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涛：二战以来欧美学界的大西洋史研究

　　21世纪以来，欧美史学界对大西洋史学的发展前景莫衷一是。本文主要考察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大西洋史的发展脉络、研究路径及其反思和转向。 

　　20世纪初，在历史学这门学科之外，有利的外部条件鼓励着欧美历史学家反思传统的帝国史观和民族国家史观的不足。欧美历史学家突破民族国家史观和帝国史观的叙事框架，从跨大西洋的政治联盟来阐释近代以来欧洲和美国的政治、历史、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在大西洋史学兴起之前，欧美史学界已对大西洋世界的历史进行研究。二战后，欧美史学家共同推动了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虽然研究大西洋的史学专著相继问世，但欧美史学界并未把大西洋史当作一个新兴的研究分支。大西洋共同体意识的兴起对于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也起到了助推作用。在历史学学科内部，几个重要因素直接推动了大西洋史研究在欧美史学界的兴起。 

　　在大西洋史研究的兴起过程中，伯纳德·贝林是重要的先驱人物之一。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史研究的启发，贝林尝试探索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 

　　在研究方法上，贝林主张从动态的而非静态的视角研究大西洋世界的历史。受布罗代尔地中海史研究的启发，贝林把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整体。在研究17世纪的大西洋贸易时，他指出，英国、法国、荷兰等传统欧洲殖民帝国与美洲之间建立的大西洋贸易网络促进了“新旧大陆”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此外，他强调大西洋世界是一个密切联系的区域性整体，且是不断变化的。贝林还研究了17世纪英属北美新英格兰商人的大西洋贸易。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他把研究兴趣转向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史，并分析政治思想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传播。贝林和其他研究政治观念在大西洋世界中传播的学者直接推动了共和主义在欧美史学界的复兴。在他的推动下，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主题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他对大西洋史的初步探索为大西洋史在欧美史学界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中期，大西洋史学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吸引更多历史学家从事相应的研究。邓恩和格林在大西洋史研究领域不仅出版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学术专著和论文，而且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大西洋史学家。在他们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青年历史学人把大西洋史当作自己的研究领域。80年代，大西洋史领域的著述在欧美史学界不断涌现。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中期，贝林尝试把研究兴趣转向美国早期史领域的移民史，试图探讨美国革命前夕英国移民前往北美13个殖民地的经历。他把英国国内以伦敦和其他大城市为中心的城镇当作中心地区，把北美殖民地当作欧洲大城市在“新大陆”的延伸。不过，这种中心—边缘模式的研究方法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它只分析了英帝国中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口变化如何影响英帝国国内的人民。 

　　在从事移民史研究的过程中，贝林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定期组织“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研讨班，鼓励更多青年历史学家从事大西洋史研究。1995年到2010年，在贝林的主持下，该研讨班不断扩大影响力，进一步推动欧美史学界的大西洋史研究。与此同时，贝林继续探索移民史。在研究方法上，他不再坚持中心—边缘的英帝国历史叙事。通过采用大西洋视角，他试图把非洲、西欧、加勒比海地区、拉丁美洲和北美洲结合在一起，进而突破以英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方式。但是，贝林所倡导的大西洋史依旧是以盎格鲁—美洲世界为中心的。 

　　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大西洋史学逐渐走向繁荣，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大西洋史的研究路径变得更加具体。其次，大西洋史的研究主题不断扩大，在地理空间上不断拓展。最后，大西洋史逐渐成为欧美史学界的一个新分支，而且各大高校和研究机构纷纷开设大西洋史的课程，设立相关的研究项目。 

　　尽管如此，大西洋史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方面仍然存在局限性。相关研究成果主要围绕英国大西洋世界展开，说明欧美历史学家在批判民族国家和帝国史学叙事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帝国和民族国家的研究视角。在研究主体上，大部分学者以欧洲人为中心，忽视了非洲人和土著印第安人等其他族群的学者在大西洋世界中的主体性。 

　　当大西洋史研究繁荣发展时，欧美史学家开始对它提出质疑和批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大西洋世界既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也不是一个真实的统一体。第二，大西洋史学家人为地割裂了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而大西洋从来就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海洋。第三，大西洋史是帝国史的伪装，只不过它比传统的帝国史或民族国家史更能让欧美历史学家接受。第四，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学者认为大西洋史过于强调沿海地区的人们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却忽视了美洲内陆上生活的印第安人与大西洋世界的联系。第五，许多研究大西洋世界的论文和专著过于强调区域之间的跨大西洋联系，却忽视了这些联系对各个区域内部历史的影响。 

　　2006年10月，《威廉和玛丽季刊》组织了一场圆桌讨论会，反思大西洋史学的不足和研究前景。2009年，美国史学界出版了两本反思和批判大西洋史研究的论文集，一本是由贝林主编的《大西洋史的回响：潜在结构与思想潮流》，另一本是由格林和菲利普·摩根共同主编的《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贝林为前者撰写了导论，阐述他对大西洋史研究的深刻反思。在研究方法上，该书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对某些传统的研究主题进行更深刻的阐释。在研究主题上，该书探讨了一些不太为先前研究所关注的主题。该书的出版，说明大西洋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走向更加深入。需要指出的是，该书对大西洋史学的反思依然存在局限。 

　　与此相比，《大西洋史：一种批判性的评价》讨论了以民族国家和帝国为中心的大西洋世界。不过，该书的研究重心依然是欧洲与大西洋之间的联系。此外，该书还尝试讨论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在争夺历史书写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大西洋史与陆地史、半球史和全球史互为补充。 

　　该书的出版说明大西洋史研究存在诸多问题。其一，虽然一些欧美大西洋史学家对传统的以帝国或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模式进行强烈批评，但部分学者仍然不愿抛弃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其二，大西洋史学家主张扩大大西洋史的内涵，拓展大西洋世界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但是，收录在这本论文集中的论文在这方面乏善可陈。其三，大西洋史学家试图突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书写，但研究重心依旧集中在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历经反思和批判之后，欧美大西洋史学家尝试进一步推动相关研究。大西洋史学开始发生重大转向，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倡导研究大西洋与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积极推动跨洋史研究。越来越多的欧美大西洋史学家不再把大西洋世界视为一个封闭的地理区域，而尝试把大西洋与印度洋或其他海洋之间的联系整合在一起。 

　　其次，主张把大西洋世界的历史置于全球视野下进行研究，以弥补大西洋视角的不足。再次，坚持半球取向，并尝试把南半球和北半球之间的历史整合起来。 

　　另外，大西洋史研究主张把海洋史和陆地史结合在一起。跨洋取向、陆地取向、半球取向、全球取向的流行，为大西洋史学重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最后，在研究方法上，阿米蒂奇提出了三种补充性的研究路径，为大西洋史学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这三种研究路径分别是亚区域或次级区域的大西洋史、海底的大西洋史和超区域的大西洋史。这三种研究路径的提出有助于拓展大西洋史的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发生重大转变后，大西洋史学依然充满生机。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大西洋史研究对布罗代尔所倡导的地中海史进行了借鉴和批判，并在欧美史学界迅速发展壮大，但这种史学思潮存在明显的局限。自21世纪初以来，受全球史和跨国史的冲击和影响，欧美史学家对大西洋史进行调整，试图使其重新焕发活力。尽管研究地域存在差别，但大西洋史可以与帝国史、民族国家史和全球史形成互补，弥补后三种史学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