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悦：11世纪金币贬值问题及其对拜占庭帝国的影响

内容提要：在11世纪，拜占庭金币纯度从约24克拉下降到约8克拉。这是700多年来拜占庭足金金币的首次贬值，终结了拜占庭金币的超稳定状态。在拜占庭帝国，金币是皇权的象征，也是皇帝维持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在政治和军事层面，拜占庭皇帝主要用金币支付军饷和各级官僚薪俸，维持官僚体系正常运转。在经济层面，拜占庭皇帝强迫农民用金币纳税，参与市场经济活动。随着拜占庭帝国货币化税收的不断推进，以金币为纽带的国家机器实现了有效运行。11世纪的金币贬值对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造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金币贬值引发了税制崩溃和军事危机，并终结了以金币为支付方式的官僚薪俸体系。由金币贬值所导致的拜占庭帝国薪俸支付方式的改变，使得帝国后期形成了地方割据和分裂格局。原本繁荣昌盛的拜占庭帝国从此进入了贵族内讧的历史阶段，走向了逐渐衰亡的道路。因此，金币贬值问题为我们理解11世纪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关键词：拜占庭帝国　金币贬值　国家治理　中央集权　官僚体系

　　11世纪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一个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在短时期内，拜占庭帝国经历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政局动荡、持续内战和边疆战争。回溯拜占庭帝国的历史，频繁的政权更迭和边疆危机并非罕见。例如，在伊拉克略王朝到伊苏利亚王朝之间的6年朝代空缺期（711—717年），拜占庭帝国各个行省不断爆发兵变，皇帝接连换了3个。在此期间，正处于扩张期的阿拉伯人在拜占庭帝国的东部边境不断地进行军事行动，甚至尝试从海上围攻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通过一系列成功的改革，为之后的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表现类似的11世纪危机却使拜占庭帝国走向了不可避免的衰亡之路。为何11世纪危机导致了截然不同的灾难性结果？安格尔德（M. Angold）就曾提出过上述问题，并尝试对此进行回答。他认为，瓦西里二世（976—1025年在位）的个人统治风格难以被后世模仿，更无法被超越。后继者的无能导致了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安格尔德对11世纪危机的理解放大了瓦西里二世的个人作用，忽略了拜占庭帝国的内部变化。这种夸大个人因素的解释是不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

　　早在20世纪50年代，哈兰尼斯（P. Charanis）、维里约尼斯（S. Vryonis）等学者就提出了从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内在变化中探寻帝国衰落原因的总体思路。哈兰尼斯认为，军事土地贵族的胜利和农兵阶层的衰落是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维里约尼斯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揭示出了军事土地贵族家族的兴起过程以及自由农和农兵的破产经过，从社会经济的角度解释了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的必然性。然而，正如陈志强教授所言，小农经济需要有强大的帝国保护才能生存，因此不可能单独构成拜占庭帝国兴衰的决定性力量。拜占庭小农经济的兴衰应该取决于帝国总体形势和重大的制度改革。赫林（J. Herrin）认为，贵族内讧是引发11世纪危机的直接原因，而根本原因则是社会变化和文化变迁。不过，赫林的文章以评述为主，并未对其中的因果关系进行深入分析。

　　20世纪70年代，拜占庭钱币研究领域有了新发现。根据拜占庭钱币样本，格里尔森（P. Grierson）发现，拜占庭金币贬值始于11世纪30年代，而非史料上所记述的11世纪末。这是拜占庭标准金币（又音译为“诺米斯玛”，nomisma）自君士坦丁大帝以来首次持续而严重的贬值。标准金币成色从约24克拉足金金币逐步下降至约8克拉金银合金币。对于这次古代文献中着墨不多的金币贬值现象及其原因，现代学术界展开过长期的讨论与研究。其研究结论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第一，财政困难原因说。格里尔森、卡普兰尼斯（C. Kaplanis）、安格尔德等学者均认为，财政困难是导致拜占庭金币贬值的原因。不过，对于造成财政困难的原因，学者们却有不同的理解。第二，经济发展原因说。这一观点由莫里森（C. Morrison）率先提出。她认为，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和交换频率的增多，市场上对货币，特别是小额货币的需求越来越大，11世纪金币贬值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发展是金币贬值的原因。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上述对11世纪拜占庭金币贬值原因的探讨，均涉及对11世纪危机和拜占庭帝国衰落问题的再认识。

　　拜占庭经济史研究表明，以金币贬值为表象之一的11世纪危机并非经济危机。相反，11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在经济上正处于发展周期中的快速上升阶段。与此前的危机相比，11世纪危机的最大特点是，它造成了拜占庭皇权的持续衰微。而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制是拜占庭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础和国家统治的根本秩序。拜占庭国家统治的有效性严重依赖于以皇权为基础的帝国意识形态和等级制官僚体系的正常运转。因此，考察那些维护拜占庭皇权的因素，观察它们在11世纪的变化，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理解11世纪危机及其客观后果的新视角。

　　在梳理和总结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拜占庭帝国，金币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功能。随着拜占庭国家机器的逐步完善，金币成为维系拜占庭帝国皇帝集权统治的重要纽带。而金币的稳定性是保障整套系统有效运转的关键因素。11世纪金币贬值问题引发了拜占庭税收制度的系统性崩溃，损害了军队的利益，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这正是上述各派研究所忽视的深层结构的内在机制问题。

一、拜占庭金币的本质与特点

　　在拜占庭帝国，金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经济功能非常薄弱。相反，政治性是拜占庭金币的本质属性。在强化皇权的立法中，查士丁尼一世突出了金币与皇权的关系。他于公元537年颁布了一条新律（《新律》第105条）。这条新律明确指出“金币是皇权的象征”，并且规定“只有皇帝才有分发金币的权力，而执政官只能分发银币”。这条新律剥夺了执政官向公众分发金币的权力，奠定了拜占庭金币的历史基调，即金币与皇权密不可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拜占庭金币非常符合德国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克纳普（G. F. Knapp）对货币起源、本质和作用的假设，即货币国定论（Chartalism）。在这种理论的解释框架下，货币的本质是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货币本质上必然与中央权力机构——“国家”相关联。

　　在拜占庭帝国，由金币所反映出来的这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金币是拜占庭帝国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联系纽带。这主要通过拜占庭帝国的薪俸制度（ῥόγα）体现出来。拜占庭皇帝作为最高债权人，在发薪仪式上亲自将金币（债务）发放给各级官僚。各级官僚所领金币额度与其级别直接挂钩。而领取薪水的官僚则要为国家提供相应的服务以偿还债务。在这一层面上，以金币为主要支付方式的薪俸制度反映了帝国高度集权的官僚等级关系。拜占庭帝国一年一度的发薪仪式是这种等级关系的仪式化呈现。10世纪意大利国王使节柳特普兰德生动地讲述了拜占庭帝国的发薪仪式。在圣枝主日（950年3月24日），君士坦丁七世（913—920年，945—959年在位）在大皇宫的“十九榻（ἀκουβίτα）”大厅召见了各级官员，并亲自为他们发放薪水。官员领取薪水的顺序和额度与其品级一致。首先被召见并领取薪水的是陆军总司令和海军总司令。他们级别最高，薪俸也最多，以至于必须让随从帮他们将装满金币的袋子搬出去。紧随其后的是24位将军，他们的薪俸是24罗马磅金币（1728枚金币）。之后是领取年俸为12罗马磅金币的显贵（864枚金币）。以此类推，而年俸少于1罗马磅金币（72枚金币）的官员们则从侍寝宦官那里领取他们的薪水。除柳特普兰德的记录外，君士坦丁七世的《礼仪书》等拜占庭史料，也证实并补充介绍了上述以金币为主要支付方式的薪俸制度。

　　另一方面，拜占庭帝国的税收制度要求农民必须以金币纳税，即农民必须用金币作为支付手段清偿对国家的债务。在拜占庭税制中有一种特殊的纳税原则，被称为“哈拉格玛（χἀραγμα）”。这一原则规定，当农民的纳税额不足1枚诺米斯玛金币时，农民必须交纳1枚诺米斯玛金币，然后由税收官员找给他银币或铜币零钱。在这一层面上，拜占庭金币反映了拜占庭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通过这种特殊的税收机制，拜占庭国家迫使农民必须参与经济生活，出售剩余产品换取金币纳税。这不仅使金币能够回收和循环使用，而且还将低价值的货币（银币和铜币）投入农村地区，促进了农村货币经济的发展。

　　由于金币与皇权关系密切，拜占庭皇帝一直致力于维护金币的稳定性。从君士坦丁大帝开始，直到11世纪20年代，拜占庭金币一直保持约24克拉的足金状态。因此，稳定性是拜占庭金币的最大特点。拜占庭金币的稳定性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拜占庭金币面值稳定，只有一种面值，没有辅币。7世纪后，拜占庭金币仅保留一种面值，即诺米斯玛（νόμισμα）金币。而银币和铜币均有不同币值的辅币。此外，自利奥三世于720年引入米拉瑞逊（μιλιαρήσιον）银币以来至11世纪，诺米斯玛金币与银币和铜币的兑换比也保持着较稳定的状态。1092年，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币制改革仍然重申了金币与银币和铜币之间的兑换比。即，1枚诺米斯玛金币＝12枚米拉瑞逊银币＝288枚弗里斯（φόλλιζ）铜币。

　　其次，在制币过程中，拜占庭金币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纯度和重量，即纯度为24克拉，重量约为44克的足金金币。制币权的中央集中制管理是拜占庭金币稳定性的重要保障。在拜占庭帝国初期，除首都君士坦丁堡有制币厂以外，在罗马、拉文纳、亚历山大里亚、尼科米底亚、塞萨洛尼基、安条克等10座省区城市均有制币厂。虽然这些制币厂使用不同的模具打制金币，但它们均遵守金币的足金标准。因此，尽管拜占庭金币在纹样和铭文上存在差别，它们的品质都是统一且稳定的，即24克拉的足金金币。而进入7世纪以后，由于战乱和领土缩小，拜占庭帝国的经济规模一度萎缩，省区制币厂相继关停。之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大皇宫内的制币厂仍在运营。与西欧不同，拜占庭中央政府没有向地方当局让渡制币权。拜占庭皇帝对制币厂的垄断权和监督权是拜占庭金币稳定性的重要保障。

　　此外，拜占庭皇帝还颁布了一系列法律，力图从源头遏制地方或私人造币的行为。例如，《塞奥多西法典》（5世纪）规定了金矿开采的准入门槛、开采量和税额，严格禁止私自采矿的行为。此外，该法典还规定，超出规定开采量部分的金沙只能卖给国家。《查士丁尼法典》（6世纪）则明确指出，任何人不得私自熔化和收藏黄金。而《市长手册》（10世纪）进一步规定，君士坦丁堡城内所有涉及金银制品的交易，金银交易商（ἀργυροπράτηζ）都需要向市长备案。私自交易金银者将处以砍掉双手的处罚。上述法律法规体现出拜占庭国家对金属矿产开采和黄金物品交易的监管权。由此可见，拜占庭帝国中央政府不仅垄断了制币权，而且还通过对金矿开采、黄金交易等行为的严格控制，力图从源头上阻断伪造金币的行为。这是拜占庭金币在重量和纯度上一直较为稳定的制度保障。

　　最后，在流通过程中，拜占庭金币一直能够保持较为稳定的状态，没有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在中世纪西欧，各国都发行自己的货币。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法律约束，收藏或囤积良币，熔化或切割良币，良币外流等都会导致劣币通行于世。这就是经济学中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但是，在拜占庭帝国，虽然金币作为税收支付手段深入了基层农村社会，却没有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拜占庭金币在流通过程中一直保持较为稳定的品质。这得益于拜占庭皇帝对流通中的金币进行了严密的监管，杜绝了上述劣币驱逐良币的诱因。

　　严格的立法是拜占庭金币在流通过程中保持完整性和稳定性的重要制度保障。为了防止金币在流通过程中被随意剪裁以牟利或挪作他用（如打造金银首饰），拜占庭皇帝对此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从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开始，那些切割金币的人将被处以斩首极刑。此外，为了防止拜占庭金币外流，拜占庭皇帝也制定了同样严酷的法律。从瓦伦斯（364—378年在位）开始，拜占庭皇帝就意识到金币外流的危害，并用斩首极刑作为惩戒手段禁止金币外流。9世纪末，《帝国法典》再次用希腊语重申了上述法律条款。这表明，与外邦人交易时，禁止使用金币，防止金币外流是拜占庭帝国一以贯之的原则。皮朗（H. Pirenne）根据中世纪修道院档案判断，直到11世纪中后期，拜占庭金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流通手段的功能都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拜占庭金币才会作为国际间贸易的支付手段。这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拜占庭帝国防止金币外流的法律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在拜占庭帝国，金币是皇权的象征，它与皇权关系密切。拜占庭皇帝发行金币的目的是满足帝国行政和军事开支。通过薪俸发放出去的金币可以通过税收系统回收。拜占庭皇帝对制币权的垄断以及对金币在流通过程中的严密监管保证了金币的稳定性。拜占庭帝国之所以能拥有一整套完整而严密的官僚等级体系和行之有效的税收系统，都与金币的稳定性密切相关。因此，金币贬值必将导致税收系统和官僚行政体系的紊乱，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二、金币贬值问题与税收系统的崩溃

　　随着拜占庭帝国国家机器的逐步完善，税收的货币化进程也趋于完成。高度货币化的税收制度依赖于金币的稳定性。11世纪的金币贬值直接引发了拜占庭税收系统的紊乱，加速了以村庄为基本纳税单元，以自由农为纳税主体的税收制度的崩溃。

　　拜占庭帝国税收的货币化进程始于8世纪中后期，并在11世纪基本实现了税收的货币化。从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开始，拜占庭国家要求其臣民必须用金币支付土地税（δημόσιοζ κανών/κανών），由此开启了税收的货币化进程。而这一进程的逐步深化并最终实现，与国家对人口和土地等信息掌控能力的提升相辅相成。731年，利奥三世（717—741年在位）下令对全国新生男婴进行人口调查。这一举措可以视为拜占庭帝国人口普查的开端，为此后征收户籍税（καπνικόν）奠定了基础。之后，尼基弗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下令对全国的土地登记进行全面修订。此后直到11世纪，拜占庭帝国通过定期的人口普查和土地调查，实现了对全国土地和人口信息的掌控，并且以货币（其中土地税以金币形式征收，户籍税以银币形式征收）的形式进行直接征税。除土地税和户籍税外，拜占庭国家还以实物或劳役的形式向其臣民征收各类苛捐杂税。据伊科诺米迪斯（N. Oikonomides）等学者的研究，在拜占庭帝国，五分之四的税收以现金支付，五分之一的税收以实物或劳役代偿。而到11世纪时，随着拜占庭经济货币化进程的深入，上述五分之一的实物税或劳役税也逐渐被折算成现金支付，就连与军事地产相联系的军役（στρατεία）也被折换成了用货币支付的税赋。

　　高度货币化的税收制度使税收对拜占庭货币循环的贡献率高达57％。而这对货币体系的稳定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中，又以金币的稳定性最为关键。因为，标准金币既是拜占庭税收系统中的价值尺度，又是土地税的唯一支付手段。然而，作为支付手段的金币却从11世纪30年代开始，经历了长达五十多年的持续贬值。从米哈伊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统治开始，维持了7个世纪之久的标准金币传统被打破了。起初，标准金币的纯度维持在90％—94％之间。这种肉眼无法识别的成色下降对标准金币作为支付手段影响不大。金币贬值的关键时刻发生在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到罗曼努斯四世（1068—1071年在位）统治时期。在君士坦丁九世时期，标准金币在外形上成为一种碟形币（凹面币），纯度为18克拉，贬值10％—11％。在拜占庭帝国，它被称为“特拉齐（τραχύ）”，意思是“凹凸不平的”。到罗曼努斯四世统治时期，金币纯度下降到70％以下。曼齐克特战役（1071年）之后，金币贬值一发不可收拾。到1081年（尼基弗鲁斯三世时期），“特拉齐”变成了金银合金币，纯度只有8克拉。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之间巨大的价值差，以及拜占庭帝国税收制度的系统性漏洞，使金币贬值对拜占庭帝国的税收制度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拜占庭帝国的定税工作和收税工作之间存在较长的时间差。税收官员无法对价值尺度与支付手段之间的价值差进行实时调整。这导致了税收工作中的混乱。在拜占庭帝国，税收程序分为定税和收税两个环节。定税工作每15年一次，由皇帝任命的税务稽查员（ἐπόπτηζ）会对每个村庄的应纳税额度进行总体评估，并根据每个家庭所占土地份额对每个家庭的应纳税额进行登记，以“诺米斯玛”为单位写进税务登记册（κῶδιξ）。而收税工作每半年一次（每年5月和9月），税收官员（διοικητήζ）根据税务登记册上的额度进行征收。由于金币贬值的速度快、幅度大，到11世纪末期，税收官员不得不用银币单位来表示金币的实际价值，并改用银币作为支付手段。例如，1105—1106年间，一个名叫尼基弗鲁斯•阿尔塔巴斯多斯（Nikephoros Artabasdos）的人被派往色雷斯和马其顿地区进行收税工作。他发现各个村庄的税收支付手段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对此，他写道，有的村庄征收1枚诺米斯玛金币而不是1枚米拉瑞逊银币；有的村庄里1枚特拉齐金币等于2枚米拉瑞逊银币；有的村庄里1枚特拉齐金币等于3枚米拉瑞逊银币；而有的村庄里1枚特拉齐金币等于4枚米拉瑞逊银币。金币的持续贬值扰乱了拜占庭帝国的税收系统。

　　其次，拜占庭帝国农业税的核算方式对金币的稳定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金币贬值将直接影响附加税的计算方式，并导致征税过程的随意性。拜占庭帝国在农村地区主要征收两种税，土地税和附加税（παρακολουθήματα）。附加税主要有两种，分别是“两凯拉同（δικέρατον）”和“六弗里斯（ἑξάφολλον）”。顾名思义，“两凯拉同”是对土地税追加的附加税，每1枚诺米斯玛加收2克拉（即1枚米拉瑞逊银币）附加税。而“六弗里斯”是针对纳税额度超过2/3枚诺米斯玛的土地税追加的附加税，超过部分每1枚诺米斯玛土地税加收6枚弗里斯（铜币）附加税。此外，当土地税超过1枚标准金币后，纳税人还需支付交易费和劳务费给税收人及其团队，费用取决于土地税额度所处区间，两种费用的最大值不超过10枚标准金币。在金币贬值前，金币、银币与铜币之间的兑换比率固定，将附加税换算成诺米斯玛单位后并入土地税，并以金币支付并非难事。然而，金币持续贬值造成了实际兑换比的不断波动，从而使以金币支付土地税及其附加税的方式变得难以实行。为了完成税收任务，在进行征税工作时，税收官员会逼迫农民使用价值较高的钱币支付税款。而那些地方权贵（大地主）刻意使用价值更低的钱币支付他们的税款。

　　最后，附加税支付方式的随意性使较为富裕的自由农在金币贬值时遭受的损失最大。斯沃洛诺斯（N. Svoronos）推算出：承担少于2/3枚标准金币土地税的自由农，需另外缴纳的附加税费为其土地税的8％—12％。这部分农民是拜占庭基层农村组织中的主体。承担2/3枚至1枚标准金币土地税的自由农，需另外缴纳占其土地税30％—31％的附加税费。而承担土地税为1—2枚标准金币的小土地占有者（比较富裕的自由农）所缴纳的附加税费是最高的，占其土地税的23％—44％。然而，在土地税超过2枚标准金币后，附加税费呈递减趋势。当土地税为100枚标准金币时（大地主），附加税费只占土地税的14％。在斯沃洛诺斯上述推算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算出，当金币贬值到标准金币价值的1/3之后（从24克拉贬值为8克拉），承担2/3枚标准金币土地税的农民需另外缴纳的附加税费上升为占其土地税的3125％；而承担土地税为1—2枚标准金币的农民需缴纳的附加税费飙升为占其土地税的69％。至于大地主，他们所承担的附加税和劳务费均可以换算以标准金币为单位的整数额度。因此，其附加税费所占比率仍为14％。这意味着，在金币持续贬值，而银币和铜币价值稳定的情况下，较为富裕的自由农成为蒙受经济损失最大的群体。

　　由于金币持续贬值，征税工作变得愈发困难。一种最恶劣的征收方法——包税（tax farming），在11世纪中后期的拜占庭帝国变得越来越流行。这是一种完全不可持续的税收制度，并最终导致了以自由农为主体的财税单元——“乡村共同体（κοινότηζ τοῦ χωρίου）”的解体。包税的具体做法是，拜占庭当局将某个地区的税款以固定报价全权委托给某人。之后，这个包税人可以全凭自己的意愿和能力进行征收。在约定的时间，包税人必须将固定款项全额交给国家。如果有剩余，那么这是包税人的收益。如果款项不足，那么包税人之前抵押给国家的家产将被没收，而他自己还会遭受牢狱之灾。上述那位阿尔塔巴斯多斯正是一名包税人。他因为前一年的出色业绩而被政府续聘了。而他的前任则因为没有完成征收任务，而被没收了其在首都的豪宅。对于包税人来说，这是一项风险大、收益也高的工作。而完成这项工作的包税人必须是一名强悍而且在基层农村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只有卑微且不知羞耻的人才能胜任这一工作。”包税的做法给拜占庭帝国的税收制度带来了致命的一击，它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统治基础——自由农。在日益高涨的税赋压力下，自由农纷纷将其土地和税务负担移交给当地的权贵或特权机构（如教会），自愿降格为依附农（πάροικοι），从而躲避国家的直接剥削。国家的税收基础就此解体了。

　　由金币贬值引发的税收困难和税收基础的解体不仅是一个严峻的经济问题，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金币贬值还引发了严重的军事问题。

三、金币贬值问题的军事影响

　　拜占庭皇帝发行金币的主要目的是支付各级官僚的薪俸和维持军队的日常开销。金币贬值必然会影响各级官僚的收入，并使军队蒙受损失。然而，金币贬值对首都官僚和省区军队的影响是完全不同的。从上层政治结构来说，金币贬值降低了省区将领在政治结构中的权重，造成了省区将领与皇帝的疏离。从军队收入来看，金币贬值使省区军队各级将士的实际收入下降。军事集团是拜占庭金币贬值的最大受害者。因此，军事集团对于金币贬值的反应最为强烈，并最终爆发了军事叛变和长达30年的内战。

　　安格尔德指出，在拜占庭帝国，买卖官爵的机制抵消了金币贬值对首都官僚阶层、商人和省区大地主的影响。因此，这次金币贬值并未进入主要由首都官僚贵族执笔的历史书写中。因为他们是金币贬值的受益者。在这个过程中，元老院的规模扩大，首都教俗官僚队伍膨胀。大量富裕的商人和外省大地主通过购买官爵的方法进入了元老院。到11世纪上半叶，元老阶层的规模已经扩大了约2倍。1034年，拜占庭的元老人数多达500人。而在9世纪时，元老才不到168人。到了11世纪下半叶，元老院规模继续扩大。据勒迈赫雷（P. Lemerle）研究，君士坦丁九世向行政人员开放了元老院，而君士坦丁十世（1059—1067年在位）则将元老院大门向商人群体敞开了。新晋贵族人数的激增给首都的经济活动带来了活力，刺激了贸易的增长。而贸易的增加反过来又使新晋贵族们更加富裕。买卖官爵行为更加风靡。

　　最终，拜占庭帝国上层政治结构中各个集团的权重发生了关键性变化。其结果是，首都官僚贵族所占比重增加，省区军事贵族的权重下降。上层政治结构的变化成为影响拜占庭皇帝决策的关键因素。金币作为联系纽带，将皇帝与教俗官僚集团的利益捆绑得越来越紧密，而省区军事贵族与皇帝的关系则日渐疏远。拜占庭帝国上层政治的重心不可避免地向首都官僚权贵集团倾斜。对皇帝而言，只要善待首都元老院和教会，那么皇位就是安全的。因此，首都官僚权贵集团的利益被置于省区军事权贵集团的利益之上。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拜占庭皇帝总是以牺牲省区军事集团利益的方法来暂时缓解财政压力。例如，君士坦丁九世曾一次性遣散了高加索地区（Iberia）50000名服役军人，而这笔钱被他用来在君士坦丁堡大兴土木，开办法学院。

　　金币贬值还使军队遭受了直接的经济损失和情感上的伤害。这导致官兵们的不满情绪逐渐高涨，局部骚动不断，并最终爆发了全面内战。金币贬值对于拜占庭军队各个群体造成的经济影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拜占庭帝国东西有别的军饷制度，使西部军区成为最先受金币贬值影响的地区。从10世纪开始，伯罗奔尼撒军区、尼科波利斯军区、希腊军区、西西里军区、塞萨洛尼基军区等11个军区将军的薪水从当地税收中直接支出，而不再由中央拨付。由此推测，金币贬值造成的税收困难将直接影响这些地区将军们的收入。这一推测可以从希腊军区将军，科考夫曼诺斯（Kekaumenos）所作的《战略》中得到部分证实。在这本以军事战略为主题的小册子中，专门有一章涉及对皇帝的建议，共12条。其中有5条建议是对军队待遇的抱怨之词。再者，到11世纪中叶，政府财政进一步紧张。这迫使拜占庭皇帝想尽办法压缩军事开支。那些承诺不领取薪水的人最有机会获得军区将军的职位。可见，金币贬值直接影响了西部军区将军的收入，他们是金币贬值中利益受到损害的一方。

　　第二，西部军区的士兵也是金币贬值的首批直接受害者。特里高德（W. Treadgold）曾经提出过一种非常合理的假设，即拜占庭皇帝发行贬值金币的主要目的，是用于支付西部军区普通士兵的军饷。在拜占庭帝国，普通士兵的年薪大约为9枚标准金币。由于西部地区局势稳定，这笔开支对于拜占庭皇帝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负担。然而，降薪或裁员必然引起将士们的不满情绪。于是，用贬值金币支付军饷似乎是一种“明智之举”。因此，这种贬值的金币在帝国西部地区很快传播开来。科考夫曼诺斯在《战略》中，建议皇帝不要削减士兵的工资。这位西部军区将军的呼吁很可能是士兵军饷收入遭受损失的真实写照。

　　第三，金币贬值导致的税收混乱，使农兵中占绝大多数比重的步兵遭受了进一步的经济损失。

　　本文第二部分的分析表明，较为富裕的自由农是金币贬值的最大受害者。那么，这些较为富裕的自由农到底是什么群体呢？笔者认为，这部分自由农很可能就是农兵中的步兵群体。理由如下：在拜占庭帝国，土地投资的回报率为5％（3％的净回报率＋2％税收），那么我们可以推算出，承担1—2枚诺米斯玛金币的自由农所持有的土地价值应该在20—40枚诺米斯玛之间。以11世纪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价格为1/2枚诺米斯玛每莫迪（modioi）计算，上述土地面积在40—80莫迪之间。这一数字与特里高德对于步兵所持地产面积的估算高度吻合。特里高德指出，步兵是拜占庭士兵中较为贫困的群体，他们持有的土地面积很可能在30—50莫迪之间。而这些步兵人数占拜占庭军队人数的3/4。可见，拜占庭帝国的步兵是受金币贬值影响最大的群体。

　　而在情感上，皇帝用贬值金币雇佣大量外国士兵的举措，令拜占庭军人感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待遇，抱怨和愤怒的情绪在军队中蔓延。卡普兰尼斯推测，拜占庭皇帝发行贬值金币的主要目的是支付雇佣军的工资。然而，拜占庭军人却认为他们遭到了皇帝的冷落。科考夫曼诺斯在《战略》中力劝皇帝不要给外国雇佣兵荣誉头衔和优厚待遇。因为，这位希腊军区的将军坚信，皇帝对雇佣军的优待必将损害拜占庭军人的利益。省区军事集团的分离情绪也越来越强烈。例如，科考夫曼诺斯教导他的儿子说，“不要被皇帝的黄金、荣誉头衔和巨大的许诺诱惑。只要你和你的子孙后代占有土地并保持你的权力，那么在皇帝和所有人的眼里你就是不可小觑的、享有荣誉和值得尊敬的高贵人物。”

　　在军饷被削减、税负增加以及在军队中被不断边缘化的多重压力下，官兵们的骚动此起彼伏。据谢奈（J. -C. Cheynet）统计，从963年到1100年，拜占庭帝国共发生过130起地方性局部骚乱。其中，1000年之后的骚乱多达113起，大多数骚乱的起因是地方官兵对当局者不满。而1025—1050年间，因为工资问题，拜占庭帝国内部的抗议事件多达44起。

　　上述种种矛盾最终在1057年复活节前被激化了。在一年一度的发薪仪式上，刚上台不到一年的米哈伊尔六世（1056—1057年在位）按照约定足额且礼貌地给首都各级官僚发放了年俸。而轮到东部将领们上台领取年俸时，米哈伊尔六世不仅完全无视之前对他们的承诺，拒不兑现薪俸，而且还以战局失利为借口对他们进行了公开的羞辱。此举不仅激怒了东部将军，而且引爆了省区军事集团多年以来对首都的不满。他们立刻起兵，推翻了米哈伊尔六世的统治。此后，拜占庭帝国陷入了近30年的内战，耗尽了国家的资源，走向了不可逆转的衰败之路。

　　四、金币贬值问题的政治影响

　　金币的持续贬值使金币作为俸禄支付手段的功能失效了。以金币为纽带的官僚政治体制也随之宣告结束。新的王朝建立者阿莱克修斯一世（1081—1118年在位）强化了以血统为纽带的家族政治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土地取代金币成为皇帝换取服务的支付手段。这一做法不可避免地将税收权和招募士兵的权力让渡给了土地的持有者。这导致拜占庭帝国后期形成了封建割据势力和格局。因此，金币贬值最终结束了拜占庭帝国基于“一个官僚体制、一支常备军和一套综合税收制度”的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

　　科穆宁王朝的开创者阿莱克修斯一世上台之初所面临的主要难题之一，便是如何重新整合国家资源，并迅速地建立起一个运行有序的政府。为此，他开创了著名的“科穆宁制度”。关于“科穆宁制度”，国内外学术界已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概括而言，这种制度是以皇帝为中心的贵族统治体制。其最大的特点是血统取代了专业技能，成为决定官僚等级的唯一因素。

　　迫使阿莱克修斯一世对官僚体制进行“科穆宁式”改革的直接原因是由金币贬值引发的货币系统混乱和贵金属匮乏。随着金币的持续贬值，良币被不断地驱逐并退出流通领域，劣质的货币充斥着市场。当时流通的货币成色无法满足回炉再造的最低纯度，以至于现代的收藏家常常将那时的金币误认为是银币和银铜合币，而不认为它们含有任何黄金。为了寻找可用于制币的贵金属，阿莱克修斯一世没收了教会的圣器，将它们熔化后制造货币，用来支付军队开支。从表面上看，首都官僚集团是金币贬值的受益者。然而，首都官僚人数的激增加重了拜占庭帝国的财政负担。皇帝们不得不进一步降低金币成色，以支付不断攀升的各种开支。如此一来，金币贬值的趋势不但得不到有效的抑制，而且还陷入了不断贬值的恶性循环。阿莱克修斯一世之前的几任皇帝均试图通过对旧有官僚体制进行微调维持统治。例如，阿莱克修一世的叔叔伊萨克•科穆宁一世（1057—1059年在位）曾经一度停止了薪俸的发放，以稳定金币的成色。这一伤害绝大多数官员的政策必然遭到强烈的抵制，伊萨克一世在执政两年之后，不得不宣告退位。由于金币贬值的趋势无法得到有效的抑制，到尼基弗鲁斯三世（1078—1081年在位）时，拜占庭帝国支付给官僚的薪水开支攀升至帝国收入的数倍之多，这一体系实际上已经无法再维持下去。

　　随着金币的持续贬值和恢复足金诺米斯玛的难度不断增大，以金币为纽带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实际上已经解体。为了重建濒临崩溃的官僚体系，阿莱克修斯一世以“尊贵者（σεβαστόί）”为词根创造了许多新头衔，而这些新头衔的授予者均属于“尊贵者阶层（σεβαστόζ）”，其实是皇帝的亲戚。根据与皇帝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尊贵者阶层”由上至下又细分为：“尊贵的统治者（σεβαστοκράτωρ）”、“首席尊贵者（πρωτοσέβαστοζ）”、“至上的尊贵者（πανυπερέβαστοζ）”。例如，阿莱克修斯一世将“尊贵的统治者”这个头衔授予了他的兄长伊萨克•科穆宁（Isaac Komnenos），目的是让后者的地位和权力位于原先的凯撒（καῖσαρ）尼基弗鲁斯•梅里森诺斯（Nikephoros Melissenos）之上，成为仅次于皇帝的实权人物，从而将皇权牢牢地把握在科穆宁家族内部。他又将“首席尊贵者”头衔授予了他的弟弟阿德里阿诺斯•科穆宁（Adrianos Komnenos）。他还将“至上的尊贵者”头衔授予了他的姐夫米哈伊尔•塔洛尼迪斯（Michael Taronites），使后者的地位与凯撒平级。这一做法的目的是使旧官僚贵族逐渐边缘化，并最终用一种全新的贵族体系取代旧官僚体系。

　　阿莱克修斯一世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重建了新的官僚体系。但是，如何支付这些为他服务的人呢？如前文所述，在拜占庭帝国，金币承担着两种支付功能，一种是皇帝用金币支付各级官员薪水，体现的是皇帝与各级官员之间的等级关系；另一种是农民用金币支付国家税收，体现的是皇权控制下的土地所有关系和人身关系。因此，当货币经济濒临崩溃，金币丧失信誉，剥去金币的外衣，将土地和土地上的税收关系与人身关系作为一种支付手段便成为一种顺理成章的选择。阿莱克修斯一世正是这样做的。

　　阿莱克修斯一世将帝国一些地区的管理权，连同当地的税收，作为薪俸授予他的亲属们，以换取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例如，前文提到的尼基弗鲁斯•梅里森诺斯既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妹夫，也是皇位最有实力的竞争者。他控制着战略重地小亚地区的兵权。为了让尼基弗鲁斯•梅里森诺斯放弃对皇位的争夺，阿莱克修斯一世将“凯撒”头衔、帝国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管理权和税收权授予了他。1084年，阿莱克修斯一世将与萨塞洛尼基毗邻的哈尔基迪基地区最西边的卡桑德拉半岛的管理权和税收权授予了他的弟弟，“首席尊贵者”阿德里阿诺斯•科穆宁。“帝国的公共财政就这样被分割了。”

　　阿莱克修斯一世还向层级较低的军人授予了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税收权和募兵权以换取后者服兵役。之后，他的继任者们将这种土地授予方式扩大化和普及化了。于是，一种对拜占庭帝国后期历史影响深远的制度——“普罗尼亚（πρόνοια）”制度产生了。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普罗尼亚”类似于西欧“封地”，它的出现标志着拜占庭帝国封建化的开端。而随着对拜占庭手稿和档案研究的深入推进，如今学者们倾向于认为，“普罗尼亚”不同于“封地”。“普罗尼亚”是一种有条件的土地授予，是一种经济上的让步。我们知道，从10世纪开始，拜占庭皇帝就一直在与地方大地主进行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斗争。可以说，整个拜占庭帝国中期的历史就是一部土地兼并与抑制土地兼并的斗争史。为此，从罗曼努斯一世（920—944年在位）到瓦西里二世，马其顿王朝的皇帝们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打击土地兼并行为，确保对土地及其人口的征税权。那么，拜占庭皇帝为何在此时自愿放弃了对土地及其人口和税收的管理权？是什么原因促成拜占庭皇帝做出这种经济上的让步呢？笔者认为，正是以足金金币为基础的货币薪酬体系的解体，才让拜占庭皇帝做出了以土地换服务的让步。

　　然而，这种经济让步却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使拜占庭帝国后期形成地方分裂和割据的格局。此前，拜占庭帝国的税收机制和官爵买卖制度保证了大部分以薪俸形式发放出去的黄金能够回收到君士坦丁堡，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帝国统治机器的有效运转。与黄金相比，土地的流动性更差，是名副其实的不动产，一旦分配出去，回收所需周期长，难度大。一开始这种土地授予的期限通常为接受者一生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国家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才能回收这些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回收这些土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于是，我们可以从拜占庭档案中看到，经过一两个世纪的沉淀，到了14—15世纪，这种“普罗尼亚”地产大多成为世袭地产。更重要的是，随土地一起授予的还有土地上的人口和税收权，这意味着拜占庭皇帝对经济权力的下放。再者，作为提供军事服务的回报，被授予者还获得了广泛的特权和豁免权。上述两个条件不仅为有特权的个人参与地方经济运作提供了操作空间，而且有些重要的“普罗尼亚”大地主还逐渐设立了自己的行政制度。前文所引科考夫曼诺斯对儿子的教诲代表了11世纪后期地方军事权贵对金币、土地与权力关系的普遍态度，反映出金币贬值后土地与权力的紧密关系，以及地方割据势力的抬头之势。“普罗尼亚”的自治性越来越强，最后成为独立的力量，并与国家展开竞争。

结语

　　在拜占庭帝国，金币是皇权的象征，也是皇帝维持中央集权统治的重要政治工具。拜占庭金币承载着两种主要功能：收税和发薪。在经济层面，拜占庭皇帝强迫农民用金币纳税，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在政治和军事层面，拜占庭皇帝主要用金币支付军饷和各级官僚的薪俸，维持官僚体系正常运转。因此，金币的稳定性非常重要。历代拜占庭皇帝都试图通过严格的立法维持金币的稳定。

　　随着拜占庭国家对人口和土地控制力的增强，以及税收货币化的不断推进，拜占庭帝国的国家机器在金币的纽带作用下实现了有效的运转。然而，这种经济体制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它排斥了以实物和劳役作为税收的补充手段，最终使整个税收体系高度依赖于货币。在信用制度尚未发展的中世纪，这种体制缺乏弹性，因此具有极大的风险性。

　　11世纪的金币贬值问题成为引发整个系统崩溃的导火索。在经济领域，金币贬值导致了税收系统的紊乱，并加速了旧税制的崩溃。在军事领域，省区军事集团是金币贬值的受害者。金币贬值使将军和士兵的薪水直接遭受损失，加重了步兵群体的负担。而拜占庭皇帝用贬值金币雇佣外国军人的做法，更令拜占庭将士们感到自己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上述矛盾和积怨最终在1057年的发薪仪式上爆发，并引发了近30年的全面内战。

　　拜占庭皇帝发行金币的目的主要是政治性的。因此，金币贬值所造成的危害也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金币贬值后，土地成为拜占庭皇帝支付薪水的方式，连同土地一起授予的还有土地上的人口和税收权。这意味着拜占庭皇帝对经济权力的下放，导致了地方分裂和割据格局的形成。金币贬值最终消解了其作为维持拜占庭中央集权式官僚体系的纽带作用。拜占庭皇帝无法再找出比金币更为有效地维持其集权统治的工具。地方分裂势力逐渐抬头，拜占庭皇帝失去了对地方贵族进行有效控制的经济手段。

　　11世纪金币贬值问题使拜占庭帝国国家机器一度陷入了混乱与失灵。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改革虽重组了国家机器，但无法使其在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系统内有效运作。与此同时，突厥人和诺曼人又在东部和西部对帝国形成了新的围攻之势。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压力下，拜占庭帝国由盛转衰，走向了逐步衰亡之路。

　　（注释略）

　　（作者：陈悦，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