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伟通：冷战漩涡中的老挝与富马亲王的中立主义道路选择（1954—1958年）

【摘要】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给老挝留下对内政治解决巴特寮问题、实现和平统一，对外走中立主义道路两大历史难题。美国奉行冷战意识形态，执意把老挝打造成“遏制共产主义”的堡垒，阻挠《日内瓦协议》的实施；中国则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推动《日内瓦协议》的实施。两条路线在老挝展开竞争，致使东亚冷战的中心向老挝转移。在此背景下，梭发那•富马亲王在保住美国援助的同时，通过与中苏接近、走中立主义道路，取得因应内外压力的筹码，最终完成国家统一。此后，富马偏离中立主义道路，导致他在1958年被美国和老挝右派联合推翻。但美国并未达成预期目标，反而深陷老挝内战泥潭，实力和信誉受损。由此可见，中小国家的政坛精英并非被动因应冷战格局，而是积极利用阵营对抗实现内外诉求，这对理解当今东南亚国家的战略选择不无裨益。

【关键词】东亚冷战　巴特寮　中立主义　梭发那•富马

　　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到1958年8月老挝政坛右转，是老挝历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历经200多年分裂的老挝曾实现短暂的和平与统一。这一时期也是老挝深度卷入东亚冷战的初始阶段。学界在探讨这段历史时，或认为老挝问题不过是越南问题的衍生品，老挝相较于越南仍在东亚冷战中居于次要地位；或认为作为小国的老挝只能被动地接受大国的安排，无法避免沦为阵营对抗牺牲品的噩运。这两种将老挝置于“隐形角色”的看法既简单化了老挝与东亚冷战的纠葛，也忽视了老挝政坛精英对阵营对抗积极利用的一面。有鉴于此，本文拟利用新解密的档案材料，重新探讨这段历史，以期揭示老挝在东亚冷战中的地位及其因应冷战的主动性，为理解老挝与冷战的关系以及中小国家在阵营对抗中的选择提供参照。

一、老挝从东亚冷战的边缘走到中心

　　1946年12月19日，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爆发，孤立无援的越南独立同盟（以下简称越盟）为分散法国兵力，决定在老挝和柬埔寨开辟第二战场。为此，越盟大力支持凯山•丰威汉和诺哈•冯沙万领导的印支共老挝支部在越老边界地区从事抗法活动，并向以苏发努冯亲王为代表的、流亡泰国的老挝反法民族主义力量提供资金支持。从1948年下半年起，大量越盟干部和成建制的军队被派往老挝，老挝作为第一次印支战争副战场的地位初现雏形。1950年8月，越盟帮助老挝抵抗力量成立以苏发努冯为总理、凯山任国防部长、诺哈任财政部长的自由寮国抵抗政府——巴特寮。之后越盟持续向寮方派出干部和军队，加大对寮方的扶持力度，一种以“指导—被指导”为特征的越寮“特殊关系”形成，越盟建立印度支那联邦的长远目标也充分显现。面对印支三国如火如荼的反法斗争，为与越盟争夺中间力量，同时也为让美国相信胡志明确为莫斯科的“傀儡”，并转而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1949年6月，法国扶植原越南国王保大（图片）登基。7月，法国在名义上承认老挝为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第一次印支战争步入“冷战化”前夜。

　　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成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美国越发担心历史的天平在向“共产主义倾斜”。因“丢掉中国”而遭到空前诘责的杜鲁门和艾奇逊认为有必要在中国周边展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决心，他们把目光瞄向了印支。1949年12月底，杜鲁门批准作为东南亚遏制战略宣言书的NSC48／2文件，文件强调要尤为关注印支。新中国的成立对胡志明而言是莫大的鼓舞，他开始积极向中国寻求援助。根据1949年7月中苏达成的阵营分工协议，中国不仅要站在守卫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最前线，还要肩负起支援和指导东亚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斗争的重任。因此，对胡志明的请求，中国给予热情答复。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还劝说斯大林在1950年1月31日承认胡志明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同年2月初，中、苏、越三党莫斯科会谈确立“以中国为主、苏联从旁协助”的社会主义阵营援越模式，中国随即决定以提供物质援助和派出顾问团的方式“援越抗法”。在苏联和东中欧社会主义国家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后，2月7日，美国正式承认印支三个王国政权。5月1日，杜鲁门批准向法属印支联邦提供1000万美元左右的紧急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第一次印支战争彻底“冷战化”，印支地区迅即成为东亚冷战的焦点。尽管朝鲜战争爆发后，东亚冷战的中心转向朝鲜，但印支仍是仅次于朝鲜的另一冷战战场。

　　1951年，越人民军在法国重兵把守的越北平原地区发动了四次规模较大的战役，但并未取得预期战果。此后越方接受中国的建议，开始把作战方向转到法军力量薄弱的越西北山区和老挝上寮地区。1953年4月8日，上寮战役打响，5月3日战役结束。越人民军解放与越南接壤的桑怒全省、丰沙里省和川圹省各一部分，使越西北和上寮解放区连成一片，越盟在战场上开始由被动转为主动。上寮战役后，法国匆忙任命纳瓦尔为远征军总司令，纳瓦尔到任后，迅速制订“保住越西北和老挝，最后在红河三角洲与越人民军决战”的“纳瓦尔计划”。为切断越西北和老挝上寮之间的交通要道，纳瓦尔从11月开始派重兵空降两地之间的奠边府。

　　上寮战役使艾森豪威尔开始严重质疑法国打赢这场战争的能力，他同时也注意到了老挝的战略价值。在他看来，丢掉老挝比丢掉越南引发的后果更为严重，届时通向印度、缅甸、泰国的门户将洞开，美国最终会丢掉印支乃至整个东南亚。但艾森豪威尔政府吸取朝鲜战争的教训，不希望因出兵印支而与中国再次兵戎相见，故决定加大对“纳瓦尔计划”的支持力度。朝鲜战争结束后，印支作为美国遏制战略试金石的地位再次凸显，艾森豪威尔声称，印支的重要性已超过朝鲜半岛。美国持续追加对法援助，至1954年初，美国援助已占到法国印支战争开支的78％。无独有偶，当时中国领导人同样认为“印支问题的国际化程度已超过朝鲜半岛，稍有不慎将影响亚、欧、美三大洲的10亿人口”，而且也有了更多的精力放在印支。印支再次成为东亚冷战的焦点。

　　上寮战役后，以美、法、老挝王国政府为一方，以中、越、寮为另一方的冷战格局在老挝正式形成。越盟进军老挝，一方面加剧了老挝的分裂，使1951年上台的富马内阁更加依赖法国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全面抬升了老挝在第一次印支战争和东亚冷战中的地位。认识到老挝价值的法国于1953年10月22日与老挝王国政府签订《友好联合条约》，明确给予老挝防务保证，并承认老挝王国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不过，此时的老挝相较于越南仍处于东亚冷战的边缘地位，但随着日内瓦会议的召开和老挝问题的激化，老挝迅即走向东亚冷战的漩涡中心。

　　1953年下半年，第一次印支战争的相关方大都有了和平解决印支问题的意愿。在1954年1月25日—2月18日于柏林召开的美、苏、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提议召开有新中国参加的五大国会议，和缓包括朝鲜和印支在内的地区和国际紧张局势。英国立即同意，法国由于在战场上节节败退，也同意莫洛托夫的提议。看到盟友的态度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勉强同意。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开幕。5月7日，越人民军取得奠边府大捷，推动会议于翌日开始讨论印支问题。在老挝问题上，法国和老挝王国政府否认寮方的存在，认为老挝问题的实质是越盟遂行侵略；越方则坚决否认在老挝有越南军队，主张印支全境停战、一体解决争端。会议很快陷入僵局。美国也极力阻挠会议达成协议，不断拉拢英、法、澳等国采取联合行动，意欲拼凑东南亚条约组织。

　　形势的发展引起了周恩来的担心。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一是着眼于恢复印支和平、为本国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周边环境，二是树立中国“五大国”之一的国际地位。若日内瓦会议无果而终，这两大目标自然不能实现。尤令周恩来忧心的是，印支问题若不解决，不仅会使老挝和柬埔寨成为美国的军事基地，还会把东南亚中立国家推向美国一边。为推动会议走出僵局，周恩来说服越方承认在老挝存在越南志愿军，同意在会议结束后撤军。此后，他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充分协调，达成解决老挝问题的共识：各方承认老挝王国政府是代表老挝的合法政府，但寮方的地位也应得到认可；老挝王国政府对内应政治解决巴特寮问题、完成国家统一，对外应走印度那样的中立化道路，不应成为任何一方尤其是美国的军事基地。以此共识为基础，日内瓦会议走出僵局，并于7月21日达成协议。

　　《日内瓦协议》虽然给老挝的和平、独立和统一提供了国际保证，但同时给老挝带来了比越南和柬埔寨更为复杂的问题。越南沿北纬17度线临时分割为南北两个国家，美、苏、中三大国基本尊重这一安排，支持各自的盟友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均不希望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统一战争。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越南问题并未成为阵营对抗的突出问题。而在柬埔寨的高棉抵抗力量就地解散、西哈努克掌控政局后，柬埔寨也很快将《日内瓦协议》付诸实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老挝则不同，《日内瓦协议》规定寮方战斗人员在桑怒和丰沙里两省集结，等待政治解决，老挝通过普选实现国家统一；老挝对外走中立主义道路。尽管亲法的富马首相有意通过政治谈判解决老挝问题，但他并没有西哈努克亲王那样的权威，他的政敌——亲美的王国政府外交大臣培•萨那尼空和财政大臣卡岱•萨索里特则主张采取强力手段对付寮方。日内瓦会议后，随着法国影响力的削弱，富马的地位更加脆弱。1954年11月，支持富马的老挝国防大臣沃拉冯被右派雇凶刺杀，给摇摇欲坠的富马内阁画上了句号。富马辞职后，卡岱担任首相，卡岱的亲美反共态度加剧了老挝问题的复杂性。

　　老挝问题的解决还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日内瓦协议》的达成彻底挫败了越劳的印支联邦计划，着眼于反美斗争的需要和实现国家统一的长远目标，为保住寮方集结的有利于战略迂回的桑怒和丰沙里两省，越劳中央加强了对老工作。越人民军非但没有撤出，反而继续帮助寮方保卫两省。越劳中央还成立专门的援寮机构，将军政顾问派向寮方各级单位。在越劳的指导和帮助下，寮方在两省的政权建设得到巩固。1955年3月22日，在越劳的协助下，原印支共老挝支部扩建成老挝人民党。人民党中央下达指示，要与美帝及其傀儡王国政府斗争，将老挝革命持续向前推进。

　　美国是老挝问题解决的另一主要障碍。日内瓦会议后，美国迅即拼凑起东南亚条约组织。1954年12月，名为“美国远东政策”的NSC5429号文件出台，美国的亚洲战略重心向东南亚转移。在东南亚，美国尤为重视老挝。美国决策层认为，有1／4国土与共产主义阵营接壤的老挝处于共产主义“入侵、渗透和颠覆”的最前沿，丢掉老挝会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因此，必须全力保住老挝。为此，美国先是将老挝纳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保护范围，后又越过法国直接向老挝提供援助。美国认为巴特寮就是共产党，坚决反对王国政府与巴特寮谈判以及接纳巴特寮进入政府。此外，美国还反对老挝走中立主义道路，认为“中立主义即便不支持共产主义，也给人一种支持共产主义的印象”。随着美国军方、国务院和情报部门全面介入老挝和大量美援的涌入，1955年底，美国取代法国成为在老挝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在美国支持下，卡岱政府对待寮方的态度越发强硬。王国政府军和寮方并未实现真正的停火，由印度、波兰和加拿大代表组成的老挝国际委员会根本无力阻止双方的冲突。

　　就其根本而言，美国的上述战略针对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中国。从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美国便视中国为远东最大的威胁。日内瓦会议后，美国对中国的敌意进一步加大。1954年11月，美国的一份情报评估认为，中国是在打着和平的旗号“麻痹”亚洲非共产党国家和人民，以掩盖其通过战争以外的手段“扩张共产主义”和“渗透、颠覆”的意图。1956年1月，美国的一份情报评估认为，到1960年，中国会继续通过和平手段在印支，尤其是在老挝“渗透和颠覆”，并在周边地区发动“和平攻势”，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其实，这是美国基于冷战意识形态对中国政策和目标的恶意想象。中国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逐步调整东南亚政策，万隆会议前后，中国推动东南亚地区中立化的新政策正式形成。新的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根本准则，旨在通过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巩固东南亚地区和平，提升中国的地区形象，为国内经济建设提供稳定的周边环境。中国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要求越南从老挝撤军，放弃支持越南的印支联邦计划就是这一努力的一部分。

　　美国破坏《日内瓦协议》，执意把老挝打造成反共堡垒，迫使中国不得不采取应对措施。一方面，老挝是中国的近邻，美国勾结卡岱政府针对中国，还特意安排卡岱与活跃在缅老边界的国民党残军代表会晤，以图将残军引入老挝对付寮方，严重威胁中国南部边疆的安全与稳定；另一方面，中国视老挝为具有和平中立倾向的国家，在柬埔寨走上中立主义道路后，老挝成为中国的主要争取对象。中国希望通过推动老挝的和平统一和促使老挝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进一步释放和平诚意，带动泰国、南越的中立。美国在老挝的持续介入以及由此引起的中国反应，客观上使老挝成了阵营对抗的焦点。梭发那•富马亲王重新上台后对中美矛盾的有意利用，进一步将老挝推向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

二、富马中立主义路线的形成与实践

　　美国从僵硬的冷战意识形态出发，无视老挝民众的诉求，执着于在老挝建立反共政府的策略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1955年12月25日，在美国怂恿下，老挝国民议会不顾《日内瓦协议》的规定，强行举行排除寮方的片面选举，卡岱和萨纳尼空领导的党派取得压倒性胜利。但老挝民众和国会议员早已厌倦连年的战争，他们对卡岱武力镇压寮方的政策尤为不满，致使二人均未成功组阁。1956年3月21日，梭发那•富马亲王组阁，卡岱出任副首相和国务大臣，萨纳尼空留任外交大臣。

　　富马亲王此时面临比上一任期更大的困境。巴特寮问题尚未解决，老挝仍处于分裂状态。卡岱组阁失败的教训足以警示他，必须尽快完成国家统一，否则难免重蹈卡岱覆辙。早在1956年2月28日，为争取国会支持，富马承诺上台后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巴特寮问题，完成国家统一”。日内瓦会议后老挝的局势使他认识到，只要北越志愿军留驻老挝，王国政府就不能指望通过武力消灭巴特寮，和谈是唯一出路。但他同样清楚，美国不会同意他与寮方谈判，美国支持的卡岱仍是他的政坛劲敌。他若坚持与寮方谈判，仍有可能像1954年那样下台。如何在保有权力的前提下，实现老挝的和平统一，进而巩固执政地位是富马面临的最大难题。

　　富马的诉求远不止此。作为老挝原副王汶孔亲王的嫡次子、苏发努冯亲王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渴望成为仅次于老挝国王西萨旺•冯的能决定和主宰老挝命运的人物，重振家族声威。富马的王系与国王一系的矛盾由来已久，美国为牵制富马而支持王太子西萨旺•瓦达纳，后者在老挝政坛崛起，成为富马实现宏大诉求的另一障碍。富马希望通过完成国家统一来赚取政治资本，进而把苏发努冯引入内阁，兄弟二人合力对付卡岱和瓦达纳，但他清楚，唯有走上中立主义道路，才能促使中国和苏联充分发挥作用，让寮方回到谈判桌上。此外，对富马来说，将冷战另一方的力量引入老挝，还可制衡美国在老挝不断上升的影响力，因应卡岱和瓦达纳对其地位的挑战，为自己争取更多行动自由。富马还希望，处于两大阵营夹缝中的老挝，可发挥弥合两大阵营分歧的作用。现实困境和宏大诉求推动富马选择了中立主义道路。

　　1956年3月21日，富马向国民议会宣读了他的对外政策纲领，他的政府坚决反对外国干涉，愿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各国尤其是邻国发展友好关系。3月25日，当新内阁讨论内外政策时，富马除强调上述对外纲领，还重申将按照《日内瓦协议》解决巴特寮问题。4月，他在接受法共《人道报》驻北京记者贝却敌（Wilfred Bruchett）采访时，表示他热切关注着柬埔寨严格的中立立场，老挝与柬埔寨相似，同样欢迎来自中苏的援助。他也表明了自己的关切，“只有互不干涉内政和互不侵犯原则得到严格遵守的话”，才不会发生“老挝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问题”。

　　富马的宣示与中国推动东南亚地区中立化的政策高度契合，中国对富马释放的善意信号给予了热情回应。5月7日，周恩来正式向富马发出访华邀请。此前，4月底，中苏联合向北越发出意见书，希望北越转达寮方，停止与王国政府的斗争，响应富马的谈判号召，参加政府。中苏的这一立场改变了越劳的态度。在越劳指示下，5月中旬，苏发努冯致信富马，邀请富马前往桑怒省举行会谈。苏联尊重阵营分工，支持中国在亚洲发挥主要作用，积极配合中国争取富马，于6月30日承认老挝王国政府。与社会主义阵营支持老挝统一和中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极力阻挠富马访华及与巴特寮谈判。西哈努克2月访华后表现出的坚定中立主义立场本就使美国忧心，富马上台后表现出的和平中立倾向更使美国担忧，毕竟老挝是美国在东南亚意欲打造的“遏制共产主义”的堡垒，而且已在老挝投入太多成本。4月6日，美国驻老大使忧心忡忡地提醒国务院，老挝很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尤其是在老挝实现国家统一后，将不能再指望其站在反共的最前沿。

　　5月29日，富马有意将周恩来邀请他访华和苏发努冯邀请他前往桑怒省会谈的消息透露给美国驻老挝代办。他重申，老挝将接受一切不附带政治条件的援助，老挝对东南亚条约组织不负有任何义务。从社会主义阵营得到的正面回应为他提供了因应美国压力的筹码，他显然想以此向美国施压。但考虑到此时的王国政府仍须倚重美援，他又向美驻老代办表示，绝不会允许共产党的专家和技术人员进入老挝，也不会容许老挝“共产化”。富马的实用主义路线在此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美国决策层的忧虑丝毫没有因富马的承诺而减轻。6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国安委会议上表示，他最担心的不是越南问题，而是老挝很可能走上中立主义道路，这不仅是对美国信誉的沉重打击，而且一旦巴特寮进入政府，考虑到富马的脆弱地位，很难保证老挝不“变色”。意识到无法阻止富马与巴特寮谈判及访问北京后，美国决策层决定将这两件事捆绑，尽力推迟富马访华的时间和削弱富马访华的效果。杜勒斯致电驻老代办，要求他向富马表明，不能在巴特寮的根据地桑怒省会谈，也不应在与巴特寮谈判取得满意结果前访问北京，否则会给美国遵守对老承诺和执行对老援助带来困难。在美国的压力下，富马再次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折中做法。他一方面复函周恩来，表示愿在老挝内部问题解决后访问中国，另一方面致电苏发努冯，邀请他到万象会谈，并将两件复函的副本交给了美国代办。7月3日，周恩来复函富马，表示他愿为老挝双方的会谈提供方便，希望富马尽早访华。在周恩来的影响下，苏发努冯同意前往万象会谈。8月1日—8月10日，双方的谈判相当顺利，并就停火、统一、中立、普选、组织联合政府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原则性协议。

　　赚取到空前政治资本的富马于8月8日宣布，将在8月19日—8月27日访华，并在回国途中顺访北越。8月20日，富马率领庞大代表团到达北京。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国领导人会见富马时，反复向他阐释中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尊重老挝的制度、政策和宗教，不会干涉老挝内政，这给富马注入了强心剂。周恩来主动向富马提出，中国愿意向老挝提供援助，帮助老挝进行经济建设，并且强调中国的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代表团还被安排在北京、沈阳、上海、武汉四地参观。富马虽重申老挝和平中立的立场，赞扬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活力，但对周恩来的援助提议，他只是表示回国后再研究，对苏联的建交呼吁，他也以馆舍和经费不足为由进行搪塞。

　　对倚重美国援助的富马来说，美国的态度是他不能不考虑的，而他访华的目的也非寻求经济援助。他只是希望将阵营对抗引入老挝，既可增加他与寮方谈判的筹码，又能给他提供应对政敌和美国压力的资本。从某种程度上说，富马的策略是成功的，他从中国得到了不干涉老挝内政及为其与寮方谈判提供方便的保证。就在富马离开中国当晚，毛泽东和周恩来致信胡志明，建议越方利用有利时机撤出留驻老挝的顾问和志愿军，消除富马指责越南干涉老挝内政的借口，阻止美国势力的扩张，进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对老挝的影响。但同时也应看到，富马的这种“两面下注”的做法进一步把老挝推到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加剧了老挝问题的复杂程度。

　　富马访华时，中国并不强求老挝与中国建交，而是更希望老挝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在中国领导人看来，这更有利于让老挝摆脱对美国援助的依赖，加强老挝的中立地位。中国安排老挝代表团在各地参观，也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社会活力和经济建设成就，吸引富马接受中国的援助，消除老挝代表团因听信美国谣言而对中国形成的偏见。但富马访华令美国忧心不已，美国尤为担心老挝会像柬埔寨一样接受中国经济援助和接纳中国技术人员，从而为“共产主义渗透打开方便之门”。美国国务院指示驻老使馆，务必向老挝各级官员讲清楚北京援助的“侵略、渗透和颠覆企图”，让他们认识到富马路线的危害性。美国还决定暂停向老挝发放9月和10月的军援，继续暗中支持卡岱等富马的政敌，防止富马在“错误路线”上走得更远。此外，1956年6月中柬经援协议的达成以及富马访华标志着中国的和平方案和主张正在得到越来越多中立国家的响应，这使美国越发焦虑。9月5日，美国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第5612／1号文件。文件指出，“共产党国家对东南亚地区采取的政治、经济、文化攻势，比直接公开的入侵更难应付，对美国的利益威胁更大”。文件还专门强调老挝对美国的意义，明确提出应在老挝与共产党争夺“人心”。老挝问题的冷战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从9月中旬开始，老挝双方就具体问题继续谈判。在此期间，富马受到寮方和美国的双重压力。寮方要求他尽快与中、苏、北越建交，接受中国的援助；美国则反对他向寮方作出过多让步及接受中国援助。一方面，富马同意在11月2日老挝双方达成的《政治联合委员会关于和平中立问题的协议》中写入下述条款：老挝应与近邻和已经建议同其建交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1957年起，将尽力争取一切愿意帮助老挝的国家的无条件援助。另一方面，富马又向寮方表示，老挝不能和中国建交，也无法和苏联互设使馆，老挝接受中国援助须在1957年2月国会批准五年计划后才能实现。

　　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恰恰是富马因应两方面压力的策略。富马同意在协议中写入上述条款，是在暗示美国，如果切断对老援助，只会使他倒向社会主义阵营、接受中国的援助，这正是美国最大的担忧。富马甚至以辞职威胁美国，美国考虑到若富马下台，卡岱也不可能掌权，于是又恢复了对老援助，并决定视老挝双方谈判的情况，采取下一步行动。富马拒绝将寮方的提议付诸实施也是在向社会主义阵营施压，他尤其不满北越“仍未撤走顾问和志愿军”。他的表态同样起到了效果。11月18日—11月22日，周恩来在访越期间继续劝说越方采取主动。北越从11月底开始从老挝撤出志愿军和顾问，这为老挝双方的谈判排除了一大障碍。12月28日，富马和苏发努冯发表总的《联合声明》：老挝双方成立联合政府，之后进行议会补充选举，巴特寮改名为“老挝爱国阵线”，成为合法政党。老挝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然而，《联合声明》的发表使美国和老挝政坛的亲美势力惶恐不已。1956年12月，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在会见参加联大会议的卡岱时，许诺支持卡岱重新担任首相，但前提是卡岱要阻止巴特寮进入政府。1957年2月9日，回国后的卡岱向国民议会提出，必须让巴特寮出具“解散巴特寮运动、交还两省、接受军队整编”的书面保证，作为寮方进入政府的先决条件。卡岱的提议得到部分议员的支持。苏发努冯针锋相对，要求王国政府先接受中国的援助，作为寮方出具书面保证的先决条件。其实，中国并未强求富马接受中国援助，苏发努冯的要求不过是越劳为防止寮方被收编而利用的托词。从1956年11月到1957年8月，面临内外压力，越人民军内部要求武力统一南方的声音逐步高涨。此时的越劳不希望寮方被收编，更不愿寮方交还桑怒和丰沙里两省，从而失去重要的战略迂回地带和南下通道。老挝问题再次陷入僵局。

　　尽管富马采取一些手段因应政敌的压力，并向国民议会表示，老挝可以指望来自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援助，即中国的援助，但在卡岱和瓦达纳的活动下，老挝国民议会最终否决了接受中国援助的提案。虽然中国和苏联建议越寮体谅富马的难处，不要给富马制造新的障碍，并且明确提出中国援助不具备取代美国援助的条件，但收效甚微。这使富马的中立主义天平在一定程度上失衡。由于苏发努冯拒不妥协，卡岱等开始全面攻击富马的和谈路线。1957年4月16日，美国联合英法向老挝王国发出平行照会，坚决反对富马向寮方作出超出《日内瓦协议》的妥协。面对压力，富马开始批评寮方，这反而招致越寮的报复行动。越劳认为富马已倒向西方，再无谈判必要，遂支持寮方于5月初在桑怒省发动新的进攻。5月31日，老挝国民议会最终否决富马的和谈方案，富马被迫辞职。

　　富马辞职后，卡岱两次尝试组阁均告失败，这表明卡岱的方案依然不得人心。8月9日，富马重新上台。当天他向国民议会强调，将继续与巴特寮谈判，继续坚持走中立主义道路，欢迎来自各国的援助。富马的上台和上述表态是中苏希望看到的。当月，中苏先后向越劳最高领导人胡志明表达立场。周恩来明确表示，老挝问题事关亚洲和平，采取军事手段只会导致美国的干涉，届时不能指望中国像朝鲜战争那样出兵援助；老挝不可能出现革命，只能中立，甚至半中立都是好的。这次施压起到的效果是明显的。越劳随即指示苏发努冯主动与富马谈判，强调寮方在谈判中应尽量采取妥协态度，避免给富马制造困难和做有损富马权威之事。双方从9月中旬开始谈判，并于11月2日达成协议：寮方归还桑怒和丰沙里两省政权；苏发努冯和富米•冯维希进入内阁；于1958年5月4日举行补充选举。1957年11月20日，老挝联合政府在万象宣誓就职，长期分裂的老挝终告统一。

三、老挝中立主义的破产

　　自1956年以来，富马摇摆在中美之间，既保住了美国援助，又通过与中国接近取得与寮方谈判的筹码，完成了老挝统一，这给他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声望，使他俨然已成为掌握老挝命运的关键人物。不过，富马在本质上是亲西方的，他接近社会主义阵营主要着眼于完成老挝统一，包括他在内的一批老挝精英对中国始终抱有疑惧。老挝统一完成后，富马认为已不需要社会主义阵营提供的筹码，希望彻底切断寮方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联系，于是采取了一系列右转行动。为阻止寮方在补充选举中胜出，富马开始限制寮方在群众中活动，并对寮方实施迫害。1958年1月，正在美国访问的富马向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保证，他有能力掌控巴特寮，不会接受中苏阵营的援助，老挝会坚定站在“自由世界”一边，反对“自由世界”最“危险”的敌人共产主义。他的右转行动无疑是在自断中立主义的左臂，社会主义阵营认为他已经“严重右倾”，随着他对寮方的限制越来越多，社会主义阵营对他的认知也越来越负面。这意味着富马正在逐步失去因应美国和国内政敌压力的筹码。而即便富马频频向美国示好，也未得到正向回应。一方面，富马坚决否认巴特寮是共产党，这与美国的认知有着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美国越发认为富马“虚伪，盲目自信”，这种性格缺陷会使老挝最终成为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

　　老挝联合政府成立后，美国决策层曾考虑冻结对老援助、换掉富马。但驻老使馆认为这会正合巴特寮把美国排除出老挝之意，把富马推向社会主义阵营，还会让东南亚盟友怀疑美国的遏制决心，疏远老挝亲美势力。英、法、加也不同意美国切断援助。美国最终决定维持对老援助，同时把1958年5月4日的补充选举作为观察窗口。1958年春季也是美国新的东南亚政策的酝酿时期。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由于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积极推动东南亚地区中立化，中国的主张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影响力也在不断上升。但在美国看来，中国的所作所为是在把自己的发展模式树立成一个适合东南亚乃至整个第三世界效仿的样板，意在将自身打造成“亚洲的主导力量”，进而“将美国势力彻底排除出亚洲”。4月2日，美国通过NSC5809号文件——“美国对东南亚大陆的政策声明”，文件重申中国的“和平攻势”是对美国在东南亚的“最大威胁”，认为老挝演变成共产主义国家正日益成为现实。这种想象的威胁和近乎“神经质”的认知逻辑使美国只能不断追加遏制承诺。

　　为阻挠寮方胜选，美国采取了诸如整合老挝右翼候选人力量、贿赂选民、实施与巴特寮争夺人心的乡村改造计划等一系列措施。尽管如此，寮方和亲寮的和平中立党仍然取得了21个补充选举席位中的13席，左派在议会中所占的席位超过了总数的1／3，这意味着右派操纵国民议会2／3以上席位的时代已成为过去。卡岱和萨纳尼空趁机抨击富马，认为这是富马对待寮方的宽容政策使然。愈加担心老挝会成为第二个捷克斯洛伐克的美国除了责备富马，还认为这是老挝政坛保守势力贪污腐败、失去民众信任的结果。富马、卡岱、萨纳尼空三大家族也确实贪污了大量涌入老挝的美援现金，还利用美元与老挝基普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的差别，操纵出口贸易，赚取巨额利润，充实个人腰包。因应于此，美国一方面资助老挝部分青年商人、警察和军方人士成立了极右的“保卫国家利益委员会”（CDNI，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National Interests），为老挝政坛“补充新鲜血液”；另一方面强烈要求富马将老挝基普贬值，部分解决腐败问题。为向富马施压，美国国务院还暂停了7月份的对老经援。

　　为向美国示好、扫清迫害寮方的障碍，1958年5月22日，富马致信老挝国际委员会，要求由印度、波兰和加拿大代表组成的国际委员会撤出老挝。国际委员会从1955年1月进驻万象后开始工作，虽对老挝双方的停火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但多少能约束各方破坏《日内瓦协议》的行为。正因如此，源源不断向老挝输入军援的美国自一开始就反对国际委员会的存在。由于国际委员会以印度代表为主席，而当时中印关系处于蜜月期，故而波兰代表的提案往往能够得到其支持，国际委员会常出台一些有利于寮方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比如1957年5月老挝双方谈判中断后，国际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双方尽早重启谈判，自主讨论和决定谈判议题，含蓄表示对美、英、法干涉老挝谈判的不满。老挝联合政府成立后，苏发努冯两次致信国际委员会，要求后者制止富马迫害寮方，并控诉王国政府在补选前的舞弊行为。国际委员会两次形成决议转交富马，均被富马以干涉老挝内政为由拒绝接受。在富马看来，国际委员会已对他的行动构成制约。

　　富马要求国际委员会撤出的举动令美国满意，国际委员会的加拿大代表自然支持，但在社会主义阵营看来，国际委员会仍能在监督美国武器进入老挝和制约王国政府迫害寮方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因此，中苏要求波兰代表无论如何顶住压力。印度代表的态度此时显得弥足珍贵。但从1958年春季起，尼赫鲁开始视中国为其寻求亚洲领导权的最大障碍，是以当周恩来就老挝问题致信尼赫鲁时，并未得到后者的积极回应。7月19日，老挝国际委员会以印度、加拿大代表支持，波兰代表反对的2／3多数通过无限期休会决议，这既为美国进一步干涉老挝开放了“绿灯”，也使寮方失去了一道保护屏障。

　　为进一步向美国示好，富马甚至表示在新内阁中会考虑排除寮方代表。但他不愿给美国中意的CDNI成员更多席位，在币制改革上也不想妥协，美国对他的不满与日俱增。尤其是1958年7月19日中国和柬埔寨建交后，柬埔寨的亲中立场更加明显，美国决策层越发担心“东南亚的未来潮流正向中国倾斜”，于是坚定了换掉富马的想法。在美国支持下，卡岱和萨纳尼空联合国会中的右派议员否决了富马的组阁方案，富马下台。1958年8月28日，萨纳尼空组阁，巴特寮被彻底排除在政府外。萨纳尼空上台后，对内加大对寮方的迫害力度，对外极端亲美反共，中立主义在老挝破产。

　　自日内瓦会议后，美国以中国为假想敌，无视老挝民众的诉求，执意在老挝建立反共亲美政权，随着萨纳尼空的上台，美国的“努力”似乎结出了果实。然而，老挝的形势发展并不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1959年6月，老挝内战重新爆发。1960年底，随着老挝危机爆发，老挝再次成为阵营对抗的焦点。尽管在1962年7月老挝危机结束后，冷战的焦点向越南转移，但直到1973年美国撤军，老挝始终是冷战的一个战场。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的最后一年里，几乎每天都在追踪老挝的事态发展，他当时更关心的是老挝而非越南。美国在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这三任总统任期内，为切断老挝境内的“胡志明小道”，也在老挝有较大投入。但最终的结果是，寮方胜出，美国在老挝的投入成为沉没成本。中国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劝说寮方交还桑怒和丰沙里两省，参加王国政府。即便在萨纳尼空上台后，中国也仍然认为寮方存在合法斗争的空间，反对寮方重启武装斗争。在此过程中，寮方的力量一度受到较大削弱。老挝内战重新爆发后，中国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同时为维护国家安全，全力支持巴特寮，对1975年寮方最终取得革命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结论

　　本文的论述表明，就印支地区而言，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到1958年富马下台，两大阵营对抗的焦点在老挝而非越南。这一时期，北越和南越均以巩固政权为主要目标，中、美、苏三大国尊重《日内瓦协议》关于越南临时分割的条款，越南问题尚不突出。在柬埔寨，由于左派高棉抵抗力量就地解散以及西哈努克亲王较强的政局掌控能力，该国政府很快走上中立主义道路。但《日内瓦协议》带给老挝的是实现国家统一和走中立主义道路两大历史难题。两大阵营围绕这两大难题在老挝展开博弈，将老挝推向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此外，富马亲王有意利用两大阵营的矛盾，通过走中立主义道路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目标，这也加剧了老挝问题的冷战化程度。从1957年老挝国家统一的完成来看，富马的中立主义路线是成功的。甚至可以假设，若富马在老挝统一后继续坚持中立主义路线，有寮方和中苏的支持，他的政权将维持得更为长久，同时期的柬埔寨西哈努克政权和印尼苏加诺政权就是例证。

　　本文的研究还表明，战后东亚中小国家有自己的历史发展进程，冷战尽管在其中发挥重要影响，但不能总是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小国家的政坛精英并非被动地适应冷战格局，而是积极利用阵营对抗争取援助，扩大自主性，对付国内政敌，维持权力和统治地位。时至今日，东南亚国家仍普遍选择对冲战略，利用大国矛盾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此而言，研究冷战时期中小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对理解现实问题是不无裨益的。

　　（注释略）

（作者：时伟通，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张梦晗）

（网络编辑：何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