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华：以节庆视角重读《仲夏夜之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08月25日）

　　对于英国文豪莎士比亚的喜剧《仲夏夜之梦》（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我们并不陌生。该剧大致讲述了以下故事：在古希腊的雅典城，女孩赫米娅（Hermia）因不满包办婚姻，选择与情郎拉山德（Lysander）私奔。然而，父亲指定的对象狄米特律斯（Demetrius）及其爱慕者海丽娜（Helena）尾随而来。四人闯入城外的一片森林。此时，森林仙王奥布朗（Oberon）与仙后提泰妮娅（Titania）正在闹矛盾，前者派精灵迫克（Puck）使用魔药“爱懒花”（love-in-idleness）汁液戏弄仙后，使其睡醒之后爱上了第一眼看见的头戴驴面的演出小丑波顿（Bottom）。迫克还误将花汁滴到了拉山德的眼睛上，导致拉山德疯狂爱上了海丽娜。就这样，在仲夏夜的森林里，一场场闹剧上演。看上去似乎无需多言，该剧的主题是自由与爱情，主角应是勇于追求个人幸福的青年男女，尤其是赫米娅和海丽娜两位女性。然而，如果以节庆视角重新分析该剧的主题背景和情节安排，我们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主题是节庆而非爱情 

　　仲夏时值夏至日（6月24日），按照基督教日历，这一天还是施洗者圣约翰（St. John the Baptist）的出生日，是当时欧洲各国的重要节日——圣约翰节（St. John’s Day）。与圣诞节一样，仲夏节是一年中为数不多的庆祝出生的节日，而且庆祝的高潮同样出现在前夜（St. John’s Eve）。仲夏节的庆祝活动形式多样，但主要是年轻人的“狂欢”。1295年，拉特兰内恩河谷的巴恩维尔教堂备忘录（Liber Memorandum）提到，这个堂区的年轻人会在当天傍晚聚集、唱歌和游戏。对于青年男女而言，夏季节日的狂热气氛几乎就是“性许可”，他们在野外共度良宵在当时已成习俗，这在戏剧中表现为爱情和生育的主题，正如《仲夏夜之梦》中所讲，“哥儿爱姐儿，两小无参差”（Jack shall have Jill, Nought shall go ill，朱生豪译本）。两性关系从混乱到和谐，就是该剧情节发展的主线。 

　　与爱情的桥段相比，剧中还有许多情节更值得注意。除了在仲夏夜里发生的许多荒诞情节，到了第二天，雅典城内还有游行与多场戏剧表演，小丑波顿便是演出队伍中的一员。这些情节映照了发生于伦敦、利物浦、切斯特、温彻斯特、索尔兹伯里、考文垂等大小城镇中的仲夏游行表演，各种舞台角色在此时云集。城市档案关于节庆相关支出的数额证实，这些向外界彰显本城市共同体财富、地位、团结和稳定的表演耗资颇巨。 

　　其实，那些象征仲夏的隐秘符号在剧中也比比皆是。例如，仲夏节虽然是一个火节，但水是必不可少的，它以露水和潮湿的形式出现。精灵们使用神圣的“野露”（field-dew）来祝福新婚夫妻及他们的子嗣，防止他们受到恶魔和疾病的侵害。除了水之外，治愈性的仲夏植物也在剧中出现。拉山德和提泰妮娅受到“爱懒花”（相当于爱情咒语，love-charm）汁液的影响，健康受到了损害，通过“女贞花”（Dian’s bud）的治疗而恢复健康。奥布朗决定帮助提泰妮娅从“眼睛的受损中”恢复视力和判断力，再次证明了这种植物的“神圣力量”。而“女贞花”指的正是仲夏植物艾草（益母草，mugwort/motherwort），人们习惯在夜晚头戴这种植物做成的花环举行篝火仪式，以保证眼睛的健康。 

　　根据以上证据，有研究者指出，莎翁想要描写的并非古代雅典人的生活、青年男女的爱情，分明是通过该剧“复活”了当时英格兰天空下的节庆“盛况”。 

　　主角是波顿而非痴男怨女 

　　节庆是对日常的颠覆，仲夏节亦不例外。对于广大城乡居民而言，节庆不仅是划分工作和闲暇的时间标志，而且作为一种仪式，它还以“非常行为”缓解人们生产生活中的“焦虑”和矛盾冲突，维护着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在仲夏，人们习惯上从庆祝人群中选出两个人加冕为“模拟国王和王后”（mock-King and mock-Queen）。在15世纪60年代约克郡的威斯托，堂区的年轻人聚集在“夏宫”（summer-house，或者是王宫，king hall，通常是一个谷仓）中举行加冕和庆祝活动。在一名“总管”、一名“护卫”和两名“士兵”的陪伴下，“国王”和“王后”到来，主持整个下午的娱乐活动，当然少不了受到嘲弄。整个聚会的参与者多达百人，囊括本堂区的大部分人。在城市，人们也会选举主持庆典的“国王”。仲夏节也因此被称为“国王节”。 

　　尽管这些活动被当地人视为“合适的和可敬的”，但它们并不符合正常的社会等级观念所要求的行为规则。因此，教会多次明令禁止人们模仿国王与王后以及贵族的生活，更不许教士参与其中。13世纪中叶，伍斯特主教沃尔特·德·坎迪卢普（Walter de Cantilupe， Bishop of Worcester）和林肯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Robert Grosseteste）都曾命令教士们不得参加本教区的节庆活动，以及那些“国王和王后的游戏”（ludus de Rege et Regina）。这样的禁令先后出现在牛津、温彻斯特、约克、埃克塞特等地区。到了15世纪，格洛斯特郡文茨康比修院（Winchcombe Abbey）的一个僧侣仍然明确反对在仲夏进行的那些无用、愚蠢和亵渎的游戏。然而，这样的游戏却屡禁不止。 

　　莎翁设计的虚拟梦境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在“仲夏夜”这个特定时间点，以一片貌似与世隔绝的“森林”为舞台空间，“失序”（misrule）自然发生，仿佛一切都陷入混乱。美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过渡仪式”的阈限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参与者身份的“模棱两可”，即绝对平等，性别、财富、阶层等方面的差别不再奏效。 

　　在剧中，父权不再有权威，女性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即便是等级秩序也受到了挑战。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仙后被花汁蒙蔽双眼，对着驴面小丑甜言蜜语，洋相尽出，莫名其妙的波顿由此被推上了仲夏狂欢的“王座”。错愕的他坐在鲜花床上，戴着花冠，享受着仙子的侍奉，甚至躺在仙后的臂弯里享受爱情，卑微与尊贵的差别在此消失，这便是戏剧的高潮、狂欢的巅峰。这种“幻象”正是由波顿之口说出的“没人看见过、没人听到过、没人尝到过、没人想得出、没人说得出”的“奇怪得不得了”的梦。 

　　当仲夏夜转换为圣约翰节的早晨，“过渡仪式”来到聚合阶段，人们从森林和梦境中走出，混乱消除，万物归于原来的秩序。可以看出，在全剧的关键节点上，小丑波顿点明了本剧的主旨和仲夏夜之“梦”的本相。他既是颠覆之梦的主角，也应是整部戏的主角。 

　　具有深刻历史原因 

　　西方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显示，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节日元素曾多次出现。据美国学者巴伯尔（C. L. Barber）研究，除了《仲夏夜之梦》外，《皆大欢喜》《第十二夜》《威尼斯商人》以及《爱的徒劳》等剧目的背景和情节设计都与节庆传统有着莫大关系。在英格兰社会正在经历剧烈转型的16、17世纪之交，这些戏剧能够流行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 

　　在中世纪的欧洲，“时间只属于上帝”。在教会的日历上，节日（圣日）占据了很大比例。据统计，在宗教改革之前的英格兰，每年的节日多达四五十天，加上周日，意味着普通人每年的休息日竟有百天。在节日里，除了必要的宗教活动，热烈的庆祝活动和多样的休闲娱乐是人们打发时间的重要方式。这种与“黑暗的中世纪”迥然不同的图景给研究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快乐的英格兰”的说法也由此而来。 

　　到了都铎时代中后期，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传统节庆受到了所谓“新教伦理”的冲击，不仅节日数量减少，保留下来的节日庆祝仪式也大大简化，甚至名存实亡。资本的扩张侵蚀着民众的休闲时光，传统生活节奏被新的模式取代，“快乐的英格兰”图景随之开始慢慢褪色。不过，作为一种集体文化记忆，传统节庆在民众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并不会消失。而且，在有些乡村和小城镇，节庆习俗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模样。16世纪60年代，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中部商业小镇埃文河畔斯特拉福德（Stratford-upon-Avon），并在此生活20余年，深受传统熏陶。来到伦敦之后，他创作了许多包含节庆元素的剧目（即“节庆喜剧”，festive comedy，时间集中于16世纪90年代）。恰在此时，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格兰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和解时刻”（a moment of reconcilement）。在相对宽松的大环境下，莎士比亚的戏剧迎合了仍在亲历传统节庆的乡村民众和对传统节庆有记忆的市民的情感需求，因此广受欢迎。 

　　从历史上来看，《仲夏夜之梦》如都铎时代的众多戏剧那样，既是英格兰近代资本主义勃兴和社会转型的产物，也是异常丰富的传统节庆和社会生活的展演。正因如此，如何将其转化为我们深入解读英格兰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独特视角，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王超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