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龙：火与冰：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心理冲击

（来源：《军事历史》2020年第5期） 

摘要：美国19世纪末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强国。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史无前例地统领16国军组成的“联合国军”，其在世界上的军事地位和权力达到顶峰。然而，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两年半时间里，世界老大饱尝了从未有过的火冰两重天之喜悲。与中国军队的第一次面对面较量，使其傲视天下的霸主心态和国际威望严重受挫。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心理冲击，远超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其影响广泛而深远。 

关键词：朝鲜战争    美国    战争影响 

　　美国是“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建国 244 年来只有 16 年没打仗，没打胜的仗“屈指可数”，国力鼎盛时期对朝鲜的干涉是其第一次未能获胜的战争，被书写成美国军事史和对外战争史上最为“耻辱”、至少最不“光彩”的一页，成为“美国不甚愉快的经历”中的一个 ，成为其心理最为复杂、最难评说的一场战争。朝鲜战争自其爆发 70 年来在美国国内外关注度不减，美国朝野及许多国家的学者政要一直将其作为对外战争史上的特殊重大事件进行研究。无论是从朝鲜战争还是从中国抗美援朝的角度，人们从外交、军事、地缘政治、国际关系等不同学科进行研究的著述极为丰富，也较集中，评价众说纷纭，然而从心理角度进行评析的则不多见。对有关学术成果和相关国家领导人、当事人和史家的出版物详加整理，就会发现朝鲜战争在心理和精神层面对交战方乃至国际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史无前例，其中对美国最甚。加强对朝鲜战争对美国心理影响的关注和研究，不仅可展现中国抗美援朝伟大胜利巨大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而且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了解 70 年来美中关系斗多和少的历史及当前困境的动因。 

　　一、从纽约到鸭绿江：美国曾经的“高光时刻” 

　　在美国从世界大国升至世界强国和超级大国的过程中，远东因素尤为重要。从19世纪末20 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侵略和利用中国成为美国崛起为世界头号强国的重要之轴。1950 年爆发的朝鲜内战，使美国人当上了第一个“联合国军”的总司令，为它登上历史之巅提供了机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很少美国人知道或者注意朝鲜”。二战期间举行的大国首脑会议多次谈到战后使朝鲜独立或对其托管，后美苏同意以三八线为界分区占领朝鲜。冷战开始后，美国视朝鲜为亚洲冷战的关键战场。1946年7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朝鲜是“一个意识形态战场”，美国“在亚洲的成功都决定于此”。1948年春，杜鲁门及其顾问把朝鲜作为“苏联阵营可能发动进攻的地区之一”。随着 8月大韩民国政府成立和 9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正式成立，朝鲜半岛南北两个政权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进入1950年，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紧张，火药味越来越浓，一场内战已不可避免。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在“震惊”之余迅即采取了外交和军事行动。国务卿艾奇逊几番操作，便使联合国依美国的意志“高效率”地通过了两个决议。他在25日通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当天下午 3 点，会议召开，美国代表先是谴责了北朝鲜，随即将美方提案交付表决。在苏联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朝鲜战争的第一个决议，要求双方终止敌对行动，恢复原状。27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关于朝鲜战争的第二个决议，提出“给大韩民国提供必要的援助击退军事进攻”。美国操纵联合国在 48小时内两次通过由它起草并主导的决议，在联合国历史上史无前例。 

　　美国一面在联合国动作频频，干预朝鲜内战的行动也步步升级。它操控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是为了获得授权，为其入侵行动披上“合法的外衣”。26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一个决议的次日，杜鲁门即召集有总统、国防部长、三军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正副国务卿等高官参加的紧急会议，决定美国驻远东的海空军参战，支援韩国军队。杜鲁门认为朝鲜局势的发展“就像柏林事件更大规模的重演”，遂命令三军参谋长做好准备：一旦联合国决定对北朝鲜采取行动，就“立即发出命令，使用美国军队”。27日安理会通过第二个决议后，杜鲁门迅即发表声明，宣布武装“进入”朝鲜，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美国外交和军事配合如此密切，是为了向世界显示美军“是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两个决议的授权下正式投入战斗的”，以此来提高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艾奇逊更是把杜鲁门决定采取上述行动拔高为“华盛顿正在震撼整个世界”。 

　　1950年 6月30日，杜鲁门命令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投入朝鲜战争。至此，美国陆海空军都已投入朝鲜战争。但美国不愿自己承担干涉朝鲜的“责任”，遂继续操纵联合国安理会在 7 月 7 日通过了第三个关于朝鲜战争的决议，决定组织“联合国军”，要求所有会员国提供“军队及其他援助，一律归以美国为首的司令部调配”，美国委派这支军队的统帅；授权“联合国军”司令部可“随意”使用联合国旗号。赖伊将联合国旗授予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转交美国政府，杜鲁门立即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出任历史上第一个“联合国军”总司令。在东京的美国远东司令部改组为“联合国军司令部”，美国总统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来指挥“联合国军”总司令。如此，美国便使“联合国的形式和美国权力占支配地位的实质取得了完善的统一”，其在世界上的军事地位和权力达至顶峰。7月14日，赖伊向52个联合国会员国提出军事援助韩国的要求。美国领导人志得意满，杜鲁门10月16日称联合国要求美国为“联合国军”提供第一位司令官是美国“莫大的光荣”，组建“联合国军”则是历史上第一次这么多国家“在一个国际组织的旗帜下拿起武器来制止侵略”，美国率“联合国军”参战是“献身给正义与和平的世界秩序的事业”，是“责无旁贷”地承担重任。及至10 月 19 日“联合国军”占领平壤，向联合国出钱、出物的国家达到了42个，美国在其境外战史上攀至“高光时刻”。 

　　然而，世人不难看出，美国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联合国这个超国家的国际协商机构所拥有的政治权威和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集体安全保障的条款”，联合国所起的实质性作用十分有限，徒有虚名。 

　　美军及以它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干涉，使朝鲜内战的局势很快发生了逆转。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战事顺利，6月28日攻占汉城，7月成为令美军“焦虑不安的时期”，8月中旬占据半岛南部 90%的土地。7月1日，美第24师先遣队在釜山机场着陆。4日，美军第一次与北朝鲜军队交战。20日，“联合国军”守住了“釜山包围圈”，麦克阿瑟第一次向华盛顿发去乐观的报告。9月15日，美军实施仁川登陆，28日攻占汉城（今首尔）后迅速北进。30日，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进抵三八线。10月1日，麦克阿瑟命令韩国军队率先越过三八线，美军于7日也越过三八线。“联合国军”一路向北进犯，鲜遇抵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全军将士士气冲天”，甚至处于一种“士气过剩”的状态。10月9日，麦克阿瑟第二次通过广播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北朝鲜军队投降。24日，麦克阿瑟下令向鸭绿江进军时可不管以前的限制，使用非韩国军队，且没有通知华盛顿即自行命令美军“以最快的速度前进”。当日“联合国军司令部”发表的朝鲜战争第一次公报（特别公报），乐观情绪溢于言表：进攻一开始很顺利，“北朝鲜军队加上估计和联合国军力量相当的中国共产党军队，几乎没有抵抗”。此时的麦克阿瑟成为全世界最受关注的人物之一，当他声称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时，“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的欢呼声达到了顶点”。26日，“联合国军”继续北进，直逼中朝边界，“一路上甚至没有遭到中等程度的抵抗”。直至 28 日志愿军的反攻“挡住了联合国军的总攻势”时，麦克阿瑟仍未发表任何悲观看法。 

　　二、志愿军入朝参战：美国从惊慌到沮丧 

　　因情报失误等原因，1950年 6月 25日朝鲜内战爆发时几乎所有的美国领导人都感到“惊慌失措”。当战场形势开始发生急剧变化后，美方轻狂之极，军方不认为中国会参战，国务院竟试图阻止中国出兵。在连续遭受志愿军沉重打击后，美国高层先是出现慌乱，后又倍感沮丧。 

　　1950年8月上旬，麦克阿瑟在东京与哈里曼会谈时表示不相信苏联和中国会“直接干涉，或卷入一场大战”，要求向朝鲜增派美国和联合国地面战斗部队。8月20日开始，中国即通过多种渠道不下五六次给美国“敲警钟”，但均未引起美方注意。麦克阿瑟的情报部长查尔斯·威洛比“一向都对中国人不会介入战争的判断深信不疑”，对有关大批中国军队在鸭绿江北集结的情报“嗤之以鼻”。9月10日，即仁川登陆前5天，艾奇逊宣称：“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如果干预，那纯粹是发疯”，“他们插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10月1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的警告——如果“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中国“不会袖手旁观”——3 日通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转达后，却被美国政府“认为是对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表决韩国统一决议施加影响的单纯的政治恐吓”。随着“联合国军”一路北进，联合国大会在 10月7日通过决议，要在朝鲜“建立统一、独立、民主的政府”，等于是授权美国可以军事统一朝鲜。“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前后，中国发出的美军不要向中朝边境挺进的警告不断升级，但美国均置之不理，因为“联合国军”的海军和空军早已屡次航行或飞过三八线了。中央情报局 10 月12日说“尚未有充分的迹象表明中共有大规模干预朝鲜的意图”，14日美军远东司令部认为中国的警告“很可能是一种外交讹诈”。麦克阿瑟轻蔑地认为中国传递给美国的信息不过是外交上的恫吓，15日在威克岛与杜鲁门会晤时不但安抚总统说中国干预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中国共产党不会进攻”，中国如果出兵朝鲜，“将肯定地面临灾难”，“会有一场最大的屠杀”，“就是自寻灭亡”，还狂妄地宣称“在感恩节前，南北朝鲜各地的正式抵抗都将告终”，向杜鲁门保证“朝鲜的战局赢定了”。主要受麦克阿瑟的影响，杜鲁门认为中国的警告可能是一种宣传策略，16日在旧金山歌剧院发表演说时，宣称“联合国军”在朝鲜战场上“正获得惊人的进展”，优势明显，北朝鲜的“有效抵抗不久必将告终”。 

　　1950年10月19日，“联合国军”占领平壤。然而，20日中央情报局关于“出现中共军为保护鸭绿江沿岸发电设施而介入的症候”的报告 ，即开始驱散美国决策圈中早期溢出的很快要结束战争的乐观气氛。 

　　志愿军参战之初，“联合国军”司令部甚至认为“只有一些中国志愿人员混编在朝鲜部队中”。及至美第8集团军所辖之韩国第6师第7团被志愿军全歼，“联合国军”总部才在10月28日宣称正面临“一场全新的战争”。10月底韩国第2军被击溃，损失过半，沃克将军向麦克阿瑟报告说遇到了“组织良好和训练有素的部队”的伏击。 

　　战局的逆转令以骄横闻名的麦克阿瑟在 1950年11月底时开始出现慌乱。1950年10月30日，米格-15飞机第一次出现在朝鲜上空。31日，美国第一次得到中国军队已进入北朝鲜的报告。此时兰德公司的报告也做出“中国人将进入朝鲜”的判断。但麦克阿瑟11月4日仍警告华盛顿不要“匆忙”地过早下结论，但次日就否定了自己的意见，通知联合国安理会说“联合国军”“正同中国共产党部队接战”，并列举了12次遭遇战。17日，参谋长联席会议电告麦克阿瑟，要他到了鸭绿江河谷高地就停下来，但他置之不理，认为“完全不可能”，在“疯狂的乐观热潮中”飞至清川江第8集团军司令部，宣布在西北面发动总攻，并宣称“将结束战争，恢复朝鲜的和平和统一”。当美军进抵鸭绿江时，美国的好战分子更是口出狂言：“在历史上，鸭绿江并不是把（中朝）两国截然划分的不可逾越的障碍。”美国军方高层 

　　都不认为中国会派兵参战。国务院虽一开始也深信中国不会出兵，但后来不那么“自信”了，试图在最后一刻阻止中国出兵，如指示美国驻印度大使汉德森一定要设法让印度人会见中国驻印大使，以威胁的口吻发出警告：美国不想跟中国打仗，如果真要打起来，将是世界特别是中国的悲剧。然而，美国的狂妄野心很快便被粉碎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0月出兵朝鲜，以美军未有见闻过的穿插进攻在11月下旬即令“联合国军”全线崩溃。此时，既“非常惊慌”又沮丧的麦克阿瑟称中国出兵是“目无国际法的、历史上最为无礼的行动”。他刚在 11月24日发动了声称让士兵在圣诞节回家的“结束战争的……总攻势”，25日却惊呼“联合国军”“与共产党中国处在一个不宣而战的战争中”了，在遭受志愿军四面八方的大规模反攻后“一下子从乐观的顶点堕入沮丧的深渊”。“联合国军”28 日的特别公报坦承：原以为中国的干预只是“在个人志愿基础上象征性的参战”，朝鲜战争会由于“联合国军”进至鸭绿江而迅速结束，但“现在看来，这是敌人的诡计”，“我们又面临一次全新的战争”。麦克阿瑟致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说，“中国人简直要把他的部队‘全部歼灭’”。30日，志愿军纵深插入东线的美第8集团军和第10军之间，“中国共产党的反攻已经开始，麦克阿瑟的希望完全破灭了”，“狂妄自大的美梦被打破了”。到了12月初，麦克阿瑟已是“意志消沉，垂头丧气”。他在12月3日给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中，承认已进行了5个月不曾间断的战斗的美军已经“精疲力尽、士无斗志”，而志愿军则全都“斗志昂扬，组织完善，训练有素，装备齐全，显然处于最良好的状态”。而此时“在五角大楼的会议和在白宫的汇报都是在日益阴郁的气氛中进行的”，军方甚至预计“两三天内局势将达到紧急关头，也许将呈现崩溃状态”。12月中旬，美军王牌主力第 8 集团军“已如惊弓之鸟”，从清川江一路溃退 120 多公里至三八线以南的临津江，创造了“美国历史上最远的一次撤退”的耻辱记录。 

　　面对志愿军的攻势，其他参加“联合国军”的国家的态度也非如美国愿。志愿军入朝后在 1951 年1月初之前连续发动的三次战役打懵了美国。与 1948年柏林危机时英法等盟国与美国一起齐心协力坚定地对抗苏联大不相同，“联合国军”其他十几个成员国对于在远东与中国军队作战既事先未曾料到，也很不情愿。在中国不断发出警告后，本来参加“联合国军”行动的各国政府对于“联合国军”跨过三八线就意见不一，“有的很积极，有的好像不大同意，有的担心过线后会出乱子”。被志愿军重创后，美国国防部在 1951年1月和3月两次要求国务院去做工作，寻求盟国派出增援部队，但它们都态度冷淡，有的故意拖沓，迟至5月才象征性地派出了军队，有的甚至还要召回部分军队。其他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反对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杜鲁门在回忆录中承认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都无例外地反对” 

　　轰炸中国东北地区。1951年4月志愿军发起第四次战役、战线重回到三八线后，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美国的一些主要盟国，认为此时是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心理时机”，都公开主张在三八线实现事实上的停火，英国首相更是亲赴华盛顿，要“不顾一切地”设法阻止战争扩大。到了 1951年 5月，对美国来说，继续打感到无把握取胜，寻求盟国增加支持却未收到任何响应，长期僵持下去又不一定消耗得起，强行把战火扩大到中国境内又担心引起严重后果，就这么撤出朝鲜又实在是太丢脸面。无奈之下，世界老大也只得“屈身”玩起边打边谈的伎俩。当 1953年2—4月美国政府屡屡发出威胁要在朝鲜战场使用战术核武器时，几乎遭到了所有西方盟国的反对。朝鲜战争期间，虽然有 21个国家参加了“联合国军”的行动，但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只派遣了数量很少的象征性部队，有的国家仅派遣了人数有限的医疗队。 

　　这一时期麦克阿瑟心绪的大反转可谓是美国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缩影。“联合国军”司令部的人曾把麦克阿瑟描绘成比历史上声名赫赫的亚历山大大帝还伟大的人，但三八线以北的战争，使“盲目自大狂”麦克阿瑟“铸成大错”，招致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失败”，是他自己“亲手粉碎了常胜将军的传奇”，朝鲜战争为这位狂人“开辟了一个达到其事业顶峰的机会，也导致了麦克阿瑟突然一落千丈，过快地跌入其人生低谷”。 

　　三、战争的影响和结局：美国苦涩又无奈 

　　三年的朝鲜战争给美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和物资损失。美国前后在朝鲜投入了其陆军的1/3、空军的1/5、海军的近半数，在战争中最多时投入兵力47.5万人，付出了惨重的人员伤亡（中方统计：美军死、伤、被俘 39.7万人。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上的数字：美军死亡 54246人，失踪8177 人——1993 年时还是“失踪”，基本上就是死亡，故死亡应该是 62423人；伤 103284人；被俘7140人。总计损失 17万多人）。对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来说，朝鲜战争的“性价比”绝对出乎意料，也很难接受。用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这场未能打赢的战争是“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内战和两次世界大战的第四次代价最大的战争”。 

　　美国不少要人及其家人亦未能在战争中幸免。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儿子不得不到朝鲜作战；冷战“斗士”、国务卿杜勒斯的侄子在战争中被志愿军击中头部，后变得极度狂暴，被送到瑞士的一家医院疗养；第8集团军司令官沃尔顿·哈里斯·沃克因所乘汽车遭韩军卡车挤撞而车翻人亡，后来的第8集团军司令官詹姆斯·奥尔沃德·范佛里特的儿子小詹姆斯·范佛里特被炸身亡；“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之子前后3次受伤，伤势非常严重，上甘岭战役时被迫退役。朝鲜战争中共有 142名美国将军的儿子从军，其中有35人战死或在战争中受伤，占比高达 1/4，其中包括范佛里特担任轰炸机飞行员的儿子和沃克的儿子。 

　　朝鲜战争未能打赢，大大挫伤了美国军政要人的士气。麦克阿瑟直承“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李奇微坦言“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灾难”是美国军方很少使用的心理描述用语，可见影响之大。1950年11月2日被美军称为“云山悲剧”的云山战役中，美军不得不在其作战史上“史无前例”地抛弃被志愿军围困的部队。美国人思想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即“宁愿为取得全面军事胜利而战”，故“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自我揶揄是“在没有打赢的停战协定书上签字的第一个美国将军”，在停战协定宣布时刻一点也“欢乐不起来”。如果说“朝鲜战争”美国打了个平手的话，那么美国在朝鲜与中国的较量肯定是失败的：美国为首的16 国联军被志愿军从中朝边境硬生生赶回了三八线。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称朝鲜战争是“一场军事上的奇灾大祸”。 

　　战争的结局使美国最高层流露出对中国的无奈。在停火前夕的 1953年6月，以顽固反共著称、一直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卿杜勒斯对台湾当局的“外长”叶公超和驻美“大使”顾维钧说：“两个中国之存在，正像两个德国、两个朝鲜和两个越南一样。”这其实就是对新中国一种很无奈的承认，只是没有公开说出来而已。1956年1月19日，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美国在朝鲜是“没有机会打胜这次战争”的。 

　　朝鲜战争之惨烈对美国军人的心理影响非常大。面对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志愿军战士，美军“在惊叹其勇敢的同时，感到非常害怕”，甚至有的士兵自己崩溃了，竟没法坚持打下去，惊愕之余索性举手投降。上甘岭一战仅美军和法军就伤亡 3700 人，成了美国人的“伤心岭”。此战连同“联合国军”发动的“夏季攻势”，被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感叹为“是没选好时机、没选好地点、没选好敌人的败仗”。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军人印象最深的是“那场战争的惨烈与恐怖”，“美国军人在那种极端条件下所受到的折磨与考验”，要面对冰天雪地的冬天和中朝军队的大规模进攻，以及“很可能是美国军事史上遭到的最大规模伏击”，此等艰难与残酷简直“令人心寒胆战”；就连志愿军进攻时吹响的军号和哨子也“让美军士兵听起来既恐惧又烦躁”，被认为使用的是某种心理战。美国著名军事历史学家、军事战略专家贝文·亚历山大称朝鲜战争“是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之一”。 

　　朝鲜战争也给美国民众的心理留下了创伤。一些美国史家称，朝鲜战争是“从未从事过的最艰苦和最困难的地面部队战斗”“美国第一次没有凯旋班师的战争”“第一次不能宣告胜利的战争”“美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战争”“一场苦涩的战争”。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曾任总统主要外交顾问的 W.W. 罗斯托对朝鲜战争的影响的四点总结很具代表性：伤亡重大；美国“受了中国的愚弄”；伤害了美国人民的感情；使美国感到本身力量有限以及与盟国和敌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朝鲜战争是“既不得人心又不体面，所以也不受欢迎的一段记忆”，“始终是历史中的一个黑洞”，停火后很快就成为“一场没人愿意再去回忆和了解的战争”，因为朝鲜战争的结局“丝毫也未能振作美国的民族精神”。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人回到故乡后大多缺乏认可，“曾经的牺牲没有换来应得的回报”；“很多人一直把这段往事深深埋藏于心”，从朝鲜回国时“都不愿意听到与这场战争有关的任何事情，从来不向家人和老友提及这段残酷的经历”，即使“想说也没人能理解”；很多战争亲历者都有自己的朝鲜战争历史陈列室或小型图书馆，墙壁上挂着当时战斗的地形图，但是像其“埋藏在心头的许多经历和记忆一样”，这些陈列室不对外人开放。因此，美国的朝鲜战争纪念碑迟至 1993 年朝鲜战争停战 42 周年纪念日才开始破土动工。有人甚至把“朝鲜和淋病”相提并论为“应当躲开”的两样东西 ，朝鲜战争不受美国公众欢迎之程度可见一斑。美国著名大众历史学家约翰·托兰称朝鲜战争为“漫长的战斗”，“漫长”为侧重心理方面的文学用语，意即朝鲜战争使人经久难忘。 

　　四、板门店的回声：美国对华百味杂陈之心态 

　　朝鲜战争实乃中美之间的较量，有美国作家称之为“民族意志重大冲突的竞技场”。经过不到三年的激战，志愿军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迫使美国于 1953 年 7 月 27日在板门店签署停火协定，打破了世界头号强国“不可战胜”的神话，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号召力。就中美而言，美军被志愿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以南，美方当然是失败者。美国虽然无奈地接受了现实，但不服、沮丧、忌惮、不甘、报复等五味杂陈之心态成为影响其对华心态的主要因素。 

　　杜鲁门一开始“信心满满”，称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共产党人第一次公开地、狂妄地诉诸武力和侵略”，美国必须带头迎击这一“新的大胆的挑战”。三年过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第一流的军队被限制在他们原来发动侵略的地方。杜勒斯和艾森豪威尔起初都过分看重美国的实力，对于经济、军事实力远不如美国且手中无核武器的中国，曾狂妄而天真地认为只要“事先发出警告即可制止”中国出兵朝鲜，后来又带有“不服”地“反省”：如果美国当初能表明“要捍卫韩国的足够决心的话”，朝鲜战争本可不发生。鉴于上述理由，在朝鲜停战谈判和 20 世纪 50 年代几次台湾海峡危机及印度支那危机时，美国领导人都认为决不能再示弱，“必须对中共显示力量和决心”，故多次炫耀海空实力进行战争恫吓。 

　　但“不服”之下难掩沮丧。首先体现在对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号召力的影响。战争结束后，很多国家不再轻易追随美国。不像朝鲜战争时 20多个国家与美国一道，它再也搞不到那么大规模的盟友、朋友和“跟班”跟它一起干了。朝鲜战争后，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拒绝追随美国在亚洲的战争冒险政策，如在台湾海峡危机和印支问题上，这三国和日本等国均拒绝参加杜勒斯极力“推销”的针对中国的联合军事行动。在 1954 年的日内瓦会议上，英国和法国与美国也是同床异梦。所有在朝鲜支持过美国的国家，此后“如不经过较长时间的清醒权衡，是绝不会再仓促从事了”。 

　　有了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此后制定对华政策时显然就有所忌惮了，如对志愿军参战前后的情况加以对比就显而易见了。美国加入朝鲜内战后，杜鲁门宣布的第一批决定之一就是加强对印度支那的军事援助，其目的主要是反共、遏制中国。继杜鲁门之后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非常重视心理战，被美国史学家称为“第一个把心理战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常规性重要工具的总统”，他和杜勒斯在朝鲜战争结束后就“下定决心在不使美国步兵在亚洲再度作战的范围内保卫美国的利益”。战争的教训影响到此后美国对加大干涉印度支那的态度和政策。在1954年发生的印支危机中，杜勒斯一方面威胁中国不要介入印支事务，内心里又不想贸然卷入同中国的冲突；1954年9月反对美国匆忙对解放军炮击金门作出反应，担心重蹈法国在奠边府的覆辙。艾森豪威尔更是自称比任何人都坚决反对让美国卷入印支的“热”战，力避与中国发生摩擦，担心被蒋介石拖入“第三次世界大战”，在1954年先后五次拒绝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提出的干涉亚洲事务，甚至动用原子弹“教训”中国的建议。此外，鉴于在朝鲜战争中的较量，中国的一些老对手后来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如朝鲜战争时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范佛里特在20世纪50年代还极力主张用武力推翻新中国政府，一度曾是麦卡锡的支持者，到了60年代就转而公开要求华盛顿承认新中国了。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普利策奖得主、被尊为“美国记者之父”的大卫·哈珀斯塔姆说，朝鲜战争后，“中国一直就是最让共和党头疼的一个问题，他们不敢直面挑战，回应指责，更无法解释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这让共和党在政治上倍感煎熬。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心病”。 

　　与美国形成巨大反差的是，中国国际地位和世界影响力在战争中和战争后显著提高，这更加重了朝鲜战争对美国人心理的冲击。朝鲜战争展示了中国的国威军威，奠定了中国国际地位，扩大了中国的影响。这场战争令世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一下子成了“重量级”。志愿军“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所显示出来的强大攻势和防御能力”已使美国及其盟国清楚地看到“中国已成为一个可怕的敌人，它再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个软弱无能的国家了”，在朝鲜战场上为自己赢得了声誉。美国人承认此战在政治上“确定了中国在亚洲大陆的主要军事强国的地位，因而增强了北京在整个地区的影响”，中国在战争中“提高了地位”。第三世界国家尤其觉得中国非常了不起。因此，朝鲜战争不单是军事的较量，而是以军事较量为主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全面较量，最大的影响体现在心理层面。志愿军的军事胜利是以弱胜强的光辉典范，是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美国遭到沉重打击，从此再也不敢轻视中国，在亚洲和国际事务中不得不开始重视中国。大卫·哈珀斯塔姆的评价颇具典型性：对中国人来说，朝鲜战争“是一次值得自豪的成功”，是在其“新的历史中写下的最灿烂的一个乐章”，不仅是一场胜利，更是“新中国的又一次解放”，她打败的不仅是头号强国美国，而是“所有帝国主义国家及其走狗”，其“意义是无法估量的”；战争结束后，“每个人都不得不另眼看待这个正在冉冉升起的东方大国”。 

　　朝鲜一战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提升了民族精神。此战打破了某些人参战前的崇美、恐美、媚美心理，使中国人在近代百年史上因种种屈辱而受到压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得以重建。1953年9月，毛泽东在谈到抗美援朝战争时充满自信地说，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美军舰队屡屡侵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但是没有一个敢对中国真的动手，这些都与朝鲜战争的影响不无关系。到了越南战争的时候，美国没再把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其地面部队始终未敢越过北纬17度线。 

　　最令美国领导人不甘的是，中国“用少的可怜的武器和令人发笑的原始补给系统，居然遏制住了拥有大量现代技术、先进工业和尖端武器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战争结束后，美国最高层领导人一方面向美国人民传达乐观的信息，即“美国实际上赢得了胜利，因为它遏制了共产主义的发展势头”，但另一方面，许多高层领导人对于心灵深处无法向公众透露而变得特别强烈的“深深的受挫感”“深感不安”。这种受挫感，杜鲁门的话很具代表性：“由于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历史友谊，一想到中国人竟被迫和我们在联合国指挥下的部队作战，不免使我们不寒而栗。”因此，未能打赢朝鲜战争“使美国领导人深感不安”，对中国一直“心怀强烈的报复欲望”，朝鲜战争后 20多年里“总在想方设法地伤害阻挠美国取胜的红色中国”。可见，“从朝鲜战争的挫折中产生的敌意已使美国领导人对人民共和国的怒火骤生为一种血海般的深仇，其中的狂热、固执与非理性完全同实际危险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国家（包括苏联在内）之间平息下来的争执截然不同”。国务卿杜勒斯在 1953—1954年反复表示美国要不惜承担风险与“中国共产党斗争”，甚至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起多次宣称要“消灭红色中国政权”。此后很长时间里，战胜曾经打败过自己的中国“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强化对中国的遏制成为它的一项长期政策，即使后来两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后也未消失，只是表现和手法不同罢了。美国至今不愿心平气和地接受一个意识形态不同、正在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中国，这无疑与朝鲜战争的心理影响渊源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