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波：尼赫鲁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对印经济援助的原因探析

摘要:尼赫鲁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在1956年至1963年期间对印度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援助。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对印进行经济援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响应、跟随美国的对印政策是最初的动因，推行、维护其德国统一政策决定着联邦德国对印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力度，抵制所谓共产主义的扩张和中国的威胁以及对冲苏联对印度经济援助造成的影响也是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对印度大规模经济援助的重要原因。此外，以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为契机，为联邦德国的工业品打开印度市场，从而为联邦德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创造条件是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在经济上的重要考量。

　　联邦德国从1956年开始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印度是联邦德国在亚洲实施经济援助的第一个受援国。到1964年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去世时，联邦德国已经在印度的诸多领域，如重工业建设、技术院校(培训中心)建设、农业发展援助建设等方面展开大规模的经济援助。其中，在援建印度的重工业方面，最著名的项目是帮助印度在奥里萨邦北部一个偏僻的山区建起的鲁尔克拉钢铁厂(Rourkela Steel Plant)。该钢铁厂按照联邦德国政府和印度政府签订的协议，由联邦德国企业负责规划、设计，由联邦德国政府派出德国专家、工程师参与建设，几乎全部采用德国设备、技术和部件。鲁尔克拉钢铁厂于1956年10月动工，1959年2月投产使用，是印度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建成的第一个公营钢铁厂。其初始产能是年产钢铁100万吨，经过后续扩建，到1963年时产能达到近137万吨，1965年产能达到180万吨，在当时被称为亚洲技术和设备最为先进的钢铁厂，至今仍是印度重要的公营钢铁企业。鲁尔克拉钢铁厂也是联邦德国迄今最大的对外援建项目，一直被视为联邦德国与印度之间友好合作关系的永久性标志。在援建印度的技术院校(培训中心)方面，最著名的项目是1956年开始帮助印度筹建、1959年建成并开始招生的马德拉斯理工学院(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Madras)。该学院由联邦德国政府提供技术、资金和教学设备，确定机构设置，派出德国方面专家担任初始所需高级师资，并在德国相关院校为该校培训印度籍师资。马德拉斯理工学院是当时为印度培养急缺的高等技术人才的高等研究、教学机构，目前是印度最重要的高等技术教育、基础和应用研究机构之一。在援助印度农业发展方面，比较著名的项目是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农业新品种的曼迪农业援助项目(Mandi Agriculture Assistance Program)，该项目由联邦德国政府派出的农业专家，下到印度当地田间地头，亲自示范、指导印度农民使用最新农业技术和农业新品种，对当地农民理念、农业发展、印德关系等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据统计，在1957-1963年间，由联邦德国政府牵头，联邦德国政府和企业与印度政府和企业签订了200多项合作协议，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居第二位，印度成为这一时期联邦德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最大受援国。就其援助规模来说，联邦德国在世界范围内成为继美国、苏联之后位居第三位的对印度经济援助国。联邦德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不仅对印度工业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产生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也对德印两国的关系、印度与周边国家关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那么，联邦德国是出于什么原因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呢？目前，国内学术界还没有看到相关的研究成果，国际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也属凤毛麟角。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对印经济援助服从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在国际事务中一边倒向美国。具体来说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响应、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联邦德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政策即是如此。

　　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基本原则在其1949年建国时即已确定下来，其主要目的是赢得美国对其国家发展战略的支持。纳粹德国在1945年战败后，国土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四个反法西斯盟国分区占领。随着1947年杜鲁门主义的出台，美苏冷战局面逐渐形成，德国的命运被纳入美苏冷战的国际格局中。1949年9月20日，在美国的支持下，在美国、英国、法国占领区上建立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联邦德国或西德。不久之后，1949年10月7日在苏联的支持下，在苏联占领区建立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或东德。这样，德国的领土上出现了两个德国，而且从其建立就被分别纳入以美、苏为首的西、东两大相互对立的集团，两个德国对立的格局形成。此时，这两个德国的最高权力都掌握在占领国手里，都不是完全主权国家。例如，在联邦德国建立第二天生效的盟国《占领法规》规定，联邦德国的最高权力(包括签订国际协定在内的外交权)掌握在美英法手里，占领国对其外贸、外汇管理、非军事化、商业中非卡塔尔化等具有监督权。由此，对联邦德国的领导人来说，从联邦德国建国起，摆脱被占领状态、恢复国家主权、实现德国统一和德国重新崛起就成为其国家发展战略。联邦德国领导集团认为要实现这一发展战略，必须依靠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经济援助、军事保护和政治扶持，因此在国际事务中联邦德国必须站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一边。这样，在国际事务中响应、追随美国的外交政策就被联邦德国领导人视为实现其发展战略的不二选择，也成为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联邦德国的首任总理兼首任外交部长，被称为“联邦德国之父”的康拉德·阿登纳是联邦德国发展战略和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主要制定者。阿登纳认为，联邦德国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是危险的。例如，早在1949年3月阿登纳参加各国议会联盟于伯尔尼召开的会议时就强调，在两大集团之间采取一种中立态度是不现实的，如果不愿被碾碎的话，德国必须不是倒向这方，就是要倒向那方。在1951年3月的四大国外长巴黎预备会议上，阿登纳批驳了中立化思想，指出在中立情况下，一旦东西方在欧洲爆发热战，德国就会遭受像朝鲜一样的命运。阿登纳选择倒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他认为：“无论过去和现在，我都相信，只有执行一种和西方紧密而坚定的结盟政策，才能有一天使德国在和平与自由中重新获得统一。”面对国内强大的主张中立化的压力，阿登纳直截了当地指出: “对我们来说，存在的可能性只是：寻求——全力以赴地寻求——西方盟国的帮助来实现德国自由的统一。其它可能性在我看来是没有的。”当然，阿登纳制定向美一边倒的外交政策是与其本人在思想根源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视分不开的。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阿登纳对无神论的社会主义抱着强烈的敌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受到来自东方的共产主义无神论独裁统治的威胁。苏联的例子告诉我们，左的独裁统治至少是和右的独裁统治具有同样的危险。”对此，阿登纳认为，应“建立一道防御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独裁的堤坝”。

　　阿登纳为联邦德国制定的“一边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预期效果，使联邦德国尝到了一些“甜头”。例如，联邦德国获得了美国援助欧洲的“欧洲复兴计划”，即马歇尔计划的支持，从1948年至1952年得到160亿美元的支持；1949年10月31日联邦德国加入了欧洲经济合作组织，从而使联邦德国成为西方国家的经济伙伴，这些为联邦德国经济迅速从二战的废墟上恢复并发展起来提供了资金保障和商品市场保障。在美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的国家主权也逐渐恢复，比如，1951年3月6日美英法宣布修改后的《占领法规》生效，占领国把联邦德国的日常事务交给了联邦德国政府，并准许其建立外交部。与此同时，在美国的支持下，联邦德国被欧洲国家重新接纳，国际地位逐步提高。1951年5月2日，联邦德国正式成为欧洲委员会的正式成员，1952年成为“欧洲煤钢联营”创始会员国之一，1955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重回欧洲大国行列。在国际经贸领域，1951年10月1日，联邦德国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重新获得了关税与贸易政策主权，这为其开拓西欧以外的国际市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当美国“号召”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时，联邦德国给予配合不仅是服从其外交政策基本原则的结果，也是这一政策前期成功“实践”产生的示范性效应的结果。

　　美国从1951年开始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当时印度因为1950 1951年的农业歉收，出现了粮荒，1951年印度粮食进口量达到490万吨的空前纪录，粮食问题引起经济衰退。美国认为这将对其亚洲战略构成威胁。美国亚洲战略的主要内容是，遏制以中国为核心的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优势，建立并维护美国在亚洲的霸权。1951年9月4日美国的《中情局关于印度在东西方冲突中的立场的评估》中写道：“印度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可能会使印度共产党很快控制政府，尤其是在中共的支持下”；“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印度，其邻国就将会受到来自侧翼的威胁，共产党集团就会对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往来构成威胁，亚洲舆论将会相信共产主义代表着未来的潮流。……包括印度尼西亚在内的东南亚将沦为共产党的囊中之物。……在伊拉克、阿拉伯近东以及菲律宾，中立主义都将会很快蔓延”；“共产党控制印度会切断西方锰、云母、紫胶、汞和黄麻的一个重要供应来源。如果苏联对印度的控制导致了东南亚国家倒向苏联集团，那么，经济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因为钠、橡胶和石油的重要来源就会从西方手中落入苏联的手中。”该评估报告认为，“印度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和财力去阻止经济衰退”，“外部的经济援助似乎是防止印度经济衰退的唯一办法，否则印度经济的衰退将会给西方造成极大的困难，还可能会严重威胁到西方国家在亚洲的地位”。不过，在1955年之前，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主要限于粮食援助，且相比美国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数额相当少，比如，1954年国会在对外援助方面的拨款仅有8 000万美元。艾森豪威尔上任伊始就抛弃了1953-1954年给予印度2亿美元的提案。

　　美国从1955年起加大了对印度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力度。1955年印度发生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这场危机一直持续到1958年还未见缓和。苏联响应印度的请求从1955年起开始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美国认为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是一场经济攻势，这成为美国从1955年起对印度进行大规模经济援助的转折点。美国希望通过加大对印度的经济援助防止印度在政治上被“赤化”，完全倒向苏联，同时维护印度的“民主政体”，并把印度作为“反华抗苏”的阵地。1955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主持会议做出一项重大决定：扩大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此后，1955 1957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数次召开会议讨论应对苏联的经济攻势、加大对印度经济援助事宜。到1956年，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以赠予和贷款的形式总计2.67亿美元，1957年的经济援助升至3.68亿美元。美国在加大自身对印度经济援助的同时，“号召”西方集团其他成员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其中，联邦德国是美国重点“号召”的国家之一。

　　1957年12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委员会制定的NSC5727号文件第45条规定：“当前，鼓励联邦德国在符合美国经济防卫政策和贸易、援助政策的基础上，发展与东欧国家(不包括苏联)的经济关系。”该文件第42条规定：“支持西德通过直接和适当的国际机构实质性地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援助和技术援助，加强与西德在抵制苏联向发展中国家渗透方面的合作。”在1958年2月7日艾森豪威尔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NSC5803号文件中，美国政府认为，联邦德国经济早已实现复兴并呈现稳定发展的态势，联邦德国理应提供更多的开发援助。同年，美国支持世界银行成立国际开发协会，组织国际援助印度财团。1959年中印关系趋于紧张，美国从抵制所谓的中国威胁出发，加大了对印度的支持力度包括经济援助的力度。为了显示对印度的支持，1959年12月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成为印度独立后第一位访问印度的美国总统。美国更是对联邦德国在援助印度问题上给予高度的期待。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一年，即1960年，美国政府派出由财政部长罗伯特·伯纳德·安德森和第一副国务卿C·道格拉斯·狄龙带领的外交使团安德森狄龙使团(Anderson-Dillon Misson)前往波恩，该使团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强化联邦德国政府在扩大对“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进行经济援助方面的决心。

　　联邦德国雄厚的经济实力是美国把它作为重点“号召”对象的重要原因。联邦德国经济在马歇尔计划结束的当年，即1952初起，开始进入复兴和繁荣期，到1955年出现“经济奇迹”。1951-1958年，德国实现了44.5亿马克的外贸盈余。“外贸盈余为德国赢得了对外政策领域高度的行动自由权和整合能力，并使德国有机会承担国际义务……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其提供的发展援助……”这可以通过1949年与1955年的一些经济指标的比较中看出来。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额1949年为470亿马克，到1955年提高到850亿马克，1956年又增加了7%~8%。联邦德国的国家收入1949年为237亿马克，1955 1956财政年度增加到544.5亿马克。1955年，联邦德国也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其黄金储备和外汇储备在1949年为零，1955年上升到230亿马克，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黄金储蓄国和第二大贸易国。联邦德国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为美国调整对其政策的重要原因，美国将政策从“保护”、援助联邦德国调整为使其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包括亚洲战略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做出更大的“贡献”。美国更是对联邦德国在援助印度方面寄予“厚望”。

　　对于美国的“号召”，奉行在国际事务中一边倒向美国的联邦德国自然不会怠慢，况且它把这看作是向美国显示其可靠性、与西方保持团结以及展示其在西方集团中地位的机会。

　　不过，联邦德国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力度是由其自身的重大利益关切决定的，正如阿登纳所说的那样，“一国的对外政策总是首先从本国的实际利益或设想的利益为主导的”。

　　二、把援印作为执行其德国统一政策的工具 

　　在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问题上，美国对联邦德国的要求与联邦德国在援助印度问题上体现出的重大利益关切高度重合。维护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是其重大利益关切。联邦德国把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当作执行其德国统一政策的工具。这决定了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力度。

　　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是，不承认民主德国，联邦德国是代表全体德国人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政策被简称为联邦德国的单独代表权主张。该政策显示的基本原则在民主德国成立后不久即出台，最先体现在1949年10月21日的联邦德国政府声明中。在该声明中联邦总理阿登纳宣称，民主德国是不合法的，直到整个德国实现统一前，联邦德国是德国人民唯一合法的国家机构。这一声明体现出的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原则一直持续到1972年5月26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正式签订《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交通问题的条约》(以下简称《两德交通条约》)为止，该条约意味着联邦德国正式承认民主德国的政治平等权利关系。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和立场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认可。例如，1950年9月19日，美、英、法三国在纽约外长会议的公报中指出：“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三国政府把联邦共和国政府看成是德国的唯一政府。这个政府是自由和合法产生的，它有权代表德国人民在国际事务中为德国讲话。”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关于德国统一的政策也一直持续到1972年的《两德交通条约》签订为止。

　　但是，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和原则没有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和多数亚非拉国家的承认，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民主德国建立之后纷纷给予承认，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对此，联邦德国虽然表示不满，但由于此时联邦德国还不具有完全主权，国家经济力量和国际影响力有限，对其德国统一政策的维护主要限于其政府、议会以及国家领导人的声明，还没有具体的实施办法，更没有付诸实践。

　　1955年发生的两件在德国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加速了联邦德国推行其德国统一政策具体实施办法的出台和实践其统一政策的步伐。第一件事是1955年5月5日美英法宣布《占领法规》失效，《巴黎协定》生效。根据《巴黎协定》，美英法终止对联邦德国的占领，标志着联邦德国恢复了完全主权。正如阿登纳在当天发表的恢复主权日的声明中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同时，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约，标志着德国重新进入西方大国行列。从此，联邦德国在外交领域可以自行其是。第二件事是1955年9月20日苏联与民主德国签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系条约》。根据该条约，民主德国获得完全主权和外交权力包括自由处理与联邦德国的关系以及发展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权力。这两个事件意味着此前东、西德都主张的组建一个全德国人的政府，在美英法占领区和苏联占领区的两个德国领土上进行选举的设想被放弃了，德国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联邦德国认为这是对其德国统一政策的挑战，对此不能容忍。1955年9月22日，阿登纳发表声明，声称任何承认在苏占区建立起的德国的国家意味着对联邦德国不友好。1955年12月8日至9日联邦德国召集其所有驻外大使在波恩召开会议，讨论是否容忍民主德国的大使驻留在与联邦德国建交的国家的可能性，会议的结论是联邦德国应该采取严厉、快速的报复措施，立即断绝与所有承认民主德国的国家的外交关系。1956年6月28日，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在向德国议会阐述外交政策时又一次重申了这一原则。这一原则成为以外交部国务秘书瓦尔特·哈尔斯坦名字命名的哈尔斯坦主义的核心内容。哈尔斯坦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坚持“一个德国的立场，并以西德政府作为整个德国人民的合法代表”，“拒绝与任何承认东德政府的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哈尔斯坦主义的目的在于“否认东德的合法性并在外交上孤立东德”。哈尔斯坦主义成为联邦德国统一政策的具体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69年被勃兰特政府推行的新东方政策取代为止。

　　哈尔斯坦主义推广的主要地区和对象是不结盟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联邦德国领导人认为，通过争取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其政权的承认，就可以回击苏联对它的指控，即联邦德国是西方的傀儡，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性。同时，他们认为，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国是发展中国家，联邦德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对德国的统一有益处。如果不结盟国家支持联邦德国的统一政策，苏联就会被迫开始就德国统一的一个现实的解决办法进行谈判。为了得到不结盟国家的支持，联邦德国愿意使用任何手段和途径。其中，对外经济援助被联邦德国视为有力的工具。

　　联邦德国认为不结盟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德国统一问题上没有涉及自身的政治利益，因此它们不关心德国的现状，也不关注德国的统一问题，但是这些国家需要经济援助，为此可以通过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阻止它们承认民主德国，从而维护其德国统一政策。联邦德国外交史专家鲁道夫·舒斯特在《哈尔斯坦主义》中阐述：“既然这些国家通常对于从联邦德国获得经济帮助显示出极大的兴趣，那么一般而言达成符合双方国家和经济利益的一致是可能的。在向这些中立国家提供一系列优惠贸易之后紧跟着就向它们声明哈尔斯坦主义。这样，波恩就可以成功地阻止一些国家承认民主德国，特别是阻止那些无法轻易拒绝联邦德国经济援助的国家承认民主德国。”而且联邦德国领导人也认为，如果没有经济援助，没有人会听其关于德国统一的立场。联邦德国认为印度是不结盟国家中最符合其援助条件的国家。

　　印度虽然自1947年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后就宣布实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即“不通过与任何主要国家或国家集团结盟，而是通过对每一次冲突或纠纷采取独立立场”。据此，印度既不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也不加入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但它为了经济建设并不排除从东、西双方获得经济援助，相反还极力争取东、西双方的经济援助。印度总理尼赫鲁曾多次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请求它们向印度提供技术和资金援助。尼赫鲁1949年、1956年两次访美的主要任务都是寻求美国的经济援助。尼赫鲁也曾在1955年之前派政府官员前往苏联游说以争取苏联的经济援助。1956年7月，尼赫鲁首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问联邦德国的主要目的也是寻求其经济援助。由此，联邦德国有理由认为印度是无法轻易拒绝联邦德国经济援助的不结盟国家。

　　与此同时，联邦德国政府官员对印度政府和尼赫鲁在国际上尤其是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影响力给予过高评价，基于这样评价的联邦德国领导人对印度和尼赫鲁在推行和维护其德国统一政策上的作用寄予厚望。例如，阿登纳认为尼赫鲁“的声音特别在所谓‘万隆集团’中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是不结盟世界的精神领袖”。关于联邦德国在1956年7月尼赫鲁访问后开始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原因，联邦德国经济发展与合作部的一位高级官员后来谈到，外交部和总理都认定，印度政府特别是尼赫鲁在联合国关于德国统一的问题上能够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他们认为尼赫鲁是不结盟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公认的领导人，在关于德国统一问题的任何国际争论中，尼赫鲁对西德立场的支持对于问题的解决都是至关重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956年底，尼赫鲁在杜塞尔多夫机场转机时，阿登纳在机场与尼赫鲁进行了短暂的会谈，在会谈中阿登纳要求尼赫鲁利用其影响力推动联合国和苏联在促进德国统一上有所作为。阿登纳也希望尼赫鲁能对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产生影响。1957年3月联邦德国外交部长海因里希·冯·勃伦塔诺访问印度之后，德国《世界报》对这次访问做了如下评论：在很长时期里，尼赫鲁是世界政治中的关键人物，因此不断地使其知道西德政策的目标和方式是重要的。

　　此外，抵制苏联在联邦德国统一政策上的“负面”影响也是促使联邦德国快速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的重要原因。苏联是民主德国的主要支持者，被视为两个德国的制造者之一，也是联邦德国统一政策实施的主要阻碍者。但是，苏联又是战胜纳粹德国的大国之一，是德国的占领国之一，可以说没有苏联的容忍，联邦德国的存在也是个问题。因此，对于苏联在德国统一问题上与其统一政策“相悖”的举措，联邦德国多是及时以政府“声明”、议会“决议”等形式进行“回击”，而缺乏实际有效的行动。例如，1954年3月23日苏联宣布给予民主德国临时主权(处理国内事务的权力)，4月7日联邦德国议会就针对苏联的这一决定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声称：“联邦德国议会声明，它将永远不会容忍德国的分裂状态或者接受两个德国的存在。它重申在苏联占领区的共产党政权在武力的支持下才能生存，不能代表德国人民。只有联邦德国，这个通过民主和自由选举产生的德国政府，才是唯一有权代表全体德国人说话。”但是，联邦德国这次反应也只是措辞更加强硬而已，与以往没有实质上的区别。这也是哈尔斯坦主义出台后，联邦德国政府宣布不适用于苏联的重要原因。为此，联邦德国在推行其统一政策时既试图抵制苏联的影响，又试图得到苏联的支持。而苏联对印度的经济援助被联邦德国认为是苏联企图影响印度的对外政策，导致印度承认民主德国的攻势。这是联邦德国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抵制苏联对印度经济援助造成的压力，防止印度在苏联经济援助的“利诱”下承认民主德国是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的预期目标之一。

　　苏联与印度的经济联系开始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斯大林的继任者赫鲁晓夫认为对印度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可以帮助尼赫鲁巩固其主张的不结盟主义政策，避免印度被美国拉拢过去，从而增加苏联与美国争斗的成本。1953年12月，苏联与印度签订了第一个贸易协定，协定除了列出双方的贸易种类外，在其特别条款中还规定了苏联对印度提供技术援助、苏联在印度设立常驻贸易机构。1954年年中，苏联向印度政府表示对于与印度合作，帮助印度建立一个钢铁厂感兴趣。据此，1954年9月10日印度政府向苏联政府发出邀请，请求苏联政府派一支专家团队到印度进行考察、研究帮助印度建立一个钢铁厂事宜。1955年1月13日，苏联专家完成建立钢铁厂的初步项目报告，1月27日印度政府批准该报告，随后印度政府和苏联政府就建立一个初期年产100万吨钢铁的钢铁厂签订协议，1955年3月14日双方专家选定印度恰蒂斯加尔邦的比莱为苏联即将帮助援建的钢铁厂地址。印度与苏联之间的往来引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恐慌，当然也包括联邦德国。尤其继1955年6月印度总理尼赫鲁率领一个印度代表团对苏联进行为期16天的访问之后，作为回访，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赫鲁晓夫率领的一支规模庞大的苏联代表团，于当年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对印度进行的为期27天的访问①，震惊了西方世界，特别是搅动了联邦德国人的神经。阿登纳特意在其回忆录中提到，苏联领导人的这次访问“受到印度人民和政府的盛大欢迎”，“尼赫鲁对苏联的和平誓言表示出某些向往，并且似乎深受苏联‘成就’的影响”。联邦德国认为苏联会以经济援助为武器向印度施加压力使其承认民主德国，这是它不能容忍的。赫鲁晓夫的这次访问，使联邦德国在感受到巨大压力的同时，也找到了抵消这种压力的途径，那就是快速回应印度的诉求，即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联邦德国很快行动起来，1955年12月就与印度政府达成了“哈尔斯坦主义”框架协议，就此开启了联邦德国与印度的官方经贸关系，也拉开了从1956年开始的联邦德国对印度大规模经济援助的大幕。

　　①  访问从1955年11月18日到12月14日，代表团成员还包括苏联外交部人员、中亚各加盟共和国的代表，以及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和文化的人。(参见尼基塔·谢·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三卷《国务活动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2573-2574页) 

　　由此可以看出，联邦德国响应美国的“召唤”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与联邦德国出于自身的重大利益关切而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这二者之间是高度重合的。

　　联邦德国对于印度在维护其德国统一政策方面给予极高的预期，概括起来主要有：(1)使印度成为联邦德国统一政策的国际代言人和宣传员。对此联邦德国在与印度关于经济援助的谈判中都对印度屡屡明示或暗示。(2)通过印度使受印度影响的周边国家乃至其他发展中国家承认联邦德国。印度是1949年9月联邦德国成立时第一个承认它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民主德国印度却没有这样做。受印度影响，缅甸和锡兰(期里兰卡)也先后承认了联邦德国。联邦德国对此很看重，在1951年获得建立外交部的权力后，即着手筹建联邦德国驻印度大使馆事宜，并选派对印度友好的人士担任联邦德国驻印度大使。联邦德国并据此认为，如果印度认可其德国统一政策，印度周边国家诸如缅甸、斯里兰卡、巴基斯坦、泰国、阿富汗也会受其影响认可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3)使印度成为向苏联传递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的传声筒，从而使苏联接受其德国统一政策。(4)通过对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改善德国在二战中的不良形象，在国际上树立起联邦德国是负责任国家的形象，提高联邦德国的国际地位。(5)阻止印度承认民主德国。实际上，关于最后一点，在1956年7月尼赫鲁访问联邦德国时，阿登纳表示希望尼赫鲁利用其在联合国和万隆会议上的影响力维护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以及联邦德国承诺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后，尼赫鲁拒绝了民主德国向其发出的1956年访问民主德国的邀请。这是联邦德国把对印经济援助作为维护其德国统一政策工具的首次成功“实践”。

　　出于以上的预期，印度成为联邦德国在亚洲进行经济援助的第一个受援国，也是整个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对外援助最多的受援国。

　　三、促进联邦德国在印度的经济扩张 

　　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除了前述的追随美国对印度的经济援助政策、推行其德国统一的政策以及抵制苏联对印度经济援助的影响等这些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促进联邦德国在印度的经济扩张方面的考量。

　　联邦德国既是以工业立国又是以贸易立国的国家，其工业产量和生产能力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均已居世界第三、西方集团第二，贸易总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对外贸易在联邦德国工业乃至其经济持续发展和繁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外贸易对联邦德国就业的贡献率大，因而对联邦德国社会稳定也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稳定的国际市场则是德国外贸稳定的关键，而发展中国家在其贸易平衡中占重要地位。联邦德国贸易盈余的一半来自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

　　印度丰富的矿产资源和自然资源，拥有居于世界第二的4亿多人口，带有严重前殖民地经济特点的极其薄弱的工业经济基础，以及印度政府正在进行的处于收尾阶段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年4月1956年3月)和正在筹划中的以发展重工业和基础工业为经济政策重点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年4月1961年3月)①对国外技术和资金的渴求，都使印度成为一个对西方国家具有吸引力的、有利可图的原料产地和极具潜力的商品、技术、资金消费的庞大市场。这些对于以冶金业、机械制造业等重工业的生产和出口闻名于世的联邦德国来说也极具诱惑力。

　　①  1956年4月，印度政府公布了《1956年工业政策决议》，提出加大政府在重工业、基础工业领域的投资。 

　　早在1956年联邦德国开始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之前，经济恢复不久的联邦德国经济界已经在设法打开印度市场，当时印度已有10%的工业品来自联邦德国，印度已经成为德国商品的第二大购买者。德国经济界把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作为德国产品进入印度、打开印度市场的契机。针对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联邦德国外交部一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在印度这样一个面积和人口体量的国家，拥有巨大的经济潜力。……我们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会影响其他所有方面。” 联邦德国工业界要求政府出面组织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以使印度购买德国工业设备，从而支持德国工业。联邦德国政府认为，德国援建印度的项目使用德国产的设备、零部件以及原料，将会为德国相关产品进入印度打开渠道，对印度的经济援助也会创建加强两国未来贸易纽带的另一种途径。一位德国工业家在接受采访时也说到，通过援助项目，德国的商品可获得证明自己的机会。印度的工程师、商人、学生、农民等将熟悉德国设备，如果他们使用它(德国设备)、面对它以及在操作中观察它，那么德国设备显示的效果将会极大地影响数量可观的印度人，促使他们渴望“德国造”商品。这样，德国的工业就可以在以后印度经济的发展中获得一个真正的立足点，而这个立足点是通过其他任何途径无法得到的，难怪《联邦德国对印度经济援助》一书把联邦德国向印度提供的资金和技术援助说成是德国经济侵入印度的特洛伊木马。实际上，被称为联邦德国对印度经济援助的标志性项目，也是当时联邦德国对印度实施的最大援建项目鲁尔克拉钢铁厂，其使用的绝大多数设备、部件都不实行招标，而是采购自联邦德国。这极大地促进了联邦德国重工业在印度的扩张。

　　此外，联邦德国的私人工业部门也要求政府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私人工业部门认为没有联邦政府组织的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德国的工业在与其他国家的竞争中不会取得优势地位。而且据联邦德国有关经济部门预测，西方国家之间对欧美市场的争夺异常激烈，未来德国商品的市场需要去其他地区开拓，印度就是亚洲最好的市场。

　　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的经济援助也会促进联邦德国资本在印度的扩张。联邦德国在印度援建的重工业项目所需的资金，大多使用的是联邦德国的贷款，按照贷款协议，这些贷款用来购买联邦德国的设备、部件，等于促使印度用联邦德国的钱购买联邦德国的商品，这促进了德国资本的输出。而且，这些贷款的利息并不低。例如，1958年2月26日联邦德国政府与印度政府签订的第一笔用于建造鲁尔克拉钢铁厂的贷款合同，这笔贷款合同的贷款总额按当时美元与马克的汇率为1.666亿美元，为期3年，利息高达6.3%。而1960年5月27日德印两国政府签订的用于印度从联邦德国购买设备和机器的一笔总额为3 150万美元、为期20年的贷款合同规定，这笔贷款的利息为6.5%。

　　其实，联邦德国与印度之间早就有经济联系。有据可查的德国公司在印度最早的经济活动是1866年左右西门子电气在印度设立分公司。此后，到19世纪末拜尔(Bayer)和霍斯特(Hoechst)两个化学公司把业务扩展到印度，1937年杜伊斯堡德马格起重机有限公司(Demag Aktiengesell-schaft of Duisburg)在印度建立过一家分公司。不过，由于1947年之前印度属于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德国在印度的经济活动进行排挤，德国与印度之间没有官方的经济联系，经济联系仅限于私人之间，联系少且松散。1949年联邦德国成立后，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恢复被战争摧毁的经济，本国资金极其缺乏，自身难保，需要美国的经济援助才可恢复，无从谈起对外提供经济援助和发展与印度的经贸关系。如前文所述，经过建国后几年的发展，到1952年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并趋向繁荣，德国的私人企业开始积极谋求到印度开拓市场。与此同时，印度也在寻求联邦德国企业到印度发展。但是由于联邦德国此时还不具备完全主权，联邦德国企业处于跃跃欲试而缺乏实际行动的阶段。1953年，印度生产部长在访问联邦德国时德印双方签署了备忘录，指定两家联邦德国曾经享誉世界的老牌重工企业克虏伯钢铁公司和德马格起重机有限公司为印度一个投资8亿卢比、年产50万吨的公私混合钢铁厂提供咨询，咨询费为2 100万卢比。这是二战后德国企业在印度恢复经济活动的开始。这两家企业成为1956年联邦德国开始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的主项目，也是联邦德国对外经济援助的最大援建项目——鲁尔克拉(Rourkela)钢铁厂的主要承担者。

　　四、结 语 

　　从以上对尼赫鲁执政时期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的原因分析可以看出，服从联邦德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追随美国的对印经济援助政策为联邦德国向印度进行经济援助提供了最初的动因；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符合联邦德国的重大利益关切，即维护并推行其关于德国统一的政策决定了联邦德国对印进行经济援助的规模和力度；抵消苏联对印度经济援助的影响发挥了促使联邦德国在1956年迅速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的催化剂作用。而扩大联邦德国商品在印度的市场则是其经济援助政策能够获得联邦德国经济界支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在这几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在1956 1963年间，联邦德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第二大援助国，而在所有对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国家中是居于美国、苏联之后的第三大援助国。

　　不过，随着联邦德国的重大利益关切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以上因素在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着变化。有的因素不存在了，比如，利用对外经济援助推行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这一因素，在1969年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出台特别是在1972年《两德交通条约》签订后就不存在了；抵制苏联共产主义影响，对冲苏联对印经济援助给联邦德国统一政策造成的“负面”影响这一因素随着1960年代中期后苏联与印度关系的进一步紧密，其作用下降，在1990年苏联解体后也不存在了。但有的因素则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长期存在。例如，联邦德国在其外交事务中响应、追随美国的原则，在整个冷战时期不曾改变，冷战后由于联邦德国在国家安全、国际地位的提升等领域依然依赖美国，对联邦德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印度政策的影响或多或少依然存在。在援助印度以抵消苏联对印度的影响方面，随着德国统一、苏联解体，其目的不再与德国统一有关，而是与对冲俄罗斯在印度的影响力等地缘政治、国际关系有关，因而将长期存在。在援助印度以抵制中国的影响力方面，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因素虽有所下降，但依然是重要因素，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援助印度成为德国向国际社会标榜其支持民主制度的“一张牌”；同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援助印度则成为德国试图平衡中印之间力量、在与中印双方的交往中获取最大利益的工具，因此这一因素也将长期存在。而经济方面的因素，尽管在联邦德国对印度进行经济援助的一段时间内，特别是1969年之前处于次要地位，但它属于德国对印关系中的“常数”，且随着联邦德国对印度的政策中政治目标预期的改变或相对降低，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呈增长之势。这对于我们认识当今乃至以后的德印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王宏波,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