国文献，还是甲午战争前对于台湾的调查，都证明台湾拥有日本急需的甘蔗种植地，因此台湾就成为日本砂糖产业南方路线的下一个目标。而真正付诸实施，是在日本通过甲午战争逼迫清政府割让台湾并设置总督府之后。

　　日本占据台湾前，台湾的砂糖业就已成为当时日本朝野上下关注的主要对象，松原又重曾评价“制茶业者、硫磺业者、药剂业者、制糖业者、煤炭业者一见到台湾，均羡慕渴望这天富之宝岛”。军部看到了其所产蔗糖还是日本主要的砂糖进口来源之一，“砂糖是南部的一大产物，出口商品的十分之八是砂糖，日本在与台湾的贸易过程中购买最多的就是砂糖”。占领台湾后，桂太郎和乃木希典担任台湾总督期间就确立了发展与控制并重的对台经营方针，在这些过程中，台湾原有的经济产业全部都被纳入日本的殖民地产业体系中，糖业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台湾的砂糖业在儿玉源太郎任总督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他发现台湾的甘蔗种植与制糖技术十分落后且设备老旧，于是列出了三项改造目标：“(一)研究如何完全压榨出糖汁；(二)改善糖的质量与市场价格；(三)扩张制造力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这就需要对台湾糖业进行投资，为此台湾总督府设立台湾制糖会社，一方面扶植台湾糖业发展，另一方面吸引日本资本家对台砂糖业进行投资。获得投资后总督府再引入新型机械，设立新式制糖厂，将台湾与糖业相关的土地、资源、资金和人力裹挟到日本殖产兴业轨道中。

　　为了确保原材料供应，台湾总督府还在农业上改变了旧有的甘蔗种植体系，1896年，台殖民当局从夏威夷引进两种不同品种的甘蔗，结果“两种甘蔗均适应本岛地质，收获量为原有品种的二到三倍”，这两种引进品种便被推广到全台湾各个试验场进行栽培。当局本以为依靠这两种甘蔗就能满足后续制糖业发展的需要，然而事与愿违，新品种甘蔗输入台湾多年后都出现退化的现象，只得寻找新的改良品种。总督府倾注大量资金并进行技术改革却收效甚小。由于殖民政府一心只想把台湾糖业纳入其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之中，忽略了台湾的水土、气候和山地环境。加上刚刚抢占台湾，遭民众反抗，也没有调动起当地农户种植甘蔗的热情，故其殖民初期的扶持糖业措施遭致挫败是可想而知的。直到大正时代，积攒了殖民经验和更多资产的殖民当局通过引进爪哇甘蔗品种，大量试验种植后得出改良种才真正满足了台湾制糖业的需要。

　　对台湾的殖民除了掠夺资源、扶植输血工厂之外，还需要利用大量当地劳力。通过颁布《台湾总督府令第四十三号》，当局企图用少量奖励来调动台湾农户帮助其完成覆盖全境的甘蔗种植，让台湾的资源与土地完全纳入日本的殖民体系，为其本土资本发展和砂糖消费输血。该条款规定“甘蔗苗费用与肥料费用达到一町步以上的耕种者；开垦费达到五町步以上的开垦者；使用官厅指定的设备并花费灌溉费与排水费达千元以上者；使用官厅制定的制糖器械、器具等装置者”，都可赴官厅领取适当的奖金。除此之外，“一日(十二小时)消耗一万两千贯以上原料的粗制糖业者；一日(十二小时)消耗两千四百贯以上粗糖原料的精制糖业者”，还可以在官厅领取适当的辅助金。由于该措施具有极强的殖民隐蔽性，蒙骗当地资本参与其中，取得了一定效果：“糖业奖励规则公布与糖务局成立次月即有糖业资本响应制糖改革，到1904年，先后有维新、新兴、贺田组、南昌、麻豆、盐水港、台南等七家新式制糖会社成立。其中除贺田组属日资，且位在东部外，其他六家会社全数为台资，且位于南部，而台南地区更占其四。”当局认为此举是撬动台湾糖业的关键钥匙，可进一步将台湾糖业作为承载帝国砂糖消费和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

　　在多种砂糖改革政策的作用下，台湾的产糖量1909年达到2亿斤并在两年后的1911年产量突破4.5亿斤。甘蔗总产量也在1914年达到了约26.4亿斤。这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政、财界将台湾糖业作为摇钱树，通过对台湾糖业反复地利用和压榨，来为其争夺海外市场服务的野心。山本悌二郎为《台湾糖业批判》作序时曾评价：“台湾制糖业的长足进步，使一直以来作为砂糖进口国的日本可以做到在砂糖上自给自足，再摇身一变成为砂糖出口国。”朝野上下在这种思维之下，首先将台湾所产砂糖用于满足其本土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仅1901年一年，日本国内人均砂糖消费量就达到了13.8斤，1901年至1908年间，日本人均砂糖消费量一直不低于9斤。而在逐渐满足了国内砂糖需求后，还将它作为扩大海外砂糖市场的排头兵。到1917年，台湾砂糖出口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4，000余万日元，除了利用地理优势和亲日势力向中国倾销之外，还远销纽约、伦敦、温哥华等欧美城市。1919年台湾共计向中国各地输出19万余担砂糖，约占总输出额的39.6%。他们还企图利用一战欧美糖业暂缓的间隙抢占欧美糖业的市场份额。

　　总督府的糖业政策尽其所能地榨取台湾资源，而日本的军政当局更为关注的则是如何令台湾产糖业成为向南进发的重要工具。众议院议员冈田治卫武在1903年就发表了《增加砂糖税意见》，指出增税是为了满足海军的扩张，“作为海军扩张资本的替代，我提出了增收砂糖税的意见”。扩建海军一方面是为了应对沙俄的海上威胁，另一方面则是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提供保护。因此，为了满足扩张海军的财政需要，当局开始向之前从来没有纳入消费税行列的砂糖征税。

　　日本殖民当局也在进一步抢占台湾耕地用以经营糖业，1908-1918年甘蔗播种面积总体上维持扩大态势，并在1918年达到1938年以前的最高纪录15万甲以上。随着消费和市场的扩大，本土对台湾所产砂糖的索取量进一步增加，日本国内的砂糖总供给量中台湾砂糖占比在1903年后持续走高，在1939年达到84.79%。日本帝国为使掠夺的利益最大化，驱使日本糖商排挤外商和台湾商人，将台湾糖的贩卖权垄断在三井物产、明治制糖、三菱商事等少数财阀手中，令日殖台湾糖业只能通过日本打开销路。但是“糖米相克”现象阻碍了日本糖商的扩张：“若想获得等同于蓬莱米的收入，一甲的耕地需要收获13万甚至16万斤甘蔗，但某制糖所一甲内收成仅有6万斤……甘蔗收益减少使农民转而耕种其他作物，会社为保证原料获取于是开始奖励甘蔗种植。”这无疑增加了制糖成本，使其在世界市场失去竞争力，面对此种情况当局制定了更为苛刻的剥夺耕地种植甘蔗计划，“制糖公司动用了诸多手段，导致生产成本无法降低……各公司最近也发觉了以上缺点，开始逐步努力扩张自有耕地”。

　　然而台湾的土地有限，“无法与今天相比的是，当时的甘蔗需要种植在平地上，而进行产业扩张就需要巨大的耕地，但台湾已经没有剩余的土地了”。拓殖局在分析了“糖米相克”这一问题后，指出日本糖业应以台湾这个“东洋糖业中心”为根基向中国南部、南洋诸地迈进，建设“大糖业地”。另外，随着武器的更新换代，石油、橡胶等产物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日本为了获取石油与橡胶而继续向南洋进军，在获得战略资源的同时，也将砂糖产业“南方路线”的范围扩大到台湾以南地区。

　　向南洋进军过程中，日本殖民者仍不断从台湾榨取糖业利益。1927年日殖台湾已有45个新式制糖工厂，制糖能力达到39，414吨，总资本增至2.9052亿日元。日寇在台湾各领域的剥削行径激起了当地人民的抵抗，1930年10月底“雾社事件”爆发，但日殖台湾媒体却一味推卸责任，将部落民的抗日斗争抹黑为“劳资纠纷”。台湾人民起义失败后日本当局对糖业的掠夺变本加厉，于1934年通过整理合并糖业公司、扩建工厂等方式将制糖能力提升到44，928吨，同年制糖量高达10.7831亿斤。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之后，台湾被各界视为南进的基地，其产业也被纳入侵略扩张的一部分，“拥有经营热带产业经验的台湾，成为进发的南洋排头兵是一般常识……应该将其放在作为南进政策基地的角度来推进、振兴台湾产业公司的经营”，“台湾的产业经营人应该以圣战为目的，将英美的商业权力从南方驱逐……专卖局所经销的商品包括米、砂糖、酒、盐、烟草等特产……”1939年日本殖民当局根据第六号律令制定“台湾糖业令”，将制糖业与甘蔗种植紧密相连，并与其他产业进行协调，确保砂糖顺利供给。日殖台湾糖业也与其他地区糖业一道被纳入日本军部的统制经济体系中，成为南方扩张的重要支点。

　　日本政府通过南洋殖民糖业掠夺大量利润后，曾有人提议放弃台湾糖业而主张发展南洋糖业，但大部分意见依然坚持将台湾作为太平洋地区糖业的枢纽。1943年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之际，在“总体战”思维下，就连负责东北事务的所谓“满洲调查局”也主张将台湾糖业作为整合“大东亚共荣圈”糖业资源的主体，并把几乎所有的糖业资源都用于弥补所占其他地区糖业需求不足与抢占东南亚市场，“共荣圈内的生产理应达到向圈外输出游刃有余的水平，首先就应该以台湾糖业为主轴，重新编组荷兰属印度支那、菲律宾糖业”。日本糖商在军部的统制下也将触手伸向台湾其他产业，使殖民糖业成为台湾农业的基干，进而建立起基于糖业的台湾殖民经济。军部通过这一畸形的经济体制完全控制了台湾的生产活动，其压榨出的资源均被投入到侵略战争中，贪婪的殖民者还期望台湾糖业能克服战争中的困难，确保日本国民的砂糖供应。1945年，日军战线已濒临崩溃，军部治下的台湾糖业将大量甘蔗耕地转种水稻等粮食以做困兽之斗，囤积在当地的砂糖也被用于酒精生产。曾被视为日本经济重要支柱的糖业此刻已成为战争中的弃子，随着日本的投降，台湾殖民糖业也彻底走向衰亡。

　　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竭泽而渔的经营方式对当地环境和经济造成了极大破坏。大面积扩张的甘蔗耕地导致台湾水稻耕地一度被大量侵占，造成大米产量下降，米价暴涨，人民无法生活。甚至在出现“糖米相克”的耕地冲突时，日本殖民者企图通过人为地调整糖、米价比率，以及根据所谓“水利政策”强行将大部分甘蔗、水稻耕地编入轮种体系来缓解矛盾。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市场自由竞争规律，并令农产品种植完全为殖民者利益让路，进一步剥削当地农民。另外，日本糖商与当局狼狈为奸，将战争负担大量转嫁到人民身上，把日本移民也视作盘剥对象。1942年太平洋战争白热化，台湾的日籍制糖工日薪就从1939年的2.54元降低到1.71元。可见，日本糖业在台湾的经营并非为所有日本国民着想，其目的只在于满足少部分军、政、财界掌权者的私欲。

　　日殖台湾糖业从一开始就是畸形的，其作为日本糖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短暂地满足了日本帝国的砂糖消费与贸易，但依靠统制式经济发展起来的糖业，注定将在日本帝国丧失对殖民地的控制时迅速崩溃。

三、“南进”与军政财扶植下的南洋砂糖业兴衰

　　江户、明治时代日本对于包括东南亚在内广大南方地区的扩张思想尚且停留在主观臆断的想象层面。但自大正时代以后，随着海军事业的扩大与资本主义事业的发展，因为经济资源、交通运输和海外市场的直接需要，日本逐渐在领土、资源和产业上直接染指南洋，并最终发起各领域的“南进”。由于南洋地区盛产砂糖，砂糖产业就成为“大东亚共荣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陆海军扶植下“南洋兴发”“南洋拓殖”迅速完成对爪哇、菲律宾等地糖业的掠夺与控制，此时制糖的附属产品糖蜜作为燃料能源也得到军部重视。但由于其盲目扩张和太平洋战争的失败，“东洋拓殖”“南洋兴发”等与军政紧密绑定在一起的砂糖企业也在战后改革、解散财阀的潮流下遭到解散。

　　大正时期日本就已经开始对南洋砂糖业的调查。台湾总督府殖产局曾派遣东乡实前往爪哇实地考察并写下《爪哇糖业论》，总结出爪哇糖业发达的原因：“有着适宜的自然环境，并且注重甘蔗栽培工作，改善制糖技术的同时还努力制造市场需求的砂糖种类。”甚至有评论将日本和爪哇的砂糖业比作“新进气锐的年轻武者与老成稳健的武士”。一方面一战爆发后，日本就派出海军占领了南洋原德属殖民地，并在战后以委任统治地的形式进行正式接管。这些南洋群岛吸引了日本国内资本的注意：“考虑到气候土壤等自然因素，此地被认为适于种植甘蔗。另一方面考虑到帝国砂糖的供给状态，南洋厅便期待以糖业的发达带动殖民地产业的发展。于是官方允许无偿租借官有地，并奖励各种对糖业发展所做的努力。”

　　但是，此时被吸引来的国内资本并没能像在台湾时那样发展成为健全的产业，血本无归的投资又遗留下移民饥荒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日本若需要在南洋打下切实的产业基础，就必须有人出来收拾这一残局，而扮演这一角色的就是南洋兴发株式会社及其背后的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由日本政府扶植于1908年正式成立，陆军中将、男爵宇佐川一正为首任总裁。其成立和发展与日本的军政紧密相关。1921年10月，在结束了对南洋的考察后，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决定对南洋进行投资，将已破产的旧公司整合为新公司，同时救济日本的南洋移民。有着政府背景的“东拓”以松江春次为首，设立新公司南洋兴发株式会社，该会社的主要产业之一正是砂糖业。而在南洋兴发株式会社成立后次年，日本为了管理委任统治地设立南洋厅并颁布糖业奖励规则，详尽写明可以领取奖励金的场合与金额范围，开始在南洋为日本糖业打下基础。

　　大正时期，日本扶植的台湾糖业与南洋的爪哇糖业围绕中国市场展开此消彼长的竞争。1924年日本向中国出口的砂糖数量约为13.8万吨，同期向中国出口的爪哇糖仅约7.7万吨。不过日本糖业并未在中国占据长久优势，次年出口中国的日本糖增长至约16.4万吨，但爪哇糖则增长至近23万吨。为增加自身竞争力，侵吞爪哇、太古糖业等对手的东亚市场份额，加大对华贸易出口额，日本砂糖业界开始进一步增大自身产量。

　　然而，20世纪30年代日本砂糖业却陷入了一个窘境：产能过剩又缺乏处理过剩砂糖的方法。调查显示在此后的1934-1935年，日本人均砂糖年消费量只有11.2公斤，远低于同期欧美水平。由此，将过剩砂糖投入国内市场不仅无济于事，反而会造成糖价暴跌危及砂糖业的利益。但是若将过剩砂糖销往国外，又面临着在生产成本上无法抗衡爪哇糖业与古巴糖业的劣势。日本制糖公司此时为了解决生产成本的问题，采取了扩张公司自有耕地的方式以减少在收购甘蔗过程中产生的开支。这一扩张行动不仅限于台湾，同样在南洋的委任统治地上大力推进，这已暴露出日本帝国通过向南侵略，掠夺资源的竭泽而渔式“以战养业”本质。

　　与此同时，石油替代了煤炭成为工业与军事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资，橡胶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大，但这些产物均需要依赖海外进口，为了摆脱战略资源受制于人的处境，日本帝国就必须进一步往南洋谋求生存空间。由于石油、橡胶等产业尚不成熟且投入颇大，故在之前已经积累了大量经验的砂糖业就成为其经营南洋的先头兵。昭和初年，在各项殖民扶持政策下发展的南洋砂糖产业已经有了一定成就：“南洋兴发在大正十一年于塞班岛开设有着1，200吨制糖能力的新式工厂，开始制造分蜜糖。之后在昭和五年于天宁岛开设1，200吨工厂……并且其甘蔗栽培面积在昭和5年、6年期间达到了6，093公顷，产糖量达到了64万余担。”

　　南洋砂糖业先期在群岛进行开垦、种植甘蔗并建厂，为后续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砂糖业面临危机需要开拓大量甘蔗耕地以降低生产成本时，南洋兴发株式会社的甘蔗种植面积在1929-1930年增加了近1，262公顷，又在次年增加了近1，541公顷，这两年间所增加的种植面积约等于1919-1929年十年间所增加的面积总和。同时在1930-1931年，甘蔗增产2.4亿斤，砂糖产量陡增近3，000万斤。同期日本及其殖民地的砂糖总产量中，约4.1%来自南洋，相较于1926年提升了2个百分点。取得这一成绩后，日本砂糖生产成本开始下降，“虽然在有限的面积内以后不可能有非常大量的产糖量增加，但是在生产成本上会占据相当好的优势”。“南洋兴发”弥补了之前日本仅将产业重心放置在台湾的缺陷，并且贴合了“南进”扩张的经济需求，这令政、经、军各方进一步予以更多关注与投入。1926年3月，伏见宫博恭之子博信在其所服役的军舰“磐手”号停泊于塞班岛时就详细考察了“南洋兴发”的农场、工厂等一系列设施，展现出了海军对于“南洋兴发”的重视。

　　而在向南洋发展糖业和确立东亚糖业霸主地位时，爪哇和太古糖业成为日本帝国最大的竞争对手。20世纪20-30年代，日本糖业与英属香港太古糖、荷属爪哇糖及中国民族资本糖业在中国市场展开激烈竞争。其中爪哇糖1936-1937年年产量59万余吨，远高于同期日本南洋殖民地的6.9万吨及日本北方领土的4.3万余吨，巨大砂糖生产能力成为了日本觊觎爪哇岛的原因之一。为消除竞争对手，将南洋糖业拢归自己所有，成为日本军政、财界、商界隐秘的野心，“荷属东印度是世界三大砂糖产地之一……上述资源，大部分是日本自存自立所不能欠缺的东西”。而历史事实也证明，至1942-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直接占领爪哇，将之前作为竞争对手的爪哇糖业直接消除，而后又企图将当地糖业纳入其战争统制体系之中。

　　此外，20世纪30年代在调查砂糖市场的过程中，日本还注意到了砂糖的副产物糖蜜的重要性。“我国天然资源匮乏，尤其是液体燃料。最有希望成为液体代用燃料的就是酒精。最经济实惠的酒精原料是糖蜜，因此有必要确保中国南部与南洋的糖蜜供给。”通过糖蜜发酵获得的酒精因为价格便宜、获取方便而成为首选。按比例加入石油原油而制成的代用酒精，可替代汽油用于轻油、中油及重油内燃机，甚至可替代最低等级的重油成为蒸汽罐的燃料。前台湾总督府技师萩原昌二也认为酒精可以用砂糖或含有砂糖的农林产物为原料在短时间内制得，并提及酒精很有希望成为代用燃料。因此，此时的砂糖业还需要提供副产物糖蜜以满足工业、军事方面的酒精原料需求，这意味着砂糖业为了符合日本“南进”及其他侵略扩张的需要，从经济领域迈入军工领域。而在日本本国及台湾、委任统治地所产的糖蜜无法满足代用燃料的情况下，就必须依赖于从南洋其他国家进口。

　　然而，美国在1938年7月1日对日本实行了“道义禁运”。日本为保护在南洋的利益，防止“燃料生命线”被西方国家所切断，就必须要有海军的援助。在此之前，松江春次已经意识到了要往南洋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借助海军的力量。1930年，他派遣社内技师大波信夫为海军进行机场的调查测量工作。而在1935年他还亲自参加海军省大会，进行关于南洋经济价值的演讲。由于一直以来南洋诸岛的土木工程都是“南洋兴发”所承包，其有着丰富的施工经验，因此海军省也积极与南洋厅及“南洋兴发”展开合作，截至1936年，在军备限制的大环境下，南洋厅与“南洋兴发”承包了包括道路、港湾、农渔业产物晒干场、灯塔以及商业用机场等在内的大量南洋群岛土木建设工程。1937年海军在南洋的军事设施建设增加，建设工程由南洋厅承包转为海军直接管理。但海军仍与南洋厅保持密切联系，派遣现役海军士官担任南洋厅交通课长一职。

　　日本海军交给南洋厅与“南洋兴发”的工程看似民用，实则是在为军用设施打基础，以便于战时迅速在南洋建立军事基地。海军在南洋拥有立足点后，“进”可在战争中夺取其他南洋岛屿，获取石油、橡胶、糖蜜等资源，“守”可维护日本的海上贸易线，让南洋的资源安全输送入本土支持工业与军事。“预想这次战争会成为长期作战，所以要及时攻占南方地区取得必需物资，并将其送往本土，以努力培养、维持推动战争的能力。”“南洋兴发”以砂糖起家并以砂糖为主业，为了牟取利益与日本海军进行合作，其砂糖产业的副产品也成为军工原材料。至此“南洋兴发”完成了“开拓南洋-发展砂糖业-与军方合作-提供副产物糖蜜”这一从政治商人转向军事工具的改变。其帮助军部铺下密集的技术设施网络，对“南进”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进入20世纪40年代，日本与西方国家关系日趋紧张，南洋群岛成为双方必争之地。1940年第二届近卫文麿内阁组阁后就认为“向南洋方面发展的必要性正在日益增加”。美国对于日本的禁运政策也不断刺激其神经，为了保证有足够的资源应对即将到来的战争，“取得南方资源以摆脱经济上对美英的依赖，巩固自给自足的态势，便被看作自存自卫上必不可少的要求”。一直主张“北进”的陆军省也在分析后认为发动侵略所需的液体燃料必须求之于南方。燃油已成为战争的燃眉之急，原本作为糖业副产品的糖蜜，由于可生产代用燃料而成为糖业主要的追求对象。而“南洋兴发”此前对于塞班岛、天宁岛等南洋群岛的开拓，不仅发展了砂糖产业带动了本土经济，还为这一时期海军建立基地打下物质与人力基础。可以说“南洋兴发”主导下的砂糖产业是让日本决心“南进”并能迅速在南洋部署军事力量的关键之一。

　　随着各条战线上日军侵略战事吃紧，其国内产业逐渐转由军部统制，日本砂糖业因此没落。1940年，日本砂糖生产量约22亿斤，比前一年减产约20%，而估计的消费总量却为30亿斤。面对这种情况，日本一方面对砂糖实行配给制度，优先满足军队需求。另一方面想方设法压榨殖民地糖业，企图扭转这一颓势。此时军部政府认为砂糖等“大东亚”特产资源应结合市场需求进行合理的开发与利用，以便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确保“大东亚”的优势。于是台湾甘蔗耕地总面积在1941年从年均14.2万甲扩大至16.2万余甲。1942年日军占领爪哇后将恢复当地制糖厂生产视为紧要目标之一。通过扩大耕地及占领爪哇、菲律宾等重要产糖地的方式，日本糖业获得了一丝喘息的机会，甚至出现了产糖过剩的情况。但实际上“过剩糖”更多是依靠配给制度与消费低下“节省”得来的，并不能掩盖日本糖业的颓势。同时在日本众议院预算总会上，铃木贞一指出要对生产过剩的产业进行统制调整，产能优先满足战争需求。这反映出在统制经济体系下日军“以战养战”，对糖业的重视程度大大降低。

　　到了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各种资源亮出红灯，为了保证战略物资和粮食，军政当局不得不通过缩减糖业来保证其他战争必需品。糖业联合会认为应根据菲律宾当地消费减产50万吨砂糖，将甘蔗耕地转让给战争更需要的大米、棉花、玉米等作物，致使菲律宾种植园和工厂荒废，农民破产，工人失业。“过剩糖”并未流入消费市场，而是作为酒精、溶剂等的原料被应用于战时工业中。以砂糖产业发家的南洋兴发株式会社也在1944年停止了塞班岛、天宁岛上的制糖生产，整合其他中小企业，除了酒精制造厂、水陆运输以及制糖工厂的部分员工外，“南洋兴发”率领岛上日本民众进行军队基地建设、锰矿开采、确保粮食与水产供应、训练指导学童等工作。然而这并不能扭转糖业和整个产业败局，随着日本在太平洋节节败退，最终“南洋兴发”及海军支持下的南洋糖业昙花一现，以失败告终，“南洋兴发”也在1945年9月30日解散。

　　伴随着日本糖业进军南洋诸岛的是帝国主义式的殖民与掠夺，其治下的糖业发展仅以满足侵略利益为目的。“南洋兴发”等公司脱胎于侵略南方的构想与计划，通过经营糖业的方式反哺于“南进”扩张。在糖业呈现衰落趋势时，日本帝国选择压榨其最后的价值，并将甘蔗耕地划给其他军需作物。这种行为不但违背自由竞争原则，还令糖业与侵略战争牢牢绑定，随着日本战线的崩溃走向灭亡。

四、结语

　　与茶叶、丝绸、棉花一样，砂糖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作为“世界商品”牵动了东西方贸易、工业化进程并带来了食品消费的革命。黑奴贸易、哥伦布大交换、红茶风行、巧克力兴起等世界史中的重要物资、人员、财富流通都与砂糖密切相关。由于种植环境、气候等自然条件所致，砂糖多出自北半球南部热带盛产甘蔗地区，故地理大发现之后东亚和东南亚就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糖业利润的焦点。掠夺甘蔗种植地来发展制糖业以获得资本积累与产业革命的巨大资金，也成为日本近代以来占领、掠夺、经营“南方”的动机之一。

　　“南方”的资源与土地始终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补给线之一，自幕末以来政、军、财、知识分子各界围绕调查、掠夺、经营“南方”制定了系列具有连续性与侵略性的向南扩张举措，对内以满足其资本与市场所需，对外以排斥中国和欧美独占亚洲市场。而砂糖在南方扩张中亦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琉球贸易和奄美大岛种植砂糖而获取的暴利是西南强藩明治维新的财政助力，殖产兴业时期糖业也成为日本工业化起步的重要一环。由于明治初期着手在甜菜糖、芦栗糖等方面进行试验的“北方路线”遭遇失败，致使日本政府与产业界一方面对砂糖业采取保护、奖励政策，另一方面也认识到若想发展砂糖产业就必须选择“南方路线”。

　　但近代日本砂糖产业从一开始就依附于明治政府扶持，在有违和平开放、竞争自由的贸易与产业原则下畸形生长，而后又受军政财界直接影响，成为辅助战争和对外侵略的“国策产业”之一。无论琉球、中国台湾还是南洋都是日本版图以外的地区，日本只有通过侵略扩张才能保证砂糖的产地与产量。而侵占了以上地区后，日本设计出的“琉球-台湾-南洋”的殖民地糖业路径，正好与其先抢琉球、后夺台湾，进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南方侵略路线吻合，并作为重要的殖民产业服从于日本帝国各阶段的工业发展和军事扩张需要。

　　砂糖产业反映出日本染指南方“扩张领土、夺取资源、协助战备”的本质。虽然在一系列殖民政策的调配下日本砂糖业曾一度得到发展，但由于它与侵略扩张紧密关联，一旦失去“扩张”这一基石，砂糖产业便开始进入委靡不振的状态。而后砂糖产业也因为日本发动战争而逐步让位于更重要的石油、橡胶等战略物资，自身则完全成为侵略行动的附庸，类似“南洋兴发”的企业也关闭砂糖工厂，率领民众投入到军事建设中。在失去了稳定市场后，停工停产无疑使日本糖业雪上加霜。倚靠向南扩张而畸形发展的近代砂糖产业不仅制约了其国内自力更生的工业体系，也给冲绳、台湾和东南亚等地区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与资源损失。近代日本砂糖产业与侵略战争绑定的失败教训，也昭示着依附于穷兵黩武的掠夺、作为侵略机器之一环的军国主义工业发展模式只能昙花一现，最终走向没落。

　　（注释略）

（作者：瞿亮，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湘潭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承昊，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