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君杙：《库莱讷敕令》与加洛林时代君臣协商的政治文化

内容提要：《库莱讷敕令》是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颁布的一道重要法令，该敕令颁布于西法兰克王国建立初期叛乱迭起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颁布有明确统治阶级内部权力、义务，增强统治集团凝聚力以巩固新建王国的目的。《库莱讷敕令》所强调的君臣一体理念建立在法兰克人“君臣协治”的政治文化传统基础之上，该传统自法兰克王国立国之初即已实行，并非秃头查理时代独创。而且，这一政治传统被部分西方学者赋以“共识政治”的理论名称并予以学术化的阐释。该理论以“君权神授”论作为理论基础，强调王权与教俗贵族在实力均衡的基础之上建构一种“一体化”的和谐状态，以此维系王权在政治格局中的中心作用。《库莱讷敕令》竭力呈现此种理念，在颁布之初起到了黏合统治阶层并使之“一体化”的作用，但在秃头查理崩逝后，因王位继承危机导致王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库莱讷敕令》所蕴含的“君臣协治”且平衡一体的原则无法延续，其凝聚封建国家的作用亦戛然而止。

关键词：库莱讷敕令　西法兰克王国　加洛林时代　秃头查理　君臣协商

　　《库莱讷敕令》(Capitulaire de Coulaines)是843年11月，由西法兰克国王秃头查理在勒芒北部不远处的库莱讷以王室法令的形式颁布的一道敕令。其时《凡尔登条约》签订后不久，西法兰克王国刚建立三个月，秃头查理为了取得教会上层、世俗贵族的一致支持，不得不承认他们和平地享有自己的职位和财产，人身不受侵犯，而作为相应回报，教会上层和世俗贵族则将向他提供援助和建议。该敕令共分6章，对签约三方的权利、责任、义务以及条文的具体实施方案给予了明确规定，因为君主、教会上层和世俗贵族皆以神圣宗教的名义承诺遵守敕令的规定，故而，《库莱讷敕令》也被称为《库莱讷誓约》或《库莱讷条约》。关于《库莱讷敕令》中教会上层和世俗贵族向国王提供援助和建议的内容，学术界传统观点认为，这一规定是加洛林王权在法兰克王国进一步走衰的重要表现。过去二三十年间，西方一部分学者对加洛林晚期王权走衰的传统结论进行反思，对以秃头查理为代表的加洛林晚期诸王治理国家的效能给予重新评价，对《库莱讷敕令》在塑造西法兰克王国君臣共识、王国构建中的作用予以了较高评价。基于此种学术新趋向，有西方学者进一步思考《库莱讷敕令》在王国政制构建方面的创新作用，如伊丽莎白•马格努-诺蒂埃认为这种君臣共识标志着一种新型契约君主制(contractual monarchy)的诞生，为秃头查理行使王权构筑了一种新型的立宪基础。西方学者在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时往往存在一种矫枉过正的心理，审视秃头查理身后的历史事实便会发现加洛林王权走衰，封建贵族割地自立，封建领地碎化的历史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库莱讷敕令》这部文献在凝聚君臣共识、王国构建方面的作用并未持续太久，并未在西方宪政发展史上有着重大且深远的意义、作用，称其标志着一种新型契约君主制的诞生实在是“言过其实”。那么，《库莱讷敕令》在凝聚君臣共识、王国构建方面的作用为何未能持续太久？通过这部文献能否揭示出中世纪西欧王国新政制萌生背后的一般性原因？笔者形成了若干不成熟的认知，以求教于专家。

一、秃头查理颁布《库莱讷敕令》的目的

　　秃头查理颁布《库莱讷敕令》之时，加洛林皇室内部的大规模混战刚刚结束，作为查理大帝遗产的加洛林帝国因《凡尔登条约》的签订而“一分为三”，当时的加洛林世界处于一种统一和分裂两种发展方向交织混沌的状态，加洛林世界向何处去，对于时人而言仍然前景未明。一方面，三个王国之间因《凡尔登条约》的缔结结束了大规模的战争，但彼此之间的摩擦和暗斗不断，罗退尔、秃头查理和日耳曼的路易三兄弟仍旧延续了内战期间“互挖墙脚”的斗争方式，诱惑逼迫兄弟国家内的教俗贵族投诚归附，以削弱兄弟国家的势力并壮大己方力量。如《凡尔登条约》签订后，罗退尔一直支持阿基坦的丕平二世反对秃头查理，罗退尔甚至还与布列塔尼人的领袖诺明诺结盟，以便从西部牵制秃头查理。与帝国统一时期相比，各个王国内部的王权，无论是威望还是对于教俗贵族的统摄力都大不如前，某些贵族出于一己私利，对于本国君主的命令置若罔闻，甚至公然叛乱，“率兵携地”归附敌对加洛林同宗国王的事情时有发生。如西法兰克王国纽斯特里亚西部地区的南特伯爵小兰伯特(Lambert the Junior)840年支持罗退尔，841年转而投靠秃头查理，843年初又叛变再度投靠罗退尔。另一方面，统一的思想意识和尝试与努力仍旧存在，《凡尔登条约》的签订虽然确立了西法兰克王国、中法兰克王国和东法兰克王国三国之间的疆界，但作为加洛林世界“统一”象征的皇帝头衔和谱系依旧延续着，尽管其加洛林世界最高领袖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徒有虚名，各个加洛林王国事实上已经取得了自行发展的权力和地位，但攸关各王国共同利益的一些事务仍旧被加洛林诸王以双边或多边“会晤协作”的方式解决和处理，这种政治模式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兄弟协作体制”。

　　“兄弟协作体制”作为软的一面，与作为硬的一面的“招降纳叛”一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加洛林诸王国复杂多变的双边或多边关系，对各个王国王权的威望构成了负面影响，也影响了加洛林诸王国内部的凝聚力和进一步的整合。故而，“秃头查理需要处理好其王国内部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之间的社会关系，驾驭好中央朝廷与地方贵族当局的各种复杂关系，消弭各类矛盾，使得社会秩序得以维系，国家政权得以运行。”为此，西法兰克王国的首任国王秃头查理在此期间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颁布了一系列的敕令，如843年10月秃头查理在洛里埃(Laurière)召集纽斯特里亚的主教开会并颁布了四道敕令，史称《洛里埃敕令》。

　　843年11月，秃头查理又在库莱讷颁布了《库莱讷敕令》。《库莱讷敕令》现在的拉丁校勘本分别被《德意志文献集成》(MGH)的《加洛林王室法令集》和《加洛林帝国的主教会议843-859》辑入，《库莱讷敕令》为何被收入了宗教会议的决议集中呢？这一状况可能与《库莱讷敕令》的手稿保存状况有关，在845/846年莫城-巴黎教务会议的教令集手稿中保存了《库莱讷敕令》的内容，《加洛林帝国的主教会议843-859》的编者W.哈特曼可能根据这一手稿保存、传承的状况，在编纂宗教会议决议集时顺手将同一手稿中的《库莱讷敕令》也一并辑入了。此外，关于《库莱讷敕令》的序言和章节，还有五个现存的手稿单独保存了它们，被收录于《加洛林王国法令集》中。敕令共分六条内容和一则序言，序言开篇把教会比作大海中行驶的一艘“舟船”，几个世纪以来虽屡遭磨难，如同在疾风骤雨、惊涛骇浪的状态下起伏颠簸一样，但因舵手基督的指引而始终未能沉没。敕令的第一条承认了西法兰克王国的教会上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们应承担辅弼匡正君王的职责，而国王则允诺要保护他们的财产安全：

　　关于荣誉和对上帝的敬拜以及圣洁的教会——这些上帝都托付给我们处理了——处于我们武力以及权力的庇护之下，我们凭依上帝的佑助共同决策，正如那令人怀念的我们已故父亲的时代那样，崇拜和财富相应地增长，这样的教会因为我们的慷慨而受到礼敬和富足，此外，应保持它们的财产不受损害。教士和上帝的仆人应依照他们尊贵的地位获得教会权力和应得的特权。故而，王权和杰出人物的奉献以及王国日常管理之人确实可以在权力范围内与所有力量进行合理和公正的合作，以便那些人可以恰当地履行其职责。

　　敕令的第二条强调封臣们要尊重国王的尊严、权力并履行效忠和驯顺的义务，绝不结党营私、谋反滋事并竭尽全力告发、擒拿反叛者：

　　今后，我们所有人，将在所有事情上如我们祖先时代通行的那样，向朕显示朕作为国王的尊荣，与国王尊严相配的权力以及朕作为封君所应享有的效忠和驯顺，因此，应避免任何人的疏忽大意和诡计多端以及与任何人结成的各种不正当关系，危及朕的荣誉和权力以及朕的福祉并危及朕统治的延续。倘若有人清楚地知道任何人在反对朕并暗中策划反对条约中确定的真诚，倘若无法阻止此人，则他应公开告发并抓捕此人。在此种情况下，主教应动用其权威，朕的信仰者们应和睦友善，竭尽全力与此种人斗争并通过出谋划策和提供援助而齐心协力，确保朕的尊荣和王权不受侵犯。

　　敕令的第三条强调国王应尊重并保护各类封臣的各项合法权益，如不经合理、公正的审判，不被剥夺职位、封地等：

　　但是朕认识到，朕必须根据主的话语尊重那些尊重朕的人，朕御令，朕所有忠实的信仰者们，无论他处于何种地位并担负何种职务，没有人会因为不合常理的恣意冲动或者其他诡计、不合理的贪婪而被剥夺功勋职位和封地，除非援引法庭判决、明智的理由和公平的法律诉讼。朕承诺，朕有这样的权力，朕将在上帝的佑助下，尊重规定给每个人的权利，就像在朕祖先时代所拥有的那样，尊重它的所有尊严和规定。

　　敕令的第四条强调封臣要维护国王的权威，不得谄媚献言、蛊惑圣聪，以伤君上之明：

　　为了使朕的权威能够被更容易、更忠诚地维护，可以确定，你们所有人皆应努力维护它，正如你们在那令你们极为荣耀的会议上所决定的那样，不仅如此：未来所有人都将勤加防范以至于无人因个人安逸、理应被摒弃的贪欲或家族姻亲或友情之缘由以不正当的方式向朕建议一些事情或通过要求以任何其他方式诱惑朕违背正义的原则，违背朕名号的尊严以及恰当的统治方式。

　　敕令的第五条规定了封臣向国王建议以匡正厥失的职责：

　　倘若某些事情偶尔被朕所疏忽，正如人之常情，您忠诚的虔敬之心要合度且热忱地劝导朕，以便朕能够合理补救，以与国王的尊严和臣民们的需要相符合。

　　敕令的第六条明确提及国王、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将组建一个充满和平和友谊的团体，一同对背弃盟约的叛逆之徒予以告诫：

　　朕最终增添如下内容似乎为好：倘若有人以叛逆和顽固之心破坏这一健康和睦的盟约，朕为保护和平和仁爱而签署的盟约，朕既然已经签署，那么就希望此人能够在基督徒的爱中得到告诫，并依据《圣经》得到劝告，维护这种不可侵犯的仁爱纽带，使他能够再次醒悟过来，因为无论谁试图破坏它将比破坏这种盟好更容易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倘若他听从这一指令，所有属于忠实团体的人都会喜乐。但倘若他拒绝服从，那么则让主教权威、王室威严和坚持仁爱之约的人的高尚大度显示出它们狂热虔敬的热情，依照事情的性质及必要性之要求，对其晓之以理并使之与其自身的身份相符合。朕将在上帝的佑助下决定所有救赎、效用和诚实荣耀的事情，这是不可动摇的。

　　《库莱讷敕令》以法律文书的形式体现了秃头查理笼络教俗大贵族，构筑并稳固西法兰克王国统治集团的政治目的，珍妮特•尼尔森教授通过考察手稿得出结论，参加库莱讷会议的成员有法兰西亚、纽斯特里亚、阿基坦北部和勃艮第地区大部分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还有五位能够叫出姓名的世俗显贵。其中就有夏龙和梅肯地区的大贵族瓦林(Warin)，他在加洛林皇室内战期间是秃头查理的坚定支持者，也曾激烈反对过罗退尔，然而，《凡尔登条约》签订后，他表现出不听从秃头查理号令的自立倾向并企图将自己所管辖的地区变成“独立王国”。秃头查理将这样一位有着重要政治影响力并与之渐生嫌隙的人物拉进了库莱讷会议，其笼络重要世俗显贵以稳固自己统治的用意非常明显。瓦林是第一位手按《库莱讷敕令》文本以表明自己将会忠实履行敕令的参会显贵。《库莱讷敕令》一份最早的手稿的序言提及，该敕令的起草是经瓦林、其余显贵和其他忠诚之人同意的，瓦林重要的政治地位由此可见。

　　秃头查理在《库莱讷敕令》中强调国王与显贵们的友谊与一体，在罗退尔持续煽动西法兰克王国内部叛乱的情况下，对于增强西法兰克王国内部统治集团的凝聚力，以便在加洛林世界同宗诸王的争霸斗争中站稳脚跟有着重要的意义。秃头查理在库莱讷会议举行之后曾将《库莱讷敕令》的一份文本呈送给尚是其政治盟友的东法兰克国王日耳曼的路易，以显示西法兰克王国统治集团的团结一心。《库莱讷敕令》一方面强调国王、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之间的友谊与团结，另一方面又强调了国王、宗教贵族和世俗贵族之间权力、义务的依存与平衡，贵族需要效忠国王，国王则保护贵族的封地、职位和财产的安全，统治集团内部唯有权力、义务相互依存和平衡，才能够长久地保持统治集团内部的友谊和团结。

二、法兰克人政治协商的文化传统

　　国王或皇帝们听取或咨询显贵们的建议后再施政，即具有某种协商性质的政治文化，是法兰克人早在立国之初就有的政治传统，并非秃头查理时代的独创。墨洛温国王在处理国家事务时经常听取法兰克教会主教们的建议，而法兰克教会的主教们也时常向墨洛温国王们建言献策。《法兰克人史》的作者都尔主教格雷戈里就认为主教是国王最信任的人，主教有资格向国王提出与其主教身份相称的忠告。君主虚心听取教职人士的咨询建议治国理政是基督教会大力提倡的治理模式。4世纪的拉丁教父米兰主教圣安布罗斯曾给罗马皇帝瓦伦蒂尼安、狄奥多西写信，向他们提出各种维护基督教会利益的建议。在墨洛温王朝统治时期，国王听取主教建议的决策模式也被宗教神学家们视为一种有益于国家福祉的决策模式。法兰克人的首任国王克洛维在皈依罗马教会后也曾接受兰斯主教圣雷米的建言，圣雷米在书信中建议克洛维将主教们作为他的国策顾问，认为一个有为的国策顾问能够有助于提升统治者的声誉(fama)，而比利时第二行省将会因为君主和主教们的和睦关系而从中受益。

　　及至加洛林王朝查理大帝统治时期，法兰克人的统治疆域显著扩张，查理大帝也通过将帝国划分为由公爵、伯爵管辖的公爵、伯爵管区，派遣巡察钦差等办法加强中央朝廷对于地方的治理，但这些举措并未改变建立在贵族分治基础之上的君主制的本质，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查理大帝在采取何种决策之前也时常倾听其身边重臣们的建议。据艾因哈德的《查理大帝传》的记载，查理曼应教皇哈德里安的请求攻打伦巴德人，当时条件十分困难，有一些他经常咨询的重臣极力反对其意图，竟公然宣称要撇下国王转回家去。但查理大帝与伦巴德国王海斯图尔夫作战，很快就使战争结束了。可见，查理曼身边的一些亲近重臣，备王咨询，时常提出各种建议。法兰克人在进入阶级国家阶段后，虽然确立了君主制，但仍旧保留了原始氏族时期的民主遗风，法兰克人的民众大会仍旧在夏冬两季举行，夏季的会议通常规模较大，各级教俗贵族，无论大小都可参加，依照辛克马尔的说法，就是“整个贵族群体，世俗和宗教的全都参加，更具影响力的那些贵族提供咨询建议，地位稍逊一筹的旁听，有时也可加入其中一道讨论商议，他们依据自己的理解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参与咨议的人必须具备忠诚、睿智、能够排除政治盟友和亲属等情感因素的干扰并不畏胁迫，能够保守秘密等品质。夏季的大会议还是君主接受各地教俗贵族朝觐的一个重要平台，“君主出席会议，忙于和其他人打交道，接受贵族进献的礼物，问候重要人物，和经常见不到的人聊天，对老者表示怜悯，与年轻人同乐。”冬季因气候原因行动不便，会议规模较小，一般由君主身边的一些重臣或距离宫廷较近的一些教俗贵族参加，会议议程可能是进一步商议如何执行夏季大会的决议等。会后颁布的敕令通常写有经显贵一致同意的字样，据海格尔曼(Hägermann)对于加洛林王朝敕令的研究，发现加洛林王朝早期所颁布的诸多敕令中也有经显贵一致同意的字样。国王或皇帝们听取或咨询显贵们的建议后再施政，即某种协商性质的政治文化是法兰克人早在立国之初就有的政治传统，并非秃头查理时代的独创。

　　除原始氏族社会的民主遗风以及贵族分治的制度缘故外，及至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加洛林王权和帝国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需要基督教思想家们提出理论化、系统化的政治思想予以指导和解决，而“加洛林文艺复兴”期间，加洛林教俗贵族基督教理论水平和拉丁文化水平的提升，又为他们中的知识分子创制理论化的君主镜鉴书提供了可能。君主镜鉴书以为统治者建言的形式呈现政治思想，镜鉴书的作者为加洛林君主创作并呈献镜鉴书本身就是一种为君主提供建言的行为，而有的镜鉴书作者在其作品中进一步明确提出君主要虚心接受教职人士谏言的主张。此类镜鉴书及其理论化的主张在秃头查理时代集中出现，如奥尔良主教约纳斯在他的《王权制度论》(De institutione regia)中提出主教为国王加冕，必须以上帝之言劝诫国王的行为，国王应该依照希伯来先知哈该(Haggai)的话行事，在有关法律事务的问题上应该咨询教职人士的意见。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是此类主张的集大成者，他撰有《宫廷统治论》，认为君主应认真倾听神圣经文对于他的训诫，而把主教称为守望者，守望者的职责是不断以言行和行为规范训诫那些他所效力的人们，《宫廷统治论》还对加洛林宫廷中国策顾问的情况以及贵族大会议协商议政的人员、议程、讨论和决议各个方面的情况作了详细论述。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被纳入考虑范畴，政治协商的政治决策形式适用于人类的各种政体，民主政体可以使用，君主立宪政体也可以使用。即使是“乾坤独断”的专制君主为了避免刚愎自用，偏听则暗的弊端，在实施决策之前也可能广泛地征询臣下的建议，经过充分协商讨论，集思广益后再确定政策。虽然可以各抒己见，最后有权做出决断的却只有专制君主一人。所以，判断君权的强弱以及何种政体形式似乎不能简单地依据是否有过政治协商的形式存在，而应透过形式看实质，发现最后的政治决定权操之于何人之手。由于法兰克君主依靠教俗贵族实现社会治理的缘故，一旦君主因为年幼、无能等原因无力驾驭和弹压麾下教俗贵族的话，法兰克君主的威权极易遭受它原本依靠的贵族力量的反噬和挑战，这样一来，法兰克人君臣协商的政治传统便会成为某些权臣操控君主的工具。此种情况在法兰克时代屡见不鲜，法兰克人的政治协商机构——贵族大会就曾多次被权臣、皇子和贵族所利用，成为他们发动政变的舞台。如墨洛温末王希尔德里克三世在751年苏瓦松的贵族大会上被削发废黜并被遣送到修道院，矮子丕平被推选为国王，开创了加洛林王朝。830年1月，虔诚者路易在亚琛召开了贵族大会，他决定对布列塔尼地区发动战争，但遭到了大部分贵族的反对，虔诚者路易威信扫地，民心浮动，罗退尔和阿基坦丕平乘机对虔诚者路易发起了一场围攻，在贡比涅召开的贵族大会上虔诚者路易被夺去了一切统治权。同年10月1日，在奈梅亨又召开了一次贵族大会，拥戴虔诚者路易和拥戴罗退尔的大军齐聚于此，虔诚者路易在这次贵族大会上重新掌控了时局。次年2月1日又在亚琛召开了一次贵族大会，虔诚者路易在会上对叛乱贵族予以了惩处。

　　珍妮特•尼尔森教授就曾考察了加洛林王朝每年两次召开的教俗贵族大会，她认为此种教俗显贵会议并非“民主”的会议，也就是依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做出决策，此种会议可能被国王或教俗大贵族所操纵，期间虽然也有辩论和争吵，但更多的是建立在以实力为基础的武力逼迫或收买之上，制造成贵族们一致同意的结果，众多与会的“小贵族”的意见被漠视，他们只能服从国王和大贵族的决定，会议完全被少数人所左右。但会后的决议文仍旧依照法兰克人政治议事的传统写有经显贵们一致同意和国王认可批准的字样，此举只是为了与法兰克人的传统以及基督教神学家们的理想期待相契合，以使决议文更具合法性，其形成过程并非如字面所描述的那样。

　　在秃头查理统治时期，君臣协商的政治形式是否已经被教俗贵族所操控需要更多的历史史实予以证实。《圣伯丁年代记》是一部记载秃头查理统治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笔者仔细翻检了这部年代记，发现其中有许多忠实臣子或谋臣向秃头查理提供资政建议的事例，对于这些臣属们提出的建议，秃头查理选择性地予以接受或拒绝。如863年秃头查理采纳麾下忠臣之建议并根据教皇的请求，恩准其女儿朱迪斯同与之私奔的巴尔德温举行正式合法的婚礼。864年，秃头查理在皮特雷依照忠实臣子的建议并依先祖列王的惯例，将各种法规修订为37条并通告全国。也有秃头查理拒绝臣下建议的记载，如862年的年代记记载，秃头查理之前重新赢得图尔地区的控制权后，将圣马丁修道院院长一职授予其王子结舌者路易，试图将儿子结舌者路易确立为纽斯特里亚藩国的国王，如今他又对他人的建议置之不理，将这一职位授予一位已结婚成家的教士。贵族大会是法兰克人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由辛克马尔撰写的那部分《圣伯丁年代记》对于期间西法兰克王国召开的历次贵族大会均不曾遗漏地予以了记载，无论其召开的时间和地点，还是会议的进程，都是由秃头查理引领和主导的。867年在沙特尔召开的贵族大会上，秃头查理向全国显贵颁布集结令，确定要召开全国贵族大会，并决定由秃头查理率领显贵们出兵讨伐布列塔尼人。后来秃头查理与布列塔尼人首领萨勒蒙达成了和平协议，而那些先前奉命集结的人们须暂时留在原地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一旦需要，国王将再次发出召集令，于8月25日之前赶到沙特尔，做好奔赴沙场的一切准备。秃头查理还曾向全国各地传递诏书，要求诸位主教、修道院院长、修女院院长、伯爵对各自封地上的份地和房产进行调查并以此为依据向臣下们征发年轻武士、牛车和其他徭役。

　　可见，在《库莱讷敕令》颁布之后，尽管在秃头查理的统治下，西法兰克王国的贵族们叛乱分裂，甚至勾引外敌入寇的事情时有发生，但不可否认的是，秃头查理并没有像墨洛温王朝后期的“懒王”那样，沦为教俗贵族手中的傀儡和玩偶，他在自己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仍旧保持了君主的威权和对于全国的总体性控制，并有效地遏制了贵族们的分裂倾向，维护了西法兰克王国的统一。

三、加洛林时代“共识政治”的学说及实践

　　库莱讷会议及其敕令的颁布遵循了加洛林时代“共识政治”(consensus politics)的政治学说，从共同遵奉这一政治理论的角度予以审视，库莱讷会议及其敕令在加洛林王朝的政治制度史上并非占有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类似的会议及会后的敕令在三分后的加洛林世界屡见不鲜，如843年凡尔登会议及会后颁布的《凡尔登条约》、851年秃头查理三兄弟召开的墨尔森会议、以及856年秃头查理及其属臣召开的会议。“共识政治”的标签是由德、英两国的加洛林史学者于尔根•汉宁(Jürgen Hannig)和珍妮特•尼尔森提出的，美国加洛林史学者托马斯•诺贝尔教授认为加洛林时代“共识政治”这一政治学说的产生反映了德、法两国加洛林史学界有关加洛林王朝政治史认知的根本性分歧，法语国家的加洛林史家，无论是弗斯泰尔•德•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还是F. L. 冈绍夫(F. L. Ganshof)都把加洛林君主奉为专制者，在此认知的基础之上，他们对文献中出现的“共识”叙述视而不见，而德国的加洛林学者则偏爱于将加洛林贵族看作人民(Volk)的代表和君主的封建属臣(Gefolgschaft)，认为他们能够起到平衡君权的作用，故而加洛林君臣之间能够形成“共识”。这一理论认为加洛林君臣之间的“共识政治”不像某些宪政史专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由教俗贵族与封建君主之间不断博弈，渐进取得的结果，也不是法兰克人早期部落民主的再现，而是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产物，随着加洛林王朝基督教化程度的加深，它形成于虔诚者路易时代。《圣伯丁年代记》835年的年代记详细记载了加洛林时代宗教贵族大会寻求“政治共识”的具体情节：

　　皇帝(指虔诚者路易)在蒂永维尔举行了由帝国各地几乎所有的主教、修道院院长，无论是教士修道团的院长还是守规修士团的院长参加的大会议。除了确定其他的教会规章之外，会议着重讨论的是，极其虔诚的皇帝在上一年被心术不正和敌对天主的人们不当地削夺了他从父亲那里所继承的疆土、权威和统治者的名号。不过，所有人都异口同声、心无二致地查明并确认，既然在天主的援助下，各股叛逆者都已被挫败，他们就将他重新推上了祖父的权位，恰当地重新确认了他的统治资格。随后，众人给他以最忠诚、最可靠的顺从和从属，视他为皇帝和主上。而且，每人都亲手写下字据，证明了这一系列的调查和确认，并亲笔签名强化了证明的效力。他们将整个事件的详情，包括他们如何应对、商讨、处置事件，以及所有人如何用签名再次严肃地见证，都完整地写了下来，作为所有人的一致描述，合为一本小册子。他们以极其虔敬和赤诚的善意，以所有教父最崇高的权威，毫不迟疑地将小册子昭告一切民众。

　　在基督教主流意识形态的氛围下，加洛林“共识政治”学说所依据的根基性理论基础是基督教的“君权神授”观，加洛林时代的“君权神授”观是由以辛克马尔为代表的一些神学家提出的，辛克马尔进一步渲染了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初年兰斯大主教圣雷米为首任国王克洛维施行涂膏礼的膏油的神奇灵性，它使克洛维成了“新的君士坦丁”。辛克马尔在《宫廷统治论》中转述《列王记》的记载，认为国王应由担任教士职位的神职人员涂膏方才具有统治的合法性。他认为加洛林君主是上帝的代理人且只对上帝负责，因而只有上帝有权废黜他，但这并不意味着加洛林君主是一个孤家寡人，为了更好地实现统治，行进在主的道路上以实现“公共利益”，他需要听从上帝的其他代表——教士的建议，世俗贵族也被纳入此种意识形态的网络之中，教俗贵族与加洛林君主一起协商、咨询和建议，最后达成一致取得政治共识以实现上帝的意志。事实上，加洛林家族对于此种“君权神授”理论的政治运用与操弄要早于它作为一种体系化的理论被提出，加洛林家族早在鼎革禅代，取代墨洛温王朝成为法兰克王国的王室家族之时就已经开始注意到利用涂油、膏立等预示着宗教神圣化的仪式构筑一种“政治共识”，即向教俗贵族广为宣传自己是上帝选立的，无论是他们的王位还是随后实施统治的方案都取得了教俗贵族的一致同意，具有极大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基督教神学理论赋予了加洛林教俗贵族一种建议、咨询并同意的权力，无论他们个人是否愿意，都要不定时地提出建议并最终达成一致，因为上帝的意愿是不能分裂的，此外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形成合力执行上帝的意愿。这样，王权的统治地位和施政举措就获得了一种宗教合法性。

　　从形式上看，教俗贵族的咨议权似乎对君权是一种限制，施莱辛格(Schlesinger)、伊丽莎白•马格努-诺蒂埃等人即秉持此种观点。他们认为，由于9世纪维京人、马扎尔人的入侵以及加洛林世界内部的战争，加洛林王权陷入衰落腐朽的状态，只能通过地方防御和向地方贵族让渡权力的方法应对危机，因而此种变动在政治上的反映表现为限制王权以及国王向贵族寻求共识、由贵族选举国王等。但杰切克(Jäschke)、坎贝尔(Campbell)、珍妮特•尼尔森等人则秉持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9世纪加洛林世界的外在冲击导致了秃头查理时代的中央权力更为积极地行使，加洛林君主秃头查理积极实践“共识政治”即为表现，因而“共识政治”的理论并不是新理论，而是传统的理论，这一理论并不反对、限制王权，相反它与王权的具体期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识政治”的理论认为在强大外在压力的冲击之下并没有引发王权向地方贵族让渡权力现象的发生，反而促使王权与教俗贵族更为紧密地结合，从而构筑了一个相较之前更为强大的“中央政权”，以此作为应对外在压力冲击的有效手段。

　　在9世纪中期的西法兰克王国，辛克马尔等神学政论家们可能借用“共识政治”的实践以应对解决9世纪西法兰克王国面对的种种问题，而辛克马尔身为秃头查理的亲近重臣，深受秃头查理的恩宠，9世纪40-60年代一系列敕令或宗教会议决议文的作者究系何人，虽大多未有确凿结论，但经学者们的探察，其作者都或明或暗地指向了辛克马尔，它们的文本内容凝聚了辛克马尔的政论思想，辛克马尔可能凭借此种亲近关系，将自己的政论思想渗透给了秃头查理，尤其是通过行涂膏礼、召开教俗贵族大会的办法寻求教俗贵族的共识以提振王权。从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的种种政治实践来看，秃头查理本人是服膺辛克马尔此种思想的，在其统治期间，他曾多次由主教，包括辛克马尔本人施行涂膏礼，甚至他还将这种仪式扩大和延伸至他的妻子和孩子。848年秃头查理被施行了涂膏礼，866年他的王后伊尔门特露德被施行了涂膏礼，甚至他的女儿朱迪斯与威塞克斯国王埃塞尔伍尔夫(Aethelwulf)结婚时也被施行了涂膏礼。此外，他还曾多次召开西法兰克王国教俗显贵的会议。此种政治实践的不断上演表明，无论是国王秃头查理，还是教会大贵族的代表辛克马尔，在他们的政治设计中，并没有将王权和教俗贵族的权力看作一方必须压服另一方的“零和博弈”的关系，相反，他们将二者看成“共生共荣”的整体。辛克马尔一方面强调西法兰克教会与王权的紧密结合，另一方面强调西法兰克教会的整体性，日耳曼路易入侵西法兰克王国，逼迫西法兰克王国的部分主教背叛秃头查理并改投他的麾下，辛克马尔就曾以“秃头查理是由神涂膏选立的”予以回应和反击。他希望通过仿照“共识政治”的实践模式，促使西法兰克教会与王权紧密结合，以巩固秃头查理的王权，同时也维护西法兰克教会的整体性以确立兰斯大主教区在西法兰克教会中的统摄地位，进而通过他本人与秃头查理之间的莫逆之交，成功编织一张政教衔接紧密的权力大网，以此成功应对内外压力，稳住西法兰克王国的大局。从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的历史来看，辛克马尔的构想基本得到了实现。秃头查理终其一生，虽然世俗大贵族的叛乱屡有发生，但辛克马尔领导的西法兰克教会始终是他坚定的支持者。凭借教会主教们的坚定支持，秃头查理得以渡过858年日耳曼路易入侵之类的多次危机。

　　综上所述，9世纪，加洛林君臣的“共识政治”在实质上是加洛林君主集权的一种措施，因而从查理曼至秃头查理统治时期，加洛林王朝君主都热衷于召集教俗显贵们集会，广为宣示他们的合法性并颁布敕令，他们是在构筑一种“共识政治”，使自己的王位和统治举措获得宗教合法性。9世纪加洛林王朝颁布的敕令、条约和会议记录等历史文献清晰地呈现了这一政治理念，如843年库莱讷会议的会议记录假托使徒诫命，认为国王、主教和世俗贵族为了促进共同利益，为了帝国的稳定，为了所有人的益处，继而达到圆满的道德愿望，应该异口同声地用一个声音说话。851年墨尔森会议的会议记录记载：“我们兄弟三人之间，我们与我们之忠臣相互之间，以及我们所有人与天主之间，应像过去团结在一起那样团结起来，以便我们万事亨通。”“任何下属、无论其等级和地位，若违背、退出或批评这些协定，不论抵制或反对神圣忠告、命令和这些协定的人是否愿意，其封君(指三位国王)都应与其真正的忠臣一道，依天主意愿、法律和情理，对其予以打击。”856年秃头查理与其属臣的会议记录记载：“如果属臣违背君臣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将会遭受一系列的惩罚，最严重的惩罚是从我们这一集合体中逐出，国王与教俗贵族合为一体，所有事务都得符合国王的愿望并得到主教、世俗修道院长、俗人和教会人士们的同意确认，如果有人触犯法律、正当的理由和公正的裁决，将不会得到宽赦，倘若触犯，则会被驱逐，我们的国王也不能触犯任何一条。”

　　如上所述，此种“共识政治”的限制是双方面的，既限制了加洛林君主，也限制了加洛林贵族，而不像某些宪政史家所认为的那样，这些9世纪的会议、条约和敕令纯粹是一些贵族限制王权的文件，导致了加洛林王权走向了衰微，此种观点将加洛林王权和贵族权力之间的关系看成无法兼容、相互抵牾且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关系，这与这些文件本身的立意和文本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理念大相径庭。《库莱讷敕令》的立意并非是冲突性的，而是希望国王、教士和显贵之间能够形成伙伴关系，像祖先时代的法律那样平衡国王和教俗贵族之间的关系，它既限制了国王的滥行胡为，同时又对教俗贵族应尽的忠君义务提出了强制性规定。

四、西法兰克王国的君臣“一体化”

　　在9世纪的加洛林世界，以《库莱讷敕令》为代表的政治文件竭力呈现加洛林君主和教俗贵族一体“协同共治”的理念，它们是黏合加洛林王朝统治阶层并使之“一体化”的政治文件。在西法兰克王国立国之初，教俗贵族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忠诚意识处于一种混淆、不知所措的模糊状态，《凡尔登条约》签订后，加洛林世界虽然名为“三分天下”，但实际上教俗贵族对于西法兰克、东法兰克和中法兰克三个加洛林同宗王国的国家认同意识和忠诚意识远远未能成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查理曼大帝国的辉煌让许多人对于过往统一的加洛林帝国留恋不已，他们在国家形态上是“大加洛林国家主义者”，幻想和主张结束分裂，恢复统一的加洛林大帝国的形态，《历史四书》的作者尼特哈德是此类主张的突出代表。二是秃头查理、罗退尔和日耳曼路易三兄弟经常以双边或多边“会晤协作”的方式协调和解决彼此之间一些共同关切的问题，在这种“兄弟协作体制”的主导之下，加洛林教俗贵族对于加洛林皇室同宗兄弟及其属臣之间达成的一致意见的认同和维护超越了自己对主君的忠诚，而且这种超越被视为一种“政治正确”。如秃头查理和日耳曼路易为了对抗罗退尔而缔结同盟，宣誓了盟约——《斯特拉斯堡誓言》，他们二人的属臣也发表了誓言，他们的誓言规定：“我的主君查理(或路易)若单方面违背了这些誓言，并在我无法劝阻他的情况下，我将不会给予他任何帮助去同路易(或查理)抗争，也不会对任何像我这样行事的人加以阻拦。”这种超越影响了教俗贵族对于主君的忠诚，对于西法兰克王国统治集团的凝聚非常不利。三是从内战爆发初始，罗退尔就采取了“挖墙脚”，拉拢秃头查理麾下教俗显贵或煽动其叛乱的方式瓦解秃头查理阵营，影响了西法兰克王国的稳定。

　　《库莱讷敕令》的意义不在于教俗贵族限制王权，而在于它强调西法兰克教俗贵族与秃头查理是一个整体，明确了他们的政治归属，它与之前的《斯特拉斯堡誓言》和《凡尔登条约》不同的是，参与的人员主体不再以整个加洛林世界为限度，而是以正在形成中的西法兰克王国作为限度，它是秃头查理与西法兰克王国的重要教俗显贵缔结的，使西法兰克王国的教俗贵族对于秃头查理的忠诚成了“政治正确”，所以，它有助于秃头查理加强王权和西法兰克王国的稳定和统一。那么，《库莱讷敕令》所蕴含和宣示的“共识政治”以及君臣“一体化”理念是否在秃头查理统治时期起到了加强王权和维护西法兰克王国统一的效果呢？我们可以从秃头查理统治时期的具体史实中找到确切的答案，9世纪40年代在世俗修道院长维维安的命令下，该院的修士为秃头查理誊抄了一份新的《圣经》，因为秃头查理是他们心中新的大卫王、约西亚(Josiah)，这些修士认为秃头查理重新振兴了其父、其祖父、其曾祖父的权威。圣马丁修道院的修士们认为在加洛林君王交替之际，恶魔猖獗，正是秃头查理的“公正”使种种毁灭性的力量无法逼近。在843-849年，也就是《库莱讷敕令》颁布之后的几年里，秃头查理的确基本制服了国内的各路叛乱，阿基坦公爵丕平二世以及布列吞公爵忙于应对维京人的入侵自顾不暇，在秃头查理与日耳曼路易牢固同盟的震慑下，罗退尔对于西法兰克王国叛乱势力的拉拢也渐次平息，西法兰克教俗大贵族奥多、维维安和兰伯特对于秃头查理也俯首听命，可以说，秃头查理基本控制住了国内的局势。

　　诚然，秃头查理统治时期，贵族叛乱的现象层出不穷，这是由于此时国家政治权力的维系依赖以土地为纽带的个人权力关系的缘故，但这并不意味着秃头查理时代的王权缺乏国家政治权力的聚集点，对于教俗贵族没有向心力，事实上，秃头查理终其一生都在努力强化这种向心力，召开教俗显贵会议以寻求“政治共识”是一种并不鲜见的做法。库莱讷会议和《库莱讷敕令》是他统治早期朝着这一政治方向努力的一种尝试，而教俗大贵族对于这种向心力和此种统治集团的共同体也是颇为认同的。858年，日耳曼路易入侵西法兰克王国，他准备于858年11月底在兰斯召开一次主教会议，以争取西法兰克主教们对于他统治西法兰克王国的支持。但西法兰克主教们坚决反对日耳曼的路易接管西法兰克王国，他们不仅拒绝与会，而且还在日耳曼的路易原定召开主教会议日子的前几天于克尔西(Quierzy)召开了一次主教会议，会议决定对日耳曼的路易发出警告，委托兰斯大主教辛克马尔致信日耳曼的路易，信中提及了日耳曼路易的先祖查理•马特因滥用教会财产而遭受神罚的事迹，希望他能够以此为鉴，辛克马尔在信中还表达了对于秃头查理的支持，认为西法兰克王国的主教们绝不会背弃秃头查理。《库莱讷敕令》是秃头查理第一次使用强调西法兰克王国君臣“一体化”的方式构筑国王与教俗贵族之间的“共识政治”，以增强国家统治阶级内部的凝聚力，以期在加洛林同宗诸王间的角逐中站稳脚跟。在其后的统治岁月中，他又多次使用过这一方式。如851年在墨尔森，罗退尔、日耳曼的路易、秃头查理三兄弟会晤，三兄弟除了共同盟誓外还分别与各自的属臣盟誓，其中秃头查理宣布他与忠诚的显贵们一起施政，以确保“依照法律保护您们的权益，您们与寡人之关系正如您们先人与寡人先君的关系一样，您们应当保有权位并提供建议”，858年，作为一位忠诚的国王，他宣布确保他的每一位臣属获得权位(honoratum)和得救。《库莱讷敕令》所宣达的国王与教俗贵族“一体化”以促进国家和谐的理念，也被以后西法兰克王国的宗教会议所遵循，881年费姆斯(Fîmes)召开的宗教会议援引《库莱讷敕令》的规定，认为辛克马尔及其同僚所享有的地位并非新近确立的，而是承接自他们的前辈，是由我们的基督教皇帝和国王们(指加洛林历代先王们)根据《圣经》的规定确立下来的，一直延续至我们这个动荡而危险的时代里，它的光明与黑暗共存……这次宗教会议将教会事务和国家世俗事务视为一个整体予以处理，并将一应处理结果统统纳入敕令之中宣达，要求西法兰克王国的一应教俗民众皆须遵守。

　　诚然，《库莱讷敕令》蕴含着“君臣一体化”的政治用意，故而，将其单纯视作一部限制西法兰克王国君主滥用权力的法令似乎有违历史的真实，尽管后世的西法兰克贵族，尤其是教会贵族曾多次援引该敕令作为维护自身权益的法律根据，但由此过度拔高它在加强西法兰克王权方面的作用似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共识政治”的理论强调在王权与教俗贵族二者实力大致均衡的基础之上建构一种“一体化”的和谐状态，以此维系王权在政治格局中的中心作用。但在秃头查理崩逝后，这种王权与教俗贵族势力大致均衡的平衡状态，随着西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族王位的继承危机而逐渐走向了失衡。秃头查理去世后，其后三位继承人在7年内相继离世。王权的中心作用逐渐丧失，国家的权力中心崩解四散，多个地方化的“小”的权力中心形成，截至西法兰克王国灭亡前夕，境内共有29个由公爵、伯爵、子爵统辖的封建领地。可见，《库莱讷敕令》凝聚封建国家的作用有赖于王权本身的延续和积极作为，失去王权自身的根基，它只会成为“无源之水”，故而，它的凝聚作用仅仅表现在西法兰克王国形成的初期。

　　《库莱讷敕令》的历史定位自始至终都是一部封建性质的法律文件，不仅未能像伊丽莎白•马格努-诺蒂埃所认为的那样，标志着一种新型契约君主制的诞生，起到某种引领和开启未来的历史作用，甚至其加强王权和凝聚国王与教俗贵族的初衷作用也未能在随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展现。笔者以为，9世纪的西法兰克王国处于西欧封建社会由初期向鼎盛时期过渡的历史阶段，中世纪的城市仍未大规模兴起，社会阶级结构基本由封建教俗贵族和受压迫的各类农民两大部分组成。国王与封建教俗贵族之间的关系是政治生活的主题，而王权继承危机和不作为以及封建教俗贵族侧重于“地方化”的趋向发展，致使国王与封建教俗贵族之间的共同体分解，王权作为国家权力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库莱讷敕令》中蕴含的国王与封建教俗贵族平衡一体的原则无法延续，不仅无法推动政制向宪政的方向发展，其凝聚封建国家的作用也戛然而止了。

结语

　　部分西方学者对于《库莱讷敕令》在法国宪政发展史上的作用、意义予以了较高的评价，而笔者不太认同这一观点。通过对《库莱讷敕令》在宪政发展史上鲜有重大意义、作用的历史动因的揭示，我们对于中世纪西欧社会政制的进步似乎可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影响中世纪西欧社会政制进步的因素较多且较为复杂，有历史时代的因素，也有国内社会阶级关系的因素。但就统治阶级内部王权和贵族之间的关系而言，需要依赖两个前提：一是在王国的政治形态中，王权作为国家权力的中心，有能力维持统治集团某种程度的稳定一体；二是王权与贵族保持一种势力均衡的状态，新的政制创建在遵循传统惯例的“合法”掩护下，在王权与贵族的动态均衡博弈中渐渐突破传统而萌生。一方面王权不能将自身之外的各种政治力量压制得毫无生气，缺乏王权与贵族等其他政治力量协商、柔性博弈以及制衡的可能性，当王权之外的政治力量和社会下层无力忍受王权的暴政统治时只能通过暴力起义的方式予以回应，起义后重建的统治秩序只是对于此前统治秩序的某种照搬，而非革新性质的进步；另一方面，贵族的力量也不能完全挣脱王权力量的束缚，王权若是彻底走向虚无，贵族割地自立、封建领地极端碎化将会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混乱失序，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制衡同样不复存在了，同样带不来任何制度进步。

　　（注释略）

　　（作者：朱君杙，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