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厚量：泰西阿斯〈波斯志〉的“东方主义”及其历史渊源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3期)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古典学界逐渐形成了将泰西阿斯的《波斯志》视为古希腊史学中东方主义思想源头的学术观点。通过对《波斯志》现存残篇的分析和对古希腊散文体波斯志体裁源流的梳理，笔者认为，泰西阿斯对东方世界的总体评价是褒贬结合、理性客观的；《波斯志》独特的历史叙述模式并非来自于东方主义史观，而是古希腊诗体文学与希罗多德史学传统在散文体波斯志中的共同延续。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一方面包含大量十分鲜明的文学要素，另一方面又构成了古希腊波斯史叙述模式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关键词：泰西阿斯；《波斯志》；东方主义

一、导言

　　泰西阿斯(Ctesias of Cnidus)完成于公元前392年之后的《波斯志》(Persica)是希腊古典时期除希罗多德《历史》(Historiae)与色诺芬《远征记》(Anabasis)、《居鲁士的教育》(Cyropaedia)外仅存的一部以波斯帝国为描述对象、今人仍可大致窥见原书全貌的大部头散文体著作。《波斯志》原书已佚，现今仅存两段纸草残篇和大量辑自狄奥多鲁斯(Diodorus of Sicily)、福提乌斯(Photius)等后世作家的转引文字。迟至19世纪末，古典学界对《波斯志》一书的作品性质、撰述动机与史料价值长期褒贬不一。但从20世纪初起，学者们对泰西阿斯《波斯志》的评价逐渐趋于否定，形成了一部从质疑泰西阿斯治史能力、史学视野到批判其史料来源、撰史方法，再到全面否定其历史观的学术批评史。

　　《希腊历史学家残篇》(Die Fragmente der grieschen Historiker)的编订者斐利克斯·雅各比(Felix Jacob)是这场学术批判第一阶段的代表人物，为20世纪上半叶欧洲大陆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的负面评价奠定了基调。他发展了德国史家爱德华·迈尔(Eduard Meyer)对《波斯志》在题材上过于侧重宫廷斗争与血腥场面描写的观点。在为权威的《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tumwissenschaft)撰写的、洋洋洒洒长达42栏的泰西阿斯词条中，他将泰西阿斯作为一名不称职的古代史学家予以严厉批判，认为他笔下的波斯历史缺乏真正的史学价值，是对希罗多德波斯史的拙劣抄袭。同时代的学者卡斯帕里(M. Caspari)也认为泰西阿斯的记载荒诞不经，题材过于狭窄；年代稍晚的意大利古典学家莫米利亚诺(A. Momigliano)则直接声称泰西阿斯是名毫无诚信可言的骗子。

　　到了20世纪70年代，罗伯特·德鲁兹(Robert Drews)的名著《古希腊的东方史叙述》(The Greek Accounts of Eastern History)引发了英美学术界对泰西阿斯史料来源与“治史传统”的系统批判。德鲁兹认为，泰西阿斯《波斯志》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者所掌握的有效信息过于匮乏，为了避免重复希罗多德等“前辈史家”的劳动而被迫转向对宫廷野史的搜集与记载。同时代的另一位泰西阿斯的主要研究者比格伍德(J. Bigwood)也认为，《波斯志》的史源缺陷导致了书中充斥着数据统计错误、人物张冠李戴、历史情节简单化、年代顺序错乱等弱点，严重削弱了这部著作的史学价值；利用泰西阿斯的记载去检验色诺芬、希罗多德等史家作品可靠性的方法基本是不可取的。埃文斯(J. Evans)甚至指出，“泰西阿斯史学流派”这种将修辞学引入“史学创作”的撰史传统的出现摧残了希罗多德所代表的“正统史学”在公元前4世纪的健康发展。

　　然而，泰西阿斯《波斯志》在学术批评界遭遇的厄运还远远没有结束；1978年萨义德《东方学》的出版引发了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撰史立场的广泛批判。荷兰学者海伦·桑奇希-魏登伯格(Heleen Sancisi-Weerdenburg)成为了借用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批判泰西阿斯历史观的第一人。她提出，泰西阿斯是站在希腊人的文化立场上去观察波斯帝国的，他所叙述的内容正是希腊读者或听众们希望从他口中听到的东西；《波斯志》对波斯帝国宫廷斗争进行渲染的用意在于塑造东方世界家国一体、公私不分的“道德错误”，从而替希腊世界论证东方专制统治模式的不合理性。在泰西阿斯笔下，波斯王后与太后们不但时常被卷入种种宫廷阴谋与政治斗争，还往往主动侵夺国王权力去翦除异己、实行恐怖统治。他所描述的东方是由后宫、阉奴、放荡与阴谋等元素构成的，是一个性别倒置的病态世界。泰西阿斯主观建构出来的东方世界构成了在政治上与希腊对立、在文化上劣于希腊的“他者”，成为西方思想文化史上东方主义(Orientalism)传统的源头。法国著名波斯史学者布里昂(P. Briant)也支持这种看法，认为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并无波斯官方史料支撑，而他对波斯历史的主观建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符合现代“东方主义”的基本特征。布里昂还在于2006年5月在萨尔茨奥堡(Salzau)召开的“泰西阿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提倡对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历史观展开深入研究。德国学者比希勒(R. Bichler)同样认为泰西阿斯在《波斯志》中建构了文化意义上的“东方(Orient)”形象；他的同胞维瑟霍费尔(J. Wiesehöfer)则指出，泰西阿斯所描述的阴森波斯宫廷正是“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ischen Despotie)”的缩影。伊琳娜·玛德雷特(Irene Madreiter)在其研究古希腊波斯志体裁的专著中认为，泰西阿斯确实在其《波斯志》中塑造了一个宦官横行、后宫政治占据中心地位的“东方”世界；嗜血成性、恶贯满盈的波斯太后帕吕萨提斯(Parysatis)正是这种邪恶疯癫、变态扭曲的东方专制统治模式的化身。泰西阿斯残篇权威辑本的校订者朗方(D.Lenfant)同样相信，《波斯志》中对波斯宫廷色情、暴力、奢靡场景的渲染缔造了女性化的东方形象，代表着古代西方人对东方世界的主观想象。

　　笔者认为，近百年来西方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波斯志》文本的批判既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绩，也在某些方面陷入了误区。西方学界在批判泰西阿斯《波斯志》的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普遍错误在于：学者们往往会简单套用现当代历史科学标准与后殖民主义理论去苛责泰西阿斯，并忽视了《波斯志》这部古典著作继承古风、古典早期希腊文学传统的历史必然性。而当前学界几乎众口一词的、对《波斯志》中东方主义思想的指认与批评同样是值得重新反思的。作为方兴未艾的后殖民主义思潮中涌现出的一个主要应用于近现代西方殖民史的、内涵与外延都在不断发生变化的新生术语，“东方主义(Orientalism)”尚不具备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精确定义；但当今古典学界对泰西阿斯《波斯志》东方主义特色的具体所指则是明确而一致的。《波斯志》的所谓东方主义特色主要包含以下三点内容：

　　首先，《波斯志》将一部波澜壮阔、内涵丰富的波斯帝国史简化和丑化成了一部以宦官阉奴、太后王后为中心的宫廷斗争史，贬低了男性波斯君主的主导地位和波斯帝国军事外交、经济社会史本应获得的重要性，将波斯史主观建构成为一部性别角色倒置、家事国事不分的病态历史。

　　其次，与希罗多德不同，泰西阿斯将波斯树立为一个在政治上与希腊世界敌对、在文化上劣于希腊的“他者”，以此来树立希腊人文化上的优越感和否定东方专制主义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再次，《波斯志》刻意渲染了波斯帝国宫廷生活的荒淫、残暴、疯癫与奢靡，带有贬低、仇恨东方古老文明的强烈主观感情色彩。

　　可见，桑奇希-魏登伯格等学者所抛出的“东方主义渊源论”是希腊史学史乃至西方思想文化史范围内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值得国内史学界重视与认真思考的。本文将阐述笔者对泰西阿斯所谓“东方主义”思想特色实质与《波斯志》在古希腊文化史上地位的看法，以期得到各方专家学者的批评指正。

二、泰西阿斯《波斯志》中的东方帝国形象

　　1. 性别倒置与所谓“东方主义”特色

　　《波斯志》中出现的第一位东方女性统治者是传说中的亚述女王塞米拉米斯。这名女子魅力出众，能使丈夫对自己言听计从。在利用自己的果敢机智帮助亚述国王尼努斯(Ninus)攻占巴克特里亚(Bactria)后，她的美貌吸引了国王的爱慕，从而为自己取得了王后身分，却令自己的原配夫君惨遭横死。当上女王之后，塞米拉米斯为保住权力而拒绝缔结合法婚姻，并不断替换并杀害可能危及自己地位的面首。与塞米拉米斯的强势与凶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的儿子尼努阿斯(Ninyas)，后者即位后深居简出、花天酒地、不理国事；其后继者们也纷纷对这位“懒王”的行为予以效法，从而缔造了一段长达1360余年的、无事可记的空白历史。而亚述帝国的末代亡国之君萨尔达纳帕鲁斯(Sardanapallus)则在奢靡与懦弱等方面无出其右，身穿女装、涂脂抹粉，终日针织绣花、宴饮纵欲，最终葬送了亚述国运。

　　在上面这段两极化的对比模式中，我们确实能够看到显著的性别倒置特征：塞米拉米斯被展示成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铁腕统治者，而她的男性后裔则变成了柔弱女子。而在引述泰西阿斯相关记载时，罗马帝国时期的后世作家无疑也对之进行了东方主义式的解读：雅典尼乌斯(Athenaeus)将泰西阿斯的描述对象夸张为“所有亚洲的统治者们”，认为东方君主全都过着深居简出、不与外界沟通的懒散生活；尼科拉奥斯(Nicolaus of Damascus)同样对泰西阿斯对萨尔达纳帕鲁斯女性化特征的描述添油加醋，声称这位亚述国君拥有描眉和与妻妾一同梳辫子的习惯。而在介绍泰西阿斯提供的亚述帝王年表时，教会史家优西比乌斯(Eusebius)也毫不掩饰自己的轻蔑口吻：“我有什么理由或兴趣去转抄那些毫无男子汉气概、懦弱娇嫩、纵欲无度的暴君们的饶舌名字呢？”

　　无独有偶，在《波斯志》的结尾部分也出现了一位与塞米拉米斯相似的铁腕宫廷女性——泰西阿斯在担任波斯宫廷御医时亲自为之诊疗过的帕吕萨提斯。大流士二世(Darius II)对自己的这位皇后同样言听计从。帕吕萨提斯处死了阴谋推翻国王的宦官阿尔托克萨瑞斯(Artoxares)，残酷镇压了谋刺先王薛西斯的贵族团体，毒害了特里图克莫斯(Terutouchmes)之子；库纳克萨(Cunaxa)战役结束后，帕吕萨提斯为了替小居鲁士复仇而大开杀戒；身为太后的她还设计陷害了马萨巴特斯(Masabates)等大批忠于国王的宦官，而君主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竟无力营救他们。最后，丧心病狂的帕吕萨提斯甚至毒杀了自己的儿媳、王后斯塔泰拉(Stateira)。这一系列疯狂行径终于为她招来了应得的惩罚。

　　除上述两个极端例子之外，类似的性别倒置现象和对波斯帝国形象的负面描述在《波斯志》中还有很多。波斯王后阿麦斯特里斯(Amestris)和公主阿米提斯(Amytis)母女均淫乱不堪，终至酿成丑闻；阿麦斯特里斯曾为泄私愤而一次杀死50名希腊人；波斯王后阿米提斯(Amytis)为报杀父之仇，不顾国王居鲁士劝阻而大开杀戒；米底国王任命的行省长官纳那鲁斯(Nanarus)穿戴妇女的衣饰，宴饮无度；侍妾内特提斯(Neitetis)唆使波斯国王冈比西斯(Cambyses)发动了对埃及的远征。如果德尔图良(Tertullian)提供的晚出史料可信的话，那么泰西阿斯甚至在《波斯志》中记载过波斯男子与生母乱伦的骇人习俗。

　　如果我们仅仅参考上述史料的话，那么桑奇希-魏登伯格等学者提出的“东方主义渊源说”似乎确实是适用于泰西阿斯的《波斯志》的。这部作品中反复出现了性别倒置的情境，将波斯王权展示为一种由女性操纵的、非理性的残酷权力；泰西阿斯笔下的不少波斯男性统治者懦弱无能、骄奢淫逸，唯妻子、母亲马首是瞻，反映了波斯社会与阳刚健康的希腊世界截然对立的扭曲特征；《波斯志》中还存在着一些敌视、丑化波斯帝国形象的内容，树立了波斯作为希腊文明“他者”的文化形象。然而，《波斯志》中记载的另一部分内容却呈现出了“东方主义渊源说”似乎无法解释的思想特征。

　　2. 贤明宽仁的伟大东方帝王形象

　　如果我们通读《波斯志》的全部现存残篇，就会发现，泰西阿斯对各东方帝国缔造者普遍持肯定、赞许的态度。在他的笔下，希腊人传说中的亚述帝国开国君主尼努斯是位赏罚分明、具备雄才大略的伟大英雄。对于同自己斗争到底的米底君主法努斯(Pharnus)，尼努斯会毫不留情地将仇敌赶尽杀绝；而对于主动请降的亚美尼亚帝王巴尔扎尼斯(Barzanes)，尼努斯又能以礼相待，给予对方慷慨的馈赠与充分信任。尼努斯的一生完成了许多伟大业绩；他天性勇武、追求美德，并建立了一座人世间气度最为恢宏、令后人叹为观止的伟大城市尼尼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泰西阿斯(或其引用的传说版本)是按照传统希腊英雄传说中对“命名英雄”的描述模式去礼赞这位尼尼微城建造者的；泰西阿斯对尼努斯的态度不但毫无贬损之意，并且也不存在将这位亚述君主视为希腊英雄对立面的观念。在泰西阿斯心目中，二者的道德品质与功业成就在很多方面都是相通的和近似的，尼努斯身处的东方并非同希腊社会在方方面面都处于截然对立状态的异质世界。倘若如德鲁兹等人所言，尼努斯的传说来自于泰西阿斯的想象与虚构的话，那么《波斯志》建构出来的东方帝国开国君主的正面形象却同针对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论调并不一致。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泰西阿斯对尼努斯传说的记载来自于后世史家狄奥多鲁斯的转述，其中还可能掺有其他史料来源，仅凭这一个例子去论证泰西阿斯对东方君主的正面评价尚不够充分。然而，主要由福提乌斯保存下来的、完全从泰西阿斯《波斯志》中摘录的居鲁士(Cyrus)大帝生平记载也呈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在泰西阿斯的叙述版本中，居鲁士尽管出身低微(其生父甚至由于贫苦而被迫以偷窃为业)，却生性高贵仁慈，将俘获的死敌阿斯图亚格斯视作长辈而加以尊重。出于对神意的敬畏与自身的恻隐之心，居鲁士同样宽恕了战场上的对手克洛伊索斯(Croesus)，并对后者委以重任。而他在临终前对家人和臣子们的告诫同样能够体现这位东方君主平易近人、光明磊落、注重美德的高贵品质：居鲁士要求自己的孩子们尊重母亲的意旨，赞美精诚合作的团结精神，诅咒世间的一切不义之举。即便在福提乌斯这些场景的扼要摘录中，泰西阿斯对居鲁士大帝的景仰之情仍旧跃然纸上，他几乎是将这位君主作为美德的化身和帝王的楷模而加以塑造的。而居鲁士大帝的临终遗训显然也完全合乎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知识界普遍奉行的伦理观念。这种英雄形象的塑造方式恐怕是不能用“东方主义”去加以形容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对于部分西方学者所举出的、作为《波斯志》中“邪恶”东方女性政治家代表的塞米拉米斯和帕吕萨提斯，泰西阿斯原作的评价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在由狄奥多鲁斯转述的、内容最为详尽的《波斯志》叙述版本中，塞米拉米斯的形象总体上是正面的。她是一位出身低微、但凭借多种才能与品质出人头地的传奇英雄。除超凡绝伦的美貌外，她还具备与之匹配的种种优秀品质。塞米拉米斯在攻打巴克特里亚的战役中展示了自己的智勇双全；又在晚年挫败儿子夺权阴谋后对他予以宽恕，慷慨大度地让出了手中的权力。根据泰西阿斯的说法，塞米拉米斯建造了不朽的巴比伦城，其宽大的城墙上足可供6辆马车并行；她还在亚洲境内许多地方留下了令后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工程。只是到了阿特纳格拉斯(Athenagoras)很可能掺杂着个人主观偏见的著作中，塞米拉米斯的形象才真正完全变成了一个“淫荡堕落、嗜血成性”的邪恶女子，并间接通过圭尔奇诺(Guercino)的名作成为西方世界中深入人心的邪恶女王形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无名氏古代作家的的《论妇女》(De mulieribus)和优西比乌斯的《年表》(Chronographia)分别为我们保留了两份内容大体一致的、源自泰西阿斯《波斯志》原著的塞米拉米斯生平节要。在这两份文本中，对塞米拉米斯功绩的记载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而对其恶行的叙述其实只占节要的极小一部分。据此，笔者认为，泰西阿斯对塞米拉米斯的评价其实是褒贬结合、且总体上高度肯定的。现代读者之所以对塞米拉米斯的残酷、淫荡等性格污点印象深刻，主要是由泰西阿斯《波斯志》问世后真正持有东方主义或性别偏见的希腊、罗马作家们，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对相关内容的选择性摘抄、评论与主观解读造成的；确立塞米拉米斯负面形象的并不是泰西阿斯本人。

　　即便对于现当代读者眼中的杀人恶魔帕吕萨提斯，泰西阿斯的原始记载同样耐人寻味。在《波斯志》对库纳克萨战役后续事件的报道中，帕吕萨提斯一直是作为被俘的克勒亚库斯(Clearchus)等希腊雇佣军将领的同情者与保护人身分出现的。她曾恳请泰西阿斯帮助自己同狱中的克勒亚库斯建立联系，为后者提供必要的帮助，并强迫国王阿塔薛西斯起誓保护希腊将领们的人身安全。而当阿塔薛西斯食言杀害了除买侬(Menon)外的全体被俘希腊将领后，太后帕吕萨提斯又安排宦官秘密安葬了克勒亚库斯的遗体，甚至筹划为克勒亚库斯的冤屈向王后斯塔泰拉进行报复。如果说帕吕萨提斯的可怖形象是通过泰西阿斯的东方主义观念建构起来的话，那么这位杀人不眨眼的女性政治家庇护遇俘希腊将领的情节叙述未免显得有悖逻辑和滑稽可笑。因此，笔者认为，泰西阿斯原著中所塑造的帕吕萨提斯形象固然是负面的，但作者本人并非在借此刻意制造作为希腊文明他者与仇敌的东方世界。

　　此外，散见于《波斯志》现存残篇中的、对其他东方统治者与东方世界的正面叙述与赞美性评价也并不罕见。米底帝国的开国君主阿尔巴克斯(Arbaces)对背叛自己的功臣贝勒苏斯(Belesys)网开一面、以德报怨。而米底帝国的亡国之君阿斯图亚格斯则被泰西阿斯称为阿尔巴克斯身后“最高贵的人物”。在付出高昂代价才征服埃及之后，波斯君主冈比西斯仍旧表现出了宽宏大量的精神；国王阿塔薛西斯对反叛自己的伊纳鲁斯(Inarus)、麦伽布祖斯(Megabyzus)既往不咎的气度和对恶贯满盈的生母帕吕萨提斯的温和处置方式同样令人钦佩。即便生性懦弱的萨尔达纳帕鲁斯也在国破家亡之际展示出了英雄气概，以一种“最高贵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泰西阿斯坦率地承认，亚述的历史要比希腊人的历史悠久得多；他还对波斯国王所豢养牛群的神奇智慧表示赞叹。泰西阿斯将波斯帝国一度统治过的印度西北部地区居民称为“极其正直的人”，并对印度的地大物博进行过由衷的赞美。他还曾援引波斯宫廷禁用陶杯的“先进”习俗来纠正希腊人的“陋习”。上述这些残篇内容往往被桑奇希-魏登伯格等人完全忽视，但却是他们为泰西阿斯贴上的东方主义标签难以圆满解释的。

　　要之，在《波斯志》现存残篇中，仅在叙述薛西斯入侵希腊本土期间劫掠阿波罗神庙与德尔斐圣所的段落中，泰西阿斯确曾站在敌对角度，对波斯军队的渎神行径进行过态度鲜明的谴责。而在其他部分里，他对波斯帝国的政治家、统治模式与风土人情的评价都是褒贬结合、相对公允的。《波斯志》对帕吕萨提斯等个别女性政治家的抨击固然带有渲染和夸张成分，但这种贬低与一些当代西方古典学者提出的东方主义动机并无直接联系。笔者认为，这些学者们所指出的性别倒置现象和对色情暴力场景的修辞性描写的确在《波斯志》中广泛存在；但这些要素并不产生于泰西阿斯本身的东方主义创作动机，而是古风、古典时代希腊史诗、抒情诗与史学传统共同确立的波斯史叙述模式在散文体波斯志中延续与发展的结果。

三、《波斯志》所承袭的波斯史叙述传统

　　1. 古希腊诗体文学、史学中的性别倒置修辞手法与帝王劝诫主题

　　根据上文的分析来看，泰西阿斯对其笔下的东方形象并无刻意贬低之意。与此同时，我们也不难看出，这部庞杂的波斯志作品将古老东方传说、来自希罗多德等人的史料信息与作者亲身见闻熔于一炉，在体例与叙述手法上确实并不完全符合19世纪以来专业化史学作品的特征，与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年代相近的阿提卡史家的作品相比也存在着鲜明的特色。首先，泰西阿斯对史料的组织方式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后世的节录者们可以毫不费力地从《波斯志》中大段摘抄出尼努斯、塞米拉米斯、麦伽布祖斯(Megabyzus)、居鲁士、帕吕萨提斯等政治家、军事将领的个人传记，却很难通过这些文字对当时亚述、波斯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规章、经济生产、对外关系等在现当代史学中受到关注的方面形成系统的认识。其次，对宫廷斗争、刑罚执行、军事冲突等事件的修辞性渲染与戏剧性场景描写在《波斯志》中占据了很大比重，性别倒置手法的频繁运用便是这种戏剧化特征的典型反映。再次，泰西阿斯往往会对自己笔下的中心人物——男性或女性的政治家们的功绩与污点进行脸谱化的处理，使之成为一种带有垂训意味的道德范例。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雅各比、德鲁兹等接受过严格客观主义史学训练的学者们对“泰西阿斯史学流派”的贬低与轻视——狭窄的视野、文学化描写与道德论倾向都是20世纪前期追求“如实直书”的欧美历史科学天然的批判对象。然而，以此为依据去指责、否定泰西阿斯著述劳动成果的做法则是反历史的。笔者认为，在于公元前4世纪初撰述《波斯志》时，泰西阿斯有条件参考的前人著作主要包括 “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著作和以波斯历史或希波战争为题材的希腊古风、古典早期诗歌文学作品。在很多方面，后者所提供信息的丰富程度与对泰西阿斯《波斯志》的影响力并不逊色于前者。

　　事实上，最早将泰西阿斯视为东方主义源头的桑奇希-魏登伯格已经提出过文学传统对泰西阿斯作品中的性别倒置手法产生影响的可能，但却认为这种观点在短期内还只能作为人类学家所提出的一种假说。然而，文献证据表明，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同希腊早期诗歌传统的渊源早在罗马帝国前期就已被身处希腊文化环境之内的文学批评家们明确意识到了。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在《论文风》(De elocutione)中评价泰西阿斯的作品风格时写道：

　　Κα ὶ ὃλως δ ὲὸ ποιητ ὴς ο ὗτος（ποιητ ὴυ γὰp α ὐτὸυ ἰη τις ἄν ε ἰΚὁτως）ἐναpγε ίας δημιονpγὁς ἐστιν ἐν τ ῆ γpαφ ῆ συμπ άση.

　　概言之，这位诗人(因为有理由把他称为诗人)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都是一位擅长描述生动场景的大师。

　　值得注意的是，对泰西阿斯的“诗人”评价并非德米特里乌斯的专利。琉善(Lucian)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将泰西阿斯与希罗多德明确称为荷马与抒情诗人们的后继者；斯特拉波(Strabo)在《地理学》(Geographica)中同样把泰西阿斯同荷马(Homer)、赫西俄德(Hesiod)、阿尔克曼(Alcman)、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等诗人放在一起进行评论。尽管琉善和斯特拉波并未将泰西阿斯直呼为诗人，但他们无疑都承认泰西阿斯的散文体《波斯志》同之前诗歌作品的渊源关系、或至少是内在相似性。在雅各比等研究希腊史学的专业学者眼中，将历史学家同诗人混为一谈的做法显然是不能接受的。然而，笔者认为，德米特里乌斯等人的认识如实反映了泰西阿斯《波斯志》的文化渊源：尽管当今国际学术界对于《波斯志》应归入史学作品还是文学著作这一问题尚未达成统一意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古希腊文学史上的波斯志集大成之作正是在古风时代与古典早期的诗歌文学传统与希罗多德史著的共同影响下问世的。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古风、古典早期的希腊诗体文学传统的话，我们会发现，性别倒置的手法在大量与“东方”并无直接关联的古希腊戏剧篇章中其实相当常见。在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悲剧《阿伽门农》(Agamemnon)结尾部分，作者通过扣人心弦的对话，描述了凶恶的王后克吕泰姆涅斯特拉(Clytemnestra)在浴室中杀害远征归来、手无寸铁的丈夫阿伽门农的戏剧化场景；而在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的悲剧《酒神的伴侣》(Bacchae)中，底比斯(Thebes)君主潘特乌斯(Pentheus)则是在男扮女装的情况下，以手无寸铁的“女性”身分被疯狂凶恶的、男性化的酒神女信徒们残忍地杀害的；同属欧里庇得斯作品的《美狄亚》(Medea)同样对满怀复仇欲望的美狄亚进行了男性化的艺术处理。而在留存至今的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喜剧作品中，为追求戏谑、讽刺等戏剧化效果而故意采用性别倒置的手法同样常见：《骑士》(Equites)对雅典政客克勒昂(Cleon)进行了女性化的丑化处理；而《吕西斯特拉特》(Lysistrata)、《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公民大会妇女》(Ecclesiazusae)等带有荒诞色彩的喜剧完全是以性别倒置作为剧本情节展开的基础的。可见，性别倒置的修辞手法原本就是古希腊诗体文学中十分常用的写作技巧，可以在高度戏剧化的场景中起到渲染恐怖、悲壮氛围或实现戏谑、讽刺效果的作用；而在上述几个例子中，除来自黑海地区的可怕女性美狄亚(但欧里庇得斯对美狄亚也并非全无同情之心，参见Eur. Med. 465-660)外，被性别倒置的克吕泰姆涅斯特拉、潘特乌斯、克勒昂、吕西斯特拉特等角色都无法同东方世界和作者的东方主义写作动机建立起直接联系。这些性别倒置手法的运用当然并不意味着作者对现实生活中雅典、斯巴达等社会中女性地位高于男性的认可或忧虑；它们所刻意强调的恰恰是与读者、观众日常生活经验相悖的特殊性或戏剧性，从而增强了作品的文学可读性。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泰西阿斯的前辈，“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同样在其史作中运用过性别倒置的写作手法。在希罗多德《历史》卷一的情节叙述中，归顺居鲁士的吕底亚君主克洛伊索斯(Croesus)曾建议前者对吕底亚人进行移风易俗，要求他们不再随身携带武器，并在袍子里面穿上内衣，脚上穿高筒靴，教授儿子们弹里拉琴、唱歌、跳舞和叫卖商品。这样一来，吕底亚人便会“从男子变成女子”，再也不会发动暴乱了。无独有偶，希罗多德笔下的哈里卡纳索斯(Halicarnassus)女王阿尔特米希娅(Artemisia)也在撒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扮演了男性英雄的形象，一度令与自己对阵的雅典男性军人恼羞成怒。无论后人看到的这些材料来自于希罗多德对自身史源的忠实复述还是史家本人的艺术加工，它们都可以证明，作为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同样将这种性别倒置的艺术技巧视为可以增强历史著作趣味性与可读性的“合法”手段。泰西阿斯与希罗多德的区别仅仅在于增加了这种性别倒置情节在其作品中的比例与重要程度而已。

　　与此相似，《波斯志》中对东方君主功业的赞颂和对其恶行的道德批判同样是古风时代与古典早期希腊诗歌的基本功能之一。在《神谱》(Theogonia)的开篇处，赫西俄德诠释了宙斯、缪斯(Muses)、帝王与诗人四者间的平行对应关系：缪斯是宙斯与其他天神功业的讴歌者；缪斯将创作诗歌的神圣天赋赋予诗人，命令他去歌唱帝王统治下的凡俗世界中正在发生的和业已发生过的事迹；这种诗才既可以被用来编造谎言，也可以道出世俗历史中的各种真相。可见，诗人既是侍奉、赞美帝王的奴仆，又拥有直接得自上天的神圣天赋，并借此取得了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赞美、告诫甚至诽谤帝王功业的权利。在古典时期的哲学、历史作品中，诗人面见君主并大胆地对后者进行道德劝诫已成为十分常见的定式与套路，希罗多德笔下梭伦(Solon)与吕底亚(Lydia)君主克洛伊索斯的相遇和色诺芬《希耶罗》(Hiero)中诗人西蒙尼德斯与僣主希耶罗的会面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而诗人与统治者间这种特殊的合作关系在现实诗歌创作中也是真实存在的。诗人品达(Pindar)便在《皮提亚颂歌》中分别对僣主希耶罗和阿尔克西拉斯(Alcesilas)的道德操守与政策制订提出了劝诫；另一位抒情诗人巴库利德斯(Bacchylides)也在现存残篇中歌颂过僣主希耶罗慷慨大方的优秀品质。根据晚出史料的记载，为了争取得到僣主希耶罗的重视与赏识，品达与巴库利德斯两人长期不和，彼此冷嘲热讽。埃斯库罗斯则在悲剧《波斯人》(Persae)中对功业卓著的历位波斯先王和薛西斯的庸碌无能进行了对比式的评述。而在希罗多德的史著中，对克洛伊索斯、居鲁士、冈比西斯(Cambyses)、薛西斯等东方君主功业与政治统治成就的道德论评价同样大量存在。要之，从道德论角度出发，对帝王的举止与政策进行褒贬原本就是古希腊诗歌文学与希罗多德史学所承担的一项基本职能，同样不是到了泰西阿斯动笔讴歌居鲁士的宽仁、贬抑帕吕萨提斯的残暴的公元前4世纪初才出现的新现象。

　　在当代的泰西阿斯研究者中，荷兰学者斯特龙克(Jan P. Stronk)较为清晰地认识到了《波斯志》中所包含的古希腊诗歌传统元素，指出不能简单地将现代历史学的标准套用于对泰西阿斯作品的评价。然而，笔者认为，斯特龙克提供的解释模式同样存在着不尽完善之处：一方面，他似乎未能意识到这种诗歌传统与多位当代古典学者在《波斯志》中予以严厉批判的“东方主义”元素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他对希罗多德史学传统与诗歌传统关系的判断是错误的。根据斯特龙克的解读，泰西阿斯运用了古风、古典时代诗歌文学中的修辞学元素对希罗多德所创立的、不含杂质的“正统”史学体裁进行了改造。这种观点将古希腊的诗歌文学同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史学简单对立了起来。在笔者看来，斯特龙克的解释模式忽略了古希腊波斯史叙述模式中文学与史学元素原本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古希腊波斯志体裁的发展历程可以证明，泰西阿斯并不是希罗多德的背叛者；这两位作家都是从古风时代直至亚历山大东征前夕古希腊波斯史叙述传统的重要继承者与发扬者。

　　2. 古希腊人波斯记忆的文学渊源

　　问世于公元前430-425年间的希罗多德《历史》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以波斯帝国为主要描述对象的史著，但这部作品远远不是古希腊人波斯记忆的最初源泉。早在希波战争爆发之前，亚述帝国的个别人物、城市名称已在希腊诗歌残篇中出现。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创作于米利都(Miletus)的六音步体诗“弗库利德斯(Phocylides)”即提到了传说中的亚述开国君主尼努斯。希波战争对希腊社会的深刻影响激发了希腊诗人们对波斯帝国的强烈兴趣，一系列与波斯或希波战争相关的诗体作品在战后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现存古典文本中保存了多篇为希波战争所作的纪念性短诗；诗人西蒙尼德斯用多利亚方言创作过一部业已失传的、题名为《冈比西斯与大流士王》的叙事诗和描写撒拉米斯、阿尔特米修姆(Artemisium)两场海战的哀歌体诗歌；西蒙尼德斯另一部以普拉提亚战役为题材的诗作似乎采用了与埃斯库罗斯《波斯人》如出一辙的叙事模式。品达在《皮提亚颂歌》中提到过撒拉米斯海战和与波斯作战过的吕底亚君主克洛伊索斯。萨摩斯人侯埃里鲁斯(Choerilus)在5世纪末创作过以波斯史为主题的史诗。生活年代略早于埃斯库罗斯的雅典悲剧诗人弗吕尼库斯(Phrynichus)以波斯帝国入侵小亚细亚希腊殖民地的历史事件为主题创作了悲剧《米利都的陷落》；他的另一部悲剧《腓尼基妇女》的现存残篇中同样提及了波斯与薛西斯的使节；他还同抗击波斯的英雄、雅典政治家铁米斯托克里(Themistocles)合作导演过悲剧。在第一部几乎完整地保存至今的阿提卡悲剧《波斯人》中，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性别对立、以女性身分秉持朝纲的太后阿托萨(Atossa)等泰西阿斯《波斯志》中的所谓“东方主义”元素业已出现。大量证据表明，对于在公元前392年之后完成《波斯志》创作的克尼多斯医生、亲斯巴达派泰西阿斯而言，他所能读到或听说过的、用希腊语撰写的波斯史资料必然是以诗歌作品为主的。

　　在希腊散文作家中，希罗多德同样不是描述波斯事务的第一人。早在公元前470年之前，卡吕安达的斯库拉克斯(Scylax of Caryanda)很可能已在一篇集中叙述米拉萨僣主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of Mylasa)的散文中记载过后者参加反抗波斯统治的爱奥尼亚暴动的事件。出生于公元前520年前后的米利都人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Miletus)写过一部散文体的《波斯志》；此后，可能出生于公元前490年左右的列斯波斯岛人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 of Lesbos)和另一位公元前5世纪作家、兰普萨库斯人查戎(Charon of Lampsacus)同样写过散文体的《波斯志》作品。从现存残篇的性质看，这些早期的波斯志作品大多文字简约、篇幅不大、侧重于对东方神话传说的收集，并且与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同样遵循着将亚述、米底帝国纳入波斯志范畴的材料处理方式。雅各比曾断言上述三人的波斯志作品均成书于希罗多德《历史》之后；但日后对这些早期《波斯志》逐一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德鲁兹与塔普林(Tuplin)则认为不能排除它们成书于《历史》之前的可能。无论如何，这些文学色彩浓厚的早期散文体波斯志作品无疑同之前的、以波斯帝国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和之后的泰西阿斯《波斯志》存在着密切的传承关系，构成了衔接泰西阿斯《波斯志》与题材近似的早期诗歌文学作品之间的桥梁。

　　希罗多德《历史》的问世标志着古希腊波斯史叙述模式乃至古希腊史学萌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飞跃。希罗多德的叙史模式改变了赫卡泰奥斯(Hecataeus)和早期波斯志作者采用的、零散解释各地风土掌故与知名人物的民族志编撰方法，在《历史》的后半部分确立了以叙述事件为中心，追溯历史进程的来龙去脉与因果联系的史学撰述模式，并在史料的去伪存真、考辨源流等方面达到了远远超越前代史话家的水平。从这两层意义上讲，希罗多德是当之无愧的“史学之父”。然而，中外学者们早已认识到，即便希罗多德所代表的史学体裁也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来自史诗的许多文学、修辞学元素。事实上，希罗多德同样是希腊古风、古典早期诗体文学与散文体波斯志中波斯史叙述模式的继承者与发扬者。在上文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历史》一书对性别倒置的修辞手法与褒贬人物的道德论等希腊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对狄奥尼修斯等波斯志作家材料的使用。除此之外，《历史》前4卷中对波斯帝国境内各地区风土人情连篇累牍的报道表明，他并未完全推翻传统民族志的体例模式；希罗多德的历史叙述技巧广泛借鉴了古希腊史诗、悲剧、喜剧、民间寓言、哲学与修辞学传统中的各种元素；而他关于东方历史的许多史料也直接取材于安奇洛库斯(Archilochus of Paros)、西蒙尼德斯等抒情诗人的作品。因此，泰西阿斯富于文学修辞色彩的波斯史叙述模式是对同时包括了诗体文学传统与希罗多德本人著作在内的、原本就具有高度统一性的古希腊文学传统的自然承袭，斯特龙克等人将泰西阿斯描述为希罗多德史学传统背叛者的做法其实是对简单史实的复杂化和一种错误认识。

　　事实上，在古希腊文学传统中，史诗、抒情诗与悲剧等体裁的诞生与高度成熟要远远早于包括历史、哲学在内的各类散文作品。因此，诗歌体裁的影响在萌芽于公元前5-4世纪的各类古希腊散文体裁的早期发展阶段均有所体现。古典传记的雏形——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埃瓦戈拉斯》(Evagoras)与色诺芬的《阿格西劳斯》(Agesilaus)均来自于对赞美诗体裁的改编；而柏拉图在《理想国》(Respublica)中对诗人的严厉控诉同样反映了早期学园派哲学同古风、古典早期诗歌道德教谕传统之间既相互竞争、又存在着密切联系的事实。而古希腊波斯志体裁发展的特殊性则在于，由于希波战争对希腊社会与希腊诗歌文学的强烈影响，以波斯帝国为主题的诗作在战后大量涌现，成为紧随其后兴起的散文体波斯志的直接模板。完成于公元前4世纪初的泰西阿斯《波斯志》正是在结合以波斯为主题的丰富希腊文学传统和作者亲身游历过波斯宫廷的有利条件基础上完成的希腊古典时代波斯志集大成之作。

四、结语

　　泰西阿斯的《波斯志》问世后，迅速成为希腊知识界中的一部尽人皆知的流行作品。根据对现存史料的统计，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过泰西阿斯《波斯志》的古代作家多达50余位。在公元前4世纪上半叶，《波斯志》被视为关于古代东方历史的权威著作之一，得到过伊索克拉底、柏拉图等作家的高度重视。《波斯志》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古典晚期；泰西阿斯的声望也长期与色诺芬等古典作家难分伯仲。到了罗马时期，狄奥多鲁斯、庞培·特罗古斯(Pompeius Trogus)与尼科拉奥斯等希腊语作家在追述亚述帝国的历史时，仍以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作为最基本的史料来源。即便在罗马帝国晚期，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仍对基督教作家的东方观产生着深刻影响。因此，尽管《波斯志》原始文本现已不幸佚失，对这部名著性质、特色与思想动机的分析仍对古希腊史学史与政治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与部分当代古典学者的解释不同，泰西阿斯和他的《波斯志》并非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东方主义观念的始作俑者。泰西阿斯对东方世界的评价是褒贬结合、理性中肯的；《波斯志》中常用的性别倒置手法与对东方君主的道德评判则是希腊古风时代、古典早期诗歌传统在其塑造的散文体波斯志体裁中的自然延伸。尽管我们很容易从《波斯志》现存残篇中抽取出若干貌似符合东方主义特征的片断(希罗多德的作品同样具备这样的条件)，但它们尚未构成将整个东方世界视为反面与他者的系统话语和逻辑体系。事实上，将泰西阿斯或任何一位希腊作家指认为东方主义观念缔造者的认识都是反历史的——作为一种广泛盛行于公元前4世纪中后期与希腊化-罗马时代的社会思潮，东方主义文化传统的确立必然是一个漫长的渐变过程。综合《波斯志》现存残篇的内容来看，泰西阿斯基本上继承了希罗多德褒贬结合、总体上肯定东方文明成就的历史观念。事实上，在古代批评史上，泰西阿斯与希罗多德的名字往往是同时出现在谎言编造者的名单上的。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两位作家在各自的著作中都广泛使用了文学修辞手法；另外一方面恰恰是因为两位东方历史的叙述者都对古代近东文明的悠久与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从而在形成了东方主义观念的后世作家眼中成了波斯等“蛮族”的回护者。

　　与桑奇希-魏登伯格、布里昂等学者的设想不同，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并不存在自觉的东方主义写作动机。然而，这部戏剧性、可读性极强的著作无疑满足了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罗马知识界的东方主义趣味，成为后世学者用来异化、贬低和重构东方世界的文本依据。尼科拉奥斯笔下高度女性化的亚述帝王、普鲁塔克对原作中波斯酷刑惨状的选择性摘抄、雅典尼乌斯作品中东方王朝覆灭时的末日式场景、优西比乌斯对亚述帝国存在价值的彻底否定都是对泰西阿斯《波斯志》原著的断章取义、添油加醋和主观想象的产物。然而，这部名著的历史影响也存在着积极的一面。几乎所有泰西阿斯的研究者们都承认《波斯志》为希腊化时代出现的小说体裁的先驱，反映了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亚历山大东征前夕，科洛丰人狄侬(Dinon of Colophon)与库迈人赫拉克勒德斯(Heracleides of Cumae)分别续写了泰西阿斯的《波斯志》，从而将原作记至阿塔薛西斯一朝为止的叙述体系又向后推移了至少50年，补齐了一套始于传说中的亚述开国君主尼努斯，终于阿黑门尼德王朝末期的完整东方历史叙述体系。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从现存残篇的面貌看，与修昔底德、波利比乌斯(Polybius)等古代一流史家的作品、乃至史学草创期的希罗多德《历史》相比，泰西阿斯的《波斯志》对作者收集到的史料进行戏剧化、修辞化的比例似乎要高出许多。同在严肃的史料批判意识与求真精神指导下完成的作品相比，这种写作方式确实更容易产生史实错误。更显著的弱点在于：《波斯志》的历史视野始终局限于个人层面与宫廷范围，缺乏对东方世界社会结构、法律制度、经济状况与文化成就的深层次观察。因此，这部文学性较强的《波斯志》无法为现代波斯史研究者们全面提供关于古代波斯帝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史的有效信息。早在公元前2世纪，史学家波利比乌斯便已对这种掺杂着大量戏剧性、文学化元素的史学传统予以过严厉批评(他称之为“悲剧化的历史”)，认为这种追求修辞效果的倾向容易导致历史著作的失真。然而，古代史学批评界也存在着态度鲜明的、倡导史家在客观叙述历史的基础上引入文学修辞手法、借此增强史著可读性和影响力的立场；甚至有人认为，只有通过文学手段细致描述历史人物的精神与思想、生动再现历史情境的史学作品才有可能是真实的。迟至希腊化时代，萨摩斯的僣主、历史学家杜里斯(Duris of Samos)仍在倡导这种文学化的历史叙述模式。他在批评埃弗鲁斯(Ephorus)、特奥庞普斯(Theopompus)等公元前4世纪史学家时提出，这些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仅仅是撰写记录，不再重视史著中的形象塑造与作品的可读性；真正优秀的历史著作则应当描述人的真实生活，并能够激发起读者的热情。显然，杜里斯所认可与称赞的正是泰西阿斯所奉行的那种源远流长的、文学色彩突出的历史叙述方法。值得注意的是，杜里斯早在公元前3世纪提出的这些言论似乎同20世纪新史学流派对兰克史学的反思与批判存在着一定的相通之处。在古希腊文化史上，泰西阿斯所代表的波斯志传统继承了诗体文学与希罗多德《历史》共同树立的波斯史叙述模式，构筑了希腊知识界对东方历史的认识。而时至今日，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以及历史学叙事的自身特征与发展方向，仍是史学理论前沿领域引人关注的重要课题。

　　(注释略)

(吕厚量，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