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茂信：国际竞争视阈下美国理工科国际留学生的归留趋势及原因(1980-2016)

内容提要：自20世纪中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赴美留学生作为人力资本跨国复合体，在完成学业后获得了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的能力，以及跨国就业的竞争力。因此，各国赴美留学生，尤其是拥有理工科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学成后滞留不归的现象比较突出。这种现象既源于美国不断完善的人才吸引政策体系，也是世界各国围绕留学生和技术人才激烈竞争的结果，还是留学生个人回收其人力资本投资的选择。经过留学期间的专业训练，他们不仅成为名副其实的技术人才，而且许多人的价值观、文化与民族认同也发生蜕变，因而在选择未来去向时会从个人利益出发，优先选择到各方面条件都优越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定居。而那些在美国事业发展不畅，或对母国有强烈民族认同感的人则会选择回国。从学生到移民的过程表明，每个人都必须经过美国就业市场和作为主权国家标志的移民政策的双重过滤，否则就会被拒之门外。这一史实不仅推翻了所有强调市场而淡化国家主权因素的国际移民理论，也证明了国际学界唱衰国家主权理论的缺陷，同时还向学界提出了正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与国家主权因素之间内在关联的历史命题。

关键词：赴美留学生　人力资本　归国率　滞留率　国际竞争　技术移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凭借颇具竞争力的高等教育资源，不断扩招国际留学生，其在校注册人数从1980年的近29万人增至2000年的50万人。尽管“9•11事件”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均给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教育造成剧烈冲击，但其国际留学生规模在2010年后再度骤增，从2010年的70万人增至2015年的100万人和2017年的120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在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大多数最终作为移民定居美国。对于这些新近变化及其产生的根源，美国史学界缺乏专门的研究。其他学者因学科背景不同，关注焦点各异，加之研究方法、理论与解释路径悬殊，因而在不胜枚举的成果中众说纷纭。例如，有学者将美国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比较后认为，国际留学生移民美国，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率先确立并不断完善其人才吸引政策的结果；另一种观点认为，这归因于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还有学者用经济地理学中的“地方-市场”(place-market)理论诠释，认为国际留学生学成不归是因为美国的工薪收入远远高于学生母国的待遇。与之相似的是，一些学者依据传统的“推-拉”理论，强调美国的高薪、优越的工作环境和先进的科研平台等因素对国际留学生移民所产生的拉力作用。还有些学者强调文化认同说，认为留学生文化认同的美国化是他们滞留不归的主因。这些成果多数以问卷调查、专访或官方数据分析见长，关注点在于对现状或“新生事物”走向的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反映历史连续性的实证与理论研究，因而成果的碎片化问题比较突出。更重要的是，在上述成果中，对于留学生人力资本概念及其构成、市场过滤作用与作为主权国家标志的政策之间的内在关联等问题关注不够，因而无法相对完整地展示当代美国国际留学生归留问题的实质。相比较而言，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在为数不多的成果中，对1980年以来美国国际留学生归留问题的历史分析尚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拟从人力资本论切入，在国际竞争视阈下，从跨国角度解读1980-2016年美国国际留学生的归留变化、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期深化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

一、国际留学生的人力资本构成与含义

　　“人力资本论”是美国芝加哥大学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等人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理论。其主要思想包含：(1)人力资本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性作用。(2)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是通过对人的医疗、教育、职业培训和空间迁移等方面的投资所积累起来的资本。人的学历越高，资本构成就越高。(3)人力投资的目标是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它表现为个人收入的增长和国民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明尼苏达州大学的拉里•萨斯塔德在分析美国人口的国内迁移时，丰富了舒尔茨的理论，认为劳动力在求职和迁移的过程中，会根据就业市场的供求关系接受职业培训，通过提高“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投资”，实现人力资本的增值。

　　1993年，芝加哥大学著名社会学教授道格拉斯•马西等人在梳理国际移民理论时，也对人力资本思想作了简单评价，强调了人力资本构成差异对劳工迁移模式和区域发展的影响。2000年之后，面对美国社会财富两极化趋势的加速，有学者在研究美国的阶级问题时提出了社会资本概念。它是指人们按照家庭、亲友关系、宗教或政治观念而组成的社会网络，因为人的社会网络不同，掌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迥异，因而其资本构成与影响力判若云泥。2011年，美国学者雷切尔•布鲁克斯等人在研究中，又提出了“文化之本”概念，凸显人力资本跨国流动的价值。

　　美国学界关于人力资本论的研究，特别是其与高等教育国际化关系的论述，无疑为本文提供了厚实的理论基础。以此为起点，本文将美国的国际留学生视为人力资本跨国复合体，其构成可概述如下：

　　首先，留学生完成学业的经济基础是学生本人、其家庭和母国，与美国作为东道国共同投资的结果。一方面，留学生家庭和母国多年来在抚养、教育、医疗和社会安全等方面的投资，即使是他们在美国留学期间，来自家乡的投资也还在继续。另一方面，由于留学生的最高学历是在美国完成的，许多学生在留学期间享受了美国政府、民间基金会或校方的资助，使用了美国高校的教育设施，形成了留学生本人、母国与美国三方共有的跨国资本投资的格局。例如，在1979年和1981年的赴美中国留学生中，享受公费的学生占总数的54%和36%，而享受美国大学资助的学生分别占18%和41%，自费留学生分别占3%和9%。另据90年代美国政府的统计，自费留学生占所有攻读本科学位学生的80%以上，接受美国大学资助的学生约为6.5%。但是，在研究生中间，自费生占45%，而接受美国大学资助的学生占比为36%，其中多数是工科专业的学生。例如，在1988-1996年间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享受美国大学奖学金的比例高达95.7%，占物理学专业的96.6%、地球大气与海洋学专业的96.6%、数学专业的96.1%、计算机信息技术专业的95%、工学专业的95%、生命科学专业的95.2%、农学专业的94.3%、心理学专业的95.2%。

　　不言而喻，留学生在攻读学士和硕士学位阶段，其家庭和母国的资助居主导地位，但在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美方资助升至首位。2000年之后，尽管这种比例在不同年份略有波动，但国际留学生跨国资本投资的格局依旧。在2006年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4300名中国留学生中，96%是在中国完成本科学历的。因此，有美国学者风趣地说：“美国高校近年来的博士毕业生中，其完成本科学历的高校更有可能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而不是伯克利或其他高校。”在2012-2017学年，留学生个人、家庭和母国政府承担费用占美国国际留学生经费总额的2/3以上，而美国政府、高校、民间基金会提供的经费或者学生通过勤工俭学创造的收入，合计不足1/3。

　　其次是知识资本。学生赴美深造，实为在其学历教育基础上的嫁接。他们按照学位要求完成学业，意味着其知识资本的扩张和创新潜能的提升。因此，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下文简称经合组织)报告中直言道：“劳工的知识水平越高……创新能力越强。”虽然低学历者也能就业，但其前景充满了许多不确定性，不仅收入更低，而且还容易失业。据1998年经合组织调查，初中学历的劳工收益比高中学历者每年少20%，比大学学历者少50%。拥有高学历的人在30岁和40岁时的年收入，一般比同龄高中学历者高30%和80%，随着年龄的增长，收入差距会更大。一言以蔽之，学历教育被“视为社会和经济成功的重要途径”。

　　再次是阅历资本。它在逻辑上与中国人常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致。其维度包括：(1)跨文化交流的能力。赴美留学实际上是一种跨文化的旅行与接受专业训练相结合的过程。留学生在课堂内外不仅会经受美国的语言和文化洗礼，而且还会在课外的交往中获得更多的英语技能、风土人情知识和跨文化交流的本领，个人的文化修养也会出现质的飞跃。因此，美国高校长期奉行“三年级海外年”(Junior Year Abroad)制度，每年赴海外读书的美国留学生逾百万人。(2)由于美国的国际教育与全球经济的知识化趋势并行不悖，因而美国高校与国际就业市场紧密相连。许多高校紧跟市场变化的课程设计和专业实践，帮助国际留学生获得了开阔的国际视野，学生的“流动性资本”(mobility capital)因此倍增，再加上其留学的海外名校的国际威望，他们在国际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是非留学生无法企及的。(3)留学过程也是留学生从校园走向社会、从书本走向实践的关键过渡期。留学生在读期间参与的助教和助研工作、专业实践以及校园内外的社团活动，都会帮助其实现个人身份与组织能力的跨国建构，这不仅增强了其适应能力和文明的包容程度，而且在解决问题时积累的阅历，会大幅提升其跨国交往的领导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留学是学生“进入另一个国家职业市场的门票”。

　　最后是社会资本。海外留学过程是一种情感和生活方式蜕变的过程。学生带着母语、家乡观念和生活方式离开了由亲朋好友组成社会网络，进入美国的文化场域，造成留学生家庭的跨国化。同时，他们在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之前，必然经历感情和文化上的“孤独、疏离及社会纽带的碎片化”。与此同时，他们也获得了与来自许多国家的留学生，特别是与东道国学生进行交流的机会，创生了一种“跨国社会空间”。相同的理想、相同或相近的专业追求及相同的志趣，会使他们在“跨国社会空间找到互动和交流的语境”，个人思想的建构、身份认同的调适，以及多种价值观和文化的交融，在星移斗转中铸成一种以国际社会网络为基础的“社会资本”。

　　总之，上述四种资本形态构成的国际留学生人力资本跨国复合体，具有较高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所以，留学作为人力投资的一种形态，成为各国学生负笈欧美国家的动力来源，这一潮流也备受各国政府和社会支持。2014年全球450万名国际留学生中，近20%在美国，英国(11%)、法国(7%)、德国(6%)和澳大利亚(6%)则尾随其后。

二、国际留学生的归留趋势与特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法律禁止外籍学生移民。不过，随着战后美国放宽了留学生移民的条件后，学成不归的现象与日俱增，其中不仅有欧洲发达国家的学生，而且还有来自日本、印度、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留学生，结果引发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人才流失”的国际辩论。从20世纪下半期各国留学生的滞留率看，整体上处于下降状态。例如，在1945-1974年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到1995年未在美国定居的比例平均为14.1%。从1975年到90年代中期，因美国经济长期滞涨，萧条频发，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的回国率提升到20.8%。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美国经济的繁荣，专业技术人才供不应求，故国际留学生的滞留率再次攀升。这种态势在2000年之后的十多年间依然旺盛。在2002-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理工科国际留学生(3.03万人)中，到2013年滞留美国的比例是65%；在2007-2009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理工科留学生(4.32万人)中，到2013年滞留的平均比例为72%。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2019年。是年，有71.2%的持有临时签证的博士学位获得者表示“要留在美国发展”。

　　从学科背景看，滞留学生多数出自理工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相对较低。例如，在1992-1993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到1997年的滞留率，分别占物理学和数学的60%和61%，生命科学的54%、工学的54%，而社会科学是32%。在2002-200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到2013年的滞留率平均为65%，其中物理学(71%)、计算机与数学(67%)、生命科学(67%)和工学的滞留率均在67%以上。这种格局在2007-2009学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间基本未变。甚至就业难度较大的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的滞留率也提高了5个百分点，达到55%。后来，美国科学基金会对6000名滞留的外籍博士的调查表明，在美国就业比较困难的英语和政治学等专业的留学生回国率较高，而就业相对容易的计算机科学、编程、电器和工程学等专业的国际留学生的滞留率较高。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的滞留率占生命科学的90%、物理学的84%、卫生科学的87%、工学的87%、计算机科学的90%，数学的82%和农学的71%。

　　从国别看，尽管滞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国，但滞留率的高低变化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现象。(一)在1980年之前，滞留率较高的留学生首先是来自英、法、德和以色列等国家，其次是来自中国台湾、韩国、日本和印度等地的学生。这些国家和地区当时或因处于战后经济恢复期，或因与美国存在发展差距，因此，改善经济条件成为各国留学生滞留的主因。1980年之后，发达国家学生的滞留率略有下降。例如，在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的留学生中，2001年仍在美国居住的学生分别占加拿大留学生的62%、以色列的51%、新西兰的56%、东欧国家的77%、英国的53%和德国的48%。值得关注的是，2000年之后，在政治与经济制度上与美国相似的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的滞留率仍然呈高位走势。例如，2000-2017年，欧盟成员国学生的滞留率始终在73%到75%之间波动，加拿大学生的滞留率从72%增至76%，土耳其从67%增至77%，韩国从77%降至74%，中国台湾地区的留学生则从72%增至84%。(二)中国、印度和伊朗等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的滞留率更高。不过，中国留学生的滞留率从2000年的95%下降到2017年的87%，而印度在同期从93%降至91%，伊朗则保持在93%到95%之间。(三)其他地区的留学生的滞留率也需要关注。例如，在2002-2004年和2007-2009年两个时段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来自西亚国家的留学生滞留率从52%上升到59%，美洲国家从49%增至55%，其他国家从36%锐增至53%。

　　必须指出的是，中国作为当代美国国际留学生的最大来源国，在2009-2018年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人数超过4.5万人，超过了处于第二位的印度(2.2万人)、第三位的韩国(1.2万人)、第四位的中国台湾(6000人)和第五位的土耳其留学生(4000人)的总和。与此相关的是，自1990年起，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滞留率始终居高不下，从1990年的58%跃至1993-1996年的90%至93%左右。虽然该比例在1997年降至83%，但在1998年再次攀升，并在1999-2007年保持在90%的高位。2008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之后，该比例降至85%以下，2014-2017年间进一步降至83%，28年间的滞留率平均为85%。显然，中国赴美留学生较高的滞留率意味着高学历人才的流失。

　　从更广阔的视阈看，可以发现以下三个特征。其一，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与美国接近的欧盟、加拿大和韩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和伊朗等与美国差距较大的发展中国家，都经历了赴美留学生的滞留率超过回国率的过程。其二，滞留率主要集中在理工科和部分实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和商学等)专业，反映了美国就业市场对专业技术人才的结构性需求，那些实用性较强且美国国内人才短缺的专业的国际留学生因就业相对容易，其滞留比例相对较高，说明市场规律在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技术人才市场的供求关系中一直在发挥作用。在此前提下，一个学科的滞留率高与低，还取决于美国政府相关预算的变化。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生物学专业的国际留学生回国率较高，但到2000年却成为回国率最低的专业之一。这种变化就与美国联邦政府对生命科学研究经费的增减有关。其三，国际留学生作为含金量较高的技术人才，一直是美国人才吸引政策的重点，国际留学生的滞留率实际上也是美国人才吸引政策在实践上的写照。关于这一点，有必要作一简单评述。

　　自20世纪中期美国将留学生纳入人才吸引政策体系后，留学生就成为美国科技人才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在80年代之后，随着美国经济发展对高科技人才需求锐增，美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国际留学生的就业政策，做了新规定：(1)《1990年移民法》在大幅提高年度移民限额的同时，拓宽了技术类移民的范畴并增加了其年度限额，将之前旨在吸引临时科技劳工的H-1签证计划一分为二，设立了吸引外国医护人员的H-1A计划和包括留学生在内的专业技术人才的H-1B计划。由于技术人才供不应求，美国国会先后在1998年、2001年和2004年频频颁布或修正立法，将H-1B计划的年度限额从6.5万人增至2001-2003年的19.5万人，并为国际留学生设立了一个每年2万个限额的抽签计划。(2)2004年，美国国会还为F-1签证的国际留学生设立了“可选择的实践训练计划”(Op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该计划后经几次调整，允许在美国高校理工科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最长可以在美国工作三年。到2016年，参加该计划的国际留学生累计超过147.4万人，超过了同期参加H-1B计划的人数(147.3万人)。从参加者的学科背景看，理工科的参加者从2004年的3.3万人增至2016年的17.2万人，增长了5倍。其他专业的参加者从4.5万人增至8.5万人，增长不到一倍。从地区来源看，亚洲学生占总数的3/4以上。

　　由于以上两个计划与美国人才吸引政策相连，在功能上形同留学生移民美国的过滤器，凡顺利完成既定目标者，不仅其工作创新的能力得到了验证和提高，而且积累的工作信誉和提升的技术资历也为留学生移民美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三、滞留现象的普遍性与国际竞争的逻辑关联

　　从国际视阈看，除美国外，留学生滞留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传统的接受外来移民的国家，而且也存在于从战后开始吸引技术人才的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及北欧国家。例如，1998年在英国完成学业的国际留学生中，回国率占中国留学生的59%、德国留学生的57%和爱尔兰留学生的50%，只有个别国家的学生几乎全部回国。在同年的法国，获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的滞留率更接近于美国，回国率占工科的20%和自然科学的28%，但其整体回国率(40%)略高于美国。当然，在发达国家中，也出现了其留学生移居外国的现象。例如，2000-2001年，在加拿大之外就业的加拿大技术人才超过42万人，80%以上集中在美国，英国占6.3%，澳大利亚占3%、法国占2.2%、日本占1.2%。根据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获得博士学位后定居外国的不仅有中国、印度、伊朗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也有来自英、法、德、美、加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归因于各国参与了美国学者艾利特•沙哈尔所说的为“争夺人才的全球战争”。他说：“这是过去几十年来国际劳工移民中，最为重大的变革之一。”在这场竞赛中，不仅“没有一个国家甘落人后”，而且，“各国都在争夺技术移民的竞争中相互参照和模仿”，所以，“这场全球争夺人才的竞赛，构成了一种充满竞争、包含许多玩家的、各国参与的多层次的争夺”。美国商业部的报告认为，吸引优秀留学生成为各国“竞争的根源”。经合组织2015年的一份报告称：“近年来各国为吸引和保持国际留学生的竞争有所加剧。”

　　从各国政策实施的过程、结构和力度看，美国始终走在前列。因为美国是世界近现代史上最大的接受移民的国家，其决策者深谙技术移民对美国发展的重要性。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率领多国研究原子弹的经历、战后美国科技革命的发展与科技人才短缺的矛盾，以及冷战政治需要国际教育交流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等因素，使得美国积极招收国际留学生，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将国际留学生纳入美国人才吸引的对象之中。

　　无独有偶，冷战时期，英法等国也将接受国际留学生视为一种“软外交”，目的是将前殖民地的优秀留学生打造成一种“依赖于发达国家的新殖民主义的领军人才”。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各国又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商业开发的内涵，视其为“经济增长的基本支柱”和“实现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各国把吸引留学生与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捆绑在一起，于是，留学生成为“高学历移民中非常重要且不断增长的群体”。

　　从各国政策的变化看，可以将2001年的“9•11事件”作为界标。在此之前的政策核心是：(1)在抽象的概念上，将高学历人才纳入移民政策之中。例如，自1967年起，加拿大实施了旨在吸引高学历移民的积分制(point system)，移民入境的依据是其学历、工作资历、年龄和英(法)语水平等元素。之后，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对技术人才的需求日趋旺盛，因而各国加大了招收国际留学生及其移民入籍的力度。1984年，澳大利亚也实施了旨归相同的积分制，核心依据是能对“澳大利亚经济增长的贡献”。1991年新西兰也依样葫芦。到90年代末，英、法、德等欧洲国家也不甘落后，允许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和工学专业的人才优先就业和定居。2000-2001年，德国划拨出2万个限额，用于招募非欧盟成员国的信息技术人才。(2)在90年代后半期，各国在国际教育的市场开发、国际合作、招生和毕业后的就业等环节展开了激烈竞争。德国为吸引留学生而开设了400门用英语讲授的课程。德法两国对信息技术专业的国际留学生收取的学费之少，达到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日本为国际留学生提供了与本国学生一样优惠的学费补贴，新加坡为留学生提供80%的学费补贴，留学生获得博士学位后可在新加坡工作至少三年。

　　“9•11事件”后，因美国加强了对国际留学生签证申请的安全审查力度，加上当时美国发动了入侵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致使其国际信誉受损，许多留学生纷纷转向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家。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国家乘势而上，纷纷推出吸引人才的新举措。2005年，英国启动“首相倡议-2”(the Prime Minister Initiative 2)计划，目标是与中国和印度等37个国家建立国际教育伙伴合作关系，方式包括合作办学、远程教育和招收留学生等。法国和新西兰也与多国合作，削减或免收研究生学费，或增加提供奖学金的机会。2007年，欧盟成员国对其在1987年设立的“伊拉斯谟计划”(Erasmus Programme)进行修订，设立了为期5年共计2960万欧元的基金，专门用于资助欧盟成员国高质量的研究生课程，并向全球优秀大学生提供深造的奖学金。

　　此外，各国还颁布了允许留学生就业的政策，拓宽了人才吸引范围。例如，德国在2000年和2004年允许就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申请永久居留资格。同年，英国政府与其民间基金会协作，设立2000万英镑的基金，用来安置回国的英国才俊和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2005年，新西兰创建了一个旨在吸引海外50万名新西兰人才回国定居的网站，并为海外人才与本国用人企业牵线搭桥。法国在2006年规定，允许在其高校获得理工科专业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工作至少三年。加拿大在2008年4月规定，在该国获研究生学位的国际留学生，可在与所学专业一致的岗位上工作。随后，澳大利亚也实施了相同的政策。此外，奥地利、希腊、匈牙利、意大利、中国、印度和巴西等二十多个国家也加入了招收国际留学生的行列。到2015年，全球有70多个国家实施了吸引高技术人才的政策。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留学生总量与日俱增，从1975年的80多万人增至1995年的170万人，之后到2013年猛增至410万人。

　　各国吸引人才的政策导致国际留学生分流，相应地，赴美留学生人数在增长的同时，其国际占比却明显下降。1999-2013年美国的国际留学生数量增长了72%，但其国际占比却从2001年的28%降至2011年的19%。同期，其他各国的国际留学生占比明显提升。甚至一些小国的国际留学生也呈锐增之势。例如，2009-2019年，越南的国际留学生增长了90%，巴西增长了83%，尼日利亚增长了114%，孟加拉则高达205%。

　　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美国各界倍受压力。兰德公司的一份报告警示道，美国不能漠视国际留学生资源的流失，否则美国“新的发明和发现会减少……造成收入的下降并殃及整个经济”。在2008年的国会听证会上，各界代表和国会议员都直呼要重视严峻的国际挑战，否则会对“我们国家会产生长远的影响”。代表美国国际教育者协会的约翰逊•皮尔森在国会作证时指出，如果美国不放宽国际留学生就业和入籍政策，他们“就会到与美国发生直接竞争关系的外国公司工作”。在“竞争”的话语下，1997-2015年，美国国会频频颁布以“竞争”为标题的立法或政府报告。同时，美国先后与亚非拉地区许多国家签订了留学生互派协议，向赴美留学生人数较少的国家的学生提供奖学金。2001-2006年，美国在全球增设了570个领事岗位，开通了数字化签证审批系统，之后，前往美国的国际留学生开始回升。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美国政府多次调整并增加吸引技术劳工的H-1B计划和“可选择的实践训练计划”，并将两者与美国人才吸引政策相接，形成了从学生到移民的“一条龙”政策体系。这些政策实施后，不仅保证了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留学生接收国，而且也为美国吸引高学历人才提供了坚强的保障。

四、国际留学生的归留选择及其影响因素

　　如果说各国吸引人才的政策为毕业的留学生创造了跨国就业的广阔空间和国别选择条件，那么，留学生个人的蜕变也赋予了其跨国流动的资质和能力。一方面，他们通过专业训练，完成了知识积累，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专业技术人才；另一方面，在“入乡随俗”的陶冶中，他们在保持原有文化认同的同时，日常学习与生活中又沉浸在留学国的语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之中，孕育出跨文化的“双重认同”，对所在地区的历史、社会、文化、就业准则和职业伦理等方面的规则也了然于胸，是各家用人单位的首选对象。

　　有学者在分析国际留学生滞留美国的原因时认为，母国的政治体制、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方面与美国的差距越小，留学生的回国率就高，反之就低。然而，这种观点既无法解释与美国相似或接近的欧洲和加拿大赴美留学生，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反复出现滞留率超过60%的现象，也不能阐释同期韩国、日本及印度赴美留学生滞留率更高的问题。另如本文第二部分所示，在2000-2017年间赴美留学的欧盟、加拿大和亚洲国家留学生中，学成不归的比例均超过了70%。在2007-2010年从美国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有12%的人在欧盟和加拿大获得学位后去美国工作。同样，在美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些人去了新加坡工作。2015年，在美国高校获得博士学位的国际留学生中，约9%的人去了第三国就业。这些史实表明，面对挑战与机会并存的国际就业市场，留学生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个人诉求被置于首位。哪里能获得最大的利益，他们就去哪里。去留决定中不仅包含了追求经济上的自立、回报家人的愿望和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憧憬，还要考虑事业发展平台的威望、工作环境和子女教育等因素。因此，他们的择业范围不仅包括母国和留学国家，也包括第三国。

　　回收教育投资作为影响留学生毕业后去向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例如，印度学生滞留美国是因为“印度国内的流动性有限……家庭有成员在海外不仅会创造更多的现金收入，而且还能提高家庭声誉”。英国和加拿大等国赴美留学生的滞留同样“受经因素的驱动”。类似的现象也出现在韩国赴美留学生身上。七十多年来，虽然韩国留学生的滞留率逐渐下降，这一过程又与韩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进程并行不悖，但在2000年之后的十多年间，韩国留学生滞留美国的比例仍超过了70%。至于那些回国者，多数是“在别无选择的条件下不情愿地回国”。可是他们在受访时强调，文化认同“在回国决定中发挥了比职业生涯更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在很多情况下，归留决定更多的是个人选择，而制度性因素则处于次要位置。

　　中国留学生作为2000年以来美国国际留学生中的最大群体，其归留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是过去70年来欧洲和亚洲各国赴美国际留学生学成后去向的普遍性规律的延续，而且其中也有中国留学生自身的特点，因已有成果中缺乏对中国留学生系统论述，故笔者在此予以重点分析。

　　中国留学生的回国率，因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而高低不同。例如，在1987年以前，因公费留学生占比较高，他们按照中美相关政策规定而必须回国，因而其回国率占当时中国赴美留学生的近40%。此外，1989年后美国出于政治目的而将5.2万名中国留学生截留。此后，随着中国政府人才吸引政策的实施，回国人员不断增加并在2010年接近了40%，2013年之后回国人数有增无减，并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的9个月内达到80多万人。这种结果与联合国的相关统计基本一致。然而，从具体学科看，如前所述，1995年之后的二十余年间，理工科博士学位获得者的回国率并不高。

　　剖析其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根源，主因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发展、国民收入、工作条件和子女教育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也就是说，20世纪下半期，影响亚洲各国和地区留学生滞留美国的因素依然在中国留学生身上发酵。在2013年一项对加州、北卡罗来纳和伊利诺伊州312名中国留学生的问卷调查中，这种规律性现象再次得到印证。他们因中国的工薪太低而成为“犹豫不决的海归”。“如果工薪收入相同，大约70%的中国理工科博士毕业生将会回国。”这种谋求更好的经济条件、个人发展机会和寻求一种“具有世界视野的教育”诉求，也是所有国家留学生赴美深造主因之一，同时也意味着留学生在赴美之初，其内心就蕴藏着毕业后移民美国的想法。除经济因素外，“文化认同”是另一大主因。20世纪90年代一项对定居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调查发现，受访者十分推崇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2004年，一项对3000名滞留美国的学生调查发现，复杂的人际关系是“抑制人们回国最为重要的因素”，因为在资源分配、晋职和荣誉申请方面，非专业因素干扰较大。

　　但是，对于愿意回国者而言，文化认同是发挥作用的首要因素。例如，20世纪90年代对270多名留学生的调查发现，64%的人愿意回国是因为与家人、朋友和工作单位保持联系，愿意为母国发展做出贡献。2014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相似的结论。受访者愿意回国是因为在美国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就业岗位。职业天花板、种族歧视和文化疏离感等问题也是他们在融入美国社会时无法逾越的障碍。

　　需要指出的是，留学生毕业后回国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一方面，理工科专业研究的团队协作色彩更加突出。与其毕业后就回国，到一个研究团队“跑龙套”，不如在美国继续打拼，一俟成果积累到足够搭建一个独立的研究平台时再回国创业。此外，国际就业市场上对新雇员有博士后工作经历的要求，也延迟了许多希望进入高校就业的博士毕业生回国的时间。于是，许多人参加了前述“可选择的实践训练计划”和H-1B签证计划。学生进入这两个计划后，最长的工作年限是9年，再加上其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时间，在美国留学的时间会达到1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2008年经合组织报告显示，在回国的印度留学人员中，不少人在美国或英国获得学位后工作了约6年。来自澳大利亚和葡萄牙的留学生也是如此。有学者在2013年分析回到中国的345名高层次人才的年龄时发现，45-50岁者占54.9%，51岁以上者占34.7%，45岁以下者占9.9%。2017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对2011-2015年滞留美国的国际留学生的统计显示，获得博士学位时年龄在36-40岁者接近60%。这表明，从留学生攻读学位到毕业后根据个人设计回国前积累必要的业绩，需要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

　　对于那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回国决策和回国后也面临着诸多挑战。(1)子女从小在美国生活并接受教育，对祖国的认同近于阙如，因而更愿意留在美国。丈夫回国后，妻子和子女留在海外，家庭的跨国化问题随之出现。(2)在回国后的适应中，多数人的社会融合比较顺畅，认为自己“获得了比在美国从事的工作岗位更为重要的、更大的专业技术提升”。但对部分回国人员而言，则好像经历了一次“逆向的文化冲击”，认为中国的工薪太低，人口居住拥挤，对工作和生活节奏不适应。因此，大约10%到20%的回国人员选择再次出国。从这个角度看，国际留学生作为流动性最高的劳动力群体，其流动周期、文化认同和工作伦理观念的变化、归留成因及其二次移民等问题还有继续探讨的必要性和空间。

结语

　　综上所述，自20世纪70年代以降，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其国际留学生教育政策中继续保持原有冷战思维的同时，又增加了商业服务出口的功能。与此同时，各国把国际留学生视为可以吸引的科技人才，并不断丰富完善相关的人才政策。在此背景下，各国间的竞争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而进一步加剧，跨国留学生总量也逐年递增。虽然美国在竞争中鹤立鸡群，但“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遭受重创，造成国际留学生的分流和其他国家的崛起。这种多极化的格局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强，其中以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对人才的吸引政策更加令人瞩目。

　　从留学生作为人力资本跨国复合体的流向看，美国作为传统的接受外来移民的大国，也是吸引留学生移民最多的国家。这种结果既源于美国拥有领先全球的高等教育资源、优势明显的科技研发条件，以及优渥的工薪待遇等优势，也取决于留学生回收个人教育资本投资的强烈愿望、未来工作的规划、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认同，以及婚姻和子女教育等因素。上述两方面因素的合力发酵，使美国不仅吸引了经济落后的亚洲各国留学生，而且还吸引了来自欧盟和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留学生人才。在此过程中，国际留学生必须符合两个方面的条件才能作为移民定居美国：一是其技能必须满足美国就业市场的需要，二是在移民政策上必须符合美国的法定条件，二者缺一不可。正是市场和主权国家政策的双重过滤，导致发达国家出现了国际留学生学成后滞留不归的普遍现象，其中许多人最终成为永久定居的移民。

　　从理论层面看，国际留学生向永久移民的转变，融合了就业市场和国家主权的双重因素。一方面，留学生作为人力资本的载体，与生产过程中的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如生产材料、技术和商品)一样，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与收益，因而其流向与规模必然受到市场供求关系规律的制约；另一方面其跨国流动又必须受到作为主权国家之间的竞合关系与移民和贸易等相关政策的种种限制。这两种因素的融合与相互影响，均超越了本文开篇部分评述的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的解释。这些成果可以说明过去40年来美国国际留学生归留问题中的某些“点”与“面”，但无一能解释这一历史过程中的内在逻辑与横向层面的多维关联。这些缺陷与20世纪多数论述国际移民的理论中突出市场而淡化主权国家政策因素的不足颇为相似。从“推-拉”理论、社会网络系统论、历史-结构主义理论到世界体系论和移民系统论等诸多学说无一莫不如此。更重要的是，在发达国家和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招收国际留学生的全球化竞争之中，学生就业与移民必须从属于主权国家政策的格局表明，跨国就业市场与国家主权的双重因素并非是相互割裂的，而是存有内在法理与逻辑关联。这一史实也证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外学界盛行一时的国家主权衰落说的失败。同时，也向学术界提出了一个新的历史命题：即如何审视并评判战后特别是后冷战时代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跨国市场和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其中，各国关于资本和商品贸易市场的不同形态的开放性，与对各类人口入境的选择性和限制性悖论，都应该引起国内学界的注意。

　　（注释略）

　　（作者：梁茂信，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