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华：西欧的乡村“类”城市化

　　乡村城市“化”，可理解为其乡村越来越具有城市性，或乡村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关系“类”城市化，即具有与城市一样的生活条件、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以及与城市相似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等。后工业化时代的西欧，在城市主导和带动下，加快了城乡融合和一体化发展，促使乡村生活和乡村经济“类”城市化，同时充分调动了乡村主动性，发掘乡村资源优势，保持一定的乡土特色。

乡村生活条件、生活理念等“类”城市化

　　英国自19世纪末始，西欧其他国家从20世纪中叶起，都对乡村生活条件进行了大幅度改善，包括私人房宅的改造修建，公共产品如道路交通、供排水、供电、供气、广播电视、互联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兴建，商业、金融、邮政、文化、体育、娱乐、教育等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升级。这些公共产品基本上按城市标准建设，目的在于使乡村与城市生活条件无差别，并保留乡村社区一定特色。乡村的怡人景观也多由人类改造而来。如“英格兰乡村的魅力多来自人工修造和经营的景观，主要由农业与反映了历史和文化的聚居场所构成”。乡村逐渐达到与城市相似的生活条件时，其居民生活理念也渐渐与城市居民无异。加上仅以居住登记(不是户籍制)为管理模式，城乡间人员自由流动，使西欧乡村的生活理念、思想观念与城市趋同，城乡差别因而缩小。

　　20世纪后期西欧的“逆城市化”趋向，有两种人口流动模式。一是劳动者白天在城市工作，晚上回到周边小城镇或村庄休息。二是在远离城市的纯乡村里，有人从城市迁入：村庄里或有他们的“第二居所”，专供节假日休憩；或是年老退休者租购住房，当作养老处所。“逆城市化”的前提是乡村具有不逊于城市的生活条件。离城市近的乡村因其生活条件舒适而受欢迎程度更高。城市人在移居乡村时也带来了现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促进了乡村改造，强化了乡村生活的城市性，城乡生活逐渐同质化。由于乡村环境优于城市，因此有学者认为，“逆城市化”甚至可能成为主流居住模式，乡村人口可能还会超过城市。如英国政府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报告，20世纪末英国乡村人口增长超过城镇，1991年—2002年，每年到纯乡村区或乡村主导区的移民净增6万人。每年有42万人迁往乡村，超过乡村迁入城镇的39万人。1981年—2003年间，英格兰乡村人口增长了14.4%，而城镇仅增长1.9%。

乡村经济结构和人口从业结构“类”城市化

　　到20世纪末，西欧乡村的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往以农业为主的乡村经济、以农民为主的乡村社会，不再是西欧乡村的本质。经济部门的多样化、人口构成的多元化、居民与经济的“类”城市化，成为现代西欧乡村的基本特征。21世纪初英国乡村人口从业结构（即经济结构）及与城市的对照，清楚地体现了这一转变。

　　根据资料可以发现，大部分行业城乡占比差别很小，多在1%以下。农业渔业主要在农村，但城市也有居民从事农业，说明交通便捷也可使务农者居于城市。批发、零售贸易和汽车修理，运输、仓储和通讯，金融、媒体等城市比乡村高1.3%—1.5%，说明城市作为商业、金融、交通、物流和信息等中心的职能更突出，地产、租务活动城市占比更高，说明城市流动人口比例比农村高。教育人员比例农村比城市高，说明农村人口居住相对分散，班级规模相对较小、数量相对较多，所需教师更多；公共管理和社会治安人员比例农村比城市高，说明农村居民相对不集中，治安和管理难度更大，需要人手更多。虽然乡村经济重要性仍远不如城市，但出现上扬的趋势。乡村环境宁静，更能保持商务的独立性、私密性，因此，不少公司设于乡村。如英国约克郡约39%的商务公司位于村庄；全英设于乡村的公司数量也占37%。这也是科技与时代进步的反映。20世纪后期以来，网络办公和电子商务逐渐成为流行的商业交往形式，坐在僻静的农村照样可处理各种事务，不需要像以往那样必须在城市进行面对面交易。如20世纪8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有30%的人员从事信息产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运用电子商务方式，使得生产的空间布局更广，甚至扩展至乡村。

居民越来越多元化，社会构成日趋复杂

　　西欧乡村的居民越来越多元化，社会构成日趋复杂。特别是进入汽车时代后，旅游者、退休者、往返于城乡（工作于城市、住在乡村）者开始组构新的社区模式。郊区城市化和乡村城市化完全改变了乡村社会结构，使其越来越像城市社会。今天西欧的村庄居民，大多不是农民。农民拥有家庭农场作为西欧农业的主要组织形式，有单独的农舍、住房、车库、农具库、畜厩、饲料库和仓库等，一应俱全，有的还有农副产品加工厂，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村镇街道居民包括有第二居所的城市人，从城市退休、住农村养老者，短期居住的自由职业者、旅游度假者，村镇社区工作者和服务业者，村镇的房地产主等，其日常活动基本与周围土地无关。比利时埃诺省贝尔吉勒村几百名“村民”里，绝大部分来自附近城镇，真正从事农牧业的只有几户人家。整个比利时农业就业人口不到全国人口的2%。所谓西欧乡村人口占了20%，其中大多数其实是非农业人口。

　　至21世纪初，西欧的城乡差别已经很小，差别主要体现为居民居住地取向不同。城乡功能区和居住区的分布特征大致是：城区为商业中心区，居民除房地产主外，多为收入较低者，或需晚上和节假日轮值工作者（如零售商业、社区管理和治安管理）；近郊以工厂、物流、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为主，居住者多为朝九晚五的通勤族，收入水平处于中产阶级下层；远郊为乡村，居民多为中产阶级中上层（白领），拥有第二居所者较多；僻远的乡村，是城市的后花园，休闲度假者居多。

　　这样，现代城乡一体化不再像工业化时代那样，城市纳乡村为“领地”，而是城乡无高低之分，都是统一体中的平等成分。这犹如当下的郊区改城区：未改之前，郊区的功能明确为服务城区；改为城区后，这个新城区成为独立主体，地位与老城区平等。乡村纳入城乡一体化管理也同此理。当然，发展差异性使这个统一体由先进的城市来主导，城市带动乡村发展，这是一种客观必然。而随着乡村资源被进一步认识和开发，乡村也能成为推动发展的主动贡献者。

积极把握城乡平等融合发展的走向

　　西欧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政策制定者往往来自城市，与地方、与农村联系不深，制定规划时常常出于各种目的，尤其是忽略相关重要信息，以致缺乏全局性如生态景观学眼光。出台的政策措施有不少与农村实际脱节，或者不能精准反映乡村社群心声。有受访者认为，政策制定者要么是中产阶级人士，要么是土地所有者，其决策往往是在当地人几乎不了解或不关心甚或无法参与的情况下做出的。许多农村尤其是偏远乡村的居民认为，他们与地方机构代表间存在认同差异等文化障碍，对乡村变化普遍存在无力感。来自国际的或外部的力量介入甚至控制着地方，行动时主观性强，并非因地制宜，如欧盟实施的农业政策，虽使希腊成片的灌木荒地变为果园，但也导致西班牙大量油橄榄树被砍掉。

　　总的来说，工业化以来西欧的乡村城市化是成功的。从上述考察可以认识到：城市体现着先进性，因此乡村城市化即更多城镇在乡村涌现、乡村人口越来越多地转化为城市人口，是历史大趋势。工业化是推动乡村城市化的主要动力，但也易于造成城市对乡村的强势控制，城市掠取大量乡村资源，乡村则沦为城市的从属者，从而造成巨大的城乡差别。要切实吸取乡村受到冲击和损害的教训，充分肯定乡村城市化对推进城市化的意义，积极把握城乡平等融合发展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