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国际贸易背景下佛罗伦萨的家族兴替与城市空间的变迁

内容提要：在新航路开辟之前的14、15世纪，国际经济和政治格局就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亚欧大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和交往大大增强，深刻影响到沿线的区域和城市，意大利内陆腹地的托斯卡纳地区和佛罗伦萨城市就位列其中，并得到迅速发展。由于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商路得到加强，这一时期出现了国际贸易由陆路向海路的转移，也催生了一大批成功的商业家族。这批因国际贸易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家族推动了佛罗伦萨的崛起，他们一方面积极参与政治，推动意大利城邦共和制度向家族主导的政治模式转型，另一方面则借助城市空间的改造凸显身份，与旧式家族拉开差距，亦与平民阶层展开竞争，通过在城市中建造宅邸、赞助文化、控制街区，提升了家族在城市中的地位。这些举措不仅强化了家族在城市中的政治权力，使佛罗伦萨的共和体制更加趋向精英化，也重塑了城市的空间结构，促进了佛罗伦萨艺术的发展，从而刺激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兴起。

关键词：佛罗伦萨　文艺复兴　城市国家　新兴商业家族　城市空间

　　21世纪以来，学界越来越倾向于重新考察大航海时代，强调中世纪的世界联系，亦关注西、葡以外，尤其是从意大利出发重撰世界史。对人和物流动的研究固然可以补充国别史视角，但还应增强区域的视角。在新航路开辟以前，亚非欧(Afro-Eurasia)的交往就已经存在，14、15世纪，国际贸易的重心转向海路，城市也更加繁荣，这两种趋势相互促进。在此背景下，意大利是如何被卷入世界，与欧洲以外的广阔区域建立联系并被改变的呢？

　　这时期意大利最令人瞩目的是共和体制和文艺复兴。佛罗伦萨尤其显著，由行会建立过两次平民共和，分别是1250—1260年的第一次平民政权和1282年至14世纪初的第二次平民政权，确立了工商业者对封建家族的优势，1293年，行会选出的“长老(Priori)”组成的执政团(Signori)颁布《正义法令》(Ordinamenti di Giustizia)，将147个基伯林派和圭尔夫派的家族逐出政府，平民政权亦设立“正义旗手”以压制家族势力。平民政权开启的共和体制一直延续到15世纪末，然而，这一体制不断受到精英阶层侵蚀，形成了权贵(optimate)主导下的共和体制，加强了对选举的控制，不断削弱行会的力量，尤其是1382年阿尔比齐家族主导下的政府和1434年美第奇家族主导下的政府，都愈加保守和集权，家族集团之间的斗争也日趋激烈。然而，在此过程中，佛罗伦萨也孕育出了辉煌的文艺复兴。学界对这种转变给出了各种解释。20世纪40—60年代，受年鉴学派影响，且得益于新发现商业账簿，洛佩兹、德鲁弗、米斯基敏等一大批经济史家推动了佛罗伦萨经济史研究，且提出经济衰退与文化繁荣同步的悖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社会史盛行的时代，涌现出布鲁克尔、肯特夫妇、魏斯曼、特雷克斯勒等学者，他们注重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城市社会组织，关注城市中的街区、节庆、仪式，同时，学界也开始关注城市本身的建设。到20世纪90年代，学者们对城市与权力的关系做了更深入的讨论，重视起城市空间及其背后的政治因素。如特雷克斯勒探讨地方精英和各种社会群体是如何利用城市空间、仪式进行博弈的，更加注重城市空间的社会意义。此外，我们还有必要将佛罗伦萨置于国际贸易背景下，考察其经济、政治和文化变迁，从而深入理解共和体制和文艺复兴的发展演变。

一、佛罗伦萨的国际贸易与家族兴替

　　14、15世纪，意大利与东方的国际贸易有了较大发展，五大行会(呢绒业、金融业、羊毛业、丝绸业、医药)成为推动佛罗伦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家族和阶层也随之分化，形成精英家族集团，并带动了城市繁荣。这种变动不仅与欧洲内部结构性转型有关，也与这一时期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动有关。

　　在此之前，东西方商路主要有3条：北线是从塔纳、卡法、萨莱直到阿力麻里的草原商路；中线从地中海经两河流域到波斯和中国；南线是从地中海经波斯湾到印度洋的海路。在这些商路上，欧洲主要出口贵金属和原材料，后来又产出纺织品，换取东方的丝绸和香料。但是，伊尔汗国衰落，帖木儿崛起、奥斯曼扩张、土库曼游牧部落在波斯西部的混战，都导致了该地区的动荡，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于1291年攻陷十字军港口阿卡，1337年又并入小亚细亚港口阿亚什(Ayas)，这些都阻碍了意大利与东方的贸易。然而，1344年，教皇取消了对埃及马穆鲁克的禁令，使东西方商路的重心逐渐南移。通过埃及马穆鲁克政权控制下的红海，意大利与印度洋建立了联系。

　　14世纪起，印度洋贸易非常活跃，众多港口和枢纽组成了一张庞大的贸易网络，烘托起一个蓬勃的印度洋经济世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与也门的拉苏里德王朝激烈竞争，控制了麦加的吉达港，从而使卡利卡特商船绕过亚丁直接运来香料。近年来在阿联酋拉斯海马(即当年的朱尔法港)考古发现的大量瓷器，证实了东西方贸易达到的新高度，也表明波斯湾入口兴起的霍尔木兹国已成为连接印度和波斯的重要通道。印度古吉拉特和马拉巴尔海岸的商人也积极参与印度洋商贸，坎贝湾诸城、奎隆、卡利卡特等城市有大量来自阿拉伯半岛南部的穆斯林商人群体，在促进贸易的同时也改变着印度西海岸地区的信仰。东非的斯瓦希里城邦，北至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南到莫桑比克，都积极参与印度洋贸易，用东非内陆的黄金、象牙、奴隶与印度的纺织品、中国的瓷器进行交易。东南亚也出现了重大变化，马六甲苏丹国成为印度洋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并且为明朝的郑和船队提供了重要支持。印度洋贸易繁荣到足以吸引东西方都加入进来。

　　正是在这种国际环境的变化中，佛罗伦萨大力发展港口。它顶住热那亚甚至法国的压力，于1406年占领了比萨，1421年又从热那亚手中购买了比萨港和利沃诺，从而获得出海口。14世纪时，意大利船主纷纷放弃加莱桨帆船，选择了航行较慢、防御较差，但船型更大、装载更多的卡拉克帆船(carracks)，用于运输大宗货物。这大大降低了航运费用，同时期发展的海上保险业则大大降低了商人的风险，促进了海上贸易。意大利史家梅利斯认为这是堪与11世纪“商业革命”和13世纪“航行技术革命”相提并论的“运输革命”。佛罗伦萨还于1420年仿照威尼斯组建护航船队，次年建立“海洋部”(Consoli di Mare)，在地中海贸易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14世纪80年代佛罗伦萨发明的复式簿记也进一步推动了海外商业的发展。这一时期，意大利基本上摆脱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干涉，教皇也陷入阿维农之囚，佛罗伦萨与米兰、威尼斯、罗马、那不勒斯于1454年通过洛迪协议达成均势，保证了和平的环境。

　　经济地理的变动成为佛罗伦萨商人发展的契机，他们积极参与更广阔空间的商业活动。巴尔迪、佩鲁齐、阿齐亚乌利、斯卡利等一批以家族为核心的大商业公司兴起，分公司遍布巴塞罗那、马赛、突尼斯、近东各口岸，尤其是垄断了那不勒斯的谷物贸易。西北欧是东西方贸易网络的西部终端，这里也成为佛罗伦萨商人的重要目的地，在布鲁日、伦敦等地都有商站。佛罗伦萨还想要加入与东方的贸易。1422年，佛罗伦萨政府派费利切•布兰卡齐(Felice di Michele Brancacci)出使埃及，与新任苏丹巴尔斯拜(Barsbay，1422—1438年在位)洽谈商业合作事宜。为了同威尼斯竞争近东商业特权，他希望苏丹能够承认佛罗伦萨的商业伙伴关系，准许佛罗伦萨人在埃及建立商站，使用佛罗伦萨金币。早在15世纪初，佛罗伦萨就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商业据点，但未获成功，于是罗德岛吸引了一批批佛罗伦萨商人，包括美第奇家族，他们与近东有着密切的往来，构成了一张广泛的网络，将佛罗伦萨与东方连接起来。君士坦丁堡一沦陷，佛罗伦萨就启动了与奥斯曼苏丹的谈判，佛罗伦萨商人往伊斯坦布尔大量出口呢绒，与奥斯曼苏丹保持了良好的关系。

　　佛罗伦萨商人甚至还借助航海先驱葡萄牙和西班牙而远达东方。西班牙的瓦伦西亚、葡萄牙的里斯本成为佛罗伦萨商人聚居较多的地方。坎比尼(Cambini)家族公司15世纪时就在里斯本从事贸易和银行业，其代理人马基奥尼(Marchionni)在里斯本从事与大西洋岛屿、西非、印度的贸易，销售马德拉的蔗糖、印度的香料、几内亚的奴隶，在15世纪80年代甚至成为里斯本最富裕的佛罗伦萨人。当1498年葡萄牙绕过好望角时，马基奥尼的一个秘书于1508年给佛罗伦萨写信，汇报这一重大信息和未来可能的牟利，认为香料即将被从威尼斯人和埃及苏丹手中夺取，建议将比萨辟作香料转运港，从而将其打造成新的威尼斯。马基奥尼资助了韦斯普奇和达伽马的航行，他的一个儿子还于1518年前往印度。里斯本的另一位大商人塞尼基(Girolamo Sernigi)资助了1499年起前往东方的多次航行，最重要的一次是1510年前往马六甲。斯特罗齐家族的皮耶罗(Piero di Andrea Strozzi)成功前往东方，并且还为其佛罗伦萨的亲戚留下一笔遗产。1503—1504年，佛罗伦萨人乔万尼•恩波利(Giovanni da Empoli)随葡萄牙船队到印度西海岸，了解这里的香料销售情况，并且在给其父的信件中留下翔实的记录。他也得到过里斯本的佛罗伦萨人的资助，包括马基奥尼和塞基尼。这表明佛罗伦萨的商人已经能够充分利用国际局势变化带来的机遇，并且形成同乡网络，大力向世界各地拓展了。

　　同致力于国内活动的中小行会相比，大行会和大家族公司的商人主要从事国际性的外贸进出口、借贷和投资等，一方面从事羊毛的进出口，另一方面贷款给欧洲的王室，这使他们富甲一方，也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编织一张商业网络，构成了一个以佛罗伦萨为中心的商业帝国。随着国外商业活动的增多，国际商业矛盾大为增加，为了有效进行司法裁决，1308年，佛罗伦萨行会上层的商业精英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而决定组成一个联盟，由五大主要行会的国际商人和银行家组成了商会(Mercanzia)，主要是为了解决国际贸易中的争端问题，隶属不同行会的成员凡是在国外贸易中遇到公司破产、商业争端等问题都可以上诉到这里。实际上，它起到一个国际商业法庭的作用。商会建立之后，也逐渐渗入行会和城市政府，削弱行会对政府的控制，干预行会领袖的选举，由出身大商人家族的人担任，商会也干预政府选举，从而在保留行会政府体制的同时将其改造成为精英控制。14世纪初的几十年，长老人选通常来自斯特罗齐、阿尔比齐、利齐、鲁切莱、阿齐亚乌利等几个家族，而小行会的成员逐渐被排斥在外。

　　通过这次转型，大力参与国际贸易和金融业的家族兴起。一方面，老家族出现分化。13世纪末，圭尔夫派有三分之二的家族涉入国际贸易或金融业，但基伯林派的家族则固步自封。圭尔夫派内部也形成了两大派别，造成黑党与白党之争。根据时人蒂诺•康巴尼的记载，白党凭借商业财富咄咄逼人，极其铺张炫耀，引起老贵族为主的黑党的厌恶。黑党领袖多纳蒂家族虽然并非商人阶层，但黑党成员有不少作为教皇贷款人，如斯皮尼、巴尔迪家族，与银行家切尔基家族为首的白党针锋相对。14世纪时，顺应时代潮流进行转变的有巴尔迪、切尔基、弗莱斯科巴尔迪、斯卡利、帕齐等家族。另一方面，平民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上层平民与新兴家族获得了对城市的控制。事实上，平民是一个很广的范畴，它既包括社会中下层的劳工(popolo minuto)，也包括上层的大商人(popolo grasso)，甚至还有不少大家族掺杂其中。这一时期，掌握商业和金融资源的平民家族登上历史舞台，形成新的政治势力，如美第奇、阿尔比齐、利齐、阿尔伯蒂、斯特罗齐、鲁切莱、佩鲁齐等家族，都是积极从事贸易、金融和生产的家族，甚至担任过平民政权的领袖。退出工商业的有阿奇亚乌利、马基雅维利、塞拉利等家族。佛罗伦萨的家族由此实现了新老交替，经济成为区分佛罗伦萨新老家族的标准。新式家族尤其依赖家族成员进行公司的管理，如15世纪上半叶依靠教廷银行业和投资丝织业以及日益扩大的世界市场而兴起的巨贾托马索•斯皮内利，就大量雇用家族的亲戚进行管理。许多其他家族也存在类似情况。

　　随着佛罗伦萨进入世界市场和商会的成立，作为此前平民政权基础的行会也出现了分化：行会上层逐渐与新兴的商业家族合流；行会下层日益贫困，被排挤出行会和政府的劳工(Ciompi)甚至在1378年发起暴动。商会逐渐从行会政府手中获得商业司法权，14世纪30年代起在行会委员会占主导地位。政府中的公职由这些新兴家族把持。尤其是14世纪后半叶，出现了十人委员会(balìa)，公职对大家族成员开放，由他们担任城市代表和外交官等，许多大家族的成员都担任过这个职务。这个机构甚至成为大家族煽动底层民众颠覆政权的工具。至此，各家族不再使用武力和内斗解决内部矛盾，而是采用更加隐蔽的方式。他们依靠家族联盟，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争权夺利。如14世纪的两大家族集团，分别以阿尔比齐家族和利齐家族为首，前者包括佛罗伦萨最显赫的贵族家族，如斯特罗齐、鲁切莱、帕齐等，后者包括阿尔伯蒂、美第奇、阿齐亚乌利等新富家族。这些新兴商业家族已经成为佛罗伦萨权力的基本单位，它们通过赞助相互竞争，并尽可能多地聚拢起城市中的支持者，攫取和独占城市的权力。然而，所有的家族还都要靠相互合作和制约在城市中生存和发展。总之，它们之间既有合作，也充满了各种竞争；除了政治角力，还有文化上的竞争。

二、新兴商业家族的私人空间改造

　　经历了经济结构变迁的佛罗伦萨家族得以复兴，财富集中到少部分家族手中。根据1427年佛罗伦萨的财产申报档案，在9821个纳税单位中，有3608个是带有家族姓氏的，其中88%集中于百余个最富有的大家族。这个比例表明，佛罗伦萨城市中的家族正在经历大规模整合。而且，家族姓氏成为联结家族成员的纽带。家谱在这时期大量出现，大家族通过家族档案和口耳相传的往事，尽量将本家族的源头追溯得更久远。家族利用文化建立起新的认同，也通过城市中的家族空间打造进行宣传。

　　商人家族的财富和地位变化改变了城市空间结构，使临街而立的独幢别墅取代了聚族而居的混乱布局。

　　12世纪时，家族往往盘踞在城市的特定区域，将其变成家族或家族联盟的领地。如洗礼堂南边的两个街区住着美第奇家族和阿迪玛利家族，市中心的老市场附近住着斯特罗齐家族和托尔纳昆奇家族，维基奥宫周围原来是乌贝尔蒂家族的住宅群，更东边的圣十字教堂周围则住着佩鲁齐家族和阿尔伯蒂家族。这些家族聚居地相距不远，比邻而居，有的却成为死敌。大家族的块状聚居模式使佛罗伦萨的城市肌理显现出混杂性，产生许多封闭街区。家族之间以联姻、友情、经济利益结成同盟关系，相互扶持，利益相关的家族密切相连，构成更大的封闭空间单位。譬如，基伯林派和圭尔夫派的分野影响到其住宅空间，乌贝尔蒂家族、兰贝蒂家族、阿米黛家族都居住在老桥附近的圣斯提法诺教堂周围，他们的封闭街区构成基伯林派的共同地域基础；而圭尔夫派内部则分为南北主干道鞋匠路(Via Calzaiuoli)中段以东的切尔基家族地盘和北边不远处的多纳蒂家族地盘。为了防御，家族在自己的地盘上建造塔楼，高约70米，12—14世纪共有175座塔楼。对垂直空间的争夺也成为家族之间竞争的手段，家族形成以塔楼为中心的聚居社区。这使佛罗伦萨被称为“塔楼社会”。

　　13世纪末，已有家族建造宏伟的家族宅邸，如弗莱斯科巴尔迪、佩鲁齐、斯皮尼等家族，但聚族而居的痕迹仍可见。直到14世纪，宅邸立面才不再朝内，而是临街。富商开始将住宅区与生产区隔开，过去往往是底层用作仓库或店铺，二楼用于住宿，现在则是店铺和住宿分隔开来，宅邸底层一般设有用于接待或展示的中庭。新兴家族意识到，这是一种彰显地位的新方式。14世纪下半叶，羊毛商和教廷银行家达维齐家族建造的宅邸(今Palazzo Davanzati)就是如此。普拉多商人弗朗切斯科•达蒂尼在佛罗伦萨城内有三处店铺，但其从1399年起搬到托尔纳昆奇广场，实现住宅与店铺分离。丝绸布匹商人安德烈亚•班奇(Andrea Banchi)1430年左右搬离圣玛利亚大街上的店铺，住到老桥另一边的巴尔迪大街上。这一时期，有的家族甚至完全放弃了宅邸的商业功能，通过独幢别墅体现其在城市中的政治意图。

　　最具代表性的当属1444年美第奇家族在城中心北边建造的雄伟宅邸，即拉尔加路(今加富尔大街)上的美第奇宫。15世纪30年代，柯西莫•美第奇请米开罗佐将宅邸周围的空间清空，建造起一幢独立的三层住宅，底层也不再作为商铺，而是形成完全封闭式住宅。整幢建筑由巨大的石块建造，密不透风，犹如城堡，而内部则有精美的中庭。宅邸外有一圈石凳，供门客附庸求见等待或举办节庆典礼时使用，求见的人越多，越能彰显宅邸主人的社会地位。美第奇家族宅邸修建起来之后，立刻有数十个家族模仿，形成一股风尚，改变了佛罗伦萨的城市建筑面貌。有的宅邸除了临街，还在门前建有广场和凉廊，使建筑整体看起来更加豪华气派。鲁切莱家族、皮蒂家族、斯特罗齐家族对美第奇家族或追随，或竞争，使临街而立、古典风格的宅邸从此成为主流样式，也成为家族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托马索•斯皮内利在商业上成功以后，请米开罗佐为其位于圣十字教堂一带的家族聚居处建造了斯皮内利宫，充满艺术感的楼梯和宅邸庭院，尤其是装饰性的柱头，卓然不同于佛罗伦萨其他宅邸，甚至胜过美第奇宫。他还为圣十字教堂建造了一座回廊和家族礼拜堂。可以看出，这些新富家族通过各种途径增强其在城市社会中的可见度和知名度，这些宅邸还有一个重要功能，那就是凝聚家族各分支，壮大家族力量。这也是家族不遗余力修造豪华宅邸的动机。

　　一些家族也将自身国际交往的经历投射到城市空间中。乔托于14世纪20年代在圣十字大殿为巴尔迪家族创作礼拜堂壁画，描绘了圣方济各到埃及劝说苏丹皈依的场景。这体现出其赞助人里多尔夫•巴尔迪有广泛的海外联系，巴尔迪公司代理人佩戈罗蒂就写过一本介绍东方信息的商业手册。同在圣十字大殿，阿尔伯蒂家族凭借财力和地位租赁了主礼拜堂地下的墓地，于1390年前后请乔托的学生阿格诺罗•加迪(Agnolo Gaddi)绘制了主礼拜堂壁画《真十字架的传说》。之所以选择这个近东主题，一方面是由于方济各会的意愿，另一方面与阿尔伯蒂家族的东方商贸也有密切关联，阿尔伯蒂家族的族长贝内代托(Benedetto di Nerozzo degli Alberti)1387年迫于圭尔夫党的压力而被流放，就前往近东，并去世于罗德岛。

　　丝绸商人费利切•布兰卡齐1422年出使埃及，其日记中记载了在开罗处处被索取小费。他回国后在政治上获得很大成功，对其埃及之行大力渲染，赞助了圣母圣衣大殿中其家族礼拜堂的圣彼得主题壁画，其中马萨乔绘制的《交税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在埃及的经历和被索贿的强烈感受。费利切•布兰卡齐出使埃及是佛罗伦萨组建护航船队和“海洋部”之后的第一项任务，也是一件轰动佛罗伦萨的大事。1423年，斯特罗齐家族的帕拉(Palla Strozzi)请法布里亚诺为其位于圣三一教堂的家族礼拜堂绘制《三王来朝》祭坛画。此后几十年，佛罗伦萨出现大量家族赞助的该主题作品，如戈佐利、波提切利、利皮等，以及后文提到的美第奇家族推广三王崇拜，也可以放在佛罗伦萨护航船队从埃及归来的背景下理解，体现了国际交往对城市家族文化的影响。

　　由国际贸易发迹的托尔纳博尼家族和阿尔比齐家族联姻时订购的绘画中，模仿当时远洋使用的卡拉克帆船，描绘了希腊神话中的阿尔戈英雄号，该船目的地是黑海东岸，暗示了该家族在黑海东部地区的经营。托尔纳博尼家族的菲利普(Filippo di Filippo Tornabuoni)于1459年随佛罗伦萨护航船队驶往黑海和伊斯坦布尔，其叔父菲利普(Filippo di Francesco Tornabuoni)于1461年也航行到伊斯坦布尔，该家族的联络人贝内代托•戴也于1460年和1471年前往伊斯坦布尔。阿尔比齐家族也充分利用了佛罗伦萨的护航制度，卢卡(Luca di Maso degli Albizzi)于1424年前往巴塞罗那，托洛萨作为外交官于1429—1430年前往佛兰德尔和英国，1429年甚至被任命为佛罗伦萨护航船队的船长。安东尼奥(Antonio di Luca degli Albizzi)于1461年为佛罗伦萨和英国的商船护航船队担任领航员。这种依靠视觉形象宣传自身与国际贸易密切相关的情况在佛罗伦萨的家族中普遍存在。

　　新兴家族还通过赞助礼拜堂进行家族历史叙事，借由壁画等视觉工具宣传自身荣耀。城东的圣十字大殿集中了佩鲁齐、巴尔迪、卡瓦尔坎蒂、切尔基、阿尔伯蒂、马基雅维利等家族的赞助，他们竞相邀请著名艺术家在家族礼拜堂中绘制壁画。城西的圣三一教堂也集中了各家族的赞助，有斯特罗齐、达旺扎蒂、斯皮尼、斯卡利等家族的礼拜堂，这些家族的宅邸也都在教堂附近。如1420年前后委托画家在礼拜堂绘制圣母主题壁画的萨林贝尼家族，其宅邸就在圣三一教堂对面。南岸区的圣母圣衣大殿、圣神大殿也是附近众多家族的展示空间。

　　城北的新圣母大殿得到鲁切莱、巴尔迪、斯特罗齐、利齐、托尔纳昆奇等家族的赞助，成为众多家族的竞赛场。鲁切莱家族请建筑师阿尔伯蒂为其建造宅邸后，又于1456—1470年间请其设计新圣母大殿的正立面，并刻有赞助人的名字：“乔万尼•鲁切莱，保罗之子，1470年”(Iohanes Oricellarivs Pav. F. Ansal MCCCCLXX)。鲁切莱家族还在新圣母大殿购置一间礼拜堂，邀请艺术家为其绘制壁画。巴尔迪家族在圣十字大殿和新圣母大殿都有赞助，1335年购置了新圣母大殿的一间礼拜堂，委托画家在三面墙上绘制了展现教皇格里高利一世生平的壁画。托尔纳博尼家族将其与美第奇、阿尔比齐等家族的联姻表现在礼拜堂中。乔万尼•托尔纳博尼请画家基兰达约在新圣母大殿的主礼拜堂壁画中描绘了该家族的已逝女性：乔万尼的姊妹吕克雷齐娅(即皮耶罗•美第奇的夫人、洛伦佐•美第奇的母亲)和蒂亚诺拉(嫁给了托马索•索德里尼)，乔万尼的夫人弗朗切斯卡•皮蒂、母亲玛利亚娜•圭恰蒂尼、儿媳乔万娜•阿尔比齐。这些女性将托尔纳博尼家族与佛罗伦萨许多大家族联系起来：美第奇家族、阿尔比齐家族、皮蒂家族、索德里尼家族、圭恰蒂尼家族，体现了托尔纳博尼家族的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本。

　　在城北，圣洛伦佐教堂则是美第奇家族单独赞助建造的教堂，15世纪30年代，柯西莫•美第奇出全资修建了这座教堂，还赞助圣马可教堂和圣母领报大殿，以及众多艺术家。在美第奇家族崛起以后，很多依附于它的家族都通过礼拜堂壁画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其与美第奇家族的关系，如萨塞蒂家族在圣三一教堂的家族礼拜堂壁画中就将自己与美第奇家族画在一起。这与托尔纳博尼家族在新圣母大殿隐晦表现自己与美第奇家族姻亲关系的做法如出一辙。

　　作为美第奇家族对手的斯特罗齐家族，从14世纪中叶就开始通过国际呢绒贸易发财，成为佛罗伦萨最富裕的家族之一。帕拉•斯特罗齐与其父都希望在圣三一教堂赞助一间礼拜堂作为家族墓地，还收藏有大量希腊和拉丁手稿，并且与人文主义学者广为交往，也希望像美第奇家族那样建一座图书馆。遗憾的是，当美第奇家族崛起后，斯特罗齐家族由于牵涉阿尔比齐阴谋而被流放(1434—1462年)，直到菲利波•斯特罗齐时期，他才继承祖父和父亲的遗志，建造了气派的斯特罗齐宫，并且在新圣母大殿购置一间礼拜堂作为家族墓地，1487年委托画家菲利皮诺•利皮绘制与自己同名的圣菲利波的生平。当然，在新圣母大殿的新礼拜堂绘制壁画也要经过美第奇家族的首肯。

　　可见，依靠国际贸易的新兴家族很少再像旧式家族那样公开对峙，也摈弃了此前“塔楼社会”的住宅模式，发展起独幢宅邸，利用文化符号含蓄地表达立场和进行竞争。当然，它们控制城市公共空间的野心丝毫没有减弱。

三、新兴商业家族的公共空间争夺

　　13世纪后期，平民政权将公益理念植入城市空间，如市政厅、大教堂、广场，笔直宽阔的道路和开放的公共空间集中体现了公民意识和共同体精神。欧洲城市布局在这一时期也都发生了类似的变化，更加规则、开阔。然而，进入14世纪，新兴商业家族不仅利用私人空间攀比，也在公共空间中角逐。

　　首先，新兴家族在城市结构中仍占有一席之地，并强化了自身存在。

　　平民政权时期，1284年建造的新城墙使城区面积比12世纪末扩大了5倍。大量郊区(contado)移民都因此获得市民权，成为行会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平民政权在旧的城墙废墟上建造了宽阔的环城道路，保证了贸易畅通，也加快了城市内外的交通，如南岸区的马乔路(via Maggio)、跨越阿尔诺河的圣三一桥，可以使士兵从南门迅速进入内城，加强治安。平民政权还对扩建后的城市重新分区，原来是根据城门分成4个区(quartieri)，分界线曲折不平，可能是考虑到家族势力范围。平民政权将城区划分成6个新区(sesto)，界线比较直，体现了平民政权对城市控制的加强。每个新区都享有自治，可以选举4─6人的行政团，正义旗手也是在这些新区中选举出来的，他们在危急时刻可以拿起武器支持城市政府，而且其不同颜色的旗帜体现了所属的街区。平民政权还拉拢新区的商业精英，如南岸区(Oltrarno)的巴尔迪家族、弗莱斯科巴尔迪家族，圣潘克拉奇奥区(San Pancrazio)的柯西家族、玛涅利家族，圣皮埃罗马焦雷区的切尔基家族、帕齐家族，圣皮埃罗谢拉吉奥区(San Pier Scheraggio)的卡瓦尔坎蒂家族、帕尔齐家族，大教堂门区(Porta Duomo)的阿米埃里家族。通过这些措施，原来各自为政的城市区域被整合起来，平民政权按照自己的意图将城市空间纳入新的框架。

　　虽然平民政权对城市空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使其尽可能符合平民阶层的利益，但家族从未真正退出过历史舞台。到了1343年，平民政权时期的城市分区被取缔，6个区又被分为4个区，每个区分为4个旗手街区(gonfaloni)，全城一共包含16个街区。每个街区是一个基本的自治单位，可以推选一个成员(旗手)进入市政府。由此，新兴家族仍在街区占主导地位，如南边圣神区的巴尔迪家族、科尔西尼家族、索德里尼家族，东边圣十字区的阿尔伯蒂家族、佩鲁齐家族，西边新圣母区的斯特罗齐家族、鲁切莱家族、利卡索里家族、布恩黛尔蒙蒂家族，北边圣乔万尼区的阿尔比齐家族、利齐家族、美第奇家族、阿迪玛利家族。可以发现，各大家族的势力范围基本上没有变化。以美第奇家族为例，14世纪末搬离市中心，前往北边的圣洛伦佐教堂周围居住，但其附近又出现了一个聚居区，附庸家族和党羽都居住于此。1427年佛罗伦萨财产申报档案显示，有31个使用美第奇姓氏的纳税家族都集中居住在圣洛伦佐教堂附近。连接圣马可教堂和圣洛伦佐教堂的拉尔加路成为美第奇家族集团的聚居区，这里可以更加便利、安全地通往美第奇家族在北边郊区的老家穆杰罗镇。可以看出，虽然有家族更迭，但总体而言，新兴家族在城市中占据特定街区，形成势力范围。

　　平民政权严加限制家族空间的做法也最终失败。平民政权曾勒令贵族家族降低塔楼高度，从70米降到29米以下，而且规定所有的私人塔楼都不能高于当时新建的市政厅——巴尔杰罗宫(Bargello)的塔楼。这样做是为了抑制家族之间的战争和削弱家族的权力象征。平民政权还禁止权贵家族占用公共空间，尤其是城墙、桥梁、道路、广场等，禁止道路被未经允许的商业活动堵塞。平民政权在扩建道路时，使新建的奇马托里路横穿切尔基家族的街区，让圣普罗柯罗(San Procolo)路像根钉子一样楔入多纳蒂家族的街区，以此破坏两大家族根深蒂固的势力范围，使巴尔杰罗宫成为新的地理中心。

　　但是，这些街区改造并没有彻底剥离家族与街区的联系。到了14世纪，家族仍然集中居住在市中心，控制着各个街区。巴尔迪家族、弗莱斯科巴尔迪家族、科尔西尼家族等控制着南岸区，阿奇亚乌利家族、达旺扎蒂家族等控制着博尔戈区(Borgo)，鲁切莱家族等控制着圣潘克拉奇奥区，美第奇家族等控制着大教堂门区，阿尔比齐家族、利齐家族控制着圣皮埃罗马焦雷区，斯卡利家族、佩鲁齐家族、阿尔伯蒂家族等控制着圣皮埃罗谢拉吉奥区。虽然塔楼失去了防御性功能，被改造成店铺和工场，但家族宅邸及其周围的附庸住宅依然有密切的联系。这无疑将此前平民政权努力破坏的结构重又恢复了。

　　其次，家族也渗入公共空间，整合街区，加强对邻里街区的控制。

　　平民政权强调城市共同体，削弱家族认同，将施洗约翰节和五月节打造成城市政府主导的重要节庆活动，旨在建立所有市民对城市的认同。尤其是施洗约翰节，这个从6月22日到24日连续三天的庆祝活动是用来纪念佛罗伦萨城市保护神的。维拉尼记载了1283年的施洗约翰节：以圣约翰洗礼堂为中心，到处铺满华丽的布料，人们穿着白色的袍子盛装游行，整个城市都洋溢在欢乐中。施洗约翰俨然成为城市政府的化身，接受各个家族、团体、街区、教俗群体的致敬。

　　但是，14世纪起，家族开始争夺这个节庆的主导权，15世纪甚至出现“仪式革命”，仪式的主动权被美第奇家族掌握。1434年，柯西莫•美第奇开始力推“三王来朝”节，以此作为本家族象征，甚至在宅邸的礼拜堂中也绘制该主题的壁画。三王来朝节游行与施洗约翰节的不同，重点是经过美第奇宫，到达象征“伯利恒”的圣马可教堂，将这里视作耶稣诞生的马槽。到15世纪70年代，洛伦佐•美第奇不再支持施洗约翰节，政府也大量减少了施洗约翰节的支出，同时立法限定节庆服装和消费支出。

　　借助国际贸易发迹的美第奇家族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该家族12世纪迁到佛罗伦萨，生活于老市场附近，14世纪中叶发迹后开始搬到北边近郊处的金狮街区(Lion d'oro)及旁边两处街区。许多仰仗其庇护的家族随之迁居至此，迫使原来的住户迁徙别处。美第奇家族的家族教堂圣洛伦佐教堂就是在其附庸基诺里家族的土地上建起来的，也对所有附庸家族开放。洛伦佐•美第奇将家族控制范围拓展到北边城门处，向南则延伸到阿尔诺河以南。以城南的绿龙街区为例，此处有布兰卡齐、索德里尼、卡波尼、塞拉利、马奈蒂等家族相互联姻，经济上相互依赖，共同控制街区。为了渗透这处街区，美第奇家族拉拢皮蒂、卡波尼、巴托里尼、多纳蒂、索德里尼几个家族，打压布兰卡齐家族、塞拉利等家族。1434年美第奇家族上台后，布兰卡齐家族因与美第奇家族的对手斯特罗齐家族有联姻而被驱逐，其他敌对家族也被依次赶走。同时，美第奇家族扶持新家族，如科尔索家族的阿里戈(Arringo di Corso)，出身阶层较低，但进入绿龙街区的精英圈，能够获得其他家族的贷款，甚至还当选十人委员会的成员。像这样崛起的家族不在少数，如斯卡拉蒂、法托尼、萨索、邦西、安提诺里、普利埃塞等家族，从无名之辈到重要家族，甚至进入城市政府。他们也在街区建造宏伟的宅邸，甚至建在那些被美第奇打压的家族宅邸的旧址上，从而实现了家族的更替。美第奇家族扶持三王来朝兄弟会，洛伦佐•美第奇甚至加入多个兄弟会，如三王来朝、圣保罗、圣多梅尼科、圣安妮等，积极参加它们的仪式活动，借此渗入行会和邻里，操纵街区和社会基层。

　　此外，平民政权打造的公共空间被大家族继承，也成为家族间竞争的重要目标。平民政权取代贵族政权后，建造市政厅、市政广场、大教堂以彰显平民权力。平民政权于1250年建立后，在城市最东边城墙处建造了巴尔杰罗宫，1298—1314年在其西南边不远处建造了市政厅(Palazzo dei Priori，即今维基奥宫)。之所以选择此处，是因为平民政权1258年打败了基伯林派领袖乌贝尔蒂家族，下令将其家族宅邸铲平，以此顶部布满垛口的市政厅象征对家族的权威。市政厅广场被打造成一个严肃的政治中心，不仅附近的家族被迁走，而且所有房屋都要按照政府的规定统一立面，广场上杜绝任何商业活动。平民政权也赞助建设大教堂，1294年决定在圣蕾芭拉塔教堂旧址上重建一座新教堂。著名建筑师阿尔诺夫(Arnolfo di Cambio)受委托负责工程初始部分。平民政权夷平了大教堂周围的家族陵墓，以削弱家族对附近街区的控制。从大教堂经由市场到市政厅，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中心被作为中轴线的主干道鞋匠路连在一起，道路两边的房屋立面规范整齐，体现了平民政权的权力。

　　然而，家族仍然在公共空间竭力争夺政治话语权。市政厅的修建就与多纳蒂家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墙垛体现了该家族的尚武和好大喜功。平民政权并未摧毁所有家族的塔楼，只是责令其降低高度。平民政权大力改造的公共空间也被家族继承。大教堂工程由于缺乏资金，于13世纪末就停止了，数十年后才由羊毛行会继续推进，佩鲁齐、鲁切莱、巴尔迪、美第奇等家族参与赞助，讨论教堂穹顶和乔托钟楼的建造问题。市政广场上最能体现新家族的建筑就是商会大厅。因国际贸易催生的商会1359年决定建造一座商会大厅，由平民政权为其划拨了广场东北边一处地方，数月后又拨付500弗罗林的贷款。这座建筑成为新兴商人家族的重要符号。市政厅旁边建造的凉廊作为市政典礼仪式的场所，也是家族地位的象征。1323年5月27日，平民政权通过决议，在市政广场建造一座讲坛(Ringhiera)，用于发布命令和举行仪式，但在1378年彻底失败后便被家族剥夺了对讲坛的控制。从此，讲坛成为家族向民众进行宣传的地方。由于平民的反抗，大家族团结在圭尔夫党的旗帜下，1386年在市政广场西北角建造了一座与市政厅风格类似的宫殿——圭尔夫宫，1389年还拓宽鞋匠路，强化了这条中轴线的意义。

　　可以看出，家族依然以市政广场作为建设重心。虽然此前平民政权大刀阔斧地改造了城市空间，努力压制家族势力，使城市空间体现了开放、有序的特征，但随着商业家族再次兴起，重又控制了城市政权，也夺回了规划城市的权力。看上去，这种空间整合的意图与旧家族并无不同，但这并非简单的回归，而是继承了平民时代对空间的改造方式，继承了平民政权的改造成果，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创新，如家族宅邸变成临街而立，私人空间也开始向外展示，街道、广场等公共空间更加规范。城市空间的变动体现了权力的转移，通过国际商业兴起的家族将自身同其他社会阶层拉开差距，重组城市空间以维护其利益。新兴家族与封建家族有所不同，它们摈弃了武力对抗，转而利用象征物进行竞争和提升地位。然而，家族的凝聚力和向心性还是使城市空间有较强的封闭性，家族只是借助中世纪自治城市的外衣实施“君主”统治。

结语

　　在欧洲城市史中，13世纪前后的城市一向被视作中世纪城市的典型，其外在的空间特征是笔直宽阔的道路和开放的公共空间，内在的政治理路则是平民阶层取代了权贵家族，推动意大利城邦共和制达到顶峰。平民政权的兴起恰逢霍亨斯陶芬王朝结束、神圣罗马帝国在意大利的事业陷入低谷的时期，佛罗伦萨的“帝党”基伯林派家族失去倚仗，宣告失败，平民趁势依靠行会建立统治。平民在空间中有自己的诉求，即铲除城内家族聚居区，扩大公共空间。由于改造后的开放布局促进了交通和商业发展，因此该传统被继承下来，并且影响到规划思想，如阿尔诺夫对城市结构的开放性改造，米开罗佐、阿尔伯蒂对临街独幢宅邸的设计，以及广场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均体现了重视公共空间的规划思潮。

　　然而，随着14世纪新一波国际贸易浪潮，新兴的一批家族借助已有的呢绒业和金融业的优势，继续推动了佛罗伦萨的发展，对外积极同比萨、卢卡等对手竞争，对内加强控制城市，甚至为达到目的不惜使用武力，如帕齐阴谋。但是，它们也借助城市空间彰显权力和地位。佛罗伦萨的空间结构和城市景观的变动，不仅反映出新兴家族力量的上升，也体现了特定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变化。意大利其他许多城市也都经过类似的历程。与布克哈特等史家的观点不同的是，这一时期意大利社会并没有完全告别中世纪而进入现代，传统的家族网络、街道社区、家族和熟人关系依然存在，并起到很大作用。佛罗伦萨的城市空间变迁其实是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新兴商业家族将自己的意图通过街道、建筑表现出来，在城市空间中打造权力符号，引领风尚。这刺激了文艺复兴的发展，但也反映出佛罗伦萨共和制的危机和蜕变。

　　我们还要看到，取代了平民政权的家族与东西方海上商路密切相关，对城市空间进一步规整，在促进国际贸易发展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政治的干预和控制，使佛罗伦萨经济力量和政治权力重新组合，并且使城市空间结构出现新的转变，亦体现出国际格局的变动，这在客观上又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发展。跳出国别史的框架，在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研究，可以为我们理解佛罗伦萨共和制的嬗变提供新的视角，亦有助于我们从空间维度拓展对文艺复兴的认知，在世界文明交流的视角下理解这一欧洲文化运动。

　　（注释略）

　　（作者：朱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