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依纯：“尼亚加拉运动”的兴起及其对美国黑人民权斗争发展的影响

内容提要：“尼亚加拉运动”是20世纪初美国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代表性组织。在白人种族主义泛滥的社会背景下，黑人知识分子的民权理念在世纪之交出现了妥协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分歧。杜波依斯和激进派黑人逐渐团结在一起，成立了“尼亚加拉运动”组织，为这一时期的黑人民权活动注入了活力。该组织不仅提出了黑人的民权诉求，并将妇女、青年拓展为黑人争取民权的中坚力量，还通过创立官方媒体，开拓了自己的宣传阵地。此外，该组织以游说、资助和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帮助“波普案”等一系列民权活动取得了成功。“尼亚加拉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由妥协到激进的转向。该组织的发展促使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事业朝着组织建构更为系统、斗争目标更加明确、参与人员更加广泛的方向发展，有效地促进了黑人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为现代黑人民权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美国黑人民权斗争尼亚加拉运动    种族关系    布克•华盛顿    杜波依斯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内战后黑白种族关系进行重构的重要时期。其间，黑人被剥夺了重建时期获得的各项平等权利，种族歧视与暴力屡见不鲜，白人至上主义愈演愈烈，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黑白关系的主旋律。在社会变革和种族主义的双重漩涡中，W. E. B 杜波依斯等人创立了黑人民权组织“尼亚加拉运动”(Niagara Movement)。在其引领下，20世纪初美国黑人争取民权的斗争重心开始由妥协向激进转变，给黑人民权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深远影响。有鉴于此，西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国家历史公园负责人唐•坎贝尔(Don Campbell)在2006年举行的纪念活动中指出，“尼亚加拉运动”是一个“鲜为人知却意义非凡”的组织，它“奠定了现代民权时代的基石”。

　　然而，迄今为止，美国学界对“尼亚加拉运动”的研究依然未能准确地反映该组织在美国黑人民权史上的重要地位。虽然埃利奥特•鲁德威克在1957年率先发表了关于该组织兴衰的短文，但是在随后半个世纪中，关于该组织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相关研究呈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在研究杜波依斯和其支持者成果中有所论及，但整体描述较为简略；二是在辨析布克•华盛顿与杜波依斯的思想时谈到该组织，强调其作为杜波依斯思想实践载体的作用。21世纪初，“漫长的运动”叙事模式逐渐成为美国民权运动叙事的主流，更多学者关注民权运动在地域、阶级、性别上的广泛性，并将其起源追溯到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下简称黑人协进会)领导民权斗争时期，这无疑是对早期“掐头去尾”的传统叙事的超越。然而，当历史学家的目光集中于黑人协进会对民权运动的贡献之时，“尼亚加拉运动”却因其存续时间较短、成果不甚丰硕而被排除在“漫长的运动”的叙事之外，这引发了学界对民权运动溯源的反思。2011年，美国学者安吉拉•琼斯系统考察了该组织对黑人公共领域的塑造，强调黑人领袖之间的辩论在民权斗争中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提出对民权运动长时段的考察应包括“尼亚加拉运动”等早期民权组织。还有一些学者论述了该组织的激进性在早期民权斗争中的“里程碑式”作用，突出了该组织在理念上的创新与领导力。这些新观点进一步丰富了黑人民权运动的内涵和外延，也提高了“尼亚加拉运动”在黑人民权史研究中的主体地位。此外，随着研究主题的深入和范围的拓展，关于该组织的刊物、集会地点及成员等方面研究的新成果不断问世。可见，美国学界对该组织的研究日趋成熟，一些学者注意到其在民权斗争中的重要性，关于该组织的研究逐渐从民权研究的边缘走向中心。但相对于黑人协进会与20世纪中后期民权运动的研究来说，对“尼亚加拉运动”的研究仍显不足，关于其思想内涵和具体行动也有待进一步解读，对其在20世纪美国民权斗争发展中的贡献、影响和历史定位的分析有待加强。国内史学界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杜波依斯展开。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档案材料，通过对“尼亚加拉运动”思想、话语和行动的分析，强调其在20世纪初美国黑人民权斗争发展中的主体作用，并重新评价其历史价值。

一、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黑人民权斗争理念的分歧

　　在美国内战后的重建时期，黑人能够在法律的保护下，参加各类选举并担任国会和地方政府公职。然而，随着重建结束和南部民主党人重新掌权，南方各州制定了一系列严苛的限制性政策，黑人的生活再次陷入了水深火热的境地。自1890年开始，为根除黑人选票的影响，南部各州实施了诸如缴纳“人头税”、文化测验及“祖父条款”等规定，大批黑人因此丧失选举资格。据统计，1890-1900年，路易斯安那州注册的黑人选民由12万人减少至5千人。黑人选举权的丧失导致其与政治绝缘，南部各地形成了白人一统天下的格局。与此同时，南部在法律上对黑人实行了严格的种族隔离制度。1883年，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联邦《1875年民权法》中关于黑人“平等使用公共设施”的条款无效，由此奠定了种族隔离制度在美国全国建立的法律基础。1883年，最高法院在“佩斯诉亚拉巴马州”(Pace v. Alabama)一案中，判定该州《反异族通婚法》不违宪。此后，众多南部州在立法上竞相效尤，佛罗里达州甚至将“禁止黑白通婚”的条款写入了州宪法。另外，到1892年，有8个州在火车车厢内实施了种族隔离的法令，规定黑人不能踏入白人车厢。白人还通过各种手段在教育、住房、教会、餐厅、公园甚至墓地等一切公共设施中都划定了种族隔离的界线，黑人能获取的一切资源和社会服务均远不如白人。针对黑人的一系列限制性条款，压缩了其争取经济利益的机会。在农村地区，随着南部种植园的衰落，多数黑人农民面临家计萧条、入不敷出的窘境。1890年前后，阿肯色、田纳西等州的黑人农民每采摘100磅棉花仅能获得50美分的工资。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南部州，农村黑人可以进入卷烟厂、纺织厂工作，但在资源分配、岗位类别和工薪标准等方面，种族差异悬殊，黑人只能从事最低等的脏累低薪职业。除了受过高等教育、掌握专业技能的少数黑人外，绝大多数南部黑人依然在贫困的泥潭里挣扎。更令人震惊的是，针对黑人的暴力私刑在这一时期空前泛滥。1882-1892年，针对黑人的私刑数量达到893起，占全国私刑总量的52%。大规模的种族骚乱也时有发生，1887年的蒂博多大屠杀与1891年的奥马哈种族骚乱均给黑人的生存带来了严重威胁。在隔离、歧视和暴力的打压下，黑人的生活愈加举步维艰。美国历史学家雷福德•洛根将这一时期称为内战后美国种族关系的“最低点”。

　　在种族主义大行其道的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一些黑人知识分子希望通过争取经济利益和提高自身技能的方式改变处境，这种思想的集大成者便是黑人教育家布克•华盛顿。华盛顿早年就读于汉普顿农业师范学院，完成了以文学和工业技术课程为主的高等教育。在1895年9月18日亚特兰大举行的棉花生产州国际博览会开幕式上，华盛顿的一席演说使他跃升为享誉全美的“黑人领袖”。在演说中，华盛顿主要表达了三点：(1)极力标举黑人的温顺服从，称黑人是“全世界最有耐心、最忠诚、最守法、最无怨的人”，要求白人包容黑人并开发其劳动价值。(2)呼吁黑人学会“尊崇和美化普通劳动”，放弃参与政治的权利，因为“耕种田地和撰写诗文一样有尊严”。(3)倡导黑人生活从“最底端开始”，适应种族隔离制度，因为“鼓吹社会平等的问题是极其愚蠢的”。许多媒体对华盛顿的演讲高度赞扬，称其是“黑人最出色的演说”，值得所有人“一遍又一遍的聆听”。一些白人认为，华盛顿演说的“崇高性和影响力”堪比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黑人律师塞姆尔•威廉也激动地宣称：“过去20年，没有任何一个黑人能为我们改变偏见，但华盛顿非凡的雄辩做到了。”此后，华盛顿在公开场合不断鼓吹白人对黑人的“教化”作用，因此获得了许多白人精英的支持。安德鲁•卡内基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商业巨擘纷纷为他的黑人职业培训学校捐款。在白人的资助下，华盛顿建立了全国黑人商业联盟，并振兴了塔斯克基学院，黑人的商业与职业教育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部分黑人的生活得到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一直以来，华盛顿不仅在黑人民权领域，在历史学界也备受争议。华盛顿去世后，多数白人学者倾向于赞扬其在教育、经济等领域的贡献，而黑人学者则对他过于依赖白人的态度进行批评。20世纪后半期，多数学者结合时代背景对华盛顿进行更为客观的评价，承认其主张妥协性的同时也认可了其贡献，在批评与赞扬中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实际上，华盛顿要求黑人顺从白人统治，专注撷取经济利益的思想，在种族主义盛极一时的历史语境下有助于缓和日益紧张的黑白种族关系，但其“去政治化”的斗争方式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的困境。正如黑人历史学家哈利•海伍德所指出的，这种温和的措施最后必然与黑人群众的要求相悖。

　　在华盛顿发表演说后仅一年，美国最高法院就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中确立了“分离但平等”的原则。此后，南部各州先后通过了更严峻的立法，强制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然而，分离并未带来平等，一个南方黑人形容他们在种族隔离的火车车厢内“像乘车的狗一般被对待”。在黑人

　　专注底层生活的同时，南部各地的种族骚乱与私刑持续泛滥。1896-1900年，美国国内针对黑人的私刑发生了493起，占全国私刑的79%。众多白人知识分子也撰文为种族主义站台。著名浸礼会牧师约翰•斯特拉顿认为，黑人是“不能被同化的弱小民族”，天生有“不道德的犯罪倾向”。作家阿奇博德•科尔昆称黑人“在智力和道德上都是下等的”。小说家小托马斯•迪克逊在其畅销书中直接辱骂黑人为“该死的黑色野兽”。部分白人精英在文化领域中丝毫不掩饰对黑人的仇视，欲要在舆论上证明种族隔离与暴力的“合理性”。

　　面对上述种种问题，一些黑人知识分子的思想与华盛顿产生了分歧。他们意识到，没有政治与法律的保护，黑人独立发展的愿望极难达成。《华盛顿蜜蜂报》的威廉•C. 蔡斯认为，华盛顿的妥协并未改变黑人被蹂躏而死的困境。编辑威廉•特洛特对华盛顿在白人面前的“卑躬屈膝”提出了批评，认为“如果种族偏见、迫害和公众对肤色的歧视从南方蔓延开来并导致固定的肤色等级”，那华盛顿追求商业、金钱等行为无异于“沙上筑房”。这些不认可妥协主义的黑人知识分子构成了反对华盛顿的“激进派”。其中，美国第一位黑人博士杜波依斯逐渐展示出他的领导力。

　　实际上，杜波依斯最初并未公开反对华盛顿。1895年，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杜波依斯读完华盛顿的演讲后，旋即致电祝贺：“我衷心地祝贺您在亚特兰大取得的惊人成就”，并认可华盛顿是黑人“新的希望”。与此同时，他也竭力思考解决黑人困境的方案。杜波依斯的思想早期受到了哈佛大学教授阿尔伯特•哈特(Albert Hart)的影响，将美国黑人的糟糕处境归咎于奴隶制。而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他在欧洲的游历与见闻令其对种族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他曾说：“我在美国之外看美国……与我同行的白人并未将我视作怪人或非人类……他们乐于同我在世界各地见面交谈。”因此，杜波依斯认为，黑人应通过获取知识、提升文化努力重塑社会形象，同时也倡导白人应该“意识到他们在加深种族偏见上造成的灾难性影响”。黑白双方“都必须改善”才能促进种族平等的事业继续发展。然而，随着美国种族歧视的加剧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肆虐，杜波依斯对种族问题产生了新的思考。1899年，亚特兰大爆发了针对山姆•霍斯(Sam Hose)的私刑，这是令杜波依斯思想转向激进的导火索。霍斯被两千名白人种族主义者拷打后焚烧致死，其手指被当作展品出售。杜波依斯看到后备受刺激，他意识到，仅靠黑人在底层追求经济利益来获得社会平等是行不通的，“当黑人面临私刑、谋杀和饥饿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能继续保持“冷静、超然”的态度。1901年，在华盛顿因鼓吹白人而广受好评的自传《超越奴隶》出版后，杜波依斯在杂志上发文称，华盛顿“远未达到出色的黑人领袖的标准”，其思想代表了“适应环境的旧态度”。这是杜波依斯首次公开与华盛顿唱反调，同时也标志着其反妥协主义思想开始萌芽。虽然此时杜波依斯对妥协主义已生不满，但他并未对华盛顿进行严厉指责，他认为其主张的“追求经济利益”有一定的合理性，且与自己倡导的“知识文化提升”并不矛盾。

　　然而，随着妥协派势力的发展，华盛顿在黑人知识分子中树立了不可动摇的权威性。他可以随意操纵黑人学校筹集资金，左右黑人政治职务的任命，任何反对他的人都会被“置于死地”。这令杜波依斯倍感失望。杜波依斯称，只要有人在黑人问题上提出不同意见或建议，一句“华盛顿先生不同意”便可加以否决，这令他“深感不安”。杜波依斯关注的是“黑人能否拥有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显然，华盛顿没有给杜波伊斯满意的答案，这令二人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正当杜波依斯质疑华盛顿之时，20世纪初激进派黑人影响力的提升促使他的思想发生转变。1901年，反对华盛顿的黑人群体逐渐形成了规模，他们引用废奴主义者的说法，称自己为“激进派”，其主要领导人包括编辑威廉•特洛特、律师阿齐博尔德•格里姆克(Archibald Grimké)、记者乔治•W. 福布斯(George W. Forbes)等。他们创立了《波士顿卫报》来抨击华盛顿的观点，并组织了“波士顿文学和历史协会”作为分享激进观点的平台。他们鼓励黑人争取政治权利，表示将“永远站在捍卫公民权的前线”，反对华盛顿的“奴性”思想。尽管华盛顿的支持者对激进派的批评不绝于耳，但他们的奔走呼告仍影响了杜波依斯原本较为中立的观念。杜波依斯回忆道，特洛特等人的观点于1901年“形成声势”，自己虽“不完全同意”其主张，但认可《波士顿卫报》“公布了事实”，并承认“几乎所有人都阅读了它并受到它的影响”。1902年，因不满妥协主义者对当时最大的民权组织——全国非裔美国人理事会的控制，激进派愤而指责该理事会“实际上全属于华盛顿”，它选出的领导人是“下流的恶棍”“华盛顿的走狗”，华盛顿已经将“黑人的自由毁灭”。杜波依斯虽未公开表示其态度，但他用立刻退出该组织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有学者总结，到1902年，杜波依斯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十分接近激进派。至此，杜波依斯的反妥协主义思想日臻成熟，并正式走上了反抗华盛顿的道路。

　　1903年，杜波依斯出版了《黑人的灵魂》一书，明确表示华盛顿的主张“尤其应受到批评”，他认为华盛顿把“黑人问题的重担转移到黑人的肩上”，明显是对白人的权威的屈服。他强调，黑人不能再靠“温文尔雅”的态度向白人社会乞怜，而须“以一切文明与和平的方式”争取权利。这种权利不能仅仅局限于追求眼前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充分的公民权利和政治自由。为此，他主张黑人中的最优秀的“天才1/10”应率先进行抗争，从而带动黑人整体的进步。《黑人的灵魂》遭到了白人媒体和妥协派的广泛批评。他们要么坚持黑人“饱暖即幸福”的主张；要么批评杜波依斯的观点“太过狭隘和悲观”，“只会激起黑人的不满”。而激进派对杜波依斯的思想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作品闪烁着“思想的穿透力与雄辩的光芒”，值得“每个黑人阅读和研究”。

　　针对该书的褒贬实际反映了杜波依斯与妥协派的矛盾性，也突出了其主张与激进派的一致性。威廉•特洛特在文章中多次称赞杜波依斯是能“领导他的事业的才华横溢之人”。《黑人之声》杂志主编杰西•马克斯•巴伯(Jesse Max Barber)、记者弗里曼•穆雷(Freeman H. M. Murray)等人也开始追随杜波依斯的思想。对于激进派的反抗精神，杜波依斯也不惜盛赞。当特洛特等人因扰乱华盛顿的演讲而被捕入狱时，杜波依斯称自己被特洛特那“无私、纯洁的心灵和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所吸引”，并表示“华盛顿和特洛特之间，我毫不犹豫地相信特洛特的思想更接近正确”。他在《波士顿卫报》上不断批评妥协主义，并称自己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有学者后来评价道，《黑人的灵魂》不仅作为“20世纪黑人自由斗争的思想论据”给激进黑人指明方向，也助推了杜波依斯作为“期待已久的政治救世主”走向了激进派的领导地位。随着杜波依斯和激进派在黑人民权斗争问题上的共识日渐成型，激进派作为迅速崛起的一股社会力量不断壮大，他们以捍卫黑人民权为目标，为20世纪初期美国的黑人民权事业开辟出一条新的斗争道路。

二、“尼亚加拉运动”的民权实践

　　1904年年初，由于激进派的抗议日益激烈，华盛顿于纽约主持召开了“代表整个黑人民族利益”的会议，并邀请杜波依斯等激进派黑人参加。然而，该会议仍然充满对华盛顿的溢美之词，杜波依斯称其“令人作呕”。不过，华盛顿在会议上宣布要成立一个专门组织扩大其影响力的方式使激进派受到启发。1905年2月，特洛特建议杜波依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战略组织”，以“防御、进攻并采取有建设性的行动”。杜波依斯对此欣然赞成，并于1905年6月号召“相信黑人自由”的人们团结起来，举行一次反对妥协主义的黑人集会。杜波依斯的提议受到了众多激进派黑人的响应。

　　1905年7月11日，共有29名民权人士分别从美国14个州来到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瀑布附近参与集会，故将该组织命名为“尼亚加拉运动”。会议除了制定组织程序、官员选举和年会召集等细节外，还颁布了组织章程，目标是争取“言论批评自由”“投票权”“废除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

　　更为重要的是，与会者共同撰写了《尼亚加拉运动原则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为激进派的黑人民权斗争提供了纲领性指导。《宣言》明确了黑人斗争的目标，内容包括选举权、经济机会、教育、种族隔离、军队权利、犯罪污名与暴力压迫等共15项，并对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改进措施。这些内容都体现了激进派对这一时期美国黑人境况强烈的现实关怀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例如，在教育问题上，《宣言》要求“所有美国孩童都应享受免费且义务的公共教育”，大学教育也不应被“任何一个阶级或种族所垄断”。它“敦促在南部增加公共高中设施”，呼吁全美“齐心协力”，为南部教育的发展“不断发声鼓动”。此外，《宣言》在整体表述上充满了黑人争取民权的主动性，向社会大声宣告了黑人面临的不平等境遇和改变这种状况的决心，认为黑人“正在要求、也应当要求”合法的政治权利，同时“拒绝那种认为黑人低人一等、自卑顺从的刻板印象继续存在”。只要美国一天没有公正对待黑人同胞，“千万美国人抗议的声音就不会停止攻击”。在用词上，《宣言》采取了诸如“我们坚信”“我们需要”“我们敦促”等带有强烈情感色彩的动词，突出了黑人为自身权利抗争的坚定意志和积极态度。《宣言》以富有感染力的语言，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抗妥协主义的态度与决心，阐发了黑人的诉求，以及与白人的种族主义制度斗争到底的精神和意志，为激进派民权斗争的开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美国学者埃利奥特•鲁德威克曾评论《宣言》的语调“有力而尖锐”，并指出“激进派不是在征求意见；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不同于华盛顿倡导的温和、妥协的态度，这些“明确的要求”以一种抗议、激进的理念唤醒了黑人民权斗争的意识，并指明了民权斗争的新目标，缓解了该时期黑人民权无人问津的窘境，同时也令激进派黑人的斗争焕发了新的生机。他们在媒体上对该组织大加赞赏，认为没有积极的抗议就永远无法实现人权。《波士顿卫报》也称“尼亚加拉运动”成员是“智慧、充满追求自由的激情”的一群人，他们“联合在一起就能对抗华盛顿和白人”。然而，该组织给华盛顿带来了危机感，他极力敦促黑人媒体压制“尼亚加拉运动”成立的消息，并称“尼亚加拉运动是危险的，它会使最需要从耐心和勤奋中汲取经验的黑人变得不耐烦和无所获益”。一些白人媒体也桴鼓相应。《瞭望》杂志称该组织的主张“会伤害他们的种族”。在赞赏与批评的交替声中，“尼亚加拉运动”组织不断壮大。到1905年年末，该组织已经吸收了美国30个州的150人加入。

　　对于刚刚成立的“尼亚加拉运动”来说，如何将其斗争理念更广泛地传播给大众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为此，该组织的领袖制定了系统的宣传策略，分别从拓展宣传对象范围与建立宣传媒体两个方面做出努力。

　　在宣传对象的选择上，“尼亚加拉运动”扩大了其会员招募范围，将一大批妇女和青年吸收进来。杜波依斯一直是妇女权益的坚定捍卫者，他不仅经常与著名的妇女活动家艾达•威尔斯-巴尼特(Ida B. Wells-Barnett)、简•亚当斯等人通信讨论黑人问题，还公开支持女权运动。“尼亚加拉运动”第一次年会结束后，杜波依斯致信全国有色妇女协进会成员安娜•琼斯，表达了吸纳妇女成员的设想，以便“让每一位女士去她们周围吸引一群志同道合的人”。此外，“尼亚加拉运动”也对黑人青少年群体倍加关注。该组织曾致函全体黑人大学生宣传“尼亚加拉运动”的思想主张，并鼓动他们参与到为种族利益奋斗的行列中。1906年“尼亚加拉运动”第二次年会上，该组织设立了女性委员会，公布了关于妇女加入该组织的原则，任命官员管理女性会员。同年，该组织针对青少年的专门机构——“青年尼亚加拉运动”成立，有专人管理和协调青年组织的各项工作。“尼亚加拉运动”的领导人希望该组织的思想和主张“能在大学生们丰富的思维和无畏的心中生根”，并鼓励黑人大学生“在毕业后成为正式组织的候选人”。

　　妇女与青年的加入为“尼亚加拉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妇女会员表现活跃，她们通过收集信息、筹集资金、招募成员和信件通讯等方式广泛参与到争取种族平等的活动中。同时，“青年尼亚加拉运动”也蓬勃发展。1907年，6位黑人青年成为“青年尼亚加拉运动”的骨干，充实了民权运动的后备军，为“尼亚加拉运动”提供了优秀的人才资源。由于加入“尼亚加拉运动”的女性和青年成员与日俱增，短短半年间，该组织的会员人数就增加到380人。此外，该组织对会员结构的优化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黑人组织机构间跨性别、跨阶级的沟通交流。一些妇女会员与众多妇女俱乐部成员保持密切联系，并时常针对种族问题交换意见。全国有色妇女俱乐部协会称，鉴于“尼亚加拉运动”正在进行“光荣的事业”，该协会“在工作精神上”与其同在。“青年尼亚加拉运动”也受到一些黑人高校的青睐。弗吉尼亚学院校长詹姆斯•迪格斯(James R. L. Diggs)表示，他“正在向学生们灌输尼亚加拉精神”，希望以此促进该组织的发展。

　　“尼亚加拉运动”不仅令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黑人在民权事务上团结在一起，还有效地拓展了其理念宣传的范围，建立官方媒体促使该组织的主张不断传播，并为后期民权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20世纪初，华盛顿以塔斯克基学院为大本营，大肆宣传妥协主义思想。他们几乎控制了所有黑人主流媒体，并得到许多白人媒体的支持，这对激进派理念的传播形成了阻碍。然而，这一时期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对“布朗斯维尔事件”的处理动摇了妥协派在舆论中的主导地位。1906年8月，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市发生枪击案，一名白人调酒师被射杀。城镇居民在证据存疑的情况下，一致指控该案是当时驻扎在该地的第25步兵团中黑人士兵所为。罗斯福因此命令陆军部将25步兵团中的167名黑人开除军籍。华盛顿对此表示极大的震惊。一直以来，华盛顿与罗斯福保持着较为亲密的关系，这常常被妥协派标榜为黑人的巨大成就，二人于1901年在白宫共进晚餐更是为双方都争取到了许多黑人的支持。而罗斯福对于黑人士兵的处理打破了看似和谐的局面。为防止妥协派内部出现思想分歧，华盛顿请求罗斯福“重新考虑”其决定，但遭到拒绝。由此，一些人便放弃对华盛顿的支持。华盛顿的一名追随者当即表示，罗斯福“将成为黑人的诅咒”。《克里夫兰公报》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将扼杀伟大的塔斯克基学院！”而此时，社会上对于罗斯福批评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众多激进派黑人对于总统失望至极，称“罗斯福已完全抛弃了有色人种”，就连保守的《陆军与海军杂志》也批评其行为“僭越了总司令的权力”。此时，激进派意识到，建立一个全新的官方媒体来塑造对自身有利的公共舆论的时机已经成熟。这不仅能最直接有效地阐述“尼亚加拉运动”的主张，而且能抓住社会思潮转变的契机削弱华盛顿的社会影响力。在前期尝试的基础上，杜波依斯于1907年创办了《地平线》(Horizon)杂志，开辟了“尼亚加拉运动”在黑人公众舆论中的新阵地。

　　作为“尼亚加拉运动”塑造公共舆论的重要载体，《地平线》从创办伊始，就通过诸多不同的文学作品表达其积极抗争的民权思想。在评述性文章与专题报道中，该杂志选取大众强烈关注的种族热点问题进行评述，包括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评价、对南非种族融合的态度，以及对种族隔离的报道等。其语言风格大胆直接，并对种族不公的事件进行毫不掩饰的鞭挞。譬如，针对颇有争议的黑人士兵问题，《地平线》刊登了《黑人士兵漫谈》一文，从历史上梳理了黑人士兵对国家的贡献，强调黑人士兵是值得尊敬的，他们为了国家会“令其鲜血像白人同胞一样自由的流淌”。针对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问题，《地平线》指出，“汽车上的隔离使黑人蒙羞”，黑人应该“现在就组织起来，与邪恶进行一场激烈的斗争”。此外，《地平线》还批评华盛顿是“软弱的领导人”，号召黑人加强“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和思想力量”建设。这些阐述和批判令“尼亚加拉运动”的主张深入人心。此外，《地平线》还通过充满隐喻和文学性的诗歌来阐发主张。1907-1910年，该杂志刊登了众多黑人诗歌作品，在展示黑人文学色彩的同时表达对种族问题的关注。其中，杜波依斯针对亚特兰大种族骚乱而创作的《烟雾之歌》最具代表性。在诗中，杜波依斯虚构了一个在天地间游荡的“烟雾之王”，它不断重复“我是黑人”，声言要用“黑色涂抹上帝，白色粉饰地狱”来颠覆世界，从而呈现了一个大胆的、敢于向白人挑衅的黑人形象。杜波依斯用精妙的语言，呼吁黑人增强自己的自豪感，并牢牢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不仅引发了众多读者的共鸣，也使《地平线》成为宣传“尼亚加拉运动”的一面旗帜。

　　《地平线》激进的思想和尖锐的话语令妥协派和部分白人心怀不满。《纽约时代》称其很快就会在社会上销声匿迹。《瞭望》杂志也批评尼亚加拉人是一群“心怀愤懑的人”。面对这种攻击，《地平线》表示，“尼亚加拉运动”遭到了“误解”，它只是想证明“并非所有黑人都是懦夫、乞丐和妥协者”。随着《地平线》的广泛传播，其创新性和抗争性使众多黑人媒体对其交口称誉，他们认为该杂志“理性批判与强力反抗”兼而有之，是“最有力的塑造黑人观点的媒介”，能为黑人的觉醒“指明方向”。总之，《地平线》给激进派的民权斗争提供了广阔的宣传阵地。它通过多种形式的文字表达，在公众领域内达到了理念宣传的预期目的，并在塑造有利于自身公共舆论的基础上促进了公众对种族平等的理解。与此同时，它在同其他媒体的辩论过程中突破了既有的舆论氛围，将其主张作为妥协思想的对立面带到公众面前。通过公共领域之间的博弈，“尼亚加拉运动”把华盛顿的思想拉下神坛，也为激进派目标的实现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社会条件。

　　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理念的广泛传播，1906年“尼亚加拉运动”已在美国26个州设有分会。在总部的授意下，各州分会通过游说、资助和提供法律援助等方式，为黑人的权益进行斗争。总部日常向分会派发问卷，调查各州民权活动的开展情况，各分会开展的重要活动则在年会上向总部汇报。针对重要的民权斗争，总部会联合一切力量给予支持。在此基础上，各地的民权活动在总部与分会有组织的共同领导下广泛开展。譬如，赞扬三K党和种族隔离的戏剧《氏族》在芝加哥开演时，伊利诺伊州分会通过游说剧院取消演出，同时联系居住在芝加哥的著名社会活动家简•亚当斯，请她说服该市的评论家拒绝赞颂该戏剧；马萨诸塞州分会为反对带有种族隔离性质的《利率议案》而战斗。当该州政府要为实行种族隔离的詹姆斯敦博览会捐款时，该分会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在总部与分会配合行动的同时，“尼亚加拉运动”还致力于援助种族测试案来达到废除种族隔离法规的目的。有美国学者曾称，“在黑人协进会成立前没有任何愿意支援黑人诉讼的组织。”这显然是对早期民权斗争的成果的忽视和误读。波普案的胜诉最具代表性，最具说服力，其影响力也是最为广泛的。芭芭拉•波普(Barbara Pope)是一位美国黑人女性，为挑战车厢中的种族隔离规定，她在哥伦比亚特区购买了一张去往弗吉尼亚州潘奥尼安斯伯灵斯的头等舱火车票。当火车进入弗吉尼亚州时，她被告知要转乘“有色人种车厢”。波普因拒绝该要求而被逮捕并处以了10美金罚款。1906年8月，“尼亚加拉运动”邀请波普出席年会，在会上宣布正式接手这一案件，由法律部秘书弗雷德里克•麦克吉(Frderick L. McGhee)负责，并任命该组织的创始成员威廉•哈特(William H. H. Hart)为波普的律师。1906年10月23日，该案件在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县巡回法院审理，并最终上诉至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推翻了巡回法院的审判，并撤销了对波普的处罚。本案的胜诉受到了诸多媒体的关注。《晚星报》刊登了名为《吉姆克劳赢了上诉》的文章，对这一案件的始末进行了报道。《华盛顿时报》与《华盛顿先驱报》分别报道了波普诉讼赔偿的后续情况。“尼亚加拉运动”更是将这一案的胜诉作为其成立以来的重要进展加以宣传，称“陪审团判给的损害赔偿与波普小姐受到的侮辱和痛苦不成比例”。

　　波普案在美国黑人抗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在黑人组织的法律援助下，它确认了弗吉尼亚州在当时法律条款下，不能对拒绝前往种族隔离车厢的州际旅行乘客施以罚款。这不仅是20世纪“结束合法种族隔离的第一步”，而且为后期黑人结束种族隔离进行法庭斗争“奠定了标志性的道路”。同时，该案的胜诉进一步表明，“尼亚加拉运动”倡导的抗争理念是可行且成功的。与妥协派相较，“尼亚加拉运动”以积极抗争的姿态证明了激进派不是一群只会喊口号的“暴躁之人”，而是一群能够为黑人争取种族利益的实干家。此外，该案还大大增强了黑人继续抗争的自信心，并激励黑人在争取自身权益的道路上不断奋斗。激进派在“尼亚加拉运动”第三次年会上强调，波普案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很高兴我们所做的比预期的更加成功”。此后，该组织成立了“吉姆克劳车厢基金”，专门为该类案件提供支持，并在明尼苏达州再次取得了同类案件的胜诉。“尼亚加拉运动”以波普案为勉，不断挑战社会中的种族不公，在争取黑人自由平等的斗争中奋勇前行。

　　“尼亚加拉运动”成功的历史经验表明，它为黑人争取权益的战略对组织自身发展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成长都起到了重要作用。通过组织的建设、理念传播的推进和具体行动的开展，“尼亚加拉运动”达到了宣传自身主张、反击斗争中的妥协思潮，以及促进种族融合的目的，并进一步扩大了激进派的影响力。在此基础上，黑人协进会继承并发扬了“尼亚加拉运动”的理念与实践，黑人民权斗争迈向了发展的新台阶。

三、“尼亚加拉运动”对美国黑人民权斗争发展的影响

　　1908年，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发生了一场严重的种族骚乱，这对黑人知识分子与支持黑人民权事业的部分白人起到了警示作用。他们一致认为，需要一个影响力更加强大的民权组织来保障黑人权利。1909年2月，一些白人改革者们发出呼吁，希望举办一场会议，为全国各地发生的种族暴力事件商讨对策。杜波依斯响应了这一号召，并与众多黑人民权活动家共同筹建了黑人协进会。与此同时，由于资金短缺和成员流失问题，“尼亚加拉运动”的活动难以为继，1909年8月在举行完最后一次年会后便退出历史舞台，其成员大多加入刚刚成立的黑人协进会。由此，争取黑人民权的大旗被黑人协进会接过，它作为20世纪黑人民权组织的领头羊，开始登上全美黑人斗争的历史舞台。“尼亚加拉运动”虽然寿终正寝，但其遗产仍对此后美国民权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尼亚加拉运动”是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斗争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其抗争精神和丰富经验给后来的黑人协进会“定下基调”，促使黑人民权活动更为系统的开展。1911年，黑人协进会宣布其组织是为“促进权利平等，消除美国公民之间的种族偏见”，“保护有色公民的利益，确保其享有公正的选举权”，并增加有色人种在法庭、教育及就业方面享有“完全平等的机会”。这些主张与“尼亚加拉运动”的思想一脉相承，诉求明确，态度鲜明地表达了黑人争取权利的决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黑人继续斗争。

　　此外，在人员结构上，“尼亚加拉运动”为黑人协进会储备了一批思想先进、经验丰富的民权活动者。杜波依斯作为协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曾向“尼亚加拉运动”成员发出这样的呼吁：“我倡导所有尼亚加拉运动的成员都加入黑人协进会，并为其资金筹措做出贡献。”弗里曼•穆雷和拉斐特•赫肖(Lafayette M. Hershaw)等“尼亚加拉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加入黑人协进会后，继续为黑人民权事业奋斗。杰西•马克斯•巴伯担任了黑人协进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和费城分部的副主席，詹姆斯•迪格斯成为协进会巴尔的摩分部的主席。

　　不仅如此，“尼亚加拉运动”的民权实践也为黑人协进会所借鉴。在黑人协进会成立的同时，其官方刊物《危机》(The Crisis)创刊发行。杜波依斯将《地平线》的经验应用到《危机》杂志的筹划中，其内容、文学形式和编辑风格与《地平线》异曲同工。而《地平线》的编辑也告诉订阅者，《危机》杂志就是《地平线》的延续。这意味着《地平线》的办刊立场、思想原则及其在唤醒黑人为其民权事业奋斗的功用都被《危机》继承下来。也正是因为《地平线》的奠基性作用，《危机》杂志成为迄今为止黑人最重要的媒体之一。同样需要关注的是，“尼亚加拉运动”采用的“游说”“资金援助”等斗争方式也深深地影响了协进会，法庭诉讼更是成为其在20世纪上半期参与民权斗争的主要手段。1954年，协进会采用了与半个世纪以前“尼亚加拉运动”资助“波普案”相似的方式，为“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上诉和法庭辩论提供支持并大获成功，进而为美国公立学校中的种族隔离制度画上了一个句号。杜波依斯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道，尼亚加拉运动与黑人协进会“两个组织的总体道路几乎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性也表明了“尼亚加拉运动”作为先驱组织，“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全国种族正义组织的方向，使之走上20世纪初的激进政治和民权抗议的道路”。

　　其次，“尼亚加拉运动”创造性地强调了“反对种族隔离”在争取民权中的重要性，这为美国黑人的民权斗争增添了新的动力。普莱西案判决后，美国多数地区都将“分离但平等”原则看作减少种族矛盾的合理之举。与这一时期针对黑人的暴力行为相比，种族隔离制度反而成为“开明公共政策的体现”。妥协派黑人对种族隔离的认可更成为塑造该制度合理性的推手，“反对种族隔离”因此成为19到20世纪之交民权斗争中的边缘话语。而“尼亚加拉运动”则在其建立之初就将“反对种族隔离”作为斗争的核心议题，并在后续的民权实践中保持对该问题的强烈关注，无论是在思想或行动上均表现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其在《宣言》中大胆指出种族隔离制度令黑人“暴露在侮辱和不安之中”，并在官方媒体上持续宣传该制度对黑人的歧视与侵害。在各地的民权实践中，该组织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反抗种族隔离，并取得了一些斗争的胜利。在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分离但平等”原则的合理性，并在黑白知识界和公共舆论上掀起了讨论热潮。“尼亚加拉运动”建立以来，关于探讨种族隔离的学术性文章不断涌现。当时，康奈尔大学、亚特兰大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等众多高校的历史学和社会学学者也参与到研讨中。关于“种族隔离”的新闻报道也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媒体之中。除了上文提到的激进派黑人媒体外，《纽约先驱报》《太阳报》《华盛顿时报》等白人主流报纸也都给予了种族隔离问题更多的关注。美国学者安吉拉•琼斯强调，“尼亚加拉运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让人们看到了消灭种族隔离的必要性”，并“帮助创造了民权运动获得动力所需的话语”。尽管黑白双方及黑人内部对于种族隔离态度依旧存在分歧，但由“尼亚加拉运动”发出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先声以及其在公共领域的讨论无疑增加了大众对于该问题的重视，从而对黑人民权斗争目标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黑人协进会的发展来看，虽然美国学界普遍强调其早期为反对私刑做出的贡献，实际上，黑人协进会从未将“反对种族隔离”置于早期斗争的边缘，而是将其放在斗争中“高度优先”的位置，并贯穿其民权活动的始终。无论是其建立伊始为黑白住房隔离进行的斗争，还是后期对高等教育中种族隔离的反抗，再至后来民权人士的街头抗议，“反对种族隔离”都成为黑人争取自由平等斗争中的核心议题。由此可以发现，“尼亚加拉运动”是黑人“反对种族隔离”民权思想及实践的重要根源，它不断激励着20世纪初黑人民权事业向更全面、更明确的目标迈进。

　　另外，“尼亚加拉运动”吸引了一批白人社会改革者加入民权运动的行列，他们同黑人激进派一道为黑人权益发声，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权斗争发展中的包容性与团结性。在白人保守派看来，“尼亚加拉运动”应该遭到批评和抵制，因为它为黑人争取权益的行为动摇了白人特权。但与此同时，该组织也得到了一些白人民权活动家的关注，如著名记者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妇女活动家玛丽•怀特•奥文顿(Mary White Ovington)等人。作为进步主义时期著名的“黑幕揭发者”，贝克曾多次与杜波依斯通信，讨论“尼亚加拉运动”的发展与黑人问题。1908年，贝克出版了《跟随种族界线：美国民主制度中的黑人公民身份》一书，成为首位研究美国种族关系的新闻工作者。奥文顿则在杜波依斯的邀请下多次参加“尼亚加拉运动”的年会。作为黑人民权运动的支持者，她多次发表关于该组织的演讲，在妇女和劳工问题上频频发声，在黑人协进会的创办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09年协进会筹备建立之时，40名领导人中有二十多人是社会地位较高的白人。他们作为“尼亚加拉运动”组织的支持者，加入协进会后在客观上解决了以往黑人民权组织长期面临的资金短缺问题，一些白人记者、律师也用其专业知识及影响力为促进种族平等提供帮助。可见，“尼亚加拉运动”在客观上影响了白人民权主义者的思想，促使越来越多的白人投入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中。正如美国研究早期民权斗争的学者奥古斯特•梅尔等人所说，“通过杜波依斯的努力”，白人改革家们才相信“华盛顿的方法是失败的”，并因此选择了“与黑人结盟”。从此，美国黑人民权事业在黑白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最后，“尼亚加拉运动”还为美国黑人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平台，这充分展示了这一时期民权斗争对黑人社会影响力的促进作用。重建结束以来，白人社会与黑人妥协派一直对黑人参与公共事务的行为持消极态度。绝大多数白人认为，黑人没有能力对公共事务置喙，而妥协派也倡导黑人应全力专注自身发展。正因如此，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浪潮中总是缺少黑人的身影。而“尼亚加拉运动”则在建立时就设立了有关黑人金融、健康、教育、出版及政治权利等多个委员会，以最大限度促进成员们在社会事务上的公共参与。在其影响下，越来越多的黑人开始走入公共领域并为自身权益和社会改革谋取福祉。一些成员倡导黑人关注政治局势，并于1909年大选前夕极力呼吁黑人选民不要投票给“背叛了黑人种族”的共和党人威廉•塔夫脱。他们不仅敬告北方黑人选民不要支持“虚假的朋友”，还致信南方黑人选民阐述其“坚定的反塔夫脱”的主张。还有成员在颇具影响力的黑人报纸上发表文章，公开阐述反对种族主义的观点，他们得到了《保护者报》《俄亥俄公报》《家庭新闻报》等多家媒体的支持。一些妇女会员为没有经济来源的黑人女性和儿童提供帮助。黑人医学博士丽贝卡•科尔(Rebecca Cole)曾在费城开设妇女中心，为许多女性免费提供医疗和法律服务，并在解决黑人公共卫生的问题上给杜波依斯提供了重要建议。黑人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经历提升了他们的道德感知力与社会责任感。在这种日益广泛的社会参与下，美国黑人群体的公共话语权不断拓展，社会影响力也不断扩大。此后，黑人在协进会的领导下先后参与了反对威尔逊总统在联邦办公部门实施种族隔离的行动，并以法庭诉讼的方式改变了多项对黑人种族不利的判决。黑人的民权诉求通过不同渠道的社会参与传达到社会各界，并为20世纪高潮迭起的美国民权斗争做了铺垫。

结语

　　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美国的“黑人激进主义”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并于20世纪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内涵。黑人不仅“构思了各种激进的政治范式”来保障自身权益，并期望以此“重新定义其社会地位”。从这个视角出发，“尼亚加拉运动”不仅是20世纪初期黑人民权斗争的先驱，也是该时期“黑人激进主义”的重要分支。它不仅为黑人进行更系统的民权斗争提供了实验平台，其思想与行动都深刻塑造了20世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不可否认，与黑人协进会和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相比较，“尼亚加拉运动”的成就相形见绌，但其价值绝不能以影响力的大小作为评价的唯一标准。近年来，“尼亚加拉运动”作为“黑人民权事业发展转折点”的地位在美国社会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有些学者将其《宣言》视为“塑造了美国”的重要文献之一，认为该组织的抗争性给20世纪中期民权运动带来了启示。还有一些美国国会参议员在国会发言时指出，该组织是一股“强大的变革潮流”，也是“20世纪改变了美国的伟大的民权运动”。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也在协进会成立100周年庆典的讲话中强调，“尼亚加拉运动”是民权改革者们“因(相同的)目标而团结起来的地方”，正是由于这些人的贡献，非裔美国人组成了一个“更完美的联盟”。因此，“尼亚加拉运动”不仅是民权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民权组织，也是黑人民权运动走向抗争的重要思想源头。它不仅给黑人协进会争取民权的道路描绘了一幅蓝图，也为20世纪激进民权斗争的发展打下了无比坚实的基础。如果将美国的种族主义制度比作一堵墙，“尼亚加拉运动”或许不是推倒它的关键一击，但它在平滑的墙面上率先凿出了一个缺口，促使更多人为种族平等的事业继续奋斗。如今，“黑人激进主义”在政治、经济、种族、阶级、性别和文化等方面呈现了多重面相，然而要追溯其早期激进传统，20世纪初期的民权组织及其主张都不容忽视。但如前文所述，无论从民权运动的溯源抑或激进主义发展的角度出发，早期美国民权组织斗争仍因其声音没有那么“响亮”而遭到历史学家的忽视，这显然成为该领域研究的悖论。事实上，诸如“尼亚加拉运动”的早期民权组织一直走在黑人抗争的前列，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其精明先进的斗争策略和积极抗争的进取精神均闪烁着美国早期黑人民权斗争独有的光芒。近年来，有学者呼吁当代的黑人激进主义组织应“重新联结激进传统”。由此看来，针对早期民权组织的考察应引起学界更多的重视，并进一步为黑人民权斗争内涵及外延的拓展提供新的思考。

　　（注释略）

（作者：刘依纯，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