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山：21世纪以来中国的非洲研究：成绩、困境与突破

内容提要：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使政府、企业、民间等多层面对非洲研究提出更高要求，学者回应积极，对非洲现状特别是政治和经济方面以及中非关系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效，但对基础研究有所忽略。除欧美学者外，非洲学者开始在国际学界拥有更大影响力，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的学者也愈发关注非洲并参与学术交流，一个全球非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目前，学术界存在以白人学者为主的非洲主义范式、以非洲学者为主的大陆范式和以非洲移民裔群学者为主的跨大陆范式等三种研究模式，除此之外，似可加上一种“全球非洲研究范式”。中国日益成为新的全球知识生产的一极，但在非洲领域影响力有限，主要体现在非洲研究目前局限于宏观研究，缺乏深入的国别研究和细致的专题研究。只要重视基础研究、学术质量和创新能力并积极与国际学者交流合作，中国的非洲研究前途光明。

关键词：世界政治　非洲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　研究范式　全球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

　　学术的发展与时代的需求密切相连。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对区域国别研究包括非洲研究提出新的要求。21世纪中国非洲研究的背景与动力是什么？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与欧美国家有些什么不同？21世纪中国非洲研究的趋势是什么？21世纪以来中国非洲研究的主要成果与不足又是什么？本文希望提供大致的线索和思考以帮助理解这些问题，难免挂一漏万，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21世纪中国非洲研究的时代背景与发展动力

　　一门学问的兴起与发展总与其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在世界不同国家与地区，非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有其不同的时代背景。欧洲的非洲研究始于服务其殖民事业的需要，美国的非洲研究则诞生于冷战背景下对第三世界的争夺。中国学术界接触和认识非洲甚早，但最早涉及有关非洲研究是20世纪50-60年代。万隆会议使中国进一步认识到亚非国家的重要性。毛主席在1959年接见非洲朋友时提到互相支持。1961年，他在接见非洲外宾时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明了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忙，在一两年内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现在又怎么起来了。”同年，中国科学皖亚非研究所诞生。1964年，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挂牌，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和南京大学非洲地理研究室同年成立，各高校相继开设非洲课程。“文化大革命”致使非洲研究停滞。中国复返联合国后，各级干部加强学习国际事务，数十种非洲著作翻译出版。改革开放后非洲研究机构相继诞生。

　　英国诗人奥登（W. H. Auden) 1937年曾在《当我在某晚散步时》（As I Walked out One Evening)的诗中表示：“我将爱你，亲爱的，我会永远爱你，直到中国和非洲会合，直到河水从山脉上越过.那鱼儿也能跑到大街上歌唱。”他未料到，20世纪是中非共命运的世纪，2〗世纪是中非共同发展的世纪。中非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发展迅速，这与当时“市场多元化”“以质取胜”“大经贸”和“科技兴贸”四大外贸发展战略.以及扩大合作领域、支持非洲发展经济、拓宽贸易渠道以增加从非洲进口等措施相关。中非双方认识到需提升合作层次。非洲在中非合作论坛建立过程中积极主动，1997年，建立双边论坛的建议最先由贝宁外交官提出。1998年.毛里求斯外交部司长和其他非洲外交官在中国提出希望建立一种“一国对多边的伙伴关系”。1999年，埃及资深外交官艾哈麦德.哈加戈（Ahmed Haggag)明确提出中非之间建立多边合作机制的建议。1999年马达加斯加外长利娜•拉齐凡德里亚马纳纳（Lila Honeta Ratfandrihamanana)访华，向唐家璇外长再次提出建议。此建议在外交部征求各级官员特别是驻非大使的意见，肯定和否定意见持平。建议最后上报国家主席江泽民和朱镕基总理，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生。这一过程表明.非洲外交官多次提出的建议最终成为现实。这是21世纪中国非洲研究快速发展的背景。学术界开始关注非洲问题，特别是中非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这种建立在中非合作并由双方推进的时代背景与20世纪20-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国家更有效统治殖民地的需要，以及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因冷战争霸而兴起的非洲研究完全不同。被奉为经典的美国地区研究的兴起有三个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表现的决心和实力与美国对日本了解程度的反差，对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思考特别是面临亚非国家独立这一新战略格局，以及冷战争霸特别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使美国朝野震动。1947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组建的世界地区研究考察委员会（Exploratory Committee on World Area Research) 主席霍尔（R. B. Hall)指出：对于地区研究对象的考量有两点即相对实力和文化水平》地区研究与政府部门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密切。笔者曾经强调中国地区研究不能遵循美国模式的三点理由：第一，美国的地区研究起因于冷战，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及带有偏见的实用性。这一点从学术角度不可取。第二，美国地区研究特指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区，具有很强的以欧美国家为中心的学术等级观念。这一点从道德立场不可取。第三，美国对地区研究目标国考量的标准过于狭隘.仅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意识形态色彩严重。中国的地区研究应有更宽广的情怀、更全面的视野和更充实的内容，包括四方面：增进国人对世界的认识以促进互相了解、学习借鉴别国文明成果和发展经验、促进人文社会学科交流以及对国家战略的咨政作用。

　　中国学界认识非洲甚早是公认的事实。唐代杜环的《经行记》和宋代赵汝适的《诸蕃志》均为学界熟悉的早期著作。此外，汉代典籍中出现大量“黑肤人”，唐代墓葬中发现的黑人陶俑，非洲墓葬中保存的华瓷碎片，元代绘画中皇帝身边中的黑人形象，明代地图上标注的非洲，非洲动物呈现在中国典籍，清末金石学家端方（1861-1911年）收集埃及古文物，20世纪早期黄涓生和黎东方研究埃及文字等，这些均说明中非之间的联系互动早已开始并一直持续。然而，当代非洲研究确实首先是政府着力推动的。20世纪60-70年代，中非友谊已成为中国人熟悉的表达方式，坦赞铁路是中国人自豪的标志，中非关系的牢固基础已经奠定。中国的非洲研究呈现出的政府驱动力非常明显。然而，随着中国非洲研究的发展，学者的自我驱动力与学术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21世纪以来，中非交往大大超越官方层面，在企业、民间等多个层面展开的事实也迫切要求中国的非洲研究满足政府、企业界和公众三方面的需求。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双方贸易规模扩大.质量提升。政府需要相关咨询.企业需要了解非洲，民众对非洲的兴趣增加。这些均成为中国非洲研究的动力。学者很快意识到这种需求.从而在教学科研方面加大非洲研究的力度。

　　国际学术界的探讨进一步激发了中国学者研究的动力。21世纪以来.对人类起源的研究不断出现新成果。分子遗传基因研究为人类起源于非洲提供了多种证据，如“人类走出非洲的迁移路线研究取得新突破”“遗传发育所东亚人群史前迁移研究取得新进展”等。近年的语言学研究推论世界语言源于非洲。新西兰语言学家昆廷• D.阿特金森（Quentin D. Atkinson)的调查表明.一种语言离撒哈拉以南非洲越近，它所使用的音素个数就越多。这种变化验证了人类始祖在七万多年前从非洲迁出的历史轨迹，并证明原始母语来自非洲；语言起源时间可上推到距今10万-20万年。非洲南部布须曼人（即桑人）与科伊人合称为科伊桑人（Khoisan)，携有最早人类的多样性记号。阿特金森认为.布须曼语是目前所发现的世界上音素最多的语种。桑人的线粒体脱氧核糖核酸（DNA)和Y-染色体显示其跟人类祖先保持最直接的关联。这些研究新成果既表明了中国学者在人类起源与非洲之关联的研究方面的积极参与，也唤起了中国学者对非洲的研究兴趣。

　　欧美学术成果的刺激也是一个重要因素，这包括正反两方面。西方出版了各种有关非洲研究的著述.激励着中国学者早日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一些欧美著作贬低甚至歪曲非洲历史与现实，更加激发中国学者写出客观反映非洲对世界做出贡献的著作。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学界对康德和黑格尔的名字耳熟能详.却从未听到过早于这些哲学家提出启蒙思想的埃塞俄比亚学者泽拉•雅各布（Zera Yacob)；也不知道曾对笛卡尔提出质疑的加纳哲学家安东•阿莫（Anton Amo)。二是世人熟悉忽必烈大汗时访问过元大都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却不知元顺帝时访华的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学者对德国的兰克、英国的汤因比和法国的布罗代尔这些欧洲历史学家顶礼膜拜，但对早在14世纪就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巨大贡献的突尼斯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茫然不知。作为1000年来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伊本.赫勒敦的思想遗产可以从不少后起的欧洲思想家的著述里找到。他早于马基雅维利研究政权形式和种类；早于维柯提出社会发展的必然性、人类发展分为三阶段与人的共同意志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等观点；早于盂德斯鸠和拉采尔研究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早于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提出不同文化的发展阶段论或是“历史循环论”。第三件事是笔者的亲身经历。荷兰外交官维恩(Roel van der Veen)在其著作《非洲怎么了？》(What Went Wrong with Africa？)翻译过程中请我写推荐语。我发现这位在非洲工作多年的外交官对非洲无穷牵挂，但种族优越感明显，对殖民主义的消极遗产毫无认识。全书有两个观点：非洲失败了；非洲失败的原因是“社会结构和文化出奇的偎化”，这种僵化及相应特征成为发展的主要障碍。他明确表示：“非洲的前途并不太乐观。”换言之，非洲发展缓慢的责任自负。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写一本客观呈现非洲历史的著作。

　　21世纪，中非交往日益频繁，中国逐渐成为非洲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承包商，中国对非投资快速增长，中国企业进人非洲的越来越多，中国医疗队遍布非洲各国，中国援建诸多非洲学校，孔子学院不断增多，中国维和部队的足迹遍布中非等六国，中国公民移居非洲的人数增加。2014年，中国超过美英成为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非洲留学生的首选目的国。中国社会对于非洲知识的需求日益明显。然而，学界要满足这些需求绝非易事.需要长时间准备及磨合。

二、21世纪以来全球非洲研究的主要发展趋势

　　21世纪以来，世界各地区的学者广泛参与到非洲研究中，除欧美学者外，越来越多的非洲本土学者在国际学术界拥有更大影响力，中国、日本、印度、俄罗斯和土耳其等国的学者也愈发关注非洲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一个全球非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正在形成。这里首先需要说明“全球非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含义，它应该是国际性的和包容性的，包括非洲研究的各国学者；如果将欧美学者排除在外，这种学术共同体很难定义为“全球的”。官方语言用英语的非洲国家有22个，用法语的有21个，用葡萄牙语的有5个。中文的影响很小。非洲研究群体目前包括多方面学者，欧美学者占绝对优势。英国的非洲研究源于殖民时期，国际非洲研究所于1926年成立，目的是服务于殖民统治和教育及帝国事务，人类学的作用显著。创始人具有欧洲殖民色彩，包括尼日利亚英国总督卢加德（F. Lugard)，德国传教士和非洲语言学家韦斯特曼(D. H. Westerman)与法国殖民官和民族学者德拉福斯（M. Delafosse）。1928年创立的期刊《非洲》，成为非洲人类学的核心刊物。美国非洲研究学会成立于1957年，已不限于学术。这一群体形成时间长，力量雄厚，经费充足。

　　以美国为例。其非洲研究开始甚早，但引起学界和政府重视是在20世纪中旬，可大致归于三个因素：非洲后裔的推进、白人学者的努力和现实政治的需要。以霍华德大学的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为代表的黑人学者的坚持使一些大学相继设立有关黑人和非洲的课程或项目。由于种族歧视，这些先驱未得到政府或私人基金会资助，但他们的努力使非洲研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白人学者如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s)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直推动非洲研究，一些私人基金会认识到美国与非洲的特殊关系，愿为非洲研究提供资助。1948年，美国西北大学获得卡内基基金会13万美元资助，成立了美国主流高校中首个非洲研究项目。福特基金会在1953-1954年资助西北大学等四所大学建立或扩展非洲研究项目。冷战导致地区研究的迫切需要，1958年，美国政府颁布《国防教育法》以加强地区研究的人才培养、语言训练、科学研究、课程设立和研究中心的建立。联邦政府对非洲研究的投人庞大，1949-1964年间共投人约7600万美元。美国非洲研究学会的成员现为2000人。

　　另一群体是移居欧美的非洲裔学者，如杜波依斯以及同时代的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汉斯伯里（William Leo Hansberry)、弗雷泽（E. Franklin Frazier)等人，均为美国著名的非洲研究学者。他们有的是非洲黑奴的后裔或早期移民欧美的黑人后裔，或是非洲独立后移民的。1968年，近80名非洲裔学者在美国非洲研究学会上公开批评其种族色彩的权力结构并促成了学会的重大变革。非洲独立后，不少学有成就的非洲学者移民欧美，如尼日利亚的伊尼科里（Joseph E. Inikori)和法洛拉（Toyin Falola)，塞内加尔的迪乌夫(Mamadou Diouf)和哲学家巴希尔•迪亚涅（Souleimane Bachir Diagne)，马拉维的泽勒扎（Paul Tiyambe Zeleza)，加纳的阿基庞（Immanuel Akyeamponp)等，他们以各种方式为非洲研究作贡献。作为伊巴丹学派的代表，法洛拉治史领域广泛，主编了五卷本的非洲史。伊尼科里力图深人准确地分析奴隶贸易及其后果。泽勒扎对国际非洲研究进行综合，促进了该领域的学术交流。在哈佛大学任教的阿基庞不仅与加纳大学保持学术联系，还通过对移民的研究来探讨海外非洲人的作用。非洲移民已成为美国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

　　另外两个关键群体必须注意：非洲大陆的学者是非洲研究的中坚力量，这点大家比较熟悉；以加勒比地区和巴西为代表的拉美的学者也是非洲研究的主力军。巴西学界已认识到与非洲的诸多关联一人种联系、文化互动和地理上同属南大西洋。人种上的密切关系在拉美极其明显.如海地、牙买加和巴巴多斯的非洲裔人口多达90%以上.比例在80%以上的还有安提瓜和巴布达(90%)、巴哈马（90.6%)、多米尼克（87%)、圣卢西亚（85%)和格林纳达(82%)等国。巴西非洲裔也占27.44%。土耳其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国家。北非国家与奥斯曼帝国有着共同的历史、宗教和传统.近年双边关系发展迅猛。2008年创立的土耳其一非洲峰会已举办三届。对非洲问题的学术关注与非洲的影响力和双方的政治经济利益相关。为了加强对非关系，土耳其加兹大学（Gazi University)的国际关系系在1982年设立非洲研究硕士项目。土耳其自1998年奉行向非洲开放政策（the Opening to Africa Policy)，但大力推进土耳其一非洲关系始于正义与发展党2003年执政.2021年土耳其在非洲建有43个大使馆，并表示将在几内亚比绍首都建立第44个大使馆。土耳其学界的研究集中在双边关系，对非洲问题研究有限。2005年以来，艾佩克（V. Ipek)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开始涉及电影、诗歌、媒体、地理、教育、移民、政治、宗教、历史、安全、旅游、经济、自然和动物等。土耳其的非洲研究已取得进展，研究成果不断扩大和多样化。

　　近年来，中国、日本、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的学者更加关注非洲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中国的非洲研究已有专文论及，不再赘述。对日本的非洲研究在国际和国内均有探讨。有学者直接将日本的研究非洲与日非关系的战略利益联系起来。印度的非洲研究得益于大量在非洲的移民、殖民地的共同经历与印非关系的加强。俄罗斯继承苏联传统，关注非洲研究。这些国家一方面表达对非洲的关切，另一方面希望通过非洲加强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这对全球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繁荣是好现象，同时也在打破以欧美学者为主的学术格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洲通史》（1-8卷）的完成和《非洲通史》(9-11卷）的结项成为非洲历史非殖民化的成果.说明非洲史应成为真实表达非洲对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知识产品。

　　有学者曾指出，20世纪末非洲研究的三种范式：内人学者为主的非洲主义范式（Africanist paradigm )，以非洲学者为主的大陆范式（continental paradigm）和以非洲移民裔群学者为主的跨大陆范式(transcontinental paradigm)。由此可看出，全球的非洲研究存在立场不同的研究范式.这些范式具有不同的学者队伍和迥然相异的研究角度，西方学者因其国际政治和经济基础的优势掌握着研究话语的主导权。中文在非洲的影响力仍然有限.中国非洲研究的水平有待提高。可以说，国际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对比在发生变化.以非洲本土学者和欧美以外国家的学者开始表现出上升趋势。

　　中闰正日益崛起为新的全球知识生产的一极。然而.中国非洲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依然有限。这一方面因为全球非洲知识生产长期受西方主导，另一方面也与中国学者自身因素有关，如研究尚缺乏深度，当然也受一些客观条件限制如语言和资料等。目前.中国学者能在国际上发声并获得认可或重视的情况极少，中国还难以成为新的全球非洲知识生产中心”。国际学术刊物的语言主要是英语、法语。中国学者能用这两种文字在国际学术界发声的不多，发声而能让国际学界认可的更少。这是国际学术界的实际情况及中国学者自身素质所囿。未来中国的非洲知识生产如何设置自己的研究议程确实是中国非洲研究学界要考虑的问题。在非洲研究领域存在着多种中心观，如欧洲（西方）中心观、非洲中心观和中国中心观。作为中国学者，其视角往往是以中国为中心，这点难以避免。然而，“欧洲中心论”从近代以来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包括学术领域和发展实践。在学术领域，非洲研究及其议题设置以西方扩张、利益和需求为标准，也是西方认识论和西方影响的结果。非洲研究应打破这一学术传统。在发展实践上，非洲国家独立以来的发展出现各种问题和挫折，仔细分析后发现西方大国在千方百计对非洲施加影响，各种发展理论和战略均出自西方。西方制定了各种发展计划，并以提供援助为条件。从罗斯托的现代化理论到后来的各种“发展战略”，从“结构调整”到“华盛顿共识”。非洲国家为得到援助，不得不按西方意志进行各种不适合国情的“改革”。然而，当这种“照葫芦画瓢”或“削足适履”的尝试失败后，受到指责的并非制定计划的西方专家，而是非洲国家，这既不公正、也不公平。非洲中心观是对欧洲中心观的一种自然反应，我们应该历史地看待这一现象。作为从事非洲研究的中国学者，理所当然应以非洲为中心，最重要的是客观公正地研究非洲历史和现实。

　　中国非洲研究存在自身优势--研究立场和研究目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立场与欧美的完全不同，对对象国家真诚相待，将其置于平等地位进行研究，客观看待非洲对人类的贡献，并与非洲学者合作生产出具有共识性的知识产品。中国非洲研究的目的与英美不同。英国研究非洲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为帝国利益服务，美国地区研究后来主要是为了与苏联争霸。两者的非洲研究是为了其自身战略利益。中国非洲研究是在双方相互了解，促进合作，互利共贏的大背景下展开的。议题的设置应以非洲为中心，应更多关注非洲人的历史主动性，表现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这三种关系上。非洲社会存在着诸多有利于和谐共存和解决冲突的智慧，但长期被忽略。中非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如敬老尊贤、集体主义和包容精神等，这些可以合作研究。在非洲知识生产过程中，会发现诸多方面值得借鉴。拙作《非洲现代史》和《非洲华人社会经济史》被选为“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可能缘于两个原因：客观呈现被忽略的非洲历史，具有中国学术的自身特点及国际竞争力。做好非洲研究不仅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还具有理解非洲文明、认识人类历史和借鉴他人经验的目的。非洲史不可或缺，否则世界史不完全。非洲史不仅构成非洲各民族的一种基本权利，也是对自己过去的重新认识。非洲历史学家基-泽博（Ki-Zerbo)指出：“历史是源泉，我们不但应该从中看到和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形象，而且还应该从中吸取养分并焕发我们的精力，以便推动人类进步的滚滚车轮不断向前。”这种认识具有全球视野，应成为中国学者的指导思想。

三、中国非洲研究的成果与不足

　　目前，非洲研究在我国还很薄弱，对中非关系的研究倾向性太强且缺乏深度。政策导向必须建立在客观且深厚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如何处理中国非洲研究中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与政策导向的中非关系研究间的关系，如何提升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质量与创新能力是中国非洲研究学者应思考的问题。作为学者，应该清楚学术研究与政策导向研究的区别。当前，一些学者向国家提交的咨询报告还存在水平不高的问题，这可能反映三种情况：一是非洲研究特别是国别和个案研究的水平不高，这种缺乏根基的研究报告不受欢迎；二是学术研究与政策咨询区别很大，一些学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将学术研究等同于咨询报告，因而不合要求；三是咨询报告与政府需求不对称。这种情况与学者的理解能力或研究水平有直接关系。只有做好基础研究，掌握相关的理论、资料和数据.建议才能针锋相对，有利于国家决策。处理好学术研究与政策导向研究间的关系十分重要。目前，国内非洲研究机构大多致力于“政策导向的中非关系研究”，其原因是学校要求成立非洲研究中心，只好挂起这块牌子，匆促上阵。学者不熟悉非洲，没办法确定研究重点，中非关系成为捷径，都可就中非关系提建议。“受制于国家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大学也纷纷鼓励学术向智库方向发展，鼓励学者转向政策研究。”学术研究并非政策研究或智库研究。中非关系研究可归属于非洲研究，但不可等同于非洲研究。

　　笔者曾于2006年提出中国对非政策的“三个调适”：意识形态方面从强调到弱化，交流领域方面从单一到多元，合作性质从注重无偿援助到强调互利双贏，此文发表后在学界影响较大。2011年，笔者在一篇文章中进一步谈到：“中国在非洲什么都不缺.就是缺战略。中非合作是一件长远之事.需长久之计。中国在非洲缺乏战略思考和战略设计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应付外交.即人家批什么.我们就否认什么。这样既不能服人.也不够客观；二是缺乏长远规划，目前的计划局限于三年一次的中非合作论坛，忙于应付；三是分头行动，无统一筹划。金融、工矿、卫生、农业、文化、能源、科技、法律和教育等部门都希望参与进来。”2021年12月9日，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院就拙作《非洲现代史》举办的小型研讨会上，中国非洲事务前特别代表钟建华大使在线上评论时特别提到我这个观点并表示赞赏。

　　如何提升中国非洲研究的学术质量与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是学术研究的根本。了解研究动态是基础之基础。我在留学期间撰写了多篇文章.向国内同仁介绍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世界史研究动态》（后停刊）等杂志。史料或资料为重中之重。没有史料.研究成了无本之木。史料的挖掘宜中外并重，官民并重。中外并重意指中国与外国特别是对象国的资料都应重视.翻译的资料需谨慎处理。翻译包括两方面.著名研究专著和原始史料。然而，在使用外文资料时要注意其含义或倾向性。美国学者怀亚特想证明中国普遍存在贩卖黑奴现象。他指责中同存在“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其中一个例子是他对“换肠”的翻译和解释。朱或在《萍州可谈》中提到，一些家奴习惯吃生食：“采得时与火食词之，累日洞泄，谓之换肠”。张星烺将“换肠”译成“renewing their entrails”。汉学家夏德和柔克义的经典译本将“换肠”译成“changing the bowls”，荷兰汉学家冯客沿用此译法。怀亚特却将“换肠”中的“换”用“converting”代替，以此作为中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论据.其研究的偏见或政治化太明显。官民并重指官方和民间资料都应重视。研究者要注意前殖民宗主国档案与前殖民地国家档案的区别。我在英国和加纳国家档案馆查资料时，发现英国殖民部档案（Colonial Office)仅保留了部分档案，有的注明已销毁。因此，应将两种档案对照使用。应加强培养兼备语言、史学素养和多学科知识的人才，当然，还应注意史识、史德、方法等其他方面。唯如此，非洲研究才能不断提高研究质量。基础研究是学术研究的根本，学术研究不是政策研究，这应是提高学术质量和创新能力的前提。

　　新中国非洲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代学人：以张铁生（1904-1979)、纳忠(1909-2008)等人为代表的第一代；以艾周昌（1930-2018)、郑家馨（1934-2017）、陆庭恩（1935-2023)等人为代表的第二代；“文化大革命”后开始学习非洲史的第三代以及21世纪崛起的青年学者为第四代。目前，第四代非洲研究学者正值青壮年时期，相比于前辈，他们具有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与更优越的学术条件。这些学者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具有较好的外语交流能力，不乏实地调研经验，对研究动向有较高敏感度，构成了非洲学术群体的中坚力量。令人振奋的是，有的青年学者已获得国际学术界认可。北京大学程莹的博士论文获拉各斯研究协会（Lagos Studies Association)最佳博士论文奖（Best Doctoral Thesis Award)，她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2018年，刘少楠博士在美国非洲研究学会年会上获得研究生论文奖（Graduate Student Paper Prize Winner)，也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亚洲学者。2020年，这一奖项又被威斯康星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肖海获得。青年学者继承了前辈学者对非洲的深厚感情和钻研精神。最难得的是，他们除了具有良好的科研环境和物质条件之外，颇具学术激情，因为他们从事的是自己热爱的事业。

　　中国的非洲研究取得的进展表现在多个方面。研究会制度已经建立，学术刊物已有多种，人才培养正在继续，科研经费比较充足，非洲语言在诸多大学开设，各类非洲丛书特别是非洲列国志和非洲黄皮书体现了中国学者对非洲当前状况的研究成果，译著的出版开阔了视野。非洲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包括经济、史学、妇女研究、医疗史、美术史、环境和水、宗教、电影等。多个方面争取到国家项目，虽然主要是在中非关系研究，但非洲经济史、非洲史学史和新非洲通史等均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舒运国教授主持的国家重大课题“非洲经济史”为例。一方面，舒运国教授认为，与国外的研究相比，中国的非洲经济史研究水平不高，“因此，中国版《非洲经济史》目前在整体研究水平上尚难以赶超世界前沿水平”；另一方面，“中国版《非洲经济史》仍然具有自己的特色，诸如充分利用中国古籍资料、全面深人阐述中非经贸关系以及独特的非洲经济史历史分期等。”中国非洲研究的国际参与在这些年来比较突出。例如，林毅夫教授与喀麦隆学者孟加主编了《牛津非洲与经济学手册》(2015年）。多位学者与非洲学者合作主编有关中非合作历史和现状的论文集。有的学者应邀撰写知名国际出版社的百科全书或学科手册的章节，分别就中国非洲研究、中国的非洲政策与非洲华人移民、当代中非关系、中国的非洲语言研究、非洲的中国经贸合作区、非洲一中国的戏剧交流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有的学者成为国际杂志编委或同行评审专家。中国学者的国际发表为国际学界关注，中国学者担任国际非洲研究学术职务，或在国际学界获得各种荣誉；非洲学者参与到中国非洲研究，双方学术合作曰益拓展。

　　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努力扩大国际影响力。各机构的外文网页已普及，但更新频率较低。已有多种外文版的研究刊物，如东北师范大学的《世界古典文明史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世界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当代国际关系》(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问题研究》(China International Studies)、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展望》(Global Review)和北京大学中国国际战略研究院的《中国国际战略评论》(China International Strategy Review)，这些期刊均有有关非洲方面的论文发表。电子科技大学于2017年与加纳五所大学合作成立西非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研讨会，联合发表论文，英文版的年度报告、书籍文章、电子刊物与研究信息均在英文网站及时推送。中国非洲研究院近年发表多部英文著作，《中国非洲学刊》（中、英、法三种文字）也为国际交流提供新的学术平台。

　　中国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发展是时代的需要。中国非洲研究机构中有三个先行者：中国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和南京大学非洲地理研究室。改革开放为中国非洲研究提供了开放的社会环境。经过老一辈的努力，中国非洲问题研究会（1979年）和中国非洲史研究会（1980年）相继诞生。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创建以来，积极奋进，稳步发展。不少院校改革开放后成立与非洲相关的教学研究机构，主要有湘潭大学（1978年）、华东师范大学（1985年）、北京大学（1998年）、上海师范大学（1998年）、云南大学（1998年)等。随着中非合作论坛的建立，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对非洲研究提出了新的需求。21世纪以来，非洲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如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2003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非洲职业技术教育研究中心(2005年成立，2012年更名为非盟研究中心），南京农业大学非洲农业研究中心(2006年），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2010年)等。非洲语言教学起步较早，主要是阿拉伯语、斯瓦希里语和豪萨语。北京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不断增加非洲语言教学，或将学生派往非洲学习非洲语言。全国非洲研究中心已达67家，拥有各种刊物、年报、网站和出版物。

　　中国非洲研究院于2018年由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宣布成立。该院除机构、人员、条件和资金项目等方面比较突出之外，出版了各种中英文版的专业著作和《非洲发展报告》。中国非洲研究院不断展开联合研究项目，所主办的《中国非洲学刊》“秉持学术性、创新性和开放性的原则，刊发国内外关于非洲研究、中国研究和中非关系研究的高水平学术论文，以中、英、法三种文字在海内外同时出版发行”，《西亚非洲》继续为非洲研究做出贡献。诚如宁骚老师所言，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一直很团结。就拿研究会的微信群来说，这是中国非洲史研究会2017年换届大会暨“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学术会议在扬州召开时由扬州大学创立，会后转交给研究会沿用至今，成为研究会成员信息交流、资料共享、成果发布和观点沟通的便捷渠道。研究会目前聚集了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国际关系、环境研究等多个学科的学者，会员有330人。在会长沐涛教授领导下，研究会不仅在非洲研究中发挥了领导协调和组织引导的作用，同时组织同仁不断深人研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

　　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是中国非洲研究的一大阵地，旨在协调和组织全校的非洲研究资源，促成不同学科间的交流合作，目前在非洲研究的英文课程和学位设置，以及培养中外硕士和博士生方面起着引领作用。北京大学非洲研究是前辈学者努力的结果。历史系的杨人榧教授毕业于牛津大学，主修法国历史，后转向非洲史。“他明确提出要以非洲人民为主体，批判近百年来西方一批史学家以‘非洲殖民史’代替非洲史’的帝国传统。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还一直念念不忘《非洲史纲要》初稿的修改。杨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整理了先生遗稿，于1984年1月出版《非洲通史简编》，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非洲通史。这样看来，1959年杨先生转向研究非洲史，又何其幸也！”此外，北京大学著名伊斯兰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教授通晓阿拉伯文、波斯文和英文，学识渊博，翻译过多部阿拉伯历史和宗教著作及《古兰经》。老一辈学者治学严谨，为北京大学非洲研究培养了人才，打好了基础。作为中国非洲研究的第二代学者，郑家馨、陆庭恩、何芳川和宁骚等学者坚守非洲研究的阵地，不仅创立了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也为研究会的三卷本《非洲通史》的完成做出了贡献。1998年，非洲研究中心应运而生，由陆庭恩教授担任主任，举办研讨会和讲座，接受咨询和人才培训任务。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之前，笔者与商务部和教育部同仁受外交部委托访问非洲诸国，还作为学者代表应邀参加了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非洲研究中心奉命举办中非合作国际论坛。中心长期与埃及、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国家开展学术合作。在现任主任刘海方副教授的领导下，中心进一步扩展与国际特别是非洲学术界的联系。除《中国非洲研究评论》外，运营了10余年的《北大非洲电讯》发行超过530余期，用户超过6000人，产生了较大影响。非洲研究中心的成立对加强北大以至全国的非洲研究、协调校内从事非洲研究各位同仁之间的交流合作，整合各学科力量以培养非洲研究所需青年人才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四、21世纪中国非洲研究的努力方向

　　区域国别自被定为一级学科以来，吸引学界诸多关注，也触动了有关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关联的理性思考。然而，这一举措加深了行政干涉学术的倾向，圈养了一种重评级轻学术的不良现象。由于行政上强调政策研究，致使各研究机构将智库建设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评级、攀比和撰写研究报告成为主要活动。“中国的今天的非洲研究，有必要从4智库’的角逐游戏中解放出来，回应中国民众广泛的需要，如此才能够更加客观呈现平等视角下的非洲，呈现一个有血有肉、充满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青年等视角和底蕴的非洲。”笔者对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持不同意见。“从学术角度看，区域与国别研究是一个多学科、跨学科的综合领域，不可能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它需要综合社会科学、人文学科、自然科学的许多知识。历史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地理学、环境学等等，均构成这一领域的学科基础。”区域国别研究需通过不同方法促进不同学科在视野、内容、方法等方面整合，这又是区域国别研究的长处。交叉研究不仅提供了可借鉴的方法，也提供了新资料来源。当然，对交叉研究或跨学科方法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极其重要，有人认为这种方法浅尝辄止，缺乏深人研究。对于交叉学科方法的问题，需要在实践中逐步摸索。

　　前面提到的20世纪末出现的非洲主义、非洲大陆和跨大陆等三种范式。非洲主义范式主要指20世纪50年代自非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出现以来的范式，以西方大学里一群白人研究群体为代表。由于1990年以来非洲在国际战略地位的减弱，这一范式的重要性随之下降，在美国尤显突出，伴随着研究经费和研究项目的减少。第二种主要指20世纪60-70年代着力研究非洲各方面的学术范式，以非洲大学的后殖民主义学者为代表。由于经济衰退特别是结构调整给非洲带来的困难局面，这一范式也遭遇到困境。第三种跨大陆的范式是三种中历史最为久远的，因为它起源于19世纪大西洋黑人世界以非洲移民裔群为主力的“为非洲辩护”运动。尽管这一范式在20世纪70-80年代受到处于上升期的“非洲主义范式”的轻视，却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洲社会非洲移民裔群中的非洲文化复兴运动而重新崛起。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范式，即全球非洲研究范式。这种范式由四个方面组成：人员分布、客观条件、主观条件和学术共同体。一是人类从非洲大陆迁移到全球各地，包括现在世界各国的非洲研究学者；二是全球各地研究非洲的学校、机构、刊物和学会等；三是全球存在着涉及非洲研究的学科、思想、流派、观点和方法等。正在形成的、包容各个国家和种族、不同专业或观点的全球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正是这一范式的代表。全球非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有赖于全球学者的合作。希望中国年青学者能在这一共同体中起到应有的作用。

　　我们应重视个别国家或专题研究以及扎实的实地调查和跨学科研究，并期待与包括非洲同行在内的国际学者展开全面的学术合作。未来非洲研究应注重处理好学术探讨与社会实践，微观与宏观，历史与现实，深人研究与知识普及，实地调研与理论概括，学术研究与智库研究，国别、地区与全球研究等各种关系。只要重点突出，潜心研究，以某一学科为基础，通过实地考察和多学科等方法，非洲研究在视野、范围、内容和质量上将不断提升。中国的非洲研究者一直勤勤恳恳，努力耕耘，同时也希望得到政府对非洲研究的重视。1997年12月，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在北戴河开会，陆庭恩会长委托我起草《关于进一步加强对非洲工作与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此信后来转交给中央。老一辈学者大多数已仙逝，我成了“老前辈”的一员。中国非洲研究教育/专业建设的发展历程表明发展不易，成就不小，继续努力。尽管地区研究正在欧美遭受着危机的厄运，本人对包括非洲研究在内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充满希望。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