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世界历史》2022年第3期
字号 :[大] [中][小]
打印
魏涛：二战以来欧美学界大西洋史的研究路径和发展趋势
2022-11-16
21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界对大西洋史学的发展前景莫衷一是。2002年，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盛极一时，哈佛大学历史系的大卫·阿米蒂奇甚至宣称：“我们现在都是大西洋史学家了。”2015年8月13日，哈佛大学历史系的伯纳德·贝林在《纽约书评》上撰文，阐述他与阿米蒂奇的不同看法。贝林指出，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发展迅速，但到2010年的时候，它正变得过时。与贝林的观点相左，美国新泽西州斯托克顿大学历史系学者米歇尔·麦克唐纳德认为，大西洋史不仅没有过时，而且正在重生。2016年，在《共和国早期史杂志》上，麦克唐纳德发表了《现在还有大西洋史学者：一个分支领域的重生》一文，依然看好大西洋史的发展前景。
国内学者从多领域探讨大西洋史，主要研究了大西洋贸易、移民史、奴隶贸易和废奴运动等问题，也有学者从大西洋视角分析北美独立运动、明清时期中国的大西洋概念等。在史学史领域，有学者关注了大西洋史领域的生态研究；也有学者初步介绍了大西洋史学在西方的兴起及其研究内容。但是，这些文章并未详细讨论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欧美史学家对大西洋史学的批判和反思、大西洋史学的前沿发展趋势及其对当代欧美史学研究的影响。有鉴于此，本文主要考察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大西洋史的发展脉络、研究路径及其反思和转向。这种探讨有助于国内史学界突破传统的以帝国和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进而采用大西洋视角来研究欧洲史、美洲史和非洲史。
20世纪初，在历史学这门学科之外，有利的外部条件鼓励着欧美历史学家反思传统的帝国史观和民族国家史观的不足。1918年，美国著名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在《美国的战争目标》一书中，倡导建立一个波罗的海国家联盟。他还指出，一战后的新世界秩序应由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共同体来主导，而不是由某个单一的民族国家或帝国来支配。李普曼强调欧美国家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历史传统，因此主张一战后的新国际秩序应由欧美国家来主导。李普曼是个新闻工作者，但他的这些主张引起了欧美历史学家的共鸣。他们突破民族国家史观和帝国史观的叙事框架，从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盟来阐释近代以来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历史、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
在大西洋史学兴起之前，欧美史学界已对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进行研究。这些学者主要分为以下五种类型。第一类是专门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学者。代表人物是菲利普·柯廷，他主要考察非洲奴隶在大西洋世界中的迁移，以及在此过程中疾病和医疗知识的传播与交流。第二类是研究美洲殖民史的学者。代表人物是大卫·奎因(David Beers Quinn)和约翰·埃利奥特。奎因主要分析欧洲人在大西洋世界的海上探险活动，埃利奥特侧重研究传统的欧洲殖民帝国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及其对殖民地的影响。第三类是研究欧洲殖民帝国在大西洋扩张的帝国史学家。代表人物是查尔斯·安德鲁斯和克拉伦斯·哈林。安德鲁斯研究大英帝国在北美洲的扩张，哈林主要探讨西班牙帝国在南美洲的扩张。第四类是研究历史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的学者。代表人物是多纳德·梅尼格，他着重研究欧洲和北美在历史地理和文化地理之间的联系。第五类是研究欧洲和美洲之间的生态变化及其背后所暗含的人口、物种和疾病之间交换的学者。其中，生态史学家艾尔弗雷德·克罗斯比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由于对大西洋的认识不尽相同，这些学者并未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连贯的单位(coherent unit)。
二战后，欧美史学家共同推动了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1947年，在《大西洋的历史》一书中，法国历史学家雅克·戈德肖第一次使用大西洋来命名这本专著。受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的影响，如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皮埃尔·肖努(Pierre Chaunu)于1954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塞维利亚和大西洋》。这篇论文从经济和社会史的视角分析塞维利亚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1955年8月，在罗马召开的国际历史学科大会上，戈德肖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尔默作了题为《18和19世纪的大西洋问题》的学术报告，呼吁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者采用大西洋视野探讨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帕尔默先后出版两卷本《民主革命的时代》，进一步探讨大西洋两岸民族国家在政治革命上的异同点。虽然研究大西洋的史学专著相继问世，但欧美史学界并未把大西洋史当作一个新兴的研究分支。
大西洋共同体意识的兴起对于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也起到了助推作用。二战前后，《大西洋宪章》的签署、马歇尔计划的提出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促进了欧美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联合。另外，在冷战初期，美国和西欧国家坚持反共反苏的外交政策，高度宣扬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和私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等价值观。在冷战意识形态的宣扬下，美国和西欧在大西洋共同体意识上逐渐取得共识。这对欧美历史学家的研究产生了直接影响。戈德肖和帕尔默提出的术语，如“大西洋文明”“民主革命的时代”和“大西洋革命”等，都极力强调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共同价值观。由于大西洋共同体意识是跨国的，其间接激励欧美史学家从大西洋视角重新审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之间的异同，及其背后所暗含的“民主革命”“大西洋文明”“大西洋革命”和大西洋共同体价值观。
在历史学学科内部，以下几个重要因素直接推动了大西洋史研究在欧美史学界的兴起。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大西洋史学对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提出了批判和反思。在欧美大西洋史学家看来，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方式存在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因为它们无法解释跨国或跨大西洋的历史现象，主要包括大西洋奴隶贸易、人口迁移、宗教思想的传播、海洋生态和传染病在大西洋世界的传播。其二，大西洋史有利于欧美历史学家反思并批判欧洲中心论。大西洋史把欧洲、北美洲、非洲和南美洲作为一个区域性的整体，正是为了克服以往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述方式。其三，大西洋史有助于欧美历史学家反思并批判以陆地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叙事。长期以来，欧美史学界主要关注陆地上的历史和人民，忽视大西洋的历史以及大西洋上的海盗、水手和船长等不同人物的经历。
在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过程中，伯纳德·贝林是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1949年，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出版了《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主张把地中海世界当作一个整体，并从区域性整体的视角研究地中海世界的历史。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的启发，贝林尝试探索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1951年，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贝林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论文，对布罗代尔的史学方法进行批判。首先，贝林批评布罗代尔的整体史是形而上的历史(meta-historical)，并不是历史性的研究方法。其次，贝林批评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带有“诗性的”特征且主要反映了后者对地中海史的偏爱。最后，贝林批评布罗代尔把地中海世界当作一个区域性的整体，却忽视了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动力和人口的迁移。
在研究方法上，贝林主张从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视角研究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受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研究的启发，贝林把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布罗代尔指出，在长时段中地中海世界是静止不变的。贝林却认为，动态特性不仅适应于大西洋世界中的人口移动，而且适用于大西洋世界中的商品交换和分配、科学知识的传播以及宗教思想的交流等现象。在研究17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时，贝林指出，英国、法国、荷兰等传统欧洲殖民帝国与美洲之间建立的大西洋贸易网络促进了“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此外，贝林强调大西洋世界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区域性整体，且是不断变化的。
贝林还研究了17世纪英属北美新英格兰商人的大西洋贸易。1955年，贝林出版了《17世纪的新英格兰商人》。由于17世纪商业贸易的漫长周期、高风险的海上贸易以及交流手段的限制，所以贝林认为大西洋贸易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因素对商业活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商人与商人之间相互联姻，并把他们在伦敦和其他贸易港口的亲属和家人当作值得信赖的商业代理人。马萨诸塞殖民地的清教徒商人主要依赖这种亲属纽带经商。一方面，这种商业精神与传统的清教徒文化理念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另一方面，商人的商业活动直接推动了社会变革，逐渐消解了新英格兰地区清教徒的宗教热情。1959年，他与妻子洛特·贝林共同出版了《马萨诸塞航运史，1697-1714年：一项统计研究》。该书采用数学统计分析方法，考察了新英格兰地区商人的大西洋贸易网络，分析了他们与大英帝国中心商人之间的商业联系。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贝林把研究兴趣转向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并分析政治思想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传播。在整理并编辑《美国革命时期的小册子》时，贝林发现，在美国革命前夕，北美13个殖民地的政治精英深受英国内战时期的乡村反对派政治思想的影响，坚决反对专制王权，誓死捍卫政治自由，最终走上政治革命的道路。在导论里，他撰写了“美国革命时期的转型激进主义”。两年后，这份导论被收录在《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1968年，他出版了《美国政治的起源》，继续研究政治思想如何在大西洋世界传播及其对美国革命的影响。贝林认为，美国革命前夕，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广泛阅读英国内战期间乡村反对派政治思想家的小册子，认同他们的自由、奴役、专制和代表制的看法。他进一步指出：“从根本上讲，美国革命并不是与恐惧、绝望和仇恨相关的社会叛乱造成的，而是由殖民地人民对自由的继承以及对殖民地在世界历史情境中的认识、理解和满足感决定的。”
贝林和其他研究政治观念在大西洋世界中传播的学者直接推动了共和主义在欧美史学界的复兴。受贝林对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研究的启发，贝林的学生戈登·伍德专门研究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政治理念。在研究内容上，伍德的成名作《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与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一脉相承。贝林这本考察的是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伍德则重点分析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政治观念对共和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的影响。师徒二人的研究成果与英国学者在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上不谋而合，如卡罗琳·罗宾斯和约翰·波考克，直接推动了共和修正主义(republican revisionism)思想史研究在英美史学界的复兴。更重要的是，波考克考察了古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共和思想，并把它们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结合在一起，进而探讨共和思想如何在英国光荣革命时期进一步复兴。波考克还指出，美国革命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次伟大行动。此外，一些英美历史学家对共和主义思潮也密切关注。由于共和修正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从一开始就是跨国界的，所以它直接推动了英美史学家重新审视共和思想在大西洋世界的传播和交流。
在贝林的推动下，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一、贝林尝试总结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的历史演进以及大西洋史的研究内容。在时间维度上，大西洋史主要研究1450年或1500年至1825年的历史。在研究区域上，大西洋史主要研究欧洲、非洲、南美洲和北美洲。在研究对象上，大西洋史研究人口、商品、疾病、科学知识、宗教思想、生态环境等，也包括民族国家和帝国的历史及其背后所暗含的相互联系。二、贝林探讨了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在批判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和帝国史观的基础上，贝林倡议欧美史学家从地方层面、国家层面和大西洋层面进一步探索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贝林强调，大西洋史不是对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的简单模仿，而是一种区域性的整体史，它研究的是动态意义上的历史。他还强调，大西洋史不是传统的欧洲帝国史，因为其研究的地理空间比欧洲殖民帝国和它们的海外殖民地所涵盖的地理区域更广阔。贝林还指出，大西洋史也不是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海外扩张的拼凑，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而是各个民族国家共享的一个地理区域。贝林对大西洋史的初步探索为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大西洋史学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吸引更多历史学家从事相应的研究。跟贝林一样，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理查德·邓恩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杰克·格林也是大西洋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邓恩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美洲早期史，探讨17世纪和18世纪英属北美殖民地与英属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之间在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及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异同。格林主要研究英帝国史和美国早期史，探讨英帝国与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间的关系，以及殖民地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上的差异。格林通过研究弗吉尼亚殖民地、北卡罗来纳殖民地、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和佐治亚殖民地平民委员会立法权力的兴起和发展过程，管窥大英帝国政治和宪法传统是如何从帝国中心扩散到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此外，邓恩和格林经常举办大西洋史的研讨班和史学会议，鼓励青年学者从事大西洋史研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邓恩鼓励博士生和青年学者从大西洋视角，研究1450年至1850年英属北美中部殖民地的历史(如纽约、新泽西、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格林鼓励他的研究生关注同一时期英属北美南部殖民地、西印度群岛殖民地与大英帝国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法律等方面的联系。
邓恩和格林在大西洋史研究领域不仅出版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而且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西洋史学家。邓恩培养的大西洋史学家包括阿里森·格慕斯(Alison Games)、尼古拉斯·坎尼、赖德·兰斯曼(Ned C. Landsman)和马库斯·雷迪克等。格林培养的大西洋史学家有乔伊斯·卓别林(Joyce E. Chaplin)、卡罗尔·夏马斯(Carole Shammas)、阿普尔·哈特菲尔德(April Lee Hatfield)和S.埃德尔森(S. Max Edelson)等。在邓恩和格林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历史学人把大西洋史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80年代，大西洋史领域的著述在欧美史学界不断涌现。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贝林尝试把研究兴趣转向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移民史，试图探讨美国革命前夕英国移民前往北美13个殖民地的经历。1986年，贝林出版了《英属北美的移民化》，并把它当作英属北美移民史研究的导论。自近代以来，欧洲、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的人群迁移的历史现象是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贝林所指出的，“超过五亿人口离家出走和重新安置，它间接影响了成千上万人的生活。”同年，贝林还出版了《渡海西行的人们：美国革命前夕北美人口迁移的一段航程》一书。他利用英国、美国和加拿大的移民档案，考察了9364名英国移民迁至北美13个殖民地的历史，分析这些移民的姓名、年龄、职业、居住地和目的地，探讨他们的家庭状况、经济背景、移民动机、北美殖民地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以及分布状况。在研究方法上，该书使用了中心-边缘模式(metropolitan-provincial pattern)。贝林把英国国内以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当作中心地区，把北美殖民地当作欧洲大城市在“新大陆”的延伸。不过，这种中心-边缘模式的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它只分析了英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变化如何影响英帝国国内的人民。
在从事移民史研究的过程中，贝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定期组织“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研讨班，鼓励更多青年历史学家从事大西洋史研究。1995年，在安得烈·梅隆基金会(Andrew Mellon Foundation)的支持下，贝林在哈佛大学创办了“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the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World)，宗旨包括：向研究大西洋世界人口迁移的青年学者提供充足的研究经费；推进跨国史以及跨大西洋的历史研究；帮助大西洋史青年学者建立一个国际史学交流共同体。
1995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里，在贝林的主持下，“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不断扩大影响力，进一步推动欧美史学界的大西洋史研究。该研讨班每年定期举办一次史学会议，也会资助欧美高校的青年学者完成大西洋史研究专著或博士论文。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共有366名学者参加了这个研讨班主办的大西洋史会议和相关的史学活动。在所有参会学者中，202名来自美国，164名来自其他国家的高校。“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也向申请人提供短期研究经费，资助他们从事相应的档案收集和课题研究。
贝林培养了多位才华横溢的大西洋史学家。在哈佛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大卫·汉考克就师从贝林。受贝林的影响，汉考克研究伦敦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对英国大西洋共同体的整合作用。1995年，汉考克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世界公民：伦敦商人与英国大西洋共同体的整合，1735-1785年》。2009年，汉考克又出版了《葡萄酒的海洋：马德拉与美洲贸易和品味的兴起》，考察马德拉岛出产的红葡萄酒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除汉考克外，贝林的得意门生还包括马克·A. 彼得森和玛丽·S. 比尔德等。在《波士顿城邦：一个大西洋权力的兴衰，1630-1865年》一书中，彼得森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波士顿的城市史。在《跨大西洋宪法：殖民地的法律文化与帝国》，比尔德探讨了英属北美殖民地的法律文化与英国国内法律文化之间的联系和不同。
与此同时，贝林继续探索移民史。继《英属北美的移民化》和《渡海西行的人们》之后，贝林于2012年出版了《蛮族年代：英属北美的人口迁移》，推进移民史研究。相比前两部专著，这本书把研究时段提至17世纪，重点考察了传统欧洲殖民帝国，如英国、荷兰、德国、法国、瑞典和芬兰等国移民迁至北美的历史。在研究方法上，贝林不再坚持中心-边缘的英帝国历史叙事。该书尝试把17世纪的北美移民史纳入一个更宽广的泛大西洋(pan-Atlantic)框架中。贝林指出，北美移民史是大西洋世界中的移民史。通过采用大西洋视角，贝林试图把非洲、西欧、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结合在一起，进而突破以英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方式。
但是，贝林所倡导的大西洋史依旧是以安格鲁-美洲世界(Anglo-American world)为中心的。贝林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欧洲和北美，基本忽视大西洋世界中的其他区域。另外，贝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大英帝国和西欧殖民帝国，忽视了东欧国家和亚洲内陆国家与大西洋世界的经济和人口联系。在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中，研究荷兰人、葡萄牙人和巴西人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的比例少之又少，研究非洲人、土著印第安人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就更少了。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西洋史学逐渐走向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西洋史的研究路径变得更加具体。2005年，贝林出版专著《大西洋史：概念和轮廓》，继续探索大西洋史的概念、研究内容和发展趋势。不过，贝林对大西洋史的界定比较宽泛，且并未对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做出系统性的总结。2002年，阿米蒂奇总结了大西洋史的研究路径，试图为大西洋史指明研究方向。阿米蒂奇指出，大西洋史主要有三种研究类型，分别是环大西洋的历史(circum-Atlantic history)、跨大西洋的历史(trans-Atlantic history)以及地方和整体相结合的大西洋史(cis-Atlantic history)。环大西洋的历史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特定的交流和传播区域。在《神圣的礼物，世俗的欢愉：烟草和巧克力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历史》一书中，乔治敦大学历史系的梅西·诺顿把巧克力和烟草当作研究对象，重点分析了它们在欧洲和美洲的交流和传播。跨大西洋的历史主要比较大西洋世界内部不同帝国或民族国家、城市、岛屿以及种植园之间的异同。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帝国：英国和西班牙在美洲，1492-1830年》这本书中，约翰·埃利奥特比较了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在美洲的殖民史。正是由于在宗主国殖民方式的差异，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殖民地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地方与整体相结合的大西洋史指的是把某个特定的村镇、城市或人口等置于大西洋视野下，把局部与整体联系在一起。在《世界公民：伦敦商人与英国大西洋共同体的整合，1735-1785年》中，汉考克以伦敦为中心，分析伦敦商人与北美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商人以及其他地区商人之间的贸易往来。与贝林相比，阿米蒂奇所倡导的三种类型的大西洋史更加具体，有助于深化研究。
其次，大西洋史的研究主题不断扩大，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拓展。2002年，阿米蒂奇和迈克尔·J.布拉迪克共同编撰了《英国大西洋世界，1500-1800年》论文集，着重探讨包括宗教、科学、政治、移民、礼仪、性别、阶级、种族、帝国、革命与反革命、奴隶制和全球视野下的大西洋史。2002年，霍斯特·皮耶德特主编了《大西洋史：大西洋体系的历史，1580-1830年》论文集，主要探讨大西洋史的档案和研究方法、大西洋经济、奴隶贸易和人口迁移、大西洋世界上的岛屿以及大西洋革命时期的墨西哥民族主义运动。《英国大西洋世界，1500-1800年》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北半球，而《大西洋史：大西洋体系的历史，1580-1830年》则试图把研究范围拓展到中美洲和南美洲。后面这本论文集的出版，说明欧洲大陆的历史学家对大西洋世界的研究不再局限在以英国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而是面向更宽广的大西洋世界。
最后，大西洋史逐渐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一个新分支，而且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开设大西洋史的课程，设立相关的研究项目。1994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学院建立了卡罗莱纳沿海和大西洋世界项目，旨在推动相关区域的历史研究。另外，查尔斯顿学院还与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套从大西洋视角研究南卡罗来纳历史的专著，并把它们收录在卡罗莱纳沿海地区与大西洋世界图书系列中。1997年，纽约大学历史系的卡伦·库珀曼建立了大西洋世界工作室，一方面是为了培养从事大西洋史研究的学生，另一方面积极推动研究生和纽约市各大高校的历史学家从事相关研究。1998年，德克萨斯大学阿林顿分校历史系在博士生招生简章中直接把大西洋史作为一个研究方向，且每年举办一次相关主题的史学会议。2004年，鉴于大西洋史已经成为欧美史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欧洲历史学家创办了名为《大西洋研究，全球潮流》的史学期刊，专门发表大西洋史、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学术论文。正如历史学家卡罗尔·夏马斯所指出的，大西洋史“从未像现在这么兴盛”。
尽管如此，大西洋史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围绕英国大西洋世界展开，说明欧美历史学家在批判民族国家和帝国史学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帝国和民族国家的研究视角。值得一提的是，劳伦·本顿(Lauren Benton) 和约翰·克罗利(John Crowley)尝试从全球视野研究英国大西洋世界的历史，也间接反映了全球史对大西洋史的冲击和影响。这说明学者们对研究英国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越来越感兴趣，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意见不一。另外，在研究主体上，大部分学者以欧洲人为中心，忽视了非洲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等其他族群的学者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主体性。
当大西洋史研究繁荣发展时，欧美史学家开始对它提出质疑和批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西洋世界既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统一体。大西洋世界涵盖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中美洲的民族国家、帝国和岛屿，但这个区域的人种多样，且在文化、经济和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鉴于生活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人们并没有统一的大西洋共同体意识，欧美历史学家用整体性的大西洋史来研究不同人群的历史是存在局限的。第二，大西洋史学家人为地割裂了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而大西洋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self-contained)海洋。第三，大西洋史是帝国史的伪装，只不过它比传统的帝国史或民族国家史更能让欧美历史学家接受。第四，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学者认为大西洋史过于强调沿海地区的人们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却忽视了美洲内陆上生活的印第安人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第五，许多研究大西洋世界的论文和专著过于强调区域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系，却忽视了这些联系对各个区域内部历史的影响。
2006年10月，《威廉和玛丽季刊》组织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反思大西洋史学的不足和研究前景。格慕斯指出，大西洋史学家过于强调把研究课题置于大西洋世界内，忽视了同时期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这样不仅无法从整体上理解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扩张，而且无法理解世界历史的复杂性。15至18世纪，英国殖民者的殖民活动不仅局限在大西洋两岸，他们还在南非、马达加斯加、印度、马六甲和广州等地从事各种经济和社会活动。以蔗糖生产为例，大英帝国殖民者在马达加斯加的殖民活动与他们在加勒比海地区的种植园活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菲利普·斯特恩认为，大西洋史学家们忽视了亚洲，尤其是印度在大英帝国海外扩张中的重要性。鉴于大英帝国在印度和北美的殖民活动联系紧密，大西洋史家不应忽视二者间的联系，而应探索大西洋与印度洋以及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保罗·马普则指出，大西洋史的研究范围主要集中在大西洋沿岸的海洋史，忽视了美洲的内陆地区以及太平洋地区。他建议欧美史学家要扩展大西洋的地理边界和研究视野，把太平洋的、陆地的和帝国的视角结合起来。总体而言，格慕斯、斯特恩和马普对大西洋史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除此之外，彼得·柯卡拉尼斯则对大西洋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早在2002年，柯卡拉尼斯指出，无论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多么富有成效，其“在解释上一直存在局限性”，而且“在分析上存在某种错误指定的”问题。从地理上看，大西洋史研究的地理区域主要集中在西北欧，割裂了西北欧和欧洲其他地区以及欧洲和亚洲大陆之间的文化、贸易和政治联系。此外，大西洋史还过于强调西北欧国家与美洲之间的贸易模式。另外，他对阿米蒂奇于2002年提出的三种类型的大西洋史进行补充，呼吁欧美史学家研究联式的大西洋(conjuncto-atlantic)史，即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
2009年，美国史学界出版了两本反思和批判大西洋史研究的论文集，一本是由贝林主编的《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另一本是由格林和菲利普·摩根共同主编的《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前者的编撰始于2007年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举办的会议，后者源于格林和摩根于2005年在美国历史协会会议上的讨论。前者收录的论文主要由贝林和他的学生、朋友以及大西洋史国际研讨班的参与者撰写，后者主要由格林和他的学生所撰写。
贝林为《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撰写了导论，阐述他对大西洋史研究的深刻反思。贝林指出，欧美历史学家应该把大西洋和依附于它的陆地视为不同的、持续演进且不断变化的世界。在研究大西洋的过程中，欧美历史学家不应忽视海洋史和陆地史之间的联系。贝林还指出，通过考察不同区域间的联系和结构，思想观念和信仰模式在帝国、民族国家、陆地间的传播，历史学家才能弄清楚大西洋世界的连贯性和内在关系。贝林进一步指出，应该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连贯的整体，这有助于历史学家转变历史观，即研究取向从民族国家的、纵向的和目的论的历史观转向横向的、跨国的、跨帝国的(trans-imperial)和跨文化的历史观。贝林强调，大西洋世界从来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系统，一直维持着与其他地区间的跨大西洋联系(extra-atlantic links)。因此，贝林鼓励学者们探讨大西洋世界的变迁、复杂性以及大西洋和其他地区间的关联。
在研究方法上，《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对某些传统的研究主题进行更深刻的阐释。在研究大西洋奴隶贸易时，斯蒂芬·贝伦特(Stephen D. Behrendt) 、琳达·海伍德(Linda M. Heywood)和约翰·索顿(John K. Thornton)采用了新的研究视角。贝伦特详细描述了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生态环境、气象和季节变量的复杂性。海伍德和索顿分析了非洲内部的政治史对奴隶贸易及随后在美洲被奴役的非洲人的影响。贝伦特和海伍德试图引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重新解释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与传统的重视统计分析的奴隶贸易史截然不同。大卫·汉考克和维姆·克洛斯特主要分析了大西洋世界的贸易和商业模式。汉考克通过研究马德拉葡萄酒在大西洋世界中的生产、分配、运输和销售，认为大西洋经济组织存在三个特点——去中心化、网络和自我组织。克洛斯特讨论了大西洋世界的违禁品贸易，认为这种贸易在近代时期广泛存在，注重合法贸易和非法贸易的区别，以及各个国家或帝国对这些贸易的不同管理。
在研究主题上，《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探讨了一些不太为先前研究所关注的主题。J. G. 马蒂尼兹-塞尔娜(J. Gabriel Martínez-Serna)分析了耶稣会士的跨大西洋联系。罗萨林德·贝尔勒(Rosalind J. Beiler)研究的是门诺派、贵格派和敬虔派在大西洋世界中的宗教交流。乔治·卡尼萨雷斯-埃斯圭拉考察了分类思维在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过程中的重要性。朗达·西伯格(Londa Schiebinger)讨论了18世纪西印度群岛的医疗实践及其背后所暗含的医学知识在土著印第安人、非洲奴隶和欧洲殖民者间交流的复杂性。通过分析历史文本的传播，马克·彼得森(Mark Peterson)剖析了波士顿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贝阿特丽斯·达维洛(Beatriz Dávilo)讨论了19世纪初巴西德拉普拉塔(Rio de la Plata)居民与大西洋世界中其他个体和社会相接触并接受外部思想的历史。尼尔·萨菲尔(Neil Safier)考察了巴西人希波丽拖达·科斯塔(Hipólitoda Costa)在大西洋世界中的旅行。艾玛·罗斯柴尔德(Emma Rothschild)分析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大卫·休谟对大西洋世界的认识。休谟从未跨越大西洋，但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来自美洲的信息，所以在她看来，休谟认为自己是一个“美洲人”。
《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的出版，说明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走向更加深入。贝林的大西洋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北部大西洋世界，忽视了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尤其是南美洲与大西洋世界之间的联系。达维洛和萨菲尔的论文讨论的是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正好与贝林所研究的北部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形成互补。在贝林的指引下，他的学生、朋友和参加大西洋世界史研讨班的学者共同推动着大西洋史研究走向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还使用气候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对大西洋史学的反思依然存在局限。贝林对大西洋史的理解主要是以他在2005年出版的《大西洋史：概念和轮廓》为基础的。在研究区域上，贝林所理解的大西洋史主要考察的是环大西洋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帝国和地区的历史，收录的论文完全忽视大西洋世界之外的其他地区、民族国家和帝国。在研究时段上，这部论文集主要集中讨论1450年至1850年间大西洋世界的历史，未能将大西洋史的研究时段推进到1450年以前和1850年之后。在研究对象上，它忽视了大西洋世界的水下生物和海洋生态环境。在史学方法上，这部论文集完全忽视了全球史和跨国史对大西洋史的冲击。
与此相比，《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讨论了以民族国家和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肯尼斯·安德里安(Kenneth J. Andrien)认为，以西班牙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与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比较类似，进而考察了西班牙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的殖民活动是如何与西班牙帝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政策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罗素-伍德(A. J. R. Russell-Wood)认为，葡萄牙帝国一直是以海洋为中心的，进而分析了葡萄牙大西洋世界与印度洋之间的联系。本杰明·施密特(Benjamin Schmidt)讨论了荷兰大西洋世界的特征，并分析荷兰人对大西洋世界的看法以及他们参与大西洋世界的各种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活动。特雷弗·伯纳德(Trevor Burnard)考察了以大英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研究现状，分析了大英帝国与西非国家和地区间在大西洋世界内的联系愈加紧密。劳伦特·杜波依斯(Laurent Dubois)介绍了法国大西洋世界史的研究进展。
不过，《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的研究重心依然是欧洲与大西洋之间的联系。摩根认为，奴隶贸易带来的变化并非都是“毁灭性的”。他指出，奴隶贸易对非洲的影响并不那么重要，也不足以改变非洲的经济发展。正如他所总结的，“非洲人对大西洋世界比较重要，而大西洋世界对非洲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在大西洋世界对非洲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上，摩根修正了我们的看法，但他的这个论点却饱受争议。在《土著美洲与大西洋世界的局限，1493-1825年》这篇论文里，艾米·布什内尔对大西洋史学提出了严重批评。她明确指出，大西洋史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以欧洲为中心的”，因为它假定美洲是由欧洲人主导的。
此外，《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还尝试讨论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在争夺历史书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互为补充。彼得·伍德(Peter H. Wood)呼吁把海洋史和陆地史结合起来。格林主张把半球史和大西洋史结合在一起。另外，格林倡导欧美历史学家比较南半球史和北半球史的差异性，同时把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欧洲在相关研究主题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结合在一起。尼古拉斯·坎尼试图考察全球史和大西洋史间的异同。柯卡拉尼斯拒绝使用大西洋史的分析方法，并坚持采用全球视野。他指出，鉴于大西洋范式“人为地限制了其史学奉献者的视野”，欧美史学家应尝试突破大西洋史的局限，并分析大西洋世界与全球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关系。此外，他进一步呼吁研究联式的大西洋史，以补充阿米蒂奇所倡导的三种类型大西洋史的不足。
需要指出的是，《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的出版说明大西洋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其一，虽然一些欧美大西洋史学家对传统的以帝国或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进行强烈批评，但部分学者仍然不愿抛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其二，大西洋史学家主张扩大大西洋史的内涵，拓展大西洋世界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但是，收录在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其三，大西洋史学家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书写，但研究重心依旧集中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历经反思和批判之后，欧美大西洋史学家尝试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大西洋史学开始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倡导研究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积极推动跨洋史(transoceanic history)研究。在2012年出版的题为《英国的海洋帝国：大西洋和印度洋世界，大约1550-1850年》的论文集里，编者主要收录了研究大英帝国海上活动的论文，试图把大西洋和印度洋的历史结合起来。需要指出的是，在《英国在印度洋地区及其他地区：一个全球海洋帝国的蓝图、纽带和诞生》这篇论文里，忽吾·柏文把大英帝国当作一个全球性海洋帝国，其殖民和贸易活动在大西洋地区和太平洋地区同时存在。凯文·麦克多纳德的研究主体为海盗、商人、白人拓殖者和非洲奴隶，并试图把他们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上的经历结合在一起。这说明越来越多的欧美大西洋史学家不再把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而尝试把大西洋与印度洋或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整合在一起。
其次，主张把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以弥补大西洋视角的不足。2007年，论文集《全球史中的大西洋，1500-2000年》出版。这本论文集分为三个部分：比较性的大西洋、超越大西洋和演进中的大西洋。在超越大西洋这部分，费利佩·费尔南德斯-阿梅斯托从全球视野考察了1500年至1800年殖民帝国的历史。柯卡拉尼斯指出，大西洋世界是一个开放的地理空间，大西洋商人参与的水稻贸易是全球水稻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克莱尔·斯辰比较了大西洋和地中海世界海盗的历史。
克里斯托弗·斯特罗贝尔也试图从全球视野考察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在《全球大西洋：1400-1900年》这本专著里，他试图把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历史与同时期的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历史联系起来。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迫使非洲奴隶和土著人作为廉价劳动力开采银矿，继而用美洲白银与中国人交换各种香料。通过分析荷兰、英国和法国殖民者在南美洲、北美洲和印度洋地区的商业活动和殖民活动，他试图把大西洋世界和印度洋世界联系起来。
再次，坚持半球取向，并尝试把南半球和北半球之间的历史整合起来。欧美史学界的主流历史学家通常研究北大西洋的历史，却忽视南大西洋的历史，完全割裂南北半球间的经贸往来以及政治和文化联系。2009年，格林指出半球史是对大西洋史的重要补充，并呼吁历史学家将半球史和大西洋史结合在一起。另外，他还鼓励历史学家采用比较分析方法，比较南半球和北半球以及欧洲和美洲的差异。2010年，研究殖民地时期拉丁美洲历史的丽贝卡·霍恩(Rebecca Horn)和研究美国早期史的埃里克·辛德克(Eric Hinderaker)呼吁，把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的历史结合在一起，探讨它们之间共有的历史。
另外，大西洋史研究主张把海洋史和陆地史结合在一起。大多数大西洋史学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史，忽视陆地在大西洋史学中的重要性。2008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的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在《美国历史评论》上发表了《跨阿巴拉契亚山脉边疆在大西洋史中的重要性，1754-1815年》，强烈批评主流大西洋史学家把研究重心放在大西洋两岸的沿海地区，呼吁重视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及其以西的内陆地区与大西洋世界的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弗斯滕伯格的研究成果说明，大西洋史研究应该把大西洋上不同人群在陆地和海洋上的遭遇联系在一起。
跨洋取向、陆地取向、半球取向、全球取向的流行，为大西洋史学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跨洋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进一步探讨大西洋与其他海洋间的联系。陆地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把陆地史与海洋史结合在一起。半球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把北大西洋史和南大西洋史联系起来，进而考察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的异同。全球取向的大西洋史鼓励学者将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考察。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阿米蒂奇提出了三种补充性的研究路径，为大西洋史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三种研究路径分别是亚区域或次级区域的大西洋史(infra-Atlantic history)、海底的大西洋史(sub-Atlantic history)和超区域的大西洋史(extra-Atlantic history)。第一种研究路径主要探讨大西洋世界中的亚区域或次级区域的历史或者大西洋世界内部中某个岛屿的海洋史。迈克尔·贾维斯在专著《以贸易之眼：百慕大、百慕大人与大西洋海上世界，1680-1783年》中，选取百慕大岛屿为重点研究对象，考察劳工的生活状况、百慕大的海洋运输、贸易走私活动，以及与大西洋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商业往来。第二种研究路径侧重探讨海底的动物、植物和海洋生态的历史，主要考察生活在大西洋中的各种鱼类和珊瑚等，以及人类对大西洋中各种资源的开发如何影响了海洋生态环境的变化等，以弥补主流史家忽视大西洋下各种动物、植物和海洋生态历史的不足。第三种研究路径把大西洋世界视为超区域或跨区域的地理空间的一部分，进而考察它们之间的历史，把海洋之间的联系结合在一起。这三种研究路径的提出有助于拓展大西洋史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在时间维度上，主流大西洋史学家的研究时段局限在1450年至1850年间。与之相比，海底的大西洋史既可以将研究时段推向1450年以前，也可以从1850年延伸到当代。在空间维度上，此前的大西洋史学主要研究北美洲、南美洲、非洲和欧洲之间的历史，超区域的大西洋史学则把研究空间从大西洋拓展到印度洋、太平洋、地中海和其他海洋。
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发生重大转变后，大西洋史学依然充满生机。根据米歇尔·麦克多纳德的统计，2006年至2014年《威廉和玛丽季刊》上发表的以大西洋为标题的论文和书评出现了33次。相比之下，在《共和国早期史》和《美洲早期史》杂志上分别出现了6次和18次。需要指出的是，《共和国早期史》主要研究的是19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历史。鉴于大西洋史主要研究的是1450-1850年之间的历史，6次的出现频率说明研究共和国早期史的历史学家对借助大西洋视野进行研究越来越感兴趣。《美洲早期史》是一份主要研究殖民时期美洲文学的专业期刊，18次的出现频率说明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大西洋的角度解读殖民时期的美洲文献。这些数据一方面说明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的受欢迎程度，另一方面说明大西洋仍然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术语。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大西洋史研究对布罗代尔所倡导的地中海史进行了借鉴和批判，并在欧美史学界迅速发展壮大，但这种史学思潮存在明显的局限。在研究地中海史时，布罗代尔采用整体史研究方法，把地中海世界当作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贝林和其他大西洋史的先驱代表人物深受布罗代尔的启发，但他们主张从动态而非静态的视角研究大西洋世界的历史。不足的是，他们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区域性的整体，而忽视了大西洋世界与外部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大西洋史学家重新审视了大西洋世界范围内在人口、商品、疾病、科学和医疗等方面的交流，并试图整合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别史、帝国史和美洲殖民地史的研究领域。大西洋史对传统的帝国史学和民族国家史观提出了批评和挑战，也尝试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编纂。但是，在这些方面的突破都不彻底。欧美史学家把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连贯的整体，但这种整体史依旧是以欧洲民族国家和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史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方式，但它依旧建立在欧洲史学家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想象基础之上。正如阿米蒂奇所指出的：“大西洋是欧洲人的一种发明。它是欧洲人长久不懈地进行航海、探险、拓殖、管理和想象的产物。”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同时，大西洋史学家在史学研究中仍然以欧洲为中心。
自21世纪初以来，受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冲击和影响，欧美史学家对大西洋史进行调整，试图使其重新焕发活力。柯卡拉尼斯倡导的联式的大西洋史，贝林主张的跨大西洋联系，斯特罗贝尔提出的“全球大西洋”等都反映了欧美史学家的集体尝试。与传统的帝国史和民族国家史相比，大西洋史的研究区域更宽广，尽管三者之间有相互重叠的地方。与全球史相比，大西洋史强调与其他海洋和陆地之间的联系，但依旧以大西洋世界为研究重心，使得大西洋史的研究区域并不能完全覆盖全球史的研究范围。尽管研究地域存在差别，但大西洋史可以与帝国史、民族国家史和全球史形成互补，弥补后面三种史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