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从初史的迁徙到移民裔群的定位：非洲移民史探源

【内容提要】移民是民族研究的重要议题。移民可分为内部移民、向外移民和向内移民三种，这种情况普遍适应于亚洲、非洲、欧洲或世界各个地区。非洲被普遍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人类从这里走向世界各地，构成了世界民族史的重要篇章。在当前国际关系欠稳定和国内秩序失衡的情况下，移民问题日益突出，同时移民也成为国际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这里的移民指非洲人在大陆内部以及对外的迁徙，也涉及大陆之外的人移民非洲的现象。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分五个阶段探讨这一问题，力图说明非洲移民从这块大陆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

【关键词】移民；非洲移民史；双向移民；大西洋奴隶贸易；非洲移民裔群

　　移民问题日益引起学术界关注。作为典型的民族问题，其现实意义已扩展到国际政治、国家认同、政治秩序、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以及平等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利等诸多方面。本文的移民分内部移民、向外移民和向内移民三种，这种情况实际上也适应于亚洲、欧洲或其他地区。本文中将使用“非洲境内移民”“非洲出境移民”和“非洲入境移民”的表述。本文的移民指非洲人在大陆内部与外向迁徙及大陆之外的人移民非洲的现象。本文从五个阶段探讨非洲移民史，分为初史即人类早期的迁徙;古代至1500年的双向移民;1500—1850年间经历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及各种人口流动;1850—1950年间列强瓜分、殖民统治和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的移民;1950年以后非洲国家相继独立后的移民浪潮。

一、初史时期:人类起源及移民与班图人的迁徙

　　“初史”(Initial history)这一概念由高畅(Augustin Holl)教授提出。他认为用“史前史”(prehistory)描述人类历史没有意义，建议用“初史”(initial history)取代。所谓的“历史”是从遥远的人类起源直到现在，它是一个连续体，“史前史”一词容易被人误读。历史的分期是必要的，但它不需要建立在一个“之前”即史前史和一个被视为文明的门槛之后的历史之上。人类从诞生起就开始移民。目前的研究提出四个观点。第一，非洲是能够按连续的年代顺序来证明人类发展各个阶段的唯一大陆。第二，非洲发现的人类早期演变的头盖骨化石系列最为齐全。第三，多年的分子遗传基因研究为人类起源于非洲提供了新证据。第四，语言学研究推论世界语言源于非洲。非洲是人类发源地，人类从这里走向世界。故此，最早的移民发生在非洲。更新世的狩猎和采集群落、粮食生产的出现和扩展以及技术的发明和创新是人类早期迁徙的条件。从考古发掘看，从2200万年前的类人猿到200万年前的人类物种均已在非洲发现。人类分子遗传学的研究成果支持人类走出非洲(Out of Africa)的学说，即生活在地球上的现代人类均是在约5万—10万年前走出非洲的史前人类的后裔。

　　以中国为例，我们的祖先从非洲来到东亚可能存在两条路线，即“南线”假说和“北线”假说。“南线”假说认为现代人类祖先离开东非后进入阿拉伯半岛，沿印度洋海岸线进入东南亚地区(包括云南)，后逐渐向北部内陆扩张;现代印度人群被认为起源于三次迁移事件，其中的第一次迁移来自东非，发生于约6万年前，形成南亚的土著居民。昆明动物研究所张亚平院士实验室的研究认为人类走出非洲仅有这条迁移路线，从而否定了“北线假说”。“北线”假说认为，人类约在5万—6万年前从北非进入地中海东部，然后沿东西走向分别进入中亚和欧洲。南线假说无法解释东亚人群南北方的遗传差异与北部检测的属于中亚和欧洲地区的遗传信号。以中国南北116个地区和朝鲜半岛3826名男性的DNA研究表明约93%样本支持“南线”说，7%的样本显示存在来自中亚和西部欧亚的遗传输入，其祖先沿着人类迁徙的北线而来。“北线”假说及中亚与欧洲遗传信号是否为近期基因交流的结果，此前缺少有力证据。此研究支持早期人群走北线的迁移方式。北线对东亚人口输入加大了南北方人群的遗传差异。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发育生物学研究中心马润林研究组的成果支持此观点。非洲母语音素呈现多样性形态，大数量的音素随着与非洲创始点距离增大而递减。创始点效应(Founder Effect)的研究表明:人类语言源于非洲并从这里扩展到各地。

　　有关语言溯源的研究曾于1866年被巴黎语言研究学会停止。然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总会突破各种禁锢。后来的研究表明，班图语是非洲最大的语系，就地理分布而言，居住在西起尼日利亚南部、东至索马里南部、南至开普敦的民众绝大多数都说班图语。威廉•布莱克(1827—1875年)在1862年提出“班图”(Bantu)这一用语，卡尔•梅因霍夫于1889年提出语音学证据证明了班图语的统一性。班图语源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边界的克罗河谷附近，非洲有3—4亿人使用约500种班图语言。班图人迁徙是大规模移民的典范，涉及多个学科。德•马雷等人通过对中部非洲特别是刚果河流域和喀麦隆等地有关冶金、语言等方面的考古成果力图推断班图人移民及其分布的状况。范西纳探讨班图人迁移后并通过对非洲语言词汇的研究提出班图人铁器非本土创造的结论。高畅的考古成果丰硕，他深入研究班图人扩张在人口定居与自然环境动态方面的相互影响和非洲语言多样性及其消长过程与迁徙的互动。海曼等人系统研究了班图人的扩张，贝雷特从语言地理学的角度探讨班图人的起源，伯内尔－李等人从父系基因线索揭示班图人迁徙对人口的影响，菲利普等人试图用语言和基因说明两者与班图人迁移的关系，格罗勒蒙德等人通过萨凡纳走廊的模拟迁徙研究表明，动植物的生活环境改变了班图人迁徙的路线和速度。班图语扩展与人的迁徙同步。

　　班图人迁徙是非洲早期移民史的重要事件。班图人迁徙可视为扩张移民，狩猎者和采集者早期即如此，放牧者要求草原，农耕者需要田野，这种与生存环境变异有关的被迫流动应归入移民。班图语核心词汇的建构表明班图人在5000年前已实现食物经济多元化。公元前3000—前2500年，班图人从起源地进入刚果盆地。公元前1000—公元200年，赤道雨林的共享网络说明班图人通过贸易、技术、定居点与其祖籍地建立联系。经过约2000年的迁徙及资源变得稀缺，班图人进一步向南迁移。移民的班图人通过交易和通婚不仅改善了与原居住者的关系，而且改变了社会和政治关系，这个过程一再重复。班图人表现出多种生存策略，如狩猎、采集、游牧、种植、渔业和贸易。在铁器时代早期，粮食产量明显增加，考古发现的陶瓷、烧焦植物以及金属物体与班图语言地图平行。班图人逐渐移民到非洲西部、中部、东部和南部，并与各地区人民在亲属关系、社会习俗、年龄等级、思想文化、宗教哲学及艺术形式等方面交流。班图人的迁徙是在被动环境中的主动行为。

　　班图人扩张或迁徙是大规模的移民。“非洲的特点是，总有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人口的大量移动是新思想、特别是工具和技术的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有时传播速度非常快，往往使有关的研究者很难查证所传播的各种革新技术的起源地。”此迁徙参与人数多，延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对非洲的人口密度、生产方式、植物栽种、文化交流及语言传播等方面产生了广泛影响。各种争议尚存:迁徙的原因是环境、经济、政治还是多因素的结合?迁徙过程是早期分流还是晚期分流?迁徙带来何种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影响?与大多数生物物种不同，人类可以利用文化创新来占据新环境或地盘，班图人扩张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迁徙是相对独立于栖息地，还是对熟悉了的栖息地产生偏好。研究发现，班图人扩张在广阔的地理区域内传播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农业在其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班图语种群从祖居地的扩张并非随意迁徙，而是沿着新兴草原走廊流动。从草原迁到雨林时扩张速度减慢。尽管班图人在文化创新方面具有非凡能力，但新栖息地极大地改变了其传播路线和速度。

　　近年的分子遗传学、基因数据、环境和考古研究及语言古生物学的资料支持班图人从中部非洲西北部迁到其他地区的观点。这种迁徙带来了语言传播和人种扩散、技术交流和文化扩张，班图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地区取代了本土人或与之融合。由于植物和水资源对于人类十分重要，近代以前人口流动在非洲历史上颇为频繁。

二、1500年以前:非洲大陆的双向移民

　　埃及境内尼罗河流域居民的大规模迁入发生在新石器时期，移民来自东撒哈拉地区或沿尼罗河自南而北。埃及与库施(现苏丹)两种古文明在努比亚地区的互动和双向移民早已开始。尼罗河流域的人口迁徙多在上下努比亚之间，伴随着不断的文化融合。公元前3200—前1800年，埃及不断征服努比亚地区以建立霸权，移民及同化现象随之而来，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3—前1085年)尤甚。苏丹历史上不断来自上埃及红海山区说阿拉伯语的贝贾人(即阿巴达人，the Ababda)移民是其中一支。库施帝国在公元前750年左右占领上埃及地区，国王佩耶(公元前751年继位)和公元前713年继位的沙巴卡被称为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的开创者，库施对埃及一个世纪的统治导致了双向移民。诸多外族不断迁入或统治埃及，如波斯人、希腊人、马其顿人、罗马人。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埃及，很多阿拉伯人移民埃及，随后是突厥人和土耳其人。

　　阿克苏姆(现埃塞俄比亚)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曾与古罗马、波斯、中国诸强国并列，与南阿拉伯隔海峡相望。阿克苏姆除了与阿拉伯半岛进行交往外，与埃及、以色列和古希腊罗马长期存在着人口流动、政治与经贸联系。公元6世纪，埃塞俄比亚国王曾率兵征服麦加及南阿拉伯地区。古希腊罗马人将来自非洲不同民族的黑人称为埃塞俄比亚人。从荷马时代到查士丁尼时代，黑人在希腊和罗马担任各种职业，如仆人、外交官、战士、运动员和表演者等。在白人占主导的古典社会中，黑人既未被浪漫化，也未被鄙视，异教徒和基督教徒对埃塞俄比亚人均无偏见。这些人逐渐融入当地社会。

　　阿拉伯人将东非朱巴河以南的居民称为僧祇人(the Zandj)。阿拉伯作者所引用的僧祇语表明其源于班图语。班图人给中部非洲带来铁器，改进了农业技术，在公元400年已抵达南非纳塔尔，对南部非洲的影响不断增强。“当瓦斯科•达•伽马航行绕过好望角时，非洲大陆的南端已是具有杰出文明之地，农业和畜牧业已相当发达。但是，为了替欧洲人早年向非洲大陆南端移民进行辩解，许多西方学者竟毫不迟疑地宣称非洲这一部分接近于荒无人迹……事实说明，荷兰人及其后的英国人自17世纪以来就逐步将非洲人赶向贫瘠地区……”印度尼西亚人约在5—8世纪时已抵达马达加斯加，与非洲移民成为首批定居者，共存现象明显。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印尼人停止了航海活动。尽管印尼语在马达加斯加语词汇中占主要成分，但班图语的成分确实存在。马岛东南部安泰莫罗人(the Antemoro)的珍贵手稿《索拉贝》有阿拉伯人从麦加来马岛定居的记录，他们在该岛早期起过重要作用。班图人祖先与迁入的印尼人和阿拉伯人对马岛文化均有贡献。12—15世纪，马岛移民通过长期融合形成了马尔加什文明。公元1000年前后开始的卢奥人和布尼奥罗人－基塔拉人(the Bunyoro-Kitara)的流动是重要移民事件。除一些民族的短距离迁徙外，沿白尼罗河开始，有卡拉莫琼人、图尔卡纳人与南部包括南迪人和马萨伊人的尼洛特人民族集团的流动。各集团有自己的迁徙战略，如卢奥人需要灌溉良好的地区，卡拉莫琼人需要降雨量更多的地区。

　　美国黑人学者杜波依斯(1868—1963)认为:“早在基督教时代之前的数千年，德拉威黑人奠定了印度文化的基础。”“德拉威黑人文化构成了整个印度文化的基础，其最伟大的宗教领袖总是被描绘为黑人或是卷发者”，相传来华传播佛教的30名僧人的肤色中有黄色、棕色和黑色各十名。1927—1935年，中外科学家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的居延汉简中记录了不少黑肤人。1948年，西安唐代裴娘子墓出土的一尊陶俑为卷发、红唇、白眼、高宽鼻、肌肉发达、身子短的非洲人形象。有关在汉唐出现的黑人已有研究。黑人来源多元，或从阿拉伯地区来的非洲黑人，或来自摩洛哥、埃及等地，另一些来自东南亚地区。中国人抵达非洲的情况有所记载，但最早时间尚无定论。1993年，奥地利科学家在研究埃及第二十一王朝(公元前1085—前945年)一具女尸的头发时发现异物，“光谱清楚地确定了丝绸……丝绸工业起源于中国，这种材料可能首先通过波斯到达地中海国家”。非洲其他地方也发现了古代华瓷、钱币等。根据阿拉伯地理学家伊德里斯(1100—1166年)记载，华商曾居住在桑给巴尔。“这个岛屿有许多联结在一起的建筑，岛上许多村庄也养牛。他们栽种稻谷。这里的人商业活动频繁，每年进口的商品种类繁多。据说，一旦中国国内发生叛乱或是在印度发生不法事件和暴乱，中国人就会将主要的商务活动迁移到桑给巴尔及附近岛屿。中国人对与岛上居民开展贸易关系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岛上的居民处事公道，经营方式令人喜爱，跟他们做生意也很轻松。由于这一点，桑给巴尔岛因此繁荣了起来，旅行到这里的人也相当多。”

　　撒哈拉和东非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和双向移民一直延续，包括阿拉伯人的奴隶贸易。东非地区的奴隶买卖在公元100年即已开始。穿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历史悠久。在早期穆斯林社会，奴役状况与异教徒身份相联系，奴隶的来源和补充带有强烈的宗教动机和军事色彩。然而，社会发展使“穆斯林不能奴役自己兄弟”的信条名存实亡，奴隶充当着各种角色:家奴、劳力、士兵、亲信甚至主人，女奴较多，主要是用来做家奴。以前对女奴多于男奴的解释是女奴有生殖能力，比较驯服。研究表明妇女首先是作为劳动力使用，其次可用来作为抵押和对士兵的报酬，男女奴隶可进行婚配，其生殖能力不可忽视。阿拉伯征服引发撒哈拉地区一系列的政治纷争、经济交流和人口移动。一部分柏柏尔人随着贸易进入撒哈拉，迫使毛里塔尼亚塔甘特的沃洛夫人和塞雷尔人向塞内加尔西部迁徙。阿拉伯半岛与非洲自古就有贸易和迁徙，这里的非洲人多来自埃塞、索马里、努比亚地区，以战士和奴隶居多。麦加专门雇用了一支被称为“阿哈比什”(Ahabish)的职业军队以保护商路，埃塞士兵是主力。这一称呼与阿拉伯人称埃塞人为“哈巴什”(al-Habash)有直接关系，士兵后来留下成为当地居民。麦加首批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有非洲奴隶。早期追随先知最有名的黑人是比拉尔•本•拉巴赫(Bilāl ibn Rabāh)。他是埃塞奴隶，被解放后成为伊斯兰教第一个呼唤祷告的宣礼员并参加过早期战斗，其母哈玛玛赫(Hamāmah)和兄弟哈立德(Khālid)也是麦加奴隶。伊拉克南部水利工程的大批劳力来自埃塞、努比亚、非洲之角及东非，被称为“僧祇奴”，他们在9世纪举行了大规模起义。经过长期融合，黑人被占优势的阿拉伯人同化。非洲人也出现在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印度学者认为:“东非远至印度、阿拉伯、波斯湾和红海等市场的奴隶贸易与印度和这些地区的贸易联系一样历史久远”，“奴隶贸易在公元1—6世纪已发展到孟加拉湾”。在13—14世纪，非洲奴隶在印度比较普遍。非洲人马立克•萨瓦尔曾是德里素丹穆罕默德的奴隶，1389年成为副素丹。北非人在8世纪大批进入西班牙，其统治延续到1492年的收复失地运动。他们对南欧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在欧洲文艺复兴以及亚、非、欧大陆之间的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公元642年，阿拉伯人在埃及建立统治与伊斯兰教向非洲大陆的传播并未带来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埃及、苏丹和豪萨是例外。1200年后，大批贝都因阿拉伯人向南穿过红海山脉定居在苏丹的科尔多凡和达尔富尔，带来了畜牧业的兴盛。努比亚人失去了自己的宗教和语言而成为阿拉伯人。12—16世纪，大量移民先后从北部萨赫勒地区、西部马里和桑海帝国与东部的博尔努迁徙到豪萨地区，包括牧民、渔民、农民、商人及穆斯林教士、学者和贵族。大部分最早迁徙的富拉尼人/富尔贝人是寻找新牧场的牧民，少数是穆斯林教士。14世纪后期进入豪萨的图阿雷格人击败戈比尔人，在阿加德兹建立素丹国，用畜产品换取农产品。博尔努人不断迁入豪萨，15世纪的文字史料记载了贵族、学者、商人迁徙到豪萨的卡诺、卡齐纳和扎里亚。14—15世纪，万加拉人商人移民至卡齐纳－莱卡地区。一些桑海渔民移民迁到里马河定居。15世纪后半叶从北非和廷巴克图迁来的阿拉伯和柏柏尔商人及学者与豪萨城邦的兴旺和居民皈依伊斯兰教有关系。豪萨人随着军事远征也迁往西部和南部，士兵和随军人员起到向外移民和扩大领土的作用。穆斯林教士和商人持续外迁到博尔努等地。

三、1500—1850年:跨大西洋的强迫迁徙

　　人口买卖是人类迁徙的形式之一，奴隶贸易早已存在。据研究，在650—1900年间穿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数目为938．7万人。尽管不少学者表示质疑，但这一研究打破了长期以来认为穿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数目不多的看法。阿拉伯地区保留下来的资料很少，陆上贸易具有随意性且奴隶的流动性更大。这一研究表明了对可用的原始资料进行筛选从而在计量经济史上开垦处女地的可能性。尽管对东非奴隶贸易和穿越撒哈拉的奴隶贸易已有研究，但15世纪开始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因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伤害之深而为历史记忆，也给非洲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性。正如肯尼亚历史学家奥戈特指出的:“从非洲输出奴隶的贸易，尤其是横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在很多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单独从贸易规模看，其涉及的世界地理范围和贸易的经济情况——在提供奴隶的规模、使用奴隶为国际市场生产商品以及从奴隶劳动所得产品为中心的贸易方面——所有这些均使非洲的奴隶贸易有别于其他的奴隶贸易。”这一时期还见证了非洲的内部迁徙以及包括释奴在内的其他非洲移民。

　　大西洋奴隶贸易到底卷入了多少非洲人?早期关于抵达美洲的非洲奴隶人数较权威的观点是13887500人，由邓巴于19世纪中叶提出。1969年柯顿提出9566100人，误差在－9．8%至+10．3%之间。1976年，尼日利亚历史学家伊尼科里指出，柯顿因未研究原始资料及方法上的失误，大大低估了奴隶抵岸人数: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数基于税收名单的统计，大大低于实际奴隶数目;从英国离港开往非洲的船只数量大大低于英国实际参加贩奴的船只数量;19世纪英国贩奴船只申报的吨位大大低于实际吨位，因为有些英国船只直接从非洲贩奴至美洲，或船主为逃税低报吨位;对法国奴隶贸易的估计仅以法国商人贩奴至法属殖民地为准，排除了盛行的非法贸易。伊尼科里认为英国经手的奴隶出口数在1750—1807年间为2476959人，柯顿的数目仅为1616000人。1976年以来的研究结果表明柯顿的数目确实大大低估。1978年，非洲学者估计非洲出口的奴隶数达1540万人。大西洋奴隶贸易中非洲人的移民是一种被迫迁徙。重要问题之一是这场被迫迁徙对非洲各民族的影响。奴隶贸易引发的战争造成大量的人口损失，男劳力和育龄妇女的损失导致了17—18世纪人口下降，特别是西非和中西部非洲。奴隶贸易引起的权力中心转移表现在多方面，权力从国王手上转到处理涉外事务的大臣手里;或从贵族转到中间商人;在王国之间，旧王国对臣属酋长国失去控制;新王国以奴隶换回火药武器，与欧洲奴隶贩子联盟。奴隶贸易引起的变化绝非仅是权力转移和王国兴衰。这种影响表现在多方面，包括人口地理与地缘政治的变化，民族文化的冲突，集体心态的改变，政治经济的得失和社会结构的演变等。奴隶贸易引发的政治动乱、资源紧张和社会分化对随后的列强入侵和瓜分及殖民统治时期的民族冲突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位于赞比西河上游地区的卢瓦勒人、隆达人和洛齐人的关系。卢瓦勒人曾掠隆达人为奴，隆达人与洛齐人结成联盟。英国殖民政府误将卢瓦勒人和隆达人均看作洛齐人的臣民，从而引起两个民族的反抗。为躲避战乱而进行的被迫迁徙导致生产的中断、技术的流失、恐惧的产生、对他人的不信任以及对生命的蔑视。男性劳力的流失给农业生产和经济生活带来极大损失。捕获奴隶的非正常手段也导致了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崩塌，从而对非洲发展产生了巨大障碍甚至引起了倒退。奴隶贸易使得黑人出现在世界各处。反过来，16—19世纪的大西洋体系带动了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如果没有大西洋地区的商品生产和贸易扩展，就不可能出现18—19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和19世纪发生在美国东北部的工业革命。欧洲人的奴隶贸易从葡萄牙人在非洲大陆探险开始，最后导致大多数西欧国家的卷入。拉丁美洲出现了优秀的黑人领袖，如圣多明各革命领袖和海地独立之父杜桑•卢维杜尔(1743—1803年)。海地革命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被看作最终废除奴隶制的强大推动力。大西洋奴隶贸易导致了这样一种移民历史局面:黑人作为奴隶、士兵或释奴出现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其他欧洲国家及其所属殖民地。

　　在非洲内陆，以适应人口密度为宗旨的迁徙缓慢而持续地进行，在萨凡纳地区和中非雨林带尤为突出。移民不断形成新的民族集团，在刚果河至开赛河口沿途形成了博班吉人社区，在东非沿岸形成斯瓦希里社区，从尼日尔到塞内加尔沿海形成贾汉卡移民社群，从上尼日尔到阿贾沿海建立了乔奥拉人即迪奥拉人社区，以及奥罗莫人、卢奥人等社群。非洲不同地区都在发生着因环境变化、政治驱动或经济活动产生的各类型的移民，以及因人口流动导致的族群分裂和聚集。④同时，不断有人移民非洲。1652年，荷兰人在开普建立据点，随后不断有移民来到南非。殖民地虽几经易手，但白人殖民者侵占土地的活动从未停止。在剿灭了桑人并奴役了科伊科伊人之后，欧洲人又极力否认科萨人对南非这块土地的占有权，将他们看作外来者。1806年，英国占领开普后开始向南非移民，与荷兰人及其后裔即布尔移民农场主产生矛盾。英国在政治上压制布尔人，在经济上推行有利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1833年宣布废除奴隶制，使布尔人失去无偿劳力的来源，其落后的生产方式受到巨大冲击。为了维持奴隶劳动和大土地占有制，布尔人开始向东移民，史称“大迁徙”。大迁徙领导人雷提夫于1837年2月2日发表《移民农场主声明》，反对英国禁止奴隶制的政策，提出迁徙是为了继续“保持主仆之间的正常关系”，即保持布尔人对非洲劳动力的无偿占有。布尔人分三路扩张，遭到非洲人的不断抵抗，他们侵占奥兰治河和林波波河之间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于1852年在北方建立德兰士瓦共和国，奥兰治河以北、瓦尔河以南的布尔人于1844年宣布独立。英国为笼络布尔人以对付非洲人，于1854年与奥兰治自由邦签订《布隆方丹协定》。

　　16世纪，移民非洲的阿拉伯人在语言和文化上已取得绝对优势。穆斯林移民带来的新思想使埃及人和苏丹人接受了阿拉伯的民族认同，使其他地区的非洲人接受了伊斯兰教的宗教认同。这一时期已有中国移民抵达非洲。关于非洲华人的最早传说来自法国航海者拉瓦尔在1602年出版的航海游记，他在马达加斯加碰到中国面孔的居民自称祖先航行到此地后迷失了方向。毛里求斯的第一批华人1760年在路易港下船，路易港西部公墓有他们的墓葬。华人姓名最早出现在毛里求斯户口登记簿上的年份为1761年。一些在留尼汪停留的华人随后移民到毛里求斯。首批来自留尼汪的中国农业工人于1848年8月17日抵达该岛。1857年之前，有202名在留尼汪契约已满的华工移民到了毛里求斯岛。非洲东南部地区也出现了华人。从1820年起，在美国获得解放的黑奴被陆续安置于利比里亚，返回非洲的移民热情持续发酵。1839年利比里亚联邦成立，1847年建立利比里亚共和国。1847—1851年英国经济危机导致不少英国人移民南非。5000名白人移民在投机商人的资助下离开英国定居纳塔尔。纳塔尔的白人人数不断增加，1870年已达18000人。

四、1850—1950年:列强瓜分与殖民统治时期的移民

　　这一时期直接影响非洲移民的重要事件是废除奴隶贸易、殖民统治建立和矿业的发展。内部迁移导致了人口的重新分布。南部非洲恩古尼人带有军事扩张性质的迁徙在恩古尼语中被称为“姆菲卡尼”(Mfecane，意为“粉碎”)，它改变了南部、中部和东部的政治地图。布尔人大迁徙在1902年以英布战争而告结束，政府鼓励白人到被没收的非洲人土地上定居。在东部和中部非洲，卢奥人迁徙的最后阶段完成，维多利亚湖北岸的一些族群和受到布干达王国扩张压力的酋长国终于找到了定居地如布纳夫，并通过联姻发展起高效率的商品和劳务网络，类似的还有赤道非洲的芳人、西非的富尔贝人、阿贾人和约鲁巴人、中非的乔奎人和东非的阿赞德人等。索马里人最后一次大规模迁移浪潮将欧加登的游牧民卷向朱巴河或更远地区，他们中有的与奥罗莫人发生冲突，奥罗莫人被迫退至塔纳河。

　　祖鲁王国是由国王恰卡根据两条原则建立的高度集权军事国家，一条以亲属为中心，另一条以同龄人兵团为特点的军团为基础。恰卡策划的带有军事迁徙为特征的“姆菲卡尼”是一场波及南部、东部和中部非洲的军事行动和社会－政治变革，使恩古尼人从纳塔尔扩展到其他地区。此过程在吸收了其他族体后形成新民族，如恩德贝莱人、索托人，或是促成了南部非洲的加扎、斯威士、恩德贝莱、索托和佩迪及其他集权王国的形成。以同龄人军团为基础的军事实体将分散的族群整合为国家，特别是靠武器进行征服的具有进攻性的国家。恩古尼人的这场运动使南部非洲人口得以重新分布，有的地方人口更集中，有的成为空地。

　　19世纪中叶，多次移民浪潮席卷中部非洲。索尚甘恩率领加扎－恩古尼人建立了核心地带位于莫桑比克南部和西边毗邻地区的帝国，领土深入现津巴布韦境内。兹万根达巴被迫经过20年的移民过程，大量吸收外族人并将队伍迁至马拉维湖和坦噶尼喀湖之间的马普波，他的同化政策使马普波的恩古尼人中大部分具有外族血统。索托人后裔科洛洛人击败了位于赞比西河中游一带的洛齐人并定居下来。恩古尼人和索托人对东部非洲的持续渗透产生了两个重要后果:建立了两个恩古尼人王国即姆绍佩和恩杰鲁，它们后来在反抗德国殖民统治时表现突出。一些遭受蹂躏的民族如南坦噶尼喀的赫赫人原来分属30多个独立酋长国，受到冲击后再次聚集。它采用恩古尼人的军事技术和组织方法，重新组织并征服了邻近民族。

　　西非出现了多股迁移浪潮，如富尔贝人和图库洛尔帝国扩张带来的人口迁徙。哈里发运动导致的人口流动既有征服者的移民，也有被征服民众的逃离，以大族群为中坚的酋长国或以埃米尔(Emir)及其追随者为中心的酋长国不断产生。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及周边国家出现了迁移运动，现今的民族分布版图正是这种不断分离和聚合的迁移结果。阿贾人的达荷美王国从西部入侵将约鲁巴人推向东边，伊巴丹帝国扩张使旧奥约向外移民。在西部和南部的沃尔特高原，民族迁移是普遍现象，各民族之间竞争排斥，又不断交流，普瓦人、西萨拉人、甘人、迪扬人、比里福尔人、达加腊人与达加腊－乔拉人等民族之间的通婚、聚集与分离成为常态。另一个移民趋势是欧洲人建立商站并展开贸易活动，这些沿海的商业活动将内陆定居的民族如凯莱人、芳人等吸引到海岸地区。

　　导致大规模移民的因素有人口增长、土地短缺、气候变化、生态格局受到破坏。人口与牲畜的增长增加了对草场的压力，旱灾使情况更趋恶化，从而加剧了居民对资源的争夺。人口稠密区有时吸引移民，有时成为人口外移中心。内在动因和外力介入是极重要的因素。内在动因指政治领袖在移民扩张中对改革和复兴途径的探索。外部因素如布尔人为争夺土地或牛群所有权引发的大迁徙。英国与布尔人的冲突一直存在，矛盾的激化引发了旷日持久且两败俱伤的战争。1902年5月31日签订《弗里尼欣和约》，规定布尔人放弃德兰士瓦和奥兰治两个国家的独立地位并成为英国臣民，英国认可布尔人移民扩张中所占领的非洲人土地。

　　殖民地边界的确立从多方面影响了人口迁徙。首先，殖民地边界并不阻止采矿业对大批劳动力的需求。南非金矿招募劳工的目标地扩展到巴苏陀兰(现莱索托)、贝专纳(现博茨瓦纳)、斯威士兰、尼亚萨兰(现马拉维)、莫桑比克、安哥拉等地，甚至包括中国。此外，资本所到之处必须纳税，一些消费品须用现金支付，非洲人只好去矿山工作以获取现金。欧洲人种植园或农场所需季节工是迁徙的另一原因。种植园与采矿业均得到政府支持，如比属刚果的油棕种植园和德属东非的西沙尔麻种植园。种植园从周围或不同殖民地吸引劳力，如坦噶尼喀的劳力来自尼亚萨兰、北罗得西亚(现赞比亚)、莫桑比克及卢旺达－乌隆迪(现卢旺达和布隆迪)。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的种植园劳工从安哥拉和其他殖民地输入。这是一种可随时补充的劳力，殖民政府很少干预。20世纪20年代，每年约20万移民从周边涌入黄金海岸和尼日利亚。

　　伴随着矿业发展是城市的诞生和移民的产生。大量破产或失地的农牧民流向矿场和城市。南非金伯利在1866年还不存在，1877年已成为拥有1．8万人的城镇，约翰内斯堡从一个小村庄在1900年发展成16．6万人的城市。白人移民非洲曾是殖民宗主国解决本国社会矛盾的政策，既可避免劳工动乱，又可使殖民地“白人化”。缺乏技术和资本的白人移民非洲后占据大量本属于非洲人的土地和工作机会，并造成种族之间的技术和生存障碍，这在葡属和法属殖民地特别明显。南非白人移民亦如此，且人数庞大。种族隔离政策使非洲人成为无地无权的劳动力，只能在采矿业、种植业或白人农场工作。葡属殖民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分别与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签订提供劳工的《莫桑比克协定》(1928年)和《太特协定》(1934年)。1935年，葡萄牙殖民政府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开始对送到南非矿场的非洲工人实行临时契约劳工制度。南部非洲的这一特点不仅生成了地区历史文化的共同性，还造就了劳工输出国与接受国之间的依存关系，同时给输出国带来与家庭和生育相关的社会问题。

　　迁徙也成为非洲人的抗议方式，这在殖民早期的农村或内陆特别明显。人们为避开殖民高压政策特别是赋税措施不得不迁徙、移民出境或遁入深山。在1882—1889年间，圣路易的富拉尼人大量迁往阿赫马杜帝国，1882年的3万富拉尼人到1889年只剩1万人。在1895—1907年间，非洲人误认为英国殖民统治较仁慈，超过5万人从赞比西河流域逃往英属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或从法属领地塞内加尔、几内亚、尼日尔和科特迪瓦迁往邻近的英属领地。在1916—1917年间约1．2万人离开科特迪瓦和达荷美移民到黄金海岸或尼日利亚。然而，英属尼亚萨兰的非洲人对其政策深有感受，大量通加人和通布卡人为逃避苛税从鲁库鲁流域迁移到英国控制范围之外的地区。有的非洲人为躲避征兵躲进深山老林。抗议性移民导致法属西非的非洲人减少了大约6．2万。

　　一战后的欧洲重建需要劳力，非洲人移民人数随之增加。争取接受高等教育也是重要原因，以学生为主体。非洲人的移民目的地不再是南美洲、加勒比地区和印度，而是欧美国家。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和突尼斯人主要是移民法国，一战后法国出现了移民劳工入境的第一个高潮。来自非洲和美洲的黑人构成了当地劳动力重要部分，还带来了非洲移民文化。然而，非洲人身份是固定的，欧洲的种族主义绝不允许完全同化。歧视政策反而使具有自身特点的非洲移民文化逐渐兴盛。这种非洲身份和文化与政治代表性问题在巴黎由桑戈尔(1906—2001年)和艾梅•塞泽尔(1913—2008年)等人以“黑人精神”(Negritude)的方式表现出来，形成一种抗议文学。美国黑人移居利比里亚的热情虽有所下降，但仍在继续。牙买加的马库斯•加维(1887—1940年)在1914年创建全球黑人促进协会(the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1920年通过《世界黑人权利宣言》，追随者达200万人，1921年宣布成立非洲共和国，组织黑星航运公司，将美洲黑人运回非洲。黑人遭受经济剥削和种族歧视，他们在争取公民权利的同时也创造了充满活力的文化。移民成为美国不断发展的原因之一。黑人一直在拉美特别是加勒比地区从事农业和种植园工作，如古巴、多米尼加和牙买加的蔗糖和烟草种植园、哥斯达黎加的咖啡种植园，矿业及服务业也吸收移民。巴西的非洲裔人口众多，奴隶制废除后主要从事农业，后逐渐进入城市。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的宗教对巴西颇有影响。

　　印度人和华人移民非洲后，开始与本地人逐渐融合。1883年，华人和印度人与毛里求斯的克里奥尔人结婚的有415起。19世纪中期，纳塔尔制糖业需要劳力，印度人成为首选。根据纳塔尔政府的资助计划，印度劳工十年后可领取一笔钱作为回国旅费，也可换取土地在纳塔尔定居。1860年首批印度劳工抵达，60年代末印度人已达6000人，多选择定居并逐渐适应当地环境。印度的古吉拉特商人来到南非，印度人作为英帝国子民比华人占优势。他们集中在东部和南部非洲，通常从事零售、服务业和种植业。1875年南非约有1万印度人，19世纪末达10万人。在1860—1911年间有152182名印度移民抵达纳塔尔，绝大多数来自南部印度。1911年印度政府中止纳塔尔移民计划。德班甘蔗园中的印度人和非洲人的百分比在70年内变化显著，1875年印度人和非洲人的比例分别为42%(5292人)和58%(7457人)，1945年只有4500名印度人，非洲人达55778人，占比为7%和93%。非洲华人时有增减，但逐渐增加。1929年的调查表明非洲华侨的总人口为15692人。1935年的统计为1．7万人。1950年，非洲各地华人约为26000人。

五、1950年以后:移民潮逐渐扩大

　　20世纪50年代以来非洲移民有以下特点。一是迁徙海外的非洲移民增加。二战后大批非洲人移民发达地区，既有高学历人才，也有难民，从而造成海外非洲人大幅增加。二是采矿业、种植园、林场和农场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形成了大量流动劳工，同时大量农村人口移民城市。三是其他洲移居非洲的人口增加。四是当代非洲移民和难民主要集中在非洲大陆内部，这是一个十分重要却被人忽略的事实。

　　二战后非洲人继续迁徙，这种趋势有诸多内因和外因，但既定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关键因素。移民的动机各异，除追求更好的生活条件外，或是内战受害者，或是躲避政治迫害。移民目的地大大扩展，除西欧和美国外，还有中东、苏联东欧、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地区、南美洲及非洲内部。欧洲白人移民大规模离开非洲是一个特殊现象，阿尔及利亚1962年的独立公投和新南非1994年的建立这两个事件后比较突出。自1990年以来，非洲的国际移民增长了一倍以上，出境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集中在北非。2019年居住在国外的埃及人最多，其次是摩洛哥、南苏丹、索马里、苏丹和阿尔及利亚。非洲国家的国际移民总数(出境移民和入境移民)前三名为南非、埃及和科特迪瓦。非洲国际移民分布在欧洲(1060万人)、亚洲(460万人)和北美(320万人)。移民的构成、动机和目的地发生变化，其原因有欧洲战后重建需要劳力、殖民宗主国政策的改变以及非洲形势的变化等。非洲知识分子选择的欧洲国家主要是英、法、德、比和北欧国家。非洲移民者不再是学生，而是高层次的专业科技人员，如内外科医生、牙科医生、工程师、企业家、音乐家、艺术家、大学老师等。很明显，国际经济秩序决定了世界劳动力的分工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脑力外流”(braindrain)。

　　战后欧洲各国对劳动力的需要导致了移民政策的变化，如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使英属殖民地公民具有在英国终身居住的权利。英法各大学的非洲研究优势明显，非洲学者的加盟至关重要，特别是因南非种族歧视而移民至此的一大批非洲知识分子。非洲学者分布在各个学科，如巴黎大学的喀麦隆考古学家奥古斯丁•霍尔(Augustin Holl)，法兰克福大学的马里人类学家马马杜•迪阿瓦拉(Mamadou Diawara)，牛津大学的尼日利亚种族关系专家瓦利•阿德班韦(Wale Adebanwi)等。移民目标国随后转向美国，有的是从欧洲再移民美国，如刚果哲学家姆丁贝(Valentin Yves Mudimbe)、塞内加尔的历史学家马马杜•迪乌夫(Mamadou Diouf)、马里文学批评家曼西尔•迪阿瓦拉(Manthia Diawara)和喀麦隆哲学家及历史学家阿基利•姆奔贝(Achille Mbembe)等。移民美国的历史学家中有尼日利亚的伊尼科里(Joseph E．Inikori)和法洛拉(T．Falola)、马拉维的泽勒扎(Paul Tiyambe Zeleza)、加纳的阿昌庞(Emanuel Acheampong)等。正如尼日利亚史学家阿拉戈所言:“一些非洲史学家洪水般地移民西方，成为全球性的第三世界人才外流的一部分。”正是这批非洲历史学家构成了国际非洲历史研究的一支强大队伍，继续为非洲历史研究作出贡献。此外，移民中还有肯尼亚的政治学家马兹鲁伊(A．A．Mazrui)、乌干达的社会学家马姆达尼(M．Mamdani)、马拉维的发展研究专家姆坎达韦里(Thandika Mkandawire)、尼日利亚的人文学者阿比奥拉•伊瑞勒(Abiola Irele，1936—2017年)和人类学家伊费•阿玛迪乌梅(Ife Amadiume)以及一批青年作家。

　　非洲采矿业、种植园和农场促使流动劳工形成一种制度，这与城市化的进程几乎同步。南部非洲的欧洲移民要求殖民政府制定政策以消除非洲人在土地、矿产、种植业、农产品以及服务业各领域的竞争。南非和南罗得西亚的种族隔离政策迫使非洲人成为无地无权的劳动力，他们不得不在矿山、种植园或白人农场、林场工作以谋生。流动劳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采矿业景气时大量招募劳力，矿产品价格下跌即大量裁人，加之种植园、林场和农场的招募具有季节性，从而造就了流动劳工制。殖民统治形成的城乡差别在独立后持续扩大。城镇大量贫民窟的出现，是农村人口流向中等或沿海城市的明显迹象。例如，开罗人口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80万人增至1938年的140万人。在1945—1965年间，集权的劳工政策有所松动，非熟练劳动力开始享有更大程度的迁徙自由，这促使失地农民迁居城市贫民窟。非洲是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从1950年到1980年人口增加了五倍，从0．33亿增至1．33亿。非洲城市的膨胀并非工业发展的结果，而是由于农村危机导致的农业人口外流所致。城市的膨胀与城镇非法居民区或贫民窟的蔓延直接相关。

　　由于非洲存在的各种机会，其他地区的输入移民也在增加。欧洲人移民非洲始于殖民探险，后来作为殖民宗主国的代表享有特权地位，南部非洲的种族歧视政策使白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地位。阿拉伯人利用区位优势移民非洲并多以商人为业。新南非的诞生促使一些白人离开，但其存在已是社会现实。南非的英国人在2011年达160万人。印度人移民非洲的条件相对宽松，人数远比华人多，20世纪末达到100万人。海外印度人事务部的资料表明，非洲的印度侨民在2015年初有2760438人，印度移民最多的国家为南非，达155万人，其次是毛里求斯，为891894人。从20世纪70年代起，华人不断移民非洲，在新环境下创出一片天地。2008年，在南非的华侨华人约为30万人，2008—2009年估计为35万人，2011年达到50万。2009年，非洲华侨华人的估计数为58万—82万人，2011—2012年间约110万人。

　　非洲境内移民一直存在。这种移民包括就业者和难民，主要是根据目标国的政治局势和就业情况而定。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64%是在地区以内，特别是在布基纳法索、肯尼亚和南非等国家内流动。西非的移民70%以上在区域内流动，南部非洲和东非区域间的流动分别占移民的66%和52%，约90%的北非移民会前往该地区以外的国家。2011年约有3000万非洲人移居国际社会，但居住在经合组织国家的移民中只有4%来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移民约有2/3移居到该地区的其他国家。2011年初约150万移民居住在利比亚，2月中旬的动乱促使大批移民离境，6月底已有超过60万的移民离开该国。约有25．6万人抵达突尼斯，18．4万人入境埃及，其余的移往阿尔及利亚、乍得、尼日尔和苏丹，他们绝大部分是利比亚人。在2009—2019年间，国际移民人数变化最大的前三位是赤道几内亚、尼日尔和安哥拉。以赤道几内亚为例，2009年国际移民人数不及该国总人口的1%，2019年这一比例增至17%，这与该国的石油发展有关。南非亦如此，国际移民人数在2005年占该国总人口的2．8%，2019年已占总人口的7%。另一种移民是因冲突战乱引起的难民迁徙。2018年，难民人数最多的前三位是南苏丹、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难民人数达230万人。非洲大多数难民和寻求庇护者被邻国接纳。乌干达成为该地区最大的难民接收国，生活着120万难民。2015年，约1850万非洲人生活在另一个非洲国家。2019年，这一数目超过2100万。作为一种社会矛盾，移民和难民问题给西方国家带来的冲击十分现实，西方国家对此问题几乎陷入无解的境地。然而，这个烫手的山芋主要是在非洲大陆内部消化的。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探讨。

　　作为早期迁移、奴隶贸易和后来移民的历史延续，非洲移民裔群(African Diaspora)中的许多人与其祖先发源地非洲大陆保持着亲情、文化和精神上的联系。“移民裔群”原意是分散，源于希腊语“sporo”(种子)和“speira”(撒开)。在《圣经》的传统中，它被用来特指犹太人在其他国家的群体，后来逐渐用于其他国家或民族散居在外的群体。20世纪末，这一术语被开始用于描述非洲在世界各地的移民。2003年，非洲联盟宣布将“非洲移民裔群”作为除南部、东部、西部、中部和北部非洲之外的第六个非洲构成部分。这既是非洲联盟为实现泛非主义理想采取的一个重要战略举措，也是为了调动海外非洲人的积极性，促使其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方面关心非洲大陆的建设。根据非洲联盟，非洲移民裔群被定义为“生活在非洲大陆以外的非洲裔人民，不论其公民身份和国籍如何，愿意为非洲大陆的发展和非洲联盟的建设作出贡献”。2012年5月，在南非桑顿举行的全球非洲移民裔群首脑会议通过宣言，为非洲联盟移民裔群方案(African Union Diaspora Programme)的发展和执行铺平了道路。非洲移民裔群司(Diaspora Division)是执行非盟邀请和鼓励非洲移民裔群参与非洲大陆建设和发展的协调中心。它的主要任务是作为重建全球非洲的催化剂，以促进非洲发展和一体化议程。作为非盟的一个部分，该司隶属理事会办公室并接受其领导和指示。非盟通过文件和法律形式将非洲移民裔群纳入非洲大家庭。

　　每当谈到非洲在全球的移民裔群时，学术界多将其作为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历史结果，这是一种误解。从最早走出非洲到当代移民裔群，非洲移民遍布全球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从初史的迁徙到当今的移民裔群，非洲移民用双脚走出自己的历史并走遍世界。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世界民族》2023年第4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限制，注释从略。

（主编：刘荣；副主编：高登荣、郭飞平、杨文顺、黎贵优、高朋；执行编辑：吴鹏、贾淑凤；编辑：李建明；编辑助理：汪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