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宏俊：《卡利亚斯和约》真伪再探

摘要：《卡利亚斯和约》被视为希波战争中希腊获胜和战争结束的标志，以及体现雅典民主制度优越性的证据。然而，所谓《卡利亚斯和约》在历史上从未实施过。尽管卡利亚斯公元前5世纪受雅典派遣出使波斯，但未签署过和约。事实上，《卡利亚斯和约》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众多政治家、演说家、作家在激烈党争和演讲文化中出于各自目的，借助希波战争来表达政治主张和诉求，并不断吸收前人书写成果逐步建构出来的。

关键词：希波战争　卡利亚斯和约　雅典民主　斯巴达

　　《卡利亚斯和约》的签订通常被视为希波战争结束的标志。一般认为，该和约是雅典在公元前450年塞浦路斯战役中大胜波斯之后，迫使波斯于公元前449年或前448年签署的；也有学者认为是在公元前466年左右欧律墨冬河战役之后所签。由于雅典主持签约的是政治家卡利亚斯，和约因而得名。波斯在和约中作出巨大让步，将小亚细亚西部大片地区及爱琴海让给雅典，小亚及沿海岛屿的希腊城邦从此获得独立，故和约又被认为是以雅典为首的希腊世界战胜波斯的标志。

　　然而，学界对和约真伪一直存在截然不同的两类意见，主要从以下路径展开争论。一是文献批判，即从语言学角度或上下文联系中，分析文献本身提供的历史信息。否定派的主要依据是，公元前5世纪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没有记载此和约，公元前4世纪的文献记载又各不相同，因此所谓《卡利亚斯和约》系公元前4世纪作家杜撰。肯定派则认为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没有记述事出有因，不能证明和约不存在，公元前4世纪众多作家均提到该和约，证明它的存在不容置疑。二是情境批判，即从当时的历史情境分析和约存在与否。但在具体研究中，双方都不是从历史情境、和约内容以及签约活动的互相印证进行研究，而是聚焦于寻找“一场雅典大胜波斯、战后双方维持了较长时间和平的战役”。肯定派试图证明发生过这样的战役，以此增强和约存在的可信度，进而逆推和约的存在；否定派则试图证明并未发生这样的战役，进而否定和约的存在。

　　时至今日，和约真伪问题仍未圆满解决。肯定派无法回答公元前5世纪作家未加记载、公元前4世纪作家又加以记载这一互相矛盾的难题，只得归咎于文献作者的疏忽等偶然因素，或者牵强附会地说古典作家间接提到和约。他们试图在历史中寻找足以支撑和约签署的情境，故无可避免地带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否定派在研究路径上没有创新，而是因循肯定派的研究思路，一方面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上文所述特定战役不存在，另一方面将肯定派援为证据的公元前4世纪作家的材料简单地归咎为“集体造假”，但对此观点又没有给出充分、合理的解释，因而同样不能令人信服。基于此，本文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继续对此展开探讨。

一、《卡利亚斯和约》内容失实

　　判断和约真伪的关键是辨析内容是否符合历史实际。《卡利亚斯和约》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划定希腊与波斯的海陆分界线，二是确认雅典在新获得地区的权益。细究起来，这些内容并不可信。

　　据古典作家记述，海上分界线主要有四个地标：法塞利斯城（Phaselis）、克里多尼亚（Chelidonians）群岛、涅索斯河（Nessos River）和库安奈岩（Cyaneae Rock）。这些地标划出了一片海域，海域以西属于雅典势力范围，波斯海军不得进入。法塞利斯是吕西亚（Lycia）东部沿海城市，往东是潘菲利亚（Pamphylia）地区，欧律墨冬河就位于潘菲利亚境内，再往东是奇里乞亚（Cilicia）地区。李维记载，克里多尼亚群岛位于奇里乞亚与潘菲利亚交界处，向西不远就是欧律墨冬河入海口。“涅索斯河说”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其位置难以确认。库安奈岩据说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交界处，但西莱认为它是吕西亚南端的一座城市，在克里多尼亚以西25英里、距海4英里处。西莱的看法更合理，因为波斯海军较弱，在海峡和黑海一带并没有舰队，于此设置分界点对双方并无意义。法塞利斯城、克里多尼亚群岛、库安奈岩其实是位置相对较近的代表性地点，指吕西亚以东、潘菲利亚一带海域。

　　这一海域到底是不是海上分界线，主要看和约签署后双方是否遵守，是否实现了海上和平，必须结合签署时间来判断。关于签署时间，第一种说法是在欧律墨冬河战役之后。巴狄安认为和约草签于公元前465年，正式签于公元前463年；沃尔克则认为和约签于公元前461年；还有学者认为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不晚于公元前461年。但是，公元前462年，厄菲厄尔特和伯利克里就率海军到达克里多尼亚群岛以东，公元前460年，雅典又派海军远征更东面的塞浦路斯岛，后来这支海军受埃及之邀赴尼罗河三角洲支持埃及起义，此后主战场在埃及。公元前454年，埃及起义失败，雅典支持埃及的军队几乎全军覆没。但公元前451年，雅典又远征塞浦路斯岛。可见，至少在公元前450年之前，雅典并不认为存在海上军事分界线。第二种说法是和约签于公元前449年。但事实上，在此之后雅典和波斯在小亚沿海的卡里亚、爱奥尼亚、赫勒斯滂海峡和爱琴海展开竞争，公元前445年前后迫使部分地区重新纳贡。公元前440年，双方围绕萨摩斯展开争夺。当时萨摩斯发生内乱，波斯总督皮苏特涅斯乘机派军队清除萨摩斯亲雅典政客，萨摩斯脱离雅典统治，同时脱离雅典统治的还有拜占庭。约公元前436年，伯利克里率军远征黑海。普鲁塔克记载，伯利克里成功控制黑海地区，在锡诺普留下13艘战船和一支军队，安置600名雅典殖民者。显然，此海域并未成为双方海上分界线。

　　关于陆上边界，有三种说法：一是距离海边一天的骑马行程（小亚西部距爱琴海和现土耳其海峡该约定距离以内的区域属雅典，其余属波斯），二是距离海边三天的徒步行程，三是哈律斯河（以西归雅典，以东属波斯）。肯定派中有学者认为，前两种说法可能是同一回事；另有学者认为，以行程计算的分界线与哈律斯河其实是一条线，伊索克拉底对亚洲地理无知导致误记。然而，这条分界线非常值得怀疑，最直接的证据是，波斯在小亚两个重要行省吕底亚、佛里吉亚的首府（分别为萨迪斯、达斯库鲁姆）都位于哈律斯河以西，未见波斯撤出或取消两大首府的记载。吕底亚总督一直是波斯干预希腊事务的重要人物，如他公元前440年干预萨摩斯事务，公元前413年主动与斯巴达议和结盟。公元前422年，提洛岛被雅典占领，大批居民逃亡，佛里吉亚总督法那西斯二世将他们安置在小亚的阿特拉米提昂。

　　事实上，波斯在哈律斯河以西的统治一直存在，佛里吉亚先后由阿塔巴佐斯一世（前480/477—前455）、法那巴佐斯一世（前455—前430）、法纳西斯二世（前430—前413）和法那巴佐斯二世（前413—前387）担任总督。吕底亚在公元前480—前440年总督情况不详，但此后由皮苏特涅斯（前440—前415）、提萨佛涅斯（前415—前408）先后担任总督。公元前465年，即阿塔薛西斯继位第一年，底米斯托克利流亡波斯，波斯国王把马格尼西亚、兰普萨库斯、迈奥斯、佩特科、帕莱斯科普西斯作为其食封地，这些地方均位于爱琴海、赫勒斯滂海峡的东岸，底米斯托克利在这里生活到公元前460年去世。另据修昔底德，公元前428年，在爱琴海沿岸科勒丰城内驻扎着波斯军队，是公元前430年从皮苏特涅斯招募来的。此事证明，直到公元前430年，雅典都没有控制科勒丰，相反此地属于波斯势力范围。上述情况说明，波斯势力至少没有完全退出上述约定归属雅典的范围。当然，雅典确实控制了小亚部分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带，但没有控制哈律斯河以西全部地区。巴狄安认为，不是所有小亚的希腊城邦都获得了自由，雅典、波斯控制的地区交错并存。可见，陆上分界线并不存在。

　　哈律斯河以西居民的权益主要包括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关于政治权利的记载是，波斯战船或军队不得进入上述海域或越过陆地分界线。莱库尔古斯的记载更具体：他们获得自治，像欧洲的希腊人一样。伊索克拉底称波斯不再干预希腊人的事务；狄奥多罗斯称他们生活在自己的法律下。事实上，这些权益早在居鲁士和大流士时期已为希腊人享有，并非始自《卡利亚斯和约》。另外，上述地区还居住着大量非希腊人，但文献只提及希腊人政权及其权益，间接表明雅典没有真正控制这一地区。

　　关于经济利益的记载是，哈律斯河以西地区享有免税特权。伊索克拉底称波斯人不能在此征税，尼西亚斯说波斯人不敢在此征税。但据希罗多德记载，在他生活的时代，伊奥尼亚地区居民一直沿用伊奥尼亚大起义之后确定的税制向波斯纳税。希罗多德于公元前445年到雅典，公元前443年前往南意大利，生活的时代肯定晚于《卡利亚斯和约》签约时间，也就是说，《卡利亚斯和约》签署之后，波斯至少在伊奥尼亚部分地区有征税权。公元前429年，雅典的麦勒桑德率军到卡里亚、吕西亚征收贡款，在吕西亚被杀；公元前428年，吕西克列斯率军到卡里亚征税，又被当地居民杀死。两起事件足以证明，雅典在这些地区没有征税权。公元前415年，波斯国王命令吕底亚总督提萨佛涅斯，联合斯巴达镇压卡里亚总督阿摩基斯叛乱，重要原因就是雅典对叛乱的支持使波斯无法征税，说明此前波斯是向卡里亚地区征税的。

　　不过，上述情况并不意味着雅典在哈律斯河以西毫无征税权。约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一支海军来到伊奥尼亚地区，流亡军中的列斯波斯岛居民和伊奥尼亚人建议其在伊奥尼亚建立根据地，鼓动当地居民起义，剥夺雅典税收。公元前412年，斯巴达与波斯签署和约，联合阻止雅典从曾属于波斯的地区收税。显然，雅典在这里有征税权。实际情况应该是，雅典只在小亚部分地区，而非分界线以西所有地区有征税权。由此看来，所谓《卡利亚斯和约》的内容不符合历史现实。

二、卡利亚斯未与波斯签署和约

　　目前关于和约的签署大概有三种说法，可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和约是在雅典取得对波斯巨大军事胜利之后，由卡利亚斯代表雅典与波斯签署，波斯因为惨败而让步，战后双方出现较长时间的和平。但关于和约签署的具体背景和时间不同，一说在雅典取得欧律墨冬河战役胜利之后，另一说在公元前450年雅典远征塞浦路斯岛之后。第二类认为，和约系公元前424年雅典与波斯签署。此论由马廷利提出，依据有二：一是修昔底德提到，公元前425年雅典派人出使波斯；二是公元前4世纪初雅典演说家安多基德斯提到，他舅舅厄庇鲁库斯代表雅典与波斯签署和约。与厄庇鲁库斯同时期有一位执政官名叫卡利亚斯，马廷利由此认为，安多基德斯为了家庭荣光偷梁换柱，将卡利亚斯改为厄庇鲁库斯。但此论证据明显不足，首先，修昔底德没有说雅典派谁去了，而且他明确说使者只到以弗所就返回，并未签约；其次，“偷梁换柱”论缺少证据，过于武断。因此，第二类说法不可信，很少有学者同意，比较有影响的是第一类说法。

　　根据欧律墨冬河战役前后波斯国内形势和战后希波关系看，和约不可能签署于此战之后。公元前466年左右，西蒙率希腊海军远征罗德斯岛以东海域，在欧律墨冬河河口与波斯海军决战，取得辉煌胜利。但随后波斯发生宫廷政变，薛西斯一世被杀，可知他几乎没有时间签署和约。阿塔薛西斯在政变中被拥戴为王，两年之后统治才得以稳定。基于此，肯定派学者巴狄安为回避矛盾，提出希波双方在战役之后曾与薛西斯一世草签和约，直到公元前463年才正式签约。然而，这种推测得不到证明。学者选定这一时段还有一个原因，即公元前461年之后，雅典和波斯在小亚、爱琴海地区实现了“和平”。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此点也不成立。

　　雅典远征塞浦路斯岛没有获得重大胜利，因而也不可能于此时签署和约。据修昔底德记述，公元前451年，雅典派西蒙率200艘战舰远征塞浦路斯，战争后期，西蒙因伤去世，加上当地饥荒，雅典撤军。在撤离塞浦路斯时，雅典在陆上和海上打败波斯追军。狄奥多罗斯说，雅典军队在海陆大胜波斯，波斯国王不敢继续作战，决心议和，随后西蒙因战伤染病去世，波斯国王抓住机会促使雅典签署和约。阿里斯托戴莫斯则说，西蒙在战争中负伤身亡，波斯本想趁机打败雅典，但雅典军队在新首领卡利亚斯带领下出其不意打败波斯，在己方不利形势下抓住机会促使波斯议和。普鲁塔克的记述与狄奥多罗斯基本相同，但称西蒙是在最后围攻塞浦路斯岛上的基提昂时去世的。罗马作家奈波斯也称西蒙是在雅典军队征服岛屿大部分地区，最后围攻基提昂时染病去世的。这些记述表明，雅典军队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

　　卡利亚斯签署和约的行为，也得不到史料证实。据希罗多德记述，卡利亚斯确实出使过波斯，但既不在欧律墨冬河战役之后，也不在塞浦路斯战役之后，更可能是在公元前451年。希罗多德说，卡利亚斯与阿尔戈斯的使者一同前往波斯，后者的目的是与波斯重修阿尔戈斯与阿塔薛西斯之父薛西斯一世签署的和约。公元前482年，薛西斯一世提出与阿尔戈斯缔约，显然此前双方没有签署和约。希罗多德说阿尔戈斯很重视波斯的建议，但没说马上接受签约。次年，当斯巴达和雅典邀请阿尔戈斯加入反波斯同盟时，可能因为波斯示好在先，阿尔戈斯觉得有底气，遂提出与斯巴达签署一份30年和约作为先决条件，斯巴达断然拒绝。希罗多德所说阿尔戈斯与薛西斯一世的和约应该就在此后签署，因为公元前479年之后，波斯退出希腊本土，很少与希腊城邦联系，见于史书的交往只有公元前460年的记载。希罗多德特别指出，关于阿尔戈斯要与波斯重修的和约，是“很多年前”签署的，可能指波斯入侵时期。因此，阿尔戈斯与波斯的和约应签于公元前481年，且吸收了阿尔戈斯向斯巴达提出的有效期30年的要求。以此推算，卡利亚斯出使波斯应是公元前451年。

　　然而，卡利亚斯未能与波斯签署和约，没有达到出使目的。希罗多德明确说阿尔戈斯使节完成了外交任务，而对卡利亚斯的成果未加记述。德摩斯提尼虽说卡利亚斯签署了一份和约，但他记述的卡利亚斯在出使中受贿的细节，却令人怀疑和约的可信性。据德摩斯提尼说，卡利亚斯因此几乎被判死刑，最后被罚50塔兰特，此判决暗示卡利亚斯得到的贿赂数量不菲。但是，波斯既向雅典使节支付贿赂，又在谈判桌上作出巨大让步，几乎不可能。谈判桌上出卖国家利益，但私下接受贿赂，或可为品行恶劣之使节所为，但卡利亚斯既为雅典赢得巨大外交胜利，又为自己赢得波斯的贿赂，这样的“成就”有违常理。如此看来，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提到欧律墨冬河战役和远征塞浦路斯，希罗多德甚至提到卡利亚斯出使波斯，却对和约只字不提，决不是学者所说的“漏记”，真实原因应该是外交活动失败了。

　　古今学者给予和约较高历史地位，特别强调和约为希腊世界带来和平。但是，无论是欧律墨冬河战役还是塞浦路斯战役之后，雅典和波斯并没有实现真正和平。雅典在公元前462年、前460年先后远征克里多尼亚岛、塞浦路斯岛，并在第二次远征期间接受埃及起义者邀请，此后雅典海军一直深陷埃及战争。鉴于此，部分肯定派学者如沃尔西、巴狄安、艾迪认为确实签署过和约，但很快被破坏。巴狄安还推断，伯利克里在西蒙被逐之后，为割断与西蒙的政治联系，有意违背彰显西蒙荣耀的和约，在西蒙死后则派卡利亚斯重签和约，因为和平更为有利。假设如巴狄安所说，波斯仅凭雅典单方面提议就接受十年前那份作出巨大让步的和约，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相信。如果和约真被雅典单方面撕毁，又应雅典需要随时重签，就不可能是一份具有重要约束力且标志雅典战胜波斯和希波战争结束的重大历史和约。

　　学界对雅典远征塞浦路斯之后希波是否处于和平状态也有不同认识。卡克维尔认为出现了和平，持续约35年，直到雅典支持阿摩基斯暴动；但他又说，公元前440年双方围绕萨摩斯发生冲突。斯多克顿考证普鲁塔克关于伯利克里挪用同盟金库钱财引起争论的记述，指出普鲁塔克引用的伯利克里反驳材料使用“现在时”，表明当时雅典依然与波斯处于战争状态。艾迪将公元前448—前412年的波斯和雅典形容为“冷战”关系，即双方虽没有在希腊半岛直接发生冲突，但在小亚地区继续争斗。奥姆斯特德说，即使和约存在，公元前445年也被撕毁了，因为雅典在此年前后夺回卡里亚、爱奥尼亚、赫勒斯滂的部分地区和爱琴海部分岛屿，迫使其重新纳贡；公元前440年，波斯又夺回伽尔伽拉（Gargara）、塞皮希斯（Scepsis）、科伯伦（Cebren）等城市。

　　总体来看，雅典虽然在欧律墨冬河战役中取胜，但未能借助胜利迫使波斯签署具有投降性质的和约。公元前451年，卡利亚斯虽然出使过波斯，试图签署和约，但没有达到目的。雅典在塞浦路斯战役中没有获胜，更无法迫使波斯签署投降和约。塞浦路斯战役之后，雅典和波斯虽然战事趋缓，但没有实现真正和平。因此，肯定派学者所建构的和约签署事件在历史上并未发生。

三、《卡利亚斯和约》是逐步建构的结果

　　对研究《卡利亚斯和约》的学者来说，最难以解释的问题是：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作家离事件发生时间很近，没有记述该和约，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作家却多有提及。格罗特、斯多克顿等学者提出“集体造假”说，虽不能圆满解决问题，却启示我们结合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历史予以回答。

　　关于《卡利亚斯和约》的叙事是逐渐形成的，起点是“雅典曾大胜波斯，迫使其缔结过一份和约”的说法。公元前404年，雅典不甘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处心积虑重建辉煌。战后希腊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巨变。斯巴达与波斯关系恶化，公元前396年对波斯发动战争，远征小亚。次年，波斯拉拢一些希腊城邦在希腊本土对斯巴达发动持续十年的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不得不与波斯签署《国王和约》此后，小亚希腊城邦彻底从属于波斯，斯巴达则依靠波斯支持保住了在希腊本土，的霸主地位。斯巴达的“卖国投敌”行径引起希腊世界不满，底比斯乘机兴起。公元前370年末，底比斯打败斯巴达，将其领土一分为二，成为希腊世界霸主。但是，底比斯的霸权同样遭到希腊各城邦反对，遂于公元前367年效仿斯巴达投靠波斯，签署新《国王和约》，借此维持霸主地位。公元前362年，底比斯政治领袖厄庇密南达阵亡，底比斯霸权覆灭。斯巴达与底比斯霸权的更替和陨落，给雅典带来重建霸业机会。公元前378年，雅典组建第二次海上同盟，初期尚能平等对待盟国，但后来骄横恶习重现，在底比斯霸权覆灭之后，认为时机成熟，以霸主自居，最终导致同盟战争（前357—前355）爆发。

　　雅典为凝聚国民力量，打击国际对手，重建和巩固霸主地位，通过宣传自己在与波斯战争中的贡献来提升国际地位，论证霸主地位的合法性。斯巴达和底比斯先后采取的“投靠波斯、维持霸权”行径为雅典宣传提供了参照，其开始建构“雅典大胜波斯、迫其投降”的叙事。这是关于《卡利亚斯和约》叙事形成的第一阶段。

　　公元前392年，吕西亚斯撰写的《葬礼演讲词》体现了这种追求，演讲词列数雅典人对希腊的贡献，宣称雅典帮助希腊人恢复自由、摆脱内乱，使波斯不再觊觎希腊的财富，海军不敢离开亚洲。吕西亚斯宣称，雅典在所有人心目中是那么伟大，那么令人敬畏！“只有雅典才能成为希腊人的保护者、所有城邦的领导者”。葬礼演讲属于公共演讲，尽管演讲词只是习作，但必然体现了雅典意旨。

　　发表于公元前380年之前的《美涅克塞努篇》继续讴歌雅典，列数雅典自米利都暴动以来对希腊世界的贡献，夸耀说雅典使波斯不得不担忧自身安全，无力毁灭希腊；雅典将抗击蛮族的战争坚持到最后，使希腊世界获得和平。此文首次提出雅典与波斯在公元前460年之后一度出现“和平”，为“和约”产生提供了历史背景和素材。

　　公元前386年，斯巴达与波斯签署《国王和约》，出卖希腊利益，为《卡利亚斯和约》叙事的形成提供了支点。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雅典精英呼吁希腊世界团结起来，共同远征波斯并由雅典领导。基于此，他们将《国王和约》作为贬低波斯、抨击斯巴达的把柄，同时杜撰出一个由雅典签署、波斯作出巨大让步且给希腊人带来丰厚利益的和约。这样，雅典的功绩演变成“迫使波斯签署投降条约”。《卡利亚斯和约》叙事形成进入第二阶段。

　　公元前380年，伊索克拉底发表《泛希腊集会辞》，没有直接提及和约内容，但列数雅典对波斯作战的功绩：“我们给他们如此沉重的打击，以致蛮族不敢再进攻我们的领土，只能忍受自己的领土遭到蹂躏。他们尽管拥有1200艘战船，却不敢派一艘船航行到法塞利斯以西。他们只能按兵不动，等待时机，却不敢再仰仗兵力，有恃无恐。”约公元前357年，伊索克拉底又发表《战神山会议辞》，进一步细述雅典对波斯的功绩：“昔日，希腊人自愿接受我们统治，对我们充满信任，而蛮族绝不能干涉希腊事务，他们的战船不能游弋到法塞利斯沿岸，陆军不能越过哈律斯河”。在此，伊索克拉底不仅增加了雅典和波斯的陆上分界线，而且简单提及雅典在势力范围内的权益。尽管使用笼统的文学语言，却是《卡利亚斯和约》走向具体化的第一步，这些言辞被后人当作和约内容。值得注意的是，伊索克拉底并没有说卡利亚斯签署了和约。

　　公元前351年，德摩斯提尼发表《论罗德斯人的自由》，与伊索克拉底一样，意在塑造一份由雅典与波斯签署的和约，以与《国王和约》相对。但与伊索克拉底刻意贬低斯巴达不同，他强调两个和约在希腊世界对待城邦方面都秉持平等原则，而在对波斯问题上，斯巴达所签和约屈从于强权。言下之意，雅典所签和约更平等。不过，德摩斯提尼同样没有将和约与卡利亚斯联系起来。

　　公元前4世纪40年代是《卡利亚斯和约》叙事形成的第三阶段，也是定型期。这一时期，希腊世界更加动荡，马其顿王国在北方崛起，利用希腊中部发生第三次神圣战争（前356—前346）的机会，于公元前354年南下，公元前346年迫使雅典签署《菲罗克拉特和约》。马其顿的真实目的是征服整个希腊，因而希腊面临外防入侵、内求稳定的新形势。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一批希腊人，将远征波斯作为拯救希腊的希望，宣称“没有什么比远征波斯更加光荣、有益”，建议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把战争引向亚洲。此后，远征波斯成为希腊世界的共识，在公元前338/337年的科林斯大会上得到确认。正是在上述氛围中，关于《卡利亚斯和约》的叙事越来越清晰和详细。

　　公元前343年，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讲词《论使节》，是《卡利亚斯和约》叙事定型的标志之一。他基本上重复伊索克拉底关于和约内容的叙述，但有两点不同：一是把陆上分界线确定为距海边一天的骑马行程，二是明确说希波尼库斯的儿子卡利亚斯代表雅典与波斯签署和约。德摩斯提尼的演讲词，重点不是讨论国际政治和雅典外交，只是借用现实中的素材撰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雅典已接受卡利亚斯签署和约的说法。

　　对和约内容和过程明确定型的是史学家伊弗鲁斯（约前400—前330），其著作主要保存在罗马作家狄奥多罗斯的作品中。他基本延续伊索克拉底关于和约内容的说法，但作出三个“贡献”：一是在陆上分界线方面提供了第三种说法，即波斯总督不再进入距海边三天的步行行程范围之内；二是将雅典对小亚希腊人的贡献说得更明确，即所有希腊城邦都生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三是叙事风格更近似标准国际和约，规定了波斯和雅典的权利和义务，提出如果波斯遵守和约，雅典将不再干涉其控制区。

　　更为重要的是，伊弗鲁斯提供了和约签署的具体过程和细节。此前提及《卡利亚斯和约》的主要是演说家，他们很少探讨和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伊弗鲁斯则对此作了明确说明：和约签署于塞浦路斯战役之后，是雅典打败波斯的政治成果；签约人是卡利亚斯和波斯将领阿塔巴佐斯、麦伽巴佐斯；签约地点在雅典，与希罗多德所记卡利亚斯出使巴比伦不一样。伊弗鲁斯的《通史》，下限直到公元前340年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吞并佩林修斯，表明他关于《卡利亚斯和约》的叙述最终形成于此时前后。

　　同一时期，阿里斯托戴莫斯和莱库尔古斯提供了和约签署的其他细节。阿里斯托戴莫斯说，远征塞浦路斯的雅典海军一度遭遇重创，西蒙负伤身亡，雅典海军推举卡利亚斯为首领。卡利亚斯率军打败波斯，促使波斯同意签署和约。公元前332年，莱库尔古斯发表演说词《诉莱奥克拉底》，提出和约签署于欧律墨冬河战役之后，认为雅典此战在海陆均取得胜利，划定了希波边界，不允许波斯越界一步。莱库尔古斯提出了新签约时间，后被普鲁塔克和现代作家沿用。阿里斯托戴莫斯和莱库尔古斯还在和约内容里增加了库安奈岩这一地标。前者称，和约规定波斯战船不得进入库安奈岩、法塞利斯城以及克里多尼亚群岛之间。后者称，和约规定波斯战船不得在库安奈岩和法塞利斯城之间航行。尽管莱库尔古斯的演说词没有提到卡利亚斯的名字，但其内容与阿里斯托戴莫斯所说大致相同，当指《卡利亚斯和约》。

　　就在《卡利亚斯和约》叙事越来详细的同时，一些作家则对和约提出质疑。首先是卡里斯特涅斯，普鲁塔克转录了卡里斯特涅斯的观点，认为波斯在欧律墨冬河战役失败之后没有与雅典签署和约，只是因为恐惧不敢再靠近希腊。博斯沃思认为，普鲁塔克转录的内容表明卡里斯特涅斯否定了签署和约。沃尔西则认为，卡里斯特涅斯否认的是和约内容，没有否认签署和约这件事。不管现代学者如何解读，普鲁塔克的记述表明时人已质疑和约真实性。同时期另一位历史学家色奥鹏普斯依据碑文所用文字质疑和约的可信度，并得到斯多克顿等认同。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其质疑不成立，但不影响色奥鹏普斯对《卡利亚斯和约》真伪产生怀疑的事实。卡里斯特涅斯被认为是亲雅典派，色奥鹏普斯则是反雅典派，他们都否认《卡利亚斯和约》，表明质疑之声当时就已存在。

　　事实表明，关于《卡利亚斯和约》的叙事，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建构的。但是，既然和约是众人之力所建构，为何最后被认定是卡利亚斯而不是他人主持签署？原因可能有三：一是如前所述，历史上确实有卡利亚斯出使波斯事件。二是卡利亚斯家族对雅典外交活动的深度参与。该家族卡利亚斯三世公元前371年出使斯巴达时宣称，他的家族一直享有尊荣，只要发生战争，雅典就会推选家族成员担任将军；如果需要平息战火，就会派遣家族成员作为和平缔结者，他本人曾三次出使斯巴达。这或许是事实，或许是卡利亚斯三世自夸，但都可能影响雅典的历史书写。三是卡利亚斯三世作为卡利亚斯二世的孙子，在当时复杂多变、派系斗争激烈的政治背景下，出于自我夸耀，可能编造了祖父签署和约的故事。安多基德斯就有过此类行为，他在公元前391/390年发表的演讲词中夸耀舅舅为雅典签署了一份和约。而在公元前449年之后，雅典与波斯并未签过和约，此说只能是他的虚夸。卡利亚斯三世也不能免俗。据波桑尼阿斯记载，雅典城内有卡利亚斯二世塑像，纪念他签署和约的功绩。按德摩斯提尼的说法，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不可能树立自我炫耀的个人塑像。因此，这尊雕像应是卡利亚斯三世为炫耀家族所立。不过，类似行动均系自夸之举，不为时人重视，公元前4世纪前期的作家没有提及。数十年之后，随着《卡利亚斯和约》叙事越来越详实，卡利亚斯才重新被记起并逐步纳入叙事之中。

结语

　　综上所述，公元前5世纪，雅典确实发生过卡利亚斯出使波斯事件。但无论是从《卡利亚斯和约》的内容、签署背景和影响，还是从希腊社会的反应看，雅典和波斯并没有签署过所谓《卡利亚斯和约》，更不存在现代学者认可的体现雅典胜利、波斯作出巨大让步的和约。关于《卡利亚斯和约》的叙事，肇始于雅典政治家、演说家，历经从模糊到具体、简单到复杂的建构过程，直到公元前4世纪才形成相对完整的版本。这种建构不是由某一组织或个人策划的“造假工程”，也不是众多“造假者”巧合之作，而是多个作者基于贯穿公元前4世纪的“歌颂雅典”、“重振雅典”主题，借助雅典与波斯间的战争，结合各自时代背景和写作目的，不断吸收前人成果，增添内容，使所谓和约签署事件越来越具体、细致，也越来越显得“真实可信”。

　　《卡利亚斯和约》的建构，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雅典乃至希腊独特的政治生活和文化氛围。长期以来，波斯对希腊世界采用“羁縻”外交政策，迫使其服从波斯的利益需要。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波斯支持斯巴达打败雅典，公元前396年又利用金钱拉拢底比斯、阿尔戈斯、雅典等对斯巴达发动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86年接受斯巴达投降，与其签署和约，将斯巴达扶植为在希腊半岛的傀儡。公元前375年，波斯再次插手希腊事务，打压正在谋求霸权的底比斯，促使双方实现和平，真实目的诚如狄奥多罗斯所说，是为征讨埃及招募更多雇佣军。对大多数希腊人来说，波斯是共同敌人。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世界实际上群龙无首，斯巴达、底比斯先后称霸，但均依赖波斯支持，外强中干的实质已为希腊各邦知晓。雅典、科林斯、阿尔戈斯等也试图借机崛起，建立霸权。于是，标榜在昔日与波斯作战中的贡献来赢取国际国内支持，成为雅典舆论宣传首选战术。此外，雅典长期以来形成的民主政治，孕育出多派竞争的政治格局和繁荣的演讲文化，公民在各种场合不断发表政治主张，尤其是公元前4世纪，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催生数量众多的政治家、演说家，他们在不断互相攻诘和政治演讲中演绎出《卡利亚斯和约》。所谓《卡利亚斯和约》，实际上是在公元前4世纪雅典集体记忆中发生的独特文化事件。

　　关于《卡利亚斯和约》的叙事，经罗马作家传承后变成世人关于希波战争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众多现代学者基于古典作家的相关记述认为，希波战争一直持续到公元前449年，最终雅典领导的希腊联军取得对波斯战争的胜利，创造了弱小希腊战胜强大波斯帝国的历史奇迹，并将雅典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独特政治制度。于是，《卡利亚斯和约》成为雅典民主制度优越性的注脚。恢复《卡利亚斯和约》的真实面貌，有助于人们更准确地评价希波战争，更公正地评价雅典政治制度。

　　（注释略）

（作者：祝宏俊，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