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涛：英帝国与美国革命初期的黑人军队——以南部殖民地为中心的考察(1775-1778)
2021-02-09
（来源：《北京社会科学》, 2021年1期: 第88-98页）
关键词:
一、引言
美国革命初期，黑人军队(black regiment)问题不仅在英帝国中心引起激烈讨论，而且在英属北美的南部殖民地引起重大关注。1775年6月，英国皇家海军船长约翰·道尔林普(John Dalrymple)在伦敦发表了一本题名为《大英帝国人民对美洲居民的演说》的政治小册子，呼吁帝国中央政府组建黑人军队，进而镇压英属北美殖民地的起义。[1]在接受道尔林普的建议后，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约翰·穆雷(John Murray)，也称邓莫尔伯爵(Earl of Dunmore)，鼓动非洲奴隶反叛爱国者。邓莫尔许诺：一旦英国军队获胜，黑人士兵将获得自由身份。同年11月7号，通过颁布公告，邓莫尔公开招募黑人士兵。[2](P62), [3]
在英属北美的南部殖民地，效忠于英国国王的政府官员和军事将领积极响应这个政策并试图组建黑人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把英帝国中央政府当作解放者，非洲奴隶纷纷加入英国军队。帝国中央政府与南部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为非洲奴隶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加入英国军队的方式而获得自由。在英帝国中心，虽然部分政治家们也支持在南部殖民地组建黑人军队，但囿于国内政治舆论和诸多因素的限制，中央政府最终放弃了成立黑人军队的计划。但是，在南部殖民地，围绕着黑人军队的组建，爱国者、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王室政府官员、英国军事将领和士兵都被卷入到这场政治漩涡中。
欧美史学界对黑人军队问题已做过一些探讨，但研究成果依旧不足。通过使用比较方法，菲利普·摩根(Philip D. Morgan)和安德鲁·奥肖内西(Andrew J. O'Shaughnessy)考察了英属加勒比海地区殖民地和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武装非洲奴隶的差异性，但他们忽视了这一政策在南方殖民地的具体实施。[4](P180-208)吉姆·派卡奇(Jim Piecuch)分析了多元的政治主体诸如土著印第安人、效忠派和非洲奴隶在美国革命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但他并未详细讨论黑人军队问题背后所暗含的帝国中央政府与南部殖民地在政治关系上的变化。[5](P123-173)西尔维·弗雷(Sylvia R.Frey)研究了非洲黑人在美国革命时期是如何争取自身的主体性并积极反抗奴隶制的故事，但她忽视了土著印第安人和爱国者以及帝国中央政府和南部殖民地的爱国者在黑人军队问题上的博弈。[6]洛伦佐·格林(Lorenzo J. Greene)分析了革命时期的黑人军队，但他的研究区域主要集中在罗德岛殖民地。[7]格里高利·马赛(Gregory D. Massey)提到了南卡罗来纳革命分子约翰·劳伦斯(John Laurens)在大陆军队组建黑人军队的故事，但他主要关注的是约翰和他的父亲亨利·劳伦斯(Henry Laurens)的反奴隶制思想的局限性。[8]布鲁斯·莱文(Bruce Levine)专门研究了黑人军队，但他考察的是美国内战时期南方邦联军队组建黑人军队的故事，完全忽视革命时期的黑人军队问题。[9]虽然欧美史学界对黑人军队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他们很少关注美国革命初期南部殖民地的黑人军队问题。相比之下，中国史学界尚未有专著或论文专门讨论美国革命初期的黑人军队问题。
鉴于学术界对黑人问题研究的不足，故通过考察1775-1778年间南部殖民地的黑人军队问题，对此作进一步的探讨。之所以选取这个时段，主要是因为这一时期英帝国在北美的军事战场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而不是南方殖民地。在研究方法上，尝试把帝国中心和南部殖民地的视角结合在一起，而不是片面地强调帝国或殖民地视角。在档案使用上，既使用来自英帝国中央政府的官方档案，也使用南部殖民地军事将领和爱国者的通信信件。在革命初期，英属北美的南部殖民地主要分裂为两大阵营，一派以白人效忠派为中心，其成员主要包括殖民地的王室政府官员、军队和士兵，以及对英国议会和国王权威深信不疑的人，他们坚决反对爱国者的政治反叛，并力图维持长久以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另一派以爱国者为中心，其成员主要包括殖民地的商人、律师和民兵，他们对英国议会和国王的权威持反对态度，主张推翻王室政府，并按照他们的政治主张建立新政府。随着白人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纷纷被卷入这场政治和军事冲突，英帝国中央政府和南部殖民地的爱国者不得不适时调整他们的政治和军事政策。黑人军队的组建说明美国革命前夕的政治主体不仅有北美军事战场上的大陆军队和英国军队，而且有白人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因此，对革命初期南部殖民地的黑人军队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英帝国中心与南部殖民地在政治关系上的变化，南部殖民地在革命初期的特征以及政治主体的多样性。
二、英帝国政府对组建黑人军队的政治考量
英帝国在西印度群岛的牙买加殖民地有武装非洲奴隶的先例。英法七年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军队中广泛使用非洲人。一方面，获得自由身份的非洲黑人在英国军队服役；另一方面，未获得自由身份的非洲奴隶从事搬运军事设备、装备火炮和清洁营地等工作。英国军队之所以广泛使用非洲奴隶，主要是因为加勒比海地区的白人殖民者人口数量太少。另外，在被奴隶贸易商贩卖到中美洲之前，非洲人一直有武装起义的传统，这使得他们能胜任各种军事任务。1757年，英帝国中央政府在牙买加殖民地正式颁布法律，明确规定非洲奴隶可以在皇家海军工作。[10](P45-46、175)
到美国革命前夕，为镇压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的起义，英国国内的一些政治家之所以主张在军队中建立黑人军队，是因为他们考虑了如下因素。在军事上，由于在人数上处于明显劣势，英国军队迫切需要更多士兵。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英国军队人口大幅减少。到美国革命前夕，驻守在殖民地的士兵远不能满足军事战场上的需要。在政治上，鉴于南方殖民地的爱国者大部分是种植园主和奴隶所有主，武装奴隶可以直接打击南方的叛乱者。在经济上，武装奴隶可以冲击南方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进而迫使叛乱者缴械投降。最后，由于英国国内掀起声势浩大的废奴主义运动，开明的政治家们也主张在北美废除奴隶制。在18世纪60年代，大部分英国人认为奴隶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并主张把非洲奴隶当作人而不是财产。到18世纪70年代，废奴主义者在英国国内掀起了一场解放非洲奴隶的政治运动。1772年，在萨默赛特案(Somerset vs. Stewart)中，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不仅裁定奴隶制非法，而且主张非洲黑人应被视为人而不是财产，这为组建黑人军队提供了可能。[11](P306-318)
虽然组建黑人军队是战争初期的一种权宜之计，但英国国内的政治家们在此问题上立场不一。有些政治家支持帝国政府组建黑人军队。例如，1775年10月26号，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前王室总督威廉·利特尔顿(William Lyttelton)就告诫平民院：由于非洲奴隶人口众多，南方殖民地是一个脆弱的链条。只要帝国政府派遣军队前往南卡罗来纳，利特尔顿认为非洲奴隶会反叛当地的奴隶所有者和种植园主。[12](Vol. 6, P96)利特尔顿还指出，武装非洲奴隶不仅可以摧毁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而且有利于帝国政府平息殖民地人民的叛乱。遗憾的是，平民院否决了这个提议。[7]跟利特尔顿相比，其他政治家则立场鲜明地反对在英国军队中招募非洲奴隶。例如，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就坚决反对武装非洲奴隶。在他看来，鼓动非洲奴隶反叛或许可以帮助帝国政府平息殖民地的叛乱，但会产生更严重的问题。一旦英国军队组建黑人军队，柏克担心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叛乱者会武装非洲奴隶来反抗英国政府。[13](P612)考虑到武装非洲奴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柏克不赞同帝国政府组建黑人军队。跟柏克一样，西佛罗里达殖民地的前总督乔治·约翰斯通(George Johnston)也不支持武装非洲奴隶。在约翰斯通看来，非洲奴隶军纪淡漠且不能胜任军事任务。[13](P105)
跟英国国内的文官不一样的是，英属北美的英国军事领袖们则是满腔热情地支持组建黑人军队。波士顿倾茶事件后，帝国中央政府决定惩治波士顿人，因此派托马斯·盖奇(Thomas Gage)将军镇压爱国者的起事，进而加强对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控制。1775年6月，在一封写给军队秘书巴灵顿伯爵的信中，盖奇明确支持组建黑人军队的提议。[7]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将军也建议国王乔治三世在南方殖民地武装非洲奴隶。[14](P178)大约是在1775年，道尔林普建议邓莫尔在切萨皮克地区招募爱尔兰天主教徒、非洲奴隶和逃奴，进而组建一支黑人军队。[7]在接受这个提议后，邓莫尔宣布，只要隶属于叛乱者的非洲奴隶愿意加入他的军队，他们将在战争结束后获得自由。后来，大约有800名至2000名非洲奴隶加入了邓莫尔的军队。[15](P57-59)得知邓莫尔伯爵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已成功组建黑人军队后，查尔斯·康沃利斯将军(Charles Cornwallis)，也称康沃利斯伯爵(Lord Cornwallis)，迫切希望把弗吉尼亚殖民地的例子推广到其他南方殖民地。[16]
在组建黑人军队问题上，帝国中央政府显得优柔寡断，这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造成的。首先，英国文官和武官在组建黑人军队问题上存在分歧。美国革命初期，由于殖民地人民的政治反叛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英国国内政治家并不认为殖民地会最终走向政治独立。于是，文官们主张帝国中央政府与殖民地进行政治和解。其中，柏克就坚持这种立场。[17](P60-68)但是，英属北美的武官们却持跟文官们不一样的政治看法。对军事将领和士兵来说，镇压殖民地人民起义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武力方式来解决。只要让殖民地人民在军事战役上遭受重大打击，殖民地人民最终会放弃政治独立，转而再次投入英帝国中央政府的怀抱。一旦英国军队雇佣非洲奴隶，国内政治家们担心这种政策会进一步激怒殖民地的爱国者，进而激化英帝国中央政府和13个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在政治和解的希望还未破灭之前，文官们暂时不会同意招募非洲奴隶加入英国军队。[18](P37)
其次，对殖民地事务的误判使得帝国政府未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如果组建黑人军队，秉持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血统的帝国中心政府官员们担心黑人军队的组建会削弱英国军队的战斗力，进而影响英国军队的战斗士气。另外，帝国中心的政府官员们对黑人军队的作战能力和作战决心深表怀疑，且不相信黑人军队会帮助英国军队镇压殖民地的政治起义。此外，帝国政府中心的政府官员们认为组建黑人军队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可估量。在革命前夕，鉴于叛乱只在局部地区出现，帝国政府官员们希望可以采取恐吓等手段逼迫爱国者就范，而不是要在军事战场上跟爱国者兵戈相向。[7]因此，帝国中央政府对殖民地事务的误判使得政府未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决策。
此外，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使得帝国中央政府无法直接做出组建黑人军队的决定。在英国国内，商人、绅士和奴隶贸易者认为武装非洲奴隶反叛殖民地人民不仅手段低劣，而且会侮辱身在北美军事战场上的将军和士兵。1775年10月，他们向国王乔治三世请愿并恳请国王否决组建黑人军队的提议。[18](P112)一旦帝国政府武装非洲奴隶并鼓动土著印第安人反叛爱国者，乔治·蒙塔古(George Montagu)，也称曼彻斯特四世公爵，认为殖民地人民将不会接受来自帝国政府的和平条件。更糟糕的是，殖民地人民最终会走上政治独立的不归路，而这恰好是帝国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结局。[13](P565)
另外，组建黑人军队会离异南方殖民地的白人效忠派，这是英国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革命爆发后，白人效忠派大都居住在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佐治亚的山区地区。在种植园里，白人效忠派拥有数量庞大的非洲奴隶。一旦英国军队组建黑人军队，白人效忠派的奴隶会直接逃离种植园。一旦非洲奴隶离开种植园，南部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将遭受重大打击，白人效忠派会损失大量财富。鉴于白人效忠派依旧效忠英国国王，帝国中央政府发现白人效忠派是需要争取的对象，而白人爱国者则是需要打击的对象。既然白人效忠派毫无反叛意图，英国政府要尽量安抚他们并争取其支持。考虑到解放非洲奴隶不仅会让白人效忠派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会离异白人效忠派，帝国政府迟迟不肯下达武装非洲奴隶的命令。
最后，帝国政府担心武装非洲奴隶不仅会激化帝国中央政府与殖民地爱国者之间的矛盾，而且会让爱国者组建黑人军队来抵抗英国军队。帝国政府官员深知武装非洲奴隶是一项非常危险的政策。他们知道南部殖民地的叛乱者害怕非洲奴隶造反。可是，一旦鼓动非洲奴隶造反，这不仅会关闭和谈之门，而且会把爱国者逼上绝路，最终造成殖民地与母国之间在政治上的分离。另外，他们也担心爱国者武装非洲奴隶进而反抗英帝国。对他们来说，不到万不得已，帝国中央政府不必实施激进的政策。不然，英帝国必然得不偿失。
受以上诸多因素的限制，帝国中央政府最终否决了组建黑人军队的提议。1775年11月20日，在平民院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诺斯勋爵(Lord North)明确指出：在殖民地的叛乱者未使用非洲奴隶和土著印第安人反抗英国政府之前，帝国中央政府“从未想过武装非洲奴隶或土著印第安人”来镇压爱国者的起义。[13](P281)最终，英国议会以278票反对，108票赞成的投票否决了组建黑人军队的提案。[7]
三、南部殖民地对英帝国中央政府组建黑人军队的回应
在南部殖民地，种植园主和奴隶所有者对奴隶反叛一直深感不安。在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的沿海地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奴隶生活在这个区域，这使得白人殖民者一直对奴隶起义心怀恐惧。早在1739年9月9日，一个名叫杰米的刚果奴隶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斯托诺河附近发起了一场叛乱并杀死了25名白人殖民者。同时，这场叛乱也造成了35名至50名非洲奴隶被处死。斯托诺起义发生后，殖民地政府于1740年颁布了《黑人法令》，严格限制非洲奴隶的集体活动。[19](P62-125)18世纪60年代，南卡罗来纳的安立甘传教士查尔斯·伍德梅森(Charles Woodmason)就提醒沿海地区的白人殖民者提防奴隶起义。[20](P93-94)
到1775夏秋之交，随着爱国者的力量不断壮大，南部殖民地的政治力量已慢慢分化为两大阵营。一边以殖民地的王室政府官员及其支持者为主，他们坚决拥护国王乔治三世的权威并力图维护英帝国在南部殖民地的统治秩序；另一边则是爱国者，他们成立了情报委员会、地方会议和安全委员会等机构，借以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阐述他们的政治主张，并反抗帝国中央政府的专制政策。[21](P85-110)
美国革命爆发后，爱国者对潜在的威胁感到忧心忡忡。首先，他们担心山区地带的印第安人叛乱。7月2号，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威廉·德雷顿(William Drayton)及其成员约翰·勒夫维尔(John Neufville)和托马斯·科尔伯特(Thomas Corbett)截获了查尔斯顿邮递员杰维斯·斯蒂文斯(Jervis Stephens)手中的26封政府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有5封是负责北美事务秘书的达特茅斯伯爵(Dartmouth)写给佐治亚殖民地总督詹姆斯·赖特(James Wright)的，一封是达特茅斯伯爵写给南卡罗来纳殖民地副总督威廉·布尔二世(William Bull II)的，另外一封是写给北卡罗来纳殖民地总督乔赛亚·马丁(Josiah Martin)的。通过这些信件，达特茅斯伯爵命令南部殖民地的政府官员雇佣军事力量，“以使殖民地人民服从英国议会的宪法权威”。[22](Vol. 10, P220)通过截获帝国政府和南部殖民地政府官员之间的信件，爱国者发现帝国政府意图煽动印第安人发动对白人种植园主的反叛。[23](Vol. 11, P232-233)为了让土著印第安人保持中立，南卡罗来纳地方委员会不得不指派两名印第安人专员负责与克里克族和切落基族印第安人协商相关的政治事务。
其次，爱国者担心边疆地区的白人效忠派会发动反抗爱国者的起义。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山区地带，托马斯·弗莱查尔(Thomas Fletchall)、罗伯特·坎宁汉姆(Robert Cunningham)和帕特里克·坎宁汉姆(Patrick Cunningham)、约瑟夫·罗宾斯(Joseph Robbins)及其他效忠派人士对英国国王仍忠心耿耿并组建了一个效忠派联合。[23](Vol. 10, P256)1775年的夏秋之际，英国政府煽动山区地带的效忠派分子发动叛乱。为了稳定边疆的政治局势，安全委员会先是派遣威廉·德雷顿(William Drayton)和威廉·腾奈特(William Tennent)进入山区，“向那里的大部分人解释大不列颠与北美殖民地之间不愉快的实质所在；努力解决山区地区和低地地区之间人民的所有政治分歧；平抚山区人民的心情；并使他们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全体联合的必要性”。[23](Vol. 10, P58, 64, 257)7月26号，为了支持德雷顿和腾奈特的工作，安全委员会还指派浸礼会牧师奥利佛·哈特(Oliver Hart)加入他们的工作中去，并说服山区地区的浸礼会教友不要攻击沿海地区的爱国者。在他们的努力下，爱国者暂时稳定了山区地区的政治局势。[23](Vol.10, P162-167)
最后，爱国者们对非洲奴隶造反深感不安。南卡罗来纳爱国者截获了一封由北卡罗来纳殖民地马丁总督写给北卡罗来纳王室委员会成员刘易斯·德罗塞特(Lewis de Rosett)的信，这直接证实了英国政府正在鼓动非洲奴隶反抗白人种植园主。这封信的落款日期是1775年的6月26号，在信中，马丁总督这样写道，“不要将鼓动黑人参加叛乱这一计划错误地归咎到我的头上，要怪就怪国王的臣民真实且宣告叛乱的行为，以及由此所造成维护王室政府权威的所有其他方式的失败”。[24](Vol.10, P138)得知王室政府官员企图煽动奴隶起义的情报后，爱国者惶恐不安。为了确保“自由和安全”，南卡罗来纳的爱国者迫切希望殖民地人民“竭尽所能去抵制英国政府的军事力量和计划”。[23](Vol.10, P118-119)
帝国中央政府已放弃组建黑人军队的提议，但南部殖民地的爱国者却对此深表怀疑。在佐治亚殖民地，帝国政府通过武装非洲奴隶来镇压爱国者的谣言四处传播。1775年5月25日，在一封写给达特茅斯的信件中，赖特总督就指出帝国中央政府通过解放非洲奴隶来打击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奴隶所有者的消息正四处发酵。这种谣言十分“荒谬”且让王室政府官员陷入极度困境。[25](Vol.9, P144)与此同时，在伦敦旅行的爱国者亨利·劳伦斯与来自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爱国者阿瑟·李(Arthur Lee)相识并结为好友。李告诉亨利，帝国中央政府试图武装非洲奴隶且鼓动土著印第安人反叛，以便镇压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爱国者的政治起义。随后，亨利把这个信息告诉给远在南卡罗来纳的儿子约翰·劳伦斯。不久，帝国中央政府武装非洲奴隶和土著印第安人的消息在南卡罗来纳广泛传播。[22](Vol.9, p291)此外，爱国者还散布王室总督正在为非洲奴隶提供军火和武器。1775年8月31日，在一封向达特茅斯的信件中，坎贝尔总督汇报了南卡罗来纳殖民地的政治事务。但是，坎贝尔无法阻止这些谣言的进一步发酵。[26](Vol. 11, P94)
四、黑人军队与美国革命初期的南方战场
在放弃组建黑人军队后，帝国中央政府决定联合土著印第安人和效忠派来镇压爱国者的起义。一方面，帝国中央政府担心组建黑人军队会进一步加剧殖民地与帝国中心在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另一方面，鉴于武装非洲奴隶可能会造成的负面影响，帝国政府偏向雇佣土著印第安人和白人效忠派来支持英国军队在南部殖民地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在殖民地与帝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彻底破碎之前，帝国中央政府试图采取一种相对保守的政策以平息南部殖民地人民的叛乱。
为了响应帝国中央政府的决策，南部殖民地的效忠派试图通过与土著印第安人结盟来控制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1775年6月，在一封写给达特茅斯的信件中，盖奇将军建议帝国政府早日争取切罗基和克里克印第安人的支持。鉴于新英格兰地区殖民地的爱国者已采用土著印第安人来反抗英帝国政府，盖奇将军认为帝国中央政府不要在此问题上犹豫不决。[26](Vol.1, P404.)斯图尔特试图通过武装土著印第安人来加强中央政府对南部殖民地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控制。在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殖民地的山区，卡托巴、切罗基和克里克印第安人一直居住在那里。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后，殖民地人民大量西迁，这使得切罗基和克里克印第安人的土地越来越少。另外，在皮毛贸易过程中，沿海地区的白人殖民者经常剥削土著印第安人。由于白人殖民者与土著印第安人之间在土地和贸易上一直存在矛盾，斯图尔特正好可以利用土著印第安人来攻打爱国者。南卡罗来纳爱国者试图与卡托巴结盟并让切罗基和克里克保持中立。相比之下，斯图尔特则建议帝国政府鼓动切罗基和克里克印第安人来攻打爱国者。[27](P5)
南方的土著印第安人愿意支持英国国王，但英帝国政府在煽动土著印第安人反抗爱国者时存在诸多弊端。第一，在作战方式上，土著印第安人与英国军队截然不同。前者喜欢游击战，而后者偏向列队前行的集体作战方式。第二，一旦土著印第安人参加战争，那就意味着他们不能从事狩猎和耕作。换句话说，在战争期间，土著印第安人需要英国军队提供补给和食物，而这恰好是英国军队所不愿接受的。[28](P11)第三，因为英属北美和英帝国中心沟通不便，帝国政府的命令很难及时传达给南部殖民地的军事将领和王室政府官员。1775年3月27日，在一封写给盖奇将军的信中，斯图尔特提到契卡索和乔克托印第安人愿意与英国士兵一起作战。斯图尔特还提到切罗基和克里克印第安人也愿意与英国军队一起战斗。[29](P127)可是，帝国中央政府却迟迟不向斯图尔特传达使用土著印第安人的命令。第四, 帝国政府不能及时向克里克和切罗基印第安人提供军火和武器。5月份，克里克和切罗基印第安人仍然愿意与英国军队一起战斗，但囿于武器和军事装备的匮乏，他们却无法执行军事行动。[30](P129)最后，帝国中心政治领袖们在土著印第安人问题上的意见不一也使得殖民地军事将领无法作出明确的抉择。在战争初期，达特茅斯极不愿意使用土著印第安人来镇压爱国者。相比之下，达特茅斯的继任者乔治·热尔曼勋爵(George Germain)认识到使用土著印第安人来镇压爱国者的潜在价值，但他对此问题依然谨慎，因为他担心爱国者也会采用同样的措施来反抗英帝国。[16](Germain to Tonyn, December 23, 1775)
帝国政府也尝试联合效忠派来镇压爱国者的反叛，但并未产生实质性效果。1775年5月，在一封写给达特茅斯的信中，威廉·坎贝尔(William Campbell)总督的秘书亚历山大·尹尼斯(Alexander Innes)明确指出，南卡罗来纳沿海和山区地区有数量众多的效忠派。如果没有帝国政府的军事保护，尹尼斯暗示效忠派分子效忠乔治三世的愿望将很快破碎。[31](P129)在沿海地区，在爱国者的恐吓下，许多效忠派不得不屈服。尽管如此，坎贝尔认为英国军队可以争取山区地区的白人效忠派的支持。7月，在向达特茅斯汇报殖民地政治事务的同时，坎贝尔请求帝国中央政府早日采取行动。[16](Vol.11, P50)在听取王室政府官员的汇报后，帝国中央政府支持白人效忠派反抗爱国者。遗憾的是，由于英国军队的主要兵力集中部署在北部殖民地，帝国政府未能及时开辟南方战场，白人效忠派也只能苦苦等待英国军队的到来。
爱国者继续劝说山区地区的白人效忠派加入爱国者阵营，以便粉碎帝国中央政府的阴谋。1775年8月23日，德雷顿和腾奈特试图说服弗莱查尔和其他白人效忠派分子加入爱国者。[24](P179-180)[31](P301-302)鉴于效忠派分子们缺乏足够的军火，弗莱查尔决定暂不起事反叛。9月16号，弗莱查尔和爱国者签订了《九十六协议》(Treaty of Ninety Six)。[24](P86-89)只要山区地区的白人效忠派不遵守爱国者的政治权威，弗莱查尔允诺将把他们交给爱国者处罚。为了回应弗莱查尔，德雷顿承诺：只要山区地区的白人效忠派保持和平，爱国者就不会干扰他们的生活。[32](Vol.1, P184-186)
在使用政治劝说的同时，爱国者也采取严厉措施阻止白人效忠派为英国军队服务。6月9号，由于劳格林·马丁(Laughlin Martin)和詹姆斯·蒂利(James Tilly)拒绝加入爱国者的阵营，爱国者把他们囚禁起来。不久，爱国者对他们进行鞭打，在他们身上插满羽毛，把他们放进囚车并游街示众。[23](Vol.10, P167-168)通过采用这些极端手段，爱国者试图警示沿海地区的效忠派。8月21日，爱国者开始使用经济手段来逼迫效忠派就范。[23](Vol.10, P344-345)在这种情况下，效忠派分子不能购买食盐，不准在杂货铺购买食物，也不准在渡口使用渡轮。另外，爱国者还威胁效忠派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在爱国者的恐吓下，许多白人效忠派纷纷离开南卡罗来纳。例如，效忠派摩西·柯克兰德(Moses Kirkland)就被迫离开南卡罗来纳。
为了防止奴隶起义，爱国者开始严厉惩罚非洲黑人。在南卡罗来纳殖民地，托马斯·杰瑞米耶(Thomas Jeremiah)是一名水手、灭火员和自由黑人，当地人民称他为杰瑞。[33](P200-201)杰瑞本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他却被爱国者提起审判，主要是因为他被指控密谋为王室海军舰队做向导并煽动非洲奴隶反叛殖民地的白人种植园主。[34](Vol. 2, P365)爱国者主张处死他，但王室总督坎贝尔认为杰瑞是无辜的。[23](Vol. 10, P118)在坎贝尔看来，爱国者对处死杰瑞蓄谋已久。坎贝尔总督对爱国者的行径非常不满，但他无力拯救杰瑞。不久，杰瑞被带到法庭上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同年8月18号，在麦格兹因街的囚犯所前面，杰瑞被残忍地绞死在断头台上。通过处死杰瑞，爱国者希望可以杀一儆百，防止非洲奴隶造反。
在军事战场上，作为对邓莫尔武装非洲奴隶的回应，爱国者试图组建黑人军队来抵抗英国军队的进攻。在美国革命初期，尽管爱国者讨论过武装非洲奴隶的可能性，但这个提议并未认真执行。直到1778年1月初，罗德岛的爱国者正式通过了武装非洲奴隶来反抗英国军队的提议。当时，大陆军队在军事战场上节节败退，军事将领和士兵们不得不退守在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弗吉谷(Valley Forge)。考虑到军事上的需要，华盛顿将军同意在大陆军队组建黑人军队。不久，罗德岛的爱国者通过对奴隶所有者进行经济赔偿成功组建了两个黑人军团。[35](P23-24、P120-127)受罗德岛黑人军队的启发，亨利·劳伦斯的儿子约翰·劳伦斯提议武装南部殖民地的非洲奴隶并让他们加入爱国者的阵营。1778年初，约翰已加入华盛顿所领导的大陆军队，亨利也已当选为大陆会议的主席。1月14日，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中，约翰希望父亲可以解放非洲奴隶并让他们加入爱国者。只要父亲能同意这个请求，约翰认为他可以在下一场战役之前组建一支黑人军团。[19](P60-67)大陆会议非常赞赏约翰的这个提议。遗憾的是，考虑到奴隶制是南卡罗莱纳殖民地广泛存在的事实，大部分爱国者并不支持约翰的这个主张。相反，白人爱国者不仅严格限制非洲奴隶逃离种植园，而且极力阻止他们加入英国军队。令爱国者没想到的是，美国革命爆发后，南卡罗来纳有大约20%的非洲奴隶离开了他们的种植园。相比之下，佐治亚有将近1/3的非洲奴隶离开了他们的种植园。
由于未采纳组建黑人军队的提议，帝国政府错失了镇压爱国者起义的重要时机。白人效忠派对乔治三世忠心耿耿，但他们却不敢与爱国者分庭抗礼。在等待援军到来的过程中，白人效忠派遭受各种迫害，这迫使他们要么向爱国者屈服，要么离开南部殖民地。例如，由于无法忍受爱国者的种种迫害，效忠派柯克兰德被迫离开南卡罗来纳前往波士顿，进而投靠盖奇将军。在南部殖民地的军事战场上，尽管切罗基和克里克等部族土著印第安人支持英国军队，但他们在作战方式、军事纪律和生活方式上与英国军队存在重大差异，这使得二者无法一起战斗。此外，由于大西洋的阻隔，南部殖民地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员与英帝国中央政府之间无法直接沟通，这使得帝国政府无法制定及时且有效的政策。在1775-1778年之间，随着爱国者政治势力的日渐强大，英帝国中央政府在南部殖民地的政治权威日渐式微。
五、结论
英帝国中心和南部殖民地对黑人军队的讨论说明美国革命初期的政治主体是多样的。这些政治主体不仅有北美军事战场上的大陆军队和英国军队，而且有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由于非洲奴隶、效忠派和土著印第安人纷纷被卷入南部殖民地与帝国中央政府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帝国中央政府不得不制定相应的政治和军事政策。在否决组建黑人军队的提议后，帝国政府倾向联合土著印第安人和白人效忠派。当帝国政府在南部殖民地执行这些政策时，爱国者不得不适时调整他们的策略。起初，他们试图劝服白人效忠派加入爱国者的阵营。后来，他们采取极端手段对白人效忠派进行威胁或恐吓，迫使后者要么向爱国者屈服，要么流亡。至于土著印第安人，在联合卡托巴印第安人之后，爱国者试图安抚并让其他土著印第安人保持中立。如果克里克、切罗基和其他土著印第安人胆敢加入英国军队，爱国者对他们将严惩不贷。这些说明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主体是多元的，而不仅仅只有爱国者和效忠派。
另外，对黑人军队问题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南方殖民地在美国革命初期的特征以及英帝国中央政府与南部殖民地之间在政治关系上的变化。由于白人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的存在，使得南部殖民地的政治形势与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截然不同。在1775-1778年之间，由于英帝国在北美的军事战场主要集中在新英格兰地区而不是南方殖民地，南方的爱国者才有机会对白人效忠派和非洲奴隶进行威胁和惩罚并试图与土著印第安人维持和平的关系。在新英格兰地区，因无法忍受来自帝国中央政府的税收和政治压迫，殖民地人民最终发动政治起义。但在南部殖民地，爱国者之所以走上反叛之路，主要是因为帝国政府鼓动土著印第安人起义、非洲奴隶反叛和白人效忠派造反等政策威胁到爱国者的经济财富和人身安全。换句话说，帝国中央政府对白人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和非洲奴隶所实施的政策直接决定了帝国中央政府与南部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关系，这些正是南部殖民地与新英格兰地区在革命特征上的重大区别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