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峰：长野朗的农本主义思想及其发展畸变——以近代性和反近代性为中心的考察

内容提要：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是日本传统社会遭受西方文明冲击、由传统农业社会向近代工商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乡愁”,也是一种近代的产物。为了在高度西方化的近代社会探寻原本属于“东方的自我”并确立日本的主体性,长野朗将视线投向了中国。在数年旅华调查中,他重新“发现”了东方传统社会里存在的自治组织与自治运动。因此返回日本后,其别具特色的农本主义思想渐告形成。在其看来,农本主义应在经济上通过反资本主义追求自立,政治上通过反官僚主义追求自治,并致力于把自治运动自下而上扩大到全国规模。然而另一方面,他却坚持认为只有在国家力量的保障下,基层自治单位才有可能从无序的“自然态”走向有序的“组织体”。这说明长野朗的农本主义思想虽然看似具有寻找东方的“反近代性”,但实际上却是一种和近代性相互交融的产物。对西方制度、近代国家的有效性加以肯定,意味着其思想显露出了走向国本主义的趋势。

关键词：近代日本　长野朗　农本主义　近代性　东方传统社会

　　农本主义是近代日本社会较为独特的一种思想。中外学界的相关研究早在20世纪30年代便已有之，但真正富含学术意义的探索应肇始于二战后初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泰斗丸山真男。他认为日本的农本主义走向了错误的道路，因而在《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中详述了二战期间日本法西斯主义和农本主义的关系：“(日本法西斯)一方面要求以天皇为中心强化绝对主义的国家权力，发展国权，另一方面又蕴藏着将‘日本’的观念置于乡土而非国家的倾向。所以右翼中有着两股潮流，一个肯定高度工业化并期待施加国家的统制，一个则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主张以农村为中心的农本主义思想。”他进而指出后者带有“反西方、反近代、反官僚、反城市化、反中央集权”的色彩，由此折射出了日本法西斯相较于德、意两国的特殊性之所在。虽然这并非考察农本主义问题的专题研究，但足以成为启动战后相关研究的契机。正是在其影响下，学界此后数十年对于农本主义“反西方、反近代、反官僚、反城市化、反中央集权”的价值判断与历史定位趋于定型。

　　在这一主流观点的延长线上，岩崎正弥和武田共治两位学者分别于1994年、1998年撰写系统性论文，对农本主义在日本近代史上的总体流变展开了全面考察，认为仅给予静态评价并不充分，还需对其展开动态的流动性分析。譬如岩崎就曾在其博士论文中基于这一基本思考，构建出了一个较新的理论框架并对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做了三个时期的区分：(1)从日俄战争至大正时期所流行的“归农思想”；(2)昭和初期经济危机之下产生的“自治农本主义”；(3)昭和年代发动大规模对外侵略时在总体战体制之下的“国本农本主义”。同时，他亦对上述三个时期的情况及其代表人物展开了分析认为：第一期的“归农思想”因重视农业劳动和农业税收，故将重点置于“农业”；第二期“自治农本主义”因强调农村自治组织的构建，故将重点置于“农村”；而第三期“国本农本主义”，则将农村视为对外战争兵员的供给地，故将重点置于“农民”。由此，沿着时间轴按照“农业、农村、农民”的顺序阐释了农本主义的流变趋势及其多义性。另一方面，武田则将研究范围进一步拓展至“前近代”的江户时代，不仅论述了农本主义因时代不同而形态不同的多义性，而且还总结出了农本主义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即农业主义、小农主义、家族主义、勤劳主义、共同体主义。而另一位研究者西谷纪子，则在2001—2003年连续发表多篇学术专论，对农本主义者长野朗的中国革命观、社会认识与农本自治论展开了具体研究。不过遗憾的是，该研究并没有把长野思想中近代与反近代的特质及其逻辑关系讲清楚，也没有深入追查他曾在中国受到的影响。此外，在中国学界，虽然迄今为止研究者为数不多，但也大体和日方同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开启了对日本近代农本主义者的考察。这些考察以个案研究为主，比如郭冬梅曾围绕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的思想展开分析，认为其“自然自治主义”是一种“穿着汉学外衣的日本主义，同时包含着无政府主义、超国家主义以及对外侵略和殖民的因素，因此被法西斯分子所狂热推崇也是必然”；刘家鑫等则聚焦于长野朗，对其中国观、中日合作联盟论、英美离间论等涉及中日关系史的重要问题进行了考察；此外，还存在着一些讨论日本农本主义与亚洲主义相互关系的学术成果。由此可以看到，中国学界的研究并不亚于日方，目前乃处于齐头并进之势。

　　总体而言，无论中国学界还是日本学界，以往囿于史料文献的散乱缺失，抑或是倾向于将视线聚焦在农本主义本身的发展流变上，较少从所谓“近代性”与“反近代性”的矛盾辩证统一角度切入课题，并展开深入探讨。而论述中日之间相互联系或中国对日影响的研究亦付之阙如。事实上，透过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我们能够找到一些新的思考路径，去尝试探讨一种反思近代、批判近代的可能性，或是洞察到一种近代与反近代交错共生、彼此缠绕的原理价值(Principle Value)。对其展开实证考察和理论分析，不仅有助于我们细致剖析日本社会中的近代性与反近代性思想及其内部逻辑关系，也能从一个侧面还原近代日本社会的实际思想状态，阐明其误入歧途、不断对外扩张侵略的根本原因。本文拟基于既往研究的成果，综合利用中日两国的原始文献、档案史料，集中考察日本农本主义者长野朗思想理论的起源、形成、发展过程及其内部存在的中国因素，以期借此折射出近代日本农本主义的一个具体面相。

一、对“自治组织”的观察和东方传统社会的再发现

　　从字面来看，农本主义是“以农为本”的意思。具体而言，即指“将所谓的‘农’作为人类生活的根本，强调其既是人民经济生活的出发点也是归结点，要求以农村为本位来考虑一切问题”。虽然在前近代的日本传统社会也曾有过与之类似的重农抑商思想(包括荻生徂徕、二宫尊德、大原幽学等人)，但实际上它真正作为一种“主义”得到理论化、体系化应是在步入近代以后。据前人的考察，约在1932年“五一五事件”之后，“农本主义”一词才在日本社会逐渐被广泛认知。在当时日本人看来，所谓的“农本”原本是和“资本”相对的概念，正是资本的出现导致“农本”在近代获得了新的意涵。因为若没有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这一“他者”的到来，东方社会将无从以其为镜，反射出作为“自我”的农本主义。故可首先认为，它是日本社会遭遇近代西方文明冲击、由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一种“乡愁”，在国际层面是对西力东渐的反动，在国内层面则是对近代化、西方化、城市化的反动。换言之，是受到“作用力”之后的一种“反作用力”。正因为它带有反近代、反西方、反城市、反资本主义的特性，故被虚化为“农”的概念后与其他思想结合也不会是令人意外的结果。事实上，在历史上确有不少人物和势力曾利用其表达过自己的政治诉求。

　　譬如反思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时，首先会想到其代表人物权藤成卿，而且以往不少先行研究也确实对其展开过翔实而确凿的考察。但正如岩崎正弥、武田共治等人所述，该思想终究因时代而不同、因人物而不同，其他农本主义者的思想又当如何则是有待进一步解明的问题。本文系出于如下两点原因将长野朗设定为研究对象的：其一，长野一般被认为是权藤思想的主要继承者，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农本自治论”及其相关运动中，他充当了领军人物；其二，当时宣扬反近代、反西方的农本主义大多会从中国为首的东方传统社会中寻找一些参考的线索或思考的路径，而有着丰富旅华经历且被评价为“中国问题权威专家”的长野在其中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我们从其生平履历中也能够看到，早在1912年前后他便奉命来到中国，在武汉的日租界开展工作。此后的十余年又多次往返于中日之间，在中国大陆四处游历，先后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广东军政府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可以说，长野的“中国经验”是极为丰富的，其思想主张在早年的形成过程中，势必受到过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更何况，他自己也曾在著作中有过感言：“无论如何，中国终究拥有着悠久的文明，是拥有四亿人口的老大国，在各方面均存在着足以称傲于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岛国人民需要学习中国之处颇多。”那么，长野当时在中国感受到了什么，究竟有着怎样的“中国经验”，在反近代性的问题上获得过哪些参考和线索，这些参考和线索又对其农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使其呈现出了怎样的特质呢？

　　和很多日本人不同，长野当时在中国看到了人民之中蕴藏的“强大自治力”。比如1925年前后他通过对中国北方26个县展开深入调查后指出：“中国的自治组织之发达令人惊愕。虽然现在国家陷入混乱、四分五裂、战事不断(即指军阀混战局面)，但其产业却在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存在着自治组织……他们从政府那里得不到什么帮助，所以明白难以依靠政府，遂在长期的过程中积累了靠自己解决问题的经验。”那么他在这里所说的“自治组织”究竟是指的什么呢？若从中国以往的传统社会来看，虽然自秦代以来实施的郡县制巩固了中央集权，由中央政府派遣官员到地方展开行政管理，但国家的统治事实上并没有彻底贯彻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例如中央选派的最基层官吏是县令，意味着在县级及其以上行政单位确实存在着国家的管控，但在县以下的乡、村，国家影响却是颇显薄弱的。因而乡村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管理自己，曾依靠乡绅、名望家等来自主管理又或是成立“团练”和“乡勇”等武装来谋求自卫与自救。同时，又因为农活相对较少的妇女以及农闲时期的男性劳动力会兼做手工业、行商或搬运物资等各种副业用以缓减地租的负担，导致这种自治的传统还有着进一步从农村扩大到城市、从农业走向工商业的趋势。由此，当时包括长野在内的不少日本人都曾倾向于认为东方传统社会的基层统治原本就是通过“自治”来实现的。例如，权藤就曾强调“任生民自治，王者惟示以仪范，善导感化之”，此乃古来统治国家之方针；水野梅晓等更是以《靠自治为生的中国》为题就此做过长篇大论。而在长野朗看来，这或许正是中国当时“国家乱而社会不乱”的根本原因所在：“可以看到，中国的国家无论如何混乱又混乱，其社会却未曾受到任何影响并不断向前发展，这是人民伟大的自治力量、团结力量。”

　　基于这一观察，长野开始对中国的农村研究兴致盎然起来，进而通过大量实地走访调查，撰写了一部题为《中国社会组织》的书籍。该书曾在当时引发过不小反响，也曾被中国的上海光明书局译为中文出版发行。在该书中，他首先强调，农村里存在着基于血缘关系萌发形成的庞大团体，以及该团体进一步联合、扩大之后出现的地缘团体：中国采取的是大家族制度，在某些地区甚至存在着七八十人的家族，数十个乃至数百个家族集合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大家族，一族中的规则非常严格，故能有效地开展自治，比如一族的争端要服从族中贤长者的判决等。进而，他又援引广东的例子，论证了这些血缘团体与地缘团体密切衔接、表里如一的关系：“在广东潮州附近，地缘团体和血缘团体可以看到是一致的。一族相集，生长于一个地方，经过了长久的时间而造成巩固的势力。”他认为，正是有了这些在传统自然村落中形成的血缘团体与地缘团体，中国的乡、村才获得了足够强大的自治力来相互扶助并保卫自己。“集团部落(即指各村的集合体)，其自然的结果，便是因为发生种种利害关系，特别加以亲近，而成唯一的互助团体。尤其是像山东不绝地受着土匪袭击的地方，由于协同防卫上的关系，部落的结合，愈加巩固……像在中国这种无能力的政府的场合，人民不外乎自己用一种方法来维持治安，若都组织起民团来预防普通的土匪，就可以用不到那种有害的军队及警察了……自卫团之发达，是做了中国革新的曙光，不是大可欢迎的吗？”由此，他在书中描绘出了一条中国农村民众“从自然萌生自治，从自治走向自卫与自救”的逻辑脉络。

　　不仅如此，长野还发现此种农村的自治组织亦实现了向工商业各类职业团体的扩大：“每做一件事的时候，要援引许多血缘者进来。虽造一所工厂，经营一个商店，亦必集几个亲戚的资金，协同经营……倘使雇入一个职工长，则这个职工长也要招其同乡人来当职工……地缘团体和职业团体的关系决不是很浅的。即使在中国的商店中，掌柜店员等，也都是用店主的亲戚，又带进同乡人来的例子也有……纵令组织公司，其任职人员，都好像要援引和自己有血缘关系者来充任的样子。”甚至还曾通过调查发现，在当时北京附近的绒毯行业，“二百余个股份公司组织的工厂中，有几个是个人资本，有百四十余个是把他的亲戚朋友相集合起来出的资本”。同时，在较为下层的行业里，也有类似情形：“拥有手艺的人还会成立手工帮，谋求相互团结，在困难时刻互相帮助，一致对外商定劳动收入，拥护共同的利益，并在工作中共同担责、培养徒弟和接班人。而没有手艺只能从事纯体力劳动的苦力则会组织苦力帮，选出一个带头的人并通过他作为苦力帮的代表来与雇主交涉工钱，开展团体性交涉而不让苦力单独去交涉。该组织还会在没有工作的时候为成员提供生活费，生病的时候支付治疗费，死后亦将发给葬礼费用，由此巧妙地实现了劳动保障。”以此为基础，长野将上述人群统称为“经济阶级”，将其置于官僚阶级、军阀阶级的对立面，继而得出了如下结论：“经济阶级是国民的主要部分，包含着从事经济事业的一切人民。这个阶级，真正地努力于生产交易。其他二个阶级(即指官僚与军阀阶级)，因为是寄生于这个阶级上的缘故，所以对于它是立在榨取者的位置上的。其他两个阶级减少，经济阶级增大，则中国社会才能安定，反之则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长野旅华经历所造就的“自治”思想中也带有反官僚主义的特色。

二、对中国“自治运动”的分析和基于东方传统发起革命的政治理想

　　除了从社会、经济角度观察中国的自治组织外，长野还在当时对中国政治领域的自治运动进行过评论与分析。其集中关注的主要是两方面问题：一是联省自治运动；二是民众自治运动。关于联省自治运动，他曾强调：“那不是简单地反抗中央集权的一种地方分权斗争，而是一种社会运动。有些中国人发现如果不能进行全国性改造的话，至少可以首先在自己所在省份单独实施，从而为新的中国打好基础，故怀着这种希望想要把政治从官僚和军阀手中夺回到人民手中。”同时，他还举出了湖南省的例子加以说明：“1921年1月着手制定省级宪法，15日设立准备会，3月召开起草委员会，半月后完成起草并于4月末召开了宪法审查会，宪法草案由此告成。1922年1月正式颁布宪法并于3月依照新宪法选举了省议员、召开了省议会，进而由民众选举出新的省长、省政府，最终实现了省自治。”他认为，各省自治的趋势亦在广东、浙江、四川、云南、福建、江苏等中国南方地区日渐风行，日后必将进一步发展为全国性规模并影响中央政府。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自治运动和北方段祺瑞政府那种“把重要权力首先集中到中央之后，再将其他权力分配给各省”的自上而下的“地方分权”有着天壤之别，也与西方式的社会运动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欧美的无政府主义是经历过资本主义和国家万能主义的洗礼之后才出现的东西，中国却未曾经历过”，所以长野断定此种政治潮流完全是萌发于中国传统社会、民众社会的，与欧美、西方不同的“亚洲、东方之物”。在其看来，这无疑作为一种具有“反近代”性质的“基于东方传统而发起的革命动向”，值得给予最高赞誉。不过，长野虽然强调这种运动“自下而上”发起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对于中央政府“自上而下”的权力却并未予以彻底的否定：“扎根于中国社会组织根基的乡土观不可能消除，现在中央政府中也有不少人在地方自治体中工作，联省自治亦应发挥更大的作用。故中国将来的政治组织有必要将两者巧妙调和起来，用民主方式确定首脑与组织的同时，在实施行政时多少添加一些垄断性的权力。”换言之，他认为符合中国社会乃至整个东方社会的，应是一种以“自然自治”为基础，发自社会底层并逐级向上扩展的，同时亦需借助国家权力来规范化、组织化的自治运动。

　　而对于民众自治运动，长野当时主要关注的是梁漱溟的理论及其实践活动。众所周知，梁漱溟在辞去北京大学教授的工作之后，曾发起过基于传统儒教精神的“乡村自治运动”，尤其期待在广大农村搭建起基础，以普通农民群众为主体实现中国社会的新秩序。为此，他曾在河南省辉县创办过河南村治学院，此后又在国内持续动乱的影响之下辗转至山东，在邹平县一带建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打算以此为基地将理论付诸实践。对于梁漱溟的言行，长野曾给予极高的评价，认为其提出的“不是以往那样的自卫观念，而是真正基于自治理念发起的运动”，甚至将其描述为中国未来发展的新道路，强调其“试图基于本土观念，伸张善俗而抑制恶俗，并以此为基础整备法律、统一全国，同时还以民众生活之安定为根基，谋求乡村生活的安全，希冀由各省走向全国，进而完善成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组织”。这自然进一步巩固了长野重视中国农村并将农村视为东方传统社会自治组织之根源、基础的认识，亦愈发坚定了其信心，即今后在理论的思考和实际的行动中必须拒绝外来的“西方式革命”与“近代性革命”，尝试去探寻与东方传统相符的革命模式。当然，原本“革命”一词在东方传统社会的语境里本是“革除天命”之意，意味着王朝的更迭和天子的易姓，及至近代才用来充当Revolution的译词。但长野在这里所谓“与东方传统相符的革命”，却显然并不具有东方的古义，就其根本而言仍是一种基于东方传统来实现Revolution的思想。

　　可以说，正是通过旅华的经历和对华观察，长野初步形成了其政治思想与理论主张的基础。这个基础至少包含两方面的核心内容。首先，重新认识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并借此找到了地方自治的参考与线索以及作为最基层自治单位的“农村”。在他看来，国家与社会既有交叉也有平行。社会中的民众共同体及其相关权利不是上层统治者的“恩赐”或“赋予”，而应来自自身在农村以自然传统为根本，主动发起的反抗官僚或军阀的自治运动。它不仅与西方模式有着本质的不同，作为东方特色的革命具有主体性，更带有自下而上、由内到外的扩大趋势，孕育着有别于西方、有别于近代的“反近代”的可能性。而此种“基于东方传统发起的革命”，在当时严重西方化的日本社会是很难被“发现”的。其次，长野在华期间亦认识到了唤醒民众自治意识的重要性。因为上述构想只有在民众的普遍觉醒与主动参与下才有可能得到规范化与组织化，才有可能真正从无序的“自然态”走向有序的“组织体”。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和社会精英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长野对于孙中山等人在革命期间的引领作用是不吝赞誉的，褒扬其理论与行动“为长期以来充斥着中华思想与封建思想的中国社会鼓入了新鲜的空气”，极大地唤起了人民的主观能动意识，甚至将其政治理想高度评价为中国的“救国主义”，并于1925年将其著作翻译为日文出版。在同一时期的日本社会，曾有不少人对中国这种“具有东方特色的革命”表达了充分肯定的态度。

　　不过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长野当时虽然拒绝了西方式的外来革命模式，坚信以东方传统为基础发起的革命才是正确的道路，却并不意味着他对“西方、近代”的彻底否定。譬如他曾在著作里对孙中山“将欧洲文明作为一种方法加以利用，在精神上仍坚持中国固有文明”的做法给予极高的评价，亦坦言东方在实现自身特有革命的过程中有必要借鉴欧美文化，如此方能汲取东西文明的精华而创造出新的文明。显然，在其头脑中印刻着一个“从外部到内部，再从内部回到外部”的逻辑回路：西方列强在东方的所作所为虽是一种压迫与侵略，但同时也是一种“外发动力”，具有在思想上刺激人民觉醒、在行动上通过近代法制助其得到组织化的功能。在其看来，东方社会在日趋严峻的国际大形势下需要去做的正是借助这股外来动力将以往传统中自然萌生的自治组织加以规范整备，从而在内部形成一种能够自行运转的、持续动员的、与国际形势接轨的“自发动力”。有了这股动力，东方社会才能真正摆脱危机，由内而外反过来寻找一条有别于“近代”的道路。而这一切的核心基础，最终在长野那里收敛成了两个要点，即经济上的农本、政治上的自治。

　　此外，长野对于近代中国的态度不仅仅只有钦佩与赞誉，同时也存在着一些误解和不满。譬如在其极为重视的自治组织与自治运动的问题上，他就曾抱怨过人民在思想意识上的“无自觉”状态：“中国的农民是最被剥削的阶级。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没有何等要求和运动，把一切看做天命，很服从地任各地任各阶级的剥削……天灾和人为的压迫，当作天对于自己罪恶的惩罚。他们惯于几千年来的专制和压迫，完全失掉了反抗力。”而对于南方各省的联省自治，他也提出过质疑：“省级宪法中，真正意义上正式得到制定的唯有湖南的宪法而已，且湖南在现实中也没有按照宪法去行事。”更重要的是，通过此后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追踪观察，长野还发现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忠实的实践。他尤其痛斥蒋介石将孙中山的“救国主义”变成了“救党主义”，走向了专政的一党独裁体制：“中国出现了一个脱离民众的统治阶级。”“名义上是共和，但实际上不过是用总统来取代皇帝而已，本质上并无任何变化……国民党作为一种新的官僚阶级垄断了政权，实施官僚阶级的政治，人民完全无法参与其中，人民的自治被破坏了。”正是在此种失望的心境之下，长野逐渐将视线移回日本，开始希冀在东瀛兑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三、向日本的回归和“国本主义”色彩的初显

　　在长野朗看来，当时日本的情况和中国有很大不同：“(反观日本人，)一旦没有政府帮助就不愿意采取行动……(日本的商人们)一旦看到其他商店遭遇损失并破产就会觉得很高兴……其自治之发展并不理想。”意即，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通过几十年的西方化、近代化得到了空前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却丢失了东方的传统、迷失了自我，一心想要变成“欧美”的恶果便是失去了“日本”。由于天皇制国家的统制力过于强大，导致人民的自治习惯业已消失殆尽，凡事只会寄望于国家、仰仗于政府。同时亦因全面导入西方文明，以往互助的传统也被竞争意识所取代，从而产生出了和近代中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发达而社会不发达”的情况，乃至走向了“社会的国家化”。虽然日本政府首脑山县有朋等人于1888年颁布《市制•町村制》推行过地方自治，但这在长野看来却是以“巩固国家基础”为目的的地方分权制，从本质而言无异于前述段祺瑞政府的政策。在他眼里，自下而上的革命与自上而下的改革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在前者那里，才可能找到“东方”和自我。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长野在1927年通过友人千仓武夫的介绍结识了当时日本著名的农本主义者权藤成卿之后，最终得以使其“农本自治论”走向定型。以往有不少先行研究考察认为，权藤思想的核心在于对传统社会的“回归”、原始的平等与公正，是“将拥有自治机能的、可以抵抗公权的日本中世纪农村视为理想”的社稷自治论或自然自治主义。因此，只有把“社稷”的概念从其晦涩难懂的理论中提取出来加以阐释，才有可能明确其农本主义的思想内涵。而所谓的“社稷”一词，原本来自汉语，即在中国把土地称为“社”，将土地产出的五谷称为“稷”，进而将两字合为一词用以指代国家乃至天下。但当时的权藤却为其添加了新的意涵。譬如，在文章中曾将其描述为“人民之间的共同契约”，论称：“此种共同契约不是近代意义上法律条文所写的冰冷文字，而是在面对大自然时所共同采取的粮食分配与储藏等措施那般，是共存互惠的……社稷是客观的约束、对人的期盼(而非强制)。社稷这种有机概念给人们提出了一定的行为规范，等同于我们现在所说的道德……此种规范与限制的根本，在于无数的个人首先自修自制而成为一种无数‘治己’的结合。它不能是强者的强制，也不是任何人的强制。”即强调客观的、自然的、约定俗成的传统道德规范才是实现自治、发展社会的根本，像西方那样通过生硬法律手段来强制性实施的制度(社会契约论)是不可取的。亦如其在《成俗之渐化与立制之起源》中想要表达的那样，“成俗”是客观上缓慢渐化的结果，绝非人为、强制地在短时间内可以造就，而这才是“立制”的根本所在。

　　因此可以认为，权藤提倡的是一种批判法治国家而宣扬德治社会，否定政府公权而肯定社会共权的主张。以此为基础，他一方面强调自治运动应该自下而上得到扩大，“以一身自治走向一家自治，进而邻里共治、乡村共治、由郡国遍及天下”。另一方面，他也对西方“国家思想”传入日本而导致传统与“社稷”遭到破坏而义愤填膺，认为“明治以来的日本模仿了基督教国家的制度，令人遗憾，那是彻底破坏我国国民社稷道统的东西”。这些思想主张曾在当时给不少日本农本主义者造成过深刻影响。例如橘孝三郎在面对20世纪3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危机时就曾痛斥过近代西方制度的“破农性”并描绘了传统农业生活的美好图景。“东京不过是世界大都市伦敦的一家分店，我在那里只看到了不幸。由于东京的异常膨大，农村只得走向破灭，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而且历史上也从未出现过如今天这般歧视农民、忘却农村价值的景象……只要头顶温暖的太阳、脚踩坚实的大地，人世便可永恒。只要人类同胞团结互助，便可迎来世间的和平。大家一起挥洒汗水，便是幸福。有谁不希求这种永恒的和平与幸福呢？在土地上的勤劳生活，不是人生最初的依据那又是什么呢？”

　　毫无疑问，长野同样是受到权藤思想影响的重要一员。但是，如果对其返回日本、趋于定型的农本主义思想再做深入的考究与分析，也可以发现其中的某些特质。而这些不同的特质正来自前述其旅华经历的影响。首先，在长野的头脑中自始至终都存在着一个“反抗剥削”的问题，而且这种对剥削的反抗，又可以在宏观上区分为两个种类：其一是反抗私人的剥削；其二是反抗官方的剥削。前者可以被理解为经济层面的自立与反资本主义，而后者则可以被理解为政治层面的自治与反官僚主义。故在经济层面，他侧重于强调“农本”的意义。其原因在于：农业是唯一不剥削剩余价值的产业，生产粮食和原料的农业是一切产业的根本，农业强调协同共存的原则，农业能够为国家组织提供基础。因此他主张将日本社会中最为“纯净”的农村作为自治组织、自治运动的起点，唤醒农民的自觉意识来打破地主对土地的垄断，从而实现耕者有其田，如此方可实现“生产大众”在经济上自立互助的形态，防止各种私人的剥削，使“农”能够真正作为“业”得以成立。这里所说的“生产大众”，与其观察中国社会时所提到的“经济阶级”在概念上是大体保持呼应关系的。用他的话说：“所谓的农本，绝不是狭隘地意味着耕田种地，而是包含了生产国民生活必要物资的一切行为，即是生产大众之意。”“农产品的加工、运输、配送等，都可以被囊括到‘农’之中。所谓的‘农’就是指的生产大众，而且是不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大众。”由此，长野主张的经济自立形态便不再局限于农村，而是呈现出了进一步覆盖城市工商业的趋势，从而得以排除其他领域的剥削状态，最终实现全国性的规模。可以看到，这套理论显然和长野对中国工商业自治情况的观察密不可分，也与权藤“否定工商业而重视回归重农抑商之传统社会”的农本主义拉开了较大距离。

　　一旦民众在经济上实现了自立，那么在政治上的自治就能够得到实现。所以，长野在政治层面一定程度地延续了权藤的主张，强调可以将拥有自治运动基础条件的且作为“自然共同态”的农村自治组织作为起点，把伴随产业发展而出现的功能组合性职业自治体全部纳入进来，从而形成一种全国性的自治组织体。由于自治是与官治相对的概念，“自治以共存为基础而官治以权力欲为根本，自治诱发自然之化而官治实施人为统治”，因此他认为凭借自治就能够打倒官僚主义、消除官方的剥削，从而实现人民的解放并摆脱社会的危机。但是和权藤有所不同的是，长野的特殊性表现在：坚信此种以农村为出发点的自治及其向自下而上的扩大决不能等待其自然形成，而是需要通过制度的保障，即国家的力量才能够实现。比如在整备、规范自治组织的问题上，他曾强调应该通过法制的手段赋予农村七大权限：对土地的处理权、居住权、生活资源统制权、治安秩序维持权、教育卫生权、各乡村协同权、村内完整治理权。同时，还将其组织结构规定为三个层级：作为自治基础的村庄，在其之下负责展开自治的部落或小组，在其之上负责统合各村庄的组织。他进而据此提出：“农民生活的安定，第一步是去要求维持农业、维持农民生存的最小限度保障。”此种要求国家权力首先为农村安定提供保障，进而通过法制手段来加速农村自治之组织化与扩大化的想法，显然和权藤的“社稷自治论”有着极大差异。换言之，权藤主张的是“发展自治本身就是在谋求农村的安定”，而长野则认为“惟有先确保了农村安定才有可能发展自治”。而为了确保农村的安定就需要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家的力量。这意味着长野虽然重视自下而上的自治，却没有像权藤那样彻底否定国家的价值，没有完全拒绝西方的“近代”，反而承认了它们在发展地方自治过程中所具备的有效性。如此一来，长野“国本主义”色彩的农本主义便与权藤的农本主义思想分道扬镳了，而且从此后的史实也可以看到，前者不仅取代后者走向了普遍，还和法西斯运动越走越近。

　　从思想的本质来看，长野虽然把传统农村的自治组织、自下而上的自治运动描述成“东方特有之物”，并借此与“西方、近代”相区别而展露出了反近代性，但事实上它却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给人以牵强附会之感。因为一方面近代国家的权力在他那里并没有遭到否定，另一方面若对比西欧中世纪社会的情况便能发现，西欧当时在封建领主制度下的农村也不是没有过自治的现象，尤其不少村庄甚至制定过自己的法律、建立过庄园法庭和村民会议并自行从事村庄军事防务等。因此，归根结底长野的思想终究是一种近代性与反近代性相互交混的产物。

　　那么，他当时为何会建构这种近代性和反近代性相互交混的思想理论，这套思想理论此后对日本社会究竟造成过何种影响，在20世纪30年代农本主义者的转向和法西斯主义者的躁动之中又扮演过怎样的角色呢？如果考察长野后续的各类活动，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答案。1927年以后，长野不仅通过千仓武夫结识了权藤，亦曾利用千仓作为法西斯主义右翼团体“行地社”成员的渠道和满川龟太郎、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右翼分子走到了一起。因此，他随后的各种政治活动，都能明显折射出其思想理论所具有的目的性。譬如，他曾加入过大川主导的“行地社”与“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并借由这一渠道和日本军部上层军官发生了联系。继而又和橘孝三郎等人一起，领导大批农本主义者发起运动，和当时的法西斯分子密切配合，组建了村治派同盟、农本联盟、自治农民协议会、农民生活拥护联盟等诸多团体。这些被日本司法省归类为“右翼团体”的组织，曾在20世纪30年代极为躁动的社会环境中加速呼应了法西斯分子的要求，鼓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与日本的国体相悖，应以农业为根本，建立起君民合一的制度”，甚至强调介于天皇与人民大众之间的资产阶级和政治家不过是“亡国阶级”，应予抹杀，如此方可建立起所谓“一君万民”的高度独裁体制。

　　正如丸山真男所言，近代日本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并非一义，实际上至少存在着两股潮流：一方面肯定高度工业化并期待施加国家的统制(近代性)，另一方面则站在完全相反的立场上主张以农村为中心(反近代性)。从日本法西斯分子对内实施独裁、对外发动侵略的角度来看，前者与“军火生产”呼应，后者则与“兵源供给”相关。长野“回归”日本后形成的“国本主义色彩”的农本主义，作为近代性和反近代性相互交混的思想理论，显然能更为顺畅地把看似矛盾的两者结合起来，使之为法西斯服务。这或许正是其在军国主义日本不断扩大影响的原因所在。

结语

　　长野朗的农本主义思想，曾经历了一个从起源到发展，从发展到畸变的历史过程。而这个过程，为我们展现了近代日本农本主义的一个具体面相。它虽然最初从中国社会中得到了线索，试图把中国的农村作为一种“方法”来探寻所谓反近代的可能性。但是却在随后的一系列发展中渐次显露出近代性与反近代性交错共生、彼此缠绕的特质，乃至最终走向了历史的迷途。

　　可以看到，近代日本的农本主义原本就是在西力东渐、西学东渐背景下出现的“近代产物”。面对西方原理价值不断在全世界范围走向普遍，东方式传统农业社会逐渐向西方式工商业社会的转型，当时日本的农本主义者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乡愁”开始探寻原本属于东方的“自我”。而有着丰富中国经历的长野正是其中之一。他通过在华数年考察与调研认识到，当时中国之所以“国家乱而社会不乱”，其原因正在于一种强大的社会自治力。其具体形态表现为传统农村的血缘团体、地缘团体等自治组织，且这种自治组织拥有着向城市、工商业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甚至在这一社会情势中，当时陷入军阀混战的中国在政治上出现了联省自治运动与民众自治运动，展现出了与西方革命完全不同的“基于东方传统而发起的革命动向”。因而在此影响之下，长野重新“发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获得了思想理论的参考与线索，产生出在日本发起行动的想法。

　　返回日本后，长野朗拜权藤成卿为师，受到其农本主义理论的熏陶，但同时也根据自身的实践经历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思想。比如在“反抗剥削”的问题上，他始终认为中国社会和日本社会都应该向私人的剥削、官方的剥削发起反抗，前者带有经济层面的自立与反资本主义的特色，而后者则具备了政治层面主张自治与反官僚主义的性质。因此长野将农本理解为“生产大众”，主张把农村作为自治组织的起点，自下而上、从农村到城市，不断推动这种自治组织的扩大以实现反资本、反官僚的目的。这种想法与“否定工商业而重视回归重农抑商之传统社会”的权藤农本主义显然是不同的。而更为重要的是，长野还坚信这种自治运动及其向自下而上的扩大，绝不可静待自然的形成，需要积极依靠日本国家力量予以支持保障。他对西方制度、近代国家在发展自治运动过程中所具备的有效性给出了肯定的态度。如此一来，其农本主义便作为一种近代性与反近代性相互交融的产物，开始展露出“国本主义”的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和法西斯主义走到了一起。

　　（注释略）

　　（作者：刘峰，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世界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