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律：近代英国兴衰的历史轨迹

摘要：英国是一个在欧洲地图上处于边缘地带的岛国，1500年后却异军突起，成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国家。但好景不长，1945年后它慢慢退出了世界历史的中心位置。这种大起大落的历史轨迹成为众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英国崛起的原因固然很多，比如天时地利等，但最关键的因素依然是英国在崛起过程中的工业精神。而其衰落的因素虽不胜枚举，“一战”和“二战”都是十分明显的标志性事件，但其根本因素依旧还是英国丧失了其崛起过程中的那种工业精神。因为这种工业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诚实劳动与创新活动的价值。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这种性质的东西得不到尊重，甚至遭到鄙视，那么，这个国家就走上了不归路。或许，这就是英国兴衰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关键词：英国；崛起；衰落；工业精神；

　　英国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不大，虽也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国家，但从未处于欧洲文明的中心区域。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欧洲边缘国家，却在几百年时间内成长为世界性的大国和强国。它一飞冲天后，又在20世纪急速下滑，这种反差巨大的起伏难免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加之新的世界霸权国美国与英国的文化血缘关系，甚至近年来也被一些学者认为已经处于衰落的状态；同时，英语国家组成的“五眼联盟”，依然在当今世界构成某种特殊的势力，在这样一些微妙因素的影响下，对英国兴衰问题的研究也就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了。

地利天时

　　首先谈谈它的兴起。英国能够在近代迅速崛起，笔者认为，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

　　首先是其区位优势。由于英吉利海峡，不列颠群岛成为一个地理位置较为独特的地区，它既能受到欧洲大陆文明进步的影响，又不至于随时受到大陆强权的直接控制。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给英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基础。莫德尔斯基认为，一个能够长期成为领导的国家必须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或许是能够超然海外的海岛型国家；第二，具有一个有内聚力的、开放的、有联合能力的社会；第三，有领先的经济；第四，有能够全球投放的政治战略组织能力。[1]

　　从这个角度看，英国显然是最有利的，它可以很容易控制不列颠群岛并作为自己实施世界政策的基地。英国面对欧洲诸国的角力，可以很巧妙地使自己置身事外，充分获取欧洲各国竞争的红利。然而，英国的地理位置，在中世纪以前，并没有什么优势，一直是欧洲的老少边穷地区，但时代的眷顾——新航道的开辟，使它一夜之间成为航海中枢，正是这种天时，将英国的区位优势逐渐凸现出来。不过，即便有地利天时，能否抓住机遇，还是要取决于它自身的条件。于是，英国一个内在优势慢慢浮出了水面，那就是，它率先构建起现代民族国家。

　　英国能够在近代率先构建现代国家机器，与英国一直以来的有限政府传统有关。有限政府的传统使议会在与国王的斗争中逐步占了上风，法治体系进一步完善，科学和技术也得到了迅速发展，在17世纪中期通过国内事务和宗教的考验而成为一个现代民族。现代英国的兴起，起主导作用的是后面隐含的经济和社会因素：英国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需要一个现代国家，而这样一个现代国家的主权，必须从一个国王或君主手中转移到一个民选的机构中。而17世纪，正是各种条件已经成熟，议会应该水到渠成地接管国家立法主权的时候了。

　　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议会主导立法权的国家，是一个全新的国家，而不是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国家的再版。这个新型的国家，其实质就是现在人们常常称为“民族国家”的东西。而且，在英国这块土地上，这样的一个民族国家有着浓浓的商业气氛和自愿组团发财的特点，因此，法国人轻蔑地将其称为“小店主的国家”，不是没有道理。这一点，从当时英国众多爱国协会的活动就可以看出来。这些爱国协会的使命都是公共性的，它们有意对外，并意在改革国家政府。一些商人建立的俱乐部的目标也非常商业化，那就是要赚钱：“为了我们的国家，通过讲理和举例来阻止消费法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并反过来，鼓励消费英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2]而一旦某些协会具有将爱国热情与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动力，协会的存在及运作方式就会发生改变：“由此，英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仁爱相结合，会在整个王国传播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教导这些年轻人敬畏上帝，同时教导他们的手和手指为国家、为真实而重要的美德而战，我们就可以期待，这种行为能令上天垂青这个国家。”[3]

　　的确，各种爱国协会都增加了商人与政府高官相识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商业活动需要政府的支持，尤其是海外贸易需要皇家海军的支持。哈弗沙姆勋爵的话十分直白：“阁下的舰队和贸易之间关系密切，它们互相影响、不可分离；你的贸易是你海员的母亲和护士；你的海员是你舰队的生命，而你的舰队使你贸易安全和保障，这两者一起，又是英国财富、力量、安全和荣耀之所在。”[4]所以，为皇家海军贡献自己的力量，既是一种热心为公的姿态，也能确保其获得应有的回报。显然，“投资爱国主义”，是一种英国商人式的幽默，但英国人的确将爱国主义也作为一种投资看待（确有很浓的小店主味道），那么，其物质回报也是实实在在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政策是保护其成员的利益，尤其是商业的利益，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质。

　　很多学者认为，这个在1707年由于合并法案，并由汉诺威王室建立起来的国家，社会与政治的基础都非常狭隘，几乎是完全依靠军事力量才得以延续的。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英国的政治被一部分辉格寡头控制，被统治的人们几乎没有多少选择。然而，这些观点忽略了一个问题，即这个几乎是人工制造的民族，由一小部分土地贵族统治，富有侵略性的盎格鲁寡头能够吸引比他们自身基础宽泛得多的民众来支持自己的国家，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质上就是世界上第一部金融军事帝国机器。[5]保持这部机器的有效运转，就能为以工商阶级利益为主导的英国社会提供十分广泛的利益。

　　各种类型从事贸易的人总是支持这个国家机器中最显著的人群，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巨大的数量。或许在18世纪的英国，五个家庭中就有一个依靠贸易和分配为生，他们属于那些从国内和国外的贸易中获取利润的农夫和制造业者中最突出的一个社会群体。[6]

　　之所以出现如此局面，是因为英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规模的租赁已比高额的土地收入更加重要。都铎王朝有关维护财产所有权的禁令以及解除封建武装的措施，使得对金钱的支配占据了对人的支配的优势地位上。甚至在贵族之间的婚嫁中，能否善于经营也成为一个必要的条件。[7]除此之外，英国贵族还与大陆贵族有一种不同之处：他们虽享有政治特权，却不享有财政免税特权，这就迫使他们重视经济活动，想尽办法来改良农业生产，并经营工、矿、商业，以避免经济实力日益增强的中等阶级的竞争威胁，甚至连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也以“农夫乔治”自称。换言之，“搞活经济”已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共识。

　　“搞活经济”与“对外贸易”在英国几乎是同义词。与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的路途遥远，时间漫长，此外，还有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差异，比如语言的不同等，这使国际贸易的成本一般高于国内贸易。但最重要的一点是，国际贸易的风险远远高于国内贸易，因为商人们不知道遥远国度的消费者、市场和政府的情况，无法对抗对方的市场保护措施，也无法避免灾难和政治的不稳定。[8]在这种意义上，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比任何人都更强烈地需要国家，于是，投资民族国家如同投资一项其他的行业一样，是一桩最有利可图的事业。

　　因此，在通向现代化的闸门开启之际，投资民族国家，成为英国发展的基点。这一投资的丰厚回报，就是使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了近200年的霸权优势。

殖民扩张、市场争夺与工业革命

　　英国构建的这种新型国家，本质上是一部金融军事机器，这决定了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这部机器所拥有和控制的资本便会向一切可能增殖的地方扩张。在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工业资本不断通过强力去获取一个又一个的市场，殖民制度便由于这种贸易和航海而被创造出来，殖民者通过世界市场来扶持新兴制造业的成长，并通过垄断这种市场加速资本的积累。就这个角度看，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与殖民扩张密不可分的。[9]

　　在英国，对外扩张意味着战争与贸易的齐头并进，战争的开支与贸易的增长有着一种十分奇特的关系。“光荣革命”之后，英国的军事开支急遽增加。1688－1697年的“九年战争”期间，英国军事开支的债务为16700000镑，1701—1714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其军事债务为36200000镑，1740—1748年的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期间其军事债务为76100000镑，“七年战争”期间其军事债务为132600000镑，而北美独立战争期间其军事债务增加为242900000镑。[10]

　　这种开支增加反映出来的结果是，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的100年间，从一个无足轻重的孤立国家一跃成为一个在军事和外交上拥有重要地位的世界大国。什么原因导致这种变化？查尔斯·泰勒的看法是，英国成功地参与了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战争造就了国家，国家成就了战争”。[11]这样的看法固然有其道理，但未免失之偏颇，因为英国的战争不是没有长远战略意图的战争，而是与贸易和国家富强联系在一起的战争。早在1672年，乔赛亚·柴尔德爵士（Sir Josiah Child）在一封信中就写道：“英格兰无可怀疑的利益就是贸易，因为只有贸易才能使我们富裕和安全；没有一支强大的海军，我们将成为邻国的捕食对象，而没有贸易我们则既没有水手也没有舰队。”[12]英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一个取向，在克伦威尔和复辟王朝时期就已经清晰可见，那就是：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英国必须富裕，而获得财富的最好办法是通过成功的海外商业，这就需要占有和利用殖民地；为了进行海外及殖民地的贸易，拥有一支巨大的商船舰队至关重要，同时还需要强大的海军，而只有富裕的国家才能够维持和支撑一支足够强大的海军舰队。

　　这样的看法得到很多数据的支持。在此期间，英国公共开支的75％用于战争，而更高的税收也花在战争运转期间的借贷方面。英国的财政和军事部门成为英国政府扩张的主要部门，而它们并非给公众提供福利服务，而是主管各类资源——钱、物质供应和人力资源，这些对于战争的效率都是极为重要的。[13]

　　从“光荣革命”以后到19世纪，英国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战争。议会至上成为宪政的基本框架，而对外战争的决定权就此从国王手中转移到了议会，现代意义的议会本身也是17世纪晚期战争长期延续下来的产物。税收、战争与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使英国的国家政权成为当时整个欧洲最有效率的战争机器。[14]

　　当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推动着英国金融信贷机构发生变化时，它在其他方面也在促使英国社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与战争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贸易的因素，因为英国的对外贸易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英国战争的性质。正如丹尼尔·笛福所说，贸易就是世界的财富，贸易将世界的民族划分为贫穷和富裕两种类型，贸易繁荣了工业，工业推动着贸易，贸易分配着全世界的自然财富，同时，贸易还提供着很多自然并不存在的新财富种类。由此，贸易产生了两个女儿，而这两个女儿，用艺术家的话说，已经雇佣了全人类。她们就是制造业与航海。[15]换言之，贸易必须用物品去进行，因此首先需要生产用以交换的产品。其次，贸易需要将物品运送到世界各地的工具，这就是航海的工具与自由在全球范围内航海的能力。作为一个岛国，英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外部世界的贸易活动，贸易也从来就是英国议会和政府优先考虑并持续关心的事业。无论英国绅士们在其他问题上有多少分歧，大家在贸易对英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上却有着惊人的共识。英国的贸易是这个岛国兴起的根源，同样也是这个岛国的生命线，因为英国无法完全生产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必须通过贸易来补足国内需求的缺陷。所以，这一时期的英国，无论是其国际贸易还是国内贸易，都极为发达，种类繁多。这种贸易的物品，部分是国内出产的，部分是国外的贸易机遇所提供的，比如从北美等殖民地运输各种原材料，从东方运输各种奢侈品。18世纪英国的政坛风云人物沃尔波尔甚至取消了对任何英国制造品出口的限制。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工业革命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来到了，因为世界市场所形成的巨大需求迫使英国人调动自己的一切资源去尽量满足它。但笔者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工业革命是英国自中世纪以来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变化的产物，或者说，它既是英国在世界性争霸斗争中的必要工具，也是在这种争霸获胜后的自然产物，两者之间有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正如列宁所说，对殖民地的掠夺为发展工业积累了资本，并为工业发展保留了有利的销售市场。英国“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比其他各国都早，到19世纪中叶时，它施行自由贸易，并希望因此成为‘环球作坊’，成为供给所有各国制品的承办人，而所有其他国家就应当供给它各种原料，作为交换”。[16]

　　的确，这一系列变动在英国最终激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英国能够大量地供应自己生产的商品，于是，工业的英国最终战胜了商业的荷兰和其他欧洲对手，并使英国牢牢地占据了世界发展主导者的地位。

　　然而，“日不落帝国”形成不到百年，却在20世纪迅速地衰落了。由于这一变化实在太快，以致关于英国衰落的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课题。从19世纪末起,现代英国史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探讨之后，国外学术界对此的兴趣仍未衰减，各种有关的学术著作仍在陆续出版。从研究的趋势看，学者们早已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转为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而笔者认为，其衰落的主要原因在于帝国后遗症引发的价值困境，使英国无法摆脱自己给自己戴上的枷锁。

帝国后遗症

　　英国的扩张使英国在几个世纪中成为一个世界性的殖民大国，而庞大的殖民帝国对英国的贸易具有战略意义。“一战”以前，英国的贸易体系一直具有相当的活力。就贸易方向而言，幅员辽阔的殖民地是它最大的市场和原料供应根据地。截至“一战”爆发为止，英国的殖民帝国范围已达到925万平方公里，所辖人口几乎达到5700万。[17]

　　这一事实再次证明英国的繁荣依赖于两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一是其控制殖民地的能力，二是其他国家的工业落后于英国，而这两者又是密切相关的。但首先，随着英国海外的殖民扩张，英帝国的领地遍及全球，成为所谓的“日不落帝国”，这固然增强了英国的实力，同时也潜伏着无法有效控制其领地的危机。英国的殖民统治唤醒了当地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宗主国和殖民地的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这些殖民地最终是要独立的，而殖民地的独立也意味着大英帝国力量的衰落。

　　其次，英国的工业领先优势是不可能持久的，当欧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效仿英国方式时，由于其国内市场、资源、人力和国土面积都胜过英国，所以，这些国家赶上并超过英国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实际上，19世纪末，德国和美国在一些主要的工业指标如钢铁与煤炭的生产上都已经超过了英国。换言之，英国尽管强大，但其母国的面积有限，要始终有效地控制自己庞大的身躯的确有点力不从心。早在1903年，马歇尔就提出：“英格兰将来在世界各国中所处的地位必定取决于其保持工业领先地位的程度。她不可能是唯一的领导者，但她可以是领导者之一。”[18]应该说，马歇尔的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并有相当的预见能力。实际上，英国的经济在以比较原始的方式起飞后，于1850年就已经到达其设备和工业能力的高峰。但在1870年以后，其高峰已经过去，英国开始被美国、德国等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超过。而且，英国在20世纪不仅被德国和美国这样的西方工业国超过，还被一些后起的工业国咄咄逼人地打压。因此，英国的发展刚刚登顶，就已经面临巨大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讲这的确是英国的不幸。

　　如何前行，需正确评估自己崛起的历史。保罗·肯尼迪从国内、国际、经济、政治和战略等多个方面全面分析了英国这个海洋霸主兴衰的原因，揭示了英国海军崛起和衰落与英国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他比马汉更为理性地看待海权，在肯定海权历史作用的同时，强调海权的限度：“海权决定历史”只局限于16世纪初至19世纪末的“哥伦布时代”，随着技术进步以及洲级大陆的工业化，海权逐步让位于陆权；甚至在所谓的“哥伦布时代”，海权的影响也具有一些非常自然的限度，而英国历任政府并非仅仅依靠海洋方式，而是通过明智地结合海权和陆权，才使英国崛起成为首要的世界大国。[19]换言之，英国的霸权是建立在审慎和适度保持与其他世界大国力量平衡的基点之上的。之所以如此，在于英国从未获得那种可以凌驾于其他对手之上的绝对实力。实际上，英国的世界帝国时期只是一个阶段、一个辉煌的瞬间，它的机会是历史上某些意外局面所带来的——欧洲和东亚的局面同时变得对英国有利，封闭、落后的美洲以及动荡的伊斯兰世界都为英国的扩张提供了最佳条件。[20]

　　麦金德则进一步指出，其他拥有更多人口、更广地域和更丰富原材料来源的国家的工业化，将导致全球均势的根本改变及英国力量的相对衰落；从这方面来说，维持世界最强大海军的能力也必将受到影响。海权已经被工业化的陆上帝国及许多新式武器的发展超越。这两个趋势无论如何都将导致英国海上主导权的衰落。因此，接下来就要寻求理解为什么英国未来不可能拥有哪怕是二流的海军力量；为什么除了简单地增加国防预算之外，还需要采取一些更为根本的措施才能扭转这种衰落趋势。因为没有对英国在世界上的位置、非殖民化进程以及变化中的全球军事平衡进行深思熟虑的长期评估，其部队被迫去打一系列特定的“灌木丛火灾"(brush-fire)式的小规模战争，被动员去应对热带地区的冲突:马来亚、肯尼亚、苏伊士、科威特、北婆罗洲、塞浦路斯、亚丁、特鲁西尔、东非、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属洪都拉斯和毛里求斯。光这么多地区及这些地方的地理差异，也反映出英国帝国结构的过度扩张。[21]换言之，理性的分析要求英国适时地退缩，部分放弃自己扩张的巨大红利，达成世界大国之间一种新的均势。然而，无所作为的退却对任何一个帝国都是一种痛苦的选择，正如丘吉尔所说，“我担任国王陛下的首席大臣，绝不是为了主持大英帝国破产清算”。[22]在某种意义上讲，玫瑰色的梦幻帝国已经成为英国挥之不去的梦魇了。

　　两次大战的卷入，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二战”，将英国彻底拉下了虚幻的神坛。“二战”使英国出口工业衰败，海外市场丧失，无形收入流失,以及在其他地方所描述的英国国债数量的大幅增长。如此严重的金融形势，促使凯恩斯在欧洲战争结束时向内阁提交了著名的报告，指出英国正面临着“一场金融敦刻尔克”，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贸易赤字将如此庞大以致它将“实际上破产，而且公众希望的经济基础也将不复存在”。[23]显然，力不从心地维护英帝国的霸权，持续地使英国的经济下滑，无形中加速了英帝国的衰落。

　　造成这种局面几乎不能责怪任何个人或政府，甚至也不能责怪英国的制度。无论出现何种睿智的政治家，采取何种政策，这个国家也不能继续维持其在19世纪时期的主导地位了。因为，成为殖民帝国的大英帝国，已经不是百年前那个生气勃勃的英国。它拥有广大的殖民地，那里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工业原料，在殖民地投资特别有利可图。所以，英国工业巨头们宁可向殖民地或其他国家投资，也不愿更新陈旧的机器设备，结果使资本大量外流。从1850—1880年，英国的海外投资从两亿英镑增加到10亿英镑，1905年上升到20亿英镑。1914年达到40亿英镑，占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投资的一半。[24]

　　厉以宁认为，作为英国经济衰落的典型现象，即“停停走走”的英国病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而经济因素主要是随着“世界工厂”地位的丧失产生的一系列消极因素。在英国世界工厂地位丧失后，原来的优势开始转化为一些沉重的包袱,这些包袱包括:陈旧的生产部门，墨守成规的技术，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等等。陈旧的生产部门是指在英国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传统的工业部门，新的生产部门发展迟缓。这些新的经济部门主要是指在20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些技术部门，而且它们的发展至今还遇到很大的阻力。英国企业界的基本态度在很长时期是保守的，不愿采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也不重视技术教育，以致在技术上缺乏创新，因循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是指英国经济中长期保持了资本主义初期那种传统的经营管理，无论是企业经营规模和组织还是企业的管理工作，都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一切不仅削弱了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加速了英国的资本外流。利润率过低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迫使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这一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即：资本的大量输出并不是与垄断统治在国内的确立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垄断统治确立之前就因资本无法在国内被充分吸收而涌向国外了。资本过早地涌向国外，又反过来影响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使得英国工业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25]

　　资本输出对英国本身的工业发展显然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但它却在殖民地获得了惊人的超额利润，导致本国食利阶层迅速增加。在“一战”之前，英国的食利阶层竟然已经高达100多万人，他们靠“剪息票”攫取高额红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在英国，供食利者游乐的场所不断增加，牧场、耕地面积不断缩小。非生产型的商业、服务行业人员增加，从事工农业生产的人口相对减少。[26]

　　保罗·肯尼迪也认为，英国19世纪后期的发展趋势是普遍拒绝承认传统的管理态度和方法，以及工会需要调整；不能充分利用新的思想和技艺；工艺粗劣，推销乏术；教育和公共生活中对科学、技术和商业不感兴趣；投资率低得令人沮丧；劳动关系紧张；以及整个国民养成寅吃卯粮的习性。[27]

　　这种状况，是英国殖民扩张所造成的自然结果。诚然，社会是发展的，这种状况也是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从积极的方面看，它提高了英国人民对生活质量的期待，客观上对英国构建福利国家起到了推动作用，以致无论英国的经济状况如何，英国的福利开支始终在不断上涨。尽管遇到若干麻烦，但英国近期的公共开支与福利支出，依然颇为丰厚。英国现有人口约6000万人，按人均计算，表1的各项支出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在不知不觉中消解了生活福利提高与勤奋工作之间的有机联系，使英国崛起阶段的价值观念发生了错位，陷入一种价值困境，那就是勤奋工作不再是人的天职，无所事事却显得“十分高雅”，最终使得“英国病”无药可救。

“优雅的衰落”

　　这种价值困境源于英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即它不像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那样，只有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两层式的社会结构，而有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其中的成员既包括过去的乡绅地主，也有自耕农和商人、工匠乃至学徒。因而，尽管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分成三个大的社会阶层，其社会阶层与阶级之间的界限却不那么明显。[28]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当时的英国具有了其他欧洲国家所不具有的活力。由于中产阶级有条件积极地从事工商活动，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从形式上看，已是中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期，土地贵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都在丧失。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贵族统治阶级已经消亡，已经被赶出历史舞台了。事实上，贵族统治阶级通过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通过教育，仍然把自己的世界观转交给了新的继承者。[29]

　　在工业革命中，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观念一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经处于没落的境地。但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却使它最终丧失了观念上的“正统”地位。对在工业革命中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处于无助境地的穷人，资产阶级并不愿意去关心他们，或是承担一些起码的社会义务，而贵族阶级却抓住了这一时机向穷人显示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心，以此来对抗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胜利。贵族阶级鼓吹保持古老的济贫制度，应对穷人表现出一种“社会主人”的胸怀，并承担“主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30]19世纪上半叶围绕着济贫法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最终使贵族阶级重塑了自己社会主人的形象，而发了财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自己的暴发户形象进行修饰，并在不知不觉中向贵族阶级的价值观念靠拢。

　　这方面显示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产阶级对购买地产的热情。而地产从来都是贵族的身份象征。正如第十四代德比伯爵1846年在英国上院所说，贵族是指这个国家中“一个伟大的土地拥有者集团”。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1850年左右还在批评那些试图购买地产的资产阶级，而在1870年就开始转变方向，对购买地产的人大加赞赏：“对于一个英国的百万富翁而言，将其资产的一半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获取百分之一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他在多数人的眼中将由此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物。”[31]

　　十分明显，购买地产不是为了进行新的农业投资和发展农业,而纯粹是为了享受拥有土地的乐趣。换句话说，原来富有进取精神的中产阶级现在已经在向土地贵族的精神世界靠拢,他们已在逐渐地放弃他们的前辈得以成功的那些精神因素，而接受了一个与竞争性的工业精神毫不相关的新概念——绅士。而这一概念本质上是旧贵族价值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复活。正如罗素所说：“绅士是贵族为了使中产阶级遵守秩序而发明的一个概念。”[32]此外，英国贵族的结构相对松散，具有某种流动性，这种独特结构也使得它比欧洲的其他贵族更易于吸收新的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虽然一些学者对英国贵族的结构比欧洲贵族更为开放还有质疑,但据庞弗里的统计，1837—1911年间,新上升到英国贵族阶级的人中,其他非贵族出身的人越来越多，从1837年左右的10%上升到1911年的43%。[33]这一统计数字如果不是绝对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贵族比较容易接受新的社会精英。一位英国公爵在20世纪80年代回答采访者时说：“我们贵族是靠着不断从人民中吸收新成员而获得其自身的力量的。”[34]问题在于，这种接纳并不是英国贵族阶级特别开明，他们实际上也只在自己的特权和优势地位不受威胁时才容忍新成员进入自己的阶级。[35]所以，这种接受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自己的价值优势。自由主义的斗士科布登在发现自己的同伴们开始以贵族阶级的形象来重新改造自己时,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工业家和商人们努力致富的目标难道就是为了匍匐在封建主义的足下任由他们蹂躏吗?[36]毫无疑问，封建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本质上与中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是不相容的。从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言，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公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组织形式。公司使原材料、劳动和资本有效地结合到了一起，生产出商品和提供给社会服务。正是公司在监督着整个生产的增值过程——从购买原材料、组织市场到最终分配产品，也是公司最终将新的思想和技术运用到实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活力完全依赖于它的公司的活力。但资本主义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出完善的公司，公司的合法结构和它的目标依赖于商业文化和商业的组织结构，而这些东西又依赖于更广泛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文化价值观念。[37]不仅如此，英国的实业家还开始和贵族“融合”，由此而产生的一些英国垄断集团的特点是贵族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个世纪以前实业家就开始与贵族在经济上联系在一起。以后他们则是在社会文化方面进一步接近与结合。迄今英国还保留了让有爵位的人点缀大公司董事会的习惯。当英国的企业家们开始效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时，公司的活力也就丧失了。据有关学者的权威统计，英国公司的竞争力不仅低于日本、德国的公司，而且还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公司。从规模上看，英国最大的公司也不如它的竞争对手的一些小公司，这种状况显然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于是，英国的社会结构在英国式的发展过程中似乎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在发展初期，它的相对松散和开放以及贵族阶级的开明态度（相对而言18和19世纪时法国和德国的贵族一味反对进步，即反对工业化[38]），使得中产阶级能够脱颖而出；而在发展后期，同样的社会结构也使得贵族阶级可以轻易地让新的社会精英自动就范,把他们纳入自己的体系中。而那些在发展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却在无形中丧失了。换言之，新兴资产阶级在与旧贵族的价值较量中已经完全迷失了方向。

　　正如保罗·肯尼迪所说，每次观察正在衰落的帝国时，都注意到它们的经济普遍开始下滑。衰落帝国的经济困难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所有帝国似乎最终都形成了对变革的不可控制的抵制，而变革却是必要的生产力发展所必需的。于是，必要的首创精神，必要的投资，乃至必要的技术更新，都没有出现。为什么？不得不承认的是，“事后显得过时的行为模式，在某个帝国生涯的最初阶段，却是一种成功的做事方式，对此帝国的成员都引以为荣……改变我们的工作和做事方式，意味着在更广泛意义上对那些代表我们文化遗产的习惯、态度、动机及价值观作出改变……如果必要的变革没有发生，经济困难将会增大，这必将引发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从而使事情变得日益糟糕。衰落由此进入到它最后,也是最显著的阶段”。[39]

　　事实上，就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极盛时期，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虚弱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地理上看，英国只是一个不大的岛国，它的人口在1890年时也不过3740万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无论在领土面积或人口总数方面都超过英国。英国甚至连保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仔细的外交考虑。英国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不被侵犯，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英国人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表现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的各个领域。首先在棉纺工业，随后是钢铁工业，然后在铁路部门，英国人都走在了世界其他各国的前面。这种不断的创新精神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并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英国能在很长的时期内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不断的进取和创新精神，就是所谓的工业精神。但十分有趣的是，这种工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非“英国式”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真正的英国式精神的存在。在英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典型英国式的理想是对一种田园牧歌生活方式的向往,而工业化却是与“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对工业化的疑虑在逐渐消除，到19世纪中叶，斯迈尔斯等人曾认为工业和农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但到19世纪末，这种调子已开始变了，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体系无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支持,在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中最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毫无人情味的社会。这一事实表明，人们陶醉在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中的时期已经过去，开始重新评价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一切变化了。

　　如果只是知识分子从批判的角度看待工业革命产生的负作用，引起社会的注意并进一步加以改进，那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英国的工业家们自己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改变了态度。很多工业家把投身实业只看作一种业余的事,常常有一些十分成功的企业家完全离开了工商业界。另外一些企业家尽管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却只把它看作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看成一种经济上的机遇。这样一种心态最突出地反映在英国家族公司的发展上。英国在历史上最早产生了各种以家族为基础的公司，但却迟迟不能形成非个人性质的更大的垄断公司。[40]因为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已为自己的家庭挣来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自己也具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现在他所需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休假，去参加各种绅士的娱乐活动，没有必要再纠缠于“俗务”之中了。所以，他们更乐意用一种“休闲”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角色。即便是面对英国的衰落，他们也只是耸耸肩膀，用这是一种“优雅的衰落”来进行调侃。[41]

　　当然，英国的衰落是一个复杂的历史现象，其根源绝不仅仅是笔者所强调的原因，但是，这样一种基本价值较量上的失败，却最终使英国人无可避免地衰落了。没有了精气神，无法将自己崛起阶段的工业精神保持下去，那么，其他的政治经济困境也就无法摆脱了。因为这种工业精神最本质的东西，就是强调诚实劳动与创新活动的价值——任何一个社会，只要这种性质的东西得不到尊重，甚至遭到鄙视，那么，这个国家也就走上不归路了。或许，这就是英国兴衰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作者：陈晓律，男，四川新都人，1988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导师为我国著名英国史专家蒋孟引教授；曾先后到美国格林内尔学院，耶鲁大学和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交流、访学；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英国史学会副会长，江苏省世界史学会荣誉会长，中国南海协同创新中心周边国家平台平台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点项目、重大攻关项目，国家教委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项目和中欧合作项目等10余种，《在传统与变革之间》（与钱乘旦合著)1995年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获1998年国家教委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9年《20世纪英国》获江苏省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0年《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获江苏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三等奖。2004年《发展与争霸》获第四届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2001年获江苏省人文社科优秀工作者称号。2010年《英国发展的历史轨迹》获江苏省2010年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获第三届“三个一百”原创作品奖（2011年）(2013年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2014年获得南京大学首届人文研究贡献奖。出版著作有《英国文化模式溯源》（与钱乘旦合著）《英国福利制度的由来与发展》《世界各国工业化模式》《发展与争霸》《世界现代化历程（西欧卷）》等10余种；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80余篇。）

注释：
[1] George Modelski, Long Cycles in World Politics,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Seattle and London, 1987, pp.12-13.
[2] 琳达·柯利：《英国人》，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22页。
[3] 琳达·柯利：《英国人》，第125页。
[4] 琳达·柯利：《英国人》，第97页。
[5] Philip Harling,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Cambridge（UK）：Polity Press, 2001, p.32.
[6] Julian Hoppit, Risk and failure in English Business, 1700-1800,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
[7]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11.
[8] Charles Smith, UK Trade and Sterling, Oxford：Heinemann Education Publishing Co, LTD, 1992, pp.6-7.
[9] Jorge Larrain, Theories of Development, Cambridge(UK): Polity Press, 1998, pp.41-44.
[10] B. R. Mitchell and Phyllis Deane, Abstract of British Historical Stat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pp.401-402.
[11]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42.
[12] James A. Williamson, A Short History of British Expansion, Macmillan: Macmillan and Co.Ltd., 1965, p.255.
[13] John Brewer, The Sinews of Power, War, Money and English State, 1688-1783, Harvar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8.
[14] Philip Harling, The Modern British State, p.40.
[15] J. H. Plumb,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714-1815),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4, p.21.
[16]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载《列宁文选》（2卷），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70页。
[17] Stephen Cinstantine， The Making of 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 Policy 1914-1940, London：Frank Cass and Company Limited, 1984, p.10.
[18] W. H. B. Court, British Economic History1870-19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p.464.
[19]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沈志雄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前言”。
[20] 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冯宇、仁思思、李昕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361页。
[21]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第361页。
[22] 约翰·达尔文：《未终结的帝国》，第320页。
[23]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第371—372页。
[24] 程西筠、王章辉：《英国简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9页。
[25] 罗志如、厉以宁：《20世纪的英国经济》，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70—71页。
[26] 程西筠、王章辉：《英国简史》，第99页。
[27]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第373—374页。
[28] K. B. 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p.6.
[29]David Spring(ed.), European Landed Elit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1977, pp.22-44.
[30] Harold Perkin, 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1985, p.237.
[31] Martin J. Wiener, English Culture and the Decline of the Industrial Spirit 1850-198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2.
[32] The Times, August 1, 1971.
[33] J. V. Beckett, The Aristocracy in England 1660-1914, London: Blackwell Company, 1986, p.121.
[34] Anthony Tenoripl, The Children of Duk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390.
[35] Mancur Olso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67.
[36] John Morley, Life of Richard Cobeden, London: Hardpress Publishing, 1881, pp.481-482.
[37] Will Hutton, The State We`re In, London: Amal Press, 1995, p.111.
[38] 韩德森：《英国的衰落及其原因和后果》,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47页。
[39] 保罗·肯尼迪：《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第376页。
[40] Derek F. Channon, Strategy and Structure of British Enterprise, Boston, 1973, pp.75-77.
[41] 桂涛：《英国：优雅的衰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