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天宜：坦桑尼亚设拉子人身份认同转变及其影响探析

　　内容提要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地区的设拉子人是斯瓦希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民族。该民族以斯瓦希里语为载体，具有多元性的特点，在坦桑尼亚政治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设拉子人身份认同在不同时期有着较大差异，整体上呈现出“分歧—分化—统一”的民族构建轨迹。设拉子人的身份认同，也从政治身份认同回归到文化身份认同。坦桑尼亚执政党应重视设拉子人文化身份的构建，这也是未来桑给巴尔地区政治稳定的重要一环。 

　　关 键 词：非洲政治 斯瓦希里文化 桑给巴尔 设拉子人 身份认同  

　　坦桑尼亚是1964年由坦噶尼喀与桑给巴尔联合组建的国家。设拉子人（Shirazi People）是坦桑尼亚的第二大部族，在一些文献当中又被称之为斯瓦希里人（Swahili Group），主要分布于坦桑尼亚大陆沿海地区与桑给巴尔地区。在对于坦桑尼亚设拉子人的定义中，学术界普遍认为设拉子人是民族间通婚且在斯瓦希里文化作用下的民族。随着历史的演变，设拉子人开始将自己的身份追溯至“来自波斯设拉子地区移民的传说”，这种“传说”在桑给巴尔设拉子人认同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设拉子人身份认定最为核心的部分。从现实意义上而言，斯瓦希里人、设拉子人或是阿拉伯人的身份并非源于种族意义，在斯瓦希里世界观中，他们都代表着自己是斯瓦希里社会的一员。  

　　本文以斯瓦希里文化下坦桑尼亚设拉子人身份构建转变作为主视角，探讨设拉子人身份转变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当下学术界对于桑给巴尔“政治时代”（Zama za Siasa）最常见的叙事方式是以革命叙事为主线展开。该叙事主要是以坦桑尼亚政府叙事为主导，强调独立前的桑给巴尔是非洲人的“反殖民斗争”与“英国殖民政府操纵下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对抗，从而展现桑给巴尔革命的正当性。时至今日，桑给巴尔官方仍然采用这种革命叙事的方式来诠释桑给巴尔的当代政治危机。国内学界对于坦桑尼亚独立后的民族构建研究集中于坦桑尼亚大陆地区，对桑给巴尔地区民族身份构建的研究尚未超越官方主导叙事。 

　　本文以“政治时代”为界，将坦桑尼亚的设拉子人身份转变划分为三个阶段。那么，如何理解设拉子人这样一种文化型的身份在政治中的转变，不仅有助于厘清何谓设拉子人，也有助于我们更好了解当今桑给巴尔地区的政治格局的复杂性。 

　　前“政治时代”的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分歧 

　　桑给巴尔共由两个主要岛屿——温古贾岛（Unguja）和奔巴岛（Pemba）及多个小岛构成，其政治与经济核心区域为温古贾岛。在英国殖民政府统治时期，桑给巴尔如同英国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一样，通过种族划分的方式让当地人行使有限的政治权力。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阿拉伯人协会（Arab Association）与印度人协会（Indian National Association）便已成立，其主要目的分别是争取阿拉伯地主阶级与印度商人阶级的利益。英国人将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分为三种：奔巴设拉子人（位于奔巴岛）、图姆巴图设拉子人（位于温古贾岛北部）和哈迪木设拉子人（位于温古贾岛南部）。 

　　1926年，英国政府在桑给巴尔设立立法议会，并赋予它建议权和有限立法权。与英国在非洲大陆其他地区的类似机构一样，桑给巴尔立法议会的代表按种族分配，立法议会历史意义在于维护殖民政府统治的同时“帮助创造政治种族”。桑给巴尔组建的非洲人协会（African Association）隶属于坦噶尼喀非洲人协会，成立于1934年。设拉子人协会（Shirazi Association）成立于1940年，主要代表奔巴设拉子人的利益，其成立动机恰恰是为了表明“非洲协会并不代表这个岛上的本土人”，与大陆非洲人进行区分。正如坦桑尼亚学者谢里夫所指出的，桑给巴尔种族类别下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非洲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建构。英国殖民政府认为非洲人与设拉子人分属两个种族，但在立法议会上关于非洲人的政治权利基本上都会被赋予在设拉子协会上，这让非洲人协会感到非常的不满。非洲人在自己的宣传刊物《祖国报》（Afrika Kwetu）上认为，“当我们称‘非洲人’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所有非洲人，是那些奔巴人，是那些图姆巴图人和居住在桑给巴尔的非洲人。他们是素丹殿下的臣民，应该来自非洲大陆。” 

　　这说明，实际上早在“政治时代”之前大陆非洲人尝试构建一种包含设拉子人的“非洲人”概念，而其目的是为了将桑给巴尔本身固有的桑给巴尔文化视为非洲文化。在非洲人协会乃至后来的非洲-设拉子党看来，他们从未将设拉子人或阿拉伯人视作斯瓦希里文化的组成部分。非洲协会给出的理由则带有种族的隐喻，“真正的桑给巴尔人起源于非洲大陆，所以每个人的祖先都可归于大陆部族”。恰恰正是这种官方叙述，让诸多学者在考察桑给巴尔政治发展过程中会或多或少忽略设拉子人的地位，将设拉子人简单视为非洲人。 

　　表1：1924-1948年桑给巴尔本地人人口调查情况 

　　资料来源：Zanzibar Protectorate, Notes on the Census of Zanzibar Protectorate 1948, Zanzibar: Government Print Press, 1953, p.12 

　　从表1可以看出，在1924年，被英国殖民者视为“本地人”的桑给巴尔人中，自称斯瓦希里人的人数为33944人，但到1931年只有2066人，1948年他们的人数进一步下降到290人。同样急剧减少的还有对设拉子人的认同，1931年绝大多数人还自认为是设拉子人，但到了1948年这一人数减少至175人。由此可以得出，在“政治时代”前，桑给巴尔设拉子人身份的认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斯瓦希里人作为一种民族身份的概念几乎被完全抛弃，而设拉子人则被英国殖民者政治性地一分为三，以地域为界进行了划分。 

　　对于前“政治时代”桑给巴尔设拉子人自我身份认同转变原因，可以分为以下三点： 

　　第一，斯瓦希里人将身份认同与社会地位绑定，主动寻求转变。早先认为自己是斯瓦希里人的当地居民，因为“斯瓦希里”一词与“奴隶的后裔，血统不纯，社会职位低下，不文明且粗犷”相关，在1931年时选择了转变成为设拉子人或是阿拉伯人的身份。实际上，时至今日设拉子与斯瓦希里在学术界也是被交替使用，都指桑给巴尔存在的混血本土居民。这种身份的转变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事实上大多数桑给巴尔人都是混血，难以区分。 

　　第二，设拉子人对殖民政府提供的“身份范式”与自我部族区分的认可。1948年设拉子人身份认同急剧减少，大多数人不再称自己为设拉子人，而是转投英殖民政府所划分的哈迪木人、图姆巴图人或奔巴人。正如谢里夫强调的，“与其说是种族变化无常或是另一轮身份认同，不如说是殖民主义的结果”。英殖民政府将设拉子人划分为亚种族的原因很简单，这是英殖民者在间接统治下的一贯方针，“殖民地国家倾向于处理与行政边界相关的‘部族’”。 

　　表2: 1948年设拉子人对其身份认定的区域分布 

　　资料来源：John Middleton, Jane Campbell, Zanzibar: Its Society and its Politics, London: Institute of Race Rela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7. 

　　第三，身份的变动不仅表现在行政区域的划分，同时体现了设拉子人对于政治的态度。根据表2可以明显看到，哈迪木人与图姆巴图人集中在温古贾岛，而奔巴人基本都位于奔巴岛。这一时期的设拉子人自我身份认定直到独立之前已基本固定。同时，身份的转变也反应在政治地理上的分歧。位置上偏北的奔巴与偏南的哈迪木在对待非洲大陆人的态度上差异较大。例如在1948年的议会讨论当中，英国人计划提升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地位，而抛弃“不成熟（immature）”的非洲人时，“非洲”代表设拉子人阿米尔·塔约（Ameir Tajo）认可这一观点并表示，“非洲人只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才能更好地履行其选举权”，意欲与非洲大陆人划清界限。1948年，温古贾岛石头城发生大罢工事件，这一事件实际上使设拉子人“首次在非洲大陆人中产生了政治上的团结感”。因此，位于温古贾岛石头城的哈迪木人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大陆非洲人。所以，在1948年关于对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人口调查中可以明显看出，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降低伴随着哈迪木人与奔巴人的身份认同的急剧增加，而这种身份的认同更多的是政治上意见分歧的直接体现。 

　　综上所述，前“政治时代”设拉子人对于自身的身份认定划分展现出两大特点： 

　　首先，设拉子人身份认同出现带有西方身份范式的“政治性”。在英国殖民者给予的身份范式中，社会身份被定义为一种具有边界感且相互排斥的术语。殖民地的管理者用西方视角的民族身份划分对待非洲各地方民族，从而在非洲各地区埋下“民族矛盾”的伏笔。不可否认的是，最早宣传“桑给巴尔的利益与政治身份需要以种族来界定”的是非洲大陆人。但就像乌干达学者马穆达尼（Mahmood Mamdani）认为的那样，非洲的地方民族主义是“外国阴谋”的产物。归根结底，这一模式下的身份认同是非洲本土精英被殖民国家操纵的结果。这一时期设拉子人对于自身的身份划分带有政治性的隐喻，但尚未产生激烈的矛盾性冲突。 

　　其次，设拉子人对于自身身份认定具有“灵活性”。根据研究发现，“20世纪50年代，说斯瓦希里语的人很少认为自己是斯瓦希里人，他们经常跨越种族界限”，而这也恰恰可以从1924-1948年桑给巴尔设拉子人对于自身认定的大幅度转变看出。 

　　 “政治时代”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政治分化 

　　1956年，英国人在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Zanzibar Nationalism Party）的强烈要求下，正式提出次年废除代表制，并宣布立法会议代表的席位可以直接由选区公投产生。这一政策的变化宣告1957年桑给巴尔“政治时代”的到来。 

　　设拉子人在身份认同的政治性变化上共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57-1959年，这一时期设拉子人愿意同非洲人在政治上进行合作，设拉子人内部意见较为统一；第二阶段则从1959年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Zanzibar and Pemba People’s Party）成立到桑给巴尔革命，这一时期设拉子人被完全分成两个阵营，一部分人选择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合作，另一部分人则选择与非洲人合作。 

　　在第一阶段当中，设拉子人希望同非洲人进行合作，但奔巴人则试图建立属于设拉子自身且有竞争力的政治力量。奔巴人一方面介于种族之间的冲突无法认同阿拉伯人为主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同时由于文化身份的差异无法认同非洲人所组建的非洲-设拉子联盟（Afro-Shirazi Union）。为了维护奔巴人的利益，同时在政治选举中占得一席之地，奔巴设拉子人沙姆特（Muhammad Shamte）和阿里·谢里夫（Ali Shariff）曾在1956年到1957年间通过在奔巴岛建立短暂的政治团体“人民党”（Ittihad ul’ Umma）用以参与1957年的选举，并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赢得了在奔巴的全部2个席位。随后，奔巴政治领导人在塔约的劝说下选择加入非洲-设拉子联盟，而也正是因为如此，非洲-设拉子联盟正式更名为非洲-设拉子党（Afro-Shirazi Party），只不过奔巴的设拉子协会仍然保持着半独立状态。1959年，塔约因为党内分歧与非洲-设拉子非洲大陆领导人发生冲突，最终结果是导致非洲-设拉子党内颇具威望的设拉子领导人塔约、沙姆特和阿里·谢里夫集体退党，另组建成立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的成立同时也是对非洲-设拉子党的奔巴设拉子部拆分的结果。 

　　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主要由来自奔巴岛的设拉子人组成，其建党宗旨是保障奔巴人的政治权利。从表面上看，这是非洲-设拉子党党内的矛盾，但从根本上而言，非洲人与设拉子人的分裂表明，这两个群体已无法就基本的政策问题达成一致。洛夫柴（Michael Lofchie）认为，非洲大陆人与设拉子人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之间即能解决，是桑给巴尔长期存在的问题。“设拉子人往往没有那种非洲人对阿拉伯人的反感。设拉子人认为非洲大陆人应为桑给巴尔的政治暴力事件负主要责任。许多设拉子人持有的偏见，更固化了将非洲大陆人视作麻烦制造者的刻板印象。桑给巴尔的经济问题也加剧了设拉子人对来自非洲大陆廉价劳动力的反感。”以此推之，奔巴设拉子人选择与非洲人割席分坐，实则表现出始终将非洲大陆人视作桑给巴尔的“外来人”。1957年二者的政治联合更像是为达成反对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获取桑给巴尔政治权力所采取的权宜之计。 

　　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的成立宣告设拉子人“政治时代”第二阶段的到来，第二阶段中，设拉子人在政治上被完全一分为二。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事件便是桑给巴尔1961年的大选。英国殖民政府为了推进桑给巴尔独立进度，在此次选举引进了部长制，即控制政府重要部门的部长得以从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议员中产生。这让1961年的选举成为影响桑给巴尔日后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 

　　对于设拉子人而言，1961年的选举还有两点不同：一是大选的选区发生变更，奔巴地区被赋予较大的政治权力。根据英国殖民政府的调查报告，政府拟在1961年选举时将选区及席位由原来的6个扩大为21个选区（其中，8个在温古贾岛农村地区；9个在奔巴岛地区；3个在非洲人聚集的石头新城（Ng’ambo）；1个在石头城城中心），但最后石头城城中心再补进1个选区，成为第22个选区；二是设拉子人终于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政治力量。虽然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的势力范围仅限于在奔巴岛，但他们的政治力量足以影响整个选举的结果。 

　　最终事实证明，在1961年1月非洲-设拉子党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在选区结果以10:9僵持时，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所掌握的3个选区成为选举胜利的关键。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其内部也出现了分裂，沙姆特和塔约正因为与非洲-设拉子党领袖卡鲁姆的敌对关系，选择加入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组成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政治联盟；阿里·谢里夫则选择退出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重返非洲-设拉子党。于是，1961年1月桑给巴尔的大选结果则是以“戏剧性”的11:11结束。随后，英国殖民政府急忙要求在6月举行第2次选举，并在奔巴岛设置了第23个选区，以避免另一个僵局的出现。在奔巴几乎没有政治影响力的非洲-设拉子党如“预期”结果那样，只能维持10个席位（8个在温古贾岛，2个在奔巴岛）；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则得到10个席位（5个在温古贾岛，5个在奔巴岛）；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同样依旧得到3个席位（奔巴岛3个）。最后的结局是非洲-设拉子党以10：13落败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和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的政治联盟。此后，1963年独立前的最后一次大选只是1961年6月大选结果的翻版。 

　　从1957年7月到1963年7月，在六年的时间里，桑给巴尔经历了四次激烈的竞选活动。在这一时期，设拉子人不仅内部存在着分裂，与非洲人的矛盾也达到了巅峰。身为非洲-设拉子党领导层的奥斯曼·谢里夫（Othman Shariff）在立法议会时描述了这种情况：“人们只需在石头新城的任何地方走动，就会听到一大群人每天高呼‘Chachandu Tumenzika’。党内领导人故意在无知的群众心目中灌输仇恨……党内有一些人说，当他们获得‘自由’（斯瓦希里语Uhuru）时，他们会把这些人活活烧死。” 

　　根据选区报告显示，设拉子人政治分歧基本上延续着地域的划分。其中位于温古贾岛的哈迪木人完全支持非洲人所领衔的非洲-设拉子党，而温古贾岛北部的图姆巴图人以及奔巴岛的奔巴人则基本上支持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 

　　这一时期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之间的政治矛盾，是围绕以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领袖阿里·穆辛为主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与非洲-设拉子党领袖卡鲁姆为主的非洲民族主义之间对抗下的产物。在整个“政治时代”，设拉子人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同，已经被其“政治身份”的所代替。桑给巴尔的政治分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非洲大陆在独立时期的地方民族主义，而这其中最直接的影响莫过于殖民地对其的影响。达累斯萨拉姆学派奠基人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认为，许多“传统”文学的创作表明了一个片面的、单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欧洲人“发明”了僵化的种族身份，而非洲人仅仅是“接受”了他们，放弃了他们更古老、更灵活的身份概念。这种解释的前提仍然建立在英国殖民者对其思想上的影响，然而，对于桑给巴尔“政治时代”而言，其政治方面的分歧不仅仅来源于西方，同时还受到来自中东的泛阿拉伯主义以及非洲大陆的泛非主义影响。根据格拉斯曼（Jonathon Glassman）的研究，设拉子人在“政治时代”对于设拉子民族主义的论述“若采用外来思想则必然不会被当地人所接受”。所以，引起桑给巴尔政治身份冲突的爆发点是根植于桑给巴尔本土文化的政治宣传。谁才是桑给巴尔真正的本土人成为桑给巴尔“政治时代”的核心问题。在对1961年桑给巴尔大选后的冲突调查中，调查委员会主席斯福斯特-萨顿爵士（Sir Stafford Foster-Sutton）用“言语轰炸”（bombardment of words）这个短语来解释桑给巴尔内部冲突的直接原因是政治宣传，而不是“任何人、任何团体或任何政党有预谋的阴谋的结果”。所以，在整个“政治时代”，桑给巴尔文化中一直存在着对立的想象，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部分成员通过伊斯兰教来制造排斥大陆非洲人的沙文主义，而非洲人同样通过非洲民族主义的团结排斥阿拉伯人。  

　　这实际上也正是桑给巴尔政治中一个有趣的现象。当学者们通过大量报纸、档案等一手材料试图还原桑给巴尔“政治时代”原貌时，实则不自觉的还原且强化了历史语境下的桑给巴尔存在的矛盾，却忽视了这种政治矛盾背后的原因。当我们批判性的看待桑给巴尔“政治时代”各方代表的宣传时，可以清楚的看到，作为桑给巴尔事实本土人的设拉子人实则处在一种失语的状态。设拉子人只是在桑给巴尔政治宣传与权力的斗争中随波逐流，择木而息，并没有明确的政治方向。 

　　设拉子人的政治定位实则又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没有宏大政治理想，缺乏完善政治理念的“骑墙派”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其党派背后所代表的利益究竟是个人还是集体？曾是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的马克思主义者巴布（Abdullah M. Babu）认为，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的加入是导致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分裂的重要原因，因为这是“党内左派与右派之间无法挽回的斗争结果”。倘若“政治时代”下，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的利益由个人所主导。那么，我们再度审视这段历史时，应对政治事件中的个人决策与集体推动做出区分。沙姆特所追求的是政治利益最大化，在“政治时代”，他只选择“胜利的一方”。于集体而言，这恰恰表明设拉子人对于自身的认同始终具有自我矛盾性，这种矛盾性是西方政治文化与斯瓦希里文化矛盾的产物，导致设拉子政治身份同时兼备西式的“固化”及斯式的“随意”。 

　　正是由于桑给巴尔事实存在非西方范式的政治身份，同样迫使我们产生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桑给巴尔“政治时代”存在的对立想象？或许正如谢里夫所言，“种族身份是人们对自己或他人的形象，用这些肤浅的思想来分析历史，是‘书写表象的历史’”。种族身份的对抗就像民族主义一样，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从而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使得桑给巴尔出现种族与阶级的对立。单纯强调这种对立实则忽视了设拉子人身份的特殊性，在对桑给巴尔乃至非洲的历史背景分析时禁锢于西方视角。这也导致后世学者无法解释甚至回避“政治时代”后，设拉子内部的地方民族主义分歧戛然而止的原因。 

　　后“政治时代”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统一 

　　1964年1月12日由奥凯洛（John Okello）为首的一支武装力量，推翻了桑给巴尔独立后组建的联合政府。桑给巴尔革命之后，非洲-设拉子党领导人卡鲁姆回到桑给巴尔，革命后100天——1964年4月26日，桑给巴尔选择与坦噶尼喀联合组建成为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政权完全掌握在了非洲人手中。 

　　随着坦桑尼亚的建立，为了政权的稳定性，对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统一成为革命后桑给巴尔地区民族构建的核心部分。卡鲁姆采取了三种方式将设拉子人身份与非洲人身份统一： 

　　第一，通过集体认同感的方式将设拉子人身份模糊化。卡鲁姆在桑给巴尔地区对于设拉子人的做法与尼雷尔在坦桑大陆所做的策略相同。桑给巴尔革命之后，非洲-设拉子党“利用当地语言，通过特定的文化、图像、隐喻”将非洲人定义一个整体，并从事实上改善了设拉子人复杂的社会身份。根据革命意识形态，种族和“部落”身份是殖民地强加的，必须废除这种种族之间的区分，新政权试图建立一种非洲化作为集体认同感。在新政府的认知当中，所有居民都应该是非洲人，“其主要针对的是阿拉伯人、南亚人”，而设拉子人自然而然被定义为非洲人，从而在革命叙述之下深化了其自身的“非洲性”。 

　　第二，通过行政手段强行将设拉子身份排除在桑给巴尔政治之外。1970年1月，卡鲁姆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发表了《设拉子的身份不是桑给巴尔人民的遗产》（Ushirazi Sio Asili ya Watu wa Zanzibar）演讲。在这篇演讲之中，卡鲁姆认为，设拉子身份是英国殖民政府故意捏造出来的，意在制造桑给巴尔的分裂。随后，卡鲁姆宣布设拉子身份为非法，这是他尝试通过行政消除桑给巴尔分裂隐患的手段。 

　　第三，借助非洲民族主义的历史叙事将桑给巴尔政治简化为二元结构，设拉子人被纳入非洲人范畴，最终呈现出桑给巴尔独立前的政治斗争是阿拉伯人与非洲人之间的对抗。这种历史叙述的态度被编写入当地中学教材当中，成为该地区历史叙述的主旋律。这一进程随着1977年坦桑大陆的坦盟与桑给巴尔的非洲-设拉子党合并之后加快，政府利用文学叙述方式加强对桑给巴尔革命中非洲人重要性的描绘。20世纪80年代后，桑给巴尔本土教材中选材的两本书《福阿德勋爵的房子》（Kasri ya Mwinyi Fuad）和《苦涩的甜蜜》（Asali Chungu），都勾勒出桑给巴尔独立前的种族不平等，从而证明非洲人革命的正当性。压迫者是对非洲人抱有种族主义仇恨的阿拉伯人与英国人，而受压迫的非洲人自觉团结起来支持他们的正义解放事业，而对阿拉伯人同情的人都注定只能接受苦涩的结局。两本书同时反映出桑给巴尔革命以来执政党将革命定义成“非洲解放，把非黑人拒之门外”。与此同时，坦桑尼亚建制派学者代表马普鲁伊（O. R. Mapuri）将压迫者限定为“阿拉伯人而非桑给巴尔本土人（设拉子人）”。这充分证明非洲-设拉子党一直以来的叙述方式——设拉子人属于非洲人的一部分。在该叙事逻辑之下，桑给巴尔独立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和桑给巴尔及奔巴人民党组建的政府，与长期以来阿拉伯奴隶贸易和种族歧视等象征性政治联想关联，被描绘成一个非本土创造的外来政权。桑给巴尔革命被简化为二元对立的结构，成为非洲人推翻阿拉伯人外来统治的土地革命。正是在这种反复循环的历史叙述下，桑给巴尔部分知识分子将这部分思想内化，随之转化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大众政治认知。 

　　执政党意图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构建，使设拉子人与非洲人的身份融合而统一。这一政策也得到了良好的反馈，桑给巴尔革命初期，桑给巴尔有42%的人认为自己是设拉子人，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这一数字下降到20%。相比于设拉子人的身份，很多人将自己视为非洲人。 

　　然而，随着20世纪90年代坦桑尼亚从一党制转变为多党制，对于桑给巴尔的革命叙事所产生的身份认同质疑不断增加。在1999年的调查中，27.5%的人认为自己是设拉子人，这一数字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增加。虽然桑给巴尔执政党把桑给巴尔革命变成了从殖民主义和外国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叙事，但对于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而言，过去的历史仍然是一个谜。恰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出生在桑给巴尔的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在《赞美沉默》（Admiring Silence）中谈到桑给巴尔的身份认同时认为，“事实上，我们离‘我们’很远，但我们各自封闭在历史的破屋内，在充斥着狭隘的种族主义怨恨下自我宽恕……我们并非不认识自己，不清楚奴隶制，不理解不公平……但在历史的长河下，我们要说服自己迎接统一的论调”。这种对身份的质疑事实上存在于桑给巴尔的各个地区，“设拉子人的自我身份归属感并未消失”。 

　　作为有着共同文化意识整合为载体的斯瓦希里文化社会，这种自我质疑主要体现在现实层面，过去的政治分歧掩盖了现实利益的矛盾。虽然随着1992年坦桑尼亚宣布由一党制转向多党制的政治变革，桑给巴尔多次出现逢选必乱的现象，而这种政治矛盾并非“政治时代”时非洲民族主义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间的冲突，更多的是桑给巴尔人与坦桑大陆之间的地位争执。笔者认为，这主要出于两点原因： 

　　首先，桑给巴尔的人口结构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后“政治时代”桑给巴尔政权下的“传统敌人”（阿拉伯人及奔巴设拉子人）的数量一直在减少，非洲人口的比例一直在增加。桑给巴尔革命后，卡鲁姆借助大量非洲大陆移民人口填补阿拉伯人、印度人等逃离该国所留下的缺口。所以，单从人口变化看，可以间接证明桑给巴尔当下的政治矛盾并非如独立前一样属于想象中的种族政治分裂。 

　　其次，桑给巴尔的政治分裂主要根源是政治上对坦桑联合理解的分歧，而非身份问题所导致。桑给巴尔在坦桑联合后一直处于政治次级地位，坦桑联合的合法性一直受到桑给巴尔领导人及坦桑尼亚本土学者的质疑，坦桑尼亚开国领袖尼雷尔亦承认大陆与桑给巴尔之间存在政治资源的差距，多党制下选举中爆发的政治问题或许更多体现的是桑给巴尔自身主体意识的增强。 

　　综上所述，后“政治时代”的桑给巴尔在构建民族身份的同时，将设拉子人同时纳入非洲人范畴，但这种范畴本质上仍然是依照斯瓦希里文化的特点进行融合。所以，桑给巴尔乃至现在的坦桑尼亚，其政治结构上的特点所展现更多是文化的同质性。即使在现在，坦桑尼亚执政党依然利用革命叙述的方式，通过改良后的斯瓦希里文化塑造出单一的群体忠诚，从而得以提升桑给巴尔社会融合性，在多党政治的冲击下仍然维持政局稳定。但需要注意的是，文化作为一种动态的现象，会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变化，传统的革命叙述方式已经无法解决曾经的设拉子人在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冲击下，自我政治意识提升带来的困惑。实际上，桑给巴尔执政党已经注意到了类似问题。2015年桑给巴尔大选期间桑给巴尔执政党虽然仍然宣传“永远革命”（Mapinduzi Daima）的口号，但其选举承诺已经从“被压迫者”的革命话语中转变成为促进民生与经济发展，例如为学校提供电脑，为民众承诺提供柏油马路以及新的发电站等等。只是，这种转变并未让当下桑给巴尔的政治危机就此划上句号。当权者如何完善其历史构建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当局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方式。可以说，坦桑尼亚执政党只有提升其执政能力，才是保证未来政局稳定的重要一环。 

　　余论：关于设拉子人身份认同与坦桑尼亚政治发展的思考 

　　现如今，关于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地区政治问题的讨论，被视作身份认同、地方民族主义冲突、政治宗教化等非洲社会问题的一道缩影。但追本溯源来看，在谈论当下桑给巴尔政治问题时，首要问题是对斯瓦希里文化以及桑给巴尔地区设拉子人身份构建的理解。 

　　坦桑尼亚设拉子人身份认同变动的原因主要受政治因素所影响。前“政治时代”出现的设拉子地方民族主义源于英国殖民者的殖民划分。“政治时代”桑给巴尔出现的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和非洲民族主义使得设拉子人内部产生政治认同分裂。但随着桑给巴尔革命之后，桑给巴尔民族主义以及英国殖民者被排除出桑给巴尔，设拉子人的内部分裂戛然而止，开始接受设拉子人为非洲人的身份。然而，这一进程也随着坦桑尼亚政局变动被打乱。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变化随坦桑尼亚政局变化而产生，但身份认同的归属感也由历史发展而融合。换言之，坦桑尼亚设拉子人的身份在历史的长河中，由文化身份认同转向政治身份认同，但也逐渐从政治身份认同回归到文化身份认同。 

　　所以，坦桑尼亚的设拉子人在“政治时代”前后对于自身身份构建的变动体现三个特点： 

　　第一，设拉子人的身份本身具有灵活性。设拉子人仅仅是斯瓦希里文化下的产物，是 “设拉子移民”故事中构建出的民族。所以，独立之后自称设拉子人的人数因政治要求急剧减少，对非洲大陆人，也就是黑人的认同逐步提升。这一转变自20世纪80年代后又发生变化，设拉子人自我身份的认同再一次开始超过对黑人的认同。桑给巴尔的设拉子人重新开始探寻其身份归属。 

　　第二，设拉子人追随政治利益进行身份变动。这种政治诱因不仅存在于桑给巴尔独立之前，在桑给巴尔革命之后，卡鲁姆推行的身份认同激励下同样将“非洲人”定义为一等公民，设拉子人必然会因为身份带来的经济与教育优势而选择改变身份。可以说，设拉子人身份可以为政治利益的推动而变动，这是受其文化型身份的影响。 

　　第三，设拉子人的身份变动开始体现出对国家的认同性。坦桑尼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国家，政府通过采用斯瓦希里文化将不同的民族之间融合在一起。有关桑给巴尔的历史叙述表明，单一学术用语存在多层次的意义和交叉解释。历史上的设拉子问题与现如今桑给巴尔身份质疑存在差异。所以，在分析坦桑尼亚当下身份问题时，不应脱离对斯瓦希里文化的认识。坦桑尼亚通过在达累斯萨拉姆大学成立斯瓦希里语研究院，将斯瓦希里文化这一区域性文化改造成为坦桑尼亚文化的象征。这使得坦桑尼亚的斯瓦希里文化当中蕴含民族国家的认同感。所以，曾经依附于斯瓦希里文化背景产生的设拉子群体，在回归文化身份认同的同时，同样会保留对坦桑尼亚国家身份的认同。 

　　由此观之，当下桑给巴尔政治危机的主要矛盾并不在设拉子人的政治身份问题上，也并非由政治两极分化导致。在桑给巴尔的多次选举过程中，出现这样一种现象：执政党一直试图把自身描绘成坦桑尼亚国家的捍卫者，而反对派则是意图分裂国家的分离主义者。这种说法实则仍然从政治身份认同的角度来思考。需要注意的是，在当下桑给巴尔的政治冲突中，政治身份的冲突不是该地区的根本问题，这场冲突的根源在于两点：一是历史上的坦桑联合问题认识差异，二是坦桑大陆与桑给巴尔地区在政治经济地位的不平衡。桑给巴尔冲突愈发激烈真正的诱因则源于外来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正因为坦桑尼亚设拉子人身份认同的转变具有历史性的变化，所以，当下坦桑尼亚执政党应更注重对于桑给巴尔设拉子人文化身份认同的构建，在尊重伊斯兰文化的基础上，加强桑给巴尔的斯瓦希里文化建设，而不是继续从政治身份认同入手引发对立。 

　　综上所述，在分析坦桑尼亚政治危机时，该地区所独有的文化特殊性不能简单以非洲大陆曾经存在的地方民族主义矛盾来解释。研究坦桑尼亚乃至整个非洲史时，如单纯将一切非洲问题简单化或范式化，抛弃本土文化特点，将政治上的问题与种族或宗教冲突联系在一起使其复杂化，忽略了各地区存在的文化差异。那么，中国非洲史的研究或延续西方研究范式，或成为非洲本土官方史学的复述。学者在需要尊重非洲文化的基础上，重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这样才能得以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真正认清现实问题根本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