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伟：农民协会与德意志帝国的农业保护

内容提要：在高速工业化和国际贸易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以农产品进口换取工业品出口的需要和外来廉价农产品的涌入导致德意志帝国出现了农产品价格与利润双双下跌的状况，使农业保护问题凸显。尽管农业界发出了强烈的保护呼声，但自俾斯麦离职后，新任帝国宰相卡普里维却改变了自1879年以来所实行的农业保护政策。原本与农业界紧密合作的德国保守党，此时也并未坚决支持农业保护政策。在此背景下，德国农业界在1893年创立了农民协会。凭借出色的竞选动员能力和贵族特权地位，农民协会迅速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优势地位，并基于农业至上和政府干预理念，提出了以提高关税为核心的一系列农业保护建议。农业危机的不断加剧与农民协会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共同构成了帝国当局决心加强农业保护的主要驱动力。帝国当局不顾工业界反对所推行的农业保护政策，如提高粮食进口关税、禁止粮食期货交易、强化进口畜产品检疫，以及严格控制人造黄油的生产与销售等，有效促进了农业的复苏与进步，有利于德国工农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德意志帝国　农民协会　农业保护　铁麦联盟　国际农产品贸易

　　当今的德国不仅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城市化国家，更是一个注重农业保护的国家。自19世纪晚期以来，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和国际农产品竞争的日益激烈，德意志帝国逐步采取措施加强农业保护，实现了工农业协调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民协会(Bund der Landwirte，简称BdL)作为该国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农业利益集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

　　以德国学术界为代表的西方学术界很早就认识到农民协会在德意志帝国时期对农业保护的关注和影响。自二战末期起，西方学者开始运用阶级分析法，将农民协会对农业保护的支持视作其维护容克地主利益的表现。他们认为，农民协会所推崇的这一政策阻碍了德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并对该国走上法西斯独裁的“特殊道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如在奥地利接受教育的美国学者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曾在1943年时指出，通过支持关税保护政策，德意志帝国的容克地主不仅捍卫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而且还让无法从关税中获益的中小农民接受了自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农业保护阻碍了农业界与德国现代工业社会的整合，并最终成为农业界转向支持纳粹的先决条件之一。二战之后，上述观点在汉斯─尤尔根•普勒(Hans-Jürgen Puhle)、汉斯•罗森贝格(Hans Rosenberg)等左翼学者的支持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然而，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新方法和新资料的应用，帝国农业保护政策主要有利于容克地主的说法开始受到质疑。21世纪初，以科尼利厄斯•托普(Cornelius Torp)为代表的学者又从全球化的视角重新审视帝国农业保护政策。他认为，农民协会倡导此种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护容克地主的利益。总体而言，西方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农民协会在贸易领域对帝国农业保护政策的影响，且大多数学者只是将帝国农业保护政策视作农民协会为容克地主谋求利益的产物。迄今所见，尚无成果专门就农民协会对整个帝国农业保护政策的推动作用展开过系统、全面的论述。在国内，史学界对德国农业政策的专题研究主要集中于纳粹时期。个别学者对帝国时期的农业保护问题给予过一定的关注。邢来顺指出，工业化冲击下对外贸易结构的转变，是导致德意志帝国确立和调整农业保护政策的主要原因。但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专门研究帝国时期农民协会与农业保护关系的成果问世。

　　面对农业陷入危机，而工业界则日益壮大并逐渐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这一局面，农民协会是如何促使政府加强农业保护，进而使德国走上了工农业协调发展的道路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试图依托1871—1914年出版的帝国统计年鉴、帝国和普鲁士议会速记报告，以及各大工、农业利益集团的相关原始资料，首先探讨农业保护问题的凸显与农民协会的成立，然后论述农民协会提出了怎样的农业保护理念及建议，最后阐述在农民协会的推动下，帝国政府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促进了工农业的协调发展。

一、农业保护问题的凸显与农民协会的成立

　　19世纪晚期，高速工业化和国际农产品竞争给德意志帝国的农业带来了危机与挑战。1871年德意志帝国统一后，其迅速实现了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的转变。从就业结构来看，1871年，德国尚有半数的劳动力以农业、林业和渔业为生，而以工业、手工业和采矿业为生的劳动力则仅占劳动力总数的29%。不过，自20世纪初期开始，德国以工业、手工业和采矿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就赶上了以农业、林业和渔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到了1913年时，在其第二产业中就业的劳动力比例已经比第一产业高出了3.3个百分点。从产值份额来看，1870—1904年，第一产业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40%左右下降到了30%以下，第二产业在社会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则从大约30%上升到40%左右。到1913年，农业产值已经不足社会生产总值的1/4，占社会生产总值将近一半的工业已经成为德国经济的主体。虽然农业的总产值仍在增加，但它却“永久地丧失了在整体经济中的首要地位”。

　　与此同时，德意志帝国在现代化进程中还面临着外国农产品竞争所带来的挑战。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随着交通和通信系统的革新，以及农业生产和运输条件的改善，国际农产品贸易得到了迅猛发展。据学者估计，在18世纪末，国际谷物和面粉的贸易量平均为每年1000万百升(Hektolitern)。而到1887年，这一数字就已超过5亿百升。20世纪初，仅谷物出口量就达到4亿百升。“世界粮食市场和冷冻肉市场的一体化在此期间发展得异常迅速，并因此而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降。”

　　在高速工业化和国际农产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德国面临着一项迫切的需求——以农产品进口换取工业品出口。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随着工业的迅猛发展，德国国内市场越来越无法满足本国工业产品的消费需求。与此同时，国际农业贸易的快速发展也刺激农产品富余的国家寻求出口机会。在这些农产品富余国家中，工业发展相对缓慢的沙俄、奥匈帝国等国则成为德国潜在的工业品销售市场。为了更好地出口工业产品，德国必须通过与他国签订贸易条约来共同降低关税，并保持本国对外国农业市场的开放。1872—1913年，德国食品、饮品和牲畜的进口量增长了1.6倍。粮食贸易逆差也在不断扩大。德国采取农产品进口换取工业品出口的策略，导致本国农业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来自海外尤其是美国的大规模廉价农产品，使得德国国内农业生产利润微薄，甚至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随着国内农业逐渐陷入困境，帝国的粮食安全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这是促使德意志帝国加强农业保护的重要原因。

　　高速工业化和国际农业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外国廉价农产品涌入德国。冲击德国市场的外国粮食之所以廉价，主要是得益于其较低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农业生产方面的成本优势非常明显。首先，这些国家的土壤肥沃，在“原始肥沃的土壤中种植的谷物，在价格方面很容易与西欧长期使用且有些枯竭的土壤中的谷物相竞争”。其次，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过了立法，使垦殖定居者能够以低价或几乎免费的价格获得财产。便宜的地价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农业生产成本。最后，这些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农用机械也得到了较多的使用。1860—1900年，美国农场保有的农机数量和价值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据1875年的一项调查，美国中西部地区有超过50%的农民采用了播种机。而在德国，1882年时只有0.5%的小块农业用地(Parzellenbetriebe)和3.8%的小农场(Kleinbetriebe)拥有一台机器。1880年左右甚至有五分之一的大型农场仍在不使用机器的情况下进行管理。较高的机械使用率也有利于美国等国降低自己的农业生产成本。

　　与此同时，以汽船和铁路大发展为标志的交通革命还大大降低了美俄等国家向德国出口谷物的运输成本。1868—1902年，小麦从芝加哥到纽约的运费下降了三分之二以上，从纽约到利物浦的运费下降了五分之四以上。1870年，将1吨小麦从芝加哥运到德国最重要的海外谷物贸易站曼海姆需要80马克；1905年，同一条路线的运输成本降至25—30马克。与此同时，俄国铁路网络的建成也有利于降低其粮食外运的成本。铁路网络将俄国黑土地带与德国市场紧密连接起来，再加上“国家补贴，俄罗斯出口粮食的运输成本被降至最低”。

　　低廉的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了美、俄等国的粮食价格，刺激了它们的粮食出口。即使加上运费，美俄对德粮食出口仍然有利可图。因此，在德国不断增加的小麦进口中，美俄所占份额从1880—1884年的43.61%，上升至1885—1889年的56.93%、1890—1894年的61.49%、1895—1899年的75.47%。两国在德国黑麦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也出现了类似的上升态势。

　　在农业市场保持开放和外国廉价农产品涌入的打击下，德国国内谷物价格总体呈现下跌趋势。由于德国谷物主要由大农场，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生产，所以“当海外和俄罗斯越来越多的廉价谷物运抵德国市场时……德国最重要的农业生产者——易北河以东大地主栽培的重要单一作物价格跌幅最大”。

　　与“谷物大入侵”同时的还有“畜产品入侵”。帝国时期，农场中每公顷牛、猪、山羊和鸡的保有量与该农场规模成反比，这意味着牲畜主要集中在小农场上。因此，中小农民对畜产品价格的波动十分敏感。自19世纪70年代中叶起，随着冷冻技术在远洋运输中的大规模应用，海外肉类产品涌入欧洲市场。1879年，美国出口了近12亿磅、价值近8000万美元的猪肉产品，其中10%为德国所进口。1883—1885年，生猪进口约占德国猪肉消费量的8%。大量猪肉产品的进口往往会压低欧洲本地的猪肉价格。受海外牲畜和肉类产品的影响，1881—1888年，德国牲畜的价格指数从116下跌到97。牛肉、猪肉、羊肉的全国平均价格也分别从每100千克109马克、105马克、109马克下降到107马克、90马克、93马克。

　　此外，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生产乳制品的德国农业经营者也在国内外对手的激烈竞争中日渐窘迫。在国内，不仅人造黄油工厂的扩张给生产天然黄油的乳制品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而且黄油价格在1887—1892年也出现明显的下跌；随着各国之间竞争的加剧，黄油的出口利润不断下降，出口量也近乎腰斩。农业界对人造黄油满怀敌意，而“国内外黄油价格下跌，以及德国黄油出口量在1885—1886年的大幅下降，则加剧了这种悲愤”。

　　农产品价格的下跌，让德意志帝国农业界尤其是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们苦不堪言。由于高速工业化导致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劳动力向收入更高的西部工业区和北美地区流动，使得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成本上升。因此，该地区的主要农作物小麦和黑麦的市场价格在许多年份都接近甚至低于其生产成本。例如，在1870年、1880年、1893年和1900年，小麦的成本和价格比分别为198.6∶204、217.9∶221、151.5∶156、151.8∶158，黑麦的成本和价格比分别为143.5∶143、187.9∶185、170∶165、142.6∶139。“到90年代中期，这种价格下跌被证明对碳水化合物(谷物)的危害要大于对蛋白质和脂肪产品(蛋、肉类)的危害，因此，与普通农业经营者相比，对容克地主的打击更为严重。”除了容克地主外，中下层农民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农产品尤其是畜产品价格下跌的影响。

　　在高速工业化和国际农产品贸易的冲击之下，以农产品进口换取工业品出口的需要和外国廉价农产品的大量涌入沉重打击了德国农业界，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进而凸显了农业保护的必要性。面对日益凸显的农业保护问题，俾斯麦在易北河以东大农场主的支持下，于1879年提高了农业进口关税。然而，这一政策并未有效地阻止外国廉价农产品的涌入并缓解农业危机。俾斯麦下台后，由于继任帝国宰相兼普鲁士首相的里奥•冯•卡普里维(Leo von Caprivi)推行贸易自由主义，原本亲近农业界的德国保守党(Deutsche-konservative Partei)也没有全心全意地支持农业保护关税，再加上1890年左右短暂恢复的谷物价格从1891年开始又出现了明显的下降，农业领域“前所未有的动员浪潮”逐渐形成。而在这场动员浪潮中，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便是农民协会的崛起。

　　大地主们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通过保守派政党和利益集团表达自己开征农业保护关税的诉求。1878年3月，谋求提高农产品关税的保守派政党与同样支持贸易保护主义的中央党(Zentrumspartei)一起组建了自由经济联盟(Freie Wirtschaftliche Vereinigung)。与此同时，虽然1876年2月成立的工业利益集团“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对农业关税并无兴趣，但鉴于其自身实力的弱小，它还是在1879年年初与容克地主领导的税收及经济改革者协会暂时共同组成了倡导贸易保护的“铁麦(Roggen und Eisen)联盟”。在“铁麦联盟”和自由经济联盟的推动下，正打算向贸易保护主义靠拢的俾斯麦向帝国议院递交了提高工农业进口关税的法律草案。1879年7月12日，帝国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决定向三种主要谷物小麦、黑麦、燕麦征收每吨10马克的进口关税。

　　19世纪80年代，随着世界农产品特别是粮食市场的日渐形成，德国谷物价格在外来廉价谷物的冲击下持续下跌。农业界呼吁国家进一步加强农业保护。半官方的咨询机构——农业委员会(Landwirtschaftsrat)也明确要求所有行业在海关和贸易政策方面都应享有平等的地位。持续下跌的粮食价格和不断高涨的农业界呼声引起了俾斯麦的高度关注。他以保护“民族工作”和保障粮食安全为由，制定了进一步提高谷物关税的法案。1885年和1887年，在保守派政党、中央党和民族自由党右翼等农业利益代表的支持下，帝国议院先后两次通过了俾斯麦政府提高粮食关税的法案，将德国小麦、黑麦、燕麦的进口税分别提高到每吨50马克、50马克和40马克。

　　然而，出于实施工业品出口战略、打破欧美各国关税壁垒等动机，继俾斯麦之后担任帝国宰相的卡普里维在德皇威廉二世的支持下决定牺牲农业利益，转向自由主义的外贸“新路线”。他在左翼自由派(Linksliberalen)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以下简称“社民党”)等中左翼政党的支持下，先后与多国缔结新的贸易条约，大幅度降低了对缔约国农产品所征收的关税。如在1891年与奥匈帝国签订的条约中，德国就同意将小麦和黑麦的关税从每吨50马克降至35马克。卡普里维的关税政策引起了农业界的强烈不满，并致使其进一步倒向农业保护主义。

　　就在农业界试图阻止国家在自由贸易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之际，一直与农业界保持密切合作的德国保守党却没有坚定地支持农业保护政策。由于保守党内部在如何应对农业危机和卡普里维自由主义贸易政策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再加上1892年时农业危机的进一步加重，大地主们决定团结所有农业力量，建立一个专门捍卫农业界利益的压力集团。“我们必须紧密地团结在一个农业党周围，从而寻求获得对议会和立法更大的影响力。”“现在是时候建立一个协会了，它将各个方面团结起来……每个农民都可以为这样的协会作出贡献。”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以“保护和加强农业”为“首要任务”的政治利益集团——农民协会在1893年2月18日成立了。

二、农民协会的优势及其农业保护建议

　　农民协会创立不久后就在帝国获得了政治地位。该协会一直将自己视为德国农民唯一合法的代表，并大力招募成员。随着成员数量的增长和各级分支机构的完善，农民协会很快就成为当时“最大、组织最好、最现代、最全面的统一农业组织”。农民协会的成员构成非常多样化，涵盖了不同的社会阶层。据统计，1898年大地主在协会中的比例为0.75%，而到了1902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0.5%。相反，超过75%的成员是经济实力较弱的小农。这些成员在协会中被严密地组织起来，形成了自上而下的6个层级，即总部、省或邦分部(Provinzial-und Landesabteilung)、选区分部(Wahlkreisabteilung)、区分部(Bezirksabteilung，区是介于省和县之间的地方行政级别)、各县的“主体小组”(Hauptgruppe)和“地方小组”。纵观整个威廉二世统治时期，没有其他德国农业利益集团可以真正撼动农民协会的政治地位。而只有成为农业界利益的主要代言人，该协会的诉求才有可能引起国家的重视。作为帝国农业领域最大的政治利益集团，农民协会可以通过报刊宣传、游说请愿、干涉选举等方式，在帝国和普鲁士王国两个层级上对国家机关的决策施加影响。

　　根据德意志帝国宪法，用于帝国目的的海关和贸易立法，以及税收、医疗和兽医警察政策须受帝国及其立法的监督。这意味着，虽然帝国政府并不对立法机构负责，但帝国在上述农业相关领域的立法，却必须经过帝国议院的批准才能生效。在男性公民通过“无记名投票的普选和直接选举”产生的帝国议院中，农民协会并没有因农业人口的减少而居于劣势。在成立的当年，就有约100名该组织的成员成功当选帝国议院议员。在1898年的帝国议院选举中，又有118名得到农民协会支持的候选人当选。从占议员总人数的比例来看，支持农民协会的议员在这两次选举中分别达到了25%和30%，超过了同届帝国议院中所有单一政党的议会党团。1893—1914年，帝国议院共有农业界出身的议员321人，而工商企业主、工人和企业职员出身的议员则只有218人。在此期间，历届帝国议院中出身于农业领域的议员人数始终明显超过来自第二、三产业的议员。在帝国议院中的优势地位为农民协会影响帝国政府的决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农民协会之所以能在帝国议院中取得如此明显的优势地位，首先是因为其具有强大的竞选动员能力。协会在其章程中就已经设定了影响全德议会选举的目标。“它拥有约30万名成员和一套延伸至各个选区并能够发起大规模选举动员的训练有素的机构。”凭借其强大的竞选动员能力，农民协会可以将更多自己的成员和支持者送入帝国议院，并由此对帝国农业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除强大的竞选动员能力外，帝国议院的选举制度中也有对农民协会有利的地方。一方面，选区划分对其有利。从1871—1910年，德国大城市的人口增长迅速，而5000人以下小乡镇的人口则明显下降。但在此期间，帝国议院的名额分配却没有明显变化，大城市并未因人口增长而获得更多的议席。这样的选区划分显然有利于农业界。“柏林一名议员平均代表125000名选民；而著名的容克家族故乡东普鲁士的一名议员，则平均只代表24000名选民。”另一方面，宪法中关于立法机构成员不得领取薪酬的规定也明显有利于农民协会加强自己的地位。缺少薪酬对帝国议院中不同阶层的议员影响迥异，只有大地主几乎完全不受这一措施的影响。

　　俾斯麦下台后，帝国议院在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呈现出明显的上升态势。农民协会则依靠自身强大的选举动员能力，将帝国议院变成了向当局施压、维护本集团利益的重要工具。自1893年建立以来，农民协会不仅参与阻止了多项危及农业界利益的法案的通过，而且还由此影响到后俾斯麦时代多位帝国宰相和其他高官的去留，甚至威廉二世所推崇的舰队扩张法案也差点因为农民协会的反对而夭折。只是在帝国政府许诺加强农业保护后，这一法案才勉强在帝国议院获得通过。

　　农民协会还可以利用贵族政治特权，在普鲁士立法和农业公共机构(öffentlichen Körperschaften)中保持强大的影响力，并由此促使普鲁士政府加强对农业的保护。农民协会在普鲁士立法机构中拥有巨大的政治特权。协会不仅在被称之为“大地主阶级的堡垒”的贵族院中占有天然优势，而且还可以利用三级选举制在众议院中为自己攫取大量的席位。这“保证了农民协会在普鲁士众议院的关键地位……得益于普鲁士既不平等也不秘密的间接三级选举制度，农民协会不仅能够避免帝国议院选举中通常需要的漫长的鼓动准备时间，而且还能够轻易取得成功”。在1903年、1908年、1913年普鲁士众议院的三次换届选举中，新选出的议员总数分别为433人、442人和443人，其中属于农民协会的成员分别有157人、168人和150人。农民协会的成功，让农业界在普鲁士立法机构中拥有了比工商业界更多的代表。由于在帝国时期对内农业事务主要由各邦国自己负责，所以控制普鲁士立法机构，也是农民协会推动政府加强农业保护的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凭借众多地主乡绅会员的支持和出色的农村人口组织能力，农民协会得以将众多干部输送至普鲁士农业公共部门。在县议会(Kreistag)选举基层农业公会(Landwirtschaftskammer)时，那些“信息灵通且政治活跃的农业组织支持的候选人”往往能够顺利当选。在普鲁士农业公会的领导机构国立经济学院(Landesökonomiekollegium)以及作为农业主管部门咨询机构的德国农业委员会中，农民协会也拥有不少代表。这两个机构的主席也曾由协会的成员担任。通过这些在农业公共机构中的代表，农民协会不仅可以尽早了解普鲁士农业部准备的草案和条例，还可以在草案和条例的制定阶段对农业政策施加影响，并促使政府进一步关注自己保护农业的诉求。

　　在政治上迅速获取优势的同时，农民协会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农业保护思想。一方面，该组织强调农业是德意志帝国的基石。在农民协会看来，农业不仅是国家经济繁荣的基础，更是军事安全的保障。同时，该组织还深信农业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和政权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政治独立，以及祖国的安全，最终都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即本国农业能够永久地为人民提供食物。”另一方面，农民协会还强调政府干预，尤其是贸易保护对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协会尤其要求通过提高关税来阻止外来廉价农产品的涌入。“我们要求保护德国的农业，否则它就会灭亡，我们会看到三十年战争之后的状况，大片的土地绝收，家庭贫困。”为了贯彻自己的农业保护理念，同时从现实需要出发，农民协会制定了一系列以提高农产品进口关税为核心的农业保护建议。

　　首先，提高进口关税是农民协会一以贯之的、最核心的农业保护建议。1891—1892年，德国已经通过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签订新的贸易条约降低了两国农产品的进口税。因此，农民协会建立后，其首要目标就是阻止帝国与沙俄等其他国家继续签订对农业不利的新的贸易协定。在1893年制定的第一个行动纲领中，该组织明确要求对谷物产品“给予足够的保护性关税；因此，不应降低现有关税，不应该与俄罗斯和其他国家达成贸易条约”。当1894年中期德俄贸易条约被批准后，失望的农民协会开始了更加激烈的斗争。协会的“抗议持续高涨，现在普遍针对政府政策”。

　　其次，严控粮食期货交易。鉴于帝国政府执意要降低粮食进口关税，农民协会还绕过卡普里维关税体系，提出了在它看来可以最有效、最直接地提高国内粮食价格的一些替代性建议。在这些建议中，对帝国农业保护政策影响最大的当属严控粮食期货交易。农民协会认为，这是“基于大型粮食生产商完全取消产品交易所或至少限制其有效性的真正利益”而提出的建议，因为交易所的交易机制不允许粮食价格长期保持在高水平。农民协会建立后，严控证券交易所中的粮食期货交易就成为它的主要目标之一。而到1896年年初的代表大会决议时，农民协会更是明确表示“谷物和磨粉产品的期货交易都应该被禁止”。

　　最后，强化畜产品进口检疫及对人造黄油产销的监管。在农民协会看来，对于保护农业而言，虽然提高粮食价格才是关键，但维持畜牧业的平稳发展也是必不可少的。为此，除了呼吁提高畜产品关税之外，该协会还特别强调加强畜产品进口检疫工作的重要性，并要求对人造黄油生产及销售环节进行更为严格的监管。农民协会多次建议国家收紧畜产品的进口检疫政策，并希望国家能加强对国内牲畜流行病的控制。该组织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加强进口肉类的检疫，除了它所宣称的要保障德国人民的健康之外，还源于以下考量：减少国外肉类产品的竞争、提高国内肉价；实现农业的自给自足；向小农证明农民协会也代表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因为人造黄油压低了天然黄油的价格，损害了农业界的利益，所以农民协会还要求严格管控人造黄油的生产和销售。1894年春季，协会在向帝国议院经济委员会提交的法案中，明确规定禁止在人造黄油生产过程中使用任何牛奶添加剂，禁止制造人造黄油奶酪以及为人造黄油进行染色。同时，法案要求将人造黄油与天然黄油分开销售，并规定使用人造黄油的餐厅和面包店需履行申报义务。除上述农业保护建议之外，农民协会还提出了成立“农业公会”、扩建乡村支线铁路及粮仓等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建议。

　　面对高速工业化和国际农产品竞争所带来的压力，政治上迅速取得优势地位的农民协会形成了“以农为本、政府干预”的农业保护理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进口关税、禁止粮食期货交易、加强畜产品进口检疫、严控人造黄油产销等农业保护建议。凭借自身在帝国政治中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农民协会试图推动政府和议会继续实施农业保护政策。

三、农业保护的加强及其影响

　　在高速工业化和国际农产品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激进的农业保护诉求让农民协会与工业界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为了安抚政治上强大的农民协会，帝国政府不顾工业界及其政治代表的反对，逐步强化了以提高关税为核心的农业保护政策。

　　1893年后农民协会的崛起给卡普里维及其继任者克洛德维希•霍恩洛厄(Chlodwig， Fürst zu Hohenlohe)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虽然他们不想向农民协会的激进诉求让步，但与此同时，为了拉拢农民协会，减少其对关税降低的不满和反抗，卡普里维和霍恩洛厄又不得不顶着工业界的压力，采取非关税措施来加强农业保护。其措施主要有以下三条。

　　首先是全面禁止粮食期货交易。禁止粮食期货交易是农民协会提出的保护农业的主要手段之一。由于坚持这一要求，农民协会与工业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秘书长回忆说，强大的土地运动“设法煽动了反对证券交易所的运动”，帝国议院讨论《证券交易法》时“整个谈判呈现出政府不断从农民的强烈鼓动中撤退的画面”。1895年12月3日，开幕伊始的第九届帝国议院收到了《证券交易法》草案。当天主持帝国议院开幕式的霍恩洛厄也明确表达了通过《证券交易法》安抚农民协会的意图：“即使是不参与证券交易所交易的群体，即农产品生产者，其经济利益也会受到证券交易所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证券交易法》草案的目的是尽可能抵制这种滥用行为。”在帝国议院讨论《证券交易法》草案期间，农民协会希望未来的《证券交易法》能明确禁止粮食期货交易。尽管这一愿望遭到了资产阶级自由派政党和社民党的坚决反对，但在保守派政党和中央党的支持下，帝国议院最终还是采纳了农民协会的建议，在1896年6月22日出台的《证券交易法》第50条中加入了有关“禁止谷物和磨粉产品进行期货交易”的规定。

　　其次是全面加强对进口肉类和牲畜的检疫，禁止从涉疫国家进口畜产品。卡普里维对农民协会的另一让步是修正《帝国牲畜疾病法》。根据该修正案，德国政府同意在1896年春天将猪的进口配额减少到每周1300头，并禁止进口新鲜猪肉。这一政策遭到了上西里西亚重工业家的反对，因为他们“需要来自俄罗斯的畜产品以满足上西里西亚工人的需求”，同时担心过于严格的进口检疫会遭到俄罗斯的报复。然而，为了满足农民协会的要求，帝国政府仍在继续收紧畜产品进口检疫政策，并于1899年2月17日将《屠宰牲畜和肉类检疫法》草案递交到帝国议院。草案要求供人类食用的猪、牛、羊等肉类应接受海关的严格检疫，但同时又规定，国内肉类在屠宰前后需要接受两次官方检疫，而进口肉类则仅需进行一次。包括农民协会在内的农业界对该草案非常失望，认为其“偏爱外国”。帝国议院中占多数的中右翼政党议员也拒绝以双重标准检疫国内外肉类产品。最终，政府和代表农业利益的议员们达成妥协：1900年6月3日通过的《屠宰牲畜和肉类检疫法》仍绝对禁止进口香肠、肉类罐头和带有防腐剂的肉类，但允许进口4公斤以上的腌肉或咸肉。如果进口的肉或动物被判定为有涉疫风险，则必须销毁它们。

　　最后是进一步严格加强对人造黄油的管控。“人造食用油市场监管的主要矛盾是农业与工业之间的矛盾。”在19世纪80年代，农业界就要求国家加强对人造黄油的监管，并因此而与工业界的人造黄油生产商产生了明显的分歧。在保守党和中央党的支持下，1887年7月11日，帝国议院最终通过了《人造黄油法》，禁止将人造黄油和天然黄油混合。1890年卡普里维上台后，普鲁士农业部和国务委员会接受了农民协会进一步严格管控人造黄油的要求，制定了《人造黄油法》修正草案。以普鲁士提供的草案为基础，帝国内政部起草了《人造黄油法》修正案，“该草案是基于农业界的意愿……它规定了严格的国家监督规范，并包含了将人造黄油和天然黄油严格分离销售的农业需求”。在多数议员的支持下，帝国议院于1896年7月2日通过了禁止对人造黄油染色并将天然和人造黄油分开进行销售的法案。

　　然而，在1895年成立的食品和奢侈品工业联合会的积极游说之下，帝国议院通过的《人造黄油法》修正案被联邦参议院否决。此后，农民协会被迫寻求与工业界达成妥协。1896年12月16日，中央党、德国保守党向帝国议院提交了获得农民协会主席贝特霍尔德•冯•普洛茨(Berthold v. Plotz)认可的《人造黄油法》新修正案。该议案虽然依旧包括染色禁令，但它同时也规定了只在超过5000居民的地方对天然和人造黄油实行分离销售。1897年5月19日，帝国议院通过了这一“即使不能满足农业全部要求，却也能满足其最重要需求”的法案。

　　除推动帝国议院制定上述农业保护法案外，农民协会在这一时期还促使普鲁士议会相继颁布了创立农业公会和建设乡村支线铁路、粮仓的法令。这些法令旨在通过推广农业机械与技术、发展农业继续教育、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等措施，支持农业复兴，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

　　1900年比洛上台后，帝国政府明显比之前更加注重维护农业利益，卡普里维时代一度被降低的农业保护关税也重新得到了提高。农民协会一直强烈要求提高被卡普里维降低的农产品进口关税。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虽然在口头上说要维护农业界的利益，但实际上，它对卡普里维与其他国家新签订的贸易条约是非常欢迎和支持的。到1900年前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工业界开始公开抵制农民协会的关税诉求。1901年2月，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明确表示，农业关税的增加“只会在与共同利益相适应的范围内发生，特别是不能拒绝签订长期贸易协议”。当比洛政府提交设立农产品最低关税的《关税法》草案至帝国议院时，德国工业家中央协会和1895年成立的德国工业协会都明确否决了政府的草案。与此同时，在德国三大工会组织中，亲社民党的自由工会、自由主义的

　　“希尔施—东克尔工会”和基督教工会下属的五金等行业工会也都旗帜鲜明地拒绝了农民协会提高农产品关税的诉求。随着1900年左右工农业界在农业关税问题上的矛盾不断激化，19世纪70年代末期形成的“铁麦联盟”也彻底破裂。大地主汉斯•冯•卡尼茨(Hans von Kanitz)议员明确指出，“如果一方宣布我们必须认为绝对合理的那些要求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那么我们真的看不出将我们与工业界联系起来的友好关系将如何长期持续下去”。

　　为了缓解农业危机，安抚强大的农民协会，比洛出任帝国宰相后决定提高谷物关税。他表示，“农业是每个国家最重要的一环，它的繁荣对于国家的繁荣、独立以及全民福利是必不可少的……新关税制定后，我们不会逃避对农业的责任”，“政府充分认识到农业所处的困难条件，并受到有效改善状况的愿望的启发”。在比洛的大力支持下，帝国政府于1901年11月19日提交了新的《关税法》草案，该草案不仅为农业设置了最低和最高的“双重关税”体系，而且将小麦和黑麦关税从卡普里维时代的每吨35马克分别提升至65马克(最低55马克)和60马克(最低50马克)，燕麦关税也从28马克提升至60马克(最低50马克)。

　　农民协会的主要领导人坚决支持政府提高关税的做法。不过，在农民协会看来，新《关税法》草案仍然不足以保护国内农业。它要求将小麦、黑麦等主要粮食作物的最低关税提升至每吨75马克。在帝国议院中代表农业利益的中右翼政党议员也认为政府草案对农业的保护不足，但代表工业利益的左翼自由派政党和社民党却坚决反对提高粮食关税。

　　为了能让法律草案早日获得通过，切实加强对农业的保护，亲农业的帝国党(Reichspartei)领袖威廉•冯•卡尔多夫(Wilhelm von Kardorff)于1902年11月27日向帝国议院提出了一项动议。该动议虽然未能按照农民协会的要求提高四种主要谷物的最低关税税率，但它同时也对中右翼政党做出了如下让步：对牲畜征收最低关税；大麦税中分离的麦芽和酿造大麦的最低税率从政府关税草案中规定的每吨30马克增加到40马克；将谷物关税的结余部分用于为寡妇和孤儿设立保险计划等。得到了农民协会及中右翼政党支持的帝国议院，最终以卡尔多夫的动议为基础，在1902年12月14日出台了新的《关税法》。农民协会对此法律非常满意，并全力支持德国根据该法与其他国家重新签订贸易协定。

　　在农民协会的推动下，德意志帝国所采取的农业保护措施有效提高了农产品价格，维护了农业界的利益。提高农产品价格维护了包括容克地主在内的整个农业界的利益。随着提高关税等农业保护措施的推行，粮食、肉类和黄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都呈现出明显的上涨态势。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尽管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受益最大，但中下层农民同样也获得了实质性的好处。早在帝国时期，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和古斯塔夫•施莫勒(Gustav Schmoller)就指出，中下层农民可以从关税和粮价上涨中获益。这一观点后来为现代经济史学家通过计量的方法所证实。“农民对市场的适应包括继续生产谷物。他们对关税的支持与这一事实完全相符，而不是保守的容克从上层进行操纵的结果。”此外，中下层农民也可以从畜产品价格上涨中获利。

　　帝国农业保护有利于推动农业的复兴，为德国走上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随着粮食价格的攀升，德国农业界，特别是容克地主的种粮积极性显著提升。资金短缺一直是制约德国农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较高粮价的刺激下，农业界愿意将更多资金投入粮食种植，并加大了对帝国东北部贫瘠地区的开发力度。随着播种面积的扩大，德国四种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也在1906年之后呈现出明显的增长态势。同时，肉类、黄油等畜产品的产量也大幅度提高。1908年后，德国农产品自给能力明显加强。尤其是黑麦出口的增加，使得一战前夕德国粮食的总入超量大幅下降。即使在一战期间，尽管小麦进口受阻，黑麦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粮食需求的压力。帝国时期的农业复兴和发展使德国成功转型为一个“具有强大农业基础的现代化工业国家”。

　　德意志帝国的农业保护政策还在一战后得到了传承。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不仅进一步改进了各类农业振兴措施，而且还在1925年恢复了被《凡尔赛条约》中止的农业贸易保护机制。联邦德国建立后，其农业关税保护体系依旧以1902年比洛关税为基础构建。即使到欧洲共同农业市场建立后，虽然国家关税体系为欧洲关税体系所取代，但联邦德国也仍在为本国农业界争取各种保护和补贴。在政府强有力的干预和支持下，德国农业在大多数和平时期都能够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一个相对可靠的保障。因此，帝国时期农业保护传统的确立，有利于德国走上工农业相对协调发展的道路。

　　总之，在1893年以后，面对农民协会的激进诉求，一直对农业保护心怀不满的工业界，选择在1900年前后与农民协会所代表的农业界公开决裂。为了稳定政治上强大的农民协会的情绪，减少高速工业化和国际农产品竞争对本国农业的不利影响，德意志帝国决定进一步强化农业保护政策。帝国时期农业保护政策的强化虽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负担，但这一政策却维护了整个农业界的利益并加快了农业复兴的步伐，其所塑造的农业保护传统也对德国走上长期致力于工农业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结语

　　农民协会因德意志帝国政府对农业保护的不足和保守党在这一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而兴起。该协会在加强帝国农业保护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帝国政治领域中首屈一指的农业利益集团，协会成功地促使帝国当局接受其大部分诉求，并在1902年比洛《关税法》出台后致力于维护和践行这一法律。农民协会之所以能够战胜实力雄厚的工业界，促使帝国政府采取措施加强农业保护，一方面归功于其强大的竞选动员能力及在普鲁士政治制度中的特权地位；另一方面因为帝国政府在面临农业危机时认识到了农业保护的必要性。

　　农民协会推动帝国农业保护加强的过程及结果体现了德国现代化道路兼具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特点。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伴随着工业迅猛发展以及国际农产品竞争的加剧，包括美、法在内的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样面临与德国相似的农业危机和来自农业界的巨大压力，因此纷纷加强对本国农业的保护和扶植。可以说，德意志帝国时期的农业保护政策，是这一时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农业保护潮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通过实施农业保护政策，维护农民权益、推动农业复兴以及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这是许多西方国家在历史上都曾走过的道路。德国在农民协会的积极推动下所采取的农业保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西方大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特点。

　　在农业利益集团同样发展迅速的美、法两国，并未出现强大的反对农业保护的工业利益集团。相较于这两个国家，德国转向农业保护时所面临的阻力更为显著。在工、农业界矛盾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帝国当局慑于农民协会的政治优势和压力，才逐步形成并强化了以提高进口关税为核心的农业保护政策。这体现出德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德意志帝国实现农业保护与复兴，客观上延缓了容克地主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但它却使德国在成为工业和贸易大国的同时，亦维持了农业的稳定发展。

　　（注释略）

　　（作者：岳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