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战争、瘟疫与现代英美信息传播业的跨越式发展

　　[摘要]信息传播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相伴而行。“三十年战争”、英国内战、伦敦瘟疫等社会危机事件，推动英国信息传播业者积极运用印刷术并完善传播体系，使该国信息传播业在17世纪取得显著发展，一举超越欧洲绝大多数国家，为其成为18—19世纪世界头等强国奠定了基础；美国则以南北战争和两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利用19—20世纪传播技术的革新成果，夺取了世界信息传播的制高点，为确立其20世纪世界霸权地位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社会危机事件往往是推动一国信息传播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而信息的战略性价值也日益显著。在全球性危机面前，世界各国需着力推动与全球化程度相适应的全球信息传播业的发展。 

　　[关键词] 信息传播；战争；瘟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引 言 

　　信息传播是人类社会产生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可以说没有信息传播，便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特别是在紧急情况下，如动乱与战争时期，人们尤其需要更好地获取信息，来指导自己的行动。学者们有感于信息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逐渐开始在“媒介（技术）与社会”的框架内，探讨信息传播与社会变迁、社会危机之间的联系。还有学者将视阈进一步扩大，分析了信息传播与世界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联系。近期，国内学者亦关注到了信息传播与国际格局演变的关联性，特别是在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有学者指出，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普通民众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塑造未来社会的主导力量。笔者认为，信息传播业作为塑造社会权力与秩序的一个重要行业，特别易于受到社会变迁，尤其是社会危机的助推，从而出现快速发展的局面。实际上，近代以来英国与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发展，皆与其特定历史时期面临的国际国内动荡形势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拟以信息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为视角，分别聚焦17世纪英国和19—20世纪之交美国信息传播业的发展历程，重点梳理信息传播业者如何在战争、瘟疫等社会危机的推动下，运用新兴传媒技术，丰富传播体系，创新传播内容，推动国家综合实力提升的历史进程，并归纳总结其中原因，以为我国信息传播业的发展提供某种借鉴，或可增添一种从信息传播业观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新视角。 

一、“三十年战争”、内战与英国现代信息传播业的兴起 

　　在印刷出版业取得长足发展之前，生活在伦敦的英国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外乎如下几种：若国王颁布文告和宣战等大事，由国王传令官或其他政府官员在一些重要公共场所予以宣布，民众亦可通过张贴的布告获知政治信息；若国王或教会想让民众知晓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可在周日或节日的仪式中通过布道告知；另外，从1556年开始，伦敦还用更夫（bellman）向民众传递所需的信息，包括寻人启事、天气预报及其他新闻。而识字人士则会书写有关宫廷和城市新闻的信件——即新闻信（newsletter）传递信息。这种手写信件，诞生于16世纪下半叶的威尼斯和罗马，随即越过意大利，传遍欧洲。尽管在17世纪初叶的英国，其全国范围的邮政系统尚未建好，但马车夫已能源源不断地将信件运送至乡下。因此，远离首都的贵族、乡绅都要依赖生活在伦敦的朋友以获取信息。如果缺少非常值得信赖或消息灵通的朋友，他们便会委托职业写手搜集信息，后由职业写手将信息手写下来，以定期新闻信的形式寄给他们。在伦敦最先开辟这一体裁的是人脉极广、身价雄厚的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但他并不以赚钱为目的。后来其他写类似信件的人，如约翰·珀里（John Pory）和埃德蒙·罗辛汉（Edmund Rossingham），开始为愿意付钱的顾客提供每周一次的通信服务，价钱是每年5到20英镑。这在当时价格不菲。通常认为这些信只在社会上层的小圈子内流传，但其实它们流传的范围超过了这个小团体。有些订户和邻居分担订购费，以共享寄来的新闻信。伦敦书店的书架上也有手抄的新闻信供人购买。后来，新闻信还发展出了针对不同地域人群的产品，例如1645年出现的《城市侦察兵》（The City Scout）主要提供城市信息，而1643年的《乡村信息》（The Informator Rusticus:or,the Country Intelligence）则用以满足对乡村事务感兴趣的人的需求。可见，在17世纪上半叶，英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伦敦为信息集散中心并辐射全国的手写新闻网络。 

　　除了新闻信，当时英国还存在一种叫新闻歌谣（News Ballads）的媒介，主要用流行歌曲方式传播消息。与手写方式不同，这种街头歌谣通常被印在单张纸上，并被编辑成小册子，其中一些还带有注解。叫卖者在出售时通常会唱着歌谣，有时也会将其内容读给听众。据说，英国在1588年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消息便借由这种媒介四处传播。  

　　但是，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爆发，使英国人对于欧洲大陆信息的需求量骤然增加，先前出现的新闻信、新闻歌谣已经无法满足需要。富于企业家精神的荷兰商人，由于地理适中，于1618年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印刷刊物，报道欧洲大陆的消息，并运往英国销售，获利颇丰。它只有一张纸，双面印制，汇集各种内容，通常是描述战斗或其他值得注意的事件的信件，也有目击者的叙述。每篇报道的开头都有标题，并写明消息发出的地点和日期。这标志着一种新型印刷品——即“新闻书”（News Book）或“科兰特”（Coranto）的诞生。1620年12月，这种刊物的英文版第一次出现在伦敦，名称为《来自意大利、德意志等地的新闻书》（Corante out of Italy,Germany,& c）。 

　　受其启发，在1621年9月，英国人也创办了一种名为《来自意大利、德意志、匈牙利、西班牙和法国的新闻或科兰特》（Corante,or news from Italy,Germany,Hungarie,Spaine, and France）的新闻书，并标明由“N.B”在伦敦出版。这里的“N.B”现被学界基本认定为伦敦出版商纳撒尼尔·巴特（Nathaniel Butter）。而此种新闻书可被视作英国历史上最早的报纸。这份报纸不像最初的新闻书只有一张纸，而是由几页纸组成的小册子，内容基本是从德意志和荷兰出版物上翻译而来的。由于采用印刷方式，所以新闻书比手抄的新闻信便宜得多，一期售价在2至4便士，而订购每周一次的手抄新闻信的费用要高出6至24倍。后来，又有多人创办过此类新闻书，篇幅也增加到每册16至24页，但是，新闻书虽名曰“周刊”（weekly），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只能不定期出版。就其原因，主要在于出版者需完全依赖荷兰人跨过英吉利海峡送来的信息，而且要将这些消息译成英文后方才付诸印刷，譬如糟糕的天气等因素令出版商很难保证中间环节不出问题。这种延迟随即造成了信息供应商与消费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不论是读者还是这些小册子的印刷商，都属意于每周出版新闻刊物，因此，倘若印刷商没有能够履行承诺满足需求，读者就会每天上门索要新一期的刊物。”由此可见，新闻书已具有了相当可观的受众市场。 

　　由于新闻书的信息量极大，又使用印刷技术而使传播效率大幅提升，所以，人们一度担心新闻书可能会取代新闻信。然而，这些新闻书一直坚持只报道国外新闻，而对国内新闻不予碰触，以规避官方审查。这样，两者在信息内容上就有了明显区隔，即新闻信主要提供国内政治信息，而新闻书则是英国人了解国外特别是欧洲大陆政治信息的渠道，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补关系。实际上，当时很多新闻书常常被附在新闻信里随之流传，共同加快了信息的分享。 

　　1637年，国王查理一世与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企图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强制实行宗教统一，遂激起了苏格兰的叛乱，英国内战由此而起。为了加强对国内舆论的控制，由星室法庭在同一年出台了最严格的出版审查措施：新书籍的出版必须取得位于伦敦的书商同业公会的许可，印刷商被要求缴纳300镑的保证金，以保证他们只印刷得到许可的书籍，而且印刷作坊雇主的数量被限制在二十名以内。但是，查理一世无奈重开议会后，星室法庭及主教的审查权力便由议会在1641年通过法令予以废除。此举意味着英国运行多年的出版许可证制度不复存在。而此时不断加深的政治危机造成民众对新闻信息的更大需求。这些因素都直接促成了英国出版物数量井喷式的上升。据统计，1641年英国的期刊种类尚不足五种，1642年增加到30余种，1643年即超过了45种，至1644年则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0余种，其中不少是政治和讽刺性的小册子。 

　　随着议会和国王的分歧日益加大，议员们认为，把自己对国王的不满公布于众于己有利。于是，议员们将不满意见汇总为《大抗议书》（Grand Remonstrance），里面列举了204条对国王统治方法的抗议；议会先是同意把《大抗议书》以手稿形式散发，后来又同意印刷出版。据估计，在1641年有超过两万份的文本在市面流传。与此同时，在议会非正式领袖约翰·皮姆（John Pym）的默许下，议会议事过程的详尽笔录材料《议会每日记事或辩论题目》（The True Diurnall Occurrences or The Heads of the Proceedings of Both Houses in Parliament）从1641年11月末开始由约翰·托马斯（John Thomas）每周出版，总结议会前一周的工作，是为新闻书报道国内消息之始。1642年2月，又有塞缪尔·派克（Samuel Pecke）发行《议会每日纪闻》（A Perfect Diurnall Proceedings in this Present Parliament）。1643年4月，沃尔特·库克（Walter Cook）和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创办《议会报道》（A Continuation of Certaine Speciall and Remarkable Passages from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and other Parts of the Kingdom）。此外，人们还可从议员的仆人、请愿者和其他能够暂时进入议会大厅的人那里探听到消息，一些议员有时也会故意向外界透露信息。这些信息来源进一步丰富了国内政治新闻的内容。 

　　这种史无前例的开放性，使得公众能够参与到政治讨论中。而国王在面对议会咄咄逼人的舆论攻势时，也开始借助印刷品予以回应。他先是通过小册子就《大抗议书》中的指控予以反驳，同时依靠保王党人创办的各类出版物予以声援。保王党刊物中最著名者首推约翰·伯肯黑德（John Birkenhead）于1643年在牛津发行的《宫廷信使报》（Mercurius Aulicus），每期的印数可达1500册。此外，拥护国王的还有《国内信使报》（Mercurius Civicus）、《每周纪事报》（Weekly Account）、《每周邮报》（Weekly Post）、《王国信差报》（The Kingdom Intelligence）等。虽然保王党在整体形势上处于不利地位，但其新闻书语调激昂，而且产量可观。在查理一世于1649年1月被斩首后，他们短暂失声，但在当年春天再次重整旗鼓，创办了多家信使报，坚持至1649年末后渐渐消失。 

　　而议会除允许定期印刷议会纪事外，也依靠很多带有论战性的出版物对保王党予以回击。例如，托马斯·奥德利（Thomas Audley）于1643年创办《不列颠信使报》（Mercurius Britannicus），并请擅长笔战的马卡蒙特·尼德海姆（Marchamont Nedham）担任主笔。此外，在各个政治派别相互攻讦的大背景下，不计其数的宣言、小册子、书籍和单张印刷品等纷纷出炉，以达到政治宣传之目的。 

　　总之，17世纪上半叶英国信息传播业因国内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动而有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在从业人员和报刊的数量上取得了显著增长。此外，这一时期信息传播业的发展更体现在媒介形式与文体、内容的转变与提升上。在媒介形式方面，这一时期在原有手写新闻信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印刷的新闻书，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丰富了传播方式，形成了多媒介相互补足的传播体系。在文体、内容上，信息的搜集与报道的范围涵盖国内国外，带有鲜明观点的论辩文章显著增加，最重要的是现代“战争宣传”的技巧开始被广泛运用，譬如编造新闻，有选择性地引用某篇文章的内容，对可能的反对意见事先作出回应等；无怪乎学者威克海姆·斯蒂德（Wickham Steed）说：“规范的英国新闻业始于内战和导致它产生的政治斗争。”换句话说，战争直接助推了英国现代信息传播业的诞生。借助出版审查制度的短暂缺位，这些政治宣传品，连同业已存在的手抄本、印刷书、公共场所的张贴布告及口语传播，共同延伸和扩大了英国（特别是伦敦）的公共领域。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英国在政治传播领域第一次走在了欧洲国家的前列。 

二、伦敦瘟疫与英国现代信息传播体系的丰富 

　　英国是一个时常遭受瘟疫侵袭的国家。有关伦敦瘟疫的最早记录是比德在公元664年留下的相关记载。而自鼠疫大爆发的1348年起，直至1665年间，在英格兰很难找到不发生瘟疫的年份。对于近代早期英国人来说，瘟疫致死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为了应对疫情，英国从16世纪初就出现了搜集并向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上报死者信息（Bills of Mortality）的应对措施。更加有据可查的证据是，1553年，伦敦市长颁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教区教士每周提供因瘟疫或其他疾病致死的报告。这一信息不仅要按要求报给市长和市议员，还要报给国王和枢密院。 

　　上述统计材料长期以来一直是手写而未被付诸印刷。据说，至1593年7月14日，约翰·沃尔夫（John Wolf）获得印刷特权后，成为伦敦官方印刷商，可以每周印制有关瘟疫死亡的“清单、摘要、说明”等信息，具体由加布里埃尔·哈维负责编辑，沃尔夫负责实际印刷。但是，该观点由于缺乏实物证据而不被广泛接受。其后，约翰·温德特（John Wndet）在1603年接替沃尔夫成为伦敦官方印刷商。目前所见最早的印刷清单实物即由他印制，内容为1603年7月14日—21日伦敦的死者清单。该清单被很多学者认为是伦敦第一份印刷版的死者清单，可能也是英格兰第一份印刷的公共卫生文献。 

　　该清单采用单张宽幅书的形制，不可折叠，也不在反面印，内容简单、直白、详细，列出了旧伦敦城墙内96个教区和城墙外享有伦敦市民权的13个教区，以及附近米德尔塞克斯的10个教区总共1186个死者埋葬地，其中917个埋葬的是瘟疫受难者，占总数的97%。有学者根据清单上不同的装饰图案分析认为，温德特打破常规，使用了两台印刷机进行印制。据估计，如果其他因素不变，那么温德特每周的印刷量可达五千至六千份。这些印刷版清单在旧的圣保罗大教堂院落和伦敦其他地方的书报摊售卖，也可能会交由流动书商售卖，售价为每份一便士。由于人们对伦敦瘟疫死者信息的需求量很大，所以清单也会传到乡下，可使很多当地居民将其地的感染致死率与首都的相比较。而对于从伦敦逃离的人们来说，也可通过比较不同教区每周的死亡人数，了解疫情的发展状况，反过来帮助人们做出何时和是否返回伦敦或冒险进入某个社区的决定。正是由于其信息的重要性，使得在接下来的二十三周时间里，该系列清单一直被持续印刷，未曾中断。1611年，威廉·斯坦斯比（William Stansby）继承了温德特的特权。1625年，他在印刷清单的同时，也出版宽幅书，其中将当前清单和1603年清单的死亡情况作了对比，从而为人们判断当时的疫情提供了更加全面的历史参照。 

　　清单的数据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最值得信赖”，源于其背后一套较为健全的信息统计体系。在这一时期，死者数字主要由特许建立的伦敦教区职员团（Company of Parish Clerks of London）收集。该职员团起源于古老的圣尼古拉兄弟会，职员为附属于每个教区教堂的平信徒和妇女，由他们负责每天的记录。后来，其职责扩大到安排和记录教堂墓地埋葬事宜，因此，职员占据着观察和记录死者死亡原因的理想位置。而反复出现的瘟疫危机，也驱使职员们发挥更大作用。他们被训练成“检查员”（searcher），用以判别哪些是瘟疫感染者，并检查受感染者的房屋，进而有权对整个房屋采取准入和隔离措施。各教区死亡数字经由检查员统计合成后，上报给高级职员，再由他们安排印刷清单。 

　　至于清单的制作周期，早在1603年，清单是从本周四到下周四为一个统计时段；后来当教区职员从1627年拥有并使用自己的印刷机后，这一时间表也相应发生一些变化：统计截止日期可以是周二（1627年）、周三（1611年）或周四（1640年）；统计截止的具体时间通常也是非常确定的：1611年为下午4点，1627年是下午8点，而1640年则是下午6点。若以1627年为例，其实际流程为：每周二晚8点结束计数，计算的总数被放进职员团大厅的一个指定盒子里，这些材料随后在周三被安排印刷，印好的清单文本在周四上午8点前送达伦敦市长手中，到当天上午10点前就可在教区售卖。 这足见当时制作与传播清单已经是一个非常紧凑而有序的成熟流程。 

　　另外，当1627年教区职员团开始用自己的印刷机印制清单后，其形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单面印制改为正反面印制，在正面印有教区整理的死者名单，在背面印有死亡病因。这种变化对其后相关印刷品的形制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问，这些清单构成了17世纪英国人理解城市地理、疾病传播和时间流逝的方式，同时也是反映社区集体协作的重要材料。 

　　1665年伦敦再次爆发了大瘟疫，其破坏力远远超过16—17世纪的前几次疫情，死者人数达75,000至100,000人。因此，这场大瘟疫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利用印刷品分享信息的机会，死者清单更加为人所知。同时，英国当时已经诞生了现代人口统计学，系由约翰·格朗特（John Graunt）和威廉·佩蒂（William Petty）创立。现代人口统计学与印刷机相结合，令英国在瘟疫期间的信息传播水平有了实质提升。 

　　格朗特生于1620年，接受过良好教育，对伦敦市政事务非常积极，于1662年开始出版人口统计类清单，即著名的《自然与政治观察》（Natural and Political Observations Mentioned in a Following Index, and Made upon the Bills of Mortality）。该印刷品与此前的同类印刷品不同的是，它对于瘟疫致死者的数量统计是在一种更加宏观的背景下进行的，即同时也提供了伦敦各教区因其他多种疾病致死的数字。在格朗特看来，人们可以利用过去的清单建立一个“相当稳定的死亡率基线”，也就是说，一些可以识别的疾病对于整个死亡率的影响是可以预期的，而人口统计研究者的核心任务就是研究构成基线的那些疾病，以克服因瘟疫的“眩光”而造成的“盲区”。格朗特所做的看起来很简单，但在当时是具有革命性的。因为这种数字呈现方法，可以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瘟疫对整个社区造成影响的方式和幅度，而不是仅仅盯着瘟疫死亡数本身。同时，格朗特和佩蒂一改当时医生首选拉丁语撰写专业文章的习惯，而采用英语撰写，目标受众是识字的俗人，这就使其思想观点可以得到更多人的理解与接受，为普通民众认识这场瘟疫提供了更具科学性的眼光。 

　　1665年瘟疫还催生了另一份著名的死亡清单，即《伦敦的可怕灾祸》（London’s Dreadful Visitation）。这份清单依然是为伦敦的教区职员团印制的，但与此前不同的是，其时间跨度更长，包含了一整年的每周清单，即从1664年12月至1665年12月。这种内容编排方式，使人们可以从更长时段回顾瘟疫的爆发过程，以便于把握其发展趋势。例如，1665年4月18日至25日的死亡清单显示，当时130个教区里的344名死者，是因40种原因导致死亡的。那周没有死于瘟疫的报告，最大的杀手是肺痨，即肺结核。而9月5日至12日那周的清单就非常不同了，报告了相同的130个教区中将近7000例瘟疫死者。可见这场瘟疫是在当年9月趋于恶化的。 

　　随着疫情的日趋严重，英国宫廷不得不从伦敦逃往牛津躲避。1665年11月7日，由约瑟夫·威廉逊等人取得特权后，在牛津创办了《牛津公报》（Oxford Gazette），是英国历史上一份重要的官方报纸。这份出版物采用单张正反印刷，以新闻书（科兰特）的双栏版式排版，塞缪尔·佩皮斯对其的印象是“版式精美，全是新闻，没有蠢话”。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报纸的创刊号上，主办者以很大篇幅报道了伦敦瘟疫的消息，公布了死者名单信息。作为英国王室的官方传播媒介，《牛津公报》在英国国家事务中拥有特殊地位，其影响力遍及英国国内及海外。该报登载瘟疫信息的举动，表明当时对瘟疫信息的发布平台已由伦敦市提高到了国家的层面。 

　　鉴于印制和销售死者清单是一个获利颇丰的营生，自然会引来很多人从事盗印活动。早在1603年9月，一位名叫菲利克斯·金斯顿（Felix Kyngston）的人便开始盗印温德特的专利产品，而且也使用了两台印刷机，印量相当可观。温德特立即向书商公司法庭状告金斯顿，终以金斯顿在1604年5月14日赔偿罚金10先令作罢。又如，1665年出现过一份名为《每周死亡清单观察》（Reflections on the weekly bills of mortality）的印刷清单。该清单在方法论上与格朗特的《自然与政治观察》如出一辙，核心观点也是瘟疫死亡人数必须在更加宏观的死亡率、多种疾病（特别是萎黄病）的大背景下才能被理解。由于该清单并未标明印刷商名称，因而很可能是一种盗版。这些盗版行为一方面破坏了原有的信息传播秩序，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死亡清单在市场上的需求量和供应量是极大的。 

　　在这一时期的印刷市场中，除了各种形式的死者清单外，还有不少医学预防和政府法令类印刷品。由于欧洲遭受鼠疫侵袭的年代日久，所以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所谓预防和治疗瘟疫的手抄本。在16世纪，一些手抄本相继被翻译成英语，并被送上印刷机。这些印刷品在延续中世纪医学传统的同时，也会受到近代早期英国宗教、道德和医疗问题的影响而发生相应变化。另外，原创性印刷品的增长也不可被低估。17世纪的书商和印刷商在经营生意时，往往会放弃自己的信念，一边推销某位德高望重的医生的拉丁文著作，同时也出版江湖游医的作品。在当时的英国，人们倾向于自我诊断和用药，所以对有关瘟疫的新作品满怀热情，这意味着游医们的治疗方法有了广泛而多样的受众。例如，一本署名为“W.J”的《七百五十种抵御瘟疫的配方合集》（A Collection of Seven and Fifty Approved Receipts Good Against the Plague. Taken out of the Five Books of that Renowned Dr Don Alexes Secret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Poorer Sort of People of These Nations,1665），其标题中即点明要“为这些国家的穷人谋福利”。其中收集的一种疗法推荐人们连续三天早晨喝一种用糖蜜、烈酒和人体尿液调制的饮料，还煞有介事地说该配方“在1504年的威尼斯得到过证明”。而同样的配方在同年出版的另一部书《基督教徒的避难所：或者说是对付瘟疫的天堂解药》（The Christians Refuge:or Heavenly Antidotes Against the Plague，1665）中也能找得到，可见此类芜杂信息流传之广泛。 

　　此外，政府官员为了安抚市民，同时传达既定的措施以阻止疾病传播，也诉诸于印刷品的宣传功效。1583年，伦敦市政当局就出版了其第一部瘟疫法令集。当1665年瘟疫爆发后，为控制疾病传染和混乱状态，伦敦开始施行管制。当时的伦敦市长约翰·劳伦斯（John Lawrence）留守市政厅，于7月出版了《伦敦市长与市议员有关瘟疫传染的命令书》（The Orders Conceived and Published by the Lord Mayor and Aldermen of the City of London, Concerning the Infection of the Plague）。这本书概述了伦敦应对鼠疫的方法，阐明了在鼠疫爆发期间看守者和检查者应发挥的作用，并说明了在鼠疫平息之前哪些公共场所将保持关闭，这些内容皆构成了为防止疾病传播而采取的公共卫生措施的一部分。例如，《命令书》指出，防止疾病散布的唯一方法是封锁污染的房子。如果有人生病，屋主有义务告知官方，然后会有检查员和医生前来查看病人，如果发现是瘟疫，要么将病人送到隔离病院，要么封锁房屋，将所有家庭成员都关在屋内，与外界隔离。门外有守卫站岗，······这些房子门上会画上红色十字，并写上“上帝怜悯”的慰勉语句。 

　　但是，那些印在纸上的阻止感染和拯救生命的命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常常产生相反的效果，给时人的印象是忽视了人的生命，尤其是那些伦敦最贫困的人以及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的人。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其中就包括一位名叫威廉·奥斯汀（William Austin）的诗人。他本是一位受到王室眷顾的文人，其诗作通常都被制成手抄本在上层社会中流传。1665年伦敦瘟疫爆发后，他创作了诗作《剖析瘟疫》（Epiloimia Epe,or, the Anatomy of the Pestilence）。在该作品中，他不仅揭示了疾病的恐怖，还批判了瘟疫期间普遍存在的欺诈和不人道行为。但与往常不同的是，他特意选择与出版商纳撒尼尔·布鲁克（Nathaniel Brook）合作，以印刷媒介的方式来呈现其作品。事实上，在那一特定时期，对奥斯丁来说，印刷品是他传达严肃信息的唯一合适工具。因为印刷品不仅可以放大信息，捕捉大大小小的瞬间，而且可以通过大量印刷而让这些信息活在更多文本中，并传播给无数读者。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的诉诸印刷媒介的写作以及出版商的市场化销售，方使其作品让更多人看到，从而为这一时期信息传播的观点市场增添了新内容，也为在子孙后代心中形成关于这场瘟疫的某种社会记忆提供了可能性。 

　　在对这一时期英国信息传播业的考察中，我们也有必要提及一些与17世纪英国商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相呼应的专业化期刊的发展情况。譬如1649年11月出版的《伦敦购物指南》（Pris courrant des marchandises a Londres）就是专门服务于国际商业的刊物。尽管在17世纪接下来的岁月中，政治性新闻刊物的出版受时局影响，不时呈现出起落之势，但多元化的商业报刊即将稳步发展起来。而在伦敦瘟疫爆发当年（1665年）创办的《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依托皇家学会，持续发表英国乃至欧洲许多科学家的高水平文章，逐渐成为国际科学信息交流合作的平台，后成为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刊，为科学事业在接下来数个世纪的长足进步发挥了关键作用。 

　　总之，近代早期伦敦瘟疫的多次爆发使英国信息传播业的重要性得以凸显，而有关瘟疫死亡的信息搜集与传播体系不断完善，信息内容得以丰富，发布平台得到提升。同时，由于人们对信息的巨大渴求，造成信息传播秩序不断受到冲击，传播内容良莠不齐。但不论怎样，英国信息传播业者积极回应了时代需要，在商业、科学研究方面为英国搭建了优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平台，为其后在上述领域的突飞猛进奠定了基础。正如现代法国学者鲜明指出的那样，“17世纪出版业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英国出版业的腾飞。” 

三、南北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与美国信息传播业的跨越式发展 

　　从17世纪开始，来自英国的早期殖民者便在北美殖民地模仿母国的报纸形制，创办了数份报刊，如1689年的《新英格兰事务现状》（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New English Affairs）等。至美国独立后，随着人口增加与疆域扩大，报纸拓展的速度也非常快。但是，早期的报纸通常都由一个人包揽印刷、广告、编辑、报道等全部工作。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报纸的所谓“特派记者”，通常都是身处外国港口的旅行者或总编的朋友，这些人负责给家乡报纸报道点东西。至19世纪30—40年代，因科技变革，“加上中产阶级的形成和技术纯熟的劳工阶级······一份不仅发行量大、售价低且比政治和商业报纸诉求更为广泛的大众报纸渐渐有了雏形。”低价的大众报纸只卖一便士或两便士，“便士报”由此获得广阔市场。“便士报”的总编逐渐放弃了先前那些非正式的新闻报道渠道，开始花钱雇佣自由职业写手、专业记者，使“便士报”成为第一批雇佣记者报道地方新闻的报纸。此举标志着一种全新的新闻理念的诞生，使新闻采集具备了更强的专业性。 

　　南北战争（1861—1865年）的爆发，使民众对新闻信息的追求更加热切，进一步刺激了美国报业的发展，特别是北方的报业。在北方的报纸中，又分成以《论坛报》为代表的支持林肯派，与以《先驱报》为代表的反对林肯派。当时，大报在采访新闻上的花销十分惊人。南北战争头几年间，纽约报纸在战事报道上每年要支出6万至10万美元。记者队伍迅速扩大，《先驱报》在战时任何时间段内都有40名以上的特派记者在进行战争报道。报纸在平日的发行量随之上升，而且还会在周日出版战事新闻号外，再加上各大报纸纷纷采用铅版印刷技术，在在推动着美国新闻业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南北战争将报纸进一步推进到美国国民意识的中心。弗雷德里克·哈德森在1872年就曾高度称赞报纸对美国内战和随后几年中欧洲战争态势的报道：历史上任何一场战争的记录，都无法与1861年到1871年间战争的记录相提并论。······而现在我们一提起战争，就会说到《论坛报》《时报》《世界报》和《先驱报》，这些报纸都是战争的见证者。在传播内容及时丰富的同时，信息传播体系也在不断完善。譬如，为防止不实报道，各大报纸在1863年被强制引入了署名制度，以便于记者被问责。这同时表明，尽管特派记者数量迅猛增加，但记者的时代尚未到来。而19世纪90年代末爆发的美西战争，让记者的社会地位得以真正提高，涌现出大量名记者。而当时流通量大的报纸，特别是纽约普利策和赫斯特所拥有的报纸，都曾在战争时期，被用以影响公众舆论，鼓吹国家主义和拥战情绪。 

　　美西战争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闻报道打下良好的基础。当1915年美国尚未参战时，就有大约五百位美国记者在欧洲进行采访报道，到1917年4月，美国宣布加入战局共同对抗德国之后，更多记者陆续加入采访。这使得从一战爆发至战后，大众报纸在美国持续蓬勃发展。 

　　事实上，除了报纸外，自19世纪中期以来，随着新兴信息传播技术不断出现，为信息传播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电报在1837年就已成为专利，在19世纪50年代被广泛接受，随后又扩展到海底电缆（1865年）。电报之后是电话（约1880年），在19世纪末期则是无线电广播（1895年）。19世纪30年代出现的照相技术，于1895年发展成为电影画面。与此同时，19世纪末交通运输状况发生的变化，使西方世界进入“地球村”成为必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悲剧性地揭示了这一点，同时还揭示并突出了列强的新等级制度和为了列强之首美国的利益而出现的翻转。 

　　电报是一种追求即时性的通讯工具。第一条电报线路由法国人克罗德·沙普（Claude Chappe） 于1794年建成，并被首先应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军事行动上。从1837年开始，大型电报网的实施从根本上改变了信息传播经济，使西方国家直面现实，即必须建立起能够将新型网络的运用与经济和政治体制的运作和谐统一起来的法律及规则体系。此后，英国海军部、大公司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囊括全球的战略性网络，它的所有网点均分布在英国殖民地范围内，使英国的商业及军事利益与这个网络的管理紧密相关。 

　　19世纪末，当殖民竞争加剧时，英国的垄断开始遭遇抵制。美国公司逐渐夺取了北大西洋航线上的英国电缆的财政控制权。该通讯线到19世纪末已完全归属了美国。而随着意大利人马可尼发明的无线电技术被广泛运用，业已松动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即将发生巨大变革。 

　　变革的契机即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的。无线电技术的到来，让世界各地的船队第一次可以与它们的基地进行从船到港的直接对话，而不再依赖莫尔斯电码（dot-and-dash）。所以无线电已经被视为一种国家资源。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意识到了无线电通信技术的战略重要性，因而采用公司合并等方式拼命维护其既有利益。当时，美国政府基于直接的战略原因，也基于舆论控制问题，同样意识到了控制通讯方式的重要性。国务院在战时已告知美联社，要着力向拉丁美洲国家提供有关战争发展趋势与美国国情方面的“客观性”信息，而美联社也正期望在该领域得到发展。所以，通讯社与美国政府同心协力地加强其在该区域内的国际实力。出于同样的考虑，1919年，美国国会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路透社控制着与远东的联络线，这“不利于美国”在该领域的“发展利益”。作为答复，国会允许美联社使用海军无线电联络线，以利于其同英国和日本通讯社以自由竞争的方式相抗衡；联络线首先接通马尼拉和火奴鲁鲁，随后延伸至上海和东京。自一战至二战，是美联社的黄金发展时期。其会员自一百个增至一千四百个，电报专线自五万英里增至二十八万五千英里。两次世界大战使国际无线电通讯业务的重心完成了从大西洋东岸向西岸的转移。 

　　无线电技术还使直接面向大众的广播业成为新兴增长点。约从1906年开始，美国兴起一股业余广播风潮，许多无线电爱好者自行架设水晶接收机，在当地发布天气预报、新闻快报和音乐节目等。一战爆发后，作为娱乐功能和大众传播工具的广播暂时中断了发展。然而，战争时代的科技进步（例如真空管的生产）对其后广播品质的改进贡献良多。战后，广播更是广为流行。1919年，为了巩固专利权并进一步发展广播事业，同时为了避免受到英国马可尼公司对日益兴盛的广播业的控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西屋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联合组成美国无线电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n,RCA）。该公司的成立，为美国广播事业奠定了一个模式：即由商业企业主主导，而这些公司股东背景都是无线电设备制造商和电缆经营者。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记录，向政府领取第一张执照而设立的商业电台，为匹兹堡的KDKA电台。该台于1920年11月20日报道了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广播电台数量急剧增加。1922年春天，时任美国商务部长的赫伯特·胡佛的话证明了这段历史：“最近五个月来，美国社会发生了最令人震惊的现象：商务部估计已经有100万人拥有了收音机，而一年之前，广播听众还不到5万人······”1926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创办了第一家联网广播公司，即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这个联播网开始时结合了24个电台对外播音，而在1931年，已经扩展到61个电台。1927年，第二个联播网，即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成立，与美国广播公司形成竞争格局。1934年，美国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卖掉了旗下隶属“蓝网”的电台，之后这些电台组成了美国广播公司（ABC）。在二战后的1947年，97%的广播电台都同广播网开展了合作，标志着美国广播事业的发展达到了顶峰，满足了人们对信息即时性和广泛性的需求。 

　　综观美国广播事业发展的历程，其关键点在于以资本方式支持广播事业，而这种模式导致节目制作更加依赖广告商，以经济考量为优先，且目标受众的社会阶层较不分明，较能包容多元差异，而非英国那种倾向于精英式的文化领导。事实上，以严肃风格著称的英国广播节目，自其正式开播不久就受到了冲击。1930年代，英国广播公司承受四方压力，被要求扩大节目的音乐取向和增加其他领域的内容。这主要是因为英国听众开始接触到了美式风格的电台节目，如1931年，诺曼底电台（Radio Normandie）开始从法国北方发声；1933年，卢森堡电台（Radio Luxembourg）运用非法频道放送轻音乐，以美式风格来经营电台。上述总总，进而刺激了英国广播公司电台必须回应听众口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电台开始播出美国节目。不仅如此，当1942年美国部队进入英国后，随之而来的还有美国的节目。军队广播网（Armed Forces Network,AFN）通过自己的转播台向美军士兵播出来自家乡的新闻与节目。据估计，至少有10%的英国人收听了军队广播网。可见，在战时，借助战争进程的演进，美国通俗文化已经开始对英国传统精英文化构成有力威胁。 

　　与无线电通讯和广播事业相似，1914年之后，电影工业的重心实际上也开始了这种从欧洲向美国的转移。在一战前，国际电影市场的龙头是法国。1908年，法国百代公司在美国卖出的影片数量，是美国本土制片公司生产总数的两倍多。约在1910年，全世界出口的电影中七成以上由法国生产。但是，一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由于所有人力和物力都需支援战争，导致欧洲电影产量严重下滑。与此同时，美国电影出口商趁此机会得以进入南美、澳洲和欧洲市场，而这些市场先前都由法国和意大利公司占有。美国主流公司在当地市场推行资本化策略，在国外各个重要市场直接设立分公司，取代之前透过伦敦代理商来销售电影商品的机制。至一战结束之前，美国生产的电影在全球上映影片总数中占到了85%，在美洲上映影片总数中更是占到了98%。战争结束后，当美国政府把欧洲市场准入作为附加条件写进1920年的和约之后，美国电影在欧洲就获得了相当的活力。至此，法国电影公司就不得不面临同美国电影进行竞争的局面了。而到了1923年，好莱坞已占据了英国电影放映的85%—90%的份额，而且在英国的收入几乎占据了美国海外收入总额的1/3。由英国电影公司制作发行的影片在其本国市场的份额持续下降，以至于放映美国电影成了英国电影业的利润来源。 

　　对于英国观众而言，美国电影真正抓住他们心的是其中的男女英雄们。在整个20世纪30、40年代，顶尖级的明星都是美国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许多英国本土制作的电影却被认为是“质量有问题”。二战爆发后，美国政府组建“战争信息办公室”，将战争宣传直接诉诸于美国电影。该办公室于1942年为好莱坞准备了《信息宣导手册》，为影片如何表现战争制定出准则。好莱坞也因应战争的需要，不仅致力于制作新闻短片（片长通常为8分钟），以满足大众对战争视觉信息的需求，也扮演了维持道德风气的角色。一时间，新闻短片成为电影喜好的新风潮。而好莱坞擅长的剧情片更成为战时最有效的大众说服工具。到了1947年，据估计，美国电影公司仅在英国即获利7000万英镑。尽管英国政府曾短暂采取征收高额税收等手段，但仍无法阻挡美国影片如洪水般涌进英国的局面。 

　　总之，借助两次世界大战提供的契机，美国信息传播业通过资本和政府推动的力量，一举超过了欧洲原有的优势地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并完善了其高效率的生产和发行机制，占据了世界信息传播的制高点。这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世界霸权提供了文化基础，以至于如何在媒介文化方面抵御“美国化”成了此后世界许多国家地区学者长期讨论的话题，“文化帝国主义”的辩论由此而生。 

结 语 

　　由上述英国和美国的例证可见，诸如战争、瘟疫等社会危机事件，往往提供了推动一国信息传播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契机。同时，信息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在国家综合国力提升过程中的价值也日益显著。而英国与美国的信息传播业之所以能够在特定历史时期获得某种“弯道超车”式的发展，也具备了以下一些更加具体的条件：首先，信息传播业者充分发挥了不同时期新型传播技术的物理特性，如17世纪英国人充分挖掘了印刷媒介在生产数量方面的潜力，而美国人则紧紧抓住了19—20世纪之交无线电等技术在远程交流等方面的传播价值；其次，信息传播业者紧随国内政治与国际格局变动的趋势，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的制度束缚，改变了既定传播格局，17世纪英国内战期间印刷业的爆发与一战后美国电影业利用国际条约走出国门皆为典型案例；再次，灵活的行业内制度为其发展提供了较为自由的空间，不论是英国的印刷商亦或美国的电影制片商，其生产都围绕着分工观念来组织，打造了一种与资本主义各阶段生产方式大体一致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结构；第四，内容表现方式的大胆革新赢得了受众认可，例如在市场化的指引下，业者对政治经济社会动向具有极为敏锐的嗅觉，善于从个体化的经验出发生产具有鲜明个性的传播内容，以满足社会大众的品味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国家间及社会阶层间的界限；第五，信息传播理念和目标既适度超前又明确具体，方可推动某些具体领域的发展，如17世纪英国人着力打造欧洲范围内的科学信息交流平台，而不像同时代法国人意欲建立“文人共和国”般的宏大目标，恰在推进专精的现代科学领域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今时代，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以美国、日本、欧盟为代表的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相继制定并实施了（跨）国家层级的信息发展战略。如美国在20年代90年代制定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战略”“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下一代网络计划”等；日本自2000年以来相继出台了“e-Japan 战略”“e-Japan 战略II”“IT新改革战略”等；欧盟委员会继2005年制定了信息社会发展战略“i2010”后，2010年又发布了“2020‘数字战略’行动计划”等。可见，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业已提供了推动世界各国（地区）信息传播业发展的巨大前景，而不断变动的全球局势，亦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世界信息传播业的发展走向。当前，我国正处在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建设网络强国的关键时期。而伴随全球化产生的各类全球性危机，也迫使各国（地区）不仅要努力发展各自的信息传播事业，而且还要在此基础上直面全球信息传播交流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努力建立起与当今全球化发展程度相匹配的全球信息传播交流机制，着力打造更加平等有序的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方能更好地应对日益紧迫的诸种全球性危机，并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与良性发展因素。 

注释略。

                  （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