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 ：印度对1962年战争的认知与对华政策走势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1年第6期）

　　【摘要】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对印度的政治、军事、外交、心理等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而深刻影响了中印关系的总体走向。印度对领土问题的偏执和对这场战争的错误认知，加剧了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中印关系发展的曲折性。印度在对华关系中不断提升军事的作用，提高了在边界地区滋生事端甚至严重冲突的风险，增加了中印关系走出低谷的不确定性。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方面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加强研究，做好预判，精准应对，保持定力，努力培育、发展和利用一切积极力量，与各方一道，使中印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关键词】

　　 印度   1962年战争   战争认知   边界问题   对华政策

　　【作者简介】

　　 孟庆龙，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争对印度影响巨大，特别是在其对中国的印象和认知及对华政策决策方面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尼赫鲁说，1962年战争对印度“是一场永久的教育”，虽然没有改变印度的基本政策，但“确实改变了印度的对华政策”。战场上的惨败给印度蒙上了沉重且持续的阴影，增加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难度，使边界争端成为中印关系互动中的最大影响因子。近60年来，中印关系缓慢升温，曲折前行，友好和不友好（甚至交恶）交织或交替。2020年加勒万对峙后中印关系陷入低谷，与印度各阶层对1962年战争的认知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关于中印关系史的研究成果颇多，但大多以专题或断代史形式，从冷战史的框架或国际关系和外交史的视角进行阐释，从1949年至2021年的长时段进行总结和就1962年战争对印度对华政策的长效影响进行分析的论著尚不多见。本文以比较翔实的档案文献资料为依据，主要从边界问题、民族主义、军事三个方面，就这场战争对印度的对华认知及其对华政策走向的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期对人们客观、理性地认识当前的中印关系及其未来前景有所助益。

　　一、不断固化和加持的僵硬边界问题立场

　　尼赫鲁等印度领导人的领土情结可谓深入骨髓，从与巴基斯坦之间在克什米尔争端问题上的寸土不让，不与葡萄牙谈判、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压力派重兵一举夺回葡属飞地果阿，一步步加紧控制乃至吞并锡金王国等事件中可见一斑。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片面、固执的立场，导致1959—1962年中印边境地区多次发生冲突乃至战争，更凸显了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僵硬立场。更为重要的是，印度在1962年战争完败之后未能客观、正确地进行总结和反思，反而强化了对边界问题极不健康甚至有害的错误认知，并不断固化和加持。这种罔顾历史事实、只从自身情感和意愿出发而全然不考虑对方立场和权益的言辞与行事方法，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

　　印度在边界问题上长期持顽固立场，主要与其对边界纷争的原因认知有关。它把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印开始爆发边界武装冲突和1962年战争的起因与责任完全推给了中国。印方迄今未解密的重要文件《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说，印中关系自50年代末期开始显现不和，主因是中国50年代末修建新藏公路，认为“中印边界争端源于1957年中国擅自占领阿克赛钦高原”。印度外交部发言人1962年11月27日的声明也称，中方“1957年侵入印度领土，又于两年之后对印度大片地区提出要求，才制造了边界问题，在此之前并无边界问题印度的政治精英们甚至把1950—1951年中国解放西藏作为中印争端的起点，认为1962年战争从根本上说“源于中国的扩张主义和对西藏的占领。”1961年4月24日，印度人民院通过决议，明确印度的“领土完整性”（即印度宣称的边界）不容置疑，并确保该法案内容三年内不进行修改。尼赫鲁在1963年1月1日给周恩来总理的复信中自说自话，称1947年英国撤出南亚次大陆时，印度“自然存在的边界”就已经变成印度的边界了。长期以来印度对中国最大的抱怨是，它在1954年很不情愿地通过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境问题上获得任何补偿”。中国于1962年10月20日发起对印自卫反击战后，尼赫鲁在22日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指责中国“以怨报德”；在同日给英国首相麦克米伦的信中说，对于中国的自卫反击行动，印度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抵抗”；31日又致信英国首相，指责解放军进入中国“已经承认了12年”的东段边界，印度“不论结果怎样都不会对侵略屈服”，也不会同意中国“占领印度领土并以此为筹码来强迫印度按照中国的意愿来解决边境分歧”。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印度竟认为中国发动自卫反击作战是出于对它的嫉妒。1962年10月22日，尼赫鲁对英国驻印度高级专员说，中国三四年前就认为印度依附于帝国主义国家，不值得与印度做朋友，中国对印度的工业经济发展十分嫉妒。他还抱怨中国对边界的划分一厢情愿，称中国曾说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不会越过这条线。印度政府在多个场合公开声明，中方越过“麦克马洪线侵犯印度领土的任何行径都是不能容忍的”。

　　基于上述荒谬认识，对于中国方面关于边界争端的历史原因的解释以及在边界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印度政府均置之不理，并多次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的建议，即使在战争开始后面临不利局面时也是如此。对于1962年10月24日中国提出的停止边界冲突、重开和平谈判、和平解决边界问题三项建议，印度政府认为“没有任何意思或意义”，“是一种骗局，愚弄不了任何人”，在照会中重申了双方撤回到1962年9月8日控制线的片面要求。11月4日，周恩来总理本着恢复1959年以前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精神，再次呼吁尼赫鲁积极响应中国政府的三项建议。6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连续炮击中国边防部队发出严重警告。中国在自卫反击作战第二阶段大获胜利并于1962年11月21日宣布主动停火撤军后，多次呼吁印度举行谈判，但印方要么提出自己的无理要求，要么不予响应。12月8日，中国国防部就我边防部队继续从中印边界东西两段主动后撤发表声明，充分表明了中国政府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最真诚的努力，希望印度政府也能迅速作出相应努力。战争结束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官方一直高调拒绝就边界问题与中国谈判，直到近20年后（1981年）才重新恢复谈判。

　　印度不但拒绝与中国就边界问题举行谈判，还对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就边界问题进行友好谈判无端非议甚至指责。1961年，中巴开始就新疆和巴控克什米尔之间两国边界的划定问题保持接触；1962年5月同意就巴控克什米尔地区的边界“定位与定界”举行谈判。经过几轮会谈，双方于1963年3月2日签署协议，划定了巴控克什米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印度认为巴控克什米尔属于“非法占据的印度领土”，竟宣布中巴协议无效，有印度报纸将之描述为“两个小偷之间的协议”。1965年4月，印度抗议中巴签订边界议定书。不仅如此，1982年8月，印度还对中巴开放两国边界的红其拉甫山口进行无理非议。

　　50多年来，印度不但在边界问题上多次指责甚至污蔑、抹黑中国，还不断制造摩擦和事端，使边界问题成为阻碍中印关系正常发展的最大因素。

　　1962年10月和11月，尼赫鲁多次公开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举行和平谈判等建议，称要同中国打到底。中国方面主动宣布停火、撤军后，尼赫鲁还在11月22日、23日和27日三次宣称要同中国“长期作战”。此后他在1963年3月1日、2日、3日、9日、13日、20日的六次讲话中，都宣称同中国不会有任何妥协。1964年5月26日尼赫鲁去世后，夏斯特里刚继任总理，即于6月11日重申拒绝同中国谈判的立场，后又在11月15日至12月1日公开发表17次讲话，称中国是印度的敌人。1966年3月1日，总理英迪拉•甘地污称中国在边界制造威胁。1967年6月13日，外长查格拉竟称中印缅交界处一块70〜72平方英里的地区是“印度领土”。1970年6月22日，印度政府污蔑中国5月份曾三次“入侵”不丹，并向中国提出“抗议”。1971年12月16日，印度对巴基斯坦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遭到中国政府谴责，印度议会随后于21日通过“东北地区（改组）法案”，将“麦克马洪线”以南“东北边境特区”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改名为“阿鲁纳恰尔邦”，划为“中央直辖区”。1972年8月7日，国防部长贾格吉凡•拉姆称印度将对巴基斯坦从克什米尔“被占领区”内“让给”中国的土地提出主权要求。1974年9月，印度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兼并锡金王国。1975年4月，印度政府正式把锡金变成它的一个邦。1979年4月，总理德赛表示“要收复中国占领的领土”，又于6月表示在边界等问题解决之前，印度不可能同中国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1980年2月，总理英迪拉•甘地妄称“中国占领了印度、不丹、尼泊尔和缅甸的大片土地”。1981年9月，外长拉奥说中国在拉达克地区“占领”印度领土约14500平方英里。1984年8月，印媒造谣说有三个连的中国军队进入洪扎地区。1986年7月，印度就所谓中国边防人员在中印边境东段“入侵”桑多洛河谷地区印度领土向中方提出抗议。1987年2月，印度宣布正式成立“阿鲁纳恰尔邦”，中国政府声明绝不承认。2009年4月，印度总统帕蒂尔首次到访中国藏南达旺地区（印度称“阿鲁纳恰尔邦”），在视察边境部队时称她仍然记得1962年的“瓦弄之战”。2019年10月，印度政府正式实施《查谟一克什米尔重组法》，成立“查谟一克什米尔中央直辖区”和“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暴露了它在边界和争议地区更大的野心。

　　二、不健康心态与民族主义宣传

　　1962年战争后，印度人的心态由盲目自信变成了自卑加对中国的怨恨，中印关系降至冰点。印度各路精英未能深刻反思和正确总结失败的原因，反而利用军事上的惨败煽动并操弄反华情绪和民族主义，大搞民粹主义爱国教育，原本的不健康心态迅速滋长，致使中印关系未能很快重回正轨，而是经历了冰冷、缓慢升温、逐渐回暖、重回正常、正常后又几度倒退的过程，大致呈现出螺旋式和波浪式缓慢前行的走势。

　　对于中印边界争端的起因和中印关系恶化的原因，印度民众并不知情，这使得民族主义很容易被操纵和煽动起来。深受战争打击的印度领导人等政治精英们，为了促进国内团结，扩大政治基础，借战败煽动并利用民族主义（但也导致常被民族主义裹挟和绑架）。边界问题在印度国内俨然成为无人敢质疑的“政治正确”。需要指出的是，印度官方和主流媒体从不对公众说明或透露中印边界分歧的历史背景及真相。就连美国官方也说，在新中国成立至西藏平叛的十多年里，“印度尽可能圆滑地与中国打交道，并试探中国的意图，但没有向印度民众公开边界问题的严重性”。在西藏发生叛乱、达赖喇嘛出逃，及至1959年8月中印在朗久发生流血冲突后，印度官方才开始将边界问题公之于众，但完全不顾事实，尽是一面之词。1959年6—8月，印度政府出版《关于西藏的真相》小册子，极力歪曲事实，无端指责中国；10—11月，印度报纸集中报道边境地区（如拉达克南部）发生的冲突事件，《印度斯坦时报》《政治家报》《印度时报》等指责中国“侵略”印度领土，呼吁坚决保卫印度边界，绝不容忍印度领土被侵犯，中印边境印控区反华情绪加剧。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被印度描述为“中国的背信弃义”或背叛。普通印度人认为，直到1962年10月20日，“中国人还一直被印度视为亚洲伙伴和朋友”，而中国军队的不断推进“打破了中印之间5000年的和平”，此后“在印度人的心目中，中国人变成了一个不知感恩和背信弃义的民族”，这场战争被印度时任总统拉达克里希南说成是“寻求正义”（Dharma）的战争。

　　印度议会对华一味强硬，多数时间里对中印关系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议会指责中国“无视印度一方的友好举动，侵占了印度的领土”，它在1962年11月14日一致通过的一份决议声称：“本议会支持印度人民将侵略者赶出神圣的印度领土的坚定决心，无论这场斗争如何艰苦、持续多长时间。”此后，每当中印关系出现紧张局面时，议会都无一例外地对中国持强硬态度，对印度政府的对华决策产生十分消极的影响。

　　印度媒体对战争的影响起了极为消极的作用。印媒对于军事事务一知半解，甚至把1962年战事的战术转移描述成溃退，加剧了民众的恐慌情绪和对中国的敌视，带来的“整体影响是毁灭性的”。迄今为止，印度媒体一直极少客观报道关于1962年战争的历史根源、演变主因、决策者个人的作用、国际反响、对印度国际地位的影响等，没有在塑造印度国民正确的中国映像上发挥积极作用。

　　作为最主要决策者的印度政府，在中印关系恶化到爆发边界战争的过程中，一直受到来自议会、媒体和民众的巨大压力，难于及时作出正确决断。连印度军方也抱怨：“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党，在迫使尼赫鲁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

　　对于1962年的惨败，印度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在感到羞辱之余，也总结出了两个重大“意外收获”：一是失败对印度人的教育意义；二是战败意外帮助印度解决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如愿的促进国民团结、提升爱国主义精神等难题。1962年11月初，印军在战场上败局已定，战争尚未结束，尼赫鲁之女、国大党政治新星英迪拉•甘地就说：“我们一直非常辛苦、勤劳地对这个国家进行整合，现在中国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尼赫鲁则称：“中国入侵造成的可怕震动带来了印度精神的重生。”为给国人壮胆打气，印度领导人频频发表煽情讲话。1962年12月7日，尼赫鲁在记者招待会上声称，“如果中国人不从印度的领土上撤出去，印度将不得不把中国侵略者驱逐出去。”23日，总统拉达克里希南称印度“必须恢复失去的威望”。为了维持来之不易的国内大团结局面，印度政府顽固坚持强硬立场，多次拒绝中国政府提出的和平谈判倡议。1963年5月25日的《大公报》社论说，“印度决定不与中国谈判是想维持边界紧张局势”。各路精英罕见地一致利用战败带来的反华气氛煽动民族主义，对印度对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其主要做法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极力减小战争对民众的影响。出于担忧民众士气受损等原因，尼赫鲁和军方故意少报、瞒报印军伤亡数字。对于中方主动向印方遣返战俘，交还汽车以及大炮、枪支等武器装备的善举，印方竟称中国是为了“争取舆论的支持”，把战俘受到优待说成是被洗脑，“实乃对印度军队的一种侮辱”。

　　二是编造“英雄”和“英雄事迹”，大搞民粹主义爱国教育。1962年10月22日，国防部长梅农说“这次袭击对印度人是一次考验”。战败后，印度政府和媒体为减少负面影响，鼓舞士气，促进和维持团结，大造“英雄”，编造“英雄事迹”。例如，以高规格仪式安葬在拉达克热赞拉山口战死(“身中8弹”）的印军少校沙伊滕•辛格，并授予其印度最高勇敢奖“印度勇士”称号，还以他的名字命名其故乡久德浦尔县的本萨尔村。印媒连续报道前线士兵的“动人事迹”，《政治家报》等刊载多篇前线见闻，称印度士兵在战斗中展现出“英雄主义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吹嘘印军在瓦弄“进行了史诗般的战斗”，“打破了中国人无敌的神话”。

　　三是煽动民粹主义爱国教育。印度在国内极力抹黑、丑化中国。为了给学生灌输民粹主义爱国思想，印度新闻局抛出题为“你和国防”的广播稿，称眼下最迫切的是“教师们应使学生清楚中印之间的冲突对其未来的影响”。印媒大肆报道民众的爱国主义表现。财政部宣布建立可捐钱、捐物、捐“义务劳动”的国防基金，媒体在报道捐献“事迹”时极尽渲染之能事。印度官方军史称，“军事上遭受的羞辱在印度国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但也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悲壮”之情，“一种战斗到把最后一个中国人赶出去的决心”成为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情绪；“仿佛就在一瞬间，所有的内部争论与斗争全部停止了”，整个国家只有一个愿望：“战斗到底”。

　　四是自行打气。印度战败后自我壮胆打气。1962年12月26—29日的新闻局广播稿称，中国“正面临在共产主义世界与日倶增的孤立”，在国际上也是“前所未有地被孤立”；印度也想和平，但“不能依中国的条件”，“必须恢复以前的领土，必须维护被占领地区的主权”。1962年战争后，印度在边界问题上态度更加强硬，下述官话成为典型说辞：印度“一直希望同中国保持友好和平的关系”，但中国对“印度保持敌意且虚伪地掩饰这种行为”，有尊严、热爱自由的印度不会对侵略屈服，“也不会同意中国占领印度领土并以此作为筹码来强迫印度按照中国的意愿来解决边境分歧”。

　　五是对华强硬成为“政治正确”。印度领导人和政治精英们利用战败带来的“羞辱”，在国内制造悲情，培育复仇“决心”，纵容和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如此，此后众多政治领袖时常通过制造边界紧张来维持和提高在国内的支持度，谋取自身和所在党派的私利。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成为印度国内的“政治正确”。战争发生后不久，印度政府即撤回驻拉萨和上海的领事馆人员，并关闭中国驻加尔各答和孟买的办事处，在作出一系列决定后切断了与中国的所有联系。此外，印度政府还极不人道地命令在马哈拉施特拉邦戴拉利的一个军营，集中拘禁居住在阿萨姆邦和西孟加拉邦边境地区的所有中国公民。1962年战争后，每当印度利用边界问题或西藏问题制造中印关系紧张时，其执政党或在野党，抑或党内的不同派别，在对中国强硬立场上几乎高度一致，甚至不择手段，企图靠指责对手对华不够强硬捞取政治上的好处。

　　三、不断提升的军事因素的影响

　　1962年战争后，军事因素在印度对华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加大。在印度官方对1962年战败的原因所作的总结和反思中，除了形势判断有误、准备不足、边境地区基础设施落后、官僚作风严重等诸多方面外，总结得最详细、反思得最深刻的当数军事。受此影响，印度对军事部门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军事在其对华政策中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成为政府领导人在外交活动中博势取实的重要砝码。

　　印度两份最重要的官方秘密文件布鲁克斯报告和《1962年与中国冲突的历史》都一致认为，印度1962年战败的主因是军事准备不足。军方承认1962年战争是一场军事惨败，但不认为是印度军队的失败，理由就是卷入其中的部队仅占印度陆军的约20%，且在旁遮普和克什米尔驻防的大部分陆军精锐部队并未参战；除空中补给和空中运输力量之外，海军和空军也未参战。通过这场战争，印度官方称“已经得到了教训”，更加认识到以军事为代表的实力的重要性——面对地缘政治和“现实政治”的无情，一个国家的实力才是其安全的最终保障。

　　印度人认为，几千年来自己一直都是遭受侵略的对象。在印度人的心目中，造成这些不幸的原因在于军事力量的弱小和政治上的不团结。战争刚开始不久，印度总统便依据宪法授权在10月26日颁布国家紧急状态令。此后，议会通过了国防法，进行全民动员，设立国防基金，国防氛围空前高涨。印度人在态度上发生的这种根本性转变，“很可能是1962年这场冲突影响最为长久的后果”。1963年4月，新任国防部长查万在议会简述的国防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必须扩大陆军；空军须进行必要扩充，并装备现代化武器；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生产基地；加强与扩建交通运输之类的辅助设施。目标是在未来几年内把军队打造成一个强大的战争机器。为此，陆军的规模要增加一倍（达到近80万人）。现有军队的现代化与扩军同时进行，要解决外汇短缺和工业生产能力有限等主要问题，争取美英等国增加援助新建10个山地师，军事院校数倍扩招学员，军队紧急大量授衔，成立新的军队培训机构，重视加大生产基地建设的力度，军工厂昼夜生产，等等。此外，印度军事教学内容中删去了“撤退”这个“1962年军事行动失利的祸根”，向学员们反复灌输：不管被切断后路还是被包围，部队都必须坚守阵地，绝不撤退。

　　为尽快提高并保持军事实力，印度更加重视和依赖外部援助。尼赫鲁执政时，印度对外援的依赖越来越深。外援占印度总开支的比例，从“一五”计划（1951—1956年）的9.6%猛增至“二五”计划（1956—1961年）的20.6%和“三五”计划（1961—1966年）的30%。国外军火援助的主要来源，除美、英、法和联邦德国等西方国家外，还有土耳其等西方国家的友邦。1962年战争期间，美国空军一个C-130“大力神”式运输机中队对印度的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1962年11月15日，印度要求英美提供飞机炸弹等武器；17日，印度将所需空军战机的清单交给美国（大约10亿美元）；19日，尼赫鲁说需要12个中队的喷气式战机和外国飞行员；20日，印度要求美国紧急提供大规模援助以建立现代空军；12月7日，尼赫鲁称美国可向印度派出顾问（但不能派地面部队)。在中国宣布主动停火撤军、呼吁印度进行谈判后，印度拒不响应，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担心如最后寻求和中国达成某种协议，“印度的美国朋友和英国朋友会对印度感到失望”，从而减少印度急需得到的大幅增加援助的可能性。为了显示西方国家对印度的空中保护，1963年11月，印度中将阿尔贾恩•辛格作为总负责人，领导了印度与英美空军举行的代号为“训练”的联合空军演习，这被印度军方称为“印度与西方世界军事合作的顶点”。

　　苏联也不断增加对印度的援助。苏联在战争结束后很快转变了表面中立的立场，不顾中方反对，同意继续执行与印度的“米格交易”：在印度建立工厂，生产米格-21超音速战斗机；1963年6月与印度签署帮助建钢厂的协议；安-12型运输机和米-4型直升机也提前交货；同意用卢布以延期付款的形式向印度出售直升机和运输机。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作用之大，以至于尼赫鲁称“印苏友谊的分量抵得上20个师”。此后，苏联对印度的军事援助源源不断，直至今日，印度军购总量的三分之二仍来自俄罗斯。

　　军事在印度对华关系中日益呈现出双重性：利用和被利用。1968年12月，英迪拉•甘地称，印度要强大起来才能“改善”同中国的关系，这应该是印度精英们不约而同的心声。1998年，印度为进行核试验，制造出的理由便是中国对其构成“核威胁”。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的急剧恶化，印度对华关系严重倒退，除了在陆地边境地区不时制造军事摩擦、对峙甚至冲突事件外，还在海上频频制造麻烦。如派军舰进入我南海地区“刷存在感”，加强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的军事合作，参加这些国家举行的或邀请这些国家参加印度主导的海上军演，大幅度加强安达曼海和尼克巴群岛的军事部署和基础设施建设，以“有效对抗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扩张”。

　　四、曲折前行的中印关系

　　从上面所述的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顽固立场、利用1962年战败煽动以及培育起的民族主义和不断提高军事作用的做法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梳理出这场战争后中印关系缓慢发展、曲折前行的大致走向。

　　第一，边界问题一直严重制约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由于印度方面在边界问题上的偏执和蛮横行为，中印两国40多年来虽就边界问题举行了多种渠道、多种形式的旷日持久的会谈和谈判，但均未取得实质性成果。

　　1979年2月，中方提出一揽子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方案。1981年12月，中印两国在北京举行第一次边界问题谈判，在中印边界战争发生近20年后，双方终于重新恢复边界问题谈判。此后至1987年11月，两国共举行了八轮官员会谈，以寻求解决边界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的途径，但未取得实质性进展。1989年6月至2002年11月，中印共举行13轮边界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其中大多数未见收获，只有4轮稍有进展。每轮时间大多持续2~3天，最后一轮只进行了1天便告结束。

　　在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举行的过程中，1994年2月开始举行中印外交军事专家小组会议，每次会议持续2〜3天，至2005年3月共举行了15次。双方除了在个别具体细节问题上取得些许进展外，几乎未触及边界这个实质问题，1998年6月的第六次会议仅涉及印度的核试验问题。

　　在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未再继续进行、中印边界问题外交军事专家小组会议仍在举行的情况下，首次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于2003年10月举行，至2019年12月共举行了22次。每次会期1〜5天不等，双方就指导原则、谈判框架、工作机制等达成某些一致意见，但边界问题本身依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在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谈举行了15次会晤后，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会议于2012年3月开始举行，至2021年6月共举行了22次，均未见有任何实质性进展公布。

　　除上述五种层级的会议和会晤外，双方还分别举行了若干次中印边界专家级会议、中印司级安全对话、中印外交部官员会晤及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非正式对话。

　　迄今为止，印度一直要求或期望中国同意或默认其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在边界“线”问题上的态度十分强硬。无论是“习惯线”还是“实控线”，70年来历届印度政府都一味坚持其固有立场，在双方各个层级的谈判中都鲜见灵活性，少有回旋余地，对于如何划“线”一直无任何松动。20世纪70年代初中印关系开始出现缓和，特别是80年代末关系实现正常化后，印度宣明的关于边界问题的立场似乎不再那么“执着”了，但略加深究就会发现，它只是表面上态度略有变化：一改此前拒绝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的态度，同意就边境问题进行会谈，大体同意与我共同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第二，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决定了中印关系的缓慢、曲折前行。1962年战争后印度对华采取的极不友好的态度和政策，主导和驱使中印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缓慢、曲折、艰难前行的漫长过程。

　　1962年战争后，中印关系全面趋冷，几年后才开始徐徐升温，20世纪80年代中期明显回暖。1962年12月4日，印度政府发布命令，禁止所有中国飞机和曾为中国公民的人飞临印度上空。27日，印度政府蛮横命令孟买银行将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在该行的存款全部移交加尔各答高等法院。1963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日），尼赫鲁宣告成立“全国乡村志愿队”，为可能再度发生的中印边界战争做准备。3月1日、2日、3日、9日、13日、20日，尼赫鲁在六次讲话中都宣称同中国不会有任何妥协，准备长期斗争。尼赫鲁去世后，新任总理夏斯特里连续发表不友好讲话，他在1964年10月16日称中国当天进行的第一次核爆炸是对和平的威胁，30日说印度绝不会向中国屈服。英迪拉•甘地在1966年3月1日污称中国“在世界上制造紧张局势和奉行一种不利于和平的政策”。1968年9月16日，印度政府指示其官员不得接受或理睬中国驻各国大使馆的任何邀请。1970年6月17日，英迪拉•甘地表示印度“目前不会改变”对中国的立场，9月8日又声称要把全部精力用来“防御”中国和巴基斯坦。印度政府还利用达赖和“西藏问题”给中国施压。1968年11月27日，总理英迪拉•甘地在新德里“接见”了达赖。1969年10月10日，总统吉里和外长辛格分别“接见”达赖。1970年3月24日，印度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西藏问题”，对中国内政横加干涉。1977年8月初，印度政府领导人又公然“接见”达赖。1979年6月20日，印度领导人第一次把边界问题与整个中印关系挂钩。总理德赛表示，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同中国实现全面关系正常化是不可能的。

　　然而，在上述不友好甚至意在恶化中印关系的言行中，也不乏关系开始缓缓升温的迹象。印度政府虽然在1962年12月颁令禁止中国飞机飞经印度上空，但尼赫鲁还是特令允准周恩来总理一行的专机在1963年12月出访非洲途中飞经印度领空。英迪拉•甘地多次发表显示温度的言论。她在1966年2月16日表示，如条件允许，准备同中国或其他任何人会谈；1969年1月1日说应当设法寻求解决中印争端的途径；9月12日称准备同中国进行“有意义的会谈”，以便解决中印争端；1970年3月13日称“希望改善”对华关系，也希望印巴友好；1973年6月2日进一步表示印度希望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此外，总统吉里和外长辛格在1973年2月19日也发表了“愿意促使”和“希望”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言论。1974年5月10日，辛格在联邦院重申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印度政府重申愿意派特使到北京商谈两国关系问题。

　　除了上述外交和政治层面的表态外，中印还利用“致电”使关系保温和升温。双方通过向对方领导人去世表示哀悼保持温度。1964年5月27日，周恩来总理对尼赫鲁总理逝世表示哀悼；1976年1月9日，总理英迪拉•甘地对周恩来总理逝世深表哀悼，15日还和外长查万前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吊唁；7月12日和9月9日，总统法赫鲁丁•阿里•艾哈迈德对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哀悼；英迪拉•甘地除对毛泽东主席逝世表示诚挚哀悼外，还和查万前往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吊唁；1977年2月13日，华国锋总理对艾哈迈德总统逝世深表哀悼，乌兰夫副委员长15日前往印度驻华使馆吊唁；1981年5月31日，英迪拉•甘地对宋庆龄名誉主席逝世表示诚挚哀悼，并于6月2日到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吊唁；1984年10月31日，中国国家主席和总理联名致电，对英迪拉•甘地不幸遇刺逝世深表哀悼，姚依林副总理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于11月2日赴新德里参加葬礼；1986年10月29日，印度副总统文卡塔拉曼发唁电悼念叶剑英同志逝世。

　　中印两国领导人还通过贺电助关系升温。1964年6月至1985年1月，中印每当对方新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就任时，都致电祝贺。更能体现关系升温的标志是印度祝贺新中国国庆时间节点的变化。1970年10月3日，英迪拉•甘地致电周恩来总理，祝贺新中国国庆21周年，为1962年战争后印度第一次祝贺新中国国庆。1971年1月26日，印度驻华使馆在1962年后首次举行印度国庆招待会。需要注意的是，英迪拉•甘地总理虽在1971—1975年间每年都祝贺新中国国庆，但致电时间大都是中国国庆节当天或之后，显然是有温度、缺热度。然而，在1984年和1986年的中国国庆节，印度总统和总理都在9月30日致电祝贺，发贺电时间由滞后变为提前，体现了印度对华态度的一个明显变化。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印度对华态度之所以升温缓慢，除多种国内外因素之外，印度不愿平等对待中国的大国架子等不健康心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印度政府领导人虽然言辞好听，但矜持的心理及有条件改善中印关系的小心思不言自明。例如，1969年11月12日，印度外交秘书对中国临时代办表示，如中国先派大使赴印，印度即可派大使到中国就任。1974年6月15日，英迪拉•甘地称印度“愿在平等基础上改善对华关系”，但中国却“有许多挑衅行为”，双方的友谊“取决于中国怎样看印度”。此外，印度鉴于当时的中印苏关系，试图拿苏联暗自施压中国。1973年11月23日，印度外长辛格称，同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不会以损害印苏友好关系为代价。1980年12月8日，英迪拉•甘地表示，印中改善关系不会牺牲苏联的利益。

　　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缓和与正常发展，地区关系和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印度为维护自身利益，明显改善对华态度，中印关系稳步回暖。1976年7月和9月，印度驻华大使纳拉亚南和中国驻印大使陈肇源先后抵达北京和新德里赴任。1979年2月，印度外长瓦杰帕伊访问中国。1980年1月，黄华外长出席印度驻华使馆举行的国庆宴会。4月19日，英迪拉•甘地表示印中悬而未决的问题不应妨碍两国改善关系，5月25日又说印度准备不带先决条件同中国商讨关系正常化问题（没有把边界问题与中印关系挂钩）。1981年5月6日，英迪拉•甘地说印中两国关系将来只会得到改善。6月下旬，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黄华正式访印，这是I960年以来第一位中国政府领导人访问印度。1982年3月23日，印度外交部发表中印关系报告，表示希望两国举行会谈从而使关系正常化。10月22日，印度外交国务部长拉希姆在联邦院表示希望同中国改善关系。1985年1月15日，总理拉吉夫•甘地表示印中会谈取得一定进展。17日，总统宰尔•辛格说印中关系已出现改善迹象，“应该继续努力，寻求解决边界问题的办法”，显示出一种新的积极姿态。6月6日，拉吉夫•甘地访问埃及时在开罗发表讲话，希望改善印中关系，10月27日又表示印中关系“一定能得到改善”。

　　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随着政治、外交关系的良性互动，中印文化、旅游、环境、体育、经贸、工会等多领域的交流也逐渐升温，出现了多个“第一”。1981年8月，泰戈尔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开幕，成为我国首次就一位东方作家召开的全国性学术会议。1988年5月，中印第一个文化合作协定在北京签署。1981年9月9日至10月4日，18名印度香客到西藏冈底斯山和玛法木错湖朝圣，成为1962年以来第一批到中国该地区朝圣的印度香客。9月，印度环境保护代表团访华，成为印度派往国外的第一个环境保护代表团。11月，印度少年网球队成为近20年来首次来华进行友好访问的印度体育团队。1983年2月，第一次印中贸易和经济合作讨论会在新德里举行。4月，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团访问印度，这也是该工会代表团20多年来第一次访印。

　　1988年12月，拉吉夫•甘地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尼赫鲁1954年访华后时隔34年印度总理对中国的第一次访问，标志着中印关系实现正常化。冷战结束后，为了适应发生巨大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印度对华政策更加趋于务实，中印关系大体上健康发展。1992年5月，文卡塔拉曼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为中印建交以来印度总统首次访华。10月下旬，印度内政部决定废除1962年限制中国人法。1993年1月，帕蒂尔访华，为中印建交以来印度议长首次访问中国。9月上旬，印度总理拉奥对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双方签订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4年6月，中印分别举行纪念双方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40周年活动。10月，纳拉亚南访华，为1957年后印度副总统首次访华。1995年11月，乔石成为中印建交以来首次访印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1996年11月，江泽民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为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印。双方强调要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等文件，中印关系再度提升。1998年6月，总理瓦杰帕伊表示印度并不想同中国对抗，愿同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友好、合作、睦邻、互利的关系。12月，外长辛格称印度致力于进一步改善对华关系，愿与中国重新开始正式对话，并期待通过全面对话解决两国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展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进入21世纪后，中印高层互访更加频繁。其中，2002年1月朱镕基对印度的正式友好访问，为中国总理时隔十多年后再次访印。2003年6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系原则和全面合作的宣言》，决定任命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从两国关系大局的政治角度出发，探讨解决边界问题的框架。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双方宣布“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等文件。2006年1月1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分别同卡拉姆总统和曼莫汉•辛格总理互致贺电，揭开中印“友好年”序幕。2008年1月，曼莫汉•辛格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二十一世纪的共同展望》等多项文件，并出席“纪念柯棣华中印联合医疗队”成立仪式。2010年5月，帕蒂尔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为印度国家元首十年来首次访华。12月，温家宝总理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与印方共同宣布2011年为“中印交流年”。2013年10月，辛格总理访华，双方发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未来发展愿景的联合声明》。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共和国关于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2015年5月，莫迪总理正式访华，中印就构建两国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等达成重要共识。此外，两国领导人多次在中印建交重要纪念周年（35、40、50、55、60、70周年）互致贺电。

　　中印在其他多个领域的关系也有长足发展。经贸方面，1992年7月，中印签署边境贸易出入境手续议定书，中断30年的中印边境贸易恢复。8月，两国企业合资创办的中印第一个小型钢铁合资企业在印度成立。2000年12月，“中国工程和商品展览会”在新德里举行，为中国首次在国外举办的以工程为主题的展览会。2002年3月，中国东方航空公司正式开通北京/上海至德里的直航客运业务。2003年10月，“印度制造”商品展在北京开幕，为印度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商品展。2008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为中国第十大贸易伙伴）。2013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印期间，中印正式倡议共同建设孟中印缅经济走廊。文化方面，1992年12月，中国文化节首次在印度举行；1994年5月，首届印度文化节在北京开幕。2001年9月，首次“中印名人论坛”在新德里举行。2010年4月，在北京和新德里分别举办“印度节”和“中国节”。此外，中印还于2002年4月开始了反恐磋商，2005年1月开始举行战略对话，2011年9月至2018年4月举行了5次中印战略经济对话，2018年10月举行了首次中印执法安全高级别会晤。

　　在中印关系大体健康发展的过程中，印度方面也采取过对华极不友好的行动。1998年5月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多次发表讲话，污称中国是印度的“潜在头号威胁”，为印度发展核武器制造借口；2009年11月，印度政府“允准”达赖喇嘛再度往访达旺；印军在边境不时制造摩擦、对峙甚至流血冲突，令中印关系严重倒退、脱离正轨；2020年6月和9月，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分别宣布禁用59款和118款中国App。

　　第三，不断提高军事的作用对印度对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纵观近60年来中印关系发展的全过程，军事特别是边境地区的两军关系，成为影响印度国内舆论和政府决策至关重要的考量甚至决定因素。在1962年以后的印度对华态度和政策中，主要体现在边境地区局势上的军事关系的不友好或友好，既是印度对华政策的晴雨表，也成为被对华政策决定或影响政策决定的双刃剑。

　　1962年战争后至2020年，印度方面在边境地区制造严重事端的年头有28年，保持和平的年头为30年，两者大体相等。印军制造的事端主要有：侵入中国境内，侵入并设据点，越线活动（包括占控），以“探险”为名扩大越线，单方面改变边界走向，阻拦中方修路，向解放军挑衅，阻拦解放军巡逻，越线或抵近修路，越境修建观察所、铁丝网、搭建帐篷、建造“水渠”，军机入侵中国领空，恐吓、殴打中国边民，扣押中国牧民的牦牛，在边境地区搞大规模军演，以及性质更为严重的长时间对峙（20余小时到80余天不等）和冲突，有的甚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其中，发生事端较多的年份为1963年、1965年、1998年、2008年、2014年、2015年、2020年。较为严重的事端（按发生时间先后）有：印军1963年3月在解放军撤离后趁机侵占乌热并设立据点，8月再次侵占中国巴里加斯地区；1965年9月在阿里地区向解放军巡逻队挑衅，12月在中锡边界达吉山口侵入中国境内并向中国边防人员武装挑衅；1967年9月在锡金边境与解放军发生冲突；1974年1月在中锡边境越境修筑观察所；1975年10月在中印边界东段土伦山口越过实控线向中方挑衅；1984年在什布奇山口修建铁丝网；1985年4月在达旺地区侵入中国境内筑工事、设据点；1986年深入洞朗地区设据点；1987年1月在察曲设据点；1987年上半年在边境地区进行代号为“棋盘”的大规模军事演习；1994年在东章地区设立据点，1996年又增设据点；1996年8月与解放军巡逻队在察隅对峙20余小时，1997年开始对典角地区越线巡逻；1998年11月与解放军巡逻队在藏南相遇并鸣枪，12月在东章地区扣留中国牧民的牦牛；1999年在东段边界设立据点，与解放军对峙30多小时，7—9月在东章地区与解放军对峙80余天；2000年6月在边境地区越线搭设帐篷；2006年3月单方面改变典角地区边界走向；2007年5月和2008年在西部边境地区越线恐吓、殴打中国边民；2008年越线在典角地区修建“棚屋”，在锡金段搞非法建筑物及尾随并阻拦解放军巡逻；2009年向“阿鲁纳恰尔邦”(我国藏南地区）增兵近6万，并增加火力，修建机场；2013年与解放军在拉达克地区发生“帐篷对峙”；2014年5月起以“探险”为名在西段逐步扩大越线，9月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铁丝网拦阻解放军巡逻队并发生激烈对抗；2015年在东段阻拦中方修路；2016年3月在班公湖地区多次隐蔽修路；2017年4月在岗巴阻拦解放军巡逻队；2017年6月非法越过中印锡金段边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制造了“洞朗事件”；2019年与解放军在拉达克短暂对峙；2020年6月与解放军在加勒万河谷发生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8月破坏前期双方多层级会谈会晤达成的共识，在班公湖南岸、热钦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线占控，公然挑衅，造成边境局势紧张；2021年9月与解放军在东章地区发生对峙和肢体冲突。在29年里，印度在陆地边境制造的事端共有50余起（均未占到什么便宜，甚至惨遭失败），严重污染甚至恶化了中印关系。

　　中印两军开始友好往来是在1990年之后。这30多年正值中印关系在多个领域健康发展的时期，虽然印度多次在边境地区和达赖问题上制造事端，但中印两军之间展开了多个级别、多种形式的友好交往和合作，为中印关系的总体发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主要事件有：1990年11月举行了中印双方边防人员首次会晤；1991一2016年有多个军种的代表团进行了30余次互访；1992—2018年两国国防部长多次互访，其中1992年7月帕瓦尔访华为中印建交以来印度国防部长首次访华；2004年3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曹刚川访印，双方就进一步加强两军友好合作达成共识；2006年6月印度防长慕克吉访华并签署《中印国防部防务领域交流与合作谅解备忘录》；2012年9月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梁光烈访印，双方达成多项共识。双方还在1994年2月开始举行中印外交军事专家小组会议，1995—2012年双方军舰进行了近10次互访，2003—2019年两军多次举行联合军演和联合反恐训练，2008—2016年双方举行了8次防务安全磋商。此外，2004年双方边境部队官兵举行了共同庆祝印度独立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活动。

　　2017年后，印度对华态度发生重大变化，印军在边境地区制造的事端大都演变成危机，这既是出于印度国内政治的需要，也试图服务于印度领导人的大国雄心，印军针对中国的军事冒险行动越来越被赋予豪赌的意涵，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印度政府对华政策的筹码。

　　五、结语

　　近60年来，印度在不健康心态驱使下，对华发表和做出种种消极言行，其根源大多可追溯到从精英到民众对边界问题特别是1962年战争的认知。为了实现国内团结和争取更多外部援助，尽管印度军队的“理念和能力与解放军至少有30年的差距”，但印度的政治精英们仍不时渲染甚至制造中国在军事、经济、地缘政治等方面对印度的“威胁”，为此不惜维持高企的军费预算，常年把1/3左右的重兵和最先进的武器装备部署在中印边境地区，与美、日、澳等国博势取实，把边界纠纷当成了转移国内民怨、彰显印度国际影响力的手段，使得边界问题变成政治工具和政治博弈的棋子。我们也要看到，国家间关系的起伏冷热，不仅是地缘政治的得失取舍，更有其深层次的思想文化渊源。人们认为，印度是个发展中国家，跟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这个定位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然而，印度的政治精英还有另外一种考虑：以尼赫鲁为代表的印度精英，自认为是高加索人种、婆罗门种姓，说英语，受牛桥（Oxbridge）教育，是如假包换的准西方人，甚至传出尼赫鲁跟英国皇亲搞婚外精神恋的绯闻。无独有偶，我国的东邻早年就出了个“脱亚入欧”的。这些人从心态上俯视中国、藐视中国。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中国打败了印军，但是没有打服印度的统治精英，由此产生的难以名状的复杂情绪，影响了这些精英（无论其出身如何）自那场战争结束以来近一个甲子的决策过程。

　　无论是从印度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还是从地区关系和国际关系来看，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曲折前行的中印关系，曾有多次机会可在急速下滑或跌入低谷后尽快重回正轨，但印度不能准确研判形势，甚至还误判了形势，屡屡错失通过与中国友好合作、相向而行、共同发展，在国际上提升其地位、扩大其影响的良机。作为与印度有着几千年友好交往历史的邻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们既要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解决问题的长期性和中印关系发展的曲折性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充分认识到不时制造麻烦的“难缠”的印度将是影响中国和平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成本的重要因素，多方面做好预判、精准应对，也要继续保持把中印关系置于我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框架之内的定力，坚定信心，努力培育、发展和利用一切积极力量，与各方一道，使中印关系重回正轨，造福于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

　　(注释从略，全文请见原刊，引用请据原文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