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超：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研究现状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

　　摘  要：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是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引起了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关注。迄今为止，国内外关于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其中包括一些涉及联邦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的学术论著。不过，在此类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主要关注联邦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的显性部分——政治和外交领域。与之相对，作为联邦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的隐性部分，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尚未得到充分重视。然而，该政策在促进德国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且独特的作用。本文拟通过对相关论著进行梳理和分析，期待能为进一步深化德国统一史研究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联邦德国；民主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经济政策；研究现状  

一 

　　1990年代初，分裂长达41年之久的德国历经重重考验，终于实现了重新统一。纵观战后德国从分裂走向统一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两德统一是诸多历史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德国统一问题从一开始就深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与制约，但如果要探寻德国统一的源动力，则只能从两个德意志国家本身，特别是从联邦德国来发掘。因为，在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只有联邦德国始终扮演着一个主动者和推动者的角色。例如，联邦德国在建国伊始，就将实现祖国统一的目标明确写入宪法序言：“……全体德意志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实现德国的统一和自由。”此后，联邦德国历任政府首脑不仅公开表达了努力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愿望，还积极地付诸于行动。 

　　众所周知，由于战后特殊的历史原因，两个德意志国家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方面截然对立，导致双方在实现国家统一的方式上长期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分歧。因此，“以政治谈判谋求统一”日益陷入死胡同；另一方面，二战后战胜国对战败德国实施了非纳粹化、非军事化、非工业化以及民主化改革，使德国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两大毒瘤得到彻底根除。联邦德国在建国之初，又以宪法的形式明确规定：“德国人民应为欧洲的统一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所以，“通过武力完成统一”的思想及土壤遭到摈弃和铲除，“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便成为历届联邦政府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必须恪守的宪法原则。那么，在追求德国和平统一的具体实践中，联邦德国到底依靠和利用何种手段或力量，持续对民主德国施加其政治影响力呢？ 

　　要回答上述问题，须对战后联邦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的发展演变进行深入考察。但在众多有关联邦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的论著中，学者们大多从政治和外交层面来开展研究。例如，阿登纳政府的“实力政策”、“与西方结盟政策”、“哈尔斯坦主义”，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条约政策”，施密特政府的“均势战略”、“双轨战略”以及科尔政府在历史关键时期的政治、外交作为等等。 

　　然而，回顾战后两德关系的发展史，相较于其他所有领域（如政治、文化、体育等），双方在经济领域的交往与合作，持续的时间最长，同时也更加紧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72年两德关系实现正常化为止，这甚至是两德间存在的唯一联系。由于两德在经济交往过程中蕴含着明显的政治因素，两德经济关系也因此呈现出某种“特殊性”。例如，两德间的贸易被联邦德国称之为“德国内部贸易”。联邦德国始终视其为一种特殊的“国内”贸易，而非对外贸易，因而对原产于民主德国的货物不征收关税和其他税费。显然，联邦德国在两德经济关系中存在着一些政治考量。 

　　两德经济关系中的政治因素虽然引起了一些国外史学家们的注意，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在少数，然而，他们都没有将其上升到联邦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进行深入研究。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德国内部贸易只是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一个环节，因而无法反映出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全貌。 

　　事实上，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是一个相对宏观的概念。它包括，联邦德国政府针对民主德国实施的贸易、信贷、投资、经济制裁与经济援助等一系列法规、政策措施的总和。它与一般国家之间传统的“经贸政策”概念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主要是，联邦德国以经济为手段（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经贸合作、金融信贷等）谋求其政治利益（实现国家统一）或安全利益（保障联邦德国和西柏林的安全）的政策。换言之，它从属于并服务于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维护和谋求经济利益，即经济目标并不属于该政策的核心部分，因而，更凸显出其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 

　　另外，它也不同于国际关系领域的“经济外交”概念。虽然，“经济外交”也强调以经济为手段来谋求其他政治、安全或战略上的利益，但需注意的是，从本质上来讲，它是一种外交政策。由于在战后德国分裂时期，联邦德国自始至终没有给予民主德国“国际法上”的承认，即使是在1972年两德《基础条约》签订之后，仍一如既往地坚称两个德国不互为外国，而是“德意志内部的特殊关系”。因此，这种以两德“特殊关系”为前提条件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不能被联邦德国视为外交政策，这也是其特殊性之所在。 

　　那么，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本质是什么？遵循了哪些基本原则？在各个历史时期追求哪些具体目标？采取了哪些手段和策略？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怎样的特点？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德国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究，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联邦德国的德国统一政策，还有助于进一步深化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研究，同时对仍处于分裂状态的民族和国家也有较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二 

　　在国外学术界，至今尚未发现关于1949-1990年间，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系统性论著。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散见于两德经济关系史以及对个别孤立的政治、经济事件的分析论述之中。 

　　有关两德经济关系的论著从内容来讲，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纯经济的层面来探讨德国内部贸易结构、贸易关系发展状况及其对两德产生的经济影响。例如：海茵茨·达尔曼考察了1950年代初期德国内部区域贸易的创建以及德国分裂对两德工业潜力产生的影响，并认为联邦德国能够比民主德国更好的焕发经济活力。罗伯特·迪安的著作涉及从两德建立到1960年代末，德国内部贸易发展的基本状况。哈里·迈尔在其著作中认为，虽然德国内部贸易额从1968年到1985年增长了5.5倍，但是，自1986年起，两德经贸关系呈现出一种停滞甚至倒退的趋势。其原因并不是受到政治大气候的影响（像1950、1960年代冷战对峙时期那样），而是由于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的迅速回落，再加上民主德国自身经济体制革新力弱所致。西加尔特·内林认为，作为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实行的单方面优惠政策，德国内部贸易扩大了民主德国的外贸出口，并使其对外贸易多元化。玛丽亚·亨德克-霍佩则扩大了对传统经济关系的定义，对于两个德国而言，除了货物和服务交换，还包含“准经济”关系（例如，包裹运输、访问旅行、道路使用费、国际商店、最低兑换额）。此外，她还认为，德国内部贸易是德意志内部关系中更传统、更古老以及更稳定的部分。此外，她还提出，1980年代德国内部贸易的发展使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避免了过早崩溃。 

　　以上论著大多探讨德国内部贸易的机制、结构，凸显了两德经济关系在历史上的互补性以及地缘上的优势性。其次，它们大多使用了官方统计数据，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论述了不同时期两德经贸关系的发展状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影响。最后，其中一些论著扩大了对传统经济关系的定义，从而使两德经贸关系的研究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些论著没有对其他一些非经济因素产生的影响加以综合考察，其结论有时会显得有些偏颇。例如，1980年代中后期，德国内部贸易出现了停滞甚至下滑，还应归因于昂纳克政府为了维护民主德国经济、政治独立性与安全性，所采取的减少外债赤字的激进措施，即尽最大可能减少对联邦德国货物的进口。 

　　另一类著作则涉及两德经济关系政治化问题。例如，克劳斯-迪特尔·埃勒曼在其著作中认为，德国内部贸易具有双重功能：一是，作为冷战时期的政治施压工具，瓦解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权，同时协助保障西柏林通路安全。二是，通过它来维持两德间的经济联系，并以此保持德国重新统一的公开性。多丽丝·科内尔森在其著作中也认为，德国内部贸易的特殊性基于其政治性，民主德国与联邦德国之间不是国与国的关系，双方的贸易也不是对外贸易。弗里德里希·冯·海尔具体考察了1945-1972年两德钢铁贸易的发展变化及其在冷战中对两德政治关系的影响。 

　　威廉·布伦斯在其著作中认为，德国内部贸易作为贯彻政治目标的手段来使用，它能起到连接两德的桥梁纽带作用。民主德国可以从与联邦德国建立的特殊经济关系中获利。例如：单方面享受联邦德国对其免关税、免出口附加税，享有欧共体成员国的一些优惠政策等等。约阿希姆·纳沃洛基也认为，德国内部贸易给两德带来不同的利益，对联邦德国而言，是出于政治的原因，它是德意志两个部分间重要的联系；而对民主德国而言，则更多追求经济上的利益。玛丽亚·亨德克-霍佩则认为，对民主德国来说，德国内部贸易是其西方贸易的支柱；而对联邦德国而言，德国内部贸易是其德国统一政策中最重要、最长久的部分。联邦德国工业与贸易信托局局长弗朗茨·勒施也有相似的结论，即德国内部贸易本质上属于联邦德国德国统一政策的一部分，其任务是缓和德国分裂所带来的痛苦，保持两德人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德意志民族的统一性。 

　　至于1980年代两德继续在经济上保持“特殊关系”的原因，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民主德国从两德经济合作中获得了外交和经济上的好处。但詹姆斯·麦克亚当斯则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民主德国独立自主性的不断增长。此外，欧内斯特·普洛克还在其著作中驳斥了西方学术界这样一类说法，即“联邦德国的经济援助使民主德国政府没有了进行经济改革的迫切需要，昂纳克也试图通过扩大两德间的各种交往来减小国内、外要求改革的压力，从而延缓了在民主德国进行必要的改革。” 

　　上述学者虽然对两德参与双方经贸活动的动机进行了一定的剖析，特别是，指出联邦德国发展两德经贸关系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但他们没有论及联邦德国一贯坚持的立场以及秉承的原则，即“一个德国”原则和立场。这种原则立场不仅源自联邦德国《基本法》之相关规定，更可追溯至四大战胜国对德处置政策的一些相关协定。另外，他们也没有对历届联邦政府对民主德国采取的经济政策进行专门、系统、全面的考察，特别是对其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具体实践及其成效进行分析和评价。因而，无法细致探究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在推行该政策过程中的继承性和变革性，也无法反映出国际环境对其施加的影响或者与之的互动。此外，维护和扩大德国内部贸易虽然是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实践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它并不是唯一的方式和途径。例如，无息透支贷款、经济援助、经济制裁以及非商业性财政支付都是该政策的重要支柱。还有，在1980年代初，由于德国内部贸易自身结构的局限性，以及民主德国日益增长的债务危机，德国内部贸易陷入停滞状态，此时，联邦德国又开始借助政府担保贷款来对民主德国施加政治影响。 

　　还有一些研究成果对两德关系中单一、孤立的政治、经济事件进行了考察。例如，卡尔-鲁道夫·科尔特对1983-1984年联邦德国科尔政府向民主德国提供十亿马克担保贷款的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察。迪特尔·格鲁瑟尔以经济学的角度审视了两德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的建立及其影响，认为该联盟的建立与经济学原理相冲突，是迫于形势的政治举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两德经济、政治上其他重要的历史事件却鲜有提及，更缺乏详细的考察。例如，两德经济关系中颇具戏剧性的事件之一——1960年代初《柏林协定》的暂时性中止和重新恢复，尚未得到政治、经济上的全方位评估。目前，只有关于1960-1961年德国内部区域贸易发展状况的考察。那么，在1953年民主德国6·17事件、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柏林危机爆发期间，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采取了怎样的经济政策，又是如何制定和实施的？在当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制约？德国内部贸易与国际政治大气候之间的相互关系（依赖性）是否十分紧密？该政策在当时具有怎样的能动性？这些问题仍需要学者们进行细致考察和深入剖析。另外，还应将单个重大的经济、政治事件放入一个较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从而揭示出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演变趋势。 

三 

　　虽然国内关于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论著也为数不少，但受困于国内原始材料的严重稀缺以及语言上的障碍，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与国外的相关研究相比尚存较大差距。迄今为止，涉及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相关内容，多散见于战后两德关系以及德国统一问题的研究当中。其中，一些关于德国统一的专著也简略介绍了两德经济关系的发展概况。下面就国内的相关研究做一概况性介绍和评价： 

　　一是关于1950、1960年代两德关系的研究 

　　《战后德国的分裂与统一：1945-1990》一书是国内系统性研究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开山之作。其中涉及一些两德经济关系方面的内容，具有很好的启迪和借鉴作用。丁建弘等在书中认为，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关系，在1950年代采取了所谓“放血政策”：宣扬自己的“经济奇迹”，鼓励民主德国居民（包括高级知识分子）大量出逃到联邦德国，瘫痪民主德国的国民经济。柏林墙建立后，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经济政策有所变化，主要借助这种两德特殊关系，以经济势力的渗透进一步打开缺口，“融化”和瓦解民主德国，实现德国的“重新统一”。郭梅花在其文中则指出，1950年代以来的两德经贸往来，对联邦德国来说，有利于维系两德关系，减轻国家分裂的影响，增进两德民间的交流与了解，凸现两德人民生活的差距，以影响民心，从而，使民主德国产生和加强对苏联的离心倾向，为统一创造条件。而德国内部贸易所带来的单方面优惠措施，对民主德国而言，有利于其经济的发展。 

　　二是关于“新东方政策”及《基础条约》对两德关系影响的研究 

　　国内关于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的论文较多，其基本观点大体一致。张亚东认为，1960年代末联邦德国推行的“新东方政策”有效缓和了两德关系，促进了两德各方面的合作与交流，尤其体现在经济领域。两德在经济交往中不仅得到了经济互惠，而且联邦德国以经济为杠杆，向民主德国各个领域渗透，促其“和平演变”以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王哲则认为，联邦德国新东方政策中“以接近求转变”策略是在现实条件下，实现德国重新统一的现实道路，并为德国的重新统一创造了条件。此外，联邦德国扩大同民主德国的经济交流，使民主德国得到了实惠，进而缓和了相互间的关系。邓红英在其文中指出，对民主德国而言，1972年以来两德合作关系（主要是经贸关系和人员往来）促进了其经济发展, 也危害了国家的长期稳定。但两德合作关系有利于维护欧洲和世界的和平，也为日后德国统一奠定了基础。 

　　丁建弘等在其书中指出，《基础条约》签订后，两德关系迅速得到改善，德国内部贸易额也迅速提高，联邦德国成为民主德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德国内部贸易约占民主德国同西方国家贸易总额的40%。同时，该书还简要提到1980年代德国内部贸易额和“无息透支贷款”额度的变化。潘其昌在其书中认为，施密特政府对民主德国采取的政策是，在坚决不按国际法承认民主德国的大前提下，尽量利用经济杠杆调节两国关系。在列举联邦德国单方面向民主德国经济施惠的一些案例后，将其列为两德关系的一个特点：即联邦德国谋求政治利益，民主德国谋取经济实惠。萧汉森、黄正柏在其书中认为，1970年代两德经济关系的快速发展，影响深远。首先是经济上对双方都有利。联邦德国企业依赖民主德国市场，民主德国从两德经贸关系中以及由联邦德国访客到民主德国旅行中得到不少实惠。其次，对联邦德国尤为重要的是，这种日益扩大的交流有利于维系两德人民之间的亲情和民族认同感。 

　　三是关于1989年末到1990年两德关系的研究 

　　丁建弘等在其书中介绍了科尔总理以经济援助为诱饵，影响了民主德国1990年3月18日大选的走向。肖辉英在其文中谈到了科尔政府抓住民主德国身陷经济、政治困境的机遇，迅速展开统一攻势，并为实现德国统一的目标，在两德货币兑换率方面做出让步，最终推动两德签订《两德经济统一条约》，为德国重新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奠定了物质基础。黄正柏在其文中也认为，从经济统一着手，并以经济为杠杆促进统一，是科尔政府的重要策略。  

　　四是关于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研究 

　　段钰在其文中谈到两德在双方经贸关系中所追求的经济、政治利益。尤其是联邦德国试图通过加强与民主德国的联系，来对其进行渗透，促其和平演变，以实现统一的目标。姚华在其文中认为，长期以来尤其从1970年代起两德经贸关系及人员交往的不断加强，为德国重新统一的最终实现创造了条件。姜安在其文中也认为，日益密切的贸易往来以及不断加深的经济合作将两德结合在一起，从而为德国统一奠定了必要的经济基础。王英津在其文中探讨了联邦德国以经济互动促进政治互动的实力型统一。他认为，两德经济交往的不断扩大与加深，有利于联邦德国所致力于达到的目标——维护民族同一性和民族情感。而这种以经济互动促进政治互动的成功，又基于联邦德国强大的经济实力。胡琨在其文中认为，联邦德国科尔政府在德国统一进程加速时期，没有教条地纠缠于经济联盟本身该如何形成这一问题，而是将“一步到位式”和“阶段式”方案相结合，通过直接向民主德国提供联邦德国马克，并在两德马克兑换方面人为高估民主德国马克的币值，促成了两德的经济统一。 

　　从总体上来看，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联邦德国实行“新东方政策”之后，两德经贸关系进一步发展带来的政治影响力问题。与此同时，学者们讨论了两德参与双方经贸活动时所持不同的经济、政治目的以及所获得的相应利益。但这些论著大多以宏观史实叙述偏多，深入剖析偏少。由于偏重论述联邦德国对民主国经济政策所追求的德国统一——这一 “终极目标”，而忽视了其在不同时期所期望达到的“现实目标”，特别是1970年代之前，维护西柏林的经济、政治和通路安全的现实需求。此外，对《基础条约》签订后两德经贸关系发展的具体状况也缺乏细致的考察，以致于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两德经贸关系自1970年代以来，始终呈稳步发展、持续增长之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1980年代初及后半段，德国内部贸易出现了停滞乃至倒退的状态。在探讨德国内部贸易快速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时，也没有具体说明经贸互动如何带动人员往来。事实上，自1970年代以来，相比德国内部贸易，联邦德国向民主德国提供的无息透支贷款、政府担保贷款以及非商业性财政支付在推动和扩大两德人员交流方面，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纵观国内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以概括性的描述和解释为主，且缺乏原始材料（尤其是档案文献）的支撑；虽然，它们大致勾勒了战后两德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各个发展阶段的概貌，但没有对联邦德国历届政府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理念、措施、及其出台的时代背景进行细致剖析，也没有对两德在政治、经济领域中发生的重大事件进行深入考察，更没有将这些政治、经济事件与国际政治环境和两德关系加以综合研究。因而，无法全面反映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的全貌，无法揭示该政策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内容、特征和影响，也无法凸显历届联邦政府在该政策上的继承性与变革性。另外，在引用有关德国内部贸易的统计数据时，普遍缺乏可靠的信息来源，并且使用太过宽泛，无法真实呈现出德国内部贸易受内、外部因素（尤其是国际政治大气候）影响而呈现出的波动性，因而不能准确评估德国内部贸易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政治影响力。还有，在评述这种政治影响力时，也没有讨论其在各个历史时期存在的局限性问题。 

四 

　　德国统一至今已过去30年，随着有关德国统一的档案文献不断公开，为进一步深化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条件。学者们可以充分借助这些宝贵的资料，从新的角度对战后德国统一的历史进程进行解读。笔者认为，通过对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经济政策进行梳理、分析和论述，揭示该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并对其在推动德国统一进程中的作用及影响给予客观、合理的评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传统偏重于从政治外交角度研究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常规，进而扩大战后德国统一问题的研究范围。 

　　目前，有关德国内部贸易最重要的文献记录收藏于科布伦茨的联邦档案馆中。尤其是联邦德国经济部的档案，因为联邦德国经济部在联邦德国政府不同部门、经济协会、部分企业以及两个德国间发挥协调作用。联邦德国德国内部区域贸易信托局同民主德国对外及德国内部贸易部之间的谈判备忘录也极富启发性。还应提到的是，联邦德国全德事务部、德国内部关系部保存的档案以及柏林-利希特费尔德联邦档案馆的民主德国党和群众组织基金会档案。 

　　还有一些重要的原始文献也应给予更多的关注。其中包括《联邦德国政府内阁会议纪要1949-1989》、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编纂的《德国统一政策文件汇编》、联邦德国德国内部关系部编纂的《德国统一政策文献汇编》、联邦德国议院公共关系部编纂的《联邦德国议会编年史：文件汇编》、联邦档案馆与慕尼黑-柏林当代历史研究所编纂的《联邦德国前史文件汇编1945-1949》、联邦德国外交部编纂的《联邦德国对外政策文件汇编》、联邦德国统计局编纂的《联邦德国统计年鉴1952-1990》、德意志联邦银行编纂的《前民主德国1975-1989年国际收支状况》、西格勒出版社编纂的《当代文献：德国1949-1999》、新近出版的一些两德重要领导人的回忆录、两德国内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等。在上述各种官方解密档案、文献汇编及经贸、金融统计数据的有力支撑下，之前因国内原始材料稀缺而造成的研究瓶颈也会得到有效突破。

（注释略） 

（王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