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娟利：二战后日本“战友会”群体与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

内容提要：二战后日本的“战友会”群体，是以乡土地域、家族血缘或其他社会关系为纽带，借助战场上凝结起来的生死情谊，由日本二战时“乡土部队”发展而来。该群体既是战争亲历者，又是二战后较早的一批战史研究者，他们关注二战缅甸战场，采用微观战史的书写体例，编纂参战师团、联队史志集，出版个人战记与回忆录，形成了官方档案之外的珍贵“一手”文献群。这些士兵个人参战经历的记录、士兵战场生活史的建构，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缅甸战场复杂的战争环境、驻地生活等史实，又能反映日本普通士兵的战争观及战争责任意识。二战后日本“战友会”微观战史书写及研究的系列成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尤其是中国抗战史的研究补充了部分翔实的微观史料。但须指出的是，日本旧军人对历史的“选择性”记录所传递的错误战争观，深刻形塑了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

关键词：日本战友会　缅甸战场　战史书写　战争责任　战争记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缅甸为中心、中国云南西部和印度东北部为两翼的跨国战场，是国际反法西斯盟国在亚洲-太平洋战线对日作战的交汇处与结合部。缅甸战场被国外学者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复杂，甚至是最有争议的战场”，然而，中外学界对缅甸战场的研究，无论是全面性抑或深入性，均长期停滞于初级阶段，这与其史料散布于日本、美国、英国、中国、缅甸等地，全面挖掘与系统整理不足紧密相关。

　　尽管如此，在太平洋战争研究领域，战后日本学者对缅甸战场的关注还是较多的。其研究成果不仅体现在对军部、政治、战略和战争体制进行的宏观研究上，如官方机构出版的战史丛书和战史资料集等，还体现在战后日本“战友会”从士兵个体在战争中的体验、心理、境遇等微观角度进行的实证研究上。伴随着微观史学的发展，这种整合政府档案与民间资料，运用新军事史和社会史等理论与方法，改宏大叙事为微观研究，自下而上地观察与考证战史的局部、细部，使战争中“小人物”的个体经历与体验为人所知的战史研究方法，体现出新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志趣与贡献。本文以缅甸战场研究为例，对战后日本“战友会”群体的源流及其微观战史书写进行综合评述，力求为中国抗日战争乃至二战军事史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部分原始资料线索，拓展微观战史研究理论，进而对二战后日本旧军人的战争与和平观进行一定剖析。

一、战后日本“战友会”的兴起及其部队史资料整理

　　二战日本战败后，除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少量关东军之外，大部分日军于1945-1948年前后被遣返回国，之后就地复员解散。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以归国旧军人为主体的“战友会”逐渐兴起，就其数量、规模、情感以及影响力等而言，堪称日本社会的独特现象。并且，战后缅甸战场“战友会”成员从战争亲历者、当事人、见证者转变为战后的战史“研究者”，成为缅甸战场微观战史的主要书写者。

　　战后日本“战友会”的形成与近代日本特殊的军制和户籍制度紧密相关。近代日本实行的是征兵制和预备兵役制，步兵联队都在户籍地征兵。一般来说，采取征兵制需要依赖地方行政组织承担部分事务，如征召、教育训练、召集、动员等。按日军的军队动员机制，通常“师管区”下辖“联队管区”，师团司令部及直属部队由师管区司令部征召和编组，步兵联队由各个联队管区编组，而该师团的补充兵训练和兵源补充也通常由该师管区担任，平时亦驻守该地区。这一具有浓厚乡土气息的规定使得日军师团从士兵到中下级军官都来自同一师管区，甚至士兵之间都是乡邻。再加上日本陆军建军伊始便采用联队(连队)制来编组，在全国范围内根据步兵联队细分为联队区，将当地户籍的壮丁集合起来入营本地以充实各部队，再把这些部队整合编组成师团，因此，在此机制下生成的部队常被称为“乡土部队”。这也使日军师团常以师管区地点作为代称，例如，第1师团、第101师团即被称为“东京师团”；第2师团、第13师团称为“仙台师团”等。同理，编成下属的各个步兵联队也以联队管区地名作代称，如第7联队、第107联队称为“金泽联队”；第19联队、第119联队称为“敦贺联队”。正是这种征兵编制的地域性形成了日军浓厚的家乡意识，在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地方报纸在报道从乡土出征的部队行动时，常赋予其“家乡部队”“乡土兵团”等称呼。此外，由于日军人员死亡及伤残需要从原地区补充，因此战场伤亡，尤其是死亡的统计必须严格和准确，才能有利于新兵员的征补。在旧陆军第12师团和第18师团管辖的地区(福冈、佐贺、长崎、大分四个县全域以及山口、熊本两县一部分地区)，还有不同时期第6师团管辖下的地区，曾编组了乡土陆军各部队。从西南战争前夕到镇压国内动乱，之后还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日军“乡土部队”几乎参加了日本陆军经历过的所有战争和挑起的事变。因为有了故乡名誉、同乡间的羁绊等因素支撑，按征兵区域组成的日军“乡土部队”指挥官、士兵、他们的家族等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在战斗的余暇，他们会以合唱家乡或同村民谣的方式，表明相互之间有着极为强韧的乡土之谊和亲缘关系，甚至有传统的“乡土部队”特意去撰写乡土部队史。历次战争结束后，“乡土部队”的战史常被宣传和评述，因此士兵即使战死也要坚守这份荣誉。

　　这种乡土血亲根基以及厚植于战场的生死情谊，使日本军队与区域社会关系密切。也正因为如此，战后归国的日本旧军人以建制部队为单元组织起来的老兵“战友会”才得以活跃起来。1955-1965年，日本各地“战友会”、地方报纸、陆上自卫队的师团司令部等在编撰“乡土部队”战记的过程中，“乡土部队”与“战友会”之间的关系逐渐明朗化。1965-1969年鼎盛时期，日本成立了数千个“战友会”。

　　在二战缅甸战场，日军缅甸方面军第15军下辖第15师团、第31师团、第33师团，负责缅北地区，应对中国驻印军及英联邦军队；第28军下辖第54师团、第55师团、第72独立混成旅团，负责缅南地区，防备英军从缅西南海岸登陆；第33军下辖第18师团、第56师团，负责中缅边界地区，对战中国第2期远征军；第53师团、第49师团，独立混成第24旅团、独立混成第72旅团、独立混成第105旅团为方面军直辖部队；第3航空军下辖第5飞行师团在缅甸执行任务。根据战后日本厚生省救援局的调查，缅甸战线日本陆军兵力总计有303501人，其中战死者185149人，归国者有118352人。以此群体为基数，因日本关东、关西、四国和北九州等地派往缅甸作战的部队较多，所以缅甸战场“战友会”大多在这四地区结成。关东地区设有位于东京的“缅甸英灵表彰会”；关西地区成立了“关西缅甸联络协议会”；四国地区除香川县和德岛县原本已有类似的团体外，爱媛县和高知县也各自以县为单位组建了区域战友团体；北九州地区主要在福冈成立了“全九州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等。这些“战友会”甫一成立，便积极开展各项活动，例如举办“追悼会”，建立“慰灵碑”或“纪念碑”，发行部队战史，向缅甸派遣“慰灵团”等。各地缅甸战场相关的“战友会”在日本厚生省和民间力量的支持下逐渐壮大，但其早期总体上处于分散状态，相互联系并不紧密。后来，鉴于海外日军战殁者遗骨收集工作的特殊性，日本厚生省大力推动各地“战友会”的一体化。在此背景下，位于东京的“缅甸英灵表彰会”牵头推动了缅甸战场“战友会”的联合工作。

　　经各地“战友会”协调，1974年7月21日，日本“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Japanese War Veterans Association of Burma)成立，事务所设置在东京都。它旗下有203个“战友会”，约15万会员，是日本最庞大的战友团体之一。其中，包括在缅甸作战的日军第2师团第1野战医院战后成立的“勇一三一会”(设于兵库县)，在缅甸、胡康一带作战的日军步兵第18师团战后成立的“菊部队会”(设于名古屋市)，在缅甸和英帕尔作战的日军工兵第53联队战后成立的“工兵五十三会”(设于京都市)，在中国云南省作战的日军第56师团成立的“龙兵团战友会联合会”(设于福冈市)等。缅甸战场“战友会”以协助日本政府收集缅甸战场的日军战殁者遗骨、分享战争体验和所属部队体验、为战死者慰灵和维系老兵遗族间和睦为目的，同时编纂部队史志文献，进行微观战史研究，成为二战后较早一批战史研究者。

　　二战时期日军官兵受教育程度较高，能将个人战时经历与战争记忆保留下来，成为重要的战争“证言”。二战后的“战友会”成员会定期见面，悼念战争亡者，持续更新名录，还经常出版新闻简报以及与所在部队有关的证言记录。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日本“战友会”推动下，作为日本战争证言出版物的类型之一，自传体形式的回忆录写作便一直方兴未艾。战地出版物、老兵书信、日记和回忆录等政府档案之外的一手史料，日益被新军事史学家用于呈现更为鲜活的历史图景、重建更为完整的历史记忆，为进一步审视战争、深入战争亲历者的内心世界、丰富人们对军事与社会之关系的认知，提供了契机。仅1999年一年，就有约三万本自助出版的战时回忆录被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收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各种禁忌的解除，战争证言开始大量涌现。作为幸存者的他们以“目击者”的身份创作。这些战时一代的证言同业已大量存在的口述史合集一起，以卷宗和系列出版物、平面媒体、数字档案的形式，构建了规模庞大的战争经历档案。NHK“战争证言项目”《士兵的战争——纪念太平洋战争70周年口述史项目》收录了八百多位老兵的口述史，其中专门设立“缅甸战场”项目，以“胡康作战”“英帕尔作战”“龙陵•腾冲作战”“缅甸撤退与锡当渡河作战”为分类，收集了近百位缅甸战场归国老兵的战争记忆资料。《朝日新闻》从1986年起在读者版发表了一系列战争主题的特别来信。在大获成功后，该报的“voice•叙说战争”栏目会定期刊登个人的战争经历证言，其中也有缅甸战场的诸多战争体验记录。

　　战后缅甸战场“战友会”成立前后，大多数成员已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他们有充裕的时间投入到部队史志集的编写工作中。在各级“战友会”的号召与动员下，大量民间的战史资料云集于各个“战友会”事务局与编辑部，成为部队史编纂的一手素材。“战友会”开始整理缅甸战场各部队履历，继而编纂师团史与联队史，出版了一系列代表性成果。如重建于1937年的日军第18师团，因其通称被赋予皇室纹章“菊”而自诩为“国军最强”，曾先后侵占马来半岛，攻陷新加坡，进军缅甸，参加了英帕尔战役和锡当作战等，《新兵的缅甸最前线：菊第十八师团激战记》记录的便是日军第18师团集体作战史。日军第56师团以留守第12师团为母体，在久留米编成，将福冈、佐贺、长崎三县作为征兵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第56师团主力于1941年11月被动员编入第25军，在1942年被编入第15军参加缅甸战役，在缅甸战场立下战功。战后第56师团“战友会”编纂的《龙兵团》翔实记载了该师团的作战履历，录入了战死官兵的名簿，精确到士兵的籍贯、所属部、战死时间与地点等信息。参与伊洛瓦底江会战的日军第49师团编纂有《缅甸辅助兵团：狼第四十九师团和友军部队的缅甸战记》等。由于联队是旧日本陆军中的基本战术兵团和单兵种最大的作战单位，因此战后以日军联队为单位组织的“战友会”为数最多，编成的联队史资料集数量也最可观。关乎缅甸战场的，例如，先后参加了平满纳战役、曼德勒战役，被任命在缅甸境内实施扫荡及警备工作的日军步兵第55联队所编《菊花清冷——菊步兵第五十五联队殊死搏斗的记录》；1943年被调往缅甸前线，参加了1944年初的科希马-英帕尔作战的日军步兵第58联队编有《缅甸战线：步兵第五十八联队的回想集》；负责八莫一带搜索警戒的日军工兵第2联队编有《工兵第二联队战记》；最早侵入缅甸南部，后参与仁安羌战役的日军步兵第214联队编有《步兵第二百十四联队战记》；在缅甸和英帕尔作战的日军野炮兵第53联队编有《缅思炮兵战友：野炮兵第五十三联队回想录》；负责缅甸西南部警备工作，后在缅甸参与英帕尔作战的日军步兵第215联队编有《步兵第二一五联队战记：中国作战•缅甸进攻作战•英帕尔作战•伊洛瓦底作战》；日军辎重兵第12联队编有《辎重兵团：菊辎重兵第十二联队转战缅甸记》。在侵华战争中，日军为了对付占领区内的各种抵抗运动和游击部队，同时维持交通线附近畅通，组建了大量独立混成旅团。此种旅团编制比较灵活，不隶属于某个师团，遂行独立的战斗战役任务，多为守备部队，配属了骑兵、炮兵、工兵等各种单位，配备轻便步兵武器，为战术单位，于山地作战。这些混成旅团的士兵在战后组织的“战友会”也编写了部分战史，如日军辎重兵第53联队第3中队缅甸“战友会”编纂有《回忆中的缅甸战线》，航空五条会牵头编写了《空中征服：缅甸战场航空战记》等。值得注意的是，以上部队史志集，大部分都是靠“战友会”会费或筹集来的捐助资金编辑出版的，因此大多数作品都未经商业出版社之手，出版方一般冠名为该“战友会”名称或某师团、联队的编集委员会，版权页标注“非卖品”，出版地多为“战友会”所在地。

　　在如此翔实的部队史志资料基础上，“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于1980年出版了《勇士能否在这里长眠——缅甸、印度、泰国战殁者遗骨收集记录》，它是一册关于缅甸战场日军伤亡情况的资料集，以缅甸战场各兵团、部队编制为线索，对该战场各类战记资料进行了详细汇总。1999年，日本开始编纂缅甸作战相关日文图书目录，最终由“全缅甸战友团体联络协议会”出版发行了《缅甸作战日本语书籍目录：1942-1945缅甸之战》一书。此书对具有代表性的缅甸战场战史资料进行了分类呈现，最有价值的工作是对每种资料都进行了日英文对照，有助于国际上更多学者阅读。总之，上述成果承前启后，极大促进了缅甸战场战史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微观战史书写。

二、“战友会”的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

　　战争史研究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伴随着近二十年来微观史学的发展及其所引发的关于历史学“碎片化”的讨论，可以发现以个体化、事件性、区域性、叙事化为特征的微观史学与宏观历史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相反，真正成功的微观史研究似乎总可以从不同规模、多种维度、各类语境中建立起微观与宏观之间本质性的关联。日本的战争史、军事史研究也在二十多年间呈现出从宏观到微观的史学转向，逐渐形成了从士兵个体和民众在战争中的境遇等微观角度进行实证研究的微观战争史学形态。微观战史研究有别于传统史学把战争史、军事史研究的侧重点置于辽阔战域、长时段和复杂的战争体制、政策、外交分析等方面，而是注重个别的、具体的战事，或以战时个人体验为经，以大量政治、军事及战争进程分析介绍为纬，用具体而微的特殊形式来观察与考证大范围或宏观层面的战史，以期对战争史上存在的“具体的”“个别的”人、事、地、物有一个细致、周全和准确的认识。

　　在“战友会”群体所编纂的战史资料基础上，日本归国旧军人围绕日军缅甸战场战前准备、政策战略、军事部署、作战计划、作战进程等内容，以个人名义书写部队战史，成果以师团史、联(连)队史、综合战记、阵中日志、手记、日记、随笔、报告、书信等多种体裁展现。书写者的身份较为多元，陆军军属桑野福次在1942年4月收到征兵召集令后，被派遣到缅甸战场，分配至军政部的经济部商工科，担任辅佐司政官的工作。被征召期间，桑野福次坚持写日记，一年间写了五册，详细记载了日军在缅甸的军政统治的相关内容，战后著有《商社职员与大东亚战争：一位征用军属的缅甸日记》。陆军报道员火野苇平是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1938年入职日本陆军报道部，先后参加了徐州会战、广东作战、巴丹作战、英帕尔作战等，长期随军报道。火野苇平在自己参加的每个战场都书写了《随军手记》，且因记录详细、缜密而闻名。其所著《英帕尔作战从军记》(共六册)时间跨度从1944年4月25日开始到9月7日结束，记述日军在英帕尔作战和云南-胡康的作战经过与败北结局。他在战后著有《英帕尔作战从军记：苇平<从军手帖>全文翻刻》。卫生兵山口彦三在日军第18师团本部的庶务室工作，负责接收师团司令部的命令和联系野战邮局，战后出版了第18师团防疫供水部的部队战记《缅甸平原落日之赋》。此外，还有参与缅甸战场作战的日军第18师团参谋牛山才太郎所著《啊菊兵団——缅甸的纵断作战》，陆军军医盐川优一所著《军医的缅甸日记》，新闻记者丸山静雄所著《英帕尔战役从军记：一个新闻记者的回忆》，日本陆军学生兵田岛重雄所著《缅甸战争的幸存者：会计学学生兵的战斗和战后记录》，宣抚班成员能势正信所著《火线与共：缅甸作战宣抚手记》等，上述作者是来自同一战场却不同身份的战事亲历者，他们的书写内容以记述不同的战争及战场体验为主。战后日本“战友会”所做的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正是通过记录士兵个人参战经历、建构士兵战场生活史以及普通参战士兵对战争的认知等，重构或还原缅甸战场复杂的战争环境、驻地生活，并涉及战争责任的探讨等。

　　战争亲历者，有“大人物”，但更多的是“小人物”，缺少任何一方都难以重建完整的战争记忆。作为“小人物”的士兵在战场的战争体验，为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能最大程度还原具体的战争情境。如日军士兵太田毅曾指出，公开发行的战史主要以将军、参谋等高级军官的故事为基础所编成，换言之就是战术记录，而自己所著《幸存者的缅甸：不为人知的战场记录》是缅甸战场前线奋战的士兵们鲜活的记录。缅甸战场的日本归国士兵直言不讳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九州士兵们战斗最激烈、死伤最惨重、最痛恨的战场就是缅甸战场。”由于地理条件复杂，加上气候潮湿炎热，缅甸战场的自然环境在二战众多战场中堪称险恶。譬如，英帕尔战役在日本陆军史上以“惨烈”著称，是日军缅甸战局走向全盘崩溃的转折点。1944年3月，日军第15军渡过钦敦江，跨过险峻的阿拉干山系，突入印度东北部的英帕尔作战。此次作战采用的是第15军司令官牟田口廉也中将提议的“鹎越战法”，预计作战时间是三周，因为是计划短期作战，所以补给准备不足，但实际作战时间竟长达数月。在雨季的密林中，因缺乏补给死于伤病和饥饿的日军尸体布满道路，被称为“白骨街道”或称“靖国街道”。此场景给缅甸战场作战士兵留下了深刻的战争体验，士兵桥本武彦描绘其为“积满白骨的山谷”，古贺保夫称其为“死人谷”，越智春海用“肉弹战”的字眼描绘了缅甸战场的惨烈程度。再如胡康河谷则被称为“死亡之地”“地狱之路”，参与过胡康河谷之战的多位书写者都以“地狱”一词作为缅甸战场战记的标题。更多描写战场自然环境与士兵境遇的细节也跃然纸上：“大多数人不是患疟疾就是营养失调，或者两者兼有。一发现马就立刻射杀，剔骨之后不放盐直接吃掉，日复一日挖掘竹笋生吃……到达钦敦江前的六个星期一直是这样生活的……幸存的人非常少。”藤原义衡在他的缅甸战记中专门书写了饿死者的状况。“烈”兵团士兵上村喜代治记述道：“我们以不亚于进击时的状态持续战斗着，很多人感染了疟疾、痢疾和脚气，再加上霍乱迅速在我们第2大队扩散开来，大队长和军医都因此丧命于战场。”战后统计显示，缅甸战场日军约有19万人战死，其中约八成死于疟疾、痢疾、脚气病与营养失调等。由此可见，缅甸战场日军士兵战争体验所呈现出的悲惨主义色彩与受害者叙事的泛滥，绝非偶然。

　　在“战友会”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中，战场日军士兵生活史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对驻地日常生活、“慰安妇”制度实施、细菌战细节、被俘后收容所经历等方面的记载。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战友会”“兴龙会”出版的《啊——滇缅公路：缅甸从军记》有多篇描述该联队在云南省龙陵县占领区驻地生活的内容。文中记载1943年12月，该联队决定在当地开辟栽种蔬菜的农园，主要耕种抗雨水强的菜类，如大韭菜、扁豆、甘蓝、牛蒡、茼蒿菜、黄瓜等。日军为经营此园圃，专门派有农园勤务兵，包括“指挥员”今村嘉藏兵长、“供给员”箕田盛登兵长、“栽培员”樋口重信兵长和禅院尚一伍长、“肥料员”吉中初次郎上等兵、“搬运员”吉永光男上等兵等。原“烈”第10708部队“战友会”所作《缅甸战线回顾录》记载了日军慰安所建立与运转的情况。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士兵品野实在回忆录《异域之鬼——拉孟全军覆没之路》中记载了日军在缅甸战场实施细菌战的一些细节：“当时久恒兵长当众接到命令要去炸毁腊戍的水源地，真实情况却是去投放细菌。细菌来源于师团防疫给水部培养出来的鼠疫杆菌，这些杆菌放置在玻璃培养缸里。”日军战败后，士兵井上咸的《战俘营的鲁宾逊•克鲁索：菊兵团缅甸拘留记》、三岛四郎的《新前军医的缅甸俘虏记：狼兵团地狱之战俘营奋斗录》与会田雄次的《阿弄收容所》，以战败日记的体裁书写了缅甸战场日军投降后在战俘收容所的经历。此外，大量部队史志的篇末以战时创作的战场短歌、诗歌、随想、手记、家书、俳句集、寄稿、绝笔、遗书等形式记录了士兵的战时生活，体现了他们的战时心理。这些看似“破碎化”或“片段式”的历史叙事，在呈现个人经历的同时，也从侧面折射出日军在缅甸战场占领区实施军政统治的概貌。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是战后日本社会长期讨论且存在争议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处理个人责任与国家责任关系的两重性，是涉及战争责任的追究是否能够深入，中日历史问题能否得到解决，中日关系能否得到改善的大问题。这便涉及军队官僚的战争责任，因为“支撑最高层的大量参谋与官僚们的鲁莽行事和错误判断对日本的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指挥英帕尔战役鲁莽作战、使其部下大量死伤的牟田口廉也便是其中之一。1944年4月7日，日军在缅甸战场制定了代号为“乌”的作战计划，试图占领英帕尔和科希马等战略重地，对东印度一带形成战略威慑。此次主攻任务由缅甸方面军第15军承担，下辖第15、第31和第39团，指挥官即为牟田口廉也中将。当时盟军方面是英国斯利姆将军率领的第14集团军集结在英帕尔和科希马等地区，下辖第4、第15和第3军。与英美中三国盟军相比，日军在人数、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几无任何优势可言。在战略部署考虑不周、补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日军最终只能选择败退。参加此次战役的约10万日军中有5.3万余人死亡或者失踪，另有2万余人受伤。盟军在缅甸战场从此转入战略反攻。

　　战后，对于缅甸战场英帕尔之战，无论是日本旧军人，还是战史家、作家、记者，均十分关注。缅甸战场“战友会”的书写者大部分将制定并实施战役的领导者盲目计划、强行作战、战术失误与军队腐败等行为当作失败的重大原因。这是普通参战士兵个体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思考战争责任，与主流史学自上而下著述有所不同。缅甸派遣军第33师团步兵第215联队将校矶部卓男认为，正是由于第15军司令员牟田口廉也的倡议，英帕尔战役被坚决执行，结果招致有史以来最惨痛的战败：“第15军首脑并没有考虑我军的实力和补充补给的可能性，只是胡乱发起攻势，墨守既定的作战计划，最终饮败。另外，我认为高级指挥官和相关幕僚应该承担战败的责任，因第15军司令员牟田口中将是性格特异的统帅，其中大部分责任应该归咎于他。”担任日军主计将校的浜田芳久更为尖锐地指出：“司令官和幕僚们固执地指导着没有战斗力的战术，他们的错误判断和狂热信仰，把全体日本陆军与不顾一切的疯狂病态体质连接起来，被这种无能的统帅和混乱的指挥愚弄着，普通将士们如何能安心战斗，唯有白白送死。”日军野炮第56联队第1中队观测员太田毅则直接将坚决主张并强制发动英帕尔战役的牟田口中将称为“愚将”，认为“这种人还能飞黄腾达，是因为军队上层部门之间的相互包庇……问题的根源就是那些对领导层宽松的军纪”。“菊”兵团田中稔从一个普通士兵的角度指出，在缅甸战场下达命令的高级将领绝不会去深陷苦战的第一线视察：“在密支那战线中，军司令部未派遣一个参谋前往，命令守将水上少将死守命令，逼着少将进行自决。还有，在胡康河谷战线中，令我们死守命令的大队长一次也没来看过在第一线苦战的我们。”事实上，英帕尔作战在其计划实行的每个阶段都有相关者提出反对意见，但牟田口廉也“制定了各种策略、奸计，以欺骗、强逼的手段使之付诸实践。牟田口军司令官一边称之为英帕尔攻略，其本心又在企图进攻和征服印度的核心。英帕尔作战是基于牟田口军司令官强烈的名誉欲、权力欲而强行执行的。为了这个不知名的师团，酿成了三个师团全军覆没的悲剧。”这表明，日本远未达成战争责任认知的共识，绝大多数缅甸战场归国军人更没有“战争加害责任”意识。他们附和了军队官僚“鲁莽行事、介入政治、歪曲国策”、应负战争责任的说法，还是从日本作为战争受害者的立场上认识战争，缺乏从正面谴责日本作为加害者的战争行为的立场。

　　综上，战后日本“战友会”关于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看似是碎片式的历史叙事，但其实质并非仅限于个体化的叙述，而是塑造了日军士兵群像，展示出日军群体表征，揭示了意义的多样性。“战友会”微观战史书写的成果，足以代表缅甸战场有同样历史境遇的日军士兵以及日军特有的作战思想，据此我们才可能找回缅甸战场的历史“碎片”，并复原其所属坐标。

三、“战友会”缅甸战场微观战史书写的二重性

　　战后日本“战友会”对缅甸战场的著书立说，使诸多鲜为人知或被中外战史遗漏的历史细节被叙述和揭示出来，积累了大量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日文史料文献，其微观战史的研究方法也被日本国内外学者所借鉴。但“战友会”对缅甸战场阵亡者“英灵化”的历史表述，以及对历史“选择性遗忘”的记忆书写，体现出一种“非忏悔化”的历史反思。对此，我们要在批判质疑中辩证评析，除重估“战友会”微观战史的价值和启示外，更要揭示其历史书写背后的动机与意图，以深化我们对日军“真实”战争观的理解。

　　一方面，战后日本“战友会”的微观战史书写在史料更新与研究方法上对缅甸战场的研究提供了重要价值与启示。战后日本缅甸战场“战友会”无论是以记述集体事件为主的部队史志，还是以记录个人体验为主的阵中日志、手记、日记、随笔、报告、记录等资料，从史料学视角分析，其中资料部分属于同时代资料(第一手史料)范畴，不仅详细记载了部队建制、改组、军事行动概要、败退、被俘、归国等历程，还收录了容易被忽略的特科部队(骑、炮、工、辎重等)和通信、船舶等独立小部队的历史，全面展现了日军的区域色彩与战斗力特征。就其史料特征而言，是较为珍贵的战史资料索引；就其时效性而言，一般是在某战役进行前后数日内作成；就其准确度而言，编者多是旧部队的军人，他们具备军事专业知识，且有丰富的战斗经验。因此，这类资料对于再现战事的时间、地点、战况等细节具有极高的可信性，几乎可以将当时的战斗还原到相当完整的程度。例如，作战部署、行动路线、部队区分、指挥者姓名、官阶、战斗参加者数与死伤数、武器种类与消耗弹药数量(具体到每发)、损坏程度等，甚至细致到作战期间天气状况，如日出、日落时间，各种命令的下达时间(具体到分钟)等，可作为官方战斗详报的重要补充。“战友会”编纂的师团史、联队史志大都附有翔实的“部队作战年表”“在队者名簿”“战殁者名簿”“生还者名簿”“复员名簿”“战功确认书”“战功奖状”“历任师团长名录”“军队手牒”“军事用语”“战友会名录”等资料，以插图形式呈现的师团、联队人物图片、作战照片、作战地图、阵地要图等，以及从日军视角记录缅甸、云南占领区的土产、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历史、宗教、风俗等资料，亦是研究缅甸战场的重要史料。

　　“战友会”战史资料的编纂与微观战史书写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日本学术界研究缅甸战场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与研究方法借鉴。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远藤美幸关于缅甸战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继承“战争经历”——寻访滇缅公路松山会战的幸存者》《战场的社会史：缅甸战线和拉孟守备队1944年6-9月》(共前后两编)便运用了不少“战友会”所作战史资料。学者合田英二、浅野丰美、森川万智子等在“战友会”编纂的史料基础上，对日军缅甸战场战争责任、历史记忆、战争罪行等方面作了具体而微的研究；远藤美幸、美藤哲平、荒川宪一等学者也是基于此，对缅甸战场日军作战进程、日本战争指导以及日军军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充分研究。不仅如此，“战友会”群体还从战争亲历者、战后较早一批战史研究者，逐渐成了“被研究者”。以京都大学高桥三郎等为中心的“战友会”研究会多年来在日本国内以走访、问卷等形式对各地“战友会”进行调查，研究结果编入《共同研究•战友会》。之后出版的《战友会研究笔记》从军队编制入手，论述了日本“战友会”成立的背景、类型、运行、宣传、转型等基本问题，并列举了日本“战友会”研究的文献清单，这标志着“战友会”已从战后民间组织逐渐进入到学术领域。日本近代史专家、一桥大学教授吉田裕所著《士兵们的战后史》，是在仔细释读“战友会刊”和“战友会报”的成果基础上，系统研究了旧军人团体和“战友会”的盛衰，认为战史研究“如果不下降到士兵的等级就没法了解战争的真实情况。战争体验者的证言很重要，甚至超过了以往战训战史研究基于战场历史学的必要性”。

　　日本“战友会”所作成果对中国抗战史的研究也颇有裨益。加强国际抗战资料的整理研究，是中国抗战史研究的重要领域，近年来已成为学界共识。特别是在抗战研究中要与日方史料进行印证，否则无法准确建史和叙史。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编写的《战史丛书》是国内研究太平洋战场和抗日战争史最直接的史料来源，但从前线作战的官兵第一视角来看，这套丛书存在肆意单方面叙述的问题，未必能反映战场的真实状况。譬如，战后日本一些旧军人认为日军在缅甸战场的败退并不是陆军战史中的佳例，反而是一场惨烈的难以形容的撤退战。很多日本战史对此含糊其词，甚至不着笔墨，以遮蔽陆军这段不光彩的历史。战时缅甸日本大使馆勤务兵田村正太郎认为日军在撤退战之前胜多败少，所以很多弱点被隐藏，却在这次撤退战中暴露无遗，自己所著《缅甸撤退记》才是了解旧日军本质的绝佳资料。缅甸战场日军将校矶部卓男所著《英帕尔作战体验与研究》是一本总结个人战记的书，作者指出它并不局限于一直以来的观点，而是精查国内外的资料，根据事实和战理，从战略的角度上进行批判。日军第18师团步兵第114联队第3大队步兵三浦德平所著战时手记《一位下士官的缅甸战记：密支那陷落前后》，是根据作者退伍时随身携带归国的部队行动的详细记录笔记编写而成，作者自信其中记述的日期和地名的准确性，而关于书中内容与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战争史不符的部分，作者明确表明是修正了战史室的编纂错误。日军第26野战防疫给水部的联队史《啊！缅甸——第二十六野战防疫给水部记录》不仅记录了该联队在缅甸执行任务的详细过程，其中“缅甸方面军及下属军队直辖卫生部队”“南方军防疫给水部”“第十一防疫给水部”“第二十二野战防疫给水部”等延伸资料，不但可以作为了解该联队历史的资料，更为研究日军南方细菌战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可见，“战友会”的微观战史书写多维度还原缅甸战场全貌，能与日本公刊战史形成内容互补，对研究二战史和中国抗战史起到补阙拾遗、参考佐证、纠正讹误的作用。

　　国内军史研究者余戈长期关注滇缅战场，他以“战役笔记”方式，对比使用中国与日本两方战史资料，尤其注重“战友会”联队史资料的编纂特点，从技术、战术、军人生存方式等军事文化视角研究此战场，书写了滇西抗战“微观战史”三部曲。它是微观战史研究的一次成功应用，也是中国抗战史在研究方法上的一次革新，为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视角。目前，中国国内“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中的“崔永元私人珍藏日文资料专题库”提供了部分日军战争回忆录、部队战史等资料，其中关于滇缅战场的有《死斗缅甸：敦贺步兵第一百一十九联队缅甸从军回忆录》《菊兵团：缅甸纵断作战》等，这在国内是价值很高的珍贵资料，但其数量毕竟有限。在“大抗战史”研究的背景下，“战友会”所形成的战史资料在未来中国的抗战史研究中应受到重视，系统整理、翻译与运用是大势所趋。

　　另一方面，战后日本“战友会”“英灵化”的战争史观与“选择性遗忘”的记忆书写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其特殊的意图与动机。近三十年来，西方人文社科领域中的“记忆”研究，在历史学领域里表现为“记忆转向”与“记忆研究热”。“战争记忆”是“历史记忆”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是交战国双方的全体社会成员围绕战争中的经历(或称为“战争体验”)的记忆，是由个人、群体、国家等多个层面的记忆组成的集合体。被称为“记忆贮藏所”的日本“战友会”关于缅甸战场的战争记忆方式，非常突出地表现在纪念战争牺牲者的方式和名义上，他们热衷去缅甸战场进行战殁者遗骨收集的活动，思想上选择用所谓“祈念和平”来代替“反省战争”。这在“战友会”战争记忆书写的字里行间体现得尤为突出，那便是对死于战场的昔日“战友”沉重的负罪感和蒙恩感，文中敬称他们为“英灵”。

　　缅甸战场日军工兵第33联队的战记里写道：“这本战记记录了那置身生死的经历，而且可以说，作为历史的证词，它具有重要的意义。待本书出版，我们齐聚在靖国神社，将这本战记献给战友们的在天之灵，缅怀已故的战友，追忆他们的功绩，祈祷英灵安息。”第33师团第2野战病院“战友会”所著联队史同样认为“战死的战友们，以及无法收录进本手记的战友，都经历了与本战记相同的历史。谨以此书献与他们，尤其是那些战死的英灵及其家属们”。士兵都筑赖满更直言：“我由衷地为那些替我战死，让我幸存至今的杉町源吾先生等人，以及在缅甸、云南、印度各战场上战亡的英灵祈福。”这样的叙述方式，不仅从字面上看不出书写者对侵略罪行的深刻反省，反而处处显示了他们为缅甸战场的日本军人树碑立传的真实意图。

　　“战友会”一方面对日军战死者进行“英灵化”的记忆，另一方面却对战场的一些史实进行“选择性遗忘”。这正印证了“记忆与忘却、沉默、抵制、失忆、无意识的压抑、掩饰、谎言相关联”。所以，战争记忆可以被记忆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或遗忘，也可以被政治权力按照自身的历史逻辑解释、操控和重构。因个体经验的不同以及作为共同体的集体、民族在战争中所处的立场不同，日本人对战争经验、战争记忆、战争认识也不尽相同，甚至是截然相反的。一种记忆承认战争违反了国际法，另一种记忆则反对战争的犯罪性。典型表现在战后日本对战争认识的问题上，存在加害者意识与被害者意识并存的状况。日本人好像要极力从记忆中抹掉对自己国家、或者对自身不利的历史事实，以及否定现在价值观的历史事实。与带给他国的巨大苦难相比，自战后初期以来，日本军人对战争亲身经历的回忆，就采取了无限放大的书写模式，将日本人的苦难置于二战回忆的优先位置。

　　正是由于对日军乡土部队在中国的侵略行为和战争犯罪研究不够，导致日本区域社会中对其“乡土部队”在中国的野蛮行径缺乏了解，忽视了区域社会支持侵略战争的直接加害者责任。在战后最初几十年中，“战友会”对缅甸战场撰写个人的战争叙事，动机很复杂：追悼亡者、通过追悼亡者来抚平创伤、缓解自身因幸存而产生的心理负担、通过重忆创伤来将其克服，或者在一个已不再重视他们的战争经历的社会中寻求认可。这导致他们在书写自己的故事时略去罪行、隐瞒姓名、将恶行归罪他人。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永原庆二曾指出：“在史实的确定和历史观的构成上，不能随心所欲地歪曲史实本身或因学问以外的动机而随意地选择史实。”但在“战友会”浩如烟海的微观战史作品中，也多是对战争惨烈的描述，而对日军罪行记录过少。以日军第56师团为例，在其占据的云南西部沦陷区，中国方面在地方志、文史资料集以及学术专著里，有大量的日军罪行记录，相关研究成果也不胜枚举。但对比日本“战友会”对缅甸战场战争罪行的记载，仅在个别归国士兵战场生活史的书写中有零星提及。中日之间对照强烈的书写方式，使日军内化的“选择性遗忘”战争观暴露无遗。

结语

　　可以看到，战后日本“战友会”中的个体，其社会影响和历史地位有限，但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它的力量和影响却不可忽视。鉴于“战友会”作为战争记忆主体的特殊身份，他们所编纂的各类部队史志集内容具有一定的可靠性与不可替代性，是战争史、军事史、政治史等研究领域的重要史料，其所进行的微观战史研究也拓宽和丰富了微观史学研究。但是，作为战争里的普通人，他们的记忆因缺乏“准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主要聚焦自身经历与经验，主观性特征也更鲜明。这就产生了如何鉴别真伪与有效使用史料的问题，研究者应持谨慎与批判的态度，正视材料类型的局限、内容的疏漏以及书写者的立场等问题，做好去伪存真、证实证伪的工作。

　　此外，由于二战历史本身的多面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日本社会的知识精英与民间话语在战争反思方面，迄今仍未取得共识。如何书写历史，即如何面对未来。“战友会”群体通过微观战史研究传达出来的集体与个人记忆，并没有正视历史事实、正向汲取历史教训，而是扮演自设的“受害者”角色，粉饰侵略历史，回避或刻意歪曲真实历史，企图建构起使人同情的“悲情”形象，以扭曲、遮蔽甚至美化其侵略历史。站在中日关系颇为微妙的今天，考察日本旧军人的战争记忆与战争书写，应看到他们对历史的片面记载所传递的错误战争观和战争责任观，既影响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又无益于战后东亚的“历史和解”与地区和平稳定。因此，重视对日本“战友会”及其缅甸战场微观史书写的研究，不仅有助于认清其战争书写的“两重性”甚至“多重性”、建构正确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观，亦可为中日关系乃至东亚地区的“历史和解”提供历史智慧。

　　近十几年来，日本各地的“战友会”老龄化严重，要么被迫解散，要么因毫无战争体验的“年轻一代”的加入发生转型。当年轻会员的数量超过老兵和遗族会员的总数时，“战友会”活动内容和叙事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新入会的无战争体验者表现出钦佩与尊重旧军人的强烈倾向，旨在启蒙并将战场体验传承给对战争漠不关心的下一代年轻人。在这种交互作用下，“战友会”的活动仍吸引着日本媒体、右翼社会组织的密切关注，缅甸战场“战友会”的微观战史研究依然非常活跃，各类缅甸战场的战记仍在陆续出版。因此，当完全没有战争体验的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开始关心军事史时，他们在“战友会”的叙事中所传承的战争与和平观，以及由此带来的历史认知与战争记忆的代际传播问题，是未来“战友会”研究应关注的重要领域。

　　（注释略）

　　（作者：雷娟利，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