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丹：腓特烈二世时代罗马城的多重治权问题初探

内容提要：中世纪的意大利自治城市被称为“韦伯式城市”，以成功抵御外部控制为特征，罗马城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统治时期，帝国政治以征服意大利为中心，而意大利自治城市则寻求独立与扩张。这两种政治力量之间冲突不断，以帝国的失败而告终。长久以来，学界强调意大利自治城市的自由理想与反抗精神，视之为西方现代政治文化的基石。然而，皇帝、教宗和罗马城市公社围绕罗马城的控制和治理表明，“多重治权”的角力与制衡是罗马城政治的本质特征。罗马城的案例证明，“多重治权”的政治结构使帝国对罗马城的控制不能长久奏效，从而为罗马城的自主发展提供了土壤。然而，“多重治权”也引发了城市内部激烈的党派对立与暴力冲突，寡头政治取代了城市的共和政治。在此过程中，罗马市民的市民意识觉醒，并积极寻求调和的解决方案。

关键词：腓特烈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　罗马城　意大利自治城市　多重治权

　　在中世纪欧洲，“多重治权”是一种普遍的政治形态，与近现代主权国家统一且排他的权力结构截然不同。“多重治权”体现为，不同政治主体共同参与对同一地区的统治与治理。各方自认为拥有法理上的统治权，因而在现实政治中，多方权力呈现出交错与重叠的形态。在欧洲中世纪的城市中，统治者可能同时包括共和制的自治城市公社、封建诸侯、教会、王国与帝国。这些地方治理的参与者相互依存、合作，但彼此间也不乏竞争与冲突，它们的权力关系常常处在变动中。权力的分散与并行既有利于社会的流动与繁荣，却也为分裂与斗争埋下了伏笔。

　　在中世纪意大利，“多重治权”的政治形态最为复杂，也最具活力。这一现象与古罗马政体在中世纪盛期的复兴密切相关。罗马帝国与罗马共和理念的复兴，注定在意大利交汇并产生激烈冲突。12—13世纪，斯陶芬王朝的君主将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势与光辉推至顶峰；与此同时，基于共和理念的自治城市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方兴未艾。其冲突表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是许多意大利城市名义上的领主，试图将后者纳入帝国统治；而追求自治与独立的城市公社激烈地反抗帝国。

　　韦伯对意大利自治城市的论述影响深远，意大利自治城市至今仍被称作“韦伯式城市”。韦伯认为，以意大利北部、中部城市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自治城市，成功抵制了君主制的外部支配，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治与独立，奠定了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的基础。斯金纳进一步强调了帝国与共和在思想层面的对立，并将意大利自治城市对神圣罗马帝国的胜利，概括为向往自由的公民意识对强权统治的胜利。近年来，关于自治城市的宏大叙事逐步被实证研究动摇。最尖锐的质疑来自威克姆，他重新解释了意大利自治城市的兴起。他反对目的论式的解读，认为大多数自治城市的形成并非出于对共和与自由的追求，而是宛若在梦游中进入了新世界，“贯穿其中的是等级制和军事贵族阶层的价值观”。

　　“韦伯式城市”命题的遗留问题在于，意大利自治城市在12世纪兴起后，并没有一劳永逸地摆脱外部强制，也未能独立掌控城市资源。自13世纪中后期起，大部分自治城市的共和政治逐渐转变为寡头统治，即领主制。领主制取代共和制的原因，学界现有的解释包括乡村势力与封建势力残存，自治城市软弱且分裂，城市统治团体公器私用，城市内阶级关系紧张，政治竞争血腥暴力等等。这些解释涉及了介入城市政治的“多重治权”。然而，各方势力处在怎样的结构关系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各个城市间存在何种差异，对此仍需要更深入的理论探讨与个案研究。本文聚焦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二世(1220—1250年在位)时代的罗马城，它居于多种政治形态交汇与冲突的中心，其复杂性使之成为探究中世纪“多重治权”实践的绝佳案例。

一、罗马城的自治时代与腓特烈二世的帝国政治

　　以罗马元老院为模板的罗马城市公社在12世纪中叶建成，标志着罗马城进入了自治城市的时代。基于相对充分的文献与叙事，以及城市自身的重要性，罗马城是理解意大利自治城市的典型案例。在政治组织与经济运行上，罗马城与意大利北部、中部的其他自治城市基本相同。在法律上，尽管意大利王国中的自治城市，如米兰，属于神圣罗马帝国，而罗马城不属于帝国。然而在现实政治中，帝国对米兰和对罗马的征服计划并无本质不同，两座城市都为了维护自治与独立而抗争。在现有的叙事里，以米兰为首的伦巴第同盟对帝国的反抗被描绘为以弱胜强的“神话”，而帝国与罗马的关系则晦暗不明，常常被忽略。帝国与罗马城关系的重要性在于，罗马是旧时罗马帝国的都城，统治罗马城是帝国“征服意大利”与“复兴帝国”计划中的核心使命，甚至是终极目标。同时，罗马城也是教宗的驻地，教宗往往是帝国“意大利政治”上最强大的反对者。因此，罗马城中集合了最悠久的历史法统和最庞大的政治势力。帝国、自治城市与教会既为了自身的利益较量不断，亦在较量中合作，呈现出复杂的“多重治权”的互动关系。

　　罗马城市公社在其初创时期，曾试图利用帝国的权威。罗马人邀请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三世与他们一起重建罗马帝国，以对抗罗马教宗。此后，皇帝腓特烈一世的“意大利征服”在伦巴第折戟，也未波及罗马城。和谐共处是12世纪帝国与罗马城关系的主线。在大部分时间里，帝国并没有插手罗马城的内政。彼得松论证了罗马城有意识地利用帝国话语，先于帝国发明了“神圣罗马帝国”这一称谓。他还强调了教会的特殊作用，指出帝国一度将罗马人视为帝国臣民，认可其自治，却最终迫于教宗的压力而放弃。约亨特认为12世纪帝国与罗马城的关系趋于正常化，除非出现对立教宗，罗马城才在帝国政治中具有特殊意义。威克姆认为帝国仅仅是罗马城领导层的“对话者”，而并非极具吸引力。

　　进入13世纪上半叶，神圣罗马帝国迎来了其历史上最强大的君主腓特烈二世。他是继腓特烈一世后第二位企图征服意大利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年，腓特烈二世在罗马由教宗加冕为皇帝。自加冕后，他的印玺正面刻有“腓特烈，获得上帝恩典的罗马皇帝，永远的奥古斯都和西西里国王”，背面则是“罗马，世界之首，掌控着整个世界的缰绳”。由于腓特烈二世强势的“意大利政治”，皇帝与教宗的矛盾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诸多意大利自治城市陷入由皇帝、教宗、城市公社“多重治权”引发的冲突中，罗马城的内争外斗也急遽增加。图姆泽认为，13世纪帝国与罗马城的关系，总是依赖于皇帝与教宗的关系。因此，皇帝与教宗关系的恶化导致了帝国与罗马城关系复杂。这一结论基于他对罗马权贵家族的消长及其社会关系的人物志考察。然而，现有研究并未深入讨论导致这种关系的原因与机制。

　　从罗马城的角度看，罗马城并不天然依附于帝国。对追求自治与扩张的罗马城市公社而言，帝国是外部势力，甚至有时是敌对势力。1234年前后，是罗马自治城市发展的“高光时刻”。罗马城市公社强化自治的举措包括：放置刻有SPQR(代表市民治权)的界石，建造堡垒，自由选举罗马城市公社执政官，铸造自己的货币，自主运作公共炉灶烤面包，以及实施自治的财政政策，包括自主征收实物和货币赋税。罗马人甚至想向教宗索要年金，并要求罗马教宗不得绝罚任何罗马市民，也不能将罗马城置于宗教禁令之下。这不仅意味着罗马城市公社的行动破坏了它与教宗在1188年签订的和平协约，也意味着罗马城进一步走上了治权独立的道路。

　　在罗马城市公社强化自治的同时，1234年，皇帝和教宗的军队袭击了罗马城。编年史学家罗杰•温德沃尔在《历史之花》中记载，“皇帝与教宗联合组建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对抗罗马人，摧毁了后者在罗马城周围建造的大约18个村庄，并砍掉了他们葡萄园里的树木”。随后，罗马人计划掠夺和焚烧教宗驻扎的维泰博城，但“教宗和皇帝训练有素的军队，又向罗马人发起猛攻，在他们中间造成了可怕的屠杀……罗马人的损失最大……在这次冲突中，罗马城内许多权贵都倒下了。敌对双方之间的较量持续了很长时间，但罗马人总是发现战争的命运对他们不利”。《科隆王家编年史》和圣杰尔马诺的理查德《编年史》也记载了皇帝对罗马城的军事打击。

　　腓特烈1234年出兵的原因，当世和后世有不同看法。帝国的文献并未透露出兵原因，唯一的相关说法来自教廷官方史书，据其记载，皇帝是为了请教宗支持他平定其子亨利(七世)的叛乱，而答应了教宗的求助。后世研究认为，教宗一方的理由不可信，此时皇帝与罗马的敌对，并非源于教宗的求助，而是罗马城在拉丁姆地区的扩张，威胁到了帝国在意大利中部的统治。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罗马城的扩张并不会立刻影响到腓特烈在意大利中部的统治。罗马城与腓特烈的领地之间还有若干忠于教宗的教宗国城市和防御堡垒。在直接的文献记载外，我们还可以结合历史语境考虑以下理由。腓特烈插手罗马城市公社与教宗纷争的时间点是“意大利征服”的前夜。可以认为，腓特烈在1234年需要教宗的支持和意大利中部的稳定，以确保他在不久后对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同盟的征服得以顺利实施。而征服伦巴第同盟是腓特烈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部分。这说明了罗马城之于帝国的重要性取决于更大尺度、更复杂的帝国政治。更重要的是，1234年罗马城市公社与教宗的冲突显示，罗马城正像伦巴第同盟中的城市一样，寻求自身治权的独立和扩张，而与腓特烈的帝国政治渐行渐远。阻止罗马城的自治，使其重新回归帝国，正是腓特烈的潜在计划。

　　从帝国的角度看，尽管腓特烈视罗马城为帝国精神的中心，然而在现实政治中，中世纪帝国因其辽阔的疆域和多样的政治构成，往往不设立中心，或者说没有固定的中心。正如神圣罗马帝国没有名义上的首都，历代皇帝以巡游的方式施行统治。帝国各部分间的关系是动态的，统治者对帝国不同部分的侧重，也会因时间和形势而不同。19世纪的历史学家曾激烈争论，腓特烈二世更爱意大利还是德意志。随着史料愈加完善，现代学者可以细致地重构皇帝的行进路线与政治活动。根据布吕尔对腓特烈二世1220—1250年(从称帝至去世)行程的研究，这30年中的27年，腓特烈是在意大利度过的。其中1235年是分水岭：在1235年前，皇帝行程的重心是南部的西西里王国(Regnum Siciliae)，居留时间占1235年前总时间的76.5%；1235年之后重心转移至北部的意大利王国(Regnum Italiae)，居留时间占1235年后总时间的55%，其中，对法恩扎(1240—1241年)和帕尔马(1247—1248年)等伦巴第城市的军事围攻占比为11%；在教宗国(Patrimonium Petri)的居留以军事行动为主，约占1235年后总时间的8%。腓特烈在罗马长期停驻的次数只有两次。由此可见，位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城，处在腓特烈南、北“意大利征服”的关键连接地带。1235年以前，腓特烈着力巩固南面西西里王国的君主制，1235年以后，腓特烈数次围攻北面意大利王国中的自治城市。1238年，在先后征服南、北意大利后，腓特烈向意大利中部的教宗国进军，接管了大量自治城市。此时，征服罗马城成为了帝国政治中的中心目标。

　　1238年，腓特烈在他的“意大利征服”行动中，在科特努瓦战役大败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同盟。随后，他把从米兰俘获的旗车(caroccio)送到了罗马城，放置在罗马城市公社市政(其自称为“罗马元老院”)府邸所在的卡庇托林山(Capitolium)上，并向“罗马元老、元老院和罗马人民”发布了著名的宣言：

　　在我们帝国统治的时代，我们的责任是增加罗马城的荣誉(decus)……因为，如果胜利必须追溯其本源，我们就不能在增加帝国荣誉(decus)的同时不增加罗马城的尊荣(honor)。因为正是在罗马城，我们认识到了帝国统治的起源(causa imperii)……我们愿意为恢复罗马城昔日的高贵(nobilitas)而奋斗。

　　一旦我们看到意大利——我们罗马帝国的所在地——被平定，我们愿意将其余的东西原封不动地交给你们。

　　腓特烈二世援引罗马城的历史，以支持其“意大利征服”的合法性，也以此来对抗教宗凌驾于帝国之上的精神权威。据此，坎托罗维奇认为腓特烈二世把罗马城视作帝国的起源、首都、典范和目标，罗马城也被他视为帝国的支持者。他赞颂了腓特烈二世对“世界之首”罗马(Roma caput mundi)的统治，认为它体现了帝国政治的“深度与菁华”；而教会则是混乱制造者。尽管坎托罗维奇以驾驭史料的功力见长，然而，他着重使用了腓特烈二世的胜利宣言与计划方针，而忽视了诸多现实层面的问题，尤其是罗马城对帝国政治的拒绝。

　　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腓特烈二世开始进行周密的政治部署，他的帝国蓝图也越来越清晰。1239年起，他任命自己的儿子、萨丁国王恩齐奥为“全意大利特使”，并将意大利中北部的罗马涅、托斯卡纳、安科纳马克、斯波莱托公爵领等大区划为“帝国代辖区”(Reichsvikariat)。这些代辖区分别由皇帝任命的“总代理”(Generalvikar)或“帝国统领”(Reichskapitän)进行统治。对于代辖区内的自治城市，城市最高行政长官(Podestà)由皇帝任命，其地位与代辖区总代理持平。他们要尊重城市的习惯，捍卫城市的利益，但也要遵从皇帝的指示，视皇帝为最高上诉法官。在个别情况下，皇帝会将城市长官的任免权下放至所在代辖区的总代理，或者接受城市的推举。这些举措既显示了腓特烈将西西里王国的君主集中制扩展至整个意大利的雄心壮志，也反映出他想尽可能地保留自治城市的独立传统。然而，皇帝单方面的设计并未获得自治城市的认可。尽管大部分城市屈从于帝国的武力，但米兰、博洛尼亚、皮亚琴察等地却一直坚持抵抗，并最终取得了胜利。罗马城也意外成为了腓特烈未能征服的城市之一。

　　1240年年初，腓特烈抵达了罗马城门外。在占领教宗国重镇维泰博后，腓特烈曾在此憧憬进入罗马的情景。他对亲信写道：“因此，剩下的就是，如果全体罗马人民对我们抱有热情，欢呼我们的到来，我们将欣喜地进入罗马城，重新恢复帝国古老的凯旋节庆和胜利的桂冠，它们与我们战无不胜的雄鹰相称。”据帝国派的《皮亚琴察吉伯林派编年史》记载，很多罗马人立刻回应了皇帝的召唤。“全体罗马人高呼：来吧，来吧，皇帝，接管这座城市。”然而，被围困在罗马城内的时任教宗格列高利九世(1227—1241年在位)仅靠一次演讲便扭转了局势。2月22日，当教宗率领众神职人员在罗马游行后，他摘下头冠，先后放在圣彼得和圣保罗的头骨上，对罗马人说道：“圣徒们，保卫罗马吧，如果罗马人再也不保卫它了。”于是，罗马人转而反对皇帝，迫使腓特烈从罗马城门外撤兵。这也被视为教宗史上最为戏剧性的一幕之一。

　　1234年罗马城与帝国、教会联军的交锋证明，罗马自身的城市武装不堪一击。而在1240年，罗马却能以其独特的方式抵御了皇帝的入侵企图。换言之，在“多重治权”冲突的罗马城，罗马人这一次选择了与教宗合作，拒绝了皇帝。现有研究往往将罗马人的选择描述为宗教狂热，或是罗马人被教宗的狂热感化，而没有讨论其中更为理性的原因。下文将从帝国与罗马城更为常态化的交往中，分析罗马人如何处理并利用与帝国的关系，解释“多重治权”在罗马城的具体体现。这里既讨论长时段中帝国整合罗马城的方式方法，也将结合教会模式探讨帝国模式的问题所在。

二、整合罗马城的尝试：帝国模式与教会模式

　　罗马人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贪婪、善变、易于收买，常常处在党派斗争之中，暴力事件频发。这和皇帝与教宗介入罗马城政治的方式有关。在同时代的编年史记载中，皇帝和教宗常常是“贿赂”的提供者，而罗马人则是他们争相“腐败”的对象。教会与修会的文献因其持有的道德批判立场，对皇帝的“贿赂”行径更加敏感。本文并非讨论其中包含的基督教道德问题，而是将“贿赂”与“腐败”的叙事解读为发生在罗马城的金钱政治。这使我们得以了解皇帝和教宗在罗马城进行政治运作的经济手段。上述教会与修会的史书同样记载了事件的“反转”，即皇帝的金钱政治未能持久奏效，而教宗短暂获得了对罗马城的统治，这也体现了“多重治权”间的竞争。本节将选取罗马城的三次内部冲突与分裂，对比分析皇帝与教宗对罗马城的整合与治理。如前文所述，这三次内部分裂均与教宗与皇帝的外部冲突密切相关，可以视为外部冲突的连锁反应。

　　罗马城的第一次内部冲突发生于腓特烈1227年被教宗绝罚后。教宗所在的罗马城成为了皇帝拉拢的对象。乌斯珀格的普雷蒙特利会会长布尔夏德是亲帝国派。他以中立的口吻记述了皇帝与罗马贵族的协议：

　　被教宗绝罚后，皇帝(在1228年)召集了罗马市民中最具权势、最尊贵的人，他们来自所谓的弗兰帕吉内家族，以及受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尊重的其他家族。皇帝与这些罗马权贵达成协议，让他们成为帝国的封臣，向皇帝效忠，并在所有事务上忠诚地协助皇帝。因此，皇帝命令他们根据准确的价格和财产估算，计算他们在罗马城拥有的所有不动产的价值，包括建筑物、田地、葡萄园、仆人和其他物品。计算完毕后，他就付了钱，从他们手中买下了所有这些东西，并把这些东西作为采邑(feudum)授予他们，条件是他们必须效忠于他和帝国。因此，在他们(从皇帝处)返回罗马后，当教宗再次宣布对皇帝的绝罚时，他们唆使罗马人民，致使教宗被狼狈地赶出罗马城。

　　罗马教会史书则以更具主观色彩的口吻记载：“皇帝以他惯用的欺骗和诡计，用金钱和虚假的许诺腐蚀了一些罗马人……在(1228年)复活节星期一，这些罗马人肆无忌惮地跑到圣彼得大教堂，大喊大叫，威胁并攻击教宗和主教。”史料显示，皇帝所能拉拢的政治势力主要是罗马城中具有地产的大贵族。他的做法是以金钱换取效忠，使城市贵族成为帝国的封臣。而这种做法的问题在于，12、13世纪的罗马城市公社，逐渐为包括商人、金融家、司法专家、书记员甚至是工匠在内的新兴“中等精英”所掌控。罗马城市公社的执政官几乎每年轮换，其目的是防止个人或家族对公社权力的垄断和滥用。这使得个别城市贵族不可能稳定地担任帝国代理人。例如，皇帝竭力收买的弗兰帕吉内家族，他们此前曾是教宗党，现在追随皇帝，日后再度成为了教宗党。

　　尽管如此，皇帝对罗马的政治影响持续了两年有余。第一次“反转”发生在教宗从罗马城流亡的两年后。1230年，教会史书记载，正是腓特烈所拉拢的弗兰帕吉内家族的彼得，时任罗马书记官，“在教宗的脚下乞求宽恕，并带给教宗所有应得的荣誉，将教宗迎回罗马城”。罗马人转变的原因在于城市公社自身无法应对台伯河的洪灾。“台伯河的洪水流入城中的房屋间，直达屋顶，毁坏了不少人和牲畜。粮食和葡萄酒丢失了，床铺和大量的大型贮藏容器被冲到了海里，洪水退去后在城墙内留下了如此多的大蛇，从它们的腐败中，致命的瘟疫肆虐着人和动物，许多人成为死亡或疾病的牺牲者。”而罗马教会则长于救济，并且教宗还调动了教宗国的资源来支持。教会史书写道：“出于虔诚和慈善，教宗命令从邻近地区收集粮食，分给那些因饥饿而枯竭和衰弱的人。”教宗还花费巨资重建了圣玛丽亚桥，该桥被台伯河的洪水冲垮。罗马城中的一些道路，由于腐烂的垃圾堆积，几乎无法通行，给生活在那里的市民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破坏。为此，教宗下令建造下水道，“当污物流进它们巨大的下颚时，空气和街道再次变得健康”。圣玛丽亚桥是由入海口驶入罗马后遇到的第一座桥，具有重要商业价值。教宗为罗马城修复的公共设施，不仅保证了罗马人的基本生活，也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可以看到，教会对罗马城民生的直接支持是帝国统治未能提供的。

　　罗马城的第二次内部冲突，正值教宗与皇帝因伦巴第问题而产生矛盾之时。罗马教会史书再次提到了皇帝对罗马贵族和罗马城市公社执政官的笼络。在1236年，“皇帝用诱惑和金钱腐蚀了罗马贵族彼得•弗兰帕吉内……皇帝带着从西西里王国掠夺来的金钱与战利品公然与钱庄(nummularius)结盟，趁着教宗不在，在罗马城煽动了一场反对教宗的严重骚乱。皇帝将希望寄托在某些贵族身上，这些贵族自己消耗殆尽，于是出卖他们腐败的灵魂。”在1237年，“这个忘恩负义的儿子(皇帝)贿赂了腐败的罗马城市公社执政官乔瓦尼•岑西奥，以便他能阻止教宗回归……于是他(乔瓦尼)尽一切努力守住城门和城墙，使彼得的继承人不能进入彼得的城市。”一向与腓特烈交好的枢机，即卡普阿的托马斯，也写信劝告腓特烈，谴责他用金钱收买罗马人，谴责他让人冲击教宗所支持的罗马城市公社执政官。根据圣杰尔马诺的理查德所著《编年史》的记载，是罗马城中的平民党(Romani plebei)煽动罗马人民(populus)发起了冲锋。在城市内部的武装斗争中，城市平民无疑是最有效的力量。

　　这一冲突致使罗马城内发生了严重的暴乱与热战。皇帝曾数次鼓动叛乱者，以暴力赶走教宗。教宗一方也拉拢罗马市民以武力抵抗。罗马教会史书记载了在1236年，教宗配备了武器和战争机械，部署了一支由教会信徒组成的军队，推倒了弗兰帕吉内家族的防御塔楼——卡图拉利亚塔。1237年，罗马人民中“忠诚的儿子们”为支持教宗而冲击罗马城市公社府邸。简言之，教宗诉诸武力的方式是摧毁象征罗马贵族与城市公社权力的公共建筑。教会史书还记载：“虽然罗马城市公社执政官以难以置信的恶意来迎接教宗，但罗马人民(Romanus populus)却以极大的敬意来欢迎他。”在“人民”这一群体中，作者除了强调教宗受到不同信仰、不同性别的人群的欢迎外，还特意指出“孤儿在观众中有自己的位置，寡妇也很高兴”，体现了教会一贯的亲近贫弱的立场。“人民”的欢迎并非是教会史书中的自我美化，而是切实基于教宗的如下举措：“教宗用满载葡萄酒和谷物的船只来维持罗马人的生活，结束了他们长期的饥饿，并通过忠诚的祭司的手，在城区分发谷物；他施以丰厚的怜悯，通过分发金钱来救济那些被贫穷压抑的人。为了纠正他们的过激行为，使他们感受到父亲的管教和母亲的安慰，教宗花了十多万镑(centum librarum milia)”。此处的记载或许不够准确，因为“十多万镑”是一笔巨额花销。在同一时期，教宗购买帕利亚诺城堡的花费是9000镑(novem milia librarum)，这意味着教宗1237年对罗马人的投入足够购买11处城堡。教宗和皇帝一样，为罗马城花费不菲，并且数额上远超过皇帝，但不同的是，教宗的财物流向了底层市民的手中，而非城市中的大贵族。

　　罗马城的第三次内部冲突发生在教宗1239年绝罚皇帝腓特烈之后，当时皇帝与教宗的冲突再次波及罗马城。罗马教会史书强调了皇帝如何资助他在罗马城的代理人——弗兰帕吉内家族的彼得。上文提到，教宗的军队曾推倒了弗兰帕吉内家族的高塔。于是“皇帝发出了威胁和屠杀的声音，他自掏腰包(sumptibus propriis)让人把彼得•弗兰帕吉内的那座易碎的塔修好，他认为可以就此盖过圣彼得的首要地位”。作者进一步强调，“这座塔是用附近穷人的鲜血和寡妇的眼泪建造的”，暗示了皇帝的资金也来自对罗马城的搜刮和剥削，尤其来自对底层人民的压迫。道明会修士、编年史家奥帕瓦的马丁也着重强调了皇帝的贿赂手段。马丁在《教宗与皇帝编年史》中写道：“当时皇帝腓特烈侵占了教会的大部分祖产(即，教宗国)，将教宗围困在罗马城中，教宗看到，几乎所有的罗马人(pene omnes Romanos)都被皇帝用金钱收买了。”值得一提的是，马丁的《教宗与皇帝编年史》是中世纪流传最广的编年史著作，有四百余份手抄本。马丁独创的统治年数与书写行数相对应的做法，使之相较于其他编年史而言“惜墨如金”。然而，马丁对罗马城第三次内部冲突的记述，占据了对格列高利九世教宗生涯记述的近一半，可见其代表性和重要性。

　　第三次“反转”便是上文提到的戏剧性一幕。腓特烈二世率军来到罗马城门外，却未能进入罗马。相关文献充满了神迹叙事，强调了金钱在神迹面前失去了效力。1240年，由皇帝出资修复的弗兰帕吉内家族的高塔突然倒塌，砸死了皇帝的支持者。教宗在罗马城内举行宗教巡游，于是被皇帝收买的罗马人瞬间转向了教宗。罗马教会史书写道：“一大群亵渎者聚集在一起，他们曾被皇帝的财富所腐蚀，现在他们被教宗富有成果的布道和新奇的景象所改变。……罗马人放下了敌基督的标记，无论男女老幼，都立即佩戴十字架捍卫教会的自由。”马丁的《教宗与皇帝编年史》中也采用了相似的记载：“几乎所有的罗马人都被皇帝用金钱收买了，于是教宗举着使徒彼得与保罗的头颅，组织了从拉特兰到圣彼得大教堂的游行，以此唤回了罗马人的心，以至于几乎所有罗马人(pene omnes)都以十字架为标志，表明自己反对皇帝。已经准备进入罗马城的皇帝听闻这个消息，便因畏惧而撤退了。”一方面，罗马教会在宗教信仰上的号召力在此时抗衡甚至胜过了皇帝的权威与金钱，尤其是皇帝的治权需要通过少数贵族代理人来经营。另一方面，罗马人选择教宗而拒绝皇帝，也绝不仅仅是基于宗教理由。可以想见，此时罗马人对腓特烈的拒绝，也是对腓特烈越来越激进的帝国政治的拒绝；而罗马人对教宗的支持，则是基于罗马城与教宗长期合作所带来的收益。正是“多重治权”的政治结构，使罗马人面对帝国的入侵时能够联合城市内的第三方同盟，即教宗。而腓特烈没有入侵罗马，也是因为他看到此时教宗使所有罗马人团结一致。

　　在教宗格列高利九世逝世后，罗马城市公社由马泰奥•奥尔西尼一人掌控。他曾是教宗党人，以捍卫罗马免受皇帝侵略为借口成为罗马城的独裁者。他以囚禁枢机主教的方式操纵教廷选举，致使教廷经历了长达两年的空位期。在皇帝撤退、教廷空位之际，以奥尔西尼为首的罗马城市公社也重新开启了领地扩张。1242年起，罗马城与临近的佩鲁贾、纳尔尼、阿拉特里等自治城市结盟，并攻打了由皇帝控制的蒂沃利。面对罗马城的扩张，腓特烈采取了一系列行动。他封锁了罗马城与西西里王国之间的主要道路，这一举措直接削弱了罗马城的经贸往来。他还将军队再次开拔至罗马城门外，并调集了周边城市的武装力量，向罗马人示威。腓特烈的施压成功影响了罗马城市公社和罗马教廷的决策。独裁者奥尔西尼下台，取而代之的是温和派的执政官乔瓦尼•孔蒂。枢机团也选出了腓特烈最能接受的教宗英诺森四世(1243—1254年在位)。然而，英诺森四世同样激烈地反对腓特烈的帝国政治。在教宗与皇帝再次交恶后，英诺森四世在1244年逃离了罗马，并长期驻跸里昂。随着罗马城不再是政教冲突的中心舞台，城内的冲突也逐渐平息，罗马城市公社终于重新获得了短暂的事实上的自治。

　　我们看到，皇帝与教宗以不同的方式整合着罗马城。皇帝拉拢的主要是城市贵族中的世家大族，或直接收买罗马城市公社执政官，主要手段是以财物换取效忠，再通过代理人对罗马城施加政治影响。代理人可以煽动市民发起暴动，将敌对势力驱逐出城。与此相对应的是，教宗也笼络支持他的执政官，然而，在赠与财物之外，教宗还能从社会民生、宗教信仰等多个层面介入罗马城的政治，从而赢得了罗马人民、尤其是穷人的拥护。这两种治理模式的区别，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教宗大部分时间居住在罗马城内，而皇帝则远离罗马，游离于罗马城的治理。尽管如此，文献显示皇帝代理人对罗马城的统治力更强，因而被驱逐的常常是教宗。需要补充的是，抛开中世纪史书道德批判的叙事，教宗在教宗国的治理模式，与皇帝在罗马城的治理模式有诸多相似之处，均属于游离在外的远程治理。以上文提到的教宗国境内的帕利亚诺城堡为例，教宗从当地贵族手中购买了隶属于这座城堡的地产与财产，为其修建防御设施，随后使城堡和城堡领主成为自己的封地和封臣，形成依附和效忠关系，从而将所有权保留在了罗马教会。在大多数时间中，这些城堡领主代教宗治理教宗国的领地，教宗国内也存在“多重治权”引发的冲突问题。

　　在罗马城的“多重治权”模式中，皇帝与教宗在罗马行使的是软性的、间接的统治，双方都没有直接参与罗马城的内政，司法、行政等基本治理权大多在罗马城市公社手中，在名义上，罗马城仍然是自治城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罗马城市公社能充分行使其治理权，因为帝国和教会所掌控的巨大资源总能吸引罗马城中相竞争的各方势力，使之分裂分化。皇帝与教宗所扶植的代理人或党派，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罗马城的内政。一方面，这些代理人或党派能控制罗马城市公社执政府，主导公共事务。他们利用帝国或教会的资本扩大自身在城内的势力，驱逐异己。上文分析的若干次市民暴动，大多由代理人所煽动，自上而下地组织，严重影响了罗马城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多重治权”的政治结构使得帝国或教会的代理人无法轻易操控罗马城，即使帝国和教会都渴望立足于此。因此，罗马城、帝国与教会长期处在动态关系中。在皇帝与教宗和平相处时，罗马城市公社能自由选举，寻求自治与扩张，并从皇帝与教宗的资源与威望中获益。1230—1235年是皇帝与教宗遵守《圣杰尔马诺和平条约》而相互合作的年代，罗马城市公社也在此期间壮大，尽管1234年的战争显示，罗马城过度扩张后遭到了教宗和皇帝的联合压制。相反，在皇帝与教宗激烈冲突时，罗马城则成为皇帝与教宗敌对的战场，此时的罗马城市公社领导层也被皇帝党与教宗党所占据，只有寡头统治能维系，共和制度不再有生存空间。

三、超越“多重治权”的弊端

　　罗马城一方面享受着帝国与教会给予它的荣耀与财富，另一方面也见证了频发的暴力冲突与党派斗争。分裂与内耗在罗马城最为显著，与日后意大利中北部城市中普遍存在的归尔甫派(教宗党)和吉伯林派(皇帝党)的对立一脉相承，显示了相对立的外部力量如何分化城市本地的贵族派系。那么，同时代人如何思考“多重治权”的益处与弊端，如何处理中央政权与地方自治、帝国宗主权与城市主权、间接统治与直接统治之间的张力？

　　在政治思想史的脉络中，随着罗马法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兴，中世纪晚期的知识分子开始用法学与政治学术语描述他们的公共生活，并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案。一方面，他们致力于论证统一的、排他的主权——无论是在城市的层面上还是在王国或帝国的层面上——的必要性，以对抗分裂的弊端。另一方面，他们认为主权应来自全体人民，并掌握在全体人民手中，以防止暴君的专制。例如，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年)认为君主制是防止暴政的上策，而多人统治的共和政体往往会出现阴谋、纷争乃至内战。但丁(约1285—1321年)认为有必要建立拥有最高裁判权的世界帝国，这样才能避免彼此不相隶属的政体间的争执，抑制权力的贪欲。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1275—1342年)也提出了政治“多元一体”(numeralis unitas)的构想。他认为在一个城邦或国家中，“必须有一个在数量上唯一且最高的统治部分”；否则“会缺乏对有利之事和正义之事的审判、命令和执行”，“将会引发战斗、分裂乃至最终城邦或国家的毁灭”。前人较少关注的是，就如何超越“多重治权”的弊端，13世纪上半叶罗马城的壁画中也呈现了同类的思考，并提出了独特的解决方案。本节通过解读一组位于罗马四殉道堂(Basilica dei Santi Quattro Coronati)主题为“君士坦丁赠礼”的壁画，尝试分析13世纪上半叶罗马人对其所处的“多重治权”模式的回应。最后，本文希望强调罗马城在中世纪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并简要勾勒由“多重治权”的冲突而引发的后续讨论。

　　罗马四殉道堂“君士坦丁赠礼”壁画创作于1245年前后，此时，教宗英诺森四世离开罗马迁居里昂，并在里昂大公会议上罢黜了腓特烈二世。壁画的资助者是罗马教会枢机斯蒂法诺•孔蒂，他既是教宗任命的意大利代理之一，代表教会，同时也是罗马本地的贵族，是上文提到的罗马执政官乔瓦尼•孔蒂的弟弟，因而也代表罗马城自身的利益。同时，罗马四殉道堂既是宗教场所，也是属于全体罗马人的城市公共空间，还会吸引来自四面八方的朝圣者。因此，四殉道堂壁画的绘制也会受多方受众的影响。长久以来，研究者认为这幅壁画旨在宣扬帝国对教会的臣服，抑或是宣扬教宗在罗马城的统治权威，这一结论仅仅关注了教会对壁画绘制的潜在影响。而图姆泽注意到了壁画中展现的罗马城的立场。在“赠礼”这一关键场景中，君士坦丁微微屈膝，将弗里吉亚便帽形状的冠冕(phrygium)赠与教宗，画中有五名罗马人站在城墙内，身着贵族服饰，其中一人手持君士坦丁的皇冠，他们下方对应的是已模糊的铭文CAPITOLIVM(罗马城市公社议会厅)。图姆泽认为，手持君士坦丁皇冠的罗马人象征着罗马城与帝国的关系，它意味着罗马城替君士坦丁保留、维护他的皇冠，罗马人仍是帝国的公民，代表着帝国；同时，罗马人也是教宗与皇帝关系的协调者，这幅壁画呈现的是“完美的和谐”。

　　罗马四殉道堂的“君士坦丁赠礼”壁画无疑是对13世纪上半叶罗马城混乱的政治现实的回应。笔者认为，壁画不仅呈现了“多重治权”间理想的和谐关系，更是包含了罗马人模糊的市民意识和政治构想。首先，壁画中人物对应的三则铭文S. SILUESTER(圣西尔维斯特)、CONSTANTINVS(君士坦丁)和CAPITOLIVM(罗马城市公社议会厅)各占据壁画底部的三分之一，象征着教宗、皇帝与罗马城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其次，根据当时广泛流行的《君士坦丁赠礼》一文，君士坦丁即将前往帝国东部领土，不再干涉包括罗马城在内的帝国西部领土的统治。然而，君士坦丁将皇冠交给罗马市民的场景，则是罗马四殉道堂壁画所特有的，是这幅壁画着力刻画的细节。笔者认为，壁画中罗马人手持皇冠的场景或许象征了罗马城“代理”帝国统治权的构想。具体而言，这意味着日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冠，将从罗马城人民的手中获得，并在皇帝离开后(即回到德意志后)可以由罗马人代持。同时，壁画中施洗的教宗象征着普世的精神权威，他从君士坦丁手中接过权柄，在罗马执掌教会。在英诺森四世流亡至里昂的背景下，这表达了罗马人对教宗回归罗马城的期盼。壁画中即将前往东部帝国的君士坦丁则象征着皇帝的不在场，而使得罗马城可以免于帝国的直接干涉。

　　代理帝国、授予帝国合法性的诉求源自罗马城市民对其古代帝国历史的认知，他们追溯罗马人在古典时代所享有的政治与法律权利。根据罗马法的规定，(古)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享有赋予统治者合法性的权利。这一诉求在中世纪的现实政治中也有迹可循。12世纪中叶以来，罗马城市公社数次试图越过教宗而为皇帝加冕，然而康拉德三世与腓特烈一世拒绝了罗马人为其加冕的提议。13世纪，腓特烈二世在胜利宣言中将罗马城视为帝国的“起源”，并向罗马人献上了战利品，这是对中世纪罗马城市民继承了古罗马帝国公民所享有的权利的认可，因而也受到了部分罗马城市民的欢迎。腓特烈之子、西西里国王曼弗雷德(1258—1266年在位)也曾明确请求罗马人为其加冕。直到14世纪，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1328—1347年在位)短暂地将这一构想变为现实。1328年1月17日，罗马城人民的代表为路德维希戴上了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

　　综上所述，面对教权、皇权、城市自治权的冲突，“君士坦丁赠礼”壁画显示出罗马城调和的立场和超越冲突的姿态。罗马城作为自治城市，它理想的政治方案是既摆脱帝国与教会的干预，寻求自身的独立与扩张，又与帝国、教会保持和谐的关系，分享帝国与教会的威望。这一方案肯定了“多重治权”存在的益处，而为了避免干预，保卫城市的自治权，罗马则需要在与帝国、教会的关系中占据主动。“君士坦丁赠礼”壁画中的罗马人可以替皇帝持有皇冠，送走皇帝而接纳作为中世纪精神领袖的教宗，这无疑是罗马城最期待的政治图景。

　　一个世纪后，后注释法学派的萨索费拉托的巴托鲁斯(1313—1357年)首次系统阐释了帝国与城市的权力关系。巴托鲁斯被誉为国际私法之父，以冲突法理论而闻名。他自身的仕途也周旋于帝国、教会与自治城市之间，因而他尤为关注帝国与城市在治权上的冲突与调和，而非简单地偏袒任何一种权威。巴托鲁斯认为建立在全体人民基础上的(regimen ad populum)共和制度最适合意大利城市。同时，他承认帝国在法律上的统治权。同帕多瓦的马西利乌斯和奥康姆的威廉一样，巴托鲁斯主张帝国统治权的合法性不仅来源于上帝(a Deo)，也来自罗马人民(populus Romanus)，因此皇帝必须是经罗马人民或其代表选举产生的。在论及两者关系时，他区分了帝国法律(即罗马法)上的(de jure)统治权和城市事实上的(de facto)统治权：在罗马法的层面上，皇帝仍是“世界之主”(dominus totius mundi/dominus universalis)，而在事实的层面上，“城市是它自己的君主”(civitas sibi princeps)。两者并不冲突，因为皇帝拥有统治权，而城市代理帝国的统治权，皇帝的职责在于协调城市间的关系，即外部关系，而非干预城市的内部治理。在具体的实践中，巴托鲁斯提出，如果帝国内的城市主张它的自治权(merum imperium)，那么它需要证明自己被帝国授予了自治许可，或是证明这样的自治古已有之，即长期存在事实上的自治，那么这座城市所主张的自治就是有效的。通过讨论帝国与城市的关系，巴托鲁斯的论证为自治城市的主权提供了法理依据。

　　在巴托鲁斯生活的时代，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由罗马城市民加冕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尽管巴托鲁斯并没有具体讨论罗马城的历史事实，但正如伍尔夫所指出的，巴托鲁斯像许多中世纪法学家一样，常常有意混淆广义与狭义上的罗马，即古罗马帝国与罗马城。他们从古罗马人的权利，联想到中世纪罗马城市民的权利，再推广至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中全体人民的权利，这为后世主权在民理论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巴托鲁斯身处“多重治权”的影响下，他思考关于治权冲突的理论问题，援引来自古罗马的思想资源，这与13世纪的罗马城市民十分相似。他最终的结论——帝国的合法性源于(罗马)人民，而由人民组成的小型政治共同体可以代理帝国统治，自主行事，不受帝国或教会的干涉——正是13世纪罗马人所期望的理想政治。罗马城与罗马人在政治史与思想史中承前启后的特殊地位，或许值得后续更深入的研究。揭示出这样的线索，既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世纪政治理论所指涉的历史现实，也会为我们厘清具体的历史现实提供指引。

结语

　　13世纪上半叶，罗马城呈现出自治城市、帝国和教会的“多重治权”结构。三方时而对抗，又时而合作。在三方的关系中，神圣罗马帝国和罗马城市公社在政治目标上存在本质差异。腓特烈二世希望借助罗马城的历史构建帝国的权威，并将罗马城囊括在帝国政治的框架内，而罗马城市公社寻求自身的治权独立与领土扩张，反抗帝国的征服。腓特烈介入罗马城政治的方式以经济渗透为主，以军事威胁为辅。在日常交往中，腓特烈控制罗马城政治的手段是以金钱换取城市贵族和城市公社执政官的效忠，同时以金钱煽动人民暴动。因此同时代的编年史中频繁出现对皇帝“贿赂”与“腐败”行径的道德批判。相比于皇帝对罗马城的介入，教宗的治理优势在于他能立足教宗国的供应网，切实为罗马城解决民生问题，提供信仰上的支持，这也为教宗赢得了底层民众的广泛认可。罗马城频繁的暴力冲突表明，“多重治权”的政治模式受制于帝国与教会的外部矛盾，它严重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阻碍了城市发展，最终导致城市的共和政治被寡头政治所取代。而在另一方面，“多重治权”的动态制衡也使罗马城成功抵御了神圣罗马帝国最具征服野心的君主。在此历史背景下，罗马四殉道堂的“君士坦丁赠礼”壁画反映了罗马人在帝国、教会与城市自治之间寻求调和与优势的政治理想。罗马人的构想在日后政治学与法学的脉络中得到了更充分的阐释，也最终得以实现。

　　回到“韦伯式城市”的命题。罗马城错综复杂的冲突现实说明了自治城市的建立并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外部强制。相反，意大利的自治城市长期处在“多重治权”的角力中。一方面，“多重治权”的存在使自治城市内发展出相对峙的皇帝派与教宗派，党争不断；另一方面，自治城市之所以能抵御帝国的征服，以弱胜强，不断繁荣，也有赖于“多重治权”提供了多重的政治选择，它抑制了权力的固化，而有利于思想与实践的活力与多元。如威克姆所论，意大利的自治城市在其初创期并无明确的政治目标。因此，与其说是共和主义的理想使自治城市摆脱了君权的强制。毋宁说意大利“多重治权”的结构为城市的自由与自治实践提供了土壤。“多重治权”间的动态关系也使得意大利自治城市的政治形态各具特色，百花齐放。例如，以米兰为首的伦巴第城市依托城市同盟和与教会结盟。佛罗伦萨的皇帝派与教宗派、贵族派与平民派的对立，一直由家族主导。而罗马与帝国、教会之间特殊的历史渊源，使罗马始终坚守持中的、调和的政治立场。尽管自治城市“多重治权”的模式饱受时人批判，也在日后被统一的主权国家所取代，然而，这段历史无疑是中世纪迈向近现代的关键一步，它所蕴含的动力与创新，乃至它所承载的混乱与失败，都为历史的新篇章奠定了基础，拉开了序幕。

　　（注释略）

　　（作者：李文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