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莲星：战后日本学界国家神道认识的形成与嬗变

内容提要：“国家神道”概念正式诞生于1945年颁布的“神道指令”中。该指令认为，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之源泉，但因其未对国家神道的概念与内涵进行明确界定，为日本学界多种国家神道认识的产生埋下了伏笔。在对“国家神道的复活”抱有强烈危机感的驱使下，村上重良等将国家神道视作“国家宗教”，以指令中对国家神道的价值判断为前提，主张国家神道由神社神道与宫中祭祀结合而成，在统合国民思想和驱使国民参与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苇津珍彦等采用指令中对国家神道概念的狭义解释，将国家神道“窄化”为神社神道，提出国家神道不过是由政府官僚基于近代合理主义原则进行管理的“官僚神道”，淡化了国家神道所具有的意识形态作用；面对21世纪以来日本的右倾化趋势，岛薗进对苇津等的研究提出批判，他在回归指令价值判断的前提下，将国家神道视作一种“宗教民族主义”，主张国家神道是以宫中祭祀和天皇崇敬为核心内容，与日本民族主义紧密交织的神道式思想与实践。这三种典型的国家神道认识的形成与嬗变，与战后日本的政治形势、社会思潮以及学术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其具体内容中体现出不同时期、不同主体对政教关系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认识。

关键词：日本学界　神道指令　国家神道　国家宗教　宗教民族主义

　　2019年11月14日至15日，伴随新天皇即位而举行的“大尝祭”仪式，耗资27亿日元，引发日本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14日晚，一些民众举行抗议集会，高呼“反对大尝祭”“还我税金”的口号。日本学者岛薗进也提出质疑，大尝祭不是本应解体的“国家神道”的仪式吗？这里的国家神道指代什么，日本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权威辞典《广辞苑》第七版的解释，“国家神道”是指：“明治维新后，将神社神道在皇室神道下重新组织而形成的事实上的国家宗教。它与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相结合推进，并将天皇视为现人神，为天皇制统治的思想支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神道指令宣布解体。”

　　实际上，国家神道概念首次正式出现是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于1945年12月15日下达的“神道指令”中。也即指令在宣布解体国家神道的同时，催生了国家神道的概念。然而，由于指令对此概念的界定与阐释较为模糊，加之国家神道一词中与生俱来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与战后复杂的社会形势交织在一起，致使日本学界的国家神道研究呈现出混乱的局面。对此，新田均以国家神道概念的具体内涵为依据，提出“广义国家神道论”与“狭义国家神道论”，对国家神道研究史进行了整体性梳理。其中，前者将国家神道理解为“包含神社神道以外宗教的广泛的国家宗教制度”；后者则将国家神道限定为“神社神道的国家管理状态”。在此基础上，藤田大诚将“广义国家神道论”与“狭义国家神道论”的研究方法分别概括为以现在视角进行评估的“演绎式方法”和以实证探究为核心的“归纳式方法”。不久之前，山口辉臣在将国家神道研究理念分为“方法派”“对象派”“自由派”三大类的基础上，聚焦于宫中祭祀与国家神道之间的具体关系，揭示出象征天皇制下国家神道研究背后的思想逻辑与现实意识，为国家神道研究提供了新的视点与思路。

　　与之相应，中国学界围绕“国家神道”的专题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从探究国家神道与靖国神社问题之间的内在渊源、分析国家神道的形成原因、经过与组成要素，到挖掘国家神道思想的理论根源、探究其与明治维新及日本近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再到从思想史角度出发，辨析部分日本学者对国家神道概念进行“窄化”的真实意图，40年来逐步深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近期，有学者将战后日本学界关于国家神道的广泛议论人为地压缩至围绕国家神道概念的三次“论争”中，对国家神道研究史进行了简洁明了的梳理。对于不熟悉日本国家神道研究历史与现状的“非专业学者”来说，不失为一个有效的“抓手”。然而，笔者认为，既然名为“论争”，则争辩主体之间至少应该存在最低限度的“交锋”；既然题为“概念”，则应遵循“以小见大”，彰显概念研究特色。

　　鉴于中日学界国家神道研究及研究史整理的最新动向，本文拟从思想史、学术史角度出发，对战后日本学界的国家神道研究进行重新整理与分析。笔者认为，自指令颁布以来，日本学界大致形成了三种典型的国家神道认识，分别为：(1)作为“国家宗教”的国家神道，即将国家神道视作由神社神道与宫中祭祀相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宗教，在近代日本不仅统合国民思想、压迫其他宗教，而且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驱使国民参与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的战争责任；(2)作为“官僚神道”的国家神道，即主张国家神道是由政府官僚基于“政教分离”与“神社非宗教论”等近代合理主义原则进行管理的神社神道，因其缺乏神道信仰，故在思想意识层面无力发挥作用；(3)作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即认为国家神道是近代以来以天皇崇敬和宫中祭祀为核心内容，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神道式思想与实践。本文通过分析这三种国家神道认识背后的思想逻辑与内在理论，试图揭示出战后日本不同时期、不同主体对国家神道的实质、内涵、具体作用的不同解读，以及对国家与神道、宗教之间关系的历史认识与现实意识。同时，也希望以此来加深国内学界对战后日本国家神道研究的整体把握。

一、国家神道认识的由来：“神道指令”中的国家神道

　　1945年，美国军队以“盟军”名义占领日本后，消除日本的军事力量成为其首要任务。为此，GHQ在进行制度改革的同时，将解除日本人的精神武装，即根除“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作为重要目标，而国家神道则被其视为上述思想的“主要源泉”。同年10月，GHQ起草指令，将国家神道作为其直接取缔对象，意图通过解体国家神道，达到铲除日本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意识之目的。12月15日，GHQ向日本政府下达指令。其中，对国家神道一词作出如下界定：“依据日本政府法令规定，与宗派神道或教派神道相区别的神道，即一般作为国家神道或神社神道被人们所知，且被归类为非宗教性质的国家祭祀的神道的一派(国家神道或神社神道)。”按照这一界定，国家神道是指依据1900年日本政府设立神社局时所颁布的敕令163号“分离宗教与神社”的规定，与教派神道等宗教相分离的神社神道。那么，国家神道是否等同于神社神道？由于界定中二者的混用，无法明确它们之间的关系。不过，从指令的宗旨以及对国家神道的相关处置中可以进一步把握GHQ的国家神道观。

　　指令开宗明义指出，其宗旨在于：“从国家指定的宗教乃至祭祀仪式的信仰或信仰告白强制中解放日本国民；解除日本国民因被强制向招致战争犯罪、失败、苦恼、穷困以及现在悲惨状态的‘意识形态’提供财政援助而产生的经济负担；防止再度发生通过歪曲神道教理、信仰来宣传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进而欺骗、诱导国民参与战争的事情。”为了达成上述宗旨，指令在禁止官方对神社神道提供财政援助、停止所有公立教育机关进行神道的相关研究与教育、废除内务省神祇院等的同时，明令禁止在包含“神道教义、惯例、祭式、仪式或礼式”的所有宗教、哲学领域进行有关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意识的宣传；禁止出版《国体之本义》《臣民之道》以及同类官方发行的书籍、论评以及神道的相关训令；禁止在公文书中使用“大东亚战争”“八纮一宇”，以及其他可以令人联想到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用语。其中，“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系指“使其他国家国民或民族拥护日本的使命或日本统治正当化的宣教、信仰理论”，具体指代宣扬日本天皇、国民和国家具有无比优越性，以及讴歌战争的相关思想。由此可见，指令的目的不仅是从制度层面分离国家与神道，更为重要的是禁止国家神道在思想意识层面的发展和传播。也就是说，尽管概念界定中没有明确区分国家神道与神社神道，但GHQ并非将国家神道等同于作为近代日本行政管理对象的神社神道，而是更为强调其所富含的与日本“国体”观念相关，具有宣传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意识作用的内容。

　　与对国家神道内容的“概括不全”相对应，概念界定中虽然明示国家神道作为国家祭祀的“非宗教”性，但GHQ并未忽视其宗教性之本质。具体可从以下三点看出：其一，指令强调其目的在于“分离国家与宗教，防止以政治性目的错误地利用宗教”；其二，指令明言遵循“信教自由”的规定，在神社神道与国家相分离，其中的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要素被清除后，可获得与其他宗教同等的保护；其三，指令明确将伊势神宫及其他官币社、国币社的祭祀仪式称为“宗教仪式”或“宗教式典”。也就是说，在GHQ看来，国家神道的本质是宗教，之所以将其界定为“非宗教”性质的国家祭祀，是以“日本政府法令规定”为依据，以近代日本的官方见解“神社非宗教论”为内在逻辑，而并非承认国家神道的“非宗教性”。GHQ所要废除的国家神道，并非作为个人宗教的神社神道，而是与国家紧密结合，且包含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要素的宗教。也正因如此，将神社神道与国家分离才是达成指令目的——“分离宗教与国家”中的重要一环。

　　然而，由于指令的起草时间不过短短两个月，且起草主体为与日本人存在巨大文化差异的美国人，因此其中难免会有一些不甚明了的地方。例如，尽管指令将“日本天皇之家系、血统或特殊起源优于他国元首的主义”视为宣扬“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的具体理论，也将指令适用范围扩展至与神道相关的仪式、神话、传说等，但却没有明确提及可以最大程度地体现日本天皇优越性的宫中祭祀。不仅如此，在指令起草过程中，GHQ还主张，“危险”并不在于皇室与神道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存在于“日本政体的特性中”，即“天皇拥有统治国家之大权，而这一大权由政府、统帅部等协助者来行使”。此外，在GHQ民间情报教育局宗教文化资料科于1948年编写出版的《日本的宗教》一书中也强调道，宫中祭祀与国民全体之间不过是一种“间接关系”。因此，能否将宫中祭祀视为宣扬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之国家神道的构成要素，成为之后研究者们议论的焦点。

　　指令颁布后，各大新闻媒体对其意义等进行了报道。例如，《朝日新闻》在1945年12月17日发表的社论《国家与神道》中，一方面赞扬GHQ颁布的“国家神道禁止指令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则发表了对于国家神道的认识，指出进入昭和时期后，“国家神道作为侵略思想的神话伪装和军国主义的思想信仰支柱，被有意识地采纳”。《读卖报知》在12月18日发表的社论《神道和天皇制》中，称指令的发布“不仅要求重新审视日本历史，还促进了对作为神道主体的天皇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1946年2月3日，即神祇院被撤销后的第二天，神社界人士成立民间宗教组织——神社本厅，统领日本约八万座神社和二万多名神职人员。神社本厅的成立，标志着“战后日本神道组织的新生”。在指令颁布三周年之际，神社本厅的出版部门——神社新报社编纂了《神道指令的解说》，主张应该“贯彻‘神道指令’的根本精神”，以实现“民主日本的再建与宗教理想的复兴”，并表示，“像其他宗教与国家没有直接关系那样，神社神道与国家分离也是必然的。这样一来，所有宗教都离开国家权力，成为国民自身的宗教，信教自由也便得以确立”，表达出对指令“分离宗教与国家”意义的认可以及对自身作为普通宗教重新出发的决心。就这样，在盟军军事占领的大背景下，国家神道被认为是近代历史遗留下的“负遗产”，该词也开始在世间流布。

　　总而言之，作为GHQ对日实行“非军事化”改革中的一环而产生的指令，其主要针对的是被GHQ视为“威胁”的军国主义和极端国家主义思想，而国家神道则被认为是这些思想的源泉所在。在指令中，GHQ一方面对国家神道概念作出狭义界定，即作为国家行政管理对象的神社神道；另一方面则着重强调了国家神道的广义内涵，即宣扬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意识的相关内容。不仅如此，GHQ还从政教分离的立场出发，揭示了国家神道的宗教性本质及其在战前对日本国民信教自由的压迫。不过，由于指令对国家神道概念的界定不够全面、对其内涵的阐释也不够充分，尽管从整体上塑造出国家神道的恶劣形象，但同时也为之后国家神道研究的混乱埋下了伏笔，并由此引发了多种国家神道认识的出现。

二、作为“国家宗教”的国家神道

　　盟军结束占领后不久，日本社会便出现了政教融合的迹象。其中，神宫制度修正运动、靖国神社国营化运动、纪元节复活运动等一系列企图恢复战前国家与神道、神社之间关系的保守运动陆续发展并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在对“国家神道的复活”抱有强烈危机感的驱使下，藤谷俊雄、村上重良等学者从拥护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通过分析近代天皇制下国家神道的发展经过，勾勒出他们对国家神道的基本认识，即作为“国家宗教”的国家神道，试图以此来抨击当时社会的政教关系状况。

　　1959年，藤谷在《国家神道的成立》一文中主张，国家神道是明治维新以来，统治阶级为了建立“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统一国家”而采用的意识形态。神社制度、宫中祭祀、《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等为其构成要素。其中，在举行宫中祭祀之际，全国各地的神社、政府机关、学校等均要举行同样的祭典，天皇在宫中“亲祭”，而“国民无论信仰何种宗教，都有义务参加这一国家性祭典”；《大日本帝国宪法》中附条件的“信教自由”，是将“承认天皇的‘神圣’和‘万世一系’、崇敬神社及其祭神”视为“臣民义务”，实质上是强制国民信仰国家神道或“天皇教”；《教育敕语》则是“天皇教”的“经典”及“圣书”。为了避免信教自由与强制信仰国家神道之间的矛盾，近代日本“以虚假的国家神道=非宗教论为幌子，成功地实现了实质上的神道国教化”。此外，藤谷着重强调了指令颁布的意义。他主张，太平洋战争时期，国家神道被极度利用，成为“驱使国民参与侵略战争的手段”。战败后，为了追究国家神道的战争责任，GHQ颁布指令，命令“分离神道与国家，从神道教义中抹杀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从学校中排除宗教教育”。在日本历史上，这场由占领者带来的改革不仅“重大”，而且十分“必要”。

　　不难看出，在藤谷看来，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所采用的宗教性意识形态，具体由神社制度、宫中祭祀以及各种天皇制的思想意识构成。以“国家神道非宗教论”为依据，国家神道占据着真正意义上日本国教的地位，且在战时体制下发挥了驱使国民参与战争的作用。1970年，村上重良出版《国家神道》一书，在以学术方式呼吁警惕国家神道复活的同时，深化了藤谷的上述观点。在该书中，村上系统整理了国家神道80年间的发展历程，并将其分为四个阶段：以神道国教化政策为核心的“形成期”(1868年至19世纪80年代末)；以《大日本帝国宪法》《教育敕语》的颁布为象征的“教义完成期”(1889年至1905年)；以神社制度改革为中心的“制度完成期”(1905年前后至20世纪30年代初)；以侵略思想为教义的“法西斯国教时期”(1931年至1945年)。在此基础上，村上一方面通过分析国家神道的思想与结构，揭示出国家神道的本质与作用；另一方面则通过探讨近代日本政教关系的真实情况，阐明了国家神道体制对信教自由的破坏。

　　村上认为，国家神道是“近代天皇制国家人为创造出来的国家宗教”，通过“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相结合，以宫中祭祀为基准，重新组织神宫、神社的祭祀而成立”。明治政府通过分离祭祀与宗教，使神社神道成为国家祭祀，拥有作为国家宗教的特权地位。《教育敕语》为国家神道之教典，教导国民把“对天皇的忠诚与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在近代日本，国家神道思想“从敬神崇祖发展至八纮一宇，为内政上天皇归一的家族国家观和对外的排外侵略思想奠定了宗教性基础。法西斯时期，国家神道中军事性、侵略性教义的发展，表露出国家神道之本质”。

　　按照村上的观点，《大日本帝国宪法》以“天皇神圣不可侵犯”为前提，“在赋予天皇宗教权威以法律基础的同时，从公法层面确立了国家神道与天皇直接关联的地位”。因此，尽管带有一定的近代性与合理性，但“整体笼罩着非合理的神权性”，其中“虚伪的政教分离和对‘信教自由’的保障发挥了掩盖国家权力宗教性之本质的作用”。《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后，君临神道、佛教、基督教等公认宗教之上的“国家神道体制”得以成立，使国家神道拥有了作为国家宗教的“实体”。但是，国家神道体制不仅“剥夺了国民的信教自由”，还使“包括神社神道在内的全部宗教失去了自主创造、发展的可能”。

　　就这样，在“国家神道与民主主义不可并存”的现实意识指引下，村上以指令中对国家神道的价值判断以及对国家神道内涵的广义解读为前提，在藤谷俊雄国家神道认识的基础上，对国家神道的基本框架、各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本质以及作用进行了体系化构筑，形成了将国家神道视作“国家宗教”的认识。其中，国家神道指代由神社神道与宫中祭祀相结合而形成的国家宗教，在近代日本统合国民思想、压迫其他宗教，并作为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驱使国民参与侵略战争，负有严重的战争责任。

　　随后，村上说逐渐占据国家神道研究之“通说”的地位，其本人也被视为战后国家神道研究“第一人”。不过，由于村上的国家神道认识以强烈的时代关怀为指向，并采用通史方式整合而成。因此，尽管他勾勒了国家神道的整体形象，但细节之处仍然存在不少模糊且需要论证的地方。此后，历史学者陆续展开相关研究，从不同方面对村上的国家神道认识进行了深化、细化。其中，宫地正人聚焦于明治时期的神社政策，从国家神道的形成原因、确立经过以及政府采纳“神社非宗教论”的理论逻辑三个方面对村上说进行了补充。宫地认为，在近代天皇制国家，“天壤无穷的神敕和三种神器”被视为天皇统治具有“正统性”的“大前提”，而全国神社则被视为可以“再生产”这种正统性意识的“基本单位”，进而被重新组织形成国家神道。国家神道的确立经历了“体系和教理的确立”与“国家机构的确立”两个阶段。前者通过1882年废除神官兼任教导职，分离祭祀与宗教而达成；后者则通过1900年在内务省设立神社局，从行政上分离神社与宗教而实现。政府之所以采纳“神社非宗教论”，是因为若将神道作为宗教来发展，不仅会减弱其对“确立天皇制意识形态”所发挥的作用，同时还会降低作为多神教的神道自身的凝聚力。

　　中岛三千男通过分析明治时期内务省的神社行政，从国家神道体制的内在矛盾、确立时间及其本质三个方面对村上的国家神道认识作出修正。中岛认为，由于“不能完全忽视‘信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原则”，故而政府采纳“神社非宗教论”作为国家神道的理论逻辑。然而，这样一来，国家神道体制虽然具有“将其他宗教纳入其中的强大能力”，但同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即“必须给予其他宗教一定程度的‘自治’”。与通说中主张国家神道体制的确立时间至多为1890年前后不同，中岛将其推至《神社改正之件》被彻底废除的甲午战争之后，认为至此全国神社才获得真正意义上“国家祭祀”的地位，得以“向国民注入国家主义、天皇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岛看来，国家神道体制是神社神道与诸宗教之间保持平衡的状态，由于法西斯时期诸宗教被公开镇压，因此这一时期实质上是该平衡被打破后国家神道体制的“崩溃”，而非其发展之“极致”。

　　安丸良夫聚焦于明治时期国家与宗教之间的具体关系，构建出“日本型政教分离”的理论框架，并将国家神道作为其构成要素之一，对村上的国家神道认识进行了矫正。所谓“日本型政教分离”，是指在“国家意识形态的要求”下，近代日本各宗派自由竞争以“证明自身有效性”的体制。在该框架中，安丸并未将国家神道与其他宗教等同视之，而是主张明治初期“类似神政国家的构想和宗教性强烈的神道国教主义”在文明开化时代被迅速抛开，取而代之的是以祭祀仪式为中心的神社神道。但是，近代日本从未放弃通过“强调天皇的神权绝对性”，来实现“民族国家统合”的基本战略，因此“神道与国家之间的特殊结合也从未消失”。而且，“后退为神社祭祀”的国家神道，在继承“国教主义”的同时，可以摆脱“宗教意义上说教化之责任”，由《教育敕语》补充其意识层面的内容。可以说，尽管放弃了通说中国家神道君临其他宗教之上的分析框架，但安丸仍然强调了国家神道的特殊性。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以对政教关系抱有的危机意识为出发点，藤谷俊雄、村上重良将国家神道视作“国家宗教”，在宫地正人、中岛三千男、安丸良夫等学者的学术“加工”下，该国家神道认识逐渐变得立体而丰满。其中，宫地赋予国家神道形成原因、确立经过与成立依据以详尽的解释，使该认识更加清晰，更具说服力。中岛一方面通过揭示明治时期曾存在过国家停止对神社进行财政援助的阶段，对该认识中国家神道的存续时长与连续性做出修正；另一方面，则通过分析国家神道体制的本质及其内部的矛盾性，对该认识中国家神道的“直线发展模式”进行了调整。安丸的“日本型政教分离”框架尽管主张由国家神道与各宗教共同承担国家意识形态，但在赋予各宗教以足够“自由”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国家神道的特殊性，对村上说中国家神道与其他宗教之间“支配与从属”的关系进行了矫正。但无论是清晰化解释、分段化调整还是细致化矫正，都是以指令中对国家神道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在不动摇上述国家神道认识之根基，即“作为近代日本的国家宗教”及其“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基础上，将国家神道的历史叙述向精致化方向推进。也正因如此，自20世纪70年代起，将国家神道视作“国家宗教”逐渐成为日本学界的主流，影响至今。

三、作为“官僚神道”的国家神道

　　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出席建国纪念日庆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亚洲诸国及日本国内民众的强烈不满，日本社会再度出现警戒国家神道复活之声。1987年，神道思想家苇津珍彦出版《国家神道曾为何物》一书，自诩从“神道人”的立场出发，揭明国家神道之“实像”，塑造出与通说完全相反的国家神道认识，即作为“官僚神道”的国家神道。其中，国家神道被视作由政府官僚基于“政教分离”与“神社非宗教论”等近代合理主义原则进行管理的神社神道，因其缺乏神道信仰，故在思想意识层面无力发挥作用。随后，在国学院大学学者阪本是丸实证研究的加持下，这一国家神道认识逐渐蔓延，并获得了众多学者的追随。

　　在该书中，苇津将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指令，认为指令是“非法且不合理的”，是GHQ“践踏”国际法，对日本进行的“宗教干涉”。在苇津看来，“对近代神道史有误解的美国人及其御用文化言论人”扩散并使之成为通说的是国家神道之“虚像”。在该“虚像”中，国家神道被视作“由明治日本的政府权力行使者与热情的神道家共谋构建之物”。而且，由于美国人及其御用日本人的用语暧昧不清，致使“国家神道”一词被恣意乱用，“不仅无法确立清晰、有逻辑的理论及史观史论，而且对立者之间也无法进行理论层面的交流”。为此，苇津以指令中对国家神道概念的狭义界定为依据，主张国家神道是“1900年政府在内务省设立神社局(之后为神祇院)官制”时所确立的，“与不被认可为官方神社的神道”相区别的神道。简言之，即与教派神道相区别的神社神道。以此为前提，苇津通过梳理明治维新以来国家与神社之间的关系，试图从制度、思想两个层面揭示其所谓国家神道之“实像”。

　　在制度层面，苇津认为，明治维新后的两三年间，神道经历了快速的发展。但是，以1871年为界，神道遭到明治政权的放逐与弹压，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路向下。1879年，政府规定府县社以下的神社，其神官的地位与寺庙主持相同，不再强调神社的国家性。1886年、1887年，政府分别发布《神社改正之件》和《官国币社保存金制度》，意图切断神社与国家财政之间的联系。尽管政府于1900年设立神社局，使国家神道得以成立，但也“只是确立了神社作为‘国家宗祀’，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名目”。神官、神职的思想、活动受限，多数神社的财政也并未得到实质性改善，因此神社局的“职能、作用、活动均是消极的”。

　　在思想层面，苇津主张，作为国家神道理论支撑的“神社非宗教论”，最初由佛教中的净土真宗提出，旨在达到“封杀宗教性神道”之目的。该见解于1882年被政府所采纳。此后，政府官僚固执于“神社非宗教论”，以“世俗非宗教的合理主义精神”教育神官神职，致使神社精神被“限制在完全没有神道信仰的世俗行政上”。因此，GHQ所要弹压的神道其实并非“帝国政府法令下‘国家神道’的神社”，而是“‘于神社之外’却‘以神社为象征’，向神社集结而来的潜藏于在野国民心中的日本人的神国思想”，他们将战时盛行的这种思想误认为是“帝国政府凭借权力、法令指导、命令出来的宗教”。针对国家神道在战时所发挥的作用，苇津强调，即使没有陆海军省和内务省的命令，“神国思想高涨的国民也会自发地选择神社作为他们围绕国家、社会公共问题进行共同体集会的场所”。但是，这里并没有“特别狂热的神职的祭文和布教演讲”，而且对于长期被禁止宣教的一般神职而言，也没有能力从事上述活动。通过强调国民的“自发性”与神社的“无能为力”，苇津彻底否定了国家神道的战争责任。

　　可以看出，苇津通过将“虚像”中的国家神道思想安置于“在野”国民心中，并将其与政府官僚管理下的国家神道明确区分开来，从而主张国家神道是“世俗合理主义下‘无精神无能力’”的“官僚神道”。在政治态度方面，苇津不仅放弃了战后初期神社界人士拥护政教分离的立场，还试图通过洗脱国家神道的战争责任，恢复神社神道的国家地位；而在学术研究领域，苇津所提示的神社制度史考证则为之后的国家神道研究提供了基本视角。20世纪90年代前后，在实证史学取得快速发展的学术风潮中，阪本是丸基于神社制度史分析，对苇津的国家神道认识进行了精细化处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同样采用指令中对国家神道概念进行的狭义界定，但阪本并未否定“国家神道研究的另一个重要课题——思想、意识形态”的存在，而是通过“事先声明”的方式，将其暂且排除于自己的研究范围外。

　　阪本主要从国家神道的成立经过、具体作用以及构成要素三个方面入手，勾勒出其对国家神道的认识。他指出，虽然明治政府于1871年5月制定出神社的基本制度，但在“适应近代中央集权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并没有针对此制度改革的“明确、统一的具体策略”，致使神社行政长期处于混乱状态。为了避免作为“国家宗祀”的神社内部发生分裂，政府于1882年1月采纳了“神社非宗教论”。但是，这与国家神道的成立“并无直接联系”。因为政府于1887年引入的《官国币社保存金制度》等措施，实则为“政教分离政策的神社版”，表明国家与神社分离的路线。直至1900年政府设立神社局，从制度层面区分神社与宗教，国家神道才得以成立。

　　不过，在阪本看来，神社局设立后，尽管政府强调神社作为“国家宗祀”的地位，但由于“大幅度制约神社的宗教活动，且没有提供多少经济支援”，因此“现实中神社并未在国民和国家中占据牢固的地位”。直至1940年神祇院创设后，“作为纯粹的机构和制度的‘国家神道’才被赋予意识形态和思想”，即确立了“国家神道直接向国民普及敬神思想的体制”，但其结果“不过是满足了部分神官神职地位的提升和对名誉的欲望”。由于“官僚神道(国家神道)对作为‘敬神’之关键的祭祀意义置之不理，甚至抑制作为‘崇祖’之原点的神葬祭”，因此“由内务官僚创造出来的国家神道对国民是没有太大影响力的，也没能发挥任何意识形态的效果”。总之，作为制度的国家神道，其“真实面貌”就是“神社局、神祇院官僚、神官及神职只能执行祭祀和维持神社运营”，与“极端国家主义”“侵略主义”“军国主义”等意识形态并无关系。

　　此外，阪本还通过比较《四时祭典定则》和《地方祭典定则》的不同，否定了通说中“国家神道由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直接结合而形成”的观点，并强调道，国家神道“与皇室祭仪无关”，而是政府“以真宗教团‘神社非宗教化’的推进运动为契机，出于事务处理和行政方便而成立的”。在切断神社神道与宫中祭祀“结合”关系的同时，进一步将国家神道限定在行政制度的层面。

　　同样聚焦于明治维新以来神社制度的发展变迁，阪本论证了政府于1871年制定的神社制度、于1882年采纳的“神社非宗教论”与1900年国家神道成立之间的“脱节”，在否定通说中国家神道“直线发展模式”的同时，为狭义理解国家神道概念提供了依据。在此基础上，阪本将他认为的国家神道45年的历史分为神社局和神祇院两个时期，并通过分析不同时期国家神道在普及“敬神崇祖”观念中所发挥的作用，强调了政府官僚对神道信仰的破坏，以及国家神道与恶劣意识形态之间的无关性。此外，通过比较祭祀制度中宫中祭祀和神社祭祀的不同，阪本否定了通说中二者“直接结合”的观点，进一步将国家神道限定在作为行政制度的神社神道上。可以说，基于对神社制度的实证研究，阪本搭建起“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牢固框架，凸显了作为“官僚神道”的国家神道“去意识形态”的特征，而事先被阪本排除在外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国家神道中的占比自然也被边缘化了。由于被“纯化为神社神道”，国家神道研究终于达到“目前的实证水准”，并基于“由这种实证性所带来的信赖感，逐渐获得了支持者”。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持同样政治立场的皇学馆大学学者新田均。新田从近代日本政教关系的角度出发，赋予了作为“官僚神道”的国家神道以理论支撑。

　　在新田看来，近代政教关系的两大原则是“神社非宗教论”和“公认教制度”，而二者均是在佛教的净土真宗影响下确立的。前者最初由真宗以“神道非宗教论”的形式提出，其间，真宗“‘将尊奉皇室和由此派生的祖先神天照大神作为国体予以接受’的表态，为政府处理政教问题提供了可行的基本理念”。随后，为了避免神道界再度发生“祭神论争之类的宗教论争”，威胁国体权威，政府以“神社非宗教论”的形式采纳了该见解，即将神道分为神社与教派神道，命神社专事祭祀，以实现“‘神社乃国家宗祀’之宣言与政教分离主义”之间的调和。也就是说，政府采纳“神社非宗教论”，并非为了赋予神社以特权地位，而是在推行政教分离路线的同时，意图通过限制神社的宗教性，以确保国体权威不受侵犯。后者则是指政府通过管长间接统制各教团，赋予各教团一定自治权的制度。新田认为，“公认教制度”是政府宗教政策从直接统制向间接统制的“过渡”，而非村上说中“国家神道君临神佛基三教之上”的依据。由于“公认教制度”的设想也是在真宗影响下提出的，因此，新田将真宗视为帝国宪法下的“影子国教”，并指出，“用不能体现真宗地位的‘国家神道’涵盖整个近代日本的政教关系并不恰当”。可见，新田在强调政府基于政教分离原则，采纳“神社非宗教论”，为“官僚神道”的形成提供理论依据的同时，将真宗视为近代政教关系形成之“主体”，否定了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并对国家神道概念的使用提出批判。

　　此外，新田也对通说中“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直接结合”的观点提出反驳。不过，与阪本不同，新田以《神社改正之件》为依据，主张政府并没有从意识形态层面出发，利用神社实现“天皇制正当化”的意图，而是始终将“恢复财政”作为神社行政之重点。不仅没有采纳将极个别神社作为“‘由皇室直接奉币，由宫内厅保存管理’的‘直接结合’”的提议，而且，《神社改正之件》的设想也与“‘国家神道’等用语令人联想到的强大的意识形态色彩相差甚远”。不难看出，尽管新田的研究从神社行政拓展至政教关系，且在与真宗的对比模式中，突显政教分离、信教自由背景下，国家神道“被边缘化”的形象，但依然倾向于将国家财政支援的多寡作为判断神社地位及其意识形态作用的唯一标准，只能说他驻足于所谓的“实证研究”，深化了对近代神社制度的剖析，且完整构建了“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框架，试图撇清国家神道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基于对现实政治的思考，苇津珍彦将指令以及通说中的国家神道认识视为“虚像”，在将其中的思想转嫁至“在野国民”的同时，通过强调政府官僚基于世俗合理主义对神社制度的压制，表达了其对国家神道作为“官僚神道”，无力发挥意识形态作用的认识，并以此为洗脱国家神道的战争责任，恢复神社神道的战前地位打通道路。随后，在学术领域，阪本是丸利用“事先声明”的方式，将国家神道限定在制度层面，并基于对神社制度的实证研究，强调了官僚管理下国家神道的“不安定”与“去意识形态”的特征，完善了对作为“官僚神道”的国家神道认识。与苇津、阪本在去除国家神道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相同，新田均对“官僚神道”产生的理论基础——基于政教分离、信教自由以及“神社非宗教论”的世俗合理主义——进行了溯源，并否定了通说中国家神道的“国教”地位。总的说来，他们的研究都批判了通说中的一种倾向，即“将明治初年祭政一致和神道国家主义的时代与十五年战争时期简单而直接地连接起来，从而忽视了有关中间时代的具体研究”。这些对近代神道史的“分段化”探讨虽有积极的意义，不过由于是将国家神道限定为神社神道，即“缩小”研究对象，才给读者带来“坚实的印象与安心感”，因此，与其说他们的研究促使将国家神道视作“官僚神道”的认识在学界固定下来，不如说是搭建了交流近代神道史实证研究成果的平台。由此，如何打破这种限制，“还原”国家神道之全貌，又成为学者们持续探讨的动力。同时，阪本、新田二人对通说中“神社神道与皇室神道直接结合”观点的反驳，则引出了国家神道研究的另一个重点——宫中祭祀。

四、作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日本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上扬，社会总体趋向保守，政治右倾化现象愈演愈烈。1997年1月，由右翼保守派人士结成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成立，该组织致力于修正历史教育，摆脱“自虐史观”。自2001年起，小泉纯一郎连续6年参拜靖国神社。而在学术界，随着所谓实证研究的不断发展，村上说逐渐“濒临破产”。与此同时，村上说所强调的政教分离、民主主义的意义，以及对国家神道在意识形态方面发挥的恶劣作用的批判也逐渐被淡化，甚至被抹灭。为此，宗教学者岛薗进于2010年出版《国家神道与日本人》一书，在批判地继承村上说的基础上，将国家神道视作一种“宗教民族主义”，并得出“国家神道在战后仍然存在”的结论，试图以此来抑制日本的右倾化趋势。

　　在岛薗看来，国家神道是“明治维新后，与国家紧密交织发展起来的神道的一种形态。它由皇室祭祀、天皇崇敬体系和神社神道组合而成，对日本大多数国民的精神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针对当时国家神道研究“混乱”之现状，岛薗认为，其原因之一在于，村上以及神道学者等均“陷入了将仅存在于近代法律制度上的‘神社神道’作为基础实体来理解国家神道的观点之中”。不仅如此，他还追溯至指令，在肯定指令对战后政教关系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批评其“传播国家神道=神社神道的观点”，以至于国家神道中“皇室祭祀、皇室神道的存在被完全忽略”。此外，岛薗明确指出，苇津、阪本、新田等神道学者使用狭义的国家神道概念是出于“明确的战略意图”，实则是想“通过主张皇室祭祀为非‘宗教’，以保持并扩大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作用”。就这样，岛薗从强调神社神道的既有研究范式中挣脱出来，将国家神道的重心转至宫中祭祀与天皇崇敬方面，为恢复并扩大国家神道的内涵打通了道路。

　　岛薗说的重心转移具体体现在他对国家神道历史轮廓的叙述中。与村上对国家神道发展历程的阶段划分相对应，岛薗也将其分为四个时期，即形成期(1868年至1890年前后)、确立期(1890年前后至1910年前后)、渗透期(1910年前后至1931年)和法西斯时期(1931年至1945年)。其中，形成期是指基于“天皇崇敬与祭政一致、祭政教一致”理念，国家神道“祭祀体系”与“精神内容”的形成时期。岛薗认为，“祭祀体系”的形成过程即宫中祭祀与神社神道的一体化过程，其间，尽管神社神道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宫中祭祀为“主导”。与之相应，“皇道论”贯穿于国家神道“精神内容”形成之始终。皇道聚焦于“以天皇崇敬为核心的统治理念”，同时也包含儒学、佛教、神道等内容，起初由宗教界承担皇道的教化，但因未取得成效，最终被政府以《教育敕语》的形式引入近代学校系统中。“祭祀体系”与“精神内容”的形成，标志着国家神道的成立。

　　关于国家神道成立后的发展历程，岛薗着重分析了国家神道的确立期，并视其为获取“适当的国家神道历史像”之关键。因为在他看来，确立期发生的一系列变化促使“国家神道融入国民的思想与实践中”，奠定了国民自主要求强化国家神道的基础。而这些变化源于这一时期的三个“确立”，即神圣天皇和皇室崇敬“仪礼体系”的确立，国体思想“教育、普及系统”的确立以及神职培养体系与合作组织的确立。在这些体系等的共同作用下，国家神道成为“国民身心的一部分”，进入渗透期，国民“自下而上的运动加强，促使政府、国家统治阶层不得不通过强化国家神道来解决当时社会的紧张状况，以实现更为牢固的国民统合”。再至法西斯时期，“高举皇道、祭政教一致理念，企图推翻既有体制的自下而上运动变得难以阻止”。可见，岛薗将国家神道的发展分为由国家自上而下的传播和由国民自下而上的实践两个阶段，着重强调了国家神道在左右社会发展方面的强大力量。

　　在岛薗看来，作为统合国民的手段，国家神道以天皇崇敬为核心内容，起初由国家通过仪礼、教育等途径，自上而下地推进，在其渗透、内化为国民的思想与实践后，由国民自下而上地强化，进而促使整个日本凝聚在民族主义氛围中。而且，国家神道“通过天皇崇敬及参与皇室祭祀等形式，赋予民族主义以宗教性内涵，使其得以强有力的发展”。一般认为民族主义具有获得“国民自下而上支持的特点”，由于国家神道同样具有“国民自身作为承担者，自下而上运动”的性质，因此岛薗认为，也可以将国家神道视作“宗教民族主义”。鉴于国家神道以宫中祭祀、天皇崇敬为重心及其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的特征，岛薗提出，战后国家神道即使“解体”，也并未消失，“皇室祭祀”与“神社本厅等民间团体承担的天皇崇敬运动”为其两大支撑。其中，大多数宫中祭祀拥有与全国神社祭祀“相对应”的内容；神社本厅以“昂扬民族主义，推动天皇崇敬，促进国家神道的繁荣”为政治目标。综上，在历史修正主义逆流日益泛滥的形势下，岛薗勾勒出其对国家神道的认识，即作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具体指代明治维新以来，以天皇崇敬和宫中祭祀为核心内容，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的神道式思想与实践，并通过强调战败前后国家神道的连续性，发出强烈的抵制“宗教民族主义”再现的警示之声。

　　岛薗论著发表后，新田均随即对此前提出的“广义国家神道论”与“狭义国家神道论”的内容界定进行修正，将岛薗说纳入其“广义”的范畴，也使上述框架得以持续维系，可见岛薗说对国家神道研究界的冲击力之大。不过，岛薗的国家神道认识并未因此被学界广泛接受，反而是在一片争议声中逐渐模糊，甚至面临崩塌的风险。其中，尽管有学者赞赏岛薗说在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多样性”，但更多的是从不同角度展开的批判。例如，新田均一方面通过文本剖析，指出岛薗关于“确立期”的主张，即国家神道“‘自上而下的教化、统治体系’的确立”以及“融入‘国民自身的思想与实践’”等缺乏证据或证据不充分。而且，“渗透期”运动的产生以“确立期”为基础也不过是其“推测和判断”。因此，岛薗说的阶段划分“并不成立”。另一方面，则分析岛薗说的意图，认为他“将‘广义国家神道论’的中心从‘神社神道’转至‘皇室祭祀’，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国家神道至今仍然存在’”的论述，是以缩小或排除宫中祭祀在“公共”领域的作用为信念，进而为了赋予这一信念以学术外衣而采用的“策略”。从历史轮廓与立论意图两个方面动摇岛薗关于国家神道认识的基本框架。

　　同为神道学者的藤田大诚认为，岛薗对苇津等研究动机的“大胆推测”，是“对自己理论的‘战略性’定位，同时也是对批判对象的一种贴标签行为”。不过，相比新田从细微处入手，反驳岛薗的国家神道认识，藤田更加关注岛薗的国家神道研究方法。他主张，岛薗“不是在细致分析具体史料、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上讨论‘国家神道’，而是将先行研究成果整理到自己预先设定的框架、概念及所关心的问题上，并给予‘国家神道’以批判性评价”，即采用“评论”的手法研究国家神道。以此为基础，藤田不仅批判岛薗提出的“具有巨大外延、涵盖各种要素”的国家神道概念缺乏“有效性”，而且将岛薗说嵌套进“理想与现实”的框架中，主张有必要对其中国家神道的“理想”在多大程度上化为“现实”进行细致的考察，从整体上对岛薗的国家神道认识提出质疑与否定。国家神道再度成为意识形态领域争论的对象，且争论焦点逐渐趋于明朗化。

　　针对上述批判声音，岛薗并未给予正面回应，而是在2021年出版的《战后日本和国家神道——围绕天皇崇敬的宗教与政治》一书中，进一步重申、完善了其学说体系。相比前作，岛薗更为清晰地概括出国家神道的轮廓，即国家神道以“神圣天皇崇敬和由天皇引导的道德实践及神道祭祀”为主要内容，在国家的要求下，国民将其视为“崇高准则”，并努力付诸实践。国家神道通过“以皇室祭祀和伊势神宫、靖国神社为顶点的神社中的仪礼体系”和“神圣天皇崇敬的言说体系”传播，其中，“国体论、教育敕语、军人敕语等为文献依据”，作为宣传场所，“学校、军队、战争、祝祭日、活动、媒体(报纸、杂志、书籍、广播)等，与神社一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证明使用广义国家神道概念的“合理性”，岛薗将其独创的用语“神圣天皇崇敬”与“国家神道”并用，并主张二者“密不可分”。在此基础上，岛薗概括道：上述通过多种渠道宣传神圣天皇崇敬的国家神道实则是“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近代日本的民族主义与特定的宗教传统——神道相结合，其特征在于政府积极利用神道传统的力量，形成“以教育、国家活动为主要场所的国家神道领域”。可见，在回避“国民为国家神道承担者”等主张的同时，岛薗通过将宫中祭祀、天皇崇敬体系纳入“神圣天皇崇敬”中，使作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另外，在重申“国家神道至今仍然存在”的基础上，岛薗将20世纪后半叶国家神道的特征描述为“‘隐蔽的皇室祭祀和运动体中的国家神道’之联合体”，主张除神社本厅外，日本会议下属团体及权势者等也是“运动体”的重要支持者。并强调道，进入21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支持对皇室祭祀赋予高度价值的国家神道言论”，特别是第二次安倍政权时期，“国家神道、神圣天皇崇敬的复兴趋势重新显现”。通过补充说明战后国家神道的发展动向，对右倾化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警示。

　　围绕岛薗说的最新动态，山口辉臣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评判。在山口看来，战后广义国家神道论的产生源于将运动一方的“愿望或理想作为起点，由否定的一方反转其价值评价，进而将其作为‘国家神道’理论化”的过程。村上说、岛薗说均源于此，也因此与真实情况之间存在差异。而且，目前学界已经“异口同声”地指出岛薗说的问题所在，即“已经扩大到与国民国家、天皇制等同等程度，为何还要特意将其称为‘国家神道’”，但岛薗依旧通过追加新词“神圣天皇崇敬”，进一步放大国家神道的范畴，似乎是在“主动扩大伤口”。由此，山口从根本上否定了岛薗国家神道认识形成的基础。

　　接下来，山口聚焦于岛薗说的特色部分，他分析道，岛薗主张“国家神道现在仍然存在”，并将“宫中祭祀的继续及其与神社祭祀的结合”和“神社本厅等开展的天皇崇敬运动的存在”作为存在的“标准”。然而，前者在战前都未成立，更何况战后，不过是岛薗“在神社界的运动目标中发现了这一点”，并对其做了过度解释而已。而且，岛薗之所以将国家神道的重心放在宫中祭祀上，“是因为‘战后’国家神道仍然存在这一主张的最后堡垒是自‘战前’以来一直持续的宫中祭祀”，说到底是一种“宫中祭祀至上主义”。但是，将宫中祭祀作为天皇核心的思维，实则产生于战后“象征天皇的确立过程中”，岛薗将宫中祭祀作为“国家神道”的核心，是试图用战后思维去整理战前历史，是“所有历史都是现代史”的展现。关于后者，山口的推敲也十分有趣，他指出：“如若民间团体和特定行政部门作用相同，则战前以佛教为首的各宗教和由国家管理的神社之间便没有差异，那么，战前的‘国家神道’也将无从论证。”不仅如此，如果民间团体神社本厅的运动可以被称为“国家神道”，那么，“创价学会、旧统一教会则可以被称为‘国家佛教’‘国家基督教’”，进而陷入毫无意义的“概念游戏”中。山口的指摘源于其对学术研究之所谓“纯粹性”的执着，他提倡各研究者使用各自认为“最适当的术语”，“跨越专业领域、政治=宗教立场的限制”，稳步地推进“国家神道”研究。因此，如果说新田、藤田等夹杂意识形态色彩的反驳给人以“偏见”的感觉，那么主张抛开政治立场研究国家神道的山口的抨击，则在给人以“信服感”的同时，从岛薗说的根源与特色部分入手，直击其国家神道认识的要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山口提倡学术“纯粹性”的同时，国家神道一词也面临着被“尘封”的局面。

　　进入21世纪后，在日本右倾化日益加剧、村上说逐渐失去“效力”的情势下，岛薗进秉持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勾勒出其对国家神道的认识，即作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具体指代以天皇崇敬和宫中祭祀为核心内容，与民族主义紧密交织的神道式思想与实践，并主张其在战后仍然存在。岛薗说一经发表，便在学界引发强烈的争议。其中，既有从意识形态与学术研究角度出发，对其立论意图、具体内容、塑造方法等进行的尖锐反驳，又有从所谓纯粹学术角度出发，对其特色内容进行的“精准”批判。也正因如此，岛薗的国家神道认识尽管典型，却并未成为学界通说，而是在争议声中不断被动摇和虚化，甚至面临着崩塌的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在该认识中，国家神道概念不断扩大，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放弃使用国家神道概念的主张。可以说，随着日本“战后”时间的推移以及实证史学的发展，在学术领域通过召回“国家神道”，以达到警示政教关系乱象之目的的方式，已很难被接受。

结语

　　综上所述，战后日本社会每每出现政教关系的相关问题时，学界都会涌现出围绕国家神道的相关讨论。自指令颁布以来，日本学界大致出现了三种典型的国家神道认识。它们的形成与嬗变，以指令中的国家神道认识为基础，并与战后日本的政治形势、社会思潮以及学术发展水平等密切相关，其具体内容中体现出不同时期、不同主体对政教关系的现实关怀与历史认识。指令认为，国家神道是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思想之源泉，但因其未对国家神道的概念与内涵进行全面的界定与充分的阐释，为学界多种国家神道认识的产生埋下了伏笔。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宗教学者村上重良等以与指令相同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将国家神道视作近代天皇制国家凭借政治权力打造出来的“国家宗教”，主张其由神社神道与宫中祭祀结合而成，在统合国民思想和驱使国民参与战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此来批判当时社会出现的企图政教融合的现象。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在日本社会警诫国家神道复活之声中，神道学者苇津珍彦等将国家神道“窄化”为神社神道，提出国家神道不过是由政府官僚基于近代合理主义原则进行管理的“官僚神道”，不仅在制度层面未曾受到国家的厚待，而且在思想意识层面也无力发挥恶劣的作用，试图以此来反驳指令以及村上说“强加”给国家神道的罪名。尽管“窄化”后的国家神道研究达到了当时实证研究的水准，但因无法涵盖近代政教关系之全部，部分学者开始提出弃用国家神道概念的主张。

　　进入21世纪后，宗教学者岛薗进在回归指令价值判断的基础上，构建出作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向日益加剧的右倾化趋势敲响警钟。在岛薗看来，国家神道是以宫中祭祀和天皇崇敬为核心内容，与日本民族主义紧密交织的神道式思想与实践，且在战后仍然存在。在强烈危机意识的驱使下，岛薗将多元内容纳入国家神道的范畴，无限扩大了国家神道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史实依据和客观的历史分析，岛薗说在学界处于“孤立无援”的局面。与此同时，岛薗提出的作为“宗教民族主义”的国家神道也因轮廓模糊、所指庞杂，既无法撼动作为“国家宗教”的国家神道认识，也无法精准反驳作为“官僚神道”的国家神道认识，导致国家神道研究呈现出更为混乱的局面。由于学界难以就国家神道认识达成共识，以至于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弃用国家神道概念的主张。

　　不过，虽说岛薗的危机意识过于强烈，但并非没有必要。近期，日本前海上自卫队海军将官大冢海夫出任靖国神社第十四代宫司，即神社最高神官。不难看出，日本右翼的宗教民族主义正在一点点突破、架空指令以及《日本国宪法》规定的“政教分离”原则的限制，企图将国家与神社重新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也使在指令中被视为“威胁”的军国主义有了死灰复燃的迹象。可以说，即便从制度层面来看，国家神道暂未复活，但宗教民族主义可能释放出的危险能量仍值得我们警惕。

　　（注释略）

　　（作者：秦莲星，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