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莹：“地理”之外：斯特拉波对罗马帝国“历史记忆”的构建

内容提要：《地理志》冠以地理之名，但并非一部纯粹的科学地理学著作，斯特拉波不仅将古希腊人的神话与历史等填充于作品中，还极力论证荷马在地理学领域的权威，实际上放弃了地理研究的科学性；虽然斯特拉波的《地理志》与其《历史记录》联系密切，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但斯特拉波对研究实用性的突出强调，致使他既区别于科学地理学家，《地理志》中的历史插叙又与希罗多德等古典史家的历史书写不同，本质上是对区域历史记忆的主观性构建。斯特拉波秉持着为统治者服务的原则，对《地理志》中的历史元素加以嫁接、融合和重塑，将希腊神话传说和历史知识填充到罗马统治者的知识系统中，演绎出各地区如何并入罗马帝国的历史进程，进而构建出与帝国统治秩序相匹配的共同的历史记忆。由此，斯特拉波借以谱写共同历史记忆的希腊文化，最终变成了用于维系罗马帝国的基石。

关键词：斯特拉波　地理志　历史记忆　希腊文化　罗马帝国

　　斯特拉波的《地理志》创作于公元1世纪，几乎是古代希腊罗马世界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一部“地理学”著作，描述范围涵盖了当时希腊、罗马人认知中的整个世界。然而，这样一部长达17卷的鸿篇巨制在古代却长期被忽视，不仅同时代或稍晚的自然学家普林尼(Pliny)和地理学家托勒密(Ptolemy)等没有引用，像普鲁塔克这样涉猎广泛的史家也未征引，只有公元2世纪的亚历山大里亚游记作家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Periegetes)和6世纪的拜占庭文法学家斯泰法努斯(Stephanus)等少数作家有所提及。

　　直到15世纪中期，教皇尼古拉斯(Nicolas)五世委任瓜里诺•韦罗内塞(Guarino Veronese)和格雷戈里奥•提弗纳特(Gregorio Tifernate)为《地理志》做拉丁文翻译，译本于1469年在罗马印刷出版，在之后的一个世纪中反复再版，据称哥伦布就是受到译本的影响，才确立西行去往印度的雄心壮志。

　　自此，运用希腊、法、德等各种语言对斯特拉波《地理志》作品进行重新编撰、翻译与研究的工作相继展开，空前的关注受到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性影响，法国、英国和德国学者都将《地理志》视为重要的地理文本，试图从中挖掘地域与族群独特性的证据，从而为这部饱受冷落的作品赢得了应有的关注，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评价“他(斯特拉波)的作品在精妙的设计下超过了所有古代地理作品”。

　　随着浪漫主义思潮逐渐褪色，科学实证精神渗入人文领域，很多学者热衷于考证《地理志》文本的资料来源，比照文本记载与晚近考古发掘的差异，在此基础上，意大利学者佩斯(E. Pais)(1856—1939)指出《地理志》是对不同材料的汇编；莫尔(J. Morr)则认为斯特拉波“将波西多尼乌斯(Posidonius)等前人的学术成果挪为己用”。事实上，《地理志》一直没有摆脱查阅其他作家及其佚作的资料库的地位。与此同时，《地理志》的历史属性开始受到不少学者的重视。奥托(P. Otto)指出，尽管斯特拉波将作品命名为《地理志》，他的强项和关注点仍是历史领域。阿利(W. Aly)在《大保利古典学百科全书》中将斯特拉波同时定位为斯多亚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地理学家。

　　19世纪以来逐渐形成的学术传统影响了20世纪后半期的研究路径。杜克(D. Dueck)认为，斯特拉波《地理志》是古代世界第一部完全致力于地理学的论著，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地理看作历史的附庸。而马利诺夫斯基(G. Malinowski)则认为，《地理志》实际上是斯特拉波历史著作的副产品，不仅充满了历史信息，而且还多处引用其他历史学家作品。罗勒(D. W. Roller)甚至提出，斯特拉波更像历史学家而非地理学家，《地理志》呈现出明显的历史属性。

　　《地理志》研究之所以存在多种路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独特的体裁。一方面，《地理志》开篇自称为地理学作品，如果直接对应现代学者的学科分类难免时代错误之嫌；另一方面，鉴于《地理志》与历史著作的密切联系，学者们倾向于把《地理志》用作查找研究所需信息的历史资料库。本文将试图说明，无论把《地理志》看作一部纯粹的古代地理学作品，还是仅仅停留在个别段落和片段的引用，都无益于系统发掘这部作品的价值，相反，“历史记忆”的方法或许能够将斯特拉波的书写置放到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情境中去，为研究《地理志》中的“历史”提供一个合适的切入点。

一、《地理志》：一部地理学作品？

　　在《地理志》的序言部分，斯特拉波征引了大量古代地理学作品，如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希帕尔库斯(Hipparchus)和波西多尼乌斯等的研究成果，围绕他们展开了繁琐的地理学讨论，对诸如“人类世界”(Οἰκουμένη)的范围，地球周长的测量，温度带的划分以及大陆的边界等问题做了批判性总结；对潮汐现象以及重要河流的发源地及其流向的解释理论进行了概括。在此基础上，斯特拉波界定了地理学的研究范畴：“首要也是最重要的——既是为了科学知识(έπιστήμην)也是为了政治的需要(τὰς χρείας τὰς πολιτικάς)——是用尽可能简洁的方式来描绘被框进我们地图图版之内的世界的形状和大小，同时揭示它的特征，说明它占据着整个世界中的哪些部分。这就是地理学家的使命(οἰκεῖον τῷ γεωγράφῳ)。”

　　据此，序言部分的内容显示出地理应是斯特拉波关注的重点，他不仅继承与总结古希腊地理科学的成果，也展现了科学地理学独立发展的趋势。同时，斯特拉波对埃拉托色尼和波西多尼乌斯等已失传的古代地理学家作品的引用和点评，令他跻身于古代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人物之列。19世纪末至20世纪以来，梳理古代地理学史的成果，如邦布瑞(E. H. Bunbury)的《希腊罗马人的古代地理学》和托泽尔(H. F. Tozer)的《古代地理学》等著作，都将斯特拉波的介绍列为重要的章节内容。

　　然而，斯特拉波的写作视野又并不局限于地理。正如他所说，地理学家的任务不仅要“说明我们的‘人类世界’的大小，呈什么形状，有哪些天然特征(τήν φύσιν)，以及它与整个世界有什么关系”；而且还“必须对每个部分——既包括陆地也包括海洋——予以适宜的讨论，并揭示那些在我们之前最受信任的著名人物在这些问题上是如何不尽如人意”。斯特拉波交代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声称不仅会沿用科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揭示“人类世界”的大小、形状，而且还将对世界的各个部分“予以适宜的讨论”。有鉴于此，他在批判总结前辈学者，提出地理学的主要问题和观点后，很快切换为“地方志”(Χωρογράφος)的叙事模式，相继介绍了从伊比利亚、高卢、不列颠、意大利、希腊、小亚西亚、高加索及中亚、印度、波斯及周边到埃及等地区，并且各章的侧重点都不一样，比如他着重探察帝国西部的资源和民俗；热衷于回顾古代希腊的神话与历史；关注罗马的城市发展和面貌；介绍小亚的名人和著名古迹；大量引用亚历山大史家在中亚地区的见闻。他坦言笔下的地理学“涵盖了天空、陆地、海洋、动物、植物、水果和其他事物的知识”，涉及的学科之广，似乎早已偏离科学地理学的研究范畴，也与他最初设计和提出的地理学问题大相径庭。

　　对于他提到要探寻世界的“天然特征”，斯特拉波特别说明道：“不同的地区分别展现出美德与丑恶，以及由此衍生出益处和困苦；其中一部分源自天然(φύσει)，一部分来自人为(κατασκευῇς)，首先有必要讨论那些源自天然的事物，因为它们是持久的；而人为的特征却经历了变迁。至于后者，必须揭示其中能够维持很长时间的显著特征；或者虽然不能持久，但却具备某种特质和声誉，能够通过流传后世的方式，逐渐演化为当地的某种天然特征，而不再是人为的创造，以至于显而易见地必须保留与之相关的记忆(μεμνῆσθαι)。”

　　因而在斯特拉波的观念中，地理学家研究的对象并不只是距离比例、山川河流和地质地貌等“天然的特征”，它们显然不是《地理志》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关注点，在对以埃拉托色尼和希帕尔库斯为高峰的测量学、宇宙学和天文学略作总结和评论后，斯特拉波再未有新的建树。相反，他将那些影响深远、以至于成为“当地天然特征”一部分的“人为的”事物，同样融汇于“天然特征”的范畴中，从而兼容了古希腊人在神话、诗学、历史、哲学以及民族志等方面的知识，重新又回到了伊奥尼亚学者包罗万象式的地理叙述模式，与自埃拉托色尼开启的科学地理学研究趋势背道而驰。

　　不仅如此，斯特拉波对科学地理学研究趋势的悖离还体现在《地理志》中反复出现的与埃拉托色尼的争论。斯特拉波批驳埃拉托色尼的核心要点在于荷马在地理学领域的权威性。对于荷马是否具备准确的地理知识这一问题，作为科学地理学代表人物的埃拉托色尼的回答是否定的。相反，斯特拉波连篇累牍地论证，荷马作为地理学创始人的权威不容置疑，他甚至直言：“最著名的，最年长的和最有经验的人往往最受信任，荷马在这些方面超过了所有人。”

　　斯特拉波对荷马的态度实际上展现了斯多亚学者将荷马视作斯多亚学派智者的传统。沿袭这一传统，斯特拉波极力维护荷马在地理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比如，他举例学派创始人芝诺曾将《奥德赛》诗行中的“Ἐρεμβοὺς”改成“Ἄραβάς”，据此论证荷马的知识范围涵盖阿拉伯地区；自然，《地理志》中也不乏斯特拉波运用自己的知识来解释荷马诗句的现象。申克维尔德(D. M. Schenkeveld)指出，斯特拉波把荷马奉为最博学和最可信的地理学家，根源在于荷马史诗在希腊文化传统中的核心地位。对斯特拉波来说，荷马史诗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已然内化为与希腊人密切关联的“天然特征”，故而是斯特拉波心目中“必须保留的记忆”，更是他不惜在一些明显错误的问题上与当代地理科学权威争论的关键原因，也明确了他放弃地理研究的科学性，回归斯多亚学派传统的立场。

　　因此，无论是斯特拉波充分关注地理环境中“人为的”特征，以多元的视角展开对世界各地区的叙述，还是他放弃地理研究的科学性来捍卫荷马的权威，都表明《地理志》脱离了纯粹的科学地理学的研究理路。

二、地理，历史，还是历史记忆？

　　对于《地理志》在体裁定性上所面临的困境，需要将问题重新带回到原点。许多现代学者之所以习惯性地把这部作品归为地理文体，主要原因是斯特拉波在作品开篇称“地理学”(νεωνραφῑκή)。然而，古代作家自我声称的“地理学”能否被视作现代地理研究的发端，与当时的历史写作截然分开？

　　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历史、地理学科分别对应时间和空间，这种将时间和空间各自发展成抽象概念的方法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但即使到今天历史和地理已经发展为彼此独立的学科，两者的联系无疑仍是紧密的。克拉克(K. Clarke)指出，基于“以地理对应空间，以历史对应时间”的模式来区分古代“地理”和“历史”存在漏洞。她认为，尽管古希腊作家如希帕尔库斯和波利比乌斯已经标注出绝对空间的几何概念，但古希腊地理传统并不只是抽象的空间标记，还包含了与人相关的经验；同样，古希腊历史叙事运用的不同时间系统意味着空间的差别性和多样性。此外，后现代思想家强调“地理对应现在，历史对应过去”的解释模式，但必须承认，地理学是包括过去和现在的，毕竟一个地区现在的认同是由过去的经验决定的；与此同时，历史也可以和现在相关，因为作家往往是以现在的视角审视过去。因此，绝对的时间和空间只存在于科学研究中，它们无益于对古代“地理”和“历史”学科的讨论。

　　事实上，早期希腊人地理作品的显著特征表现为没有明确的学科分界，如赫卡泰乌斯的《大地环游记》(Περίοδος Γῆς)涵盖了神话、民族和语言学等多个人文学科的知识；此外，在历史学产生之初，希罗多德就奠定了将地理纳入历史书写的叙事模式，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归为“地理学家”的前辈学者中有一半也可以同时认定为历史学家。与之呼应的是，斯特拉波旁征博引的叙事风格令人联想起“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不仅如此，在《地理志》之前，斯特拉波曾创作有一部历史著作，《地理志》很可能吸收了其中的部分资料。

　　正因此，《地理志》记载的历史事件以及斯特拉波征引的很多已失佚的文献确实能够为历史研究者提供重要的资料。比如，因为亲身参与的关系，斯特拉波提供了罗马将军埃利乌斯•伽鲁斯(Aelius Gallus)赴阿拉伯远征的详细情况，包括出征的动机、攻城的过程、行动的结果等，还尝试分析战争遭遇挫折的原因；又如斯特拉波为我们保留了安东尼朋友戴利乌斯(Dellius)关于安东尼东征帕提亚行动的记述，其中对行动细节的评述与后来的普鲁塔克(Plutarch)、狄奥(Cassius Dio)等作家的说法不尽相同，是考证后三头重要人物安东尼形象变化的线索，因而具有历史价值。

　　此外，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似乎还展露了他本人的历史方法论。他指出：“历史的作用是(记录)真实(ἀλήθεια)……修辞的作用是形式生动……神话则是为了愉悦和惊愕。”约翰内斯•恩格尔斯(Johannes Engels)认为，这体现了古代史家在撰写历史时一个公认的方法论，即认为历史学家应追求“真实”。斯特拉波批评希罗多德和其他古代散文作家对神话传说的热衷，认为他们为了制造令人惊异或愉悦的效果，往往故意将不可靠的内容混进历史叙述中。据此，斯特拉波指责前辈历史学家轻信和对神话的偏好损害了本该真实准确的描述，使得有关波斯、米底和斯基泰的古代历史叙述不具备太大的可信度。斯特拉波对希罗多德的批评，对神话与历史问题的反复讨论，以及在作品中通过不断地质疑前辈，否定神话式的、自相矛盾的叙事和虚构的内容，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斯特拉波受到古希腊历史书写的影响。

　　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希腊化时代，历史和地理学开始出现彼此分离的趋势，埃拉托色尼开始创作不包括人的活动的科学地理学，成为以测量和绘图为特征的科学地理研究的奠基者；波利比乌斯在创作《通史》时，也留出单独一章做地理介绍；不难发现，斯特拉波先后创作了《历史记录》(Ύπυμνήματα ἱστορικά)和《地理志》两部不同的作品也呼应了这股学科分离的潮流。

　　然而，恰如克尔施(W. A. Koelsch)所指出的那样，以托勒密为模板，强调地图绘制和精准定位的科学地理学的研究路径并不适用于斯特拉波。尽管斯特拉波在《地理志》序言中宣称以“地理学”为研究目标，但他的笔法始终没有脱离早期希腊历史书写掺杂地理考察的传统。对科学地理学问题的讨论和对区域历史的描述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了既相互对立，又内在整合的有机体，帕森(C. Van Paassen)将上述冲突解释为斯特拉波写作目的二重性，即《地理志》是既面向知识精英，又向政治家献礼的地理学；研究者们进而将他的作品归为“描述地理学”或“文化地理学”。这种另辟蹊径式的体裁界定确实有助于涵盖《地理志》的众多离题之论，但却既不能解释它那些体现科学地理学关切的思考，也未能澄清它和历史作品的关系。

　　可以说，斯特拉波独特的写作方式深受他身为历史学家背景的影响，更是他创作完历史作品后思绪的延伸和补充。然而，如果仅仅把《地理志》视作历史资料库从中查找和引用研究所需信息，很可能会忽视的关键一点是，斯特拉波既显著区别于科学地理学家，又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古典史家，他尤其强调研究实用性。斯特拉波表示：“地理学主要是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地理学总体上致力于提升统治者决策……(地理学)的描述有助于区分世界，确认其重要与否。”在他看来，地理学的研究致力于为统治者呈现世界的确切面貌，从而为他们的决策提供借鉴，“只有当统治者了解某一地区有多大，方位如何以及在它周围和在它当中有哪些独特之处，他才能更恰当地处理所有事情”。

　　正因为此，斯特拉波《地理志》虽然讨论了不少科学地理学的问题，但更多的笔墨聚焦于如何呈现“人类世界”的情况。斯特拉波宣称：“当研究地理学时，我们不仅需要探寻各地区的形状和大小，还有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样，我们希望了解那部分世界，在那里，功业、政治制度、艺术以及其他共同参与创造智慧的成果更多地传承下来，我们的需求驱使我们去那里实现交往和社会联结。”

　　同样出于对统治者有益的原则，斯特拉波对“世界”各地区的关注也展现了真实性让位于实用性的特征。如前所述，尽管他猛烈批评古典史家热衷于神话传说，但他对希腊地区的描述仍然围绕着荷马史诗和其他古代神话，不仅如此，斯特拉波还试图通过讲述神话故事，建构涵盖罗马帝国统治下各地区的世界古代史；他极力烘托西班牙、高卢等西部行省通过与罗马交往和贸易，摆脱偏远闭塞的地域限制，实现文明化的繁荣景象；对于他所熟悉的故土小亚细亚，斯特拉波如数家珍地罗列各个城邦的名人、雕塑和绘画，并指出这些文化名人和成果如何为罗马统治者所重用或珍视。斯特拉波对“世界”各地区人文和历史的介绍虽然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始终致力于简明扼要地归纳概括当地特征，既服务于罗马人迅速了解该地区的实际用途，更从地理历史认知上建立罗马帝国与各地区的联系。斯特拉波的实用考量是他区别于埃拉托色尼等单纯探索地理现象的科学地理学家的显著特征，也是他放弃所推崇的历史真实的隐藏动因。

　　他在作品中如是阐述撰写《地理志》的初衷：“在完成《历史记录》，一部于我们而言对伦理和政治哲学是有益的作品后，我们决定继续撰写这部著作，(和之前的作品是)相同的类型(ὁμοειδῆς)，面向相同的读者(τοὺς αὐτοὺς ἄνδρας)，特别是那些权贵人士。也以同样的方式(τὸν αὐτον τρόπον)：只有那些著名人物的生平事迹变成记忆(τυγχάνει μνήμης)，而那些渺小的和微不足道的则被省略，因此在这部作品中必须舍弃那些渺小的和微不足道的，关注那些显著的和重大的，以及那些蕴含有实用性、易于记忆的(εὐμνημόνευτον)和令人愉悦的事情。”据此，斯特拉波说明《地理志》是他已失佚著作《历史记录》的补述和地理注解，不仅“面向相同的读者”，而且属于“相同的类型”，书写的内容都是“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事实上，斯特拉波前一部著作的书名除了“历史记录”的意思，还有另一层更本质的含义为“历史记忆”，斯特拉波在它的基础上写成《地理志》，自然难免在地理书写中插入来自这部历史著作的“记忆”。

　　《地理志》与《历史记录》两部作品的承继性表明，理解斯特拉波创作的关键在于《地理志》中收录的“记忆”(μνήμη)，正因为承载“记忆”，《地理志》才改变了作品序言中所确立的科学地理学研究主旨。但与此同时，这些“记忆”不能等同于希罗多德、波利比乌斯等历史学家书写的“历史”(ἱστορία)，与古典史家们以记忆为证据材料来超越记忆，探求历史真实的宗旨不同，斯特拉波的首要目的是“颂扬那个历史和经验正在被他讲述着的特定的传统或群体”，这使得斯特拉波对历史的记忆虽然看起来像历史叙事，但他放弃了可证实性，创作的目标也不是“在一个完全均质的历史空间中重新组织历史事实”，相反，其本质是斯特拉波对区域“历史记忆”的主观性构建。

　　简而言之，尝试“历史记忆”的角度研究斯特拉波，我们更易于理解，《地理志》中的内容为何呈现出高度的选择性，不仅使之充满历史色彩，而且蕴含了哲学意味；也能理解斯特拉波为何不像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等历史学家那样对记忆系统地做辨析、归因和解释，“试图理解思虑何在，理由何在”，追寻历史真相。

三、“历史记忆”的构建

　　如果说斯特拉波是在构建“历史记忆”，而非像历史学家那样书写“历史”，那么，他是如何编排“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的？首先，在编纂体系上，《地理志》没有历史著作应有的明确时间框架，与波利比乌斯和西西里的狄奥多罗斯(Diodorus Siculus)不同，斯特拉波没有采用奥林匹亚年为主导的时间系统，而是选择了特洛伊战争、赫拉克勒斯子孙的回归和亚克兴(Actium)之战作为主要的时间坐标。并且，这些所谓的时间坐标没有得到一以贯之的运用，斯特拉波在各个地区和城市选择的叙述时段都不同，常常直接用“一开始(πρότερον)”“然后(εἶτα)”“此后(μετά ταύτα)”“现在(νυνί)”等模糊概念来实现叙述时间的切换，如特罗阿德(Troad)“在特洛伊陷落后，由弗吕吉亚人(Phrygians)和密西亚人(Mysians)统治，此后(εὶθ’ ὕστερον)是吕底亚人(Lydians)，埃奥利亚人(Aiolians)和伊奥尼亚人(Ionians)，然后(ἔπειτα)是波斯人和马其顿人，最后(τελευταῖοι)是罗马人”。又如“一开始(πρότερον)位于地峡之上的城市叫波提戴亚(Potidaia)，由科林斯人创立，此后(ὕστερον)被喀山德(Kassandros)改名为喀山德雷亚(Kassandreia)”，直接将读者跨越式地从古风时代带到希腊化时代。这种看似零散的历史时间安排，被研究者认为正是作品汇编了不同史料来源的体现。

　　尽管如此，斯特拉波对“历史记忆”的构建具有明确的原则和目标。因为《地理志》的书写是基于现实政治，服务于统治者的需要，所以，斯特拉波将自己的写作范围界定为“人类世界”，他明确指出“人类世界”以外的未知世界和无人居住的世界都不是他的研究范畴。《地理志》第二卷对全书篇章安排的交代同样显示了斯特拉波具有明晰的写作设计，他计划从欧洲写起，主要介绍伊比利亚、凯尔特、不列颠、意大利、日耳曼和希腊等地区；然后进入亚洲，从陶鲁斯山内侧(大陆北边)写到山外侧(大陆南边)的地区，最后介绍利比亚；此外，他在每章结尾处和下一章开头处都对前后章节内容进行总结和预告，也表明他对全书内容的把控；同时，他的写作原则也贯彻在各章的详略安排中。比如，欧洲既是写作的起点也是叙述重点，“我应该从欧洲写起，因为它不仅在形式上多样化，天然最适宜人和政制的优良发展，而且向其他地区供应了最多本地的优良物产”。相反，印度不需要详述：“邻近的地区会被了解得多一些，因此，通过更多信息来呈现这些地区是适宜的，好让它们被了解，毕竟它们更靠近需求范围……但关于印度，这样详尽的方式就不再有必要了。”

　　当然，在处理如此庞杂的内容时，就连斯特拉波自己也不否认对二手资料的借用，因此在篇章内容的选择上会受到史料来源的影响，但并不能就此推论他对全书内容缺乏整体设计，更不能否定他精心选择了对各个区域的叙述时段、详略程度和撰写视角。相反，弗利埃特(V. Vliet)通过将斯特拉波和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对西班牙和高卢的记述做比较，证明斯特拉波对引用信息的选择与重构展示出希腊的与蛮族的、文明的与非文明的、罗马和非罗马等区域特征的对立。

　　其次，斯特拉波对“历史记忆”的构建深受斯多亚学派倡导的世界主义的时代思潮的影响，致力于谱写罗马帝国主导的“世界”历史，并立足于希腊文化传统打造“世界”的古代史。作为一位生活在时代之交(公元前64年—公元23/4年)的作家，斯特拉波曾陪同罗马官员出访埃及行省，见证了元首统治终结地中海世界长期混战和无序的状态；也了解到奥古斯都重建战争中毁坏的城市，为遭遇自然灾害的区域提供救助，以及在接受臣服的前提下，尽力维持一些被征服地区原有政体等情况。他表示：“维持这样广泛的治权是困难的事情，除非将它全交由一人管理，如同交给父亲(πατήρ)。无论如何，罗马人和他们的盟友从未享有这样的和平与富足，如同‘救主’凯撒(指奥古斯都)所赐予的，自从他接受绝对权力开始。”因此，斯特拉波在《地理志》中不仅肯定罗马帝国统治下“世界”逐渐连成一体的趋势，更致力于呈现“世界”各个地区受益于罗马统治的现实。

　　与此同时，斯特拉波的世界认知植根于希腊文化传统，特洛伊英雄以及狄奥尼索斯、赫拉克勒斯和伊阿宋等神话人物的游历故事都被借用于构建《地理志》中世界不同地区的早期“历史”，斯特拉波不遗余力地发掘希腊英雄和神话人物抵达过那些最边远地域的证据，试图说明在罗马人征服之前，希腊人已经实现了对帝国领土的认知，从而演绎希腊人依托于神话传说的世界历史记忆，并把它们融入罗马统治者的知识系统中，为罗马帝国对“世界”的统治提供合法性的依据。

　　以伊比利亚(Iberia)的图尔德塔尼亚(Turdetania)地区为例，斯特拉波写道：“(图尔德塔尼亚人)他们被认为是伊比利亚人中最聪明的，会使用文字，拥有散文、诗歌和律法等形式的古代记忆(τῆς παλαιᾶς μνήμης)，其中记载长达6000年之久。”斯特拉波不仅惊叹图尔德塔尼亚有文字可证实的历史，而且还指出当地的富有吸引了赫拉克勒斯和腓尼基人到此探险，他们随后将图尔德塔尼亚的情况传播到希腊世界，为荷马所知，由此诗人才会将图尔德塔尼亚设定为墨涅拉俄斯(Menelaos)等英雄向往的福地。然而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图尔德塔尼亚是一个随着罗马征服被创造出来的地理概念，并不存在同质的图尔德塔尼亚文化或对应的族群，也就是说，斯特拉波杜撰了图尔德塔尼亚的文化起源和它与希腊英雄的联系。据此审视他的论述，可推断斯特拉波借用了自第二次布匿战争以来，特别是公元前194年加图(M. Porcius Cato)在当地军事行动后引入罗马的地名。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一地名在拉丁作家笔下的定位为靠近南部凯尔特人的内陆地区，到斯特拉波笔下却涵盖了几乎整个伊比利亚西南角区域，与公元前13年确立的南西班牙(Baetica)行省的范围几乎对等。实际上，自公元前1世纪后，图尔德塔尼亚作为地名就甚少出现在拉丁作家笔下，但斯特拉波仍然将这个共和时代创造的地名挪用于元首时代的行省，并为图尔德塔尼亚附会了与希腊神话人物的历史联结，这都显现出斯特拉波事实上放弃了科学求实的精神，强行论证早期希腊人已经去到他心目中的最西边即伊比利亚地区探险，从而将希腊神话人物塑造为现实中罗马人开拓西部行省的先行者。

　　在此基础上，斯特拉波也展现了图尔德塔尼亚地区现实中令人惊异的繁荣，详尽描述那里数量充足的物产、丰富的矿藏、便利的交通，以及大批商船与罗马贸易往来频繁的景象。他评述道，“不仅这片土地繁荣昌盛，图尔德塔尼亚人也得益于(他们)温和与文明的品质”；相反，靠北边的卢西塔尼亚(Lusitania)地区虽然也同样富饶，但当地人热衷于抢掠和彼此征战，导致田地荒芜，直到罗马人制止他们。斯特拉波由此赞颂，罗马的到来改变了西部行省以抢掠为生的生活方式，帮助当地人进入农耕文明，促进资源开发；而原本就具备“文明品质”的图尔德塔尼亚人，随着与罗马交往增多更是“彻底转变成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甚至不再记得自己的语言……他们距离成为完全的罗马人已经不远了”。在斯特拉波的话语体系中，图尔德塔尼亚的“文明品质”体现于他们与希腊神话人物的早期交往中，同时也助力他们融入当下的罗马世界。自此，斯特拉波为图尔德塔尼亚这个靠近他心目中世界西部边缘的地区塑造了与罗马帝国统治相匹配的早期历史，也刻画出它在“罗马化”影响下铸就的当代繁荣，谱写了图尔德塔尼亚人在希腊、罗马文明观照下的历史轨迹。

　　图尔德塔尼亚的故事并非孤例，斯特拉波还讲述了亚美尼亚(Armenia)地区和希腊神话人物的联系。他表示，亚美尼亚得名于来自色萨利(Thessaly)的阿尔戈英雄阿尔麦诺斯(Armenos)。斯特拉波称他的说法引自陪同亚历山大出征的麦狄奥斯(Medios)和库尔西罗斯(Kyrsilos)，并花费大量篇幅引述了他们将当地物品和地名希腊化的联想，包括“他们说亚美尼亚人的衣服是色萨利式样的，比如长罩袍”；“他们说他们(亚美尼亚人)和米底人同样的对马匹的兴趣都是色萨利式的”。正如特雷纳(G. Traina)所说，亚历山大和塞琉古时代的作家通过神话叙述，为亚美尼亚地区的地名加上了一层希腊滤镜，解释了希腊和马其顿人对当地统治的合理性。除了上述关于服装和马匹的例子，斯特拉波又介绍了他们演绎的伊阿宋(Iason)在亚美尼亚群山间劈出类似希腊色萨利地区的滕比峡谷的说法，“他们认为阿拉克西斯河因为与佩内奥斯(Peneios)的相似性，被阿尔麦诺斯一行人起了与那条河流同样的名字(指与佩内奥斯河的别称同名)，那条河流也被叫做阿拉克西斯(Araxes)，是因为它把奥萨(Ossa)与奥林波斯(Olympos)劈开，形成的裂谷为滕比(Tempe)。”这种说法可能源自一条自西向东贯穿亚美尼亚的河流Erasx，它的名称与希腊语动词“劈开”(ἁπαράσσω)的读音相似，通过将这个读音构拟为佩内奥斯河的别称，麦狄奥斯形象地把希腊色萨利的佩内奥斯河、奥萨山、奥林波斯山和滕比峡谷对应到亚美尼亚的阿拉克西斯河及其周边相似的峡谷地貌。

　　需要强调的是，作为陪同亚历山大出征的将领，麦狄奥斯他们无论是通过亲身所见，抑或间接了解，制造希腊的色萨利地区与为亚历山大征服的前波斯总督区亚美尼亚的文化关联，用意都是在遥远的异国土地制造与家乡有关的亲近感。在罗马将军对本都国王米特里达梯的征战中，亚美尼亚成为罗马人关注的附属国，也更清晰地呈现在希腊文人的视野中。在这一背景下，斯特拉波吸收了前人的文化创造，但更着力于将亚历山大作家的杜撰接纳为希腊人关于亚美尼亚地区的古代记忆，试图说明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早已涉足黑海以东的世界，通过他们遗留在当地的历史影响彰显希腊文化在罗马世界的价值。

　　在结束“古代部分”的演绎后，斯特拉波继续从“当下”的维度来呈现亚美尼亚的历史。首先安条克大帝的两个部将阿尔塔克西阿斯(Artaxias)和札里亚德里斯(Zariadris)趁塞琉古王朝式微瓜分了亚美尼亚；在此之后，阿尔塔克西阿斯的后裔提格兰奈斯(Tigranes)恢复了亚美尼亚的统一，然而，提格兰奈斯不断扩张的势头为罗马将军卢库鲁斯(Lucullus)所遏制，接着，斯特拉波这样概述提格兰奈斯之后的亚美尼亚王朝：“他(提格兰奈斯)的继承者阿尔塔瓦斯德斯(Artavasdes)确实繁荣了一段时间，当时他是罗马人的朋友。但自从他在安东尼与帕提亚人的战争中背叛了前者，他就为此付出了代价……在他之后有几位国王统治，他们都附属于凯撒和罗马人，直到今天(νῦν ἔτι)这里还以同样的方式被统治着。”斯特拉波对罗马内战后期至元首初期亚美尼亚情况的概括简要却富于深意。他提到的阿尔塔瓦斯德斯因在帕提亚东征中背叛安东尼，遭致被俘往亚历山大里亚并最终死在那里的结局。而阿尔塔瓦斯德斯的继任者阿尔塔克西阿斯二世(Artaxias II)后因亲帕提亚的统治立场被废黜。斯特拉波意味深长地谴责背叛者，歌颂“和平”的时代主题(Pax Romana)，指出亚美尼亚的归附为他们赢得了安定的发展机会，并借用“直到今天”这样的表述暗示，一旦他们反叛，终将招致罗马的惩罚和战争。斯特拉波的叙述和省略，将亚美尼亚与希腊神话相关的古史衔接到罗马帝国掌控的“当下”，由此，斯特拉波为这片遥远的东方土地编织了连续的希腊、罗马相关的历史记忆，并隐晦地阐明过去通过神话纳入的边缘地区如今已为罗马军队开拓和认知。

　　另一处可做对照的是印度地区，斯特拉波引用了亚历山大史家麦伽斯泰奈斯(Megasthenes)讲述的狄奥尼索斯(Dionysos)和赫拉克勒斯(Heracles)在印度的故事，其中提到当地一个被称为尼萨(Nysa)的城市和麦罗斯(Meros)山，以及印度河源头附近人们身披兽皮手持棍棒的习俗等等，但斯特拉波明确地指出：“这些(故事)都是为了奉承亚历山大的编造。”斯特拉波对印度神话叙事的揭露，与他对图尔德塔尼亚早期历史的杜撰，以及对亚美尼亚的希腊亲缘关系的接纳呈现明显的对立。这种迥异的态度，表明斯特拉波对不同地区编造与希腊文化渊源的不同立场，源自罗马统治者的需要。

　　由此看来，无论是对《地理志》章节内容的安排，还是对古代和“当下”历史的叙述，斯特拉波的写作风格都呈现出鲜明的建构性；斯特拉波秉持着服务于罗马统治者的实用原则，既通过发掘早期希腊神话传说为“世界”各地区编造与罗马帝国相关的古代历史，同时也在塑造服务于现实中帝国统治秩序的“当代历史记忆”，因而呈现出对历史材料高度的选择性，既表现为前述赫拉克勒斯等神话故事在图尔德塔尼亚、亚美尼亚和印度受到完全不同的运用和评判，也体现在世界各地区与希腊、罗马相关的历史记忆的生成。《地理志》中的历史信息，无论如何不是简单机械地对史料的摘录，斯特拉波很审慎地选择对各个区域的书写视角和写作素材，为的是向他心目中的读者展现“那些值得记忆的事情”。经过选择与建构，斯特拉波把大量继承自希腊人的神话传说和历史知识嫁接、融合和重塑，演化为早期世界如何连成一体的“历史记忆”，它们既是罗马人向外征服的前身，更符合罗马统治者的宣传需求，成为罗马统治“世界”的依据。

结语

　　不难发现，作为一部冠名地理的作品，《地理志》没有一以贯之地围绕科学地理学的论题展开研究；《地理志》中的历史元素也与古典史家追求的历史书写具有本质的差异，即使把它看作某种程度上的“历史”，那也是历史学家应该极力避免的“以记忆为导向的肯定性史学”。斯特拉波无意于像希罗多德或修昔底德那样复现真实的过去，他对以荷马史诗为代表的希腊神话以及建立在它之上的文化传统始终报以崇信和再造的态度；不仅如此，斯特拉波太关注作品对于当代的有用性，追求实用价值，以致让对过去的书写服务于对现实秩序的解释，透露了他迎合同时代罗马统治者的立场。如果说，19世纪欧洲民族国家的权力开始扩张，刚刚职业化的历史学科倾向于充当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柱，由此导致了一种具有特定轮廓的宏大叙事的撰史模式的流行，那么斯特拉波的作品无疑体现了帝国形成之初尚在萌芽阶段的类似史学倾向。

　　在这个意义上，斯特拉波的《地理志》搭建了连接逝去的古典世界和罗马统治的“现在”的桥梁，不失为一部意在解释当下世界的重要作品，却长期因作品名称的误导，以及作品内容的繁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时代剧变和身份转换的冲击下，斯特拉波缔造了属于他的时代的既普遍又多维的“历史记忆”。在研究罗马史的过程中，被征服的希腊往往被置于相当边缘的地位，但斯特拉波无疑向我们展示了统治辽阔而多元的罗马帝国仍然有赖于希腊文化的辅助。通过对希腊文化的重塑，斯特拉波构建出与帝国统治适配的世界各地区共同的历史记忆，而谱写共同历史记忆的希腊文化由此升华为帝国统治的基石。正如阿兰•梅吉尔所说：“当认同变得不确定时，记忆的价值就会上升。”因此，发掘穿插于《地理志》中的历史记忆，既有助于补充来自公元前后一世纪“衰败的希腊”的鲜活声音，更能够为研究相关古代作家提供一种可尝试的路径。

　　（注释略）

　　（作者：陈莹，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希腊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