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崔璨：主权争议与英国维护海外战略据点的策略

（原载《北方论丛》2021年第1期）

　　[摘要]在二战后英帝国渐趋解体的过程中，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在分别面对阿根廷和西班牙要求主权的压力下，依然作为英国重要的海外战略据点，受到有效地控制和维护。这主要得益于英国运用多种策略，特别是以“民族自决权”为主轴，利用当地居民的诉求以模糊主权争议焦点。在此基础上，英国借法律法规空白或模糊之处以扩大领土领海；借改变属地名称、居民身份地位以淡化殖民色彩；借加大经济扶持开发力度以增强经济价值；在极端情况下不惜动用武力。这些策略导致上述两地的主权争议长期被搁置，并为偏向英方的当地政权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经济发展空间。

　　[关键词] 主权争议；民族自决权；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直布罗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冷战格局与民族主义运动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帝国渐趋瓦解。从1946年至1983年间，先后有51个前殖民地获得独立地位，形成一股颇为壮观的非殖民化浪潮。但是，英国与前殖民地的联系并非完全瓦解，而是创造性地建立了“英联邦”这种独特体系。同时，在此过程中，英国因时因地采取措施，竭力保留了多个对其颇为重要的海外战略据点，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兰）群岛和直布罗陀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此外，上述两地还有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即英国分别与阿根廷和西班牙对其主权归属长期存在尖锐对立，因此颇为引人注目。国外学术界从历史和现实等多重角度，对英国与上述两地的关系问题分别进行过较为深入地研究。近年来，国内学术界也对此问题有所关注，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不过，相关研究对于英国（特别是二战后）如何维护上述海外战略据点的策略手法，尚缺少较为系统完整的梳理，对许多问题仍然语焉不详。有鉴于此，本文拟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与直布罗陀两地的问题结合起来展开分析，以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观察英国在这类主权争议地区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方法，或可增加我们对英国殖民撤退问题的思考维度。

　　一、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与直布罗陀主权争议之来由

　　  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位于南纬51度至53度、西经57度30分至62度30分之间的大西洋南端，距离阿根廷陆地海岸最近约464公里，包括两个主岛大马尔维纳岛（西福克兰岛）和索莱达岛（东福克兰岛），以及周围200多座小岛，面积1.22万平方公里，首府为阿根廷港（斯坦利港）。英国与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争夺由来已久，而关于最早发现该群岛的叙述，也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总体来说，阿根廷历史学家主张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是16世纪初期由葡萄牙和西班牙船队最先发现的；而英国人则认为是英国航海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于1592年最先发现的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在17—18世纪，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受到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殖民者的密切关注，并几经易手。1774—1816年，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处于西班牙的实际管辖下。1816年，阿根廷脱离西班牙宣布独立。1820年，阿根廷宣称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拥有主权。

　　  1829年，文内特被阿根廷政府任命为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总督，同年，英国致函阿根廷外交部，声明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为英国领土。1833年，英国武装占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至1885年，岛上已形成约1800人的英国社区。此后，阿根廷开始严肃地质疑英国对该群岛所享有的主权。进入20世纪上半叶，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局势总体平静，但也曾在1928年和1933年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二战后，随着胡安·多明戈·庇隆将军主政阿根廷，在大力推行民族主义政策的背景下，“收回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成为阿根廷对该问题的宣传主轴，并将其提交至联合国。

　　1960年12月14日，联合国通过了专门针对殖民地自决原则的法律决议，即第1514（XV）号决议，该项决议名为《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其主要目标是“迅速无条件终止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并规定“在托管领土及非自治领土或其他尚未实现独立之领土内立即采取步骤，不分种族、信仰或肤色，按照该领土内各民族表达之意愿，将一切权利无条件无保留地移交之，使能享受完全独立及自由”。1964年，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就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归属问题进行了辩论。阿根廷的理由主要基于1493年的“教皇子午线”，以及继承西班牙对该群岛的权利、群岛邻近南美洲大陆和结束殖民地的需要等。英国则以最早发现该群岛，1833年以来对群岛“公开、持续、实际的拥有、占领和管理”以及岛上居民主要为英国人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在面对于己不利的国际舆论，特别是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作为英帝国的历史残余，在联合国会议上经常被用来控诉英国未能履行其给予殖民地独立的义务时，英国决定延长与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主权有关的档案材料的封存期。在此政策下，很多材料都受到50年封存规定的约束，而某些材料在这一封存期结束时又受到75年封存规定的约束，另有一些材料甚至受到100年封存规定的约束。虽然人们已经预料到英国会对涉及领土主权问题的材料采取某些限制，但施加长达100年的过度限制，难免会被人理解为可能有什么东西要隐藏。正如英国外交部法律顾问菲茨莫里斯在一份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情况有一定的弱点”，主要是由于对这些岛屿在1833年英国首次提出主权要求时是否为“无主地”的怀疑。尽管时间的流逝和持续占领似乎增强了英国据有该地的理由，但另一名英国外交部官员也表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我们对福克兰群岛提交仲裁的成功没有信心，尤其是仲裁机构可能会决定——就像外交部的一些成员（1911年）做的那样——1833年英国占领了一块阿根廷的领地。

　　与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情况有所不同的是，英国对直布罗陀的占领是通过战争实现的，并具有专门的法律条文，即《乌特勒支条约》。但是，条文本身并不严谨，特别是在直布罗陀的主权归属问题上语焉不详，被认为“在长度上不寻常，在措辞上独一无二”的条约，为此后英国与西班牙就直布罗陀问题发生摩擦埋下了伏笔。

　　  直布罗陀(Gibraltar)位于欧洲伊比利亚半岛的东南端，是一个半岛，三面环水，面积约为6.5平方公里，是目前英国14个海外领地之一，也是英国在欧洲大陆唯一的属地。英国与西班牙在直布罗陀问题上的纷争来源于1702年的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这场战争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引起，其本质是一场欧洲大陆的争霸战争。英国为了维持欧洲的势力均衡，与奥地利、荷兰等国组成“反法同盟”，而英法之间的海战主要集中在地中海海域。实际上，英国最初并没有认识到直布罗陀的重要性。英国海军认为，此地缺乏战略意义，理由是直布罗陀的港口条件一般，维护和防御费用比较昂贵。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如国务大臣罗伯特•哈利等人认识到了直布罗陀的重要性。他在1704年写道：“或许直布罗陀能变的重要，它可能变成世界上最重要的贸易通行地区。”最终，哈利的意见占了上风。1704年8月，双方在直布罗陀海域发生海战，此战后，英国占领直布罗陀，从而取得了对直布罗陀的实际控制权。

　　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结束，法国安茹公爵成功继承西班牙王位，但与此相对应的，安茹公爵不仅放弃了法国王位继承权，而且还与英国签订了《乌特勒支条约》。根据该条约第十条的相关规定，西班牙国王放弃直布罗陀的城镇与城堡，连同港口、防御工事和堡垒的全部权利，让与英国国王。但是，这里的所谓“权利”，在条约中是用“propriety”一词表述的，而没有用“sovereignty”（主权）一词。通常来说，“propriety”更多指代的是某种行为规范和礼仪，在表达权利时的语义是比较弱的。所以，仅就该条约而言，关于直布罗陀主权的归属问题依然是较为模糊的。但不论怎样，《乌特勒支条约》第十条作为英国与西班牙就直布罗陀签署的唯一一份条约文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让英国在事实上获得了直布罗陀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条约中规定的上述地方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直布罗陀”的大部分领土，这块由英国占领的狭窄半岛，在政治方面渐与周围西班牙的广大地区割裂开来，

　　自从《乌特勒支条约》签订后，英国与西班牙就直布罗陀主权归属问题的斗争就从未间断。特别是二战后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与《美西共同防卫援助协定》的签订，让西班牙看到了收回直布罗陀的希望。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直布罗陀已然成为英国与西班牙外交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于1964年10月16日确认英国和西班牙在直布罗陀领土的地位和所有权方面存在分歧和争议。非殖民化委员会希望两国对此争议进行协商，并且强调直布罗陀问题适用《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的规定。面对非殖民化委员会的审议结果，英国的态度是不认可、不接受。与此同时，在面对来自国际组织和西班牙政府的压力下，英国决定诉诸“民族自决权”予以回应。

　　二、英国模糊直布罗陀主权争议焦点的策略

　　在殖民撤退大潮下，英国开始逐渐赋予直布罗陀本地人民一定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活动空间。1950年，英国在直布罗陀成立了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立法理事会。1964年，英国与直布罗陀就直布罗陀宪法改革达成协议，提高了直布罗陀当地政府的自治程度。这让直布罗陀人意识到，若想保障已经得到的自治权，其基础就是维持与英国的联系，如果直布罗陀回到西班牙，那么能否继续维持一个由直布罗陀人主导的自治政府，就是一个未知数。同年11月，直布罗陀代表约书亚·哈桑和彼得·伊索拉访问伦敦，英国政府向他们保证，“我们（英国政府）完全意识到有义务保护直布罗陀的福利和人民合法权益”。

　　英国与西班牙于1966年开始就直布罗陀归属问题展开谈判。当年5月1日至20日的第一轮会谈，在位于伦敦的英国外交部举行。在这轮会谈开始之前，直布罗陀代表约瑟夫·哈桑访问伦敦并与英国官员进行了讨论，他再次强调直布罗陀人希望留在英国，绝不会接受任何英国政府违背直布罗陀人的意愿而改变直布罗陀地位的举动。直布罗陀-英国一体化运动主席罗伯特·佩利扎提请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先生注意英国向马耳他和罗得西亚提供的解决方案，并补充说，“如果直布罗陀人在非殖民化问题上，通过公投选择与英国不可分割地联合起来，那么英国政府对直布罗陀的慷慨程度应与其对罗得西亚的慷慨程度相同”。这是直布罗陀方面首次提到希望使用公投手段解决直布罗陀非殖民化的问题。

　　1966年12月21日在纽约举行的第21届联合国大会，以101票赞成、14票弃权和7票缺席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关于直布罗陀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2231(XXI)号决议，敦促当事双方计及该领土人民之利益继续谈判，加速消除直布罗陀的殖民地地位，并请秘书长对于本决议案之实施提供协助。西班牙政府和英国政府都投票赞成联合国大会关于直布罗陀的决议，但双方的理解却存在偏差。西班牙代表认为该决议包含了一些建设性提议，而英国代表认为，这并不妨碍直布罗陀采取最适合其自身的非殖民化方案，尤其是应特别注意“计及该领土人民之利益”。在突出强调这一原则的基础上，英国赶在新一轮英西会谈之前，与直布罗陀达成一项《完全协议》，其中细节不得而知，但主旨应该是必须保证直布罗陀人的利益，无论英国与西班牙进行任何谈判，除非这些协议的内容得到“直布罗陀人自身的充分、无条件和自由表示的赞同”，否则英国不会与西班牙达成任何协议。此举无疑为英西新一轮会谈设置了新的障碍，而西班牙随后也采取了空中管制的反制措施。一系列举动使得双方的立场渐行渐远，谈判已经无法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有效途径。

　　1967年6月14日，英国下议院宣布将于9月在直布罗陀举行全民公投，由直布罗陀人在继续与英国联合还是与西班牙主权联合之间做出选择。西班牙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但英国政府不为所动，紧接着在8月18日宣布，英联邦国家的一个小型独立观察员小组将根据英联邦事务大臣的要求监督公投，并将其调查结果报告给英国政府。1967年9月1日，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做出决议，反对在直布罗陀举行全民公投，并呼吁英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恢复直布罗陀相关问题的直接谈判。但英国仍然拿联合国大会第2231(XXI)号决议“计及该领土人民之利益”的表述为挡箭牌，并强调公投符合《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第七十三条的规定，即对于非自治国家要“承认以领土居民之福利为至上原则”。而且，当非殖民化委员会做出决议的消息传到直布罗陀时，直布罗陀代表约书亚·哈桑立刻进行了回应，向联合国秘书长表示，这种做法“不可思议”：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无视殖民地人民的利益，并试图剥夺他们通过公民投票表明自己利益的基本人权。”这表明，直布罗陀当地政府官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国际发声空间。正是在英国政府与直布罗陀当地官员的相互配合下，公投日程表按预定计划继续执行。

　　公投于1967年9月10日在直布罗陀正式举行。参加投票者可以选择“根据1966年5月18日西班牙政府提出的条款，将（直布罗陀）置于西班牙主权之下（passing under Spanish sovereign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erms proposed by the Spanish Government on May 18, 1966”），或者选择“自愿保留与英国的联系，与民主的地方机构和英国存续其目前的责任”（voluntarily retaining the link with UK, with democratic local institutions and with the UK retaining its present responsibilities）。值得注意的是，有关公投的两个选项在表述上带有明显的引导性：关于西班牙的选项，使用了主权（sovereignty）这样强硬的词汇，而关于英国的选项，其措辞相对温和，只是自愿地（voluntarily）保持与英国政府的联系，而且强调了地方机构的“民主”（democratic）性质。

　　在这样的操作之下，最终的公投结果不难想象：

　　此次公投是英国应对当时联合国与西班牙联合施压的应急措施，压倒性的结果完全符合英国的设想。而英国之所以着力以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快速力推在法理上存在诸多疑问的“公投”，其底气是以当地人口构成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共同体为基础的。

　　1704年，在英荷舰队占领直布罗陀后，在直布罗陀居住的5000名西班牙人中仅有70人留下，其他人皆迁往西班牙境内距直布罗陀几英里外的圣罗克。可以说1704年的战争几乎把直布罗陀变成了一座空城，后来的直布罗陀人主要由移民构成。在长期共同生活中，从各地移居直布罗陀的民族逐渐融合在一起，民族间差异性越来越小，从而在直布罗陀形成了新的共同体，现在冠以“直布罗陀人”这一统称。这些直布罗陀人通常会说英语与西班牙语两种语言，大部分人采用英式生活方式，比如酒吧、英国学校和穿着英式制服的警察都是直布罗陀典型的英国特征。根据人口普查和选民登记册的统计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直布罗陀的民族分布情况如下：英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居多，英国人约占27%，西班牙人约占24%，意大利人约占19%，此外还有一些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实际上，在举行公投的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来自英国与意大利的移民人口数量占据多数，即便是来自西班牙的移民，也都融入了直布罗陀本地文化中，并与英国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这种人口结构和共同体基础上，再加之英国为直布罗陀当地政治组织提供的政治空间逐渐加大，促使英国政府决定启动公投，而公投结果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主权归属矛盾的视线，成为英国反对联合国决议，并继续与西班牙政府周旋的有力工具。从长远来看，此举还为英国面对其他争议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积累了经验。

　　三、英国搁置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的手法

　　与直布罗陀问题类似，从1965年起，联合国认为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控制属于殖民主义统治的类型，并注意到了英国和阿根廷之间存在着主权争端，遂敦促两国进行谈判，“以期在考虑联合国大会第1514 (XV)号决议的各项目标和福克兰群岛人民权益的情况下，找到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英阿关系逐渐从对抗向加强合作转变。然而，这一局面也不时受到干扰， 处于一种“既合作又对抗”（“cooperative confrontation”）的状态。

　　1976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为了卸下殖民主义的包袱，较之前更积极地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并且派遣沙克尔顿勋爵前往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开展一项经济调查。这项调查的动机也许是为了找到这些岛屿对英国造成损失（负担）的证据，从而加强移交主权的理由。到撒切尔政府当政之初，英国外交大臣尼古拉斯•里德利(Nicholas Ridley) 曾于1980年11月提出了解决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争端的多种可能办法，甚至公开表示愿意考虑一个涉及使阿根廷取得岛屿主权的解决方案，这标志着英国态度的重大转变。

　　但是，这种缓和的态势遭到具有“强烈英国血统意识”的岛民的激烈反对。实际上，早在英阿关系渐趋改善的1968年，一位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立法委员会委员（Legislative Councillor）阿瑟·巴顿在当年3月访问伦敦后，便发起了游说团。 另外，一个名为福克兰群岛紧急委员会(FIEC)的组织也开始积极活动，宣扬对英帝国的怀旧情感与英国对该群岛所负的责任。在英阿谅解备忘录签署后不久，游说团成功说服了威尔逊政府，使其保证不会违背岛民“意愿”而将其移交给阿根廷。进入20世纪70年代，英国—福克兰群岛委员会(UK-Falkland Islands Committee，简称UKFIC)一直致力于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留在英国。委员们游说议员，并试图通过各种宣传活动提高公众意识。他们强调，尽管（英国）政府一直在改变方针，但岛民自己仍决心留在英国的海外领地体系内。所以，当里德利在1980年底抵达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试图与岛民交换意见时，遭到了岛民对其政策的公开反对。1981年1月，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立法委员会（Falkland Islands Legislative Council）投票赞成维持现状。1981年2月在纽约举行的会谈中，岛民所采取的强硬路线也没有任何软化的迹象。

　　此外，根据议会主权原则，英国的新政策还需要议会的批准。而下议院议员往往能够超越党派分歧，对岛民的“意愿”，即“把福克兰群岛据为英国人所有”（“keep the Falklands British”）表示支持。这样就造成政府政策的回旋余地非常狭小，里德利的主张未收到任何实际效果。

　　1982年4月至6月，由于阿根廷出兵占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撒切尔政府不惜动用大规模军事力量以成功夺回对该群岛的控制权，显示了英国维护其海外战略据点的决心。以军事胜利为基础，英国政府从1982年开始，彻底改变了原先较为灵活的立场，强调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主权问题不予讨论。

　　同年，联合国大会要求双方在敌对行动停止后，“恢复谈判，以便尽快找到有关福克兰（马尔维纳斯）群岛问题的和平解决办法”。这一呼吁在随后数年里皆以基本相同的方式多次提出。但这些决议均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一方面，这些决议没有提到福克兰群岛居民的意愿；另一方面，决议中“关于福克兰群岛未来的所有方面”这句话暗指主权问题，而这是不容谈判的，并要求“以切实可行的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与此同时，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鼓励下，游说团在英国继续保有强大的势力。而且，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一些来自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组织，如福克兰群岛协会(FIA)和福克兰群岛当地政府(FIG)纷纷在伦敦设立办事处。在撒切尔夫人和梅杰政府的军事保护下，福克兰群岛协会在伦敦自信地宣称，在主权问题上不会与阿根廷进行任何谈判；而福克兰群岛当地政府则致力于扩大其知名度，不仅资助英国议会议员访问该群岛，而且还参加英国主要政党的会议，以深度介入与自身前途相关的政策讨论。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来自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活动家开始更加频繁地利用国际场合为岛民的“自决权利”辩护。1994年，一位当地政治活动家在联合国非殖民化委员会上发言道：“福克兰群岛属于福克兰群岛居民，我们所要求的是……准许让福克兰群岛人民在不受阻碍地情况下决定他们自己的未来。” 同年，英国外交大臣赫德在访问这些岛屿时表示，英国政府会继续维护英国对福克兰群岛的主权，并说“这样做是安全的”。

　　1997年5月，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表示将继续支持英国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主权的主张，并承诺英国政府尊重岛屿居民的自主“意愿”。 不仅如此，工党政府还采取积极措施，对英国治下的海外领地进行了“重新包装”。 1998年，英国外交大臣罗宾·库克宣布，政府将为余下的每个海外领地设计“定制”解决方案。1999年3月，他在下议院指出：“（“殖民地”一词）是对今天充满活力、自治且并无依赖性的领土的错误称呼。它也不符合我们希望建立伙伴关系的概念。我们要立法将这些领土重新命名为‘联合王国海外领地’（ United Kingdom Overseas Territories），同时将在所有政府文件中采用这一名称。”

　　显然，英国政府希望通过这种名称上的变化，以摆脱长期受人诟病的“殖民主义”枷锁，而其《英国与海外领地》（Britain and the Overseas Territories）白皮书的发表，则标志着工党对前殖民地进行政治重建的总体思路，其中最重要的特点即是对所谓自决原则的承诺。受到这一政策的鼓舞，来自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政治活动家继续在各种外交场合显示其存在感，为其本土权力机构营造政治空间。因为有两位来自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立法委员会的委员目睹了1999年7月14日《英阿联合声明》的签署过程，所以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地方政府将他们出席签署仪式视为其合法性的重要证明，并围绕这一点大做文章。例如，2000年7月在纽约举行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来自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一位人士便试图辩称，当时的阿根廷政府已承认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政府的合法性。

　　这样的说法当然遭到阿根廷政府的强烈反对。但是，在英国政府与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当地政府的相互配合下，“民族自决权”已经在近三十年里逐渐成为英国维护其主权的主要依据。

　　英国对所谓“民族自决权”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运用如此自信，同样也是建立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居民的人口构成基础上的。相比直布罗陀，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人口更加纯粹，皆是英国人后裔，历史上的主要来源地为苏格兰，总人口长年保持在3000人左右。岛上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完全是英国式的。毫无疑问，他们对未来的选择是继续作为英国的附属领土。1993年有学者在当地小学生中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只有5%的学生要求某种形式的独立，其余95%的人都希望维持现状，而没有一个人会考虑与阿根廷合并。

　　这样无疑使得问题的解决更加复杂。就连梅内姆总统时期的阿根廷外长迪特拉也认识到，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居民“是问题的一部分，因此也是任何解决方案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承认，这些岛屿不是一个抽象和空洞的空间，而只是等待英国和阿根廷解决主权争端。 亦即，原先英阿双方之间的矛盾逐渐在向三方问题转化。

　　四、英国巩固与海外战略据点联系的其他措施

　　 在突出“民族自决权”原则的同时，英国还采用不断扩大领地（海）面积、投资发展当地经济、修改国籍法等其他多种手段巩固其与海外战略据点的联系。

　　 首先，英国利用各种机会不断扩大其领地（海）面积，以进一步巩固主权。在直布罗陀，当《乌特勒支条约》签订后没多久，英西之间围绕该条约第十条关于领土问题的争端就爆发了。按照英方的理解，《乌特勒支条约》中提到的割让防御工事应包括建造防御工事所必须的阵地，而且，英国坚持条约允许其军队占领防御工事城墙大炮射程之内的地区。在这样的理解下，英国军队多次借机向直布罗陀与西班牙接壤的地峡扩展土地。

　　至于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英国在1982年冲突之前，只声称对周围3海里领海拥有主权。1986年10月，英国宣布划设200海里大陆架区域，由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当局采取立法措施加以实施。此外，英国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周围海域不断进行探索，1974年，英国海军远征队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以东约600英里处发现“迷你岩丘”（mini-Rockalls），便在当中的乱石（Shag Rocks）上刻上了铭牌，以宣示英国对这些乱石的主权。

　　其次，英国适时加强与海外战略据点的经济联系，并大力发展当地经济，使政治变革更加遥遥无期。例如，在1967年英国与直布罗陀签署的《完全协议》就指出，在英国看来，直布罗陀主权属于英国，英国将在直布罗陀目前的困境中维持其正常运转，并提供必要的财政援助，以确保直布罗陀人的权益。在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英国政府自沙克尔顿第二次调查（1982年）后，对该地给予了高达3100万英镑的经济援助。

　　同时，英国政府默许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当地政府开展大规模经济开发活动。从1986年起，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当局便开始通过设立捕鱼区，以使当地政府能够从捕鱼许可证中筹集新的资金，每年可获得大约2000万英镑的收入。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些岛屿通过此类途径，已经能够为当地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资金，其中包括建造社区学院、空军基地等。1991年，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立法机构通过《大陆架条例》（Continental Shelf Ordinance），1994年又通过《近海矿物条例》（Offshore Minerals Ordinance），旨在为颁发能源开采许可证奠定基础。这些举措大大提高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收入水平，到1993年，当局用于岛屿防卫的花费已经达到30亿美元；人口比1980年增加了9%；经济也更加强大和多样化，土地持有制度发生转变，通讯和交通设施大大改善。在首府阿根廷港（斯坦利港），新建了街道、医院、博物馆、银行和社区学院(学校、图书馆和休闲中心)。随着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在捕鱼业和能源开发产业方面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成为西半球人均收入较高的地区，使岛民对任何政治变革更加不感兴趣。

　　此外，随1999年英阿联合声明而执行的联合渔业管理方案也有隐患。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当局在1999年决定，将为渔船多拉达号配备武器，以阻止非法捕鱼。考虑到阿根廷当局对英国军事存在的敏感性，武装这艘船肯定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举动。但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当地政府认为，南大西洋的非法捕捞规模需要采取这样的应对措施。不管怎样，或许正如阿根廷前外交部长迪特拉所称的，这类举动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危险。

　　第三，英国不断放宽海外领地居民获取英国国籍的限制，加速身份认同一体化。1981年，英国修改了《国籍法》，使生活在直布罗陀等海外领地的绝大多数居民可以获得完全的英国国籍。1983年针对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的国籍法案允许所有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居民取得根据1981年《国籍法》尚未取得的公民资格。而1999年的《英国与海外领地》白皮书，在公民身份方面做了更加彻底的调整，宣布其海外领地的所有居民都有资格成为英国公民。这实际上取消了1981年《国籍法》对英国居留权的限制。此举使得英国与海外领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在身份上完全消除了过去横亘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障碍，加速推进了英国本土与其海外领地居民在身份认同上的一体化，使得海外领地的主权问题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而不再是一个单独存在的事物。

　　五、小结

　　直布罗陀作为英国在西地中海的重要门户，是英国有效连接地中海及其周边地区的重要节点；而马尔维纳斯（福克兰）群岛则扮演着英国在南大西洋发挥影响、在南极大陆进行开发活动的桥头堡角色。作为英国重要的海外战略据点，两地在20世纪下半叶殖民撤退的大潮中，承受着来自邻近国家西班牙和阿根廷索求主权的强大压力。同时，联合国相关决议也对英国在上述两地继续维护其主权形成不利影响。而英国政府对两地主权的维护，除了立足于条约规定、最早发现、长期实际占领等理由外，还着力通过片面诉诸所谓“民族自决权”原则，单方面采取全民公投，扶持当地政治组织等策略，以彰显“该领土人民之利益”诉求。同时，为配合上述主要策略，英国还通过不断扩大领地（海）面积、投资发展当地经济、修改《国籍法》等多种手段巩固其与海外战略据点的联系。在某些极端时期，英国政府甚至不惜采用武力以夺取对其领地的所有权。上述这些策略手法，为英西、英阿政府之间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制造了新的障碍。从长远来看，英国的做法使得这些富有主权争议的海外领地逐渐获得了新的政治发展空间，再加上本地经济发展能力的增强，势必会不断提升其对自治权利的诉求，使双方争端向三方争端转化，从而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在此意义上，学术界需对英国在战后殖民撤退过程中采取的诸种策略手法予以更大的关注，以利于我们思考相关问题的应对之策。

　　（张炜，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 崔璨，河北大学图书馆 副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