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农民的仲夏节娱乐

（来源：《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年第二期）

摘 要：中世纪晚期，英格兰民众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在多达百天的节假日里，人们可以不劳动，去参与宗教活动，并尽情享受休闲娱乐。以仲夏节为例，人们举行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宴饮、游行，甚至对上层社会进行模仿和嘲讽。从仲夏节庆活动中可以发现“快乐的英格兰”的若干表象，将中世纪视为 “黑暗时代”的传统看法是以偏概全。

关键词：中世纪晚期 英格兰 仲夏节庆 社会生活

　　过去人们习惯上称欧洲中世纪为“黑暗时代”（the Dark Age），这意味着生产水平低下，人们生活辛苦而单调。近年来，国内外学界的研究逐渐扭转了这种看法。以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为例，民众的日常生活不仅不枯燥，节庆活动还相当丰富，从而有了“快乐的英格兰”（Merry England）的说法。在大量的节假日里，人们可以不用劳动，而是花时间参与宗教活动，并享受休闲娱乐。对此，我们可以从莎士比亚的喜剧 《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中窥得一斑。该剧虽然是以古代雅典城为时代场景，但莎翁想要描写的并非所谓雅典人的生活，而是在当时英格兰的天空下出现的节日场景。在曲折离奇的剧情中，它“复活”了当时仲夏庆祝的“盛况”。实际上，有不少文献证据表明，当时英格兰的节庆文化与社会生活与戏剧本身一样有趣、引人入胜，但尚未见有人对此进行系统梳理。鉴于此，本文在广泛搜集史料并借 用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仲夏节为中心，针对节庆内容、方式及功能展开系统探讨，以期使我们能对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社会生活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一、文献中的仲夏

　　在中世纪的欧洲，“时间只属于上帝”。作为精神世界的主宰，基督教会掌握着人们的日历。在教会的日历上，节日（holiday，即 holy-day，圣日）占据了很大比例，它们将时间串联起来，并赋予日常生活一副骨架。基督教的节日分为两种，庆祝耶稣生平的节日和与圣徒相关的节日。据统计，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英格兰，每年节日多达 50 余 天，再加上周日，意味着普通人每年的休息时间总计多达百天。也就是说，在全年近 1/3 的时间里，人们可以无需劳动，而是进行宗教活动和休闲娱乐。在夏季（aestas）， 繁重的工作在仲夏告一段落，人们会在此时（St. John’s Day，即圣约翰节）以独特的庆祝作为休整。

　　在中世纪的文献中，关于仲夏节庆的早期证据并不多。12 世纪末的巴洛托缪·伊斯卡奴（Bartholomew Iscanus）曾宣称，“在施洗者圣约翰节做任何魔术行为以预知未来的人，都要面临 15 天忏悔的处罚”，这表明当时该节日已经以占卜形式在民间 得到庆祝。在英格兰的文献中，关于圣约翰节前夜庆祝的信息最早出现在 13 世纪。 其中一份记录提到，亨利三世（1216 — 1272 年在位）治下，在威尔特郡的东蒙克顿 （East Monkton, Wiltshire）庄园，领主和佃农达成协议，后者在仲夏夜里围着领主的 农田游行，前者为此提供一只公羊作庆祝之用。另一份记录来自 1295 年拉特兰内恩 河谷的“巴恩维尔”（Barnwell in the Nene Valley in Rutland）教堂的备忘录（Liber Memorandum），它提到，这个堂区的年轻人会在当天傍晚聚集在一起，进行唱歌和游戏。仲夏节庆的历史可能远比这些记录更为久远。据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的观察，尽管该节日用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的名字来称谓，从而增加了若干基督教的色彩，但它在公元纪年很久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弗雷泽并没有给出更为具体的时间，但从人们以“火”来庆祝的传统由来已久。在欧洲，点燃篝火、围着它跳舞或跨过火堆的风俗，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基督教开始传播。古代罗马人和信奉 异教的爱尔兰人认为，篝火拥有净化空气、保护谷物和牲畜的力量。在罗马帝国的整个西北省份，包括不列颠，火轮是太阳最常见的象征符号。这种符号出现在西北欧的石头或金属中，不列颠岛对于它的记录有 4000 年的历史。这种习俗得以延续主要是因为，中世纪人们也相信火能左右人和动植物的生长发育。他们有时直接与火接触， 或让牲畜从火堆上跨过，来祈祷人与畜的健康，甚至还会说上几句咒语（charms），希望可以尽快出现谷物生长和牲畜繁殖所需要的温暖和湿润天气。因此，弗雷泽注意到，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节日中都有用“火”的仪式，并非仲夏夜所独有。

　　仲夏节是一个“火节”。在 15 世纪，曾有人提到，圣约翰节的主要活动是男孩们搜集垃圾点燃篝火，人们举着火把在田间游行，以及从山丘上进行滚火轮游戏—— 火把被用来驱散在泉水和其他水源中下毒的恶龙——从山上滚火轮的含义为太阳到达其轨道的最高点，然后返回。14 世纪初，中西部什罗普郡的里尔绍（Lilleshall, Shropshire）的一名僧侣写道，“为了纪念圣约翰，人们守夜，并燃起三种篝火”。位于英格兰中部的布里格斯托克村（Brigstock），人们在仲夏夜聚集在本村附近的一座山丘上，堆起骨头、树枝、木头和秸秆等，当太阳落下的时候，人们点燃篝火，并手持火把或从山顶滚下火圈来驱逐黑暗。在这种仪式表演中，当地孩子们耳濡目染的认识是：仲夏节的火光可以保护他们免受疾病侵扰，并可保成熟的谷物不会枯萎。在亨利七世和亨利八世的宫廷中也上演点燃篝火的仪式，这意味着它在那时已成为一种流行于全国的习俗；当然也包括城市，如桑威奇的城市档案证实，该城为仲夏篝火支付费用。

　　二、仲夏的“狂欢”与表演

　　节庆是集体的狂欢。对于广大城乡居民而言，节日不仅是进行工作和闲暇的时间标志，而且作为一种“反结构”的仪式行为，它还具有多样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因此， 节庆活动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受到普遍欢迎。

　　首先，仲夏节是人们的休闲时刻，常伴有放纵和颠覆性的庆祝行为。每到仲夏，西北欧的天气温暖、晴好，昼长夜短，十分适合户外活动，因此人们纷纷走出家门。除了点燃篝火，乡村居民还会进行集体宴饮、唱歌跳舞（容易产生淫乱行为）和游戏来进行消遣。此时庆祝活动的重点在于，人们习惯上从庆祝人群中选出两个人加冕为模拟的国王和王后（mock-King and mock-Queen）。在 1460 年代约克郡的威斯托，堂区的年轻人在仲夏夜之前的那个周日聚集在“夏宫”（summer-house，或者是王宫，king hall，通常是一个谷仓）中进行加冕和庆祝活动。在一位“总管”、一名“护卫”和两名 “士兵”的陪伴下，“国王和王后”到来，主持整个下午的娱乐活动，当然也免不了受尽 嘲弄。整个聚会的参与者多达百人，看起来包括了村庄共同体的大部分人员。此时便是堂区（parish）的募捐时刻。在汉普郡东北部的小村庄科隆达尔（Crondall），万圣堂区执事账簿（churchwarden’s accounts）显示，1545 年仲夏的那次庆祝，收入 15 先令。尽管这些活动被老年人视为“合适的和可敬的”，但可以确定的是，它们并不 符合正常的社会等级秩序所要求的行为规则。因此，教会发布命令，禁止人们模仿国 王与王后的生活，更禁止教士参加其中。13 世纪中叶，伍斯特主教沃尔特·德·坎迪 卢普（Walter de Cantilupe, Bishop of Worcester）和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 （Robert Grosseteste, Bishop of Lincoln）分别命令教士们不得参加本教区的夏日庆 祝活动，以及那些“国王和王后的游戏”（ludus de Rege et Regina）。这样的禁令也先 后出现在牛津、温彻斯特、约克、埃克塞特等地。教会上层人士之所以大为震怒，其实 就是因为粗鄙农夫在庆祝节日时表现出的放荡行为。同样，15 世纪，格洛斯特郡文 茨康比修院（Winchcombe Abbey）的一个僧侣明确反对在仲夏所进行的无用、愚蠢和亵渎神灵的游戏，以及饮酒和点燃篝火。

　　其次，仲夏节庆是表达信仰和文化的时间，各种象征行为和符号集中出现。伦敦古文物学家约翰·斯托（John Stow）描述了 1540 年之前城市的仲夏夜习俗：人们在街道上点燃篝火，每个人都贡献木柴和劳动：富裕的人在门口点燃篝火……并放着甜面包和饮料，以此邀请邻居们来品尝……每个人的门口都装饰着绿桦树枝、长茴香、 圣约翰草、白百何等，以及用漂亮的花儿做成的花环，还有装油的草灯整夜点亮。城 市的行会成员举着火把或武器穿过街道，与之伴随的是莫里斯舞、巨人展示和戏剧表 演。文献证实了斯托的说辞。1400 年伦敦城的一名德国商人为在节日夜晚点灯支付 费用。1448 年，考文垂的民事法庭文书（Leet Book）提到，该城每年都于仲夏夜在大 街上提供面包和酒。家家房屋前也都布置了绿色，如都铎早期的伦敦那样。16 世纪初 许多伦敦堂区的堂区执事账簿显示，教堂和世俗建筑上点缀着绿枝、花朵和茴香。如火一样，这些植物也具有治愈和防止受侵害的象征意义。

　　在仲夏节，许多城镇会上演有组织的游行和表演，它们与基督圣体节庆祝（the Corpus Christi）几乎同时发生，由此共同体的集体形象得以展示，集体记忆得以构 建。伦敦的仲夏夜表演早在 1378 年出现，到 14 世纪末已经发展成为包括露天戏剧在 内的表演秀（多达 4 000 人以上），其盛期是在 16 世纪上半叶，结束于 1544 年（1548 年复现一次）。在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仲夏游行表演，都比伦敦稍晚。在埃克塞特最 早开始于 1415 年，考文垂是在 1421 年，尽管第一次被明确提及是在 1445 年。彻斯特的表演出现得最晚，据说是在 1499 年左右。因此，仲夏庆祝看起来是 14 世纪末的产 物，在 15 世纪扩大了流行范围。在 16 世纪初的诺丁汉、布里斯托、利物浦等城市也有 类似表演。在格洛斯特、卡莱尔、索尔兹伯里，虽然它们在都铎晚期的市政档案中开始 出现，之前几乎肯定存在。约克、莱斯特、诺里奇、纽卡斯尔等城镇虽然没有关于这些 习俗出现时间的信息，但游行表演也是仲夏夜最特别的节目。仲夏表演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伦敦城在 1512 — 1544 年仲夏表演的档案包含了当时的支出，它们证实， 该城向杂耍演员、舞者、乐师等支付了大量报酬。

　　除此之外，伦敦的官员和全副武装的士兵会在夜间游行，穿过“玻璃灯”整夜点亮的街道。游行的参与者包括灯号手、旗手、小号手、游吟诗人、莫里斯舞者、枪手、弓箭手、长矛手等等。他们游行的路线习惯上是穿过“城市的主要街道”。对于城市而 言，这种游行表演展示的是当地的财富、权利、地位和稳定性，不仅可以聚集起本城市 民和周围数英里的村民，还可能吸引到王室的注意。例如，伦敦的仲夏游行表演给1522 年和 1523 年分别造访伦敦的皇帝查理五世和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留下了深刻印象。1526 年，亨利八世要求伦敦举行一次庆典来迎接他的访问，并要求该庆典模仿仲夏夜的仪式。街道上燃起了篝火，周围是带着花环的儿童。此外，还要有游吟诗人 表演，堂区警役穿着最好的服装。但好景不长。疯狂的庆祝容易造成混乱和恶行出现，亨利八世注意到这种现象，因此他取消了 1539 年的伦敦仲夏表演。

　　在其他城市，仲夏表演和游行呈现出与伦敦大致相似的景象。在彻斯特，仲夏表 演最初是一群全副武装的人仪式性地聚集来象征防卫城市的军事力量。它与仲夏集 市、游吟剧场（minstrel court）同时举行，周围的游吟诗人在仲夏节当天被允许来到该 城，并在表演中找到自己的工作。该城的仲夏表演包括一场游行，由市政官员和行会 领袖带领，经传统路线穿过城市，然后分割为较小的群体参加宴饮。1564 年，传统的 游行将想象中的角色加入进来，其要素组成包括四个巨人、一个独角兽、两匹骆驼、一 头驴子、一只山猫、一条龙、六匹马和十六个“全裸男孩”（可能是穿着皮质服装，在当 时英国戏剧中象征着裸体），这些男孩手持武器与恶龙搏斗。不过，这种表演在 1575 年最后一次出现。此后，“全裸男孩”被穿着华丽服饰、骑着马引领行会游行队伍的 “男孩领主”（boy lords）所取代。在 15、16 世纪之交的索尔兹伯里，手工业行会（如 裁缝行会）参加仲夏庆祝，并将莫里斯舞和巨人形象加入到表演之中。15 世纪的规定 显示，进入圣托马斯教堂是节日游行的高潮。但在宗教改革之后，离开该主教坐堂变 成节日当天庆祝结束的标志。包含武装人员、手持火把者和乐师的巡游表演也出现 在 16 世纪初的诺丁汉、埃克塞特、布里斯托、利物浦、巴恩斯塔普（Barnstape）和托 特内斯（Totnes）。从 16 世纪末开始，它们也出现在格洛斯特、普利茅斯、卡莱尔、索 尔兹伯里、肯达尔等城市的档案中。不少城市档案证实，游吟诗人的表演看上去是仲 夏节庆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例如，在汉普郡的南安普顿、温彻斯特的游吟诗人都因圣 约翰节表演而得到相应的报酬。《仲夏夜之梦》中的游行和表演情节无疑是对这种 史实的反映。

　　由以上证据可以看出，不论是在乡村还是城市，仲夏节都是人们纵情庆祝和休闲的时刻，尽管在宗教改革之后，庆祝的方式和内容出现了若干改变。

　　三、“快乐的英格兰”及其成因

　　在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仲夏节庆并非是个案。16 世纪的威廉·沃纳（William Warner）曾以一个北方人的口吻说到当时乡下人过节的各种“盛况”，证实了当时节庆生活的丰富多彩。除了宴饮、游戏、舞蹈、唱歌、运动等庆祝方式外，还有不少上述颠 覆性的“表演”因素，比如在圣诞节选举“无序之王”（the Lord of Misrule）来进行公 开的“作乱”行为。到了温暖的春夏季节，节庆气氛更是到达顶峰。在五朔节，青年男 女们会制作五月花柱（Maypoles），选出“五月女王”，并围绕其歌舞，他们相约到野外 共度良宵的行为令教会人士大为光火。在接下来的，耶稣升天节（Ascensio domini in celum）和圣灵降临节（Pentecost/Whit-Sunday），人们举行庆祝来为维护教堂设施举 行募捐活动。到了仲夏夜，点燃篝火、滚火轮、田野游行等是必不可少的节目。随着 “莫里斯舞”（Morris Dance）、国王游戏、“罗宾汉剧”（Robinhood Play）的发展，节日中的戏剧表演在 15 世纪的英格兰南部达到高峰，甚至一个地区的不同村庄也发展出 独特的表演风格，互相之间成为竞争对手。在较大的庄园或村庄和城市，每当节日来 临，还会有专业的演艺人员、竖琴演奏师、吟游艺人来提供专业的表演。不仅如此，戏 剧表演、演员和剧场开始出现，日常生活和宗教情节被仪式化，并被搬上舞台。“快 乐的英格兰”的景象在城乡各地呈现，绝非杜撰。

　　上述现象盛行的原因，除了因为教会规定了如此多的休息日，当然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支撑。从 13 世纪初开始，英格兰进入一个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商业化程度不断加深。最明显的标志是人口大量增加，消费需求和货币供给增加导致物 价上涨，甚至出现了短暂的“通货膨胀”的局面。 14 世纪的大饥荒（Great Famine，1315 — 1317 年、1319 — 1321 年）和 黑 死 病（the Black Death, 1348 — 1349 年）虽然造成人口骤减和经济短期混乱，却让幸存者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尤其是处于社会下层的劳工，饮食质量提高、服饰样式丰富、住房条件改善，当然还有休闲 生活的多样，中世纪的“消费主义”已经形成。消费水平的提高还为生产提供了导向， 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秩序。对于这个时期的评价，盛行多种“黄金 时代”论，显示出后瘟疫时代为不同阶层带来的机遇。除了罗杰斯首先提出的“劳工 的黄金时代”之外，还有“农民的黄金时代”“城市的黄金时代”“妇女的黄金时代”等 等，这都是经济实力和财富在地区、阶层间重新分配的证据。进入 16 世纪后，英格 兰城乡经济社会出现结构性调整，出现了新的发展。在乡村，庄园经济解体，资本主义性质的租地和家庭农场兴起；在城市，新兴工商业中心崛起，尤其是经济重心向南方转移，而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伦敦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城乡经济的发展还催生了一 个包括市民、富裕农民等在内的中间阶层（the middle class）的出现。新时代必定产生新思想，新阶层必定需求新文化。上述经济社会的新发展催生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发生，也成为《仲夏夜之梦》创作和上演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背景。

　　经济社会发展也影响着城乡居民的闲暇生活。经济勃兴创造出更多的休闲场所和娱乐活动，而随着劳动条件的改善和收入的增加，人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这些活动。在不用劳动的时间里，人们在当地堂区教堂庭院、街道和城市广场上聚集交头接耳，传递“小道消息”，并进行摔跤、扔石头、比射箭、跳舞等娱乐活动，当然更少不了饮酒。许多专属于上层的活动逐渐向下传播，如网球、足球等运动。此时的啤酒产量增加，啤酒屋大受欢迎。那里不仅可以饮酒，还是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如掷骰子）的地方，逐渐成为社交活动的中心。针对社会底层“疯狂”休闲的现象，议会也曾经采取措施来进行限制。1388 年《剑桥法令》曾规定，劳工不得从事非法的运动和娱乐，如网球、足球、扔石头等。在立法者的眼中，允许进行这些活动是对懒惰的鼓励，是罪恶的，有必要采取惩罚措施。但法令执行效果总是不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节假日的狂欢仍然让政府头疼不已。

　　余论

　　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看到：第一，作为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仲夏节庆综合了游行、表演、游戏、捐赠等多种行为，既是历史演进和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反映，也是 一个共同体保持文化记忆、增强身份认同的载体；第二，作为一种仪式，仲夏节庆包含 了大量的颠覆和“狂欢”因素，既是保证社会稳定和正常运转的“安全阀”，也是政府、 教会等组织进行思想控制和社会治理的手段。因此，仲夏节庆，与其他传统节庆一样， 为我们全面考察中世纪英格兰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提供了极佳视角。以此视角，我们看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的社会生活异常丰富，这证实了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并 不符合历史事实。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到了都铎时代后期，英格兰的传统节庆受到新教伦理的冲击， 许多节日被取消，剩下的也有不少庆祝仪式简化，甚至名存实亡。因此，莎翁时代的 节日与宗教改革之前已是相同。在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底层大众不仅正在丧失生产资 料，而且还将损失许多休闲时光，令人欢快的节日慢慢地添加了劳动的内容。“自由得 一无所有”之后，他们不得不忍受更多的劳动天数和更艰苦的劳动条件。“快乐的英格 兰”开始慢慢褪色。在这种背景下，传统节日在莎翁的戏剧尤其是喜剧中多次出现传 统的节日。据著名戏剧学家巴伯尔研究，《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以 及《爱的徒劳》等剧目的背景和情节设计都与节庆传统有着莫大的关系。这种包含节 庆因素的戏剧为何如此流行呢？在我们看来，它与那个时代有着深刻的联系。尽管在 伦敦这样的大城市，传统节庆大受冲击，但在乡村和小城镇，习俗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 样，出生并成长于富裕的商业小镇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Strafford-upon-Avon）的莎 士比亚深受影响。因此，他在来到伦敦后创作了许多涉及节庆的剧目（尤其是“节庆 喜剧”，festive comedy），正好适于表达仍然在参加传统节庆的乡下人和对传统节庆 有记忆的市民的情感。更为巧合的是，16 世纪最后十年，英格兰社会似乎正在经历一 种“和解时刻”（a moment of reconcilement），在宽松的环境下，“投观众所好”的莎 翁戏剧受到欢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有鉴于此，如何让戏剧成为历史研究的旁证和视 角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