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民战争”话语的生成、传播及其影响

内容提要：“人民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社会用来表达对战争的态度和认知的一个基本描述。它产生于以“人民”为主题的公共话语体系，是“人民”意涵与民众的战时经历，以及对战后秩序的诉求互相融合的产物。“人民战争”话语叠加了精英阶层和普通大众对“二战”前后英国社会的基本认知。英国政府中的政治精英从战争动员的角度阐释“人民战争”的重要性，追求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的意识形态。来自社会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则从英国面临的社会问题出发，突出“人民战争”话语的社会变革意涵。普通民众接受了融合政府战争动员与战后社会变革内涵的“人民战争”话语。“人民战争”话语的兴起反映了话语理念与政治和社会实践之间的深层互动，它不仅推动了英国“人民战争”局面的形成，也深刻影响了战后英国的社会转型。

关键词：第二次世界大战　英国政府　人民战争　战争动员　丘吉尔

　　英国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经历了一系列变革与转型，这不仅体现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也反映在诸多承载时代意涵的话语中，其中，“人民战争”（the People's War）是这一转型时期出现的流行用语。在1940年5-6月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后，这一话语就开始出现并在英国官方和民间的社会宣传中被不断提及。战时内阁首相丘吉尔和激进主义者汤姆•温特林厄姆（Tom Wintringham）都在不同场合将英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战争称为“人民战争”。历史学家赛琳娜•托德（Selina Todd）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民战争’，它是20世纪英国社会的重要转折点。”此处的“人民战争”被广泛用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作为对战争的另一指称，“人民战争”一词也包含了多重话语指向，其内涵随着话语本身的传播而不断丰富，成为集战争动员和社会变革于一体并反映大众思潮变化的词汇。“人民战争”话语的兴起，折射了英国政府战争动员逻辑的历史性转换，也反映出社会变革的时代趋势。

　　国外学界对英国“二战”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些研究从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等方面对英国“二战”史进行了系统梳理。国内学界对“二战”史的研究，既有整体性考察，也有专题性分析。罗荣渠的《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朱贵生、王振德、张椿年等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等，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学界较早研究“二战”史的通史性著作。徐蓝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置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强调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具有划时代的影响。在专题研究方面，国内学界围绕“二战”的起源、绥靖政策、中国抗战的伟大意义等展开具体探讨，这些研究涉及抗日战争史、“二战”期间的国际关系、战后国际秩序和相关学术史等。在国外学界，随着研究方法的转向，情感史、记忆史、影像史、口述史等成为学界推进英国“二战”史研究的重要代表，如马尔科姆•史密斯（Malcolm Smith）对英国“二战”的记忆史研究，爱德华•科赛（Edward Corse）对英国战时文化宣传的研究，尼古拉•普洛南（Nicholas Pronay）等人对战时英国电影宣传与政治动员的研究，赛琳娜•托德依托口述史料和日记对战时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研究等。随着研究的深入，英国“二战”史的基本问题进一步澄清。但对“人民战争”这一涵括英国社会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态度和认知的话语，学界尚有分歧。

　　自“二战”结束以来，学界主要强调“人民战争”话语在塑造国家团结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历史学家艾伦•泰勒（Alan Taylor）强调“人民战争”带来的共识局面及其价值，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人民战争’，这是因为战争对人民的力量有着巨大需求，人民本身也渴望并致力于赢得战争”。约翰•巴克森代尔（John Baxendale）和克里斯•保林（Chris Pawling）认为，“人民战争”是一种反对英雄主义历史叙事的竞争话语，它更关注英国在20世纪30年代面临的社会问题，意在为英国的战后重建指明方向。在马尔科姆•史密斯看来，尽管英国在战前以及战争初期存在很多问题，但“人民战争”克服了这些不利因素，让英国在严重不利的形势下仍能够独自战斗。与上述学者肯定“人民战争”话语的观点不同，以安格斯•考尔德（Angus Calder）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强调这一话语掩盖了英国的社会问题和个人的战时经历。考尔德认为，尽管“人民战争”话语对英国报纸、电影和广播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接受它；索尼娅•萝丝（Sonya Rose）将“人民战争”的总体政治理想建立在具体的个人生活细节上，强调个人的战时经历及其对战争认知的差异性；杰弗里•菲尔德（Geoffrey Field）认为，不同的人对“人民战争”话语的理解不同，这一话语的传播使英国阶级问题模糊化。新近研究中，赛琳娜•托德从战争年代底层民众的生活状况出发，指出“1940-1945年是英国社会转型的年代”，“人民战争”这一概念的出现并不意味着“阶级”在英国的消失，它是英国政府提出并深刻影响这一时期社会转型的动员话语。

　　综合来看，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人民战争”话语的研究经历了从共识到分歧的路径转向，且主要集中在该话语的社会影响方面。但仅从社会影响方面评价“人民战争”话语，不利于我们客观全面地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历史。作为反映社会现实的话语往往产生于特定的时代语境，言说者对社会现实的体察势必影响话语的意涵和传播效果。因而，从话语观念与时代变革的互动视角研究“人民战争”话语，有助于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式认识“二战”期间英国的社会思潮与社会变革。基于此，本文拟从“人民战争”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出发，梳理英国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从战争动员与社会变革视角对“人民战争”话语的阐释，进而聚焦“人民战争”话语的传播，从而为理解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社会转型提供新的视角。

一、“人民战争”话语生成的历史语境

　　在英国的政治语境中，“人民”（the people）一词的历史衍化，呈现出与政治话语的交集日益增多的趋势，它是社会各阶层表达政见时经常涉及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人民战争”话语即产生于以“人民”为主题的公共话语体系和历史语境。

　　从词源上看，people最初源自拉丁语populus，意为“族群、公民、一群人”。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浪潮中，“人民”逐渐成为具有现代意涵的政治概念。在17世纪英国革命中，托马斯•霍布斯从契约建国的角度指出，群聚的“人民”互相达成信约，一致同意将主权授予一个或一群人进而建立国家，“人民”在让渡自我管理的权利后，必须遵守信约。在此，“人民”既是统治权力的委托者，也处于权力的从属地位。英国议会在1689年褫夺詹姆斯二世的王位时宣布：“詹姆斯二世破坏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原始契约，并根据天主教徒和邪恶之人的建议，违反了基本法律，企图颠覆王国宪制。”足见在君主制语境下，抽象的“人民”概念具有明确的政治边界，是被统治的对象即权力的客体，也蕴含着正当性或合法性意味。自由主义之父洛克在论及政府存在的目的时指出：“这一切目的只是为了人民（the People）的和平、安全和公众的福利。”在探讨立法权的范围时，洛克明确指出，立法机关及其制定法律的权力是源自“人民”的一种委托权力，只有“人民”才能通过组成立法机关和指定由谁行使立法权，选定国家形式。因此，在洛克的政治思想中，“人民”是有着明确政治权属的概念，被视为政府最高统治权的来源。18世纪英国政党政治颇具雏形，议会下院议员往往自诩为“人民”的代理人，辉格党政治家威廉•皮特在内阁声称受民众号召以协助国家，“对‘人民’负责”也成为18世纪英国议会下院议员表达政见时的重要语言风格。

　　随着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在英国的震荡，“人民”作为一种激进主义话语，在英国的传播和影响范围扩大，开始成为英国政论的关键词。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中，“人民”是工人团体表达政治理念的重要词汇，指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力量，具有明确的阶级、权力和权利属性。宪章运动者认为，只有依靠“人民”，才能让失衡和失序的社会体制恢复正常。对“人民”的定义从政治权属转移至人本身。激进主义的自我认同不是来自任何特定的群体，而是“人民”或“国家”的自我认同，他们反对政治代表权、权力，以及金融或经济权力的垄断者，用全体性的“人民”对抗独占性的“垄断”。这种挑战现存政治秩序的激进主义话语引起了统治阶级的警惕。英国著名政治家乔治•坎宁（George Canning）否定人民权利的论说即反映出英国主流政治话语对“人民”的抵触与怀疑。受其影响，被视为保守党创建人的英国首相罗伯特•皮尔和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及其他政府官员也对大众化的或公众的意见持有相当程度的怀疑。19世纪中期，保守党放弃“权力的唯一职责是保障‘人民’社会福利”的信条。到19世纪后期，自由党领袖格拉斯顿提出“信任人民”这一著名的“自由主义信条”，但这种大众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口号充斥着等级色彩和论调，即强调社会和政治领域的精英阶层应发挥领导作用。这也折射出英国自由主义者对“人民”居高临下的姿态和保守主义者对“人民”的不信任。

　　进入20世纪后，作为大众激进主义思想遗产的“人民”一词成为英国政治话语的重要内容，并在重大政治场合中被不断提及。“人民”在政治领域的使用情况远高于其他社会领域，它可以指大众（populace）、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无产阶级（proletariat）、国民（nation）或民族（Volk）。在20世纪30年代，“人民”一词在社会上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在作为英国流行文化重要载体的电影和报刊等大众传播文本中，“人民”形象的呈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中产阶级预设的。这标志着一个重大转变，即中产阶级和文化精英从对“人民”特别是对工人阶级的傲慢和偏见，转向更具包容性的公民身份概念，这为战时英国爱国主义价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桥梁。到“二战”前，曾经带有政治排斥色彩的“人民”一词，也从英国政治话语的边缘向中心位移。普利斯特列（J. B. Priestley）用“人民”一词代替英国统治阶级主导的民族国家，指在相互支持、合作、共享的群体中组织起来的所有人，这些群体不局限于特定地区，而是遍布整个英国。他甚至认为：“只要我们愿意把自己看作人民，我们就是人民。”尽管普利斯特列对“人民”概念的定义相对宽泛，但其试图利用对“人民”一词的阐释来重构共同体概念，为“二战”和“二战”后英国的社会改革奠定基础。与“人民”相关的话语也在英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人民”一词与英国民众的战争经历被关联起来，成为人们关于战时英国社会情境认知的基本概念。在1940年5月英军开始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本土从大后方变成前线，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都深度卷入战争。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命名为“人民战争”切合了战争期间英国民众的情感体验，成为关于民族认同的公共话语。1940年6月，英国娱乐服务协会领导人巴兹尔•迪安（Basil Dean）就注意到人们将军队称为“人民军队”，暗含了“人民战争”的意涵。英国激进主义者汤姆•温特林厄姆在敦刻尔克战役后出版的著作中将“二战”称为“人民战争”。在官方宣传中，首相丘吉尔在1940年7月14日的全民广播中强调英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是一场“人民的战争”。在国际交往中，1942年4月，战时内阁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在伦敦接待国际劳工组织代表时将“二战”称为“人民战争”。历史学者马克•唐纳利（Mark Donnelly）指出：“被闪电战袭击的城市、公共防空洞、工业中心的军需工厂以及成群结队的疏散者，这些都是‘人民战争’概念最熟悉的象征。”“人民战争”的说法在公众的认知中得以确立，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回忆中将其亲历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人民战争”。约翰•巴克森代尔和克里斯•保林认为，“人民战争”构成“二战”期间英国的“神话”，它是一种大众化和平民化的叙事，它将英国人民正在进行的战争视作为了善良、体面、坚韧的普通民众的战争，而非为了展现爱国责任或过去的荣誉。“人民战争”成为人们表达对战争认知的核心概念。

　　以上表明，“人民战争”话语借鉴并重塑了近代以来英国以“人民”为主题的漫长历史叙事，在两次世界大战间国内经济危机和法西斯主义猖獗的时代背境下，“人民”的政治意涵不断丰富并与民众战争体验相互融合和叠加，“人民战争”话语得以生成并频繁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社会宣传中。

二、作为政府战争动员话语的“人民战争”

　　在“二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英国社会上下对战争的认知存在差异。为动员民众共同致力于战争事业，消除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不信任，英国政府吸纳了这一时期流行的“人民战争”口号，从政治层面对这一话语进行多维阐释。“人民战争”的概念从社会习语进入政府战争动员话语，折射了政府动员逻辑中的意识形态内涵。

　　从战争初期英国的社会思想状况来看，在大萧条造成的社会撕裂仍未消弭的背景下，英国难以形成明确的战争目标。丘吉尔以首相身份首次在下院发表演说时指出，英国的目标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不惧一切恐怖，赢得胜利。但对民众来说，“胜利”一词还不足以囊括整个社会的战争目标。在这一时期的公共话语中，英国面临的威胁不仅有法西斯主义，也包括经济危机、社会苦难和国联的失败等。人们的关注点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大萧条年代，尤其是英国政府为应对危机而大幅削减公共开支造成的失业和贫困问题。菲尔德认为：“对于工人阶级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印象是贫困和救济队伍，对于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来说，则是低税收和服务廉价的好时代。”战前的失业和贫困也加剧了社会的分歧和撕裂，失业者从各地向伦敦发起大规模的“饥饿游行”。企业界压缩工资的做法造成社会冲突加剧，在大萧条冲击比较严重的行业，工人不断掀起罢工。严重的社会撕裂使政府对民众的号召力下降，“对于占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体来说，他们也不确定纳粹暴政是否会比他们在民主的名义下遭受的贫困更糟糕”。这种社会心理使得英国难以确立统一的战争目标，正如菲利普•泰勒（Philip M. Taylor）所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重新定义过去的弊病为‘我们为什么打仗’提供了一个正当理由。在经历‘一战’、1926年大罢工和大萧条之后，新近获得选举权的英国工人也不明白，为什么在结束所有战争之后仅一代人的时间又要对德作战。”

　　战争目标的不统一源于各界对战争的认知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社会记忆以及“二战”前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使得“一战”期间英国政府“为了国王和国家而战”的口号失去吸引力。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反军国主义情绪清楚地表明，军事服务无法再获得公众的全力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无意义，严重打击了英国民众传统的爱国情感。在‘一战’后的十年，人们试图忘却战争，在30年代后期新的冲突隐约出现时，和平主义取代了侵略主义。”在“二战”前的和平主义运动中，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和数百万民众，寄希望于国联来防止战争。在国际和平主义浪潮中，英国一直是国联的坚定支持者，和平主义在英国政治话语中无处不在。对德宣战后，和平主义和绥靖主义思潮在英国仍有很大影响力。英国民众不再像“一战”时那样用欢呼声以及对军事荣耀的期待去迎接战争，相反，“二战”被视为一场人们缓慢接受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反战宣传频繁出现在公众演讲、报纸、传单和海报上，民众打出“停止战争”的标语，“和平保证联盟”（Peace Pledge Union）也有着强劲的社会影响力。大众反战情绪也很普遍，《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在1939年年底的民调显示，英国仍有11％的受访者愿意无条件接受对德国和平。历史学家艾伦•泰勒将英国在战争初期的犹豫和迟缓情形称为“不情愿地参战”。

　　严重的社会撕裂以及民众对战争的认知差异，使得政府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政府的战争动员话语较少涉及“人民”。负责政府战时宣传的信息部由于机构庞杂、分工不明、人员业余等弊病，给人留下愚蠢且无能的负面印象。其制作的第一幅战争动员海报就反映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不信任。海报用“你们的勇气，你们的意志和决心，将会为我们带来胜利”的说辞，动员民众投入战争。这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引发公众不满，让民众感到参与战争更符合精英阶层的利益。《大众观察》调查表明，人们认为海报中的“你”“我”之分充斥着政府人员的傲慢。政府发放的战争手册《如果敌人来了》（If the Invader Comes，1940），仍将“人民”视为混乱的根源，充满了对“人民”的不信任。马尔科姆•史密斯认为，在战争中管理慌乱的民众也超过战争本身，成为政府的首要关注点。对“人民”的怀疑使英国政府直到敦刻尔克撤退前都不愿对资本、资源和人力实施必要的管控，且对民众接受这些控制的意愿缺乏信心。因而，政府在战争初期的动员话语中，较少出现“人民”，更强调战争对于捍卫文明的意义。在1939年12月的战争动员中，政府强调，战时宣传要突出战争对文明秩序的影响。在政府看来，个人及其家庭的神圣不可侵犯是西方文明和人生观的终极原则。这种宣传旨在培养民众的集体主义价值，实现所有人在国家层面的团结。即使是带有维护个人权利的动员话语，政府仍以所谓的“文明”为中心展开论说，缺少对“人民”价值的关注和认可。

　　随着敦刻尔克撤退以及不列颠之战的开始，英国国内危机进一步加深。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爆发，认为统治集团的绥靖政策和重整军备的失败让英国陷入灾难，他们纷纷要求将张伯伦等人逐出战时内阁。英国的政治精英们意识到，国内紧张的阶级关系足以演变为一场公开的战争。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政府尚可用警察压制暴乱，但在战争年代，那些因社会撕裂本就处于政治管控脆弱的地区，将会出现重大变革。在此背景下，政府动员话语开始出现“人民战争”的转向。大多数已经生成或正在生成的支持“人民”的话语类型，主要来自在该话语生成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生产者。换言之，政治领域对“人民”一词的推崇，主要来自统治阶层。随着战争危机的加剧，政府开始意识到，要赢得战争，就必须克服与“人民”之间的不信任。丘吉尔在1940年7月的全民广播中呼吁：“这不是部落酋长、王子、封建王朝或国家实现其野心的战争；这是一场关系国家事业的、人民的战争。在英国的每一寸土地上，将有无数人为这场战争尽忠尽责……所有人都不能丧失信念或职责。”历史学家马尔科姆•史密斯认为，丘吉尔的发言已经暗含了“人民战争”的意涵。在战争危机之下，政府对人力和资源需求巨大，政府动员话语开始带有“人民战争”的价值转向。

　　丘吉尔释放的“人民战争”信号表明政府对这一话语的认可。在制度层面，自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政府就致力于推动“人民战争”局面的形成。1940年5月，议会下院不到3个小时就通过了延长《紧急权力法》（Emergency Powers Act）的议案，法案规定：“每个人及其财产都可因政府的需求而被征用，并赋予政府对违反国防规定者的处罚权力。”战时内阁大臣、工党领袖艾德礼阐明：“法案的思想是，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不能有贫富或身份区别，都应该愿意为战争做出努力，愿意放弃自己的财产以致力于战争事业。”同年7月，政府在《紧急权力法》的框架下，又通过了《就业状况和全国仲裁法令》（又称《1305号法令》），这成为战时政府规范劳资关系乃至整个社会关系的主要制度，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强制介入对社会关系的管理。在政府内部的政治精英看来，政府应被赋予对所有人力、财产和社会关系的控制权。1940年11月，信息部大臣与战时经济大臣签署联合备忘录，再次提及民众士气以及动员问题。一方面，政府将民族危机与个人生存相关联，宣称战争的本质是“为个人的自我生存而战”；另一方面，政府意识到提出广泛的战后目标有助于保持人民的精神动力。这就在此前呼吁社会团结的基础上增加了未来社会变革的内涵，“人民战争”的意涵也突破了战争的维度，延伸到对战后秩序的设想。政府对人民力量的强调，使得“人民战争”话语成为凝聚社会思想的政治口号。马尔科姆•史密斯认为：“要把自敦刻尔克大撤退以来的悲观前景转变成‘人民战争’的精神，需要付出巨大的心理努力，而这在1940年年底成为主导。”

　　作为政府战争动员话语的“人民战争”是一种意识形态灌输策略，它以战争对英国文明和民众的威胁展开宣传，意在消弭社会分歧，塑造各阶层共同致力于战争事业的社会局面。在政府制定的战时宣传原则中，“英国为何而战、英国如何战斗、要胜利就要有牺牲”成为核心主题。对战争目标的阐释，也同样突显英国在文明危机中的地位与象征，其目的是凝聚人民的士气和力量，确立统一的战争目标。在“人民”与“战争”的关系方面，政府认为，战争威胁着英国文明，民众投入战争是维护英国文明的必由之路。这种追求团结的战争动员话语，切合了舆论对大萧条、法西斯主义和绥靖后果等危机的关注。公众认识到英国文明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威胁，“英国有责任维护其文明体系”也成为这一时期公共话语的核心要义。对政府来说，宣扬“人民战争”不仅有助于弥合大萧条年代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裂痕，也有利于将国家的制造能力和劳动力全部投入战时生产，实现重整军备计划，以缓和国内外危机。因此，以“人民战争”话语对民众进行灌输，对政府维持统治秩序和赢得战争有着重要价值。政府在动员话语中融入了广泛的战后重建目标，从而说服并换取民众全力支持战争。赛琳娜•托德将政府的这种战争动员称为互有条件的“协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府与人民签订了协议：人民通过致力于战争事业，换取政府提供的工作保障和基本生活需求”。作为国家战争动员的“人民战争”是政府在危机情势下采取的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话语策略，它将战争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威胁与人民的安定诉求相关联，其首要目的在于维护既定体制，而非“人民”的利益。

三、话语竞争与“人民战争”意涵的变化

　　在政府内部的政治精英宣传“人民战争”的同时，英国知识界也借助“人民战争”话语表达对时局的关切。但与政府的战争动员意图不同，知识界将大萧条年代的社会苦难与民众对战后秩序的诉求联系起来，通过对战争目标的阐释，将社会变革的理念融入“人民战争”话语，这丰富了“人民战争”的意涵。

　　不同的社会群体对话语的认知和理解存在差异，围绕对“人民战争”话语内涵的解读，英国知识界与政府中的政治精英之间形成了一种话语竞争态势。与以丘吉尔为代表的政治精英的认知不同，知识界对“人民战争”的关注主要集中于社会变革层面。这源于后者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危机局势的忧虑。自“一战”后开始，社会各领域的知识分子对英国文明危机和社会变革有着深入思考。英国社会学家、小说家威尔斯（H. G. Wells）在“一战”后就呼吁人们重视当下英国的文明危机，认为只有改革政治并调整思想观念，才能避免英国进一步衰落。一些医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知识分子也以疾病喻时势，强调社会变革的必要性。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Harold J. Laski）认为，“缺乏信仰、不安全感、恐惧和沮丧”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文明衰落在时代精神上的表现，这昭示了社会变革的必要性。韦伯夫妇在1922年出版的作品中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成熟并将退出历史舞台。经济学家霍布森也指出资本主义体系存在普遍问题。社会主义联盟（Socialist League）领导人科尔在批判英国社会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社会改革主张。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萧条蔓延和战争逼近的情形下，文明危机论述和社会变革观念进一步濡染了英国知识界，英国文化领域的人们、知识分子和学生，都在思想和行动上强调社会改革的意义。理查德•奥弗里指出，在书店、广播、文学和哲学协会、大学俱乐部、妇女行会、工人教育组织和教堂集会的听众面前，都有着科学界、文学界和政治学界的领军人物。经济学、遗传学、心理学等领域的知识分子也从不同的角度探索拯救英国文明的途径。战争爆发后，英国知识界呼吁通过变革，实现社会进步和文明的延续。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呼吁：“近年来的历史已经表明，只有革命才能救英国，这种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克里斯托弗•希尔也在1940年强调：“只有斗争才能赢得改革，正如只有斗争才能保留先辈为我们赢得的自由。”这些言论总体上反映了这一群体的社会变革诉求。

　　“二战”期间，知识界的社会变革思想与“人民战争”的话语理念被关联起来。来自知识精英中的社会改革者认为：“战争鼓励英国人认同公共价值而非个人价值，这反过来又创造了一个机会，使国家在民众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基础上，构建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在对社会变革的领导力量的分析上，知识精英群体将目光转向了作为“人民”表象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认为工人阶级的使命是推动英国社会制度变革。赛琳娜•托德也指出“二战”期间是英国工人阶级成为“人民”的关键时期。普利斯特列在广播中呼吁：“普通的英国人民是这场战争的真正英雄，他们的勇气、耐心和乐观坚如磐石……人民对战争的结果尤其是对战后能取得成就也充满信心。这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也是为了全世界期待社会革新的、友善的人们。”知识精英关于变革的言论促使“人民战争”的内涵从战争动员扩展到社会变革层面。这种带有激进主义历史底蕴的变革话语，“可以被准确地描述为一种大众主义意识形态：它站在‘人民’一边，反对统治阶级和当权者。”其逻辑是：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突出“人民”的价值，赋予战后社会变革以合理性和正当性。安格斯•考尔德概括认为，把“人民战争”当作口号的人主张：“通过‘人民战争’，打破性别和阶层的隔阂，为所有人创造新的机会，进而推动英国社会的革命。”知识界借助“人民战争”表达社会改革主张的做法，使变革成为战时主流社会思潮。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认为，战争的经历使英国产生了一种新的大众激进主义思潮，这体现在其对过去的敌视，对保守党统治的畏惧，对传统阶级结构的反感，对有产者和特权阶层的不满，对胜利果实的坚定捍卫，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期望，这是渴望战后英国发生重大甚至根本性变革的激进主义。

　　带有社会变革内涵的“人民战争”话语最初遭到政府中保守派政治精英的反对。丘吉尔领导的战时内阁认为，如果公众一味地追究过去，则无益于当下的战争。为回应知识界对30年代政府决策的批评，丘吉尔呼吁：“如果我们在过去和当下之间展开争论，我们也将失去未来。”这表明，以丘吉尔为代表的保守党政治精英，试图淡化战前的执政败绩，因而对带有社会变革意涵的“人民战争”持怀疑态度。在其看来，这些社会改革计划在战争年代不利于凝聚国内力量。保守党政治精英还采取各种手段，防止带有变革意味的“人民战争”话语的传播。在丘吉尔的授意下，普利斯特列宣传社会改革的广播被停止。对战前和战争年代社会问题的回避以及在战后变革问题上的犹豫，反映出英国政治精英的保守主义倾向。尽管他们也鼓吹“人民战争”，试图藉此塑造民众对国家战争事业的认同，但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现有的政治体制。赛琳娜•托德认为，政府“宣传‘人民战争’是为了赢得战争，它要求工人和普通士兵作出更大的牺牲和努力，只有在迫不得已的危机时刻，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才会分担一部分牺牲。绝大多数政治精英无意于让英国变得更平等，甚至认为经济不平等是自然而有益的”。政府内部的政治精英与来自社会各领域的知识精英对“人民战争”话语权的争夺，反映了不同利益群体在社会权力和利益方面的分歧，这既是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思想竞争，也是双方对英国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认知差异。

　　在政府内部的政治精英与知识界的话语竞争中，带有变革内涵的“人民战争”赢得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当丘吉尔号召民众像“一战”那样拯救英国文明时，知识界则呼吁政府在战争目标中加入惠及全民的战后社会新秩序。《泰晤士报》刊文指出：“当首相宣布战争的唯一目标是胜利时，他道出了国人的心声。但我们的战争目标与敌人的不同……我们说的‘民主’并不是保留选举权却忽视工作和生存权的‘民主’；我们谈及的‘自由’也并非排斥社会组织和经济计划的粗犷的个人主义；我们的平等也非被社会和经济特权者所剥夺的政治平等；谈到经济重建，我们考虑的是公平分配，而不是最大化生产。”这表明，英国政府标榜的传统价值尤其是“一战”期间那种“为了国王和国家”的动员口号与民众当下的战争目标相去甚远，民众对“一战”和“二战”的认知存在明显差别。与“一战”期间英国政府的战时宣传不同，通过“人民战争”来获得更好的战后秩序是“二战”中英国社会思潮的基本写照，这反映出“人民战争”话语的变革内涵已深入人心。在此情形下，政府中的政治精英接受了带有变革意涵的“人民战争”话语，“人民战争”从而具有了国家战争动员与社会变革的双重意蕴。在英国主流政党中，自由党和社会主义者要求政府提出“积极的战争目标”，工党也呼吁：“旧秩序已经崩溃，我们应该就政府未来政策向全国人民做出声明，要求他们为了新秩序而战斗。”在国家层面，除了前述丘吉尔等人的“人民战争”宣传外，战时内阁大臣贝文在1942年谈及战争与战后英国社会目标时，也指出“人民战争”必将带来“人民的和平”。一些地方官员如兰开郡治安法官在1942年声称，英国“正在进行的战争是一场‘人民战争’，是我们（所有人）的战争”。“人民战争”除了作为政府宣传和动员的主题外，它也是英国上下“关于社会重建和公民与国家关系性质的辩论中心”。

　　从话语的接受维度来说，“一个特定的政治词汇要想成功，即融入到大众的假设中，就必须传达出一种对一般替代方案的切实希望和实现它的可信手段，让言说者能够在其范围内进行思考，从而在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时能够使用这一话语，制定策略和口号，并抵制其他话语的对抗。”较之英国政府以战争动员为目标，追求社会团结的“人民战争”宣传，知识界以社会变革为导向的“人民战争”话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变革本身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在知识界看来，战前的危机代表了英国需要被改变的一切，而战争则为社会的转型和进步提供了契机。政府最终对带有变革思想的“人民战争”话语的接受，也使这一话语获得了国家动员之外的社会变革意涵，其背后则是不同群体在战争和战后改革方面的认知趋同。这吸引了那些经历大萧条和战争苦难的民众，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民众的关注点仍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大萧条年代。甚至到1944年议会讨论战后重建时，“人们最关心的问题仍是战后英国是否会回到领救济金的大萧条年代。”在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战后改革成为人们致力于战争事业的主题，民众将战后社会改革的蓝本《贝弗里奇报告》视为战争目标的象征，“拒绝接受丘吉尔在战后改革目标和战争胜利目标之间的错误区分”。迈克尔•布罗姆利（Michael Bromley）认为，这是一个表明“普通人的日子已经到来”的机会，在“人民战争”中，出现了“人民的贝弗里奇”（the people's Beveridge）。“人民战争”话语也因此在官方和社会层面都获得了更大的宣传优势。

四、“人民战争”话语的传播和影响

　　英国政府与知识界的推崇和阐释，共同推动了“人民战争”话语在社会上的传播。这一话语所承载的国家认同、战争动员和社会变革等意涵得到了民众的认可和接纳，推动了英国“人民战争”局面的形成，深刻影响了战后英国的社会转型。

　　在战时激进主义思潮盛行以及民众对社会变革有着强烈要求的背景下，“人民战争”话语在社会上迅速传播开来。除了政府和知识精英对这一话语的宣传外，大众传媒也将“人民战争”作为宣传主旨。普利斯特列的广播吸引了几乎与丘吉尔同样多的听众，他关于“人民战争”将带来“人民的和平”的论断也是这一时期民众渴望变革的思想写照。在不列颠之战开始后，普利斯特列在广播中注入新的政治内容以因应时局，他从表达“英国可以承受”的观点，转变为宣传“人民战争”的思想：“我们不仅要在白天用枪炮进行伟大的战斗，还要在夜晚与我们的心灵独自交流，加强我们的信念：无论身处何处，每个人都要有不可磨灭的真挚愿望和善意源泉。”“人民战争”是战时英国影像宣传的核心主题。纪录片《伦敦可以承受》（London Can Take It！，1941），展示了民众并肩作战的场景，是英国战时宣传的最重要主题，影片对民众参与战争行动的呈现，反映了“人民战争”的精神实质。以《百万同胞》（Millions Like Us，1943）为代表的诸多战时影片，生动刻画了“人民战争”的场景。这类影片的共同主题是：国家在危机时刻的团结和统一；英国的战争是包括平民和军人在内的“人民战争”；要克服阶级差异以促进社会团结和集体利益。英国广播公司也用流行音乐展现“人民战争”中的平等主义、集体主义和参与意识。这从侧面反映了“人民战争”话语在社会领域的传播与渗透。这些被大众媒体传播的“人民战争”话语，是一种塑造民族团结的意识形态，它用共同体意识去代替阶级差异。安格斯•考尔德认为“人民战争”思想在整个战争年代对新闻界、电影和广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塑造了未来五年英国官方和非官方的宣传话语。

　　政府、知识界，以及舆论对“人民战争”话语的宣传，营造了一种团结和平等的社会氛围，强化了民众对国家战争事业的认同。在“人民战争”话语的鼓舞下，“人民”牺牲了自身利益而投入战争，自私自利被认为是与“人民战争”的精神相对立。莱斯特郡圣马克教区牧师加农•赖特（Canon A. Linwood Wright）呼吁：“我们必须根除所有的自私，因为它对社区生活是破坏性的。”取得胜利的力量不在于金钱、人力或机器，而主要在于以完全的牺牲去承担全部责任的热情、决心和不计回报的付出。在全民团结的思想氛围中，英国国家的历史和人民的历史被更加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人民战争”话语上升为一种关于国家认同的叙事。在不列颠之战开始后，德军的空袭造成了大量伤亡和破坏，尽管有些地区的民众士气在一段时间内有所下降，但战争促进了社会的团结与合作，让公众树立了赢得战争的决心。它在激起普通民众斗志的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情感，从而加强了民族团结。不仅如此，“人民战争”话语也为英国民众理解自身与战争的关系提供了参照，在思想和观念层面，它是关于“谁是英国人民”和“英国人民是什么”的参考坐标。它给予那些经历战争的个人以荣誉，将人民团结在共同的事业上，向英国民众提供了一个象征着参与战争事业的意义。因此，“人民战争”话语比其他宣传口号更能深入人心。

　　民众的战争经历和情感体验在“人民战争”的话语中得到升华，鼓舞其投身社会生产和军事行动。在社会生产领域，工人积极响应政府号召。英国合作社联盟（Co-operative Union）领导人詹姆斯•霍尔（James Hall）在工会代表大会上呼吁：“在当下的危机时刻，在内阁中，在军队中，在工厂车间中，在家庭中，合作是我们伟大的民族为争取自由而发动‘人民战争’所仰赖的基础力量。”为号召工人响应政府政策，内阁大臣贝文一方面要求政府放弃此前对“人民”的居高临下的态度，另一方面直接召集工会领导人，鼓励其在工会代表大会的发言中和工会会员管理方面，强化工人对国家事业的认同，工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力度也因此得到极大提升。民众对战争事业的参与范围十分广泛，“农村地区的人经常把疏散者带到本已拥挤不堪的家中，城市里的人们在忍受着夜间空袭的同时继续外出工作。”人民对战争的参与程度也不断深化，更多的工人阶级在战争年代第一次被纳入征税对象，其对自身财产和权益的让渡，使战争成为一场“人民战争”。战争的情感体验让很多大后方民众体会到自己就生活在前线，在死亡的威胁和恐惧中，民众也自视为这场“人民战争”中一直战斗着的军人。“人民战争”吸引了像汤姆•温特林厄姆等激进主义者采用这一话语动员英国的地方军，积极组织民兵训练和战斗。人们也认识到，战争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涉及每个人，对民众的要求也将提高，民众也积极响应政府动员，这推动了“人民战争”局面的形成。海军大臣阿尔伯特•亚历山大（Albert Alexander）强调，英国劳动人民对政府的每一个号召都作出了出色的反应。

　　民众对“人民战争”话语的接受和推崇也延续到战后初期英国的社会转型中。在英国扭转战场形势后，民众将关注点转移到社会变革层面。在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公众舆论将其形容为“人民的贝弗里奇”。在1945年大选中，丘吉尔呼吁“把选票投给国家”，而对“人民战争”的变革内涵和福利国家含糊其辞。工党领导人艾德礼则表示，“人民”在战争中做出了巨大牺牲，必须建立“人民的和平”即符合“人民”利益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工党最终赢得大选也映射出“人民战争”话语承载的价值理念在战后英国的社会吸引力，为战后英国共识政治的确立提供了基础。共识政治的基础主要包括混合经济、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

　　英国政府将战争年代对资本、人力和资源的控制措施延续到战后重建之中。为消除民众对大众失业的忧虑，英国政府在1944年就发布《就业政策白皮书》，将战争年代的充分就业政策制度化，将其作为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基础。1945年，工党政府将国民经济基础部门的所有权收归国有，并成立委员会负责运营国有企业。在艾德礼执政期间，英国实现能源、交通运输、英格兰银行等国民经济重要部门的国有化。政府也履行战争年代的社会改革承诺，根据《贝弗里奇报告》推行福利国家建设。1946年，议会相继通过《家庭津贴法》《国民保险法》《全国工伤保险法》，从制度层面为所有成年人提供伤病和失业保障，并规定工人、雇主和政府共同为退休工人提供抚恤金。这些带有国家干预性质的举措挑战了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但在经历战时国家对人力和资源的强制管控后，英国政府得以在战后顺利推行国有化、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政策。

　　社会各界也将英国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团结与合作精神延续到战后，政府为促成“人民战争”局面而制定的《就业状况和全国仲裁法令》一直被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这为英国社会由战争向和平的顺利过渡提供了制度保障。作为战争年代劳资合作机制的联合生产委员会（Joint Production Committee）也被保留下来并进一步扩大，劳资双方也被纳入政府决策机制，共同致力于战后重建。政府在国有化、充分就业和福利国家等方面的改革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企业界改变了战前敌视工会的态度，认识到在战后给予劳工福利保障的重要性。工会在战后重建阶段也摒弃了战前的对抗策略，配合政府和雇主推行经济社会政策。这些广泛而深刻的社会改革举措的推行，离不开“人民战争”话语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正如巴克森代尔所说：“1945年是关键的一年，英国传统价值衰落，英帝国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福利国家。在这些叙事的背后，不再是敦刻尔克、大轰炸和诺曼底登陆，而是在‘人民战争’的熔炉中形成的战时联合、《贝弗里奇报告》和福利国家。”因而，从根本上来说，“人民战争”话语的力量在于它能够将观点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致力于共同的事业。“人民战争”话语的传播为战后英国社会转型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

结语

　　纵观“二战”期间英国“人民战争”话语的兴起，它反映了话语理念与社会变革之间的深层互动。“话语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它有助于塑造或制约社会结构中的规范和惯例，也影响着这些规范和惯例背后的社会关系、身份认同和社会制度。”在战争的时代背景下，无论是作为政府战争动员的口号，还是作为知识精英呼吁社会变革的主张，“人民战争”话语反映并强化了英国公众关于历史和当下的认知，以及对战后秩序的想象，为“人民”参与战争及憧憬战后秩序提供思想指导。尽管战争年代民众对英国的社会问题仍有抱怨，“但他们认为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是值得打的，并对胜利充满信心”。“人民战争”话语经受住了战争的考验，“被轰炸地区的生活条件经常令人震惊，地方和中央政府的表现也非常糟糕，但这种‘认知’并未触及‘人民战争’神话的核心，即历经艰难，‘人民战争’‘人民不可战胜的精神和勇气’最终取得了胜利。”“人民战争”话语的兴起是英国社会中“人民”观念与战争经历相互融合与叠加的产物。它关联着战前英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战时国家团结的意识形态和战后社会改革的目标，其在思想上获得民众的认可，在实践上推动了“人民战争”局面的形成，为英国战后重建以及从战争向和平过渡奠定了基础。

　　自“人民”作为一种激进主义话语成为英国重要的政治词汇以来，尽管其政治性内涵和外延日益丰富，但其在英国的政治实践中却长期被统治阶层所怀疑和排斥，因而在英国的政治语境中处于边缘化状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政党的联合与分裂、大萧条苦难的蔓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以及和平主义思潮的盛行，都加剧了时局的动荡。在这些结构性因素变化的背后，推动英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力量主体及其价值观念也发生了转换。“贵族和老中产阶级的政治影响力继续下降。贵族把控的上院失去了对国家重大决策的否决权，他们缺少用于公共服务的金钱和时间。老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缩小，政治经济地位逐渐降低，其头衔和家庭背景在社会阶级中的重要性开始降低。”新中产阶级和白领工人开始拥有新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工人阶级的规模不断壮大，占英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一战”后的20年，英国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在此过程中，新近获得选举权的英国工人和普通大众的政治经济地位有所提高。

　　社会主体力量的变化要求新的社会体制和价值理念因应时代而变，以接纳新兴阶层，“人民战争”话语的兴起即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社会变革的缩影。它产生于社会问题加剧和民心思变的时代，战争的爆发深化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对时局的思考。英国的社会问题也因此变得更加清晰，尤其在敦刻尔克撤退后，英国民众对战争的参与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人民战争”话语揭示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社会弊病，也改变了人们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和期望。对英国政府来说，无论是对于挽救文明危机，还是对于维护政治体制，新近获得选举权的、人数众多的普通大众都是无法忽视的力量。因而，政府接纳了带有变革内涵的“人民战争”话语。这一方面表明英国政府意识到战前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府对“人民”价值的认可和对战后社会改革的承诺，即当和平到来时，政府会保证“人民”的就业和福利，改善“人民”的社会保障和教育。而赢得“人民战争”的广大民众也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有了新的认识，继而把政府承诺的这些改革与成果看作不容剥夺的权利。英国在“人民战争”中形成的团结与合作局面，以及政府对资源、人力和社会关系的强制干预在战后重建过程中得到延续，从而持久而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的转型。

　　（注释略）

（本文：作者莫磊，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