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芳：从“伪君子”到“阴谋家”——反启蒙运动塑造的启蒙哲人形象

（来源：《世界历史》2020年第6期）

内容提要：“哲人”是启蒙时代意识形态讨论和斗争的焦点。在公众和舆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的时代，公共人物这种现代现象诞生，哲人的公共形象成为启蒙哲人与反启蒙势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反哲人群体一开始蔑视地将启蒙哲人视作不信教、反宗教、不学无术、妖言惑众以谋取私利的伪君子，试图揭露他们的骗子面目。随着时间的推移，启蒙思想四处传播，启蒙哲人的影响日益高涨。反哲人群体既嫉妒又恐慌，掀起越来越高的反对声浪，指控启蒙思想败坏道德、腐化风俗、煽动反叛。他们塑造的哲人形象变得越来越阴险、越来越政治化，最终在旧制度的最后二十年间将哲人们刻画为一个意图颠覆国家和教会的阴谋集团，并预言启蒙思想会带来暴力流血和权力的倾覆。这种阴谋论为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制造出因果关系，创造出一种历史解读，对后世对启蒙运动的阐释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启蒙运动　启蒙哲人　反哲人群体　阴谋论　反启蒙运动

　　面对启蒙运动的兴起，启蒙哲人(philosophe)的反对者们针锋相对地将自己命名为反哲人(antiphilosophe)，对哲人们展开了坚韧、持久的抵制和斗争，形成了曾被长期忽视的反启蒙运动。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反启蒙运动研究，多追随以赛亚•伯林所开创的研究范式，对批判启蒙思想的文本进行思辨研究。实际上，启蒙运动遭遇的抵制与抨击，远不止维科、赫尔德等人从思想层面开展的论辩与批驳，还有大量的讽刺挖苦、人身攻击和诡计手腕。在启蒙时代，“公众”和“舆论”的重要性凸显出来。围绕着启蒙著作、启蒙哲人的历次纷争，吸引了公众的注意力、引起了舆论的喧哗，伏尔泰、卢梭等著名的启蒙哲人也成为万众瞩目的公共人物。这一切令反启蒙势力惊愕、惶恐，展开了与哲人争夺对公众的影响力、争夺舆论主导权的斗争。在这场充斥着侮辱与损害的斗争中，对哲人形象的塑造成了重要部分。启蒙哲人和他们的对手们争夺对“哲人”这个概念的定义权，“哲人”本身成为启蒙论战中的一个论题，成为18世纪的关键概念，是“那个时代意识形态讨论和斗争的焦点”。在阐释“哲人”的竞争中，反哲人利用各种传播媒介刻画哲人的负面形象，意图通过污名化的手段降低哲人在公众中的影响力。

　　对启蒙时代的哲人形象进行分析，这项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26年埃若•韦德所著《十八世纪法国戏剧中的“哲人”》。在这部著作中，他分析了18世纪产生的51部与启蒙论战直接相关、以哲人为主角的戏剧作品，揭示反哲人对“哲人”指控以及哲人的自我辩白。在韦德的奠基性著作之后，学者们对“philosophe”这个词汇在18世纪语境中的含义进行研究的作品并不少见，尤以让•法布尔的文章《哲人的两个定义：伏尔泰与狄德罗》最为著名，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哲人们对自己的认识。直到1982年，巴黎三大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1750年至1772年间法国戏剧中的哲人角色》再次继承了埃若•韦德的研究主题，但这篇论文没有出版，很少有人看到。20年后，斯特拉斯堡大学启蒙运动研究中心(CELUS)再次以“哲人”形象作为研究主题。在皮埃尔•阿特曼的主持下，学者们决定对18世纪的戏剧、叙述性散文作品(比如小说)、报刊、科学院作品乃至革命演讲所刻画的“哲人”角色进行分析，至今已经出版了两本论文集《舞台上的哲人》和《小说中的哲人》。2010年，阿莱克西•塔迪耶又汇编了论文集《英国与法国文学中的哲人角色(16-18世纪)》。这些作品的研究思路都是试图在哲学的“边缘”文本中勾勒出“哲人”这种人物角色的轮廓，比如苏格拉底、笛卡尔等哲学家在18世纪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大部分内容与启蒙运动的论战没有直接关系。

　　至于启蒙运动中产生的论战文本所塑造的哲人形象，研究反启蒙运动的作品多少都有所涉及，比如迪迪耶•马索著《启蒙哲人的敌人们》和麦克马洪著《启蒙运动的敌人们》都揭示了反哲人对哲人的一些看法；对一些重要反哲人如弗雷隆、彭比尼昂、莫罗等人物的研究，对主要的反启蒙刊物如《文学年代》《特雷武报》的研究，也会陈述他们对启蒙哲人的看法。但是，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反启蒙势力对启蒙哲人的严肃评价，分析的是反哲人们对启蒙思想的看法，而不是用于争夺公共舆论而在通俗性文本中为哲人塑造的公共形象。奥利维耶•费雷的《疯狂诋毁——哲人与反哲人的小册子交火(1750-1770)》从文学角度研究哲人与反哲人的小册子战争，时不时会揭示哲人与反哲人的一些形象纠纷，但分析的是论战小册子使用的杜撰虚构、断章取义、嘲笑诽谤等“污名化”手段。

　　在国内学术界，反启蒙运动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对一些重要反启蒙思想家，如维科、迈斯特、德里达、施特劳斯等的文本进行抽象思辨和分析解读，探究他们对文明、进步主义等启蒙观念的批判。也有人关注到某些反启蒙观念，如历史主义。还有一些文章着重于分析以赛亚•伯林对“反启蒙”的定义。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19-20世纪的思想家对启蒙思想的事后评价与批判，而对于18世纪直面启蒙思想家并与他们展开直接竞争的反哲人们，相关研究则极为罕见，基本上承袭麦克马洪的研究思路，并没有特别留意反哲人们在公共舆论场中与哲人们展开的斗争。

　　总体而言，反启蒙势力将“哲人”这个头衔“污名化”，向公众塑造、传达启蒙哲人的负面形象，令他们在公众中失去信誉，从而达到争夺公共舆论的目的，这些活动还没有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本文对启蒙哲人与他们的对手们的论战中产生的小册子、小说、戏剧等通俗文本进行分析。这些文本揭示出，启蒙哲人一直被扣以不虔诚、反宗教、独立反叛、腐蚀风俗等罪名，并且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哲人被刻画得越来越危险、罪行越来越政治化，从哗众取宠、骗取功名利禄的伪君子变成颠覆教会和国家的阴谋家。法国革命、特别是恐怖统治，为这种哲人阴谋论提供了市场，也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启蒙运动的认识。

一、复杂多样的反哲人群体

　　“哲人”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对自己的称呼。他们喜爱谈论“哲学”、“哲学精神”，相信“哲学”的进步会给人类带来幸福，将苏格拉底等古代哲学家视作精神祖先。但“哲人”并不具有明确的定义，甚至人们对“谁是哲人”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完全一致的意见。学者们常常不得不使用列举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总有一些人被视作是无可争议的“哲人”，比如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雷纳尔、孔多塞等。还有一些人，如丰特奈尔、孟德斯鸠、卢梭、孔狄亚克、杜克洛、杜尔哥、马蒙泰尔、莫雷莱、格里姆等，虽然有的被认为是哲人的先驱而非哲人，有的被认为游离于哲人的边缘，有的被认为资历尚浅，不论是“哲人先驱”、“边缘哲人”还是“次要哲人”，但总归是“哲学运动”的参与者，也常常被归入“哲人”的行列。除孔狄亚克之外，他们并没有系统的、现代意义上的哲学思想，他们的思想观念也分歧巨大，不能总结为自洽的学说，但它们“通过一种比喻或能够进行反思和阐释的一些口号表现出来”。

　　哲人们的身份意识早在1743年就由后来参与《百科全书》编撰的杜马塞(César Chesneau Dumarsais，1676-1756)明确表达出来，“理性对哲人而言，就相当于神恩对基督教徒的意义”；“哲人通过无数的特别观察而形成自己的原则”，“对科学怀有敬意”，“充满人性”。在杜马塞的笔下，哲人代表着新的理想人，已经启蒙的人，善于利用自身的理性并依据理性而行动。这是对“philosophe”的新阐释，偏离了它本来所指代的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代哲学家的含义。此后这篇文章被伏尔泰、狄德罗分别改写并收入《哲学辞典》和《百科全书》，成为哲人们表达自我认知的宪章。总之，哲人们自认为以理性和公正为特征，“哲人就是一个正派的人，他完全依据理性而采取行动，他将风俗、社交才华与反思、公正精神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富有战斗精神，“他们都在为了拥护真理而战斗”，“他们以永不疲倦的精力投身于反抗宗教狂热与暴政的种种罪行的活动中”，“他们采用理性、宽容、人道作为战斗口号”。

　　哲人为自己塑造的这一形象被他们的对手们视为狂妄自负。在这些人看来，“我们时代的不信教的人用‘哲人’这个漂亮词来称呼自己……他们只不过在追随着异教诡辩派的足迹而已，并为真理的这些古老敌人的错误推理增添了一些自负的灵巧。”他们不仅认为哲人毫无才学，而且认为他们品行有缺、行为乖张：“世间还有人将自己美称为‘哲人’，这些所谓的无信仰的人……将自己置于世俗和宗教生活的义务与责任之上，摆脱所有在宗教方面被他们称为教育偏见的东西，嘲笑可怜的人类因懦弱而遵守现存律法、因愚蠢而不敢摆脱非常古老的迷信的桎梏。”

　　这些贬斥、抨击哲人的人自视为“反哲人”。这个词汇差不多与“哲人”同时诞生，反哲人以此表达其明确的立场，还堂而皇之地将其形容词形式运用于一些著作标题上，如《反哲学思想录》《反哲学辞典》等。不过，“哲人”所指涉范围极为有限，并都可归入广泛意义上的“文人”类别；而在18世纪语境中，“反哲人”泛指一切反对启蒙运动的人物，并不必然是发表作品的文人，其中不乏一些掌握教俗权力、能够对启蒙哲人采取行动的人，比如直接推动《百科全书》被取缔的巴黎高等法院总律师若利•德•弗勒利(Jophe─Omer Joly de Fleury，1715-1810)。因此，广义上的反哲人身份多样，好战的神职人员、虔诚的贵族、保守的高等法院法官、固守传统的资产阶级、顽固不化的文人……上至大权在握的高官显贵、下至生活无着的落魄文人，都有反哲人。而本文所研究的则是狭义上的反哲人，是那些著书立论、在舆论场中与哲人们展开竞争的人。

　　这些反哲人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纯粹的虔诚传统的代表，既有神职人员，也有世俗人士，他们的观念通常被称为“护教论”。其典型代表如发布主教训谕斥责卢梭的巴黎大主教博蒙(Christophe de Beaumont，1703-1781)，发表牧灵手册罗列哲人的四大罪状的皮伊主教彭比尼昂，著《自相矛盾的无神论》《驳<自然的体系>》等重要护教论作品的教士贝尔热耶(Nicolas─Sylvestre Bergier，1718-1790)等，世俗人士也同样是护教论的重要支柱，如卡拉奇奥利(Louis─Antoine de Caraccioli，1719-1803)，著有《理性语言》《正派人的宗教》等五十多部护教论著作。护教士们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受到攻击的基督教，而很少彰显出个人野心。他们力图证明神的存在，为被不虔诚作品所动摇的信徒提供指导，阻止巴黎人的生活转向轻浮和放纵。

　　第二种类型的反哲人是一些因循传统的保守派人士，他们能够促使一些权力机制运作起来，以立场明确的报刊为斗争阵地。比如主编《文学年代》的弗雷隆，主编《特雷武报》的耶稣会士贝尔蒂耶(Guillaume─François Berthier，1704-1782)，主编冉森派地下刊物《教士新闻》的丰丹•德•拉罗什(Jacques Fontaine de La Roche，1688-1761)、盖南•德•圣马克(Marc─Claude Gueninde Saint─Marc，1730-1807)、古尔兰(Pierre─Etienne Gourlin，1695-1767)等人。他们主编的这三种刊物，存续时间长、几乎贯穿了整个启蒙运动，发行范围广，读者群遍布欧洲，影响力大，构成了反启蒙运动的三大舆论喉舌。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刊物，如《审查周刊》《基督教徒报》《教士报》等，虽影响力不及它们，但也汇集了大批报人对启蒙哲人发动攻击。这个类别中还包括一些享有国家权力支持的人，比如律师雅各布-尼古拉•莫罗(Jacob─Nicolas Moreau，1717-1803)，丑化哲人的讽刺作品《关于卡库雅克人历史的新报告》，就是他在凡尔赛宫廷的支持下创作发表的。这类人被称为君主政体的“唱诗班”。

　　第三种类型是“出于战术或战略原因而选择阵营的人”，“这个类别包含所有想煽动冲突并火中取栗以获取物质、闲职或象征性好处的人，不论是世俗的还是教会的人”。虽然不排除其中一些人与哲人在信念上有分歧，但他们的首要目标并不是捍卫正统宗教，也不是捍卫受哲人攻击的旧制度，而是想要争夺地位与荣耀，比如为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获得来自王权的年金而争名夺利。当然，他们也不排斥与护教士们的战略结盟。比如，吉贝尔(Nicolas─Joseph─Laurent Gilbert，1750-1780)曾带着推荐信拜访达朗贝尔，但未获得职位推荐，其后两年又两次试图混入哲人世界但都以失望告终，最终成了赏识他的弗雷隆的“帮凶”，创作诗歌《十八世纪》痛骂“迟钝的狄德罗”、“冷漠的达朗贝尔”和“怪兽伏尔泰”。还有帕里索(Charles Palissot de Montenoy，1730-1814)、萨巴蒂耶(Antoine Sabatier，1742-1817)、克雷芒(Jean─Marie─Bernard Clément，1742-1812)等许多下层反哲人都有着类似的经历。为了在文学界立足、征服巴黎沙龙世界、获取职位年金，他们最初都曾经求助于哲人、发表颂扬他们的作品以求垂青。但是在哲人一方受挫，或者所得不足所期望，他们最终倒向反哲人一方。

　　实际上，并没有纯粹属于某个类型的反哲人。孜孜不倦地撰写没有多少读者的艰深护教论的教士们，即便很少表现出个人野心，却并不意味着无视这类作品带来的潜在利益。法国教会每五年举行一次隆重的教士大会，其目标之一就是“清点部队、鼓舞战士，并向那些因基督教书籍而立功的人分发年金”。贝尔热耶因其护教论作品而成名，从1770年开始跻身于凡尔赛宫廷中，先后成为阿德拉伊德公主、王后等王室成员的忏悔神甫。彭比尼昂在法兰西学院对哲人们发动进攻，借机谋取地位和荣耀、获取接近宫廷的机会等动机很明显；不过他对宗教的情感并非完全出自投机的需要，维护正统宗教和政治秩序的意愿也并非不真诚。即便是那些机会主义分子，他们对哲人的仇恨也是真实的、深刻的，可以称作是虔诚派的“旅行同伴”。

　　无论在思想观念、政治与宗教立场上，还是在行动策略上，反哲人都不是一个具有统一性的群体，反而充满了相互敌对、纷争不断的团体、派系。比如1758年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引发启蒙运动的大危机，各类反启蒙势力纷纷行动起来，并成功将争议引导到《百科全书》上，导致它被查禁。然而，一致行动的背后却是教会、高等法院与君主政府争夺出版审查权。再如，耶稣会和冉森派是两股强大的反启蒙势力，分别被伏尔泰比作狐狸和狼。然而，在冉森派看来，“耶稣会与哲人具有相似的关于神、自然、伦理的概念，耶稣会就是哲人，却聪明地伪装为一个宗教组织”，因此冉森派认为，“在与哲人开展决定性的真正战斗之前，耶稣会是一股需要先予清除的力量。”冉森派主编的《教士新闻》，几乎一半的篇幅都用于反耶稣会宣传。实际上，仅仅是由于共同的敌人，这些反哲人才具有了表面上的一致性。

　　反哲人与教俗权力的关系也因时因势因人而异。在博蒙大主教的要求下，1752年《百科全书》前两卷被查禁，然而由于其亲耶稣会立场，在1764年也被冉森派势力的堡垒巴黎高等法院列了一张罪行状。1767年，因《贝利塞留》主张宗教宽容，索邦神学院发起气势汹汹的审查和舆论攻势，却被试探接纳新教徒融入社会的君主政府镇压。君主政府有时会乐意利用反哲人制造舆论“噪音”，比如支持“卡库雅克人”系列小册子出版、允许喜剧《哲人》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嘲讽哲人，以便转移公众对当时尖锐的财税、战争等问题的注意力。但是，同样也是君主政府的出版审查迫使耶稣会的《特雷武报》放弃了对《百科全书》进行详细批判的计划。巴士底狱因关押过伏尔泰等启蒙哲人而成了反启蒙运动的一种象征，但弗雷隆等反哲人也同样经历过巴士底狱之囚。

　　反哲人，或由于信念上的分歧、或由于利害关系而与哲人相互攻讦。但他们与哲人并非如字面上这样截然对立、界限分明。在很多问题上，部分反哲人与哲人存在巨大的妥协空间，比如弗雷隆在诸多政治、财税、社会问题上的看法与伏尔泰非常接近，以至于被视为一个反伏尔泰的伏尔泰主义者；比如帕里索尖锐抨击狄德罗等百科全书派成员，却始终崇拜伏尔泰。而且，在文化实践、生活方式和职业生涯方面，反哲人与哲人也有很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后两个类别的反哲人。他们接受了同样的教育(基本都毕业于耶稣会中学、一些还接受了大学教育)，阅读同样的书籍(喜爱维吉尔等古罗马作家和17世纪的古典主义作家)，关注甚至喜爱科学领域的新发展，热爱城市生活、社交生活，甚至光顾同样的社交圈子，都向往着征服知识权力。然而，恰恰是在这个方面，反哲人们遭遇了哲人的挑战并屡屡蒙受挫折与沮丧。

　　尽管遭到各类反启蒙势力越来越凶猛的攻击，但伏尔泰、卢梭、马蒙泰尔等人的著作依然广受欢迎，常常使得洛阳纸贵；《百科全书》屡遭挫折却也在巴黎完成编撰并顺利出版。尽管伏尔泰不得不流亡于法瑞边境，卢梭被迫逃亡、颠沛流离，马蒙泰尔被解除官方报刊《法兰西信使》的主编职务，莫雷莱等还被关进巴士底狱，但哲人们的社会地位事实上在上升：他们相继攻克法兰西学院，获得了一个又一个官方职位和津贴，个人财富也随之增长，甚至本身也担任起保护人的角色，开始提携后进、扶持新一代的年轻追随者。最令反哲人恐慌与嫉妒的是，在这个公众与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的时代，启蒙哲人凭着他们的著作，成功获得了名望与人气，广泛为人所知晓和关注，成为这个世纪中越来越多受过教育的人所仰慕的对象，能够对公众发挥巨大影响，成为公共人物。

　　公共人物是启蒙时代伴随着“名气”(célébrité)的诞生而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从18世纪中期开始，“名气”伴随着现代性的发生发展而出现，是“某个特异的人在同时代人中所引起的好奇心”。当一个人变得有了名气，他所引起的好奇心就不仅再按照他本来所从事的活动的标准去评价他，而且因其吸引和维持公众的好奇心的能力而评价他，这样，他就成为公共人物。伏尔泰、卢梭等启蒙哲人正是这个时代诞生的“公共人物”的典型代表，关于他们的真真假假的消息大量充斥于当时的报刊乃至私人信件中，广受欢迎的手抄新闻刊物《巴肖蒙报道》记载量排名前十的人物中，有伏尔泰、拉阿普、卢梭、马蒙泰尔四位启蒙哲人，伏尔泰的记载量更是超越了排在其后的三人的总和。以伏尔泰为例，他的名字成了出版商的广告，以他的名义出版伪书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项产业了。伏尔泰的肖像画、版画也大量传播，还被装饰在鼻烟盒、烟斗、茶具等日常生活物品上。

　　最蔚为壮观的现象就是拜访伏尔泰的“费尔奈朝圣”。自1755年伏尔泰在法瑞边境地区定居以后，拜访者纷至沓来，去费尔奈“朝圣”成为时髦之举。除去日内瓦及周边地区的人，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德意志人、俄国人、瑞典人也纷纷出现在伏尔泰的餐桌旁；甚至还有从印度和北美殖民地前来的拜访者；加文•德•彼尔清点出的有名有姓的英国拜访者就有150人之多。不仅有很多姓名不详、默默无闻的拜访者，各国权贵们如亲王、公爵、伯爵以及大使、总督、大法官也纷纷到来。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也想造访费尔奈，只不过由于凡尔赛宫的政治压力而没能成行。公共人物所引起的好奇心，“并非总是崇拜式的，很少是全体一致的。”因此可以看到，在前所未有的“费尔奈朝圣”现象中，许多远程而来的人并非是伏尔泰的崇拜者或支持者，也并非出于社交礼仪的需要而拜访他，甚至一些坚决的反哲人也会登门拜访，塞吉耶和冉利斯夫人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当时人的眼中，伏尔泰是伟大的悲剧作家、史诗诗人和史学家，是遭受司法不公、宗教迫害的卡拉斯等人的捍卫者，因而成为学识、慷慨与正义的象征，这位“欧洲最著名的人”成为18世纪后半期公众对“哲人”的认识和想象的现实依托。如此一来，其无与伦比的知名度和公共媒介的高可见度，就可能转化为以他为代表的启蒙哲人对公共舆论的影响力。这个时期，随着识字人群的增长、出版市场的扩大、报刊媒介的发展，公众和舆论的重要性日益增长，公共舆论“被定为权力的一个新来源，被定为最高法庭”，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权威。然而，“公众”并不是均质的、全体一致的，是“最容易被引导、被征服、被加热、被冷却、使之厌倦的”。“舆论”作为“公众”的评判，也感染了其复杂、矛盾、多变的特性。应对变化无常的公众和舆论，伏尔泰明确表达出争夺和控制舆论的意愿：“舆论统治着人，而哲人们一点一点地改变着普世舆论。”

　　反启蒙势力自然不会放任伏尔泰等哲人轻易控制舆论：教堂里的布道，主教训谕、牧灵手册等宗教机构发布的文本，枢密院、高等法院等权力机构发布的公文，还有大批教士和保守派文人创作的论著、报刊、小册子、小说、诗歌、歌谣等各类作品，都构成了反启蒙运动争夺舆论的表达形式。诸如伏尔泰的《哲学辞典》、狄德罗的《哲学思想录》、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等作品，“每件作品都会招来5种或10种接连不断的反驳，这还不包括一些较为泛化的作品中的驳斥。每一份哲人或同情哲人的报刊会面对至少三份明显与之敌对的报刊。”诸如《文学年代》这样的反启蒙喉舌更是18世纪最成功的刊物，订阅者遍及社会各识字阶层。其主编弗雷隆则是操控舆论的大师，他声称，自己的批评比高等法院的判决更令大胆、不虔诚的作者们感到畏惧，这并非自吹自擂。

　　在这些争夺公众和舆论的努力中，对哲人的形象进行污名化塑造是反哲人们惯用的一种手段。毕竟公众对伏尔泰、达朗贝尔等启蒙哲人的认识，不仅源于阅读他们的著作，甚至更多源自信件、报刊消息、道听途说、论战文本等各种渠道，他们依据这些信息而构思、想象他们的行为举止、思考谈吐，塑造他们的形象。这种形象作为公众对“哲人”的认知和想象，对他们是否阅读、接受哲人的观点，对于启蒙思想的传播，对于舆论的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启蒙运动历次纷争所产生的文本，尤其是各类泛滥的论战小册子，更是彰显出哲人与反哲人塑造哲人形象、争夺舆论主导权的本质：“小册子话语，与批评不同，从本质上来说并非运用理性的产物。即便这些话语有时具有论理的表面，人们也可以看出，这种论理总是被一种为了贬损对手、激起话语的修辞目的所扭曲”，因此，小册子是一种服务于形象战争的武器，小册子作者并不是想通过争论而获取真理，而是“努力想控制‘舆论’”。用弗雷隆的话来说，哲人就是“一只披着孔雀羽毛的松鸦”，他的意图就是要揭露这群伪君子，“把这身羽毛剥下来，让他赤身裸体地曝光于公众的目光之下。”这就是反哲人为争夺公众和舆论而对哲人发动的形象之战。

二、“伪君子”：文人相轻传统中的污名攻讦

　　在公共领域中，哲人与反哲人之间的冲突最初以传统的文人纷争的形式展现出来。自1748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面世开始，启蒙运动声势日盛，《百科全书》、卢梭的《论风俗与艺术》和《论不平等》、狄德罗的《对自然的阐释》、爱尔维修的《论精神》等著作，在文人世界中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风波。反哲人并未意识到哲人们的才华，而是蔑视地将他们视作17世纪的自由思想家的平庸继承人。他们自视正派人、好国民，是道德和风俗的捍卫者，是良好品位的捍卫者。看着哲人们获得声名利禄，他们真诚地相信“法国被江湖骗子蒙蔽了”，产生了一种“苦涩的文化仇恨”。在这些纷争中，反哲人借文艺批评之名，将风向引向道德评判，将哲人们刻画成为不信教、虚伪、自私自利的伪君子，不学无术却骄傲自负，以哗众取宠的方式博取关注、骗取私利。

　　哲人首先面临的指控是“不信教”、“反宗教”。一些反哲人花费大量精力著书撰稿证明这一点，并试图分析“不信教”思想的演变源流和谱系，比如神学博士戈沙主编的《批判信札，即对多种现代反宗教作品的分析和驳斥》，阿耶主编的《复仇的宗教》，都是中规中矩的宗教辩护作品。从批评的内容和角度来看，他们确实部分理解哲人的思想，能够准确将他们的思想源头追溯到培尔、洛克、斯宾诺莎等思想家，并试图从这些源头、以论理的方式驳倒哲人。但这些传统护教论作品的缺陷很明显。首先，只有批评者的同行才能理解它们，而对最需要得到宗教指引的普通识字人群来说则如同天书。其次，连反哲人自己也认为，这些作品往往只是“陈词滥调的汇集”，平庸得令人沮丧。据阿尔贝•莫诺统计，1715年至1789年出版的基督教护教论著作共有大约九百种，远远超过这一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数量。但其中却罕有得到普遍认可、广泛传播的精品。这些作品虽然受众有限，但从理论上为更具普及性的反哲人作品对启蒙哲人的“不信教”“反宗教”指控提供了依据。

　　从大众传播的角度来说，以文为业的反哲人们为哲人刻画的“反宗教”形象更加简单明了、更易对普罗大众产生影响。比如1760年面世的一份小册子《魔鬼致伏尔泰的诗体信》，描述伏尔泰与撒旦的协议，扉页上还配有一幅插图，魔鬼拿着协议正要降落在日内瓦。这份小册子从1760年到革命前夕，再版超过30次。大量论战小册子和《特雷武报》《教士新闻》《基督教徒报》等宗教立场明确的刊物总是将“哲人”与“不信教”联系在一起，甚至《文学年代》《学者报》等世俗文艺刊物也想要揭露“这个高傲、谵妄、不受束缚、不虔诚的时代”。不过，这些指控往往只是一句惯用的污名之词。因为，“当一个伟人乘着天资的翅膀达到了不朽的地位，其他人不会说他是一个糟糕的作家，因为人们不会相信。他们满足于抹黑他的德行，称他是无神论者，是自然神论者，是斯宾诺莎主义者，这些能够让人民上当。”

　　许多反哲人其实并不虔信宗教，他们对宗教抱着依循传统甚至敬而远之的态度，弗雷隆在18世纪60年代后期转向教权主义态度之前，就是这类反哲人的代表。他们会像使用口头禅一样时不时使用这句通行的污名之词，但他们清楚这种指控打击的不是启蒙哲人的要害：“这些放肆、不虔诚的作者对批评比对高等法院的命令更加敏感，比之被叫作坏基督教徒，证明他们是坏作家更令他们愤怒。”因此，正如狄德罗总结的，更多的反哲人致力于将哲人塑造为：“一个伪君子，一个野心家，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一个诽谤家，一个没有涵养的人；因为，我想，大家就是这样来称呼那些要毁灭任何同他们思想不一致的人的。”

　　1760年，彭比尼昂借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发表演说的机会，大肆抨击哲人，引发轩然大波。在本应向院士同人们致敬的当选演讲中，彭比尼昂演讲的主题却是对哲人的伪君子身份做全面的总结和揭发：“这是一种骗人的哲学，其原则与其行为不相符。它高声反对财富，却怀有对财富的隐秘欲望；它表现出对高官显职、头衔荣耀的蔑视，却希望得到它们……它自称真理的喉舌，却成为恶意中伤的工具；它吹嘘谦虚和节制，却沉溺于狂怒和骄傲之中。”总而言之，“他们完全不能遵守自己的原则”，只是根据自己的需要而支持或抛弃它们。

　　揭露哲人“不学无术的骗子”面目，首先要揭发他们的抄袭行为。1751年1月，《百科全书》的前言刚一面世，《特雷武报》就在贝尔蒂耶的主持下连续发文，揭发《百科全书》所使用的人类知识分类体系剽窃自培根。抄袭指控在具有较高知识能力的读者中相当具有杀伤力。抄袭的指控一旦坐实，哲人们名誉上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因此，反哲人们一直窥伺着，一有蛛丝马迹就会将抄袭指控演变为一场事件，弗雷隆尤其擅长于此。他宣称《百科全书》“没有任何新的内容”，“人们从中看到的所有哲学见解都是从其他书籍中获取的，特别是从布鲁克的《哲学历史词典》，但是《百科全书》却从不标注此作品，因为他们不想提及他们的债主。”1759年，他还揭发《百科全书》图版涉嫌抄袭，如果不是时机挑选得不合适，真会令《百科全书》的出版商们破产，间接毁掉这项事业。

　　遭到剽窃指控的当然不只是《百科全书》。帕里索指控狄德罗的戏剧作品《私生子》抄袭意大利剧作家戈尔多尼的《真正的朋友》，宣称他的《哲学思想录》“逐字摘自”沙夫茨伯里，《对自然的阐释》也“完全”抄自培根，并进一步暗示《家庭之父》也抄袭戈尔多尼的作品。这些指控毁掉了狄德罗的声誉。伏尔泰也逃脱不了抄袭的指控：他的《苏格兰女士》涉嫌抄袭，他嘲讽弗雷隆比毒蛇更毒的那首诗，也是巴特教士早在1753年就已经发表的诗作，还有《查第格》也抄袭了1716年出版的一部小说……弗雷隆还声称，可以将伏尔泰抄袭的内容汇编成六卷书。总而言之，伏尔泰是一位抄袭大师，“一个篡改、删减、伪造《圣经》以使之变得可笑的作家，不是一个弄虚作假的人吗？一个不知羞耻地汇编海德、博沙尔、沃比通等人的作品的作家，难道不是一个厚颜无耻的抄袭者吗？”

　　在反哲人看来，就是这样一些完全没有才能、没有创见的哲人，却将《百科全书》视为自己留给后世的遗产，多么虚妄的自负。弗雷隆讽刺道：“为了将爱恋和尊严付之于虚无，就应该成为一个百科全书撰稿人。”而伏尔泰这位“抄袭大师”，弗雷隆尖刻地给他封了16个头衔，嘲讽他的“丰功伟绩”和狂妄自大：“唉！什么！您连他都不知道！……这个人的才能和学识超越了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所有作家。这就是伏尔泰。”总而言之，用兰盖的话来说，“哲学以人类精神中最无可救药的疾病为基础，即以高傲自负的自爱为基础”。

　　然而，令反哲人气愤的是，这群徒有其表、狂妄自负的哲人却不断获得拥趸、得到贵人资助、甚至得到官方的荣誉和职位。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哲人们善于伪装。于是他们还用故事、诗歌、戏剧等通俗易懂、生动形象的文学作品去揭露哲人的伪君子面目。1757年的“卡库雅克人”系列小册子和1760年在法兰西喜剧院上演的喜剧《哲人》，是这类作品的巅峰代表。这类作品所塑造人物的形象和手段都有其先声，如《冒牌学者》(1728年)、《时髦的哲人》(1720年)等嘲讽一些附庸风雅、沽名钓誉的人，其实都脱胎于莫里哀的名作《伪君子》所刻画的塔尔杜夫这个角色。1752年、1754年先后出现了两部作品，《本世纪八个冒险的哲人》和《八个流浪的哲人》，开始将现实中的“哲人”作为一个群体展现出来。这两部作品调侃、戏谑色彩更重于嘲弄和攻击，但它们指名道姓地戏谑现实中的人物，为《哲人》等剧作的人身攻击手段开了先河。

　　“卡库雅克人”小册子构思巧妙、讽刺尖酸，“在文人共和国中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革命”。哲人被塑造成为一群居住“在北纬四十八度”(即巴黎)的野蛮人，他们毫无才能却狂妄自负且极能蛊惑人心：“除了炫耀自己、给自己洒香水和讨人喜欢，看起来他们不操心其他事情”，而人们确实会不自觉被他们吸引；他们还“努力伪装出上流社会的样子以便混入其中并更好地掩藏自己”。在帕里索的喜剧《哲人》中，这些伪君子们已经成功地混入了希达利斯夫人的社交圈子中，获取了她的信任，其中的瓦莱尔更是博得她的欢心、将要成为她未来的女婿。

　　哲人被攻讦为道貌岸然、行为卑劣的人，为谋取个人私利而不择手段。莫罗指控他们“不尊重任何社会的、亲属的、朋友的、爱情的关系，以背信弃义对待所有人”；在他看来，哲人的“一切本质就是恶毒和腐化”，但他们的“嘴里却总是挂着‘真理’和‘道德’这两个词”：“我看见卡库雅克人登上两个露天舞台，向所有路过的人吆喝，‘中国道德’，‘印度道德’，‘西班牙道德’，‘墨西哥真理’，‘大鞑靼真理’，把嗓子都喊哑了，就像江湖骗子吆喝‘秘鲁香膏’‘墨西哥香膏’一样。”然而，满嘴“真理”和“道德”的哲人的真实目的却是个人私利：“他们只是想变得出名而已。他们知道，那些撰写贤明的书籍的人几乎不为人知，而他们想成为人们谈话的主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取了最短、最确定的道路。”

　　在反哲人的抨击对象中，卢梭是沽名钓誉的典型。卢梭在1757年因《日内瓦》词条而公开与狄德罗等人决裂，晚年作品《忏悔录》《对话录》等有大量尖刻攻击哲人的内容。现代学术研究，也从思想上证明他与反启蒙思想有着根本的联系。但在启蒙时代，一方面，卢梭总是被当作哲人的典型而受到激烈的抨击；另一方面，反哲人又总是喜好引用他的作品来攻击哲人。卢梭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是反哲人攻击的目标。他离开巴黎，居住在退隐庐中，加之其《论科学与艺术》《论不平等》的惊世骇俗的观点，使他获得了“厌恶人类”的名号。因此在喜剧《哲人》中，卢梭以“四肢着地爬行”的方式登上舞台。他公开发表《致达朗贝尔的信》，抨击《日内瓦》词条并宣布与亲密朋友狄德罗决裂，这种“背叛”行为一直被反哲人利用，作为哲人道德缺失的罪证。还有他的奇装异服、拒绝年金等古怪行为也成了哲人自私自利、德行不端的罪证。在反哲人看来，卢梭的种种行为，都是采取一种哗众取宠的方式为自己争得名气，这就是骗子的行为：“通过放弃别人的重视，他们变得如此引人注意！这种江湖骗术非常吸引为他们所鄙视的公众！”

　　名声只是哲人们渴望的私利之一，财富则是另外一种。在喜剧《哲人》中，瓦莱尔、泰奥夫拉斯特和多尔提迪乌斯三个哲人凭阿谀奉承博得沙龙女主人希达利斯夫人的欢心，使希达利斯夫人醉心于狄德罗的《论盲人的信》《对自然的阐释》等哲学著作，并决定将女儿罗萨莉许配给瓦莱尔。然而，这几个哲人看中的并不是“爱情”：“什么！您看我有情人的样儿吗？在我这个年龄，那是一个可恶的笑话。”他们看中的是“娶一万埃居的年金”，婚期定于今晚，等公证人前来签署婚约的时候，瓦莱尔表示：“今天我们将回到那个普遍的错误(爱情)上去，在得到了财富之后，我们再考虑享乐。”《文学年代》也时不时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地咒骂哲人贪慕名利和金钱：“他既爱钱也爱荣耀，为了获得它们，他没有什么手段不用，没有什么可耻的事不做。”

　　更恶劣的是，这些哲人还拉帮结伙，通过相互吹嘘制造名声、博取关注，并进一步攫取文学殿堂的荣誉和利益。1754年弗雷隆评论狄德罗的《对自然的阐释》，就认为“哲学力量结成了一个攻守同盟”。1757年3月，弗雷隆给图书总监马勒泽尔布写了一封长信，将这个攻守同盟说得更加明确：“狄德罗是一个巨大团体的领袖。他是一个人员众多的团体的头目，而且这个团体借助于阴谋诡计每天都在大量繁殖、增长。”帕里索还进一步描绘这个派系通过相互吹捧而形成攻守同盟：“轮流相互致以颂辞的癖好，将颂辞仅仅用于他们自己的癖好，总是集体地将自己称为天才的癖好，团结一致攻击共同的敌人的癖好，这种攻防同盟使得他们团结一致。”

　　尽管遭到了多次来自教俗各方势力的打击，《百科全书》被取缔了，卢梭“叛逃”了，达朗贝尔也退缩了，狄德罗也不再发表作品了，可是这个“派系”非但没有死亡，反而围绕着伏尔泰重新巩固了阵线，并一步步征服文人世界的最高荣誉——法兰西学院。在启蒙哲人及其支持者中，除去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杜克洛早在1750年之前就已经当选院士，达朗贝尔(1754年)、马蒙泰尔(1763年)、托马(1767年)、孔狄亚克(1768年)、絮亚尔(1774年)、沙特吕(1775年)、拉阿普(1776年)、尚福尔(1781年)和孔多塞(1782年)也相继入选。而在反哲人嫉妒的眼中，这就是哲人通过“阴谋诡计”，获取了“所有”文人荣誉、控制了“所有”科学院的大门。

　　后来者想要在文化世界中立足，就必须服膺于哲人。对那些贪求财富和声誉的年轻人，弗雷隆在《文学年代》中提出了嘲讽又苦涩的建议：“依附于哲人，您很快就会得到它们。要得到他们的好意，有两个不会犯错的办法：对他们和他们的作品说很多好话，对基督教和《文学年代》说很多坏话。”博马舍对“狄德罗先生的诗学充满热情”，获得了成功；圣朗贝尔在其诗作《四季》中添了一座恭维伏尔泰的“颂辞火山”，也成功了。相反，如果不崇拜哲人们，就只能遭遇失败的命运：“他们占领了帕纳斯山的所有大道，在那里布置了高度警惕的哨兵，只要一个作者爬上去了，他们就依据命令提问：‘谁万岁？’如果他不高声回答‘哲人万岁’，人家就会盘问他、扣留他，打听他的情况。如果发现他不知道他们的霸权，甚至他还胆敢对他们分发的桂冠伸出亵渎之手，那么他从山顶上被扔到山底下已经算是幸福的了。”

　　在反哲人看来，更可恨的是，这个派系不仅想夺取功名利禄，而且为了扩张他们的霸权，还怀着狂怒和复仇的精神，排斥异己，想将与他们观点不同的人统统从文人共和国内驱逐。弗雷隆发专题社论，控诉哲人迫害自己的刊物，指控他们收买了邮局局长，致使自己的刊物无法寄达订购者手中；他们收买出版商，以错印、漏页、重页方式抹杀“非常有意思的文章”；他们甚至影响了审查机构，从自己手中夺走了《异域报》，交给哲人的“喽啰”主编，并使自己“所有有一点儿引人注目的文章”都遭到系统审查、无法发表。

　　1760年前后，随着法国社会政治局势紧张起来，对哲人们伪君子形象的刻画开始让位于更加政治化的指控。但伪君子成了反哲人塑造的哲人形象的底色。“卡库雅克人”系列小册子和喜剧《哲人》等作品，为后来的反哲人作品立下了榜样，畅销的反哲人小说《扎其里斯人和扎其里斯人的帝国》《鼠迷》《瓦尔蒙伯爵》，还有戏剧《危险的人》《诱惑者》等，都继承了同样的精神、说辞和手法，继续刻画着彭比尼昂在其演讲中所控诉的伪君子哲人，并达到他的演讲所远不及的传播效果。而对哲人“团伙”的塑造，也为“哲人阴谋小集团”的成形奠定了基础。

三、“阴谋家”：汹涌变幻局势下的政治归罪

　　1752年2月《百科全书》前两卷被查禁，启蒙运动遭遇第一次危机。枢密院的查禁令指控道：“有人试图在书中插入几个以摧毁王权、建立独立和反叛精神为目的的格言，并插入以晦涩和歧义的术语所掩盖的，以建立错误、腐蚀风俗、反宗教和不虔诚的基础为目的的格言。”这些具有政治性的指控尽管罪名严重，但在最初几年并没有被大规模运用于对哲人的污名化中。但在1760年前后五六年间，形势发生了变化。七年战争中，战场上的败绩、巨额的战争开支恶化了法国由来已久的政治、财税、教派矛盾。另外，冉森派与耶稣会的百年战争也在这一时期以耶稣会被驱逐而宣告终结，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耶稣会阴谋宣传的冉森派，如今将进攻矛头对准了启蒙哲人。哲人们成为当局用于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工具，成了各方势力归罪的对象：“各式各样的攻击‘哲学’和哲人的小册子每天都在成倍增长，这些作品的目的是指控百科全书派要为我们所有的混乱、灾难负责：普遍的堕落，过分的放荡，品位的下降，奢侈的发展，国家所有阶层的衰落，收成差，面包价格上涨。”在各种体裁的反启蒙文本中，哲人的形象进一步恶毒化、政治化，被刻画成损毁道德和风俗、并进而颠覆国家和教会的阴谋分子。

　　从“卡库雅克人”系列小册子开始，哲人的罪名不再仅仅是个人德行有缺，反哲人们着重强调他们的社会危害性。启蒙思想善于蛊惑人心，充满恶毒的危害：“他们全部的武器就是藏在舌头下的毒液，每说一句话，即便是用最温柔、最宜人的语调说出来，这些毒液也会流动起来、泄漏出来并喷射到很远的地方”；那些不幸被毒液击中的人，“有些骤然死亡，另一些虽然保住了性命，但他们的伤口是不可医治的，也永远不会愈合，一切医药之术都无法救治。”这些描述尽管生动有趣，却笼统模糊。后来莫罗在《关于卡库雅克人历史的新报告》中进一步刻画了这群野蛮人。主人公“我”被卡库雅克人俘获之后，接受了他们以《百科全书》《论不平等》《世界史》《对自然的阐释》《自然史》等作品的教化，被其魔力迷惑。此时，“我既不考虑我的父母，也不考虑我的朋友，也不考虑我曾经的同胞……除了整个宇宙，我不再知道其他事物。我自认命中注定要启蒙它、引导它、改造它，我完全忘记了我的个人义务，我只考虑这种普遍的义务。”中了哲人“精心培育的魔力”，“我”忘记了个人的所有义务，抛弃了一切伦理，陷入狂妄自大的空想之中。这是反哲人对哲人的有害影响的常见说辞，比如1760年的一部一幕喜剧《小哲人》，也描绘了一个学成归家的小哲人，六亲不认，只想着将挣得的钱用于自己的投资。

　　在莫罗的笔下，“我”最终清醒过来了，摆脱了道德堕落的生活。但“我”的仆人却偷窃了自己的所有财物，并给自己留下了一封信：“按照自然规则，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权拥有同样的财富……正义只建立在利益之上，我们的行动的最大、唯一的动机是自爱……亲爱的主人，我需要您的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而偷窃主人的财产，这个主题在反启蒙作品中一再重现，是对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尔维修的“利益决定道德”论的庸俗化阐释。它的反复出现，表明“平等”观念给当时人造成恐慌，人们担心现存社会秩序被颠覆，上层社会的人觉得这是反叛的号召；“自利”、“自爱”的观念则令人担心道德败坏，人人为了私利而不择手段。

　　哲人腐化的不仅是伦理德行，还损害人们的忠君爱国之心，“不爱国”是哲人的一大罪状。一幕喜剧《小哲人》中，西莫诺打算加入哲人的行列，因此哲人们为之准备了一个入行仪式。在仪式中，哲人达蒙要求他发誓，六条誓愿中有两条都刻画哲人们“不爱国”的特征：“请发誓，您总会污辱您的祖国的有才之士，只在外国发现道德和天资”；“不要国家也不要父母，过着真正的世界主义的生活。”在反哲人看来，“拥有祖国，就是热爱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就是为在那里迎接阳光而感到高兴，就是尊重其法律、准则、习俗，就是喜爱其德行胜过其他任何地方的德行。”然而，启蒙思想具有一些世界主义特征，哲人们颂扬英国哲学和英国政治制度，欣赏意大利音乐，赞赏中国，伏尔泰还“叛逃”去了普鲁士。总之，哲人们吹捧外国的一切，却对法国嗤之以鼻，典型如伏尔泰的《致法国佬》。在七年战争的背景下，这种指控表达的是反哲人的真实忧虑，在罗斯巴赫战役惨败之后，“反爱国主义”这个具有严重政治后果的罪名被加诸哲人。

　　1760年，彭比尼昂在其演讲中对哲人的颠覆性危害总结出一个重要的口号：“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在他看来，当时的社会“陶醉于哲学精神和热爱艺术”，这个时代产生的作品以“滥用才能、蔑视宗教和仇恨权威”为主要特征；“这些后果如此有害、原则如此错误的情绪”，却没有被驱逐，这“代表着这个世纪的厄运！”看看文人作品中所充斥的内容：“带着堕落的文学、腐朽的道德和傲慢的哲学的痕迹，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1767年，索邦神学院审查《贝利塞留》时，对哲人们的指控也一般无二，“一群放肆冒昧、擅长诱惑的作者，贪婪地想要获取名气、毫无顾忌地选择手段，似乎已经策划了阴谋”，“争先恐后地努力动摇宗教的基础，损毁秩序、君权和经济，以误入歧途的想象、骗人的梦幻取代神圣贤明的高尚原则。”同时，索邦神学院专门以“既颠覆王座，也颠覆祭坛”为题目举行了一次论文竞赛，要求证明启蒙思想既是宗教的敌人，也是国王的敌人。直到19世纪，这句话一直是反启蒙势力对启蒙哲人最常用的指控之词，也是法国革命的哲人阴谋论的核心内容。

　　1797-1798年，《文学年代》曾经的编辑、流亡英国的巴吕埃尔在伦敦出版了四卷本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这套主张法国革命阴谋论的书很快成为一时的畅销书，并被译为英、德、意、西、俄等多种语言，在欧洲四处传播。巴吕埃尔认为，自18世纪中期起，欧洲的三大阴谋集团，启蒙哲人、共济会和巴伐利亚光照派，策划阴谋，暗中颠覆王座和祭坛，大革命就是这个阴谋的直接结果，雅各宾派就是这三个阴谋集团的继承人。其中，哲人阴谋论是此书的重点内容，占据近一半的篇幅。巴吕埃尔指认伏尔泰、达朗贝尔、腓特烈二世和狄德罗是四大哲人阴谋家，通过策划《百科全书》、废除耶稣会、消灭一切宗教团体、建立伏尔泰的殖民地、争夺科学院荣誉、大量繁殖反基督教作品等六大阴谋手段，以宗教宽容的名义掩藏他们的暴力行为。这些哲人阴谋家们分工各不相同，逐渐获得了王公贵族、大臣法官等权贵人物的倾心并使他们成为哲人的保护人，征服了很多文人甚至教士，还诱惑了最底层的国民。这样就完成了颠覆宗教的阴谋。

　　随后，巴吕埃尔又描述了他们阴谋反对国王的六个步骤。首先，伏尔泰和达朗贝尔将对基督教的仇恨转移为对国王的仇恨；接着，达让松侯爵、孟德斯鸠、卢梭创造了这个派系的政治体系；随后，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政治体系将颠覆王座与颠覆祭坛的阴谋合并起来，再让攻击王权的书籍泛滥；最后，伏尔泰等人在日内瓦策划民主试验、在法国煽动贵族试验、在德意志煽动反贵族的仇恨。至此，“不信教的”哲人们的阴谋与“反叛的”共济会阴谋合流了，后来又与“无政府的”光照派阴谋合流，“‘不虔诚派’的信徒、‘反叛派’的信徒和‘无政府派’的信徒的同盟，形成了雅各宾俱乐部。自此以后，这三个派系以这个共同的名号，继续策划他们颠覆祭坛、颠覆王座、颠覆社会的三重阴谋。”

　　法国革命阴谋论并非是这位流亡教士的独创成果。“阴谋论解释——将事件归咎于个人的故意设计——是近代早期受过教育的人对政治世界赋予意义和秩序的主要方式。”对法国来说，16世纪以来形形色色的政治阴谋的历史记忆、《喀提林阴谋》等古典教育以及旧制度政治的秘密运作方式等因素，共同塑造了旧制度晚期的“阴谋论迷恋”。在这种普遍的文化预想和思维模式中，18世纪50年代以来哲人被反复刻画成为一个谋取私利、排斥异己的派系，加之受到颠覆王权和教权的指控，为阴谋论奠定了基础。1760年，反击帕里索的小册子《帕里索的幻觉》面世之后，蒂耶里奥向伏尔泰汇报了这份小册子给人造成的印象：“很明显可以看出，如此冒犯宫廷的《幻觉》出自一小群哲人之手，他们一起吃晚饭，每周召开两次策划阴谋的秘密会议，莫雷莱教士收集了他们的讨论结果，并执笔写出了这篇《幻觉》。”讽刺剧《小哲人》展现了哲人的入会仪式，这种仪式及入会时对着“一本对开本的书”发誓愿，显然也表明哲人们是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小集团。“哲人阴谋小集团”的想法就这样诞生了。随着18世纪70年代法国陷入财政与政治危机，社会氛围和文化的政治化加剧，对哲人“派系”的阴谋的指控，进一步从文学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反启蒙势力不再认为哲人谋求的仅仅是垄断文学荣誉，更认为他们想获取统治权力。《文学年代》声称，“在巴黎有一个总是开放着的办公室，就位于某个著名哲人的家中。”任何人想要获得英国、德意志、意大利等欧洲各国的秘书、总管、家庭教师、督办甚至仆人的职位，都可以在这里登记。当此人被考察合格之后，哲学公署就会颁发一个“通行证或功勋证书”，这个证书能使他“在执行被指派的任务时，被当作守护神一般”。哲人们甚至成功将自己的触角伸到了最具权势的人身边，“欧洲的一些君主，甚至一些富有的个人，在巴黎都有他们的文学通信人。对于哲人来说这又是一种资源，他们占据了大部分这样的通信职位。”按照这种描述，哲人派系有计划、有目的地渗透到了政治权力之中，法国革命的哲人阴谋论呼之欲出。

　　在反哲人们看来，作为哲人个人的作品与他们作为团体的行动之间有着根本区别。连教会也表达出对哲人“派系”的威胁的担忧。1775年法国教士大会发布的公告指出：“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处处都有不虔诚的人，但他们没有派系，也没有引起后果……如今，不信教的人形成了一个派系，尽管他们是分裂的(在关于信仰的事情上总是这样的)，但却在叛乱中团结起来，攻击神圣启示的权威。”也就是说，哲人作为个人，写作不信教、反宗教的作品，不会置教会和国家于危险之中，多少个世纪以来教会屡屡面对并战胜这种挑战。但一群骗子合伙耍阴谋诡计，批判宗教信仰和权威，在目的和行动方面都团结起来，后果就完全不同了。

　　最初在《文学年代》中锻造出来的阴谋论，在几十年里被其他反启蒙作品反复利用，如革命前畅销的反启蒙小说《瓦尔蒙伯爵》几乎完整抄袭了这些描述哲人阴谋的段落，并加以大段演绎。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以及旧制度最后二十年间法国政治矛盾日渐公开化和法国革命爆发，哲人阴谋论不断演进，被刻画出明确的领袖、完整的纲领、完善的行动步骤。费朗伯爵的《揭露阴谋家》(1790年)、勒弗朗教士的《颠覆天主教和君主的阴谋》(1792年)等将哲人阴谋论逐步推演。直到巴吕埃尔在革命后期发表《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将哲人阴谋论普及开来。

　　在阴谋论演变过程中，反哲人们还进一步预测了启蒙运动会引发的后果。他们认为，这些渗透着派系精神的阴谋小集团，腐化风俗、煽动反叛，通过阴谋诡计谋取权力、颠覆国家和教会，最终会引发一场人间浩劫。因为，“这些哲人，在他们的著作中，表现得如此正派、如此有节制、如此温和、如此人道、如此宽容，却是人类中最不宽容的。”卢梭在回忆性作品中对哲人的攻击也成了反哲人最喜欢引用的片段：“他们是狂热的无神论的传播者，行事极其武断和专横，不论在什么问题上，他们都不能容忍他人敢于发表与他们不同的看法。”兰盖将这种现象称为“哲学狂热”。哲学狂热表面上比宗教狂热破坏性更小，更加平静，实际上却同样致命，同样有害。因为，哲学狂热“在世界中引入了一种背信弃义的平静”，“必然阻止人们走向道德”，“它不会以神的名义割断人们的喉咙，却对他们下毒”，人们“更理解邪恶的用途和乐趣”，很快，“专制因共同的懦弱而变得大胆，在哲学论著的支持下，崛起了。”

　　寻求摧毁所谓的宗教狂热，却建立了“反宗教的狂热”，“以宽容的名义”确立了“不宽容”的观念，打着“自由”和“平等”的幌子，却促使“专制”崛起。最终，这些总是抨击迫害的人，成了迫害者。如果权力掌握在这群狂热分子手中，他们什么不会做？弗雷隆做出了预言：“本世纪贤明的哲人，热情地主张宽容，因为他们对此最有需求。如果他们自己主管了政府，并握有主权和法律的利器，他们可能会是第一批运用这些利器来对付一切大胆地反对他们的观念的人。”在革命之前，反哲人就不断警告“哲学”的成功预示着弑君、混乱和宗教的灭绝，为“哲学”的胜利描绘了一幅生动的世界末日的肖像：“哲学处处点亮了纷争和战争的火炬，准备好毒药、磨快刀剑、布下火种、下达谋杀和屠杀的命令，让父亲牺牲在儿子的手上，让儿子牺牲在父亲的手上。”这些“虚假的贤哲坚决主张、催促、煽动，不停地呼吁叛乱，我们可以说，他们迫切地想看到王权被掀翻，我们的国王被送上绞刑架”。

　　就这样，在法国革命前夕，反哲人们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反启蒙的灾难话语：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启蒙思想会颠覆天主教的基础，导致信仰全面瓦解，盲目、狂妄地崇拜人类的理性；当人被剥去了对神的畏惧和良心的自我控制，会使社会道德沦丧，引起犯罪的普遍增多；个人行为只根据自己的享乐与痛苦、利益来进行判断，其结果就是功利主义和自我主义盛行；抨击父亲的权威，支持儿子的反叛与独立等，摧毁了家庭伦理；从家庭反叛开始，鼓吹平等与共和，攻击一切权威和政治力量，只谈权利、不论义务，进一步摧毁了国家；因此，启蒙运动带来的未来，必然是暴力、流血、混乱，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法国革命爆发，特别是雅各宾派施行恐怖统治，流亡的反革命分子重新翻出了这些预言，作为他们先见之明的证据。

结语

　　面对启蒙运动这种新思潮的兴起，法国的传统派精英，无论是宗教界人士还是世俗人士，一开始明显没有太认真严肃地对待启蒙哲人。在他们看来，启蒙哲人们不过是前一个世纪的斯宾诺莎、伽桑迪、拉莫特•勒瓦耶、培尔等唯物主义者、自由思想家的平庸继承人而已。他们对自己所固守的传统自信满满，蔑视地将对手视作不信教、反宗教、不学无术、妖言惑众以谋取私利的伪君子，自以为能够通过揭露他们的骗子面目而固守传统的宗教和观念领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启蒙思想四处传播，启蒙哲人的影响日益高涨，甚至逐步开始进入法兰西学院等官方文化机构，获得政府和一些权贵给予的职位、津贴。启蒙运动的节节胜利令反哲人们感到既嫉妒又恐慌，他们掀起越来越高的反对声浪，加入公共舆论的争夺之中，运用报刊、论战小册子、小说等各类通俗文本，指控启蒙思想败坏道德、腐化风俗、煽动反叛。他们塑造的哲人形象变得越来越阴险、越来越政治化，最终在旧制度的最后二十年间将哲人们刻画为一个意图颠覆国家和教会的阴谋集团，并预言启蒙思想会带来暴力流血和权力的倾覆。

　　在这场形象纷争中，反启蒙势力花费了大量精力刻画“哲人”的负面形象，然而其效果在启蒙时代并不明显。启蒙时代作品中的“philosophe”并非都是关于启蒙哲人的。韦德统计了这个时期189部含有哲人(哲学家)角色的戏剧，除去51部与启蒙论战直接相关的作品外，还有以古代的哲学家、陷入爱情的哲人、乡间哲人、实干的哲人和理想化的哲人为主角的五种类型。这些戏剧并没有反映出启蒙运动的主要人物，但是，“毫无疑问，这五组戏剧受到欢迎、甚至其起源都是拜百科全书运动的广泛影响所赐”；“它们与那场运动并无密切的联系”，但它们“是其广泛影响的见证人”。对启蒙时代的戏剧、小说等虚构作品的研究也揭示出同样的趋势，“处处都涌现出对比鲜明、令人震动的哲人形象，同时也让人看到，启蒙的概念在虚构作品中显现，以及它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进步”。就算是在反哲人文本中也能够找到证据，证明这些负面形象的塑造成效有限。比如，反哲人在论战中往往不单独使用“哲人”，而是倾向于将他们称为“所谓的哲人”、“虚假的哲人”、“现代哲人”、“新哲人”、“自称哲人的人”等。《文学年代》还先后创造了两个词汇来指称他们：“哲学主义者”(philosophistes)和“哲学癖”(philosophaille)，但也没有流行起来。

　　但是，法国革命的发生改变了反哲人刻画的“哲人”形象的命运。王权被颠覆、教权遭到打击，以及革命进程中的暴力、血腥、恐怖统治，似乎都证明了反启蒙运动的远见卓识。其实，这套灾难预言话语并不是反启蒙势力发明的新鲜说辞。《旧约》中预示大灾难的修辞，以及欧洲宗教战争的文化记忆，为反哲人们提供了想象和话语资源。宗教战争时期，“天主教宣传家成功地为新教徒塑造了一副形象，将他们刻画成危险的、煽动的背叛者，是王国和真正宗教的敌人”，而且将新教运动描述为整体上废除天主教和法国君主制的阴谋。到了18世纪，颠覆王权和教会的阴谋的主角变成了启蒙哲人，当年所有反新教话语都转移到了哲人身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哲人阴谋论只不过是宗教战争时期反新教的异端阴谋论的世俗版本。

　　反启蒙势力构想的哲人阴谋论，对于那个时代文化的普遍预想和习俗而言并不新颖。巴吕埃尔的《关于雅各宾主义历史的报告》集革命阴谋论之大成，尽管曾经轰动一时，但随着普遍的思维方式的改变，阴谋论很快被抛弃了。然而阴谋论的核心，即启蒙运动与法国革命之间的因果关系，却得到革命派和反革命派双方的认可，将启蒙运动塑造为革命的先声，革命派以启蒙思想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而反革命派则控诉启蒙思想是社会秩序颠覆，尤其是暴力和恐怖统治的罪恶根源，从而创造出两个公式：启蒙运动等于革命，革命等于恐怖。这两个公式“将革命的事实嫁接到之前的先入之见之中，创造出了一个历史解读，对接下来对启蒙运动的阐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几乎没有启蒙哲人支持革命，哲人阴谋论也遭到抛弃，但反哲人的灾难话语却继承了下来。从埃德蒙•柏克、托克维尔，到《启蒙辩证法》、后现代思潮，极权主义、毁灭性的个人主义、破坏道德、元叙事、敌视他性、种族主义与种族屠杀、理性至上、文化帝国主义等各种罪行，不断被归咎于启蒙运动，要它为发生在它之后的许多历史事件和现实社会中的不完美担负罪责。

　　（注释略）

（作者：石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