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志龙、顾恺琴：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红海—地中海商贸的兴衰

内容提要：13世纪后期，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内部趋于稳定，通过第二次霍姆斯战役大败伊尔汗国，解除了蒙古势力对叙利亚的威胁，随后又彻底清除了十字军对地中海东岸的占领。消除了内忧外患的马穆鲁克王朝重视农业和商贸的发展，兴修尼罗河灌溉工程，修缮尼罗河、红海和东地中海沿岸港口，疏通海路和陆路商道，逐渐建立起以王朝首都开罗为中心，联通埃及—地中海贸易与埃及—红海贸易，形成了传统与新兴贸易线路交织、海路与陆路商贸站点结合的商贸网络。其商贸范围西到利比亚沙漠直至昔兰尼加，南抵尼罗河两岸及努比亚地区，北至地中海沿岸与黎凡特地区至幼发拉底河沿岸，东达红海及汉志和伊拉克地区，成为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枢纽和桥梁。但从14世纪末开始，马穆鲁克王朝商贸发展在经济政策失衡与货币制度失效、自然灾害与瘟疫频发、地区战争袭扰等影响下陷入停滞。在欧洲大航海时代来临之际，马穆鲁克王朝掌控下的红海—地中海商贸走向了衰落。

关键词：埃及　马穆鲁克王朝　红海—地中海　商贸网络　东西方贸易

　　马穆鲁克王朝（1250—1517年）是中世纪晚期中东地区上承阿拉伯帝国、下启奥斯曼帝国的重要王朝，它清除了十字军对地中海东岸的占领，抵挡了蒙古铁骑对埃及和叙利亚的进攻，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重要传承者。马穆鲁克王朝控制着以首都开罗为中心的欧、亚、非三大洲结合部，其势力东至红海东岸和汉志及伊拉克地区，西到利比亚沙漠直至昔兰尼加，南抵东非的苏丹（努比亚）与红海西岸，北达地中海东岸及叙利亚地区，扼守东西方贸易交通要道，是14世纪红海—地中海贸易的中心和桥梁。

　　关于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红海—地中海贸易的研究，国内外均无专题研究。而对这一时期阿拉伯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相关领域的研究，为该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阿拉伯古典文献整理方面，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伊斯兰史学发展繁荣，留下了诸如编年史、传记、游记等丰富的古籍资料，其中记录了有关马穆鲁克王朝政府、社会、军队、教育和经济等详细信息。这些资料经由当代阿拉伯学者的重新校对与汇编，成为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相关研究中重要的参考文献。西方学者也相对注重对该时期史学著作以及各类文献资料的翻译整理，对马穆鲁克王朝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丰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唐纳德•利特尔（Donald P. Little）为代表的西方学者对马穆鲁克王朝历史的研究，以及以芝加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CMES）于1997年创刊的《马穆鲁克研究评论》（Mamluk Studies Review）为代表的期刊论文，其成果均注重对阿拉伯古典文献和实物史料的使用和梳理分析，并逐渐向马穆鲁克王朝的经济、文学、社会、宗教等领域研究扩展。自2014年以来，西方学者每年定期举办马穆鲁克学研讨会并开设相关课程，促进马穆鲁克研究进一步向系统化、学科化、多样化、精细化方向发展。现当代阿拉伯学者则更倾向于对马穆鲁克王朝不同时期经济史的整体考察。与之相比，国内关于马穆鲁克王朝的整体研究严重不足，除部分阿拉伯通史类著作中简要提及外，对马穆鲁克王朝的专题研究很少，涉及海上贸易则更少。李荣建在《马穆鲁克王朝海上贸易衰落原因探析》中，从宏观视角分析了马穆鲁克王朝海上贸易衰落的原因，但并未对马穆鲁克王朝时期海上贸易的兴起，特别是具体贸易线路和商贸发展图景展开探析。还有部分论文仅简单论及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红海—地中海贸易。本文旨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阿拉伯古典文献和实物史料等相关文献，以马穆鲁克王朝的历史演进为线索，从王朝贸易的起源背景、繁盛时期的商贸网络以及走向衰落的原因等方面，深入剖析丝绸之路上东西方贸易的重要节点——埃及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红海—地中海贸易的兴衰，揭示中古与近代交替之时、大航海时代来临之际，马穆鲁克王朝走向衰亡的当代意义，以及贸易兴衰与国家发展的互动关系。

一、马穆鲁克王朝商贸发展的基础

　　马穆鲁克人原为阿拔斯王朝时期哈里发政府培养的突厥奴隶军人，最早在哈里发穆塔西姆（al-Mutasim，833—842年在位）时期被大量引入，后经专业军事训练成为哈里发卫兵，保护哈里发免遭王朝内部波斯人势力的威胁。随着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权力的衰落，马穆鲁克人逐步形成一支强大的奴隶军团，并在阿尤布王朝（1171—1250年）时期再次得到重用，成为伊斯兰世界抵抗蒙古人与十字军进攻，以及稳固苏丹政权的重要军事力量。1250年，随着阿尤布王朝的最后一位苏丹图兰沙（al-Muazzam Turanshah，1249—1250年在位）去世，统治埃及、叙利亚等地区百余年的阿尤布王朝崩溃。此后，图兰沙苏丹之父萨利赫•阿尤布（As-Salih Ayyub，1245—1249年在位）的遗孀舍哲尔•杜尔（Syajarat Ad-Durr）短暂掌控王权，她也被埃及历史学家麦格里齐称为“第一个统治埃及的突厥马穆鲁克国王”。作为一名女性统治者，舍哲尔同时面临着西方十字军的进攻以及伊斯兰世界对其女性身份的质疑等压力，致使她选择与马穆鲁克领袖艾伊贝克（Eibek，1250—1257年在位）结成政治婚姻，试图以此延续对苏丹权势的掌控。在马穆鲁克王朝建立之初，艾伊贝克以舍哲尔和阿尤布王朝苏丹的名义施行统治，同时面临着内部分裂势力与外敌入侵的双重威胁。此时马穆鲁克人尚未充分认识到商业贸易的重要性，而是致力于确立其自身统治权力的合法地位、驱逐十字军，以及抵抗蒙古人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入侵。在此背景下，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商贸活动的兴盛发展离不开下述基础要素。

　　首先，是马穆鲁克王朝内部政治局势的稳定。艾伊贝克苏丹在位期间，先后平息了以大马士革统治者纳绥尔•阿尤布（Nasir Eyyub）和马穆鲁克将军阿克泰（Aktai）为首的反对派势力挑战，并成功压制各地埃米尔们的起义，巩固了苏丹权威，将马穆鲁克王朝打造为保护埃及和黎凡特地区免受蒙古人和十字军等外部势力入侵的强大堡垒。由此使得王朝境内的红海沿岸港口和部分商业城市得以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马穆鲁克人依旧未能足够重视和有效利用所拥有的商贸优势。一是源于该时期马穆鲁克王朝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对抗。十字军东侵导致战事频发，致使商人们难以开展地区贸易活动。二是蒙古人对远东、波斯和小亚细亚地区商业活动和陆路贸易线路的重视与掌控，增添了阿拉伯半岛与埃及线路的贸易成本与风险，进而削弱了马穆鲁克王朝的贸易地位。三是王朝初期马穆鲁克王朝农业与手工业的快速发展，使其生产力足以满足马穆鲁克国内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相比于香料、丝绸、药物等商品的买卖，金属、木材、奴隶和其他战争物资的贸易进口更加受到马穆鲁克政府的关注。

　　其次，是马穆鲁克王朝外部势力威胁的解除。1259年，摄政王古突兹（Qutuz，1259—1260年在位）和拜伯尔斯（Baibars，1260—1277年在位）在马穆鲁克人的内部势力斗争中脱颖而出，先后担任马穆鲁克王朝苏丹。1260年9月3日，拜伯尔斯在艾因•贾鲁（Battle of Ain Jalut）之战中率军击退蒙古军进攻，并乘胜追击直至埃德萨城（Edessa），将蒙古势力赶出了叙利亚地区，使得马穆鲁克王朝能够在一段时期内免受蒙古人的袭扰。1260年10月，拜伯尔斯苏丹即位后，马穆鲁克王朝步入稳定兴盛发展阶段，并开始了对外扩张。拜伯尔斯也被阿拉伯历史学家视为马穆鲁克王朝真正的建立者。拜伯尔斯不仅平息了叙利亚山区和昔兰尼加的反叛势力，还通过四次远征压制了侵袭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十字军力量，这不仅奠定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军事与政治基础，也扩展了地中海东岸地区的贸易线路。至盖拉温苏丹（Qalawun，1279—1290年在位）统治时期，政治与军事上的接连胜利进一步推动了马穆鲁克王朝外交活动的开展。1281年，埃及军队在第二次霍姆斯战役中取得胜利，给予伊尔汗国沉重一击。蒙古势力威胁解除后，盖拉温苏丹集中兵力打击叙利亚地区的十字军据点。1291年，盖拉温之子赫列勒苏丹（al-Ashraf Salah-ad-Din Khalil，1290—1293年在位）攻占十字军在叙利亚地区的最后据点阿卡城，至此彻底肃清了十字军势力的威胁。盖拉温苏丹在位时期，曾鼓励并促进与东西方国家的外交往来，其不仅与钦察汗国保持联系，也与锡兰国王有书信往来，还与君士坦丁堡皇帝、法国国王、卡斯蒂利亚国王、西西里国王、热那亚国王和哈布斯堡皇帝保持友好关系，并且以抵御蒙古人进攻和促进商贸为目的与之互派使团，签订各类防御与贸易条约。此外，盖拉温还与阿卡及三大骑士团约定保护来往商旅的人身财产安全，不得向其重复征收额外赋税，同时为双方商船航运提供便利。在此基础上，13世纪末期，随着外部威胁的逐步解除与疆域领土的不断扩张，马穆鲁克王朝在东西方贸易中的重要地位日益显著。

　　最后，是马穆鲁克王朝对商贸发展的重视。在纳绥尔苏丹（al-Nasir Muhammad，1293—1294年、1298—1308年、1309—1340年在位）第三次执政时期，马穆鲁克王朝的商贸实力步入顶峰。对内，纳绥尔斥巨资打造公共工程，开辟连结地中海与埃及的水路贸易路线，并在全国各地修建道路，在很大程度上为埃及地区，以及埃及与黎凡特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贸易交通提供了便利；对外，纳绥尔积极发展与西方欧洲国家和东方伊斯兰国家关系。在马穆鲁克王朝首府开罗，汇聚了众多外国使团。与此同时，在保证马穆鲁克王朝经济利益与合法权利的基础上，纳绥尔苏丹还给予王朝境内各国商队往来以及进出口贸易极大自由，并鼓励西方商人特别是威尼斯商人在黎凡特和埃及港口开展贸易活动。1345年，马穆鲁克苏丹政府与威尼斯人缔结条约，达成了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商贸合作。截至14世纪70年代，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地区，已成为东西方贸易尤其是世界香料贸易的枢纽。

二、马穆鲁克王朝商贸网络的繁盛

　　14世纪以来，处于鼎盛时期的马穆鲁克王朝扼守东西方丝绸之路交通要道，其势力影响范围西到利比亚沙漠，直至昔兰尼加；南抵努比亚地区直至红海沿岸港口城市马萨瓦（Massawa）；北至地中海沿岸与黎凡特地区，边界到达幼发拉底河，包括代尔祖尔（Deir Ezzor）、拉卡（Raqqa）和塔尔图斯（Tartus）等叙利亚地区的商贸城市；东达红海、汉志和伊拉克地区，包括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马穆鲁克王朝商贸势力遍及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三大重要海域，逐渐成为连接东西方贸易的纽带。马穆鲁克苏丹掌控下的地中海和红海港口及陆路商贸中心，构成了该时期东西方国家距离最短、最安全的贸易线路。

　　这一时期，埃及的开罗、黎凡特的大马士革、汉志的麦加，以及也门的亚丁等城市均扮演着重要的政治与商业角色。这些商贸中心通过地区贸易海港和沿线城市彼此紧密相连，构成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商贸网络框架。其中，开罗既是王朝的行政首府，也是其商贸网络的中心地带。无论是非洲地区的穆斯林商人，还是来自欧洲和远东地区的商队，大多在此中转。这里既接收来自地中海港口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Damietta）的欧洲货物，同时也开设了诸如印度、波斯或埃塞俄比亚地区的特色商品集市。开罗作为国际商品货物的集散地，不断吸引并汇聚着穿梭于红海与地中海间的各国商人。由此，逐渐形成了以开罗为中心，联通埃及—地中海贸易（北线）和埃及—红海贸易（南线）的两大地区贸易网络，展现出马穆鲁克王朝繁盛时期东西方红海—地中海商贸网络图景。

　　（一）埃及—地中海贸易网络

　　埃及与地中海贸易网络，以马穆鲁克王朝首府开罗为起点，主要经由地中海沿岸商贸港口及其周边贸易站点，将马穆鲁克王朝统治的下埃及和黎凡特地区与欧洲国家相互联结。该网络由下述两个地区间的四段线路构成。在下埃及地区，贸易线路自开罗出发沿尼罗河支流向北，后分为东、西两线延伸至地中海港口城市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并分别以此为中转站，通过海路与欧洲和黎凡特地区相联结。在黎凡特地区，贸易线路自开罗出发向东北方向行进，后经海路或沿地中海海岸线穿越西奈半岛，北上抵达黎凡特地区城市并以大马士革为中转地，继而行海路和陆路前往欧洲，或向东通往两河流域。具体贸易路线与商贸中心分布如下。

　　第一，下埃及地区贸易线路东段。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开罗以北的下埃及地区，尼罗河于舍塔努夫（Shatauf）地区分流，后向东北与西北两个方向形成支流，最终汇入地中海。其中，前者被中世纪阿拉伯学者称为东部支流，沿此支流前行，可直达地中海南部港口达米埃塔。达米埃塔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著名港口城市，位于尼罗河与地中海交汇之地。由于出海口周边水流湍急，不利于船只停泊，来往于此的地中海商船通常会前往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地区最大湖泊曼扎拉湖（Lake Manzala）中央的庭尼斯岛（Tinnis）中转，后经此进入达米埃塔。达米埃塔港是埃及地区通往地中海的主要贸易出口之一，也是欧洲商人进入埃及的中继站，尤其是威尼斯商人和来自塞浦路斯的东正教商人经常往来于此。庭尼斯岛拥有发达的纺织业，与达米埃塔港繁荣的制糖业共同提升了尼罗河东部支流贸易线路的重要性。

　　第二，下埃及地区贸易线路西段。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尼罗河西部支流向北与地中海港口城市拉希德（Rosetta，或称罗塞塔）相连，其西毗邻布海拉省区（Amal al-Buhaira）和亚历山大河湾（al-Iskandariyah Bay）。11世纪，法蒂玛王朝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985—1021年）开通了拉希德以南尼罗河沿岸城市富瓦城（Fuwwah）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贸易路线。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富瓦城的商业繁荣，但使拉希德港的商贸地位有所下降。14世纪中叶，富瓦城成为马穆鲁克王朝特殊且独立的行政中心。直至15世纪末期，该城一直是下埃及地区贸易网络的中心城市之一，连接着开罗与亚历山大港之间的贸易线路。亚历山大港是位于西部支流线路上的另一重要商贸中心，该城呈四方结构，北门通向海港，拥有繁华的商业街区，各类外国商业和领事机构汇聚其中。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亚历山大港与黎凡特地区的商贸中心互为补充，接收着来自欧洲的纺织品和矿产，亚洲的香料，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地区的黄金，以及波斯的地毯和宝石等。该时期，亚历山大港不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著名的香料市场之一，也是承载世界贸易交往的中心站点。然而，14世纪末期以后，在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王朝（1382—1517年）统治下，亚历山大和达米埃塔等下埃及港口城市的经济发展逐渐为马穆鲁克统治者们所忽视。例如，亚历山大本土的上等布匹织料纺织工场，大多在15世纪初期收归苏丹王室所有，致使其手工业与商业活动发展受阻。至15世纪末，下埃及地区重要港口的经济状况与贸易地位不断下降，并且出现了产业发展落后、技术资源匮乏等情况，昔日国际商港之盛景趋于消逝。

　　第三，开罗—黎凡特地区贸易线路南段。黎凡特地区贸易网络是马穆鲁克王朝与欧洲以及东方丝路商贸往来的另一重要途径。自开罗城出发前往黎凡特地区的贸易路线主要分为两类。其一以海路为主，即穿越下埃及地区抵达达米埃塔港的商队，可在此行海路前往以贝鲁特、的黎波里（Tripoli）和阿卡（Acre）等为代表的黎凡特海港，继而转行陆路前往地区商业中心大马士革。其二以陆路为主，即从开罗城出发，向东北方向途经赛尔亚古斯（Saryaqus）、萨尔希亚（Al-Salhiyeh）和卡塔亚（Qatya）等埃及东部省区关卡前往西奈沙漠，后沿地中海海岸线方向行至加沙地区港口，继而北上抵达大马士革。作为两条线路交汇点的大马士革城，自1260年被马穆鲁克人占领以来，便是马穆鲁克王朝在叙利亚地区最重要的行政与商贸中心，地位仅次于开罗。1314—1315年，叙利亚地区的埃米尔们甚至需要通过大马士革政府才能与埃及当局取得联系。在大马士革，众多的本土工匠与商人以向马穆鲁克军队提供粮草、盔甲、武器、马鞍、缰绳和牲畜等战备物资为生。与此同时，工艺精湛的奢侈品生产亦受到苏丹和埃米尔们的青睐。此外，大马士革的重要地位还体现在它是联结中亚与欧洲国家贸易的集散地。每当贸易旺季，上万头骆驼组成的商队从这里出发，驼载着来自东方和马穆鲁克王朝本土生产的货物前往欧洲。

　　第四，开罗—黎凡特地区贸易线路北段。该线路以大马士革为中心，通过上述贸易网络汇聚于此的商路，继而分为三部分。其一，自大马士革向北穿越贝卡谷地到达霍姆斯，后继续北上行至阿勒颇，在此中转前往小亚细亚地区，与选择波斯湾线路的东方商队汇合于君士坦丁堡，最终前往欧洲。其二，自大马士革向西前往地中海东岸港口，自此行海路抵达欧洲大陆，或是南下前往埃及，构成埃及与黎凡特地区之间贸易线路的闭环。其三，自大马士革向东，陆路前往两河流域，并于巴士拉与巴格达中转前往波斯湾沿岸，最终经霍尔木兹海峡行海路前往印度与中国。在上述线路中，马穆鲁克王朝控制的部分内陆城镇与地中海东岸港口发挥着重要商业作用。其中，叙利亚北部边境城市阿勒颇是最早与欧洲商人进行贸易交往的地区之一，其联结着底格里斯河谷与安条克地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是波斯湾与地中海贸易线路中的重要中继站。此外，以贝鲁特、的黎波里、阿卡、西顿（Sidon）、提尔（Tyre）和雅法（Jaffa）为代表的地中海东岸港口城市，则是开罗与黎凡特地区贸易网络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贝鲁特与的黎波里是马穆鲁克王朝位于地中海沿岸最繁华的两大港口。携带着黎凡特本土商品和东方货物的商人们，从大马士革、阿勒颇、哈马（Hamah）和巴勒贝克（Baalbek）等城市来此，继而行海路将货物送往欧洲与埃及。来自欧洲的商队亦在贝鲁特与的黎波里建立了诸多商业机构，各类领事馆、金融公司代理商、欧洲商贸机构分支以及旅馆云集于此。值得注意的是，在1453年之后，随着奥斯曼帝国攻占君士坦丁堡，传统陆路贸易风险加剧，的黎波里逐渐超越以拉塔基亚（Lattakia）为代表的传统叙利亚海港，成为马穆鲁克王朝在地中海东岸的贸易中心，诸多经由红海海运和陆路线路送往黎凡特的东方货物，均在此经由海路送往欧洲。至于上述其他位于黎凡特南部地区的海港城市，其商贸地位与贝鲁特和的黎波里相比则略显逊色。在15世纪下半叶，阿卡、西顿、提尔和雅法等港口城市的商贸活动不断发展，但往来其间的进出口商品种类相对单一，通常以棉花贸易为主，其重要性更多体现于作为中继站为商人和朝觐者提供旅居服务。

　　综上所述，开罗与黎凡特地区间的商贸网络是以大马士革城为枢纽，在叙利亚北部商贸站点与地中海东岸港口城市的协同配合下，通过海路和陆路将黎凡特地区与埃及、欧洲以及东方世界相互联结，构成了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埃及与地中海商贸网络中的重要一环。

　　（二）埃及—红海贸易网络

　　13世纪中叶，在马穆鲁克王朝与欧洲和蒙古军队展开军事博弈的背景下，红海贸易网络的重要性开始不断凸显。其中，以马穆鲁克王朝首府开罗为中心的“埃及—红海贸易网络”，主要由开罗与红海西岸港口、红海海域与阿拉伯半岛，以及埃及与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地区三部分内容构成。

　　第一，马穆鲁克王朝时期自开罗出发前往红海沿岸的商贸线路，主要包括以下两类。一是自开罗向东出发，前往位于西奈半岛的红海港口苏伊士或图尔（Tur），后由此进入红海南下，行海路抵达阿拉伯半岛沿岸的红海港口延布（Yanbu）或吉达（Jeddah）。二是自开罗沿尼罗河岸南下，抵达尼罗河东岸河港库斯（Qus），由库斯向东穿越沙漠地区前往红海西岸港口城市阿伊扎布（Aydhab）或古赛尔（Qusayr），并在此行海路横渡红海，前往阿拉伯半岛海港。在第一条线路中，苏伊士海港自12世纪以来便是来往于埃及与阿拉伯半岛港口商船的重要红海停靠口岸之一。然而，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苏伊士港已逐渐被马穆鲁克统治者改造为王朝在红海地区的军事港口，其商贸作用由西奈半岛西南部的海港图尔取代。图尔成为埃及与阿拉伯半岛间农产品贸易的中继站，以及马穆鲁克王朝在红海地区的货物仓库与海运关卡。相比而言，第二条路线所包含的陆路线路相对较长，行商所需的运输时间和成本更高，并且存在安全风险，主要包括上埃及地区贝都因人的袭扰，以及红海西岸港口附近的珊瑚礁与海岸岩石所带来的航行风险。尽管如此，该线路依旧是埃及与阿拉伯半岛地区间最繁忙的商贸路线之一。其中，位于尼罗河东岸的库斯港在伯海里系马穆鲁克王朝时期发挥了重要的贸易中继站作用，选择尼罗河线路，来往于埃及与努比亚、阿比西尼亚和阿拉伯半岛地区的商队皆途经此地。自尼罗河岸南下的商队穿越库斯城以东的沙漠地带，便可抵达红海西岸港口阿伊扎布与古赛尔。阿伊扎布港因设施齐全，易于船只停靠，受到商人们的青睐。与之相比，位于阿伊扎布以北的古赛尔港距离库斯城更近，相对较短的陆路运输路线和较低的运输成本，同样使之成为来自阿拉伯半岛乃至印度地区商队经常光顾的红海港口。然而，14世纪下半叶至15世纪初期，受埃及地区旱灾、瘟疫等一系列灾害，以及游牧部落反叛和劫掠活动的频发等因素影响，曾经往来于库斯与红海西岸港口的陆路商队被迫改道库斯以北的基纳城（Qina）中转。来自红海的商船也纷纷选择回避红海西岸港口，从西奈半岛的图尔港前往埃及，以此规避天灾人祸导致的双重风险。加之此时吉达、延布和亚丁等红海商港的蓬勃发展，阿伊扎布与古赛尔港的商贸规模开始不断缩减。最终使得第二条贸易线路逐渐失去了在埃及与红海贸易网络中的重要地位。

　　第二，马穆鲁克王朝时期进入红海海域的商队，继而优先选择红海东岸港口吉达登陆阿拉伯半岛，后经吉达分为两路：一是继续行海路南下，通过曼德海峡前往也门地区的亚丁港，经此中转前往印度与中国。二是行陆路向东前往圣城麦加，后沿海岸线方向向北前往以禄（Elath）中转，进而北上抵达大马士革，与埃及—地中海贸易网络汇合，或是沿海岸线方向行陆路南下抵达也门地区，经亚丁港出海。第一条线路更有利于大型货物的运输，第二条线路则更多在朝觐时节使用，且运送的多为重量较轻的小型货物。其中，位于也门的亚丁港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除了印度和中国的船只，往来于埃及、黎凡特、阿比西尼亚和波斯湾等地的商船也在此港停泊。然而，在14世纪下半叶，掌握政权的布尔吉系马穆鲁克苏丹对商贸活动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他们开始对部分商品，特别是香料贸易施以垄断。这种垄断政策在白尔斯贝苏丹（Barsbay，1422—1438年在位）时期达到顶峰。为了加强对红海贸易网络的掌控，尤其是打破也门地区埃米尔对亚丁等商贸城市的控制，白尔斯贝苏丹下令禁止马穆鲁克商船在亚丁港停泊，将原先位于亚丁港的贸易活动强制转移至吉达港。此外，马穆鲁克苏丹还实施了相应的经济制衡策略，如降低吉达和延布等红海东岸港口的关税，并对那些曾在亚丁港停泊或中转的商船征收高额税，甚至没收其全部商品，以此迫使前往红海的商船放弃停泊亚丁，改道吉达中转。由此，15世纪中叶，吉达港取代亚丁成为红海地区的大型中继口岸。这不仅为马穆鲁克苏丹的贸易垄断政策提供了保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圣城麦加的商业地位。

　　第三，埃及以南的阿比西尼亚高原和尼罗河水滋养下的努比亚地区，与马穆鲁克王朝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当地发达的农业与畜牧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希贾兹地区的粮食短缺。稳定的供需关系与外交联系也使得马穆鲁克王朝与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地区间的商贸交往经久不衰。其贸易线路主要包括两类。其一，以红海西岸港口为主要中转站的海陆结合线路。马穆鲁克王朝时期，自埃及出发前往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地区的商人，首先通过上述开罗与阿拉伯半岛贸易线路穿越红海，前往红海东岸港口中转，继而行海路返回红海西岸，经由达赫拉克（Dahlak）群岛或位于阿伊扎布港以南的萨瓦金（Suakin）、马萨瓦（Massawa）、阿万（Awan）等海港，转行陆路进入努比亚和阿比西尼亚地区。自13世纪以来，达赫拉克群岛商业活动的衰落，使萨瓦金、阿万等海港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其间线路也成为埃及与阿比西尼亚地区间商贸活动和外交往来的主要渠道之一。其二，以尼罗河沿线站点为主要中继站的陆路线路。此条路线自开罗出发，沿尼罗河河岸南下直至库斯，后继续向南前行，抵达埃及边境商贸关卡阿斯旺（Aswan），并以此为中继点，联通马穆鲁克王朝与努比亚地区间的贸易往来。但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马穆鲁克王朝逐渐失去了对阿斯旺的控制。此后，多位马穆鲁克苏丹曾派遣军队南下，试图重新建立对上埃及地区的控制，但均未持久。

　　基于此，14世纪以来，在马穆鲁克王朝势力的影响下，以王朝首都开罗为中心，通过“埃及—地中海”和“埃及—红海”两条商贸大动脉，贯通一系列商贸港口和陆路站点，逐渐形成了红海—地中海贸易网络并趋于繁盛，为来自印度、波斯、阿比西尼亚和欧洲等地的商队提供中转休憩之地，并保护各国商人在王朝控制范围内的生命财产安全，奠定了马穆鲁克王朝在东西方贸易中的枢纽地位。

三、马穆鲁克王朝商贸活动的衰落

　　1382年，切尔克斯马穆鲁克人夺取政权，开始了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王朝的统治。该王朝共延续139年，其间共有28位苏丹先后执政，每位苏丹平均在位仅5年，部分苏丹登基数十日甚至一夜间就遭废黜。王朝权力更迭与政局动荡频繁，内部纷争、财政腐败和政策失效，导致王朝危机严峻。15世纪初期，马穆鲁克王朝内部失衡的经贸政策与治理方式影响着贸易活动的发展。王朝传统封建体制（伊克塔，Iqta）的腐败与经济颓势，使农业与手工业生产不断下降，进而使得商业活动与贸易税收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成为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在此背景下，马穆鲁克苏丹对商贸活动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他们开始重视对本土贸易活动的保护，并对重要商品的生产与进出口交易实行垄断。但过度的垄断政策和压迫行径打击了地区商人，特别是卡里米商人（Karimi）的积极性。从14世纪末开始，马穆鲁克王朝内部诸多重要商业港口逐渐失去活力，集市数量相对缩减，遍及地中海与红海的贸易网络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尽管此时马穆鲁克王朝依旧保持着与东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但其商业规模已今非昔比。伴随着不断加剧的经济危机，以及15世纪末期欧洲大航海事业的蓬勃发展，马穆鲁克王朝逐渐失去了在世界贸易舞台中的枢纽地位。

　　第一，经济政策与货币制度失效。权力激烈争夺与王权频繁更迭是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王朝的典型特征。这一时期，王朝政府中腐败现象普遍存在，以至于官职明码标价，政府监管部门形同虚设。监督与管理市场交易的检价官成为统治者敛财的工具。直到马穆鲁克时代终结，这一现象也并未得到改善。政局动荡造成经济市场不稳定，监管系统的腐败则损害了包括商业部门在内的王朝经济支柱。沉重税收和垄断政策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商业贸易发展。这一时期的税收包括谷物税、海关税、船舶保护税、商铺的周税和月税，以及战争时期向商人额外征收的税款等。沉重赋税不仅成为马穆鲁克商人的沉重负担，也影响着外来商人的贸易活动。他们被迫选择受马穆鲁克苏丹势力影响较小的贸易路线与商贸口岸，最终导致马穆鲁克王朝控制下的亚历山大、达米埃塔和吉达等地中海与红海港口城市的商贸活动遭受打击。

　　15世纪初期以来，马穆鲁克王朝的主要商品贸易逐步被苏丹与地方埃米尔们垄断，他们掌握着王朝境内大部分肥沃土地，并将其以高额租金租予农民耕种，之后再通过低价收购农作物并高价转卖至市场以赚取利润。早在纳绥尔苏丹第三次统治时期，王朝官员瓦哈卜•纳什瓦（Wahhab al-Nashw）就曾强迫马穆鲁克商人以高价收购政府手中的谷物和其他商品，致使商人们蒙受了巨大经济损失。至白尔斯贝苏丹时期，马穆鲁克政府已垄断了糖、谷物和香料等商品的贸易。据麦格里齐记载，1423年白尔斯贝苏丹下令控制市场上蔗糖的买卖，并于1427年进一步颁布法令，禁止民众私自种植甘蔗。由此，苏丹的垄断行为已从最初的干涉商品自由买卖，发展至限制农作物的种植与矿物开采，甚至演变为对进出口线路的限制。垄断的盛行迫使诸多商人离开埃及市场寻求生机，或以囤积货物、哄抬物价等形式竞争获利，从而加剧了马穆鲁克王朝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

　　此外，货币问题也成为影响马穆鲁克王朝商贸发展的另一重要因素。马穆鲁克王朝发行的货币，主要包括金币第纳尔、银币迪尔汗和铜币富鲁斯（fulus）。自法蒂玛王朝时期开始，埃及地区长期存在着铸币材料短缺和货币纯度不足等问题。发展至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铸币标准不统一致使大量非法假币在王朝境内流通，松散且缺乏监管的货币体系，也使不同苏丹在位期间铸造货币的重量和纯度不尽相同，进而加大了货币管理的难度。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历史学家认为，货币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错误的货币政策。该时期的马穆鲁克苏丹都曾试图通过大量铸造铜币和降低货币的质量与纯度来操纵汇率，利用新旧汇率差额弥补王朝财政赤字，以便在短期内缓解财政危机。当时的历史学家伊本•泰米叶（1263—1328年）曾劝说苏丹，“应当公正地铸造货币”，而非利用铸币赚取利润。麦格里齐和阿萨迪（Muhammad bin Khalil al-Asadi）等马穆鲁克历史学家，也将王朝货币政策的失衡视为引发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麦格里齐指出，黄金和白银一直是伊斯兰时期埃及地区的主要货币，而在切尔克斯马穆鲁克人掌权后，金银币的发行进一步受到限制，铜币富鲁斯取而代之成为马穆鲁克王朝主要货币。铜币不仅在市场中广泛使用，甚至还成为王朝货币的计量单位。无节制的铜币发行和铸币质量的监管失效，加剧了马穆鲁克王朝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危机，对王朝经济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

　　14世纪末期至15世纪，马穆鲁克王朝在国际贸易活动中长期处于不利地位。苏丹穆艾叶德•舍赫（Muayyad Shaykh，1412—1421年在位）曾于1412年和1414年两度向市场投入大量白银储备铸造新币，试图以此统一市场中银币的规格与质量，应对货币危机的爆发。苏丹白尔斯贝则尝试对王朝市场中的欧洲金币进行重铸，并发行马穆鲁克王朝的官方货币。上述两位苏丹的改革措施虽在短时间内缓和了王朝的经济形势，却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马穆鲁克王朝的货币问题。一方面，源于长期贸易逆差导致王朝贵金属资源流失。在马穆鲁克王朝早期，与努比亚等非洲地区的商品贸易，是埃及金银矿产的主要来源。但至14世纪下半叶，努比亚金矿的枯竭与埃及对外贸易规模减小，使王朝的黄金供应面临短缺。此后，以香料贸易和粮食出口为主的商业收入，成为马穆鲁克王朝主要依赖的黄金来源。然而，这一时期埃及市场上充斥着来自印度的玻璃器皿、中国的瓷器、欧洲国家的纺织品、黑海地区的皮料服饰或奴隶等进口商品，外来商品的涌入，不仅打击了埃及本土手工业，也导致马穆鲁克王朝市场中贵金属资源的大量流失。由此造成的长期贸易赤字加剧了王朝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源于欧洲货币的竞争。自1388年以来，欧洲通行的金币杜卡特（Ducat）大量进入马穆鲁克王朝市场，成为埃及金币第纳尔的强大竞争对手。相对规格标准和纯度较高的欧洲货币，更受商人青睐。除埃及地区外，这些钱币还长期在黎凡特、希贾兹和也门地区广泛流通，由此进一步提升了马穆鲁克王朝对境内流通货币监管和货币制度改革的难度。

　　总体而言，面对上述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与货币问题，马穆鲁克王朝始终难以采取有效的管控与改革措施。而为填补财政需要，商业垄断与苛税政策的施行，则使王朝的商贸市场逐渐丧失活力，进而加剧了王朝经济困境。

　　第二，自然灾害与瘟疫频发。农业收入是马穆鲁克王朝的财政支柱，严重影响着国家的整体经济状况。由自然灾害导致的农业减产，虽然并非引发马穆鲁克王朝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但在经济政策失衡与政治制度衰颓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自然灾害产生的影响就表现得更为严重。

　　在马穆鲁克王朝的行政和经济中心埃及，尼罗河水位的涨落往往决定着当地民众的农业收获。水位下降可能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干旱，水位过高则伴随着洪水泛滥。在1393—1405年，尼罗河水位多次下降导致粮食作物歉收，农产品价格上涨打击了脆弱的王朝市场。这场粮食危机一直持续至1415—1416年步入高潮。这一时期马穆鲁克王朝境内的粮食价格成倍上涨。据麦格里齐记载，马穆鲁克市场中1阿德布（Ardeb）小麦的价格，一度从160迪尔汗上涨至300迪尔汗，最高时甚至标价1000迪尔汗。商人囤积居奇与政府监管失效，使得谷物价格居高不下，每过一段时间，王朝内部便会出现因粮价上涨造成的民众恐慌与社会动荡。此外，洪水、虫灾和气候等因素也不断影响着马穆鲁克王朝的农业生产。在尼罗河水涨落成灾的背后，首先反映了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对尼罗河水利工程与沿岸耕地治理的忽视，特别是切尔克斯马穆鲁克人统治时期，苏丹政府忽视对尼罗河流域堤坝与运河的治理，导致河谷耕地更易受到河水水位涨落的影响。其次，专业技术与农业知识缺乏，则使农民难以抵御寄生虫、蝗虫、老鼠和气候变化导致的灾害。在1413年、1418年、1426年和1430年，马穆鲁克王朝反复遭受多次虫灾。在1423年、1426年和1440年，又经历了由高温与霜冻导致的谷物减产。农业的衰颓与农产品贸易收入的减少，迫使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们加强了对商业与手工业的垄断与压榨，进而使得王朝的经济基础遭到破坏。

　　瘟疫是导致马穆鲁克王朝经贸活动衰颓的另一重要因素。1348—1349年，马穆鲁克王朝遭受了一场遍及全国的黑死病疫情。据麦格里齐记载，这场瘟疫于1348年秋季蔓延至埃及，持续大约一年半，王朝各地数以百万民众死亡，对王朝带来沉重打击。15世纪以来，马穆鲁克王朝境内几乎每隔10年到20年便暴发一次瘟疫。瘟疫带来的破坏，使马穆鲁克王朝面临严重人口危机，并对王朝经贸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对于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而言，瘟疫频发使马穆鲁克军队规模大幅缩减。以直属苏丹的马穆鲁克卫兵（Royal Mamluks）为例，14世纪中叶，纳绥尔苏丹麾下的马穆鲁克卫兵大约有1万人。

　　1417年，苏丹穆艾叶德•谢赫（Al-Muayyad Shaykh，1412—1421年在位）的卫兵人数降至约5500人。1437年，白尔斯贝苏丹统治下的马穆鲁克卫兵仅有约4000人。1459年，始于黎凡特地区的一场严重瘟疫，夺取了大约三分之一马穆鲁克人的性命。在马穆鲁克王朝时期，马穆鲁克人拒绝与外族通婚，其主要通过从黑海地区购买奴隶的方式维持人口规模。由此，瘟疫导致的人口危机，迫使马穆鲁克苏丹花费大量金钱购买更多奴隶，以替代那些死于疾病的马穆鲁克官员与士兵。据记载，15世纪20年代，每年都有大约2000名奴隶被送往开罗市场，一名年轻鞑靼奴隶的平均价格大约在50第纳尔至140第纳尔。奴隶贸易造成马穆鲁克王朝的贵金属资源外流，成为马穆鲁克王朝在经济危机时期的巨大财政负担，同时也加重了王朝货币体系的失衡。

　　其次，对于城乡普通民众而言，瘟疫导致马穆鲁克王朝社会中的职业结构失衡。在1348年暴发的瘟疫中，人口大量死亡使城市中各类具备专业技艺的手工业者、纺织工人、建筑工人、搬运工、马夫、仆役、劳工等从业人员严重缺乏，各类职业间的分工与合作也无法继续。马夫的薪资上涨近三倍，从月薪30迪尔汗增长至80迪尔汗。尽管如此，城市中却仍然没有足够劳动力来承担这些工作，乡村大片耕地趋于荒废。马穆鲁克王朝发布公告，要求具备技艺的工匠们恢复工作，以满足城乡民众的需求。但面对居高不下的瘟疫死亡率，依旧难以恢复正常社会生活，工农业商品的生产与贸易活动也被迫陷入停滞。

　　最后，对于地区商人而言，瘟疫一度为部分资金雄厚的富商们提供了机遇。瘟疫频发导致的人口危机打乱了马穆鲁克王朝民众的正常生产生活，使得国家原有的市场供应难以满足普通居民生活所需。商贸市场商品的长期匮乏、人口的减少和城市居民人均财富的增加，进一步激发了幸存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需求，由此为囤积居奇和进行跨境贸易的富商带来了机遇。14世纪至15世纪初期，以卡里米商人为代表的大商人阶层，凭借以香料为主的奢侈品贸易，收获了巨额商业利润。据记载，有一位名叫阿提亚•本•哈利法（Atiyya b. Khalifa，？—1424年）的卡里米商人声称，他所投资的每一分钱，都能为他带来高达六倍的利润。可观的利润吸引了更多跨境商人的到来，继而带动了马穆鲁克王朝的奢侈品贸易，特别是埃及地区香料市场的繁荣发展。但与此同时，该时期马穆鲁克王朝商人阶层财富的快速增长，以及瘟疫灾害后市场商品需求的快速增加，也为马穆鲁克苏丹政府上调贸易税收、实施财产征收政策，以及对香料贸易的彻底垄断埋下了伏笔。

　　第三，地区战争袭扰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来临。15世纪以来，随着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王朝内部危机频发，王朝边境地区与周边国家的扩张不断威胁着马穆鲁克王朝的地区权威。

　　在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位于马穆鲁克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缓冲地带的土库曼人杜尔戈蒂尔王国（Dulgadir），在其国王沙赫•苏瓦尔（Shah Suwar，1467—1472年在位）的领导下日益强大，一度占领安泰普（Ayntab）和达尔纳达（Darnada）等马穆鲁克王朝边境城市，威胁着王朝边境安全。苏丹嘎伊特贝（Qaitbay，1468—1496年在位）多次派遣远征军平息叛乱，但均遭受重创，损失惨重。

　　在马穆鲁克王朝东北部边境地区，白羊王朝（Aq Qoyunlu Dynasty，1378—1503年）在乌宗•哈桑（Uzun Hassan，1453—1478年在位）统治后期趋于鼎盛，并联合欧洲国家挑战马穆鲁克苏丹在叙利亚地区的权威。为阻止白羊王朝的不断扩张，1473年马穆鲁克苏丹嘎伊特贝下令进军幼发拉底河地区，乌宗•哈桑战败出逃，马穆鲁克王朝东北部边境地区的战火得以暂时平息。1501年，伊斯马仪一世（Ismail Safawi，1487—1524年）率军攻占白羊王朝都城大不里士，在波斯建立萨法维王朝（1501—1736年），由此成为马穆鲁克王朝东部地区的又一劲敌。据马穆鲁克历史学家伊本•伊亚斯（Ibn Iyas）记载，伊斯马仪一世的军队在1502年已向西扩张至阿勒颇地区，威胁着马穆鲁克王朝在黎凡特地区的统治。

　　在马穆鲁克王朝西北边境地区，奥斯曼帝国的日益强大对马穆鲁克王朝构成了贸易和军事双重威胁。奥斯曼帝国支持杜尔戈蒂尔王国攻占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马拉蒂亚（Malatya）。1484—1491年，苏丹嘎伊特贝多次派遣远征军，抵御奥斯曼帝国和杜尔戈蒂尔王国的进攻。面对奥斯曼帝国的强大攻势、地区埃米尔的倒戈相向与落后的武器装备，马穆鲁克军队节节败退。1517年，奥斯曼帝国军队兵临开罗城，并与马穆鲁克苏丹突曼贝（Tumanbay，1516—1517年在位）于城郊瑞达利亚（Raydaniyya）决战。突曼贝苏丹战败身亡，延续近三个世纪的马穆鲁克王朝覆灭。

　　马穆鲁克王朝末期的连年征战以及同时身陷多场对外战争，使其背负巨额军费开支。与周边国家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王朝对外贸易活动的风险与成本，商贸活动受限与经济收入减少，切断了马穆鲁克王朝重要的财政来源，加速了王朝国力的衰落。

　　与此同时，欧洲新航路的开辟及其在印度洋和阿拉伯海的扩张，对马穆鲁克王朝造成了沉重打击。1497年，葡萄牙人率先绕过好望角，开辟了一条前往印度和远东的贸易路线。欧洲船只可以避开马穆鲁克贸易关卡，行海路前往位于红海、阿拉伯海和印度洋的港口。首先，新航线的开辟对埃及与印度和远东地区的贸易带来了影响。这一时期，欧洲国家不断增强的海上实力，使往来于地中海、红海和印度洋海域的马穆鲁克商船面临着较大安全风险。国际商贸活动的中心也从吉达、亚历山大等昔日重要的马穆鲁克中转港口，逐渐转向欧洲。其次，新航路开辟使世界贸易市场中的商品价格出现波动，并导致马穆鲁克王朝各大商贸中心的交易量不断缩减。1501年，第一批经由新航线运往欧洲的香料货物抵达里斯本。沿途关税与道路运输成本的降低，使欧洲市场中的进口商品价格下降。这不仅提升了欧洲港口的贸易竞争力，也削减了埃及和叙利亚港口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的交易份额，进而削弱了马穆鲁克王朝在世界贸易市场中的地位。最后，新航路开辟使马穆鲁克王朝面临着欧洲舰队，尤其是葡萄牙舰队的袭扰。1504年葡萄牙人彻底摧毁了阿拉伯人在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香料贸易，阿拉伯商人经销的香料数量锐减。1515年，葡萄牙人控制了霍尔木兹，基本截断了阿拉伯与近东和远东的贸易往来，取代了昔日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贸易地位，并将经波斯湾或红海至地中海的欧亚传统商路扭转到大西洋一线。马穆鲁克苏丹曾通过外交谈判和发动战争的方式与之周旋，但马穆鲁克海军难以抵抗拥有先进航海技术和军备优势的欧洲舰队。数次远征的失败不仅加重了马穆鲁克王朝的财政负担，也使其彻底失去了对东西方贸易的掌控。

　　在内外危机的共同作用下，马穆鲁克王朝昔日重要的经济产业，特别是商贸逐渐衰落。14世纪下半叶以来，马穆鲁克王朝境内的各大商业市场相继没落，尼罗河贸易线路也逐渐衰颓，除部分红海线路与地中海港口因世界势力格局的改变重要性得以凸显外，开罗和福斯塔特等地的贸易市场大幅减少。至15世纪初期，开罗城市中心区域多达一万二千余个商业摊位不复存在，当地共计22个固定的贸易集市破旧混乱。以位于埃及与叙利亚地区间的重要商贸站点卡塔亚为例，1326年其向过往商人收税为每天1000第纳尔，到布尔吉马系穆鲁克王朝早期（1395—1396年），这一收入下降至每月8000第纳尔，至15世纪末，进一步减少至每年8000第纳尔。14世纪末以来马穆鲁克王朝商贸活动的由盛转衰可见一斑。由此，在政治局势动荡、经济危机加剧、自然灾害频发、对外战争失利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曾经贯通地中海与红海地区的马穆鲁克商贸网络已无昔日盛景。

结语

　　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红海—地中海商贸发展经历了一个自兴起到繁盛，再至衰落的漫长历程。13世纪下半叶，建朝初期的马穆鲁克人同时面临内部权力争斗，以及西方十字军与蒙古军队入侵的巨大压力，马穆鲁克苏丹主要致力于安内攘外，无暇顾及经济发展，特别是商业贸易，且受战争影响，商贸发展缓慢。14世纪初期，在消除了王朝内乱以及蒙古军队与十字军两大外敌威胁后，马穆鲁克苏丹政权趋于稳固。随着国力日益强大，马穆鲁克王朝苏丹更加重视发展经济，兴修尼罗河灌溉设施，促进农业发展，建设修缮尼罗河、红海和地中海东岸港口和道路等公共工程，推动了当地手工业、制造业和商业兴旺发达，可观的商业利润使马穆鲁克人开始致力于王朝的商贸建设和经济发展，逐渐构建起以王朝首府开罗为中心的红海—地中海商贸网络，成为东西方贸易交往的桥梁，辐射阿拉伯海远至远东印度洋、黑海和里海及高加索地区，以及北非诸城市和港口及意大利地区。

　　对于马穆鲁克王朝而言，商贸网络的繁盛促进了王朝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首先，繁盛的商贸网络促进了以农产品、纺织品和糖类为代表的马穆鲁克本土产品的生产和外销，以及香料、丝绸、奴隶和金属等商品的中转与进口，进而使商贸收入成为马穆鲁克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来源。其次，商贸的发展带动了王朝各地尤其是红海、地中海和尼罗河港口城市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巩固了马穆鲁克王朝的经济基础。最后，商贸网络的构建促进了埃及和叙利亚及阿拉伯半岛地区间的紧密联系，加强了马穆鲁克苏丹对王朝境内重要省区的掌控，为布尔吉系马穆鲁克王朝时期苏丹的贸易垄断和扩张奠定了基础。

　　对于东西方商人而言，马穆鲁克王朝商贸网络的繁盛发展，为地区贸易活动提供了相对安全便捷和宽松自由的商贸环境。一方面，王朝商贸网络覆盖范围广阔，其中传统与新兴贸易线路交织，海路与陆路商贸站点结合，既为东西方贸易交往提供了最短路径，也为地区商人提供了多种选择。另一方面，伯海里马穆鲁克王朝时期的贸易政策相对自由宽松，活跃的中转贸易及其与周边国家积极的外交联系，吸引了各国商人的到来。自纳绥尔苏丹时期开始的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和王朝日益强大的实力，为王朝境内的贸易活动提供了快捷和安全保障。马穆鲁克王朝商贸网络的发展既调动了地区贸易往来的积极性，也在13世纪十字军东侵与蒙古人西征的战争阴霾下，构建起东西方交往的舞台。

　　但在14世纪末布尔吉系马穆鲁克苏丹掌权后，以经济危机、政权腐败、自然灾害和瘟疫为主的各类要素共同影响着王朝的商贸发展。财政紧缺与政局动荡，迫使马穆鲁克苏丹采取相应的经济或军事手段应对危机。苏丹对商贸活动的干预于15世纪20年代愈演愈烈，贸易垄断政策的重要性逐渐凸显，重要商品的进出口、外来商队的行动以及商道的畅通，皆处于王朝政府的严密掌控之下。马穆鲁克王朝商贸政策由宽松自由向垄断限制的转变，不仅反映了苏丹政府内部治理能力不足，诸多政策不当，措施不力，特别是货币政策失效，而且折射出马穆鲁克王朝统治者对外交往能力减弱，地区冲突加剧，无力应对日益强大的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同时还反映了马穆鲁克王朝不能顺应时代发展，学习吸收新的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时，世界从分散走向统一之际，马穆鲁克王朝丧失了在东西方商贸中的枢纽地位，最终成为时代的弃儿。

　　（注释略）

　　（作者：何志龙，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顾恺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