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菊：20世纪我国的两次“太平洋热”

关键词：20世纪；“太平洋热”；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

　　作为面临太平洋的国家，太平洋于我国的发展极为重要。在100年前，孙中山先生曾说“太平洋问题，实则关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我国历史上对太平洋都有哪些关注和论述？我国太平洋史的研究状况如何？目前尚无人做过这项工作。笔者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在20世纪，我国曾兴起了两次“太平洋问题热”或曰“太平洋热”。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所说“热”,指在一段时期内相对集中地关注和研究某一问题，主要包括学界、知识界又不限于学界、知识界，还有政界、经济界、社会有识之士等的关注和著述。

　　20世纪的两次“太平洋热”是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兴起的，有显著不同的内容和形式，也有某些关联和延续性。本文试从“太平洋热”出现的时代背景、表现形式、主要内容、代表人物及其著述等方面分析两次“太平洋热”的异同。梳理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演变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对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

　　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第一次“太平洋热”

　　（一）第一次“太平洋热”出现的时代背景

　　   1918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参战各国由于战争消耗、战火破坏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世界格局随之发生了重大转变。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太平洋国家迅速崛起，国际地位大为提升。美国在战争中通过向交战双方出售武器、物资等大发战争财，促进了国内的经济发展，战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华尔街代替伦敦成为世界的金融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有力促进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还为美国提高国际地位创造了最有利的机会。战争中，英、法、俄、德等列强均受到损伤，美国坐收渔利。1919年8月，美国总统威尔逊骄傲地说：“金融领导地位将属于我们，工业首要地位将属于我们，贸易优势将属于我们，世界上其他国家期待我们给与领导和指引。”世界经济发展中心从英国移向美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格局的最大变化。日本经济实力虽不如美国，但经济增长很快，1900—1920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明显高于英、法、德而与美国匹敌；1915—1919年是日本经济繁荣发展时期，企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重化工业得到很大发展，对外贸易大举扩张，从一个外债沉重的债务国变成债权国。一战前的1914年7月，日本纯外债超过15亿日元，到1918年末，变为纯债权近3亿日元；国家黄金储备从1914年的3.4亿日元猛增到1920年的21.8亿日元，增长了5倍多。在军国主义指引下，日本军事实力增长更快，战后日本军事力量已经跃居资本主义世界前三强。美日经济的发展、实力的增强引起了世界瞩目。而诸帝国主义国家重新划分势力范围、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巴黎和会未能解决远东和太平洋问题，于是美国倡议召开国际会议确定海军力量对比，重新划分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举行的华盛顿会议(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历时约3个月，9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加，有美国、日本、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葡萄牙和中国北洋政府。9国专门组成了“远东和太平洋问题委员会”。华盛顿会议因此也称为太平洋会议，将全世界的目光吸引到太平洋地区。因此，“20世纪将是太平洋时代”的说法，一时颇为盛行。

　　华盛顿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是签署了7个条约12项决定。其中与太平洋地区关联的条约主要有《四国条约》《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九国公约》，以及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约。

　　《四国条约》即1921年12月13日美国、日本、英国和法国，四个国家签订的《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条约划分了四国在太平洋地区诸岛屿的势力范围，要求相互尊重各自的权利；并规定如果缔约国之间发生争端，应召开会议解决；若任何国家威胁到他们在太平洋区域的权利，也应进行全面协商，“联合地或单独地采取最有效的措施”应付局势。该条约有效期为10年。

　　《限制海军军备条约》是1922年2月6日五个海军强国，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签署的。有效期至1936年12月31日为止。条约主要规定了五国拥有主力战舰的数量和比例，即美国、英国各自拥有的主力舰总吨位不得超过52.5万吨，日本不得超过31.5万吨，法国、意大利各不超过17.5万吨。比例是5:5:3:1.68:1.68。另外，条约还规定了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太平洋各自领地上的海军军事基地和设防区域。这意味着日本在一战后作为世界第三海军强国的地位得到承认，也意味着日本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海上霸权地位得到承认。

　　远东问题的核心是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利益如何划分，所以中国问题成为华盛顿会议的核心议题之一。1922年2月6日，与会的九个国家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该条约名义上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实际上却规定中国实行门户开放，各国在中国都享有均等的商业机会和特权，其中任何一方不得谋求取得损害其他各方的特殊权利或是优先权，破坏机会均等的原则。该条约的核心就是确认了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为西方列强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它破坏了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企图独占中国的野心和和获得的暂时的优势地位，确立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共同统治。关于山东问题，中国代表提出强烈要求，收回山东主权、废除1915年袁世凯同日本秘密签订的“二十一条”。经过美国和英国从中周旋，中日两国于1922年2月4日在会外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其附约。《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共28条，附约6条。规定：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日本军队撤出山东；中国收回青岛海关等。这样，“二十一条”被废除部分条款，山东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但日本在山东仍保持相当大的势力。

　　（二）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立及其主要活动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太平洋问题”自一战后逐渐受到太平洋沿岸各国的重视。美国人率先把目光从大西洋转向位于其西海岸的太平洋，于1925年在夏威夷发起成立了太平洋国际学会。

　　早在19世纪中叶，美国人就出现了“太平洋时代”思想的萌芽。1852年，美国著名政治家、日后成为美国国务卿并主导购买了阿拉斯加的参议员威廉·亨利·西沃德（William Henry Seward，1801—1872）曾预言：美国在大西洋的利益将下降，而“太平洋,它的海岸、它的岛屿和周围的广大地区，将要成为今后世界的主要舞台”。1867年，在西沃德主导下，美国从俄国手中购买了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美国在“太平洋的踏脚石”，从而“大大加强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地位。”1890年美国军事理论家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一书中首先提出“海权论”思想，随后出版的《海权对法国革命和法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联系》对“海权论”的理论作了进一步丰富，被后人称为“海权论”三部曲。马汉认为，“所有国家的兴衰，决定因素在于海洋控制”，因为海洋贸易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和财富，能够使国家富强，海洋还关乎国家安全，能够保护国家免于本土作战，所以制海权对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现代国家要想掌握制海权，就必须建立强大的海军，打赢海上战争，控制海洋，促进经济繁荣和财富积累，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确保国际地位。马汉的海权论实质上是论述通过夺取制海权以达到控制世界的理论。马汉“海权论”思想影响深远，美国以该理论为指导，加强了海军建设和对海洋力量的争夺。19世纪末美国大陆扩张结束，走向海洋扩张时代，把目光延伸投向太平洋。20世纪初，美国政治家西奥多·罗斯福明确指出，“地中海时代随着美洲的发现而结束了。大西洋时代正处于开发的顶峰，势必很快就要耗尽它所控制的资源。唯有太平洋时代，这个注定成为三者之中最伟大的时代，仅仅初露曙光。”

　　1925年6月，美国邀请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等太平洋区域沿岸各国家、地区代表在夏威夷檀香山成立“太平洋国际学会”。这是一个由檀香山的基督教青年会及一些学者、实业家发起成立的非政府国际组织，是太平洋地区非政府国际组织的先驱之一。学会“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太平洋国际学会定期集会，设置议题，讨论移民、外交、经济、宗教、种族、文化等问题。1925年成立后，于1927年在檀香山、1929年在日本京都、1931年在中国上海、1933年在加拿大班夫、1936年在美国加州约塞米蒂分别召开了第二至第六届会议。学会经费主要来自各会员国捐助及筹集等。自1929年起，学会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会每年5万美元的研究资助。

　　中国从一开始就积极参与学会活动，称之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l925年2月在国内相应成立了“太平洋国民外交会议筹备委员会”，推选余日章（1882—1936）为执委会主任。1925年6月，中国派出12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在檀香山举行的“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届会议，有多位代表在会上做了演讲。参会归来即于1925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国分会，定名为“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l931年更名为“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中国分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主要成员，同时有一定的独立性。中国分会的宗旨是“研究太平洋国际问题，努力国民外交，增进各民族间友谊及谅解”。会员多为知名学者、实业家与政界名流，余日章、胡适、颜惠庆、蒋梦麟等都先后担任过该会的领导职务。1928年春，会员有50人；1931年会员人数达到93人。学会主要有两种职能：推行国民外交，推动赞助学术研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l950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宣布解散，存在25年之久。

　　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开展了大量研究活动。学会制定研究计划的原则有：凡研究之问题，必含有“太平洋”及与太平洋有关系者为适当；研究之问题，必其影响于太平洋沿岸各国而非普遍影响于世界各国者。据统计，在太平洋国际学会35年历史中（1925—1960年），共出版了约1600余种有关太平洋区域的学术专著及普通读物。太平洋国际学会非常重视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有研究者统计，1931—1934年间，太平洋国际学会研究支出的一半以上都用于赞助中国的社会科学项目。一些研究项目得以实施，一批论文、论文集、资料集得以出版。1931—1932年间中国分会出版了“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丛书”，其中包括：侯树彤的《东三省金融概论》、徐淑希的《满洲问题》、鲍明钤的《在华外侨之地位》和《外人在华沿岸及内河航行权》、陶孟和的《中国劳工生活程度》、夏晋麟的《上海租界问题》、刘大钧的《外人在华投资统计》、贾士毅的《中国经济建设中之财政》、张心一的《中国粮食问题：中国十四省粮食供给和需要的研究》、赵敏恒的《外人在华新闻事业》、(日)大岛与吉的《满蒙铁路网》、(日)金冶井谷的《日本对华投资》、(日)服部宇之吉（Unokichi Hattori）的《汉字之优点与缺点》、(日)木村增太郎的《中国的财政改良与公债整理问题》、(美) W．F．斯波罗林（W．F．Spaloling）的《银价问题与远东》、(美) H．L．夏皮罗(H．L．Shapiro)的《夏威夷之华侨》,等等。据不完全统计，1929—1949年，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赞助出版的研究成果约有中文著作及翻译31种、英文著述84种。英文著述如：胡适的《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关于战后亚洲的两篇论文》（1942），何廉、方显廷的《中国工业化的程度与影响》（1929），丁文江的《中国是如何获得文明的》，刘大均的《上海工业化初步报告》（1933），陈翰笙的《当前中国的农业问题》（1933）、《中国的地主与农民》（1936）、《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中国烟农的生活研究》（1939），林语堂《中国新闻舆论史》（1936）,周鲠生的《在太平洋上赢得和平：从中国视角看远东战后计划与太平洋地区稳定安全体系的需要》（1944），王铁崖的《外国人和外国企业在中国的地位》（1945），等等。可见受支持资助的中国学者及研究著述之多，从专业、研究领域看涵盖面广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陈翰笙（1897—2004）及其农村问题研究，得到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支持，成果也得以出版。陈翰笙1933年还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加拿大班夫举办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会议，并向大会提交了论文《中国当前的土地问题》。陈翰笙后来在1984年参与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的创建并当选副会长，是两次“太平洋”热、两个太平洋学会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联结者。

　　（三）代表著述及观点

　　除太平洋国际学会及其中国分会的活动外，此时期还有一些学者开展太平洋问题研究，一批以太平洋问题为主题的著述相继问世。例如程国璋(1898—1935)著《太平洋问题与中国》(求知学社1924年出版)、时逸之（1907—1982）著《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天津良友书店1936年出版）、许复七译《太平洋之将来》（民智书局1929年出版），等等。兹略举几例来说明当时人的研究及论述。

　　程国璋(1898—1935)，1924年出版《太平洋问题与中国》一书，该书约20多万字，综合运用了地理、经济、历史、文化等多学科知识方法，根据东西方文明发展的规律推断，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将转向太平洋地区。“今后世界竞争之舞台已趋于太平洋，然则太平洋问题研究实刻不容缓，而为天然太平洋主人翁之我国尤当人人注意者也。”作者论述了自16世纪地理大发现以来葡、西、荷、法、俄、德、英、美、日等国在太平洋扩张经营的殖民历史，一战后太平洋国际形势的演变及英美日的势力对比与变更，重点论述了我国与太平洋的关系、历史及现状。作者在书中指出，“我国为最古且大之文明国，历史上实为天然太平洋之主人”；提出中国在外交上应“自立互助”，积极应对将来太平洋地区的形势发展；在内政上应采取“统一、裁兵、理财、吏治、便利交通、振兴实业、普及教育、改革陋习”等措施。值得一提的是，程国璋通过分析日本国情，预言将来会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会发生海战，“美日皆新兴之强国，分据太平洋之东西。自19世纪末叶美国取侵略主义合并夏威夷，战胜西班牙而并吞菲律宾，实布其势力于大洋，近以巴拿马之通航，势力益增。日本则一战胜中国，再战胜强俄，遂一跃而为第一等之强国；近又取胶州及太平洋德领诸岛，欲争霸于大洋，而美日之冲突，在所不免矣。”“太平洋上美日战争，亦在意料之中。”并明确指出，衰弱的中国是“日人专施侵略之地矣”。孙中山称该书是“太平洋战略史书”，获得了很高评价。

　　时逸之（1907—1982），1936年出版《太平洋问题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他在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太平洋问题之“热度”，写道：“现在整个的世界，虽然到处有风云，问题丛生，但风云最紧张、问题最主要的，要算太平洋问题。而太平洋问题的内容，当首数我们中国。所以站在我们中国人的观点上，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同时，太平洋的问题，不仅是单纯的20 世纪的问题，而且是促进历史发展的因素，是解放全世界被压迫人的锁钥。因此, 我们站在社会进化的观点上，也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时逸之在书中指出，研究太平洋问题, 要特别注意1922年华盛顿会议为标志的列强争夺中国大陆时代。该书认为, 地理大发现时代为太平洋问题的播种时代，海洋争霸时代为太平洋问题的发育时代，而大陆争霸则为太平洋问题的成长时代。时逸之提出的“太平洋问题不仅是单纯的20世纪的问题，而且是促进历史发展的因素”， 中国人“站在社会进化的观点上”，“应该研究太平洋问题”等观点, 现在看来依然有价值，给人以启迪。

　　除著述外，还有译著出版。《太平洋之将来》就是1929年由许复七翻译出版的一本译著，原为英国人伊瑟顿·提尔特曼（Etherton H H Tiltman）所写，英文书名The Pacific：A Forecast。全书共11章。第一章“太平洋之历史”；第二章“日本之勃兴”；第三章“东方大不列颠之日本”；第四章“新中国”；第五章“英国与太平洋”；第六章“美国之西顾”；第七章“太平洋群岛之谜”；第八章“东方商场”；第九章“引起战争的焦点”；第十章“战争结果之预测”；第十一章“结论”。从中可以看出该书讨论的内容，视野较为开阔。译者指出，书中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问题如人口问题、经济问题，对书中英国人观点应有我们自己的看法。

　　由以上可见，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第一次“太平洋热”是现实问题引发的，由美日实力的上升及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地区的争夺这一问题引起，它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中心的悄然转移及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首先是源于政界，出自国际政治和国际形势的考虑，进而引起学界、知识界的关注、探讨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后期，第一次“太平洋热”很快被德、意、日法西斯掀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浪潮所淹没。不过，这并不能否认第一次“太平洋热”的意义。当时有不少书和文章中所提出的问题及论述，现在看来还发人深思，具有很大的价值。这也同第二次“太平洋问题热”有直接、间接或内在、外在的关联。

　　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二次“太平洋热”

　　（一）第二次“太平洋热”出现的时代背景

　　沧海桑田，日换星移。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现第二次“太平洋热”。

　　这次“太平洋热”源头来自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崛起。二战后日本经过短期的战后重建和调整，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20世纪50年代，日本经济快速增长，年均GDP增长率为9.1%，60年代经济增长率更高达10.5%。1968年，日本GDP跃居世界第二位，达到1466亿美元。除日本外，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经济群体飞跃，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由于6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达国家开始进行产业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东亚、东南亚地区劳动力充足、价格低廉，他们利用这个机会，实施出口替代战略，从发达国家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壮大加工贸易，经济得到高速发展，继日本后成为亚洲的“新兴工业经济体”，被称为“亚洲四小龙”。据韩国开发研究院提供的数字，从1961年到1991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从21亿美元增加到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82美元增加到5220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造船国、第六大钢铁生产国和第九大汽车生产国，创造了“汉江奇迹”。新加坡在1965年独立时，还相当贫穷落后。到1990年，新加坡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2万美元，新加坡人口不到300万，1991年进出口总额达1350亿美元，进口额位居世界第15位、出口额位居世界第18位。中国台湾的国民生产总值，在1952年到1991年间，从6.9亿美元增加到1920亿美元,增长了278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953年为167美元，1991年增至8813美元，增加了将近52倍。中国香港从1950年到1991年，生产总值由31.5亿港元增加到6330.2亿港元，增长了200倍；对外贸易由75亿港元增加到15448.7亿港元,增长了205倍；1991年人均产值达11万港元(约合14102美元)。尤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太平洋西岸的大国——中国在1978年后实行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迈入快车道，20世纪8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9.3%，中国GDP1980年为4545.62亿元人民币，1985年为9016.04亿元人民币，增长了将近1倍，到1990年GDP增长到18667.82亿元人民币，又增长了1倍。“东亚地区在过去25年内,人均收入几乎增加了三倍,这是经济史上无可比拟的纪录。” 从1978年到1983年的五年间,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投资和贸易增长速度都明显高于它对西欧的投资和贸易增长速度。从1982年开始, 美国同亚太地区的贸易额超过它同西欧的贸易额。世界经济发展重心正在逐步转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二）第二次“太平洋热”的表现及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的成立

　　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经济发展令世界瞩目的形势下，美日等国相继推出自己的太平洋战略。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小岛清率先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构想。1977年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十几家著名的政府“思想库”在经过两年多的系统研究后，制订出一份题为《二十一世纪的战略》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未来几十年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格局将发生巨大变化，亚太地区快速崛起，世界的中心将由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因此，报告提出日本在维持日美合作体制的同时，必须联合澳、新、东盟等太平洋国家，建立一个“太平洋共同体”，以实现日本的“国家战略”。美国不甘落后，林登•约翰逊总统在1966 年7月发表了《太平洋国家宣言》,强调美国在太平洋和亚洲的作用。l983年1O月，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主持召开了“关于太平洋共同体构想”的国际讨论会，提出了美国的太平洋战略。1984年里根总统在访华前夕宣称：“整个太平洋盆地将是世界的未来”。 1993年7月，克林顿总统在日本访问时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新太平洋共同体”战略构想，先后倡议召开了西雅图和茂物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茂物宣言》，建立美国主导下的亚太体系。

　　美国和日本争夺亚太地区主导权的同时, 其他环太平洋国家，包括韩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东盟诸国，都对太平洋地区的崛起持积极乐观态度。英、法、意等西欧国家在1985年也以研讨“太平洋挑战”为主题，商议对策。联邦德国外交部1983年12月在波恩举办了一次关于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的意义的学术讨论会。法国总统密特朗专门建立了太平洋研究所，其创始人撰写《太平洋: 新的世界》一书，明确指出“世界的重心正不可挽回地远离我们的海洋，太平洋将是21世纪的地中海。”欧洲国家把亚太地区视为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和生产基地, 把它们在这个地区的争夺与世界其他市场的竞争更紧密结合起来。

　　随着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这次“太平洋热”在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再次掀起国人的“太平洋热”。1984年，由我国著名学者周谷城、于光远、陈翰笙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1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我国从事太平洋历史研究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有关方面代表共108人。大会选举第一任会长周谷城(1898—1996)，副会长陈翰笙（1897—2004）等。学会的成立既是新时期的一个创举，也体现了对历史的尊重。大会确立了学会的宗旨和任务，有力地推动了太平洋区域经济、社会、文化、安全等方面历史和现状的研究。大会经过讨论认为：“太平洋一切自然的和历史的社会变迁，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息息相关。”“太平洋在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地位日趋显著，与我国建设事业的关系也更加密切，为抓住时机，迎接新的挑战，开展对于太平洋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已经成为从事太平洋研究的广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迫切任务。”周谷城在讲话中指出：太平洋历史学会的研究工作，不仅于研究世界史有贡献，于研究中国史亦有贡献。并提出以下10个方面作为长期研究的内容：1.太平洋自然科学史和中国海洋科学史；2.太平洋人类史；3.太平洋经济史；4.太平洋历史海洋学；5.太平洋社会史；6.环太平洋国家和地区交流史；7.太平洋军事史；8.太平洋华侨史；9.太平洋民族解放运动史；10.一切与太平洋有关的史学研究。这10个方面涵盖了太平洋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至今仍有指导意义。决议出版会刊《太平洋》《走向太平洋丛书》。1993年太平洋历史学会更名为中国太平洋学会，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为第二任会长。

　　（三）代表著述及观点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太平洋时代”的讨论在我国学界引发了一股热潮，学者们纷纷撰文发表看法。据不完全统计，相关论文约有30余篇，并有专著出版。何芳川、秦鸿祥、王逸舟、吴怀连、侯传文、叶淑兰等学者从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个视角研究探讨太平洋时代的问题，以及中国的应对策略。这次“太平洋热”延续至21世纪。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上展开竞争，“太平洋时代”的呼声和探讨再次响于耳际。

　　兹以北京大学何芳川教授的太平洋研究为例说明。何芳川教授（1939—2006）早年做非洲历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时代的发展，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强烈现实关怀和使命感，他转向环太平洋地区历史发展的研究。1991年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1996年出版了《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1998年出版了《太平洋贸易网500年》等著作，发表了《太平洋时代与中国》等论文，为本科生、研究生开设《环太平洋地区的历史发展》《太平洋贸易网研究》等课程。他提出了“太平洋大三角关系”等一系列新的概念和构想，以宏观的、历史的视野把环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考察，研究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高度认可和称赞。《崛起的太平洋》一书被学界称为“我国太平洋学研究的一本开拓性著作”，他很谦逊地说，“这只是地基工程中的小小一铲土”。该书特点是把太平洋地区历史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宏观考察和勾勒，运用比较史学的方法研究历史运动的差异。全书共16章，不仅考察了太平洋地区史前史和古代太平洋文明圈，描述了早期太平洋探险事业、帝国主义殖民活动和被压迫民族的英勇抗争，还探讨了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变迁，再现了太平洋战争场面，分析冷战局面的产生和结局，从经济上论证并预测“太平洋世纪”。最后还专辟一章，特别记述了太平洋地区的华侨和华人对本地区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以及他们受到的艰辛苦难，反映了作者作为一个中国学者的立场和爱国情怀。书中写道：“太平洋地区,作为一个走向未来的整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般引人注目。我国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是环太平洋地区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太平洋时代的前景,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有着极大的意义。同样,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对太平洋地区的未来和太平洋时代的前瞻，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三、结  语

　　综上所述，20世纪两次“太平洋热”形成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内容、形式有很大不同，又有某些关联。两次“太平洋热”都是由现实需要引发的社会关注和学界探讨，都成立了民间学会组织，并出版了一系列著述。但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的国际格局和时代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两次太平洋热又有着本质不同，最突出变化是中国身份和地位的变化。第一次太平洋热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日、欧洲列强加紧侵略和瓜分远东太平洋地区利益背景下出现的，中国处于被侵略、被殖民的屈辱地位，中华民国政府难以维护自身主权和利益，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也是在美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影响下成立，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分支机构，虽然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不完全独立，学会研究和活动经费受到外方的资助。“救亡图存”是这一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的主题。第二次太平洋热出现时中国已是实现民族独立，屹立于太平洋西岸、世界东方的完全主权国家，1984年成立的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实行改革开放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下，由中国学者完全独立、自觉成立的民间学术组织。从学者著述看，都出现了一些真知灼见的精品论述，但其内容、主旨和所展现的精神气质完全不同，第一次“太平洋热”是以“救亡图存”为目标，充满忧国忧民之情；第二次“太平洋热”则以实现现代化为宗旨，满怀信心和希望。两次“太平洋热”的成果对深刻认识国际形势和我国的战略定位、太平洋对我国发展的意义都有重要价值。

　　进入21世纪，太平洋地区是世界最具发展活力和潜力的地区，目前中美两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一个多世纪以前预言的“太平洋时代”在21世纪真正到来了。中美之间的差距日渐缩小，中国作为新兴国家的快速发展，已经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在太平洋展开竞争。持续几个世纪的欧洲中心主义的政治经济格局将为另一种力量所取代，太平洋地区将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中心。有人断言，“太平洋地区在二十一世纪将发展成为支配世界经济的地区”，“人类的命运决定于太平洋”，“二十一世纪将是太平洋的世纪，人类将步入太平洋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太平洋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太平洋蕴藏着巨大丰富的资源，是我国与外部联结的重要通道、全球化的纽带，还是国际战略竞争的广阔舞台。21世纪前半期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华民族的复兴，必将以综合实力、海洋强国的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新时代立足我国发展的需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立新的研究视角和研究议题，开展对太平洋地区的研究仍是十分必要的。

　　（张红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