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红翔、黄孟芳：在中古中亚探寻唐朝文化

　　中亚位处亚欧大陆的中部，古往今来都是联通东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的交通枢纽。早在魏晋之际，中亚粟特人便进入我国中原地区从事商贸活动，几乎垄断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陆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大约在我国唐朝时期达到顶峰。在东来西往中，唐朝文化也被带进了古代中亚，进而影响中亚文化的发展。

一

　　唐朝建立之初，即有中亚康、安、石、曹等国来献方物，主动与唐王朝取得联系。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年），又有史国来朝献。中亚诸国在唐初的朝贡主要是出于商业目的，政治上他们是臣属于西突厥的。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军平定阿史那贺鲁的叛乱，灭西突厥。此役过后，葱岭以东的西域、葱岭以西中亚至波斯的大量政权纷纷归附唐王朝。高宗遣使者在新归附之地广设羁縻州、都督府，中亚诸国也在其列。显庆三年（658年），唐朝设置安西四镇，进一步加强对西域地区的管理。

　　调露元年（679年），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对安西发起军事行动，被裴行俭挫败。事毕裴行俭留安西都护王方翼镇守，使其修筑碎叶城以巩固对西域的防卫。根据《新唐书》中王方翼传记的记载，新修的城池“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这种“四面十二门”的构造是中国古代城镇建筑的典型特征，即方形围城，基本仿照长安城的建制。当时“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前来参观的胡人来自西域各国，宏伟的碎叶城想必给了他们很强的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随着参观的外族人增多，唐朝的建筑风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来访国城镇的修建。

二

　　中亚地区受游牧民族文化影响较深，多使用金银器具。大食兴起后，逐步控制中亚地区，伊斯兰教不允许使用金银器，陶瓷制品于是大范围流行。中亚地区尤其是撒马尔罕的匠人开始模仿烧制唐朝的三彩陶器和白瓷。大食人将撒马尔罕仿制品以及中亚人从唐朝转运来的三彩陶器与白瓷均称为“撒马尔罕陶器”。撒马尔罕仿制的唐三彩与白瓷较为粗糙，形制及釉色比较简单，在撒马尔罕的考古发掘中屡有发现。

　　至于图像文物中的唐朝元素，最典型的是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阿夫拉西卜遗址壁画。1965年，苏联考古队于阿夫拉西卜23号遗址发现多处绘有壁画的古建筑，其中1号建筑的壁画保存较为完整，即著名的“大使厅”。厅内四壁均有斑斓的壁画，据学者考证主题分别是：西墙乃突厥武士和八国使臣，北墙为唐朝帝后图像，东墙为印度史诗，南墙则是本土粟特王新年出行图。关于北墙的唐朝帝后，研究者普遍认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他们执政时期唐朝在中亚颇具影响力。

　　画面上的唐高宗形象高大，正在苑中猎豹，狩猎是唐朝皇族经常举行的活动，符合当时的史实；武则天则被众宫女簇拥着乘于龙舟之上。意大利学者康马泰指出，武则天所乘龙舟上“龙”头的刻画参照了中亚鹰嘴狮身的格里芬形象，详加比照确实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不是中原固有的形象，可见绘画者或许没有到过中国，未曾见过唐朝的龙舟。至于画中人物的服饰，唐高宗戴幞头、穿长袍、束腰带；武则天与宫女梳双环高髻，着薄衫和红色条纹裙。粟特画工将唐朝服饰描绘得如此接近实际，可能见过相关的实物或图像，这从侧面说明了唐朝的服饰文化已经传入中亚地区。其他考古发现也提供了唐朝丝绸服饰等流入中亚的证据，中亚的穆格山城堡遗址（在今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的穆格山）曾出土大量丝织品，其中的小窠联珠小花锦，就是典型的唐朝初年流行纹样。

　　服饰文化向西传播的轨迹也是有文献可循的，由陆路西行求法的新罗僧人慧超返程途中于开元十五年（727年）抵达西域的安西四镇，他在行记《往五天竺国传》中记录到，当地人“依汉法，裹头著裙”。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唐朝的人物形象、服饰文化等也向西传播到了古代中亚。

三

　　除了建筑景观、陶瓷、服饰等物质文化，在思想观念上，中亚古国的统治阶层对唐朝的知识文化也有向往与主动学习的意愿。其中突出表现在统治者主动派遣质子。自汉晋以来，依附部落或政权的统治者将子嗣送入中原王朝充质，以维系宗藩关系。外来质子在长安“留宿卫、习华礼”，接受唐朝文化的熏陶。这些人有的留在长安长期生活，有的则在若干年后返回故国，他们对长安与中亚的文化交流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熟知的中亚昭武九姓康、安、石、曹、何等国的首领都曾派质子到过长安。

　　拔汗那国很少为现代人所熟知，但在中古时期它是中亚诸国中与唐王朝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双方结为政治同盟，还建立起和亲关系。“拔汗那”的名字来自音译，有时也被翻译为“跋贺舵”“㤄捍”“富那”，位于今天中亚的费尔干纳盆地。唐朝灭西突厥后，在中亚诸国的归附潮中，拔汗那的主要统治者遏波之也遣使入长安。玄宗统治时期，拔汗那国与唐王朝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开元年间，双方都曾向彼此提供过军事援助。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因突骑施叛唐，拔汗那王阿悉烂达干甚至亲自率兵奔赴西域，与唐朝的碛西节度使共同平定突骑施。唐朝为了表彰拔汗那王的功绩，册封其为奉化王。随后，拔汗那向唐朝派遣使者更为频繁，成为唐朝在中亚的稳固盟友。天宝三载（744年），玄宗将拔汗那国改名为宁远国，取“为唐安宁远方”之意。不久，玄宗又将自己母家的姓氏“窦”赐予宁远国国王，以示亲近与尊宠。天宝十载（751年），玄宗选宗室女封为和义公主，嫁于宁远国国王。天宝十三载（754年），宁远国国王忠节请求将自己的儿子窦薛裕送至长安充当宿卫，并表达了希望让他学习唐朝文化的愿望，得到唐朝的准许。需要注意的是，域外政权的首领只在受唐朝嘉奖时会被赐姓、赐名，他们的子嗣在入唐前也不会有赐名的待遇。国王忠节发出请求时就提到了“薛裕”，应该是王子之前已有的名字。

　　除了拔汗那，中亚其他古国在唐玄宗即位后对唐朝的文化向心力也在加强。天宝八载（749年）八月，有石国王子远恩来朝。天宝十载（751年）唐朝大军在中亚的怛罗斯之战中败于大食军队，接着在天宝十四载（755年）又爆发了安史之乱，此后唐朝在中亚的影响力锐减，中亚地区在大食的扩张下开始伊斯兰化。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安史之乱后，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仍有康国长史康忠义来朝。“远恩”和“忠义”都是典型的汉语词汇，从含义来看像是来朝后唐朝赐予的名字，这些拥有汉式名字的统治阶层分属于不同的国家，他们对汉语名字的接受也说明唐朝文化对中亚统治阶层的影响并非个别现象。

　　简言之，古代中国与中亚之间的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丝绸之路见证了中古中亚与唐朝之间的文明互动。对唐朝文化的吸收借鉴和碰撞交融，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亚文明的发展，进而对人类文明的成长与进步作出贡献。

（作者：郑红翔、黄孟芳，分别系西北大学丝绸之路研究院讲师、西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