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鹏涛：种族主义与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梅毒流行及防治

内容提要：19世纪中叶以后，殖民主义导致多种传染病在英属非洲殖民地流行，其中尤以梅毒流行与非洲家庭关系和性关系变化的关联最为密切。英国殖民者担忧梅毒流行影响到健康的非洲劳动力供应，进而危及殖民地经济运转和社会秩序。英国殖民者根据种族主义观念将非洲殖民地的梅毒流行归咎于非洲人自身，严重夸大了梅毒流行程度，并将这视作是非洲文化“落后”和“原始”的表现。英国殖民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梅毒防治措施，诸如强制性的梅毒诊治、社会卫生运动、强化父权权威以及限制非洲妇女涌入城镇等。这些措施深受种族主义观念影响，更多关注的是改变个体行为，而回避了导致梅毒流行的社会经济因素。尽管英国殖民者意图通过梅毒防治措施来强化对于非洲性关系和家庭领域的控制，但是梅毒防治措施的实际执行是零散的、不均衡且不断变化的。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梅毒不再被认为是非洲面临的严重公共卫生威胁。 尽管如此，英属非洲殖民地时期的梅毒防治措施仍然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历史影响。

关键词：非洲疾病史　英属非洲殖民地　梅毒防治　种族主义　殖民主义

　　梅毒是一种细菌型的性传播疾病，主要通过人类性行为传播，也可由母亲在怀孕或者分娩时传染给胎儿，导致早产、流产、死产或者婴儿先天性缺陷。梅毒是人类历史上面临的主要传染病威胁之一。梅毒在非洲的存在可以追溯至16世纪。近代以来，非洲被日益纳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尤其是19世纪以后遭受欧洲殖民征服和殖民统治。在这一背景下，非洲发生了剧烈的社会经济变动，包括梅毒在内的诸多传染病在非洲日渐流行。梅毒虽不像黄热病、昏睡病或者鼠疫那样致命，但它作为殖民时期非洲存在最为广泛的性传染病之一，受到欧洲殖民者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它与较高概率的流产和婴儿死亡率有关，而且在于它被欧洲殖民者视作非洲社会的“道德危机”、性别和代际关系紧张的集中体现，在有着大量白人移民的殖民地更是关系到种族界限的确立与维持。按照欧洲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梅毒流行是非洲人的“不道德”导致的，只有“进步的”西方生物医学能够拯救“原始的、疾病横生的非洲大陆”。梅毒防治成为欧洲殖民宗主国控制非洲殖民地社会的重要途径，其中尤以英国殖民当局的梅毒防治措施较早且较为全面。

　　殖民时期非洲梅毒流行史研究的演进，折射出半个多世纪以来非洲疾病史学经历的嬗变。20世纪60年代，欧美学者通常将医疗卫生视作殖民主义产生积极影响的领域，相关研究强调西方生物医学抗击梅毒等流行病取得的胜利，将西方医学视作实现殖民统治的重要工具。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医疗社会史研究的兴起，非洲研究者驳斥了所谓梅毒等传染病流行是由于非洲人无法适应资本主义环境或者非洲人的“不道德”导致的，强调这些传染病流行与殖民征服、强迫劳动以及非洲传统经济遭受破坏之间的关联。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艾滋病肆虐非洲大陆的背景下，非洲史研究者试图结合性病流行史来理解艾滋病蔓延，尤其关注医药知识的社会建构，强调包括梅毒在内的性病流行并不单纯是医学问题，而是反映出英国殖民者对于非洲社会的种族主义偏见，以及英国殖民者和非洲父权权威对于殖民地社会经济变迁的严重焦虑。非洲研究者将梅毒防治视作英国殖民者控制非洲社会的重要方面，同时也关注非洲社会对于梅毒流行以及英国殖民当局梅毒防治措施的回应，以反驳所谓非洲性文化和性行为模式导致梅毒蔓延的论调。21世纪以来，在史学研究全球转向的背景下，非洲史研究倡导将帝国本土和殖民地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关注医学知识在不同的殖民地、帝国和大陆之间的流动，通过研究梅毒防治来揭示性关系在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身份建构中的作用。

　　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着重考察英国殖民者的种族主义观念与非洲殖民地梅毒防治之间的关联。本文将剖析种族主义观念如何塑造英国殖民者关于非洲殖民地梅毒流行的认知，重点分析种族主义观念对于英属非洲殖民地梅毒防治措施的影响，进而反思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在非洲医疗卫生领域的历史影响，以期丰富我们对于非洲疾病史的认识。梅毒流行在英属非洲殖民地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各殖民地政府对于梅毒流行的关注程度也有所不同。总体而言，英属东部和南部非洲的殖民地政府相对较早关注梅毒流行问题，其中尤以乌干达、肯尼亚、南非、南罗得西亚、北罗得西亚和尼亚萨兰的干预措施较为明显，本文将重点围绕上述殖民地案例展开讨论。

一、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梅毒流行

　　英国殖民者对于非洲殖民地梅毒流行的关注，始于东非的乌干达。早在1863年，英国探险家约翰•斯皮克(John Speke)已经注意到一些布干达人“身上有梅毒引起的溃烂”，1879年布干达和班约罗王国出现梅毒流行。19世纪90年代，英国确立了对乌干达的殖民统治之后，意图实现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因此修建铁路，积极推动棉花、咖啡和烟草等经济作物种植，这都需要大量的健康劳动力。当时乌干达人口增长缓慢，政府需要从卢旺达、比属刚果和苏丹招募劳工以缓解劳动力短缺。英国殖民当局经过调查得出结论称，乌干达人口减少主要是因为当地民众中间存在严重的梅毒流行。例如，乌干达的传教团称66%的已生育过的非洲妇女正在或者曾经感染过梅毒。1897年英国传教士医生阿尔伯特•库克(Albert Cook)在布干达调查之后得出结论称，当地人口中间存在严重的梅毒流行问题，80%的干达人感染梅毒，婴儿死亡率为50%至60%。库克呼吁，倘若政府不尽快干预，干达人作为一个“种族”将在数年时间里灭绝。英国殖民部派出的性病研究专家F. J. 兰布金(F. J. Lambkin)在实地调查之后也得出类似结论：“整个种族将在数年之内因为梅毒而灭绝，或将成为一无所有的堕落种族。”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数据并不准确，更多是英国殖民者的臆测，却深刻影响到英国殖民当局的梅毒防治。在邻近的肯尼亚，殖民地政府卫生官员G. L. 基尔克斯(G. L. Gilks)也对当地的梅毒流行感到担忧：“非洲土著对待性关系的态度，导致性病一旦传入势必流行开来，无论老幼都无法幸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殖民者已经注意到坦噶尼喀的一些地区存在生育率低下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接管坦噶尼喀的英国殖民者也开始担心梅毒流行。到20世纪40年代，坦噶尼喀西部卡盖拉(Kagera)地区哈雅人(Haya)中间发生了性病流行。

　　在殖民时代之前，南部非洲并不存在梅毒。随着19世纪欧洲殖民扩张，白人移民、水手和士兵将梅毒传入南非。到19世纪下半叶南非矿业兴起以后，梅毒随着非洲劳工迁徙而传播到乡村地区，祖鲁人称梅毒为“白人疾病”(isifo sabelungu)或者“城镇疾病”(isifo sedolopi)。早在19世纪80年代，白人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梅毒流行问题的严重性。当时的流行观念认为，日常生活接触能够传播梅毒，梅毒和肺结核被视作主要的公共卫生威胁。1910年《南非医学档案》(South African Medical Record)记载，当时南非黑人的梅毒感染率高达20%至25%。20世纪30年代，南非白人社会不断要求南非卫生部对黑人进行体检，以保护自身免受黑人性病侵扰，同时也为了新兴的矿业能够持续获得健康劳动力。与此同时，南非白人统治者将贫穷白人中间的梅毒流行视作“种族堕落”的表现。据称1917年金山地区有30%的白人染有梅毒，后来证明这过高估计了梅毒流行情况，但是南非政府仍然采取一系列措施“拯救”贫穷白人，这反映出南非白人统治精英对于维持种族界限的严重焦虑。

　　在南部非洲的其他地区，梅毒流行也引起英国殖民者极大关注。19世纪80年代，随着殖民主义在尼亚萨兰渗透，英国殖民当局大量雇佣的搬运工成为梅毒的传播媒介。19世纪末，传教士医生罗伯特•劳斯(RobertLaws)已经注意到尼亚萨兰的梅毒流行，认为这是阿拉伯商贩传入的。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的发展，莫桑比克移民的大量涌入，以及尼亚萨兰面向南罗得西亚和南非的劳工迁徙，更是加剧了梅毒传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大量征召黑人男性参军或者充当搬运工，体检检出大量的梅毒病例，引起英国殖民部高度关注。贝专纳兰的情况类似，作为南非矿业的劳动力输出地，大量贝专纳兰人前往南非矿山务工，性病随之蔓延。20世纪30年代，贝专纳兰保护地专员甚至认为，90%的保护地土著人口患有性病。在北罗得西亚，20世纪初的政府公共卫生报告已经提及梅毒流行，尤其是在伊拉人(Ila)和洛齐人(Lozi)中间。随着铜矿业发展，英国殖民当局竭力确保乡村地区能够为矿业企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健康的男性劳动力，因此高度关注梅毒流行问题。在有着大量白人移民的南罗得西亚，政府早在1899年已经担心非洲人中间的性病梅毒流行，1915年政府《公共卫生报告》提及：“患有(梅毒)这种疾病的当地人与欧洲人接触，无疑会带来严重危险。(我们)需要通过立法来监控土著妇女。”

　　到19世纪中叶，西非已经遭受数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扩张，包括梅毒在内的多种传染病早已传入这一地区。20世纪初，尼日利亚殖民医疗档案已经提及性病，殖民地政府起初并不担心梅毒对于人口生育、劳动力供应和种族界限的影响，未将梅毒视作公共卫生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性病流行严重削弱了殖民地军队西非边防军的战斗力，这才引起英国殖民当局的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黄金海岸内陆地区，由于矿业开采、道路修建和可可生产，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出现剧烈的社会变动，“偷妻”和私奔现象显著增多。一些阿散蒂酋长命令逮捕所有15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只有当她们同意和男性村民结婚才会被释放，而妓女被视作性病传播的“罪魁祸首”，这些混乱现象反映出“权力关系的变化，是由现金和可可，贸易和变革引发的严重混乱”。

　　事实上，英国殖民者过高估计了梅毒流行程度。20世纪30年代以前，医学研究尚无法准确区分梅毒、雅司病和地方病梅毒。20世纪30年代，塞西尔•J. 哈克特(Cecil J. Hackett)医生在乌干达北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证实了地方病梅毒、雅司病和梅毒这三种螺旋体属(treponemal)疾病之间的关联与区别。雅司病是当时非洲很多地区的地方常见病，与梅毒螺旋体相似，同样是由纤细螺旋体引起的传染病，因此很容易被误诊为梅毒，导致梅毒流行程度被严重夸大。尽管梅毒和雅司病并无共同的流行病传播模式，但是它们在临床表现的第一期、第二期症状十分相似，区别在于雅司病不会发展到第三期，并且雅司病仅出现骨骼和皮肤损伤，不会发生严重的心脏和神经并发症。地方病梅毒也很容易与梅毒混淆。1956年，当时在乌干达工作的J. N. P. 戴维斯(J. N. P. Davies)医生通过分析20世纪初的梅毒诊断资料得出结论称，当时的大多数梅毒病例实际上是地方病梅毒，英国医疗官员基于种族主义观念而将非洲人视作本性“邪恶的”，过高估计了梅毒的流行程度。因此，关键问题并不是英国殖民者关于梅毒的误判，而在于他们用观察到的梅毒流行来印证自己的种族主义观念。20世纪上半叶，英国殖民者关注殖民地梅毒流行问题的主要动机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保护殖民地白人移民的种族优越地位。在广大的海外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关于梅毒的道德化解读与白人种族优越和种族纯洁观念有关。白人移民对于非洲殖民地的梅毒的担忧并不单纯是医学问题，而是反映出白人移民对于种族通婚和白人种族堕落的担忧。白人移民关注塑造和维持种族界限，而严格管控跨种族的性关系是确立和维持种族界限的重要手段。英国殖民者认为自身是“洁净”的种族，而非洲民众是“野蛮”的，是他们独特的性观念导致性病流行和婚姻家庭生活破裂。在白人移民定居的南非、肯尼亚和南罗得西亚，这些地区有关性道德的讨论极为激烈，白人移民极力渲染黑人男性性侵白人女性的“黑祸论”。白人移民鼓吹非洲劳工可能将梅毒传染给白人雇主，从而威胁到白人的种族优越地位和白人种族的“纯洁性”，因此鼓动政府针对黑人采取梅毒防治措施。

　　其次，担忧非洲劳动力锐减。英属非洲殖民地的医疗卫生最初只关注白人移民健康，但是殖民地经济发展离不开健康的非洲劳动力，因而不得不关注非洲人口的健康问题，尤其是引发较高人口死亡率的传染病，如疟疾、梅毒、昏睡病和天花等。他们担心这些流行病导致非洲土著人口锐减，这势必危及经济作物种植或者矿业经济发展并削弱殖民统治合法性。对于非洲殖民地人口锐减的关注，成为英国殖民当局梅毒防治措施的出发点，这明显不同于英属亚洲殖民地。

　　最后，担心非洲社会秩序遭受破坏。在非洲农村地区，伴随着殖民地资本主义发展，大量非洲劳动力离开农村，英国殖民者担心这将改变非洲农村家庭的性别平衡和性行为模式，尤其担心可能引发婚姻关系破裂和性病流行。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海岸阿散蒂地区，可可种植导致当地社会的婚姻家庭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很多阿散蒂妇女不愿只是充当无报酬的家庭劳动力，而是希望借助可可经济繁荣提供的机会来实现自身经济独立。酋长们试图重新控制非洲妇女，因而污蔑那些为维持自身经济独立地位而不愿结婚的妇女是“道德败坏”的性病传播者。在非洲的城镇和矿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者仍然认为“部落”是非洲社会的基本单元，非洲人无法适应现代城镇文明，城镇中的非洲人只是暂时的“逗留者”。殖民地资本主义催生出的流动劳工制度，使得非洲城镇和矿区存在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由于白人雇主无法为非洲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工资收入，因此英国殖民当局普遍容忍非洲单身女性在城镇中的存在。这些单身的非洲女性不只提供性服务，而且满足了非洲男性劳动力基本的生活需求，为他们提供“家的舒适”。但是，英国殖民者倾向于将所有在婚姻制度之外为非洲男性劳工提供服务的单身妇女都宽泛界定为“妓女”，将她们视作梅毒的传播者以及道德沦丧的表现，严重忽视了她们对于非洲男性劳动力社会再生产的重要贡献。

二、英国殖民者关于非洲梅毒流行的种族主义认知

　　英国殖民者关于非洲殖民地梅毒流行的种族主义认知，其来源主要包括：其一，英国本土的性伦理观念。工业革命以后，性病流行问题在英国社会引发严重焦虑。性克制和性纯洁被视作个人品格的体现，被认为对于保持英国“种族”纯洁十分关键，而染病者被视作“罪犯”和“行为异常者”。英国议会曾先后颁布过三部主要针对性病的《传染病法》(Contagious Diseases Acts)。尽管这些法案后来被取缔，但是英国国内关于性病梅毒的激烈争论，使得英国殖民官员习惯于运用道德话语来讨论梅毒问题，强调梅毒、娼妓和道德沦丧之间的关联。其二，近代以来欧洲社会关于非洲人的性文化的刻板印象。随着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欧洲殖民扩张，基督教传教士、殖民官员和医生强调非洲人有着特殊的性文化和习俗，在道德上和肉体上是“危险的”且“野蛮的”。到19世纪末欧洲殖民征服非洲时期，当时欧洲文学艺术已经大量出现关于非洲人的性欲与疾病之间联系的描述，深刻地塑造着欧洲殖民官员和传教士关于非洲人的性关系的刻板印象，影响到他们关于非洲殖民地梅毒流行的判断。其三，当时西方医学关于梅毒较有限的科学认识。西方医学直至20世纪30年代才逐渐弄清梅毒、雅司病和地方病梅毒的病理学和流行病学差异。在这一背景下，英国殖民官员和传教士医生高估了非洲殖民地的梅毒流行程度，并以种族主义观念来解释梅毒流行。

　　围绕乌干达梅毒流行的原因，英国殖民官员和传教团体的态度和观点针锋相对。英国殖民官员认为，梅毒流行是由于基督教传播导致的。英国性病研究专家F. J. 兰布金在实地调查后得出结论称，梅毒是19世纪中叶由阿拉伯商贩传入乌干达的，而基督教传播导致传统社会观念遭受侵蚀，原本约束妇女性行为的价值规范变得松弛，“放弃一夫多妻制，放松对于妇女自由施加的限制，可能是性病爆发的主要原因”。《英国医学杂志》也总结道：“在我们与臣属种族的接触过程中应当温柔些，首先要尊重他们的习俗，接受他们自身的转变以及他们所处环境的变化，同时也要避免他们的固有观念发生崩解，因为这必然导致这些种族的瓦解，而这是致命的。”

　　面对英国殖民官员的批评，乌干达的传教士予以反击，他们反对将梅毒传播归咎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强调只有基督教才能拯救非洲土著人口。乌干达教区主教阿尔伯特•塔克(Albert Tucker)致函医学期刊《柳叶刀》：“基督教并未导致道德水平下降，事实恰恰相反，只有引入基督教，才能将布干达从濒临灭绝的边缘拯救回来。”塔克主教还批评殖民统治政策加剧了梅毒传播。例如，自1900年布干达政府实行棚屋税之后，布干达人为了少缴税而被迫集中居住，从而加剧了梅毒传播，“梅毒的滋生是棚屋税导致的恶果”。传教团体强调非洲“传统”社会是“不道德的”，只有皈依基督教才能真正解决梅毒流行问题。尽管传教团体也对于乌干达传统社会表示欣赏，但是他们强调梅毒流行是这些社会存在的一夫多妻制和异教信仰等社会问题的典型表现，而这只能通过基督教信仰来医治。尽管英国殖民官员和传教团体关于布干达的性病梅毒起源的争论十分激烈，但是事实上很难将宗教和世俗力量对于非洲社会的影响区分开来。

　　虽然英国殖民官员和传教团体围绕梅毒流行的原因存在争议，但种族主义观念却使得他们达成共识。种族主义观念极大地塑造了英国殖民者关于梅毒的流行病学认识。梅毒是一种不论肤色的疾病，任何种族、社会阶级和族群都可能感染。但是，在非洲殖民地环境中，梅毒被英国殖民者描述为黑人的疾病，是非洲文化“落后”和“原始”的体现。正如史学家梅根•沃恩(Megan Vaughan)所说，“殖民医学的力量并不在于它对臣属的肉体的直接影响……而在于它提出关于臣属的‘自然化’和‘病态化’的解释。”英国殖民者关于非洲殖民地的梅毒流行的认识，集中体现了英国殖民者关于非洲民众的“病态化”解释。19世纪下半叶，英国殖民者以非洲社会“原始”“落后”为由而实现对于非洲大陆的殖民征服。在殖民统治确立过程中，英国殖民者将梅毒视作“优越的白人”与“低劣的黑人”生理差异的鲜明体现，他们将梅毒归咎于非洲土著人口自身，尤其是非洲女性的“淫荡”，谴责非洲人的性放纵或者一夫多妻制加剧了梅毒传播。按照这一观念，非洲社会有着特殊的性文化，尤其是频繁更换性伴侣，再加上人口死亡率较高，因此非洲社会竭力实现生育最大化，对于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社会容忍度较高。英国殖民官员和传教士关于梅毒流行的讨论中大量充斥着种族主义论调，大肆渲染“文明”和现代性削弱非洲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英国殖民官员和传教士关于非洲性文化的具体认知深刻影响到梅毒诊治，尤其表现为英国殖民当局更关注于控制非洲人的性行为，而忽视了导致梅毒蔓延的社会经济因素。

　　将梅毒归咎于非洲土著人口，是英国殖民者运用种族主义观念解释梅毒流行的第一步。英国殖民者需要借助非洲本土力量来控制非洲社会，因而与非洲男性年长者共同将梅毒流行归咎于非洲女性，使得控制非洲女性身体成为梅毒防治的关键。殖民统治确立之初，商品经济的发展为非洲女性积累财富提供了全新的机会，一些非洲年轻女性离开乡村到城镇谋生，极大地挑战了非洲男性年长者在农村中的主导地位。非洲男性年长者的权力来自控制年轻劳动力和牛畜财富，他们将非洲女性涌入城镇视作社会混乱失序的表现。英国殖民者也意识到，殖民地经济依靠非洲女性劳动来补贴经济作物生产和男性工资劳动，因此需要限制非洲女性的流动，并将她们置于父权控制之下。英国殖民当局的梅毒防治措施为强化非洲父权对于非洲女性的控制提供合法性，因而得到非洲酋长和年长者等父权权威的支持。例如，乌干达政府鼓吹“恢复在与外界接触之前的社会控制机制”，政府和干达族酋长达成共识，都认为梅毒流行是酋长权威衰败引发的。布干达王国首相阿波罗•卡瓦(Apollo Kaggwa)甚至表示：“布干达妇女原本一直受到严格监控，殖民统治将布干达妇女从这种监视状态中解放出来，是梅毒爆发的直接原因。”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肯尼亚的南尼扬扎省，英国殖民官员和当地首领意识到非洲男性更容易感染梅毒，却将非洲女性作为梅毒防治的主要对象。

三、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梅毒防治措施

　　19、20世纪之交，英国刚刚确立对于广大的非洲殖民地的统治地位，并不熟悉非洲生态环境和社会状况。此时“细菌理论”逐渐被接受，欧洲本土的城镇卫生管理制度渐趋成熟，热带医学日益兴起，英国殖民者自信能够应对热带疾病的威胁。英国殖民者将非洲人口视作潜在的疾病宿主，在新兴的非洲城镇中实行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居住隔离，并且极力打压非洲本土医学知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纷纷推出梅毒防治措施。英国殖民当局的性病防治措施呈现出地区差异性，梅毒防治在西非要晚于东部和南部非洲，这与人口、种族和经济结构差异有关。例如，1950年尼日利亚首府拉各斯市人口有25万，能够为当地经济运转提供充足劳动力，因此英国殖民当局较少担心梅毒对于非洲人口生育和劳动力供应的影响。而且，作为非移民型殖民地，拉各斯的殖民官员不需要担心梅毒对于种族界限的影响。概括而言，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采取的梅毒防治措施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首先，实行强制性的梅毒诊治。英国殖民者认为梅毒是由于非洲人的行为不端导致的，并且对殖民地公共卫生构成严重威胁，因此有必要采取强制的医学干预措施。乌干达殖民地较早采用强制的梅毒诊疗手段。1905年以后，昏睡病对于乌干达的影响逐渐减弱。直至20世纪30年代，梅毒是英国殖民当局在乌干达首要关注的流行病威胁。1909年《危险疾病法令》将梅毒列为危险疾病，1921年《性病法令》禁止土著医生诊治梅毒和淋病，以迫使非洲人接受西医检查。由于英国殖民当局资源有限，因而在乌干达采取的梅毒防治措施最初主要针对布干达王国。英国殖民者认为，干达人是乌干达保护地“天然的优越种族”，是保护地得以存续的关键。直至20世纪20年代，穆拉戈(Mulago)医院一直是乌干达主要的梅毒诊疗中心。此外，性病防治专家在当地酋长的帮助下，在坎帕拉和马萨卡周边地区组织大规模的梅毒筛查。布干达王国作为乌干达保护地的核心地区，享有一定的自治权，由大酋长组成的王国议会(lukiko)有权制定适用于王国范围内的法律。1913年王国议会颁布《城镇(性病)法规》，鼓励酋长将疑似感染的当地妇女带来接受检查，“妇女像牛一样被赶来，规模甚至达到50人，每送来一人接受检查，酋长能得到六便士”。在诊断梅毒病例的过程中，殖民地医疗官员甚至公开检查非洲人的身体隐私部位。英国殖民当局在乌干达采取的极为粗暴的性病诊断方式，在英国国内曝光后引发强烈反响，因为类似的性病梅毒诊治法律在英国本土早已被废止。

　　南非的梅毒防治措施充分展现出种族主义特征。尽管黑人和白人都会感染梅毒，但是受到区别对待。梅毒诊治成为20世纪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确立过程中的重要层面。当时南非正处于白人民族主义酝酿形成的关键时期，白人社会将梅毒流行视作关系到全新的南非民族的健康与未来的严重问题，因此要求南非政府为贫穷白人提供免费诊治和健康宣传，以保护白人种族优越地位。1919年《公共卫生法案》在允许关押黑人患者的同时，规定不得关押白人患者，而要为白人患者提供自愿的、免费的药物治疗。1923年《土著城镇地区法案》规定对非洲工人实行更严格的健康检查制度并且驱逐患病的土著，尤其是将单身的非洲妇女视作“妓女”而予以驱逐。南非土著事务部鼓励白人雇主在雇佣非洲人之前首先对黑人进行体检，以避免患有性病的黑人雇工传染给白人。到20世纪50年代，南非形成种族隔离的性病诊治体系，白人享有免费的、非惩罚性的性病诊治服务，而面向黑人的性病诊治则与控制人口流动挂钩，黑人感染性病被视作违法行为。

　　20世纪20年代以后，英属非洲殖民地陆续开展性病诊治。在坦噶尼喀的达累斯萨拉姆，因性病被捕的情况十分常见，例如，1925年共计56名妓女被捕，其中3人被检出梅毒。1907年南罗得西亚发生梅毒流行，卫生部调查之后得出结论称，在约翰内斯堡矿区务工的黑人从当地妓女身上沾染梅毒，在返回南罗得西亚之后又传染给妻子，而非洲人不洁的公共卫生习惯导致梅毒演变成了非性病形态，继而传染给其他家庭成员。1924年南罗得西亚推出《公共卫生法案》，允许政府在城镇开展性病检查，对于被认定的性病流行地区实行隔离，授权医疗官员检查隔离区以内所有居民的身体隐私部位，并且规定隐瞒性病是违法行为。从1926年起，南罗得西亚卫生部逐步建立性病专科诊所。此后，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南罗得西亚政府重点检查非洲妇女身体，担心她们将性病传染给黑人男性或者白人男性。相比之下，北罗得西亚政府起初并不关注梅毒对于非洲人口健康的影响。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末，铜带矿业公司无法获取充足的健康劳动力，开始针对矿工及其家人展开定期体检，监管矿区周边城镇的公共卫生状况，并且扣押感染性病的矿工，直至痊愈。1946年，北罗得西亚政府在纳姆瓦拉(Namwala)地区的洛兹人中间推行强制的性病诊治，第一年检查了将近8000人，诊治梅毒病人1807例，到1958年项目结束时共诊治7000多名梅毒病患。1943年尼日利亚颁布《性病法令》，在拉各斯开设面向平民的性病诊所。随后，黄金海岸也修改刑法，将隐瞒性病病情视作犯罪。

　　英国殖民当局采取强制的性病诊治手段，与当时的性病诊治技术有关。尽管1906年欧洲已经出现“沃瑟曼检测”(Wasserman test)的梅毒检测方法，但是它的特异性较低，对于雅司病、疟疾、肺结核和麻风病都有反应，再加上非洲殖民地医疗资源有限，因此梅毒诊断主要靠医生检查皮肤表面是否有疑似感染的症状。20世纪上半叶，非洲殖民地医疗机构用于诊治梅毒的常用药物包括铋剂、汞剂、撒尔佛散和砷剂等。汞剂价格低廉，但是具有一定的毒性，如若使用不当，极易引发严重的副作用，甚至导致患者死亡。铋剂注射无法治愈梅毒或者消除传染源，但是能够消除皮肤症状，使患者在数周或者数月时间内暂时不具有传染性，因而是殖民地医疗官员青睐的治疗方法。这一疗法旨在减少新感染病例和梅毒扩散，首要考量因素是生育和“种族保护”。这些药物疗效有限，诊治过程痛苦、疗程长且有副作用，因此英国殖民当局更多依靠强制手段来推行梅毒诊治。

　　其次，开展社会卫生运动。由于英国殖民者掌握的医疗卫生资源有限，并且将梅毒视作社会疾病，因此尤其强调宣传教育手段的重要性。英国殖民当局支持基督教传教团宣传婚前性纯洁、一夫一妻制以及罪与受苦之间的关系，向非洲民众灌输性节制观念来应对梅毒流行，以持续获得健康的劳动力。英国殖民当局借助传教团体来向民众宣讲性病传播途径、危害以及预防手段。例如，乌干达政府支持传教士医生阿尔伯特•库克在殖民地范围内巡查，制作并散发印刷品来宣传性病、淫乱以及酗酒的严重性。乌干达政府还在斯瓦希里语月报《今日事务》(Mambo Leo)刊登了一系列关于梅毒、淋病和酗酒问题的宣传文章，谴责非洲民众中间的种种“不道德行为”。坦噶尼喀政府也开展性病宣传运动，制作英语和非洲语言的宣传手册，向民众介绍性病的传播途径和危害。20世纪30年代，南非卫生部面向城镇黑人提供性病防治宣传手册。由于非洲人口识字率低，因此海报和宣传册在非洲民众中间的影响较小，英国殖民者尝试运用电影这一全新事物来向民众宣传性病防治知识。例如，1937—1938年南非卫生部资助红十字会拍摄梅毒防治题材影片，影片中大量充斥着梅毒晚期患者身体严重损伤的画面，以警示非洲人要洁身自好。这些宣传材料主要传递的信息是，梅毒并不是社会问题，而是由于非洲人自身的不良行为导致的，从而将梅毒传播的责任由政府转嫁至个体的非洲人。

　　再次，强化父权制权威。英国殖民者与非洲男性精英共同建构出有关非洲妇女性放纵导致梅毒流行的说法，将控制妇女身体视作遏制梅毒传播的关键。英国殖民当局试图借助酋长权力来强化对于非洲妇女、性关系和婚姻的控制，而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酋长巩固自身权威。在乌干达殖民地，英国殖民者和非洲男性达成共识，他们强调社会秩序混乱和道德沦丧是梅毒蔓延的主要原因。1913年乌干达保护地政府的《城镇(性病)法规》和布干达王国政府的《性病预防法令》体现了酋长权威和殖民地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这些法案将梅毒视作危险疾病，对疑似感染者进行强制检查，而确诊者需要接受诊治，并且诊治期间不得发生性关系或者结婚。这两个法令使得酋长有权监视臣属的日常生活。到1936年，布干达政府官员和传教士一道指责外来妇女是妓女，主张制定法令驱逐这些外来妇女，否则“整个干达民族都将毁灭”。类似情况也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东非其他地区和中部非洲，非洲民众的性关系被认为与殖民地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因而成为英国殖民者的关注焦点。

　　最后，限制非洲妇女涌入城镇。英国殖民当局针对非洲人口流动的法律主要针对男性劳动力，而非洲妇女未被纳入其中。例如，在南罗得西亚，1901年《原住民登记法》并未限制非洲妇女的迁徙流动，因此无法控制她们待在“适当的地方”并规范她们的性行为。梅毒诊治成为英国殖民当局控制非洲妇女涌入城镇的主要手段。正因为如此，尽管非洲男性在涌入城镇的非洲劳动力中间占大多数，英国殖民当局却将非洲妇女视作梅毒的主要传播者，将城镇中的非洲妇女视作“四处漂泊的”“失足”女性，批评这些“不道德”的非洲妇女“导致全国范围内的疾病传播”。20世纪初，非洲男性精英组成的社会团体也敦促殖民地政府限制非洲妇女进入城镇。1925年《公共卫生法案》规定，在特定地区求职或者已经务工和居住的非洲妇女必须接受体检。英国殖民当局的梅毒防治政策更多针对个体的非洲女性，旨在控制非洲妇女涌入城镇。英国殖民者关于妓女的界定并不准确，任何生活在欧洲殖民当局或者非洲男性的社会控制之外的非洲妇女都会被贴上“妓女”标签，成为殖民地政府医疗干预的对象。

四、对英属非洲殖民地梅毒防治的评价

　　关于殖民时代非洲人口状况的数据并不准确，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殖民当局才开始在非洲开展人口调查，因此我们只能依据报告或者诊治病患数量情况大致推测梅毒防治的成效。相关资料表明，英属非洲殖民地诊治的梅毒病例数量呈显著增多趋势。例如，尼亚萨兰殖民地卫生机构诊治的梅毒病例数从1940年的3231例增至1950年的19403例。乌干达政府医院报告的梅毒病例数，1926年为35784例，此后一直维持在每年数万例，到1960年以后降至每年数千例。这一诊治梅毒病例数的增长趋势是由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医学技术进步使得殖民地诊疗机构与20世纪初相比能够更有效地诊断梅毒病例，而且随着梅毒诊疗手段变得更加有效，患者与以往相比更愿意到医院诊所接受诊治。

　　到20世纪中叶，医学进步和来自殖民地内外的压力极大冲击了英国殖民者关于梅毒流行的种族主义观念，也深刻改变了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梅毒防治措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面对非洲殖民地内外的严峻压力，英国被迫推出1940年《殖民地发展与福利法案》，并且实行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英国殖民当局将梅毒防治作为殖民地公共卫生方面的常态化措施，开始关注妇幼保健的人口影响，在城镇矿区广泛设立助产妇学校和妇幼保健诊所，面向非洲妇女传授婴幼儿护理知识。例如，1936年北罗得西亚铜带地区的罗恩(Roan)铜矿设立妇幼保健诊所，1937年至1957年的接诊量从年均7000人次增至450000人次，每年接生将近2500次。通过监控非洲妇女生育来遏制梅毒传播，再加上使用抗生素，矿区的梅毒发病率降至1956年的不到1%。青霉素的广泛使用为梅毒治疗提供了便捷有效的方法。20世纪60年代以后，梅毒不再被视作非洲面临的严重的公共卫生威胁。20世纪上半叶，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梅毒防治呈现出如下特征。

　　首先，医疗资源匮乏严重限制了英国殖民当局梅毒防治措施的成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英国奉行殖民地财政自给自足原则，主要依靠传教团体来提供殖民地医疗卫生服务，聚焦于殖民地面临的紧迫的传染病威胁，如梅毒、昏睡病、黄热病、天花和疟疾等，而事实上真正投入梅毒防治的人力和资金极为有限。按照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要求，患有梅毒的成年男性至少需要注射32次铋剂，随后还要接受血清检查和3年以上的临床观察。1925—1929年，坦噶尼喀卫生部门一共诊治了99962名患者，但是能够提供的药物非常有限，直至1935年只能为每名患者注射6次铋剂，远低于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临床诊疗标准，因而无法彻底治愈梅毒，而只能是尽可能减弱梅毒的传染性。即便是较为全面推行梅毒防治措施的乌干达，梅毒防治主要集中在城镇地区，而乡村地区医疗资源严重匮乏，整个殖民地只有穆拉戈医院以及附属的五家诊所，此外就是一些零星的小诊所和传教团诊所，这些医院诊所是乌干达民众最早接触到的西医诊所。

　　其次，英国殖民当局的梅毒防治措施深受种族主义观念影响。殖民政治经济政策和殖民时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加剧了梅毒流行。例如，殖民地经济发展催生出的流动劳动制度严重削弱了非洲工人的健康和福利，同时也对于非洲乡村妇女、儿童和年长者的健康造成影响；移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不断流动，也助长了梅毒在城乡之间传播；殖民统治政策打破了原有的非洲社会界限，催生出非正常的性关系。尽管如此，英国殖民当局刻意回避了引发梅毒流行的社会经济因素，而将梅毒流行归咎于非洲人，关注于改变非洲人的个体行为，依靠性病诊治和卫生教育宣传来防治梅毒。

　　再次，由于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力量有限，因此在梅毒防治过程中依靠非洲酋长权威的合作。通过与非洲酋长权威合作开展梅毒防治，英属非洲殖民地政府更深程度介入非洲婚姻和家庭的私人领域，非洲酋长权威得以增强，梅毒防治成为建构间接统治制度的重要层面。间接统治制度不只是降低殖民统治成本并且强化殖民统治合法性，而且是通过控制两性关系来渗透和介入非洲婚姻家庭的私人领域。英国殖民者高度关注梅毒流行问题，极力控制非洲妇女的性关系，是因为性关系显示出“间接统治在支撑现有社会控制体系方面的有效性”。例如，1938年尼亚萨兰恩卡塔贝(Nkhata Bay)地区的酋长对于治下民众中间出现的性病传染感到担忧，并且建议殖民地政府对从国外返乡的民众逐个体检，然后再允许他们返回。

　　最后，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梅毒防治措施的实际执行是零散的、不均衡且不断变化的。英国殖民当局的梅毒防治反映出殖民话语、殖民政策和医学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非洲民众也并非殖民政策的消极被动的承受者。非洲妇女激烈抗议殖民地政府的性病防治措施，她们不愿接受男性医生诊治，而更青睐于非洲女性医者，只有在病情严重情况下才会求助于西医，她们常认为这些女性医者更尊重患者隐私，比西医医生更为友善。在南罗得西亚，已婚非洲妇女反对政府强制检查身体隐私部位的羞辱做法，将这项检查称作“张开双腿”(chibheura)。值得注意的是，非洲社会面对性病传播也形成了一定的应对机制，而这是英国殖民者所忽视的。例如，南部非洲城镇和矿山中的同乡网络对于流动劳工的性道德约束。在20世纪初的德兰士瓦北部(Northern Transvaal)，流动劳工结成的协会致力于维持社会秩序和家庭观念，约束流动劳工的性行为，警告与“城镇妇女”发生性行为的潜在危险。

结语

　　梅毒伴随着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蔓延。在殖民时代之前，非洲很多地区并不存在梅毒，或者其存在程度较低。殖民主义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经济变化推动梅毒、肺结核和疟疾等传染病流行，其中尤以梅毒流行与殖民主义之下非洲家庭关系和性关系变化的关联最为明显。尽管梅毒流行与殖民主义之间存在联系，英国殖民者却从种族主义观念出发，将梅毒流行归咎于非洲人的性文化和性行为模式，强调梅毒流行严重威胁到非洲人口生育和殖民地社会秩序，并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基于种族主义观念的梅毒防治措施。

　　英属非洲殖民地梅毒防治的案例表明，殖民地社会秩序维持不仅依靠暴力手段，而且借助包括医学在内的“隐蔽”手段。英国殖民者意图通过征服被殖民者的身体来实现社会控制，“医学和公共卫生……成为殖民霸权的组成部分，旨在促进殖民统治的稳固和合法性，同时消除或者制服敌对的权威体系”。梅毒防治与殖民秩序建构息息相关，表明“性可以确保或者削弱殖民权威”，控制或者重塑非洲人的性关系以适应殖民地资本主义的利益，成为殖民地国家建构的核心内容。梅毒成为社会失序和道德混乱的“隐喻”，而梅毒防治成为殖民地政府控制非洲妇女生产和生育的重要手段。针对诸如梅毒这样的流行病防治项目，是英属非洲殖民地很多民众最早能够接触到的西医，客观上有助于改善非洲医疗卫生状况，为非洲国家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奠定了微弱的基础。尽管如此，直至非洲殖民地独立前夕，英国在非洲殖民地公共卫生领域的投入仍然严重匮乏。

　　20世纪上半叶英属非洲殖民地梅毒防治的历史影响主要有以下三方面。首先，英国殖民者有关非洲性文化的种族主义观念影响深远，至今仍然影响到欧美社会关于非洲作为“疾病大陆”的认知。艾滋病刚出现时被欧美社会视作非洲人的疾病，被归咎于非洲文化。欧美社会关于艾滋病的解释与英国殖民者关于非洲梅毒的认知极其相似，都认为非洲人“不道德”或者不重视卫生清洁，需要外部拯救，而不关注殖民地资本主义引发的劳动力迁徙、健康状况恶化以及流行病学因素。其次，曾经在20世纪上半叶导致梅毒流行的很多社会经济因素仍在发挥作用，如殖民地资本主义催生出的流动劳工制度导致劳工与家庭的分离，这构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洲艾滋病流行的重要因素。最后，非洲民众尤其是非洲妇女原本是梅毒流行的受害者，却被英国殖民者视作梅毒的传播者，导致非洲民众对于自上而下、由外部力量推行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持怀疑态度，这是英国殖民主义在非洲卫生领域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

　　（注释略）

　　（作者：李鹏涛，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