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艾君：中-俄-美战略三角与世界秩序

（来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摘要：中国、俄罗斯和美国都是世界上的重要大国，中-俄-美战略三角关系及其演变是考察国际政治问题的一个重要观察角度；考察三者中任何双边关系都会感到第三方的隐形存在，且脱离一方看待其他两方始终存在某种视角偏差。本文认为，从1990年代以来，中、俄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现存世界秩序的保守力量，一定程度上也从现有秩序中受益，因而中、俄都是重要的地缘政治平衡因素。恰恰是美国不断地侵蚀和破坏现存世界秩序，却指责中、俄欲颠覆现存世界秩序，或是国际秩序中的“修正主义者”。美国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具有不公正性，对于非西方世界具有排斥性。由于美国的霸权主义逻辑及其维持其排他性霸权秩序的努力，让中、俄、伊朗等国家体会到严重的不安全感和被剥夺感，因而成为现存世界秩序的被迫反抗者。在美国霸权持续衰落的情况下，应该致力于重塑以中-俄-美战略平衡为基础的多边合作，复兴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建立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游离于美、苏两极格局之下的中国成为举足轻重的地缘政治因素，许多学者运用中-美-苏战略三角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分析-认知价值。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而中国和俄罗斯成为美国同时进行战略打压的对象。谈论三方中的任何双边关系（中美关系、俄美关系或中俄关系），都不能不考虑第三方因素的隐形存在，且脱离一方看待其他两方始终存在某种视角偏差。因此，有人再次从战略三角的角度分析相关国际政治问题——当然，也有人反对。实际上，中-美-俄三角已是一个客观存在，只是比起中-美-苏战略三角更不平衡、不对等（美、苏大体保持平衡，而中国游离于两极格局之外，中国加入任何一方都会令另一方感到压力，打破原有平衡）。今日的中-俄-美三角，中、俄面对的其实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当然，某种意义上说，西方世界的概念也具有假定性），是需要紧密合作才可以勉强保持平衡。2014年乌克兰危机之后，中俄美三角关系被广为关注，出现了大量相关分析。2020年的世界性疫情之下，中、美、俄三角互动趋势及其意义更加凸显，有学者再次重视这一分析角度。如，有学者认为中-俄-美“战略三角”并未形成，俄罗斯的分量很小且日益下降。^[]还有学者则认为，中俄美三角关系将长期存在，而中国的战略文化将最终终结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等等。越来越多的分析论著都从中-俄-美三角的角度审视问题。这些探讨非常有益，尽管说许多判断都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也表明从中-俄-美三角的角度分析相关国际政治问题，仍具有不可取代的认知价值和解释力。 

　　一、“美国治世”：中、俄是现存世界秩序的被迫反抗者 

　　1945年后，美国在二战的废墟中崛起，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成为国际政治体系中最有权力者。在欧洲、中东和远东、乃至全球争夺势力范围；美元变成世界货币；率领欧美国家及其西化仆从国（所谓“自由世界”）对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起“冷战”。1991年，苏联猝然解体，美国一强独大，遂肆无忌惮地在全世界推广自由价值和市场经济，推动全球化；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发动战争，推动“颜色革命”，灭国若干、颠覆行动无数：美国学者统计表明：1945年至2000年，美国对外实施了161次包括空袭、干预选举、政治暗杀等类政治暴力事件^[]（第30-32页）；成为国际政治秩序的几乎唯一制定者，堪称是美国权力的顶峰。许多人将今日美国比作罗马帝国：在解决内部问题之后，不能奴役本国公民，就只能对外扩张，奴役他国和他族；就如有论者所说，美国的经济运行类似罗马帝国,它通过美元霸权使源源不断的外国商品以掠夺性的价格流入美国并以此来维持繁荣^[]；就如19世纪的“不列颠治世”一样，开始了“美国治世”。 

　　美国因素影响了中、俄的发展进程。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坐大是现存国际关系的重要参数。从地缘政治意义上来说，中-俄-美三方关系也是中-美-苏战略三角的某种延续。中俄关系是中苏关系的某种延续。1991年苏联猝然解体，国际局势发生剧变，俄罗斯作为苏联在地缘政治方面的继承者，中国和俄罗斯开始构建新型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陆上邻国（俄罗斯领土最为广袤，而中国人口世界第一），中国和俄罗斯双方发展友好关系当然有其内在需求。多年以来，中国持续地从俄罗斯进口现代化武器、木材、石油和天然气等等，而俄罗斯则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服装、以及电子产品。1960年代末中、苏之间曾经爆发严重的政治-军事对抗，双方曾动员巨大的人力、物力资源，对对方加强防范和震慑；这些恐怖记忆尤其对于当时中国和苏联的边民影响巨大，也是1990年代初期中亚国家盛行“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根源。关于中苏对抗时期的记忆也是一个严重教训：两个世界上最大的陆上邻国注定只能友好合作，而不是对抗，否则就会导致可怕的灾难。 

　　中俄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间关系，受到内外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深刻影响世界政治格局。而1990年代以来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令中俄关系继续加强。这种趋势是西方所不乐见的，但却是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国际政治局势演化的必然结果。到2000年代初期，中国与俄罗斯解决了领土划界问题，从而为两国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经过双方努力，中俄双方的政治-军事互信水平很高，升级为“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一种非常紧密的伙伴关系。 

　　两国对于国内的民族分裂势力（俄罗斯有车臣问题，而中国的新疆也有分裂势力在活动）都持有相同立场，并给予相互支持。在中国台湾和西藏的问题上，俄罗斯的立场也是对中国的宝贵支持。在联合国里，中国和俄罗斯也常常相互配合。 

　　1991年之后，俄罗斯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向西方靠拢；中国也在1992年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所有国家都主动、被动地与西方经济体系接轨。同时，美国还是影响、型塑世界上其他国家相互关系（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俄-日关系等）的重要因素和坐标系。美国-中国和美国-俄罗斯都不接壤（同时，美国却又往往被称为是“所有国家的邻国”），历史上较少消极接触；而在第二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苏联与美国的战时的携手合作都给中、俄两国国民留下美好印象。在中国，美国援华航空队、以及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令一些中国人对美国怀有好感；相应地，美国通过《租借法案》渠道对苏联的援助也对苏联战胜德国法西斯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亲美情结的影响下，中国和俄罗斯国内都有学者夸大西方援助对于中、俄取得反法西斯胜利的意义。如，俄罗斯学者索科洛夫认为，苏联军队是一支前现代军队，而法西斯德国的军队则是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苏联很难战胜德国。英国和美国不仅给苏联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燃料、材料和技术，而且两国还分散了几乎全部的德国舰队和绝大部分空军力量。没有这些，苏联未必能够在自己战线取得胜利并保住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第3页）夸大美国援助对于苏联战胜德国的作用。在中国也有人认为，没有美国援助，中国抗战不可能胜利，夸大美国援助对于击败日本侵略者的作用。实际上，就如美、苏合作一样，中、美之间的战时合作也是互利的，中国人民对于战胜日本法西斯、苏联人民对于战胜德国法西斯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怀着这种对美国的热情，19世纪美国排华运动、八国联军侵华，1930年代出售军事资源给正在侵华的日本，与苏联私相授受，以牺牲中国蒙古和东北的利益换取苏军对日作战等，这些历史过往都被一些亲美人士刻意美化。 

　　美国因素一再地影响中俄关系。1991年以来的中俄关系史能够表明，来自西方的战略压力始终是中、俄走近的重要外因。美国坚持同时遏制打压中、俄，导致两国加速走近。中、俄都曾试图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1990年代以来，中国和俄罗斯都有大量国民是美国流行文化（麦当劳、好莱坞影片、可口可乐等等）、乃至美国本身的热爱者。如果不是西方对中国和俄罗斯持续的战略打压，或许中、俄都堪称是世界上最“亲美”的国家。 

　　1991年后，新俄罗斯立即拥抱西方价值观，遵循新自由主义路线的惯性，俄罗斯精英和民众的亲西方热情已达极点，对西方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想，以加入欧洲大家庭作为其国家目标，但很快就深感失望。“休克疗法”令俄罗斯蒙受了深重苦难：经济严重衰退，国民贫困化，失业率增高，而西方则借机挤压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北约东扩、发动塞尔维亚战争，等等。俄罗斯精英认识到，必须在中亚和高加索等近邻国家加强政治-军事存在。俄罗斯用普里马科夫取代科济列夫担任外长、以及1994年对车臣用兵，发出了对西方不满的强烈信号。普京时代开始之后，俄罗斯积极捍卫国家利益，尽管在担任总统之初也曾将西方作为外交重点。2001年9•11事件后，普京总统对美国提供大力协助：说服中亚国家为美军提供空中走廊，与美方共享情报，希望换取美国改变对俄立场，但美国很快恢复了对俄舆论攻击，支持车臣分裂势力，在中亚军事存在的长期化、乃至在后苏联空间推动“颜色革命”也令俄罗斯深感不满。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对俄实施制裁，令俄罗斯经济恶化，但也令亲美人士陷于尴尬。 

　　同样，美国对中国推行的遏制政策也令中国的外部环境恶化，导致中国国民的反美情绪上升。1980年代以来，中国致力于融入外部世界，甚至改革、开放本身成为某种“超级意识形态”。1980年代以来，许多中国人对美国怀有好感，认同美国的价值观，许多青年热衷于赴美留学、或移民归化，实现其“美国梦”，一些亲美公知完全以美国的是非为是非。但是，美国的政策导致许多中国人对美国丧失好感。1999年5月7日，美国轰炸南联盟使馆的野蛮行径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导致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感爆发，同时也令中国的自由派、亲美派人士短暂沉寂。此外，美国鼓动东南亚小国在南海问题上掣肘中国；利用钓鱼岛等问题令中-日-韩三国建立自贸区的构想成为泡影。2016年特朗普担任总统之后，美国加大了对中国的战略压力。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想公然将中、俄称为对手。美国鼓动东南亚小国在南海问题上掣肘中国；利用钓鱼岛等问题令中-日-韩自贸区构想成为泡影。越来越多的中国国民认识到，美国是在运用当年搞垮苏联的方法来对付中国，想把中国变成“苏联第二”。中国至今没有完成国家统一，且在东海与韩国、日本存在岛屿争端，在南海与菲律宾等国存在争端，且所有这些内外问题都有明确的美国背景。 

　　正是美国的压力将中国和俄罗斯推向了美国的对立面，推动中、俄走近。中国和俄罗斯都不想结盟，两国都认为军事结盟是一种老旧思维，是“冷战”残留，且一再声称：中、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希望保留外交灵活性。中、俄两国在捍卫核心利益方面是一种自助模式。俄罗斯被称为“孤独的帝国”。普京曾经说过，俄罗斯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帮手。而中国在核心利益受到挑战时（例如台湾问题、新疆问题等），也必须立足于自身。而西方则是一种互助模式，从未放弃北约这样的军事同盟，甚至还在持续强化这一机制。只是在特朗普任内对之前的做法有所改变。但是，2020年10月，普京总统在瓦尔代会议上的一番言论引起极大关注。普京总统表示，中俄总体上不需要结盟，但是，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一切都是可以想象的。我们的出发点永远是：我们的关系已经达到如此的协作和信任程度，一般来说我们不需要这样。但是，理论上说，这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当然，也有人解读为俄罗斯对美国的战略恐吓、欺骗。但是，一切都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 

　　近年来，美国舆论攻击中、俄试图颠覆现有国际秩序，是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沃勒斯坦有一个判断：在“冷战”格局下，实际上苏联成为美国主导的霸权体系下的承担特定功能的国家，代替美国维护世界秩序。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乃至中国类似苏联，继续成为美国主导下的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在所属的责任区维护世界秩序，承担了特定功能。世界上领土最广袤的俄罗斯、人口最多的中国的稳定本身就是对世界秩序稳定作出的重要贡献；而且，坚持出口导向经济的中国一度在现有秩序之下受益。俄罗斯本来也在现有格局下行动，希望融入欧洲曾经是俄罗斯的国策——美国挑战其在后苏联空间的核心利益等情况除外。中国和俄罗斯实际上都是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有益补充。潘维称，中国其实是美国霸权的支柱。^[]因此，损害中国的同时，也会严重损害美国自身。 

　　中国和俄罗斯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在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恐怖主义方面有共同立场。 

　　在中国和俄罗斯通常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亲俄派或亲华派，而只有一部分主张对俄（对华）友好的人士，而对美友好的舆论往往在两国占据主流；同时，在俄罗斯，亲美力量与友华力量不兼容，而在中国，亲美力量与友俄力量也不兼容，甚至往往尖锐对立。这种对立和对抗体现了俄-美关系、中-美关系的尖锐对抗，等于俄-美关系和中-美关系在他国的延伸和折射。以往实践证明：当中-美关系、美-俄关系发展顺利时，中国和俄罗斯国内亲美力量就会上升，他们会倡导说，应该与对方——中国或俄罗斯——保持距离（甚至还会挑唆对对方的恶感），而与繁荣、强大的美国修好、走近。中国国内始终有人主张，鉴于中-俄关系的曲折、复杂的历史过往（比如，所谓150万平方公里的问题、中-苏严峻的军事-政治对抗历史，等等），俄罗斯不值得信任；反之，俄罗斯的一些政界和学界精英也对中国与中亚国家加强合作心存疑忌。俄罗斯媒体常见“中国威胁”论：渲染中国人对远东、西伯利亚的“静悄悄的扩张”；中国侵入俄罗斯的“后院”中亚，会将俄罗斯挤出中亚；而中亚国家的信息空间中有很多中国威胁论，主要受到美国舆论（俄罗斯的亲美派舆论）的影响。这种舆论环境显然是妨碍中-俄深度合作的重要社会文化基础。俄罗斯的自由派敌视中国的政治制度，质疑中国的外交政策，反之亦然——中国的自由派（中、俄两国的自由派都对美国的制度和政策表示支持）同样反感俄国的政治制度和对美强硬的外交政策；而两国自由派人士的相同之处却是一致地为美国的内外政策辩护，很多情况下丧失学者的公允立场、摒弃了民族国家的立场，更多地持世界主义立场，对美国及其政策多有美化，鼓吹“人权高于主权”；甚至在美国严重侵害本国利益的情况下，依旧与美国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例如，1999年北约空袭塞尔维亚，一些俄罗斯学者对北约提出抗议；而俄罗斯的“纪念碑”协会、阿列克谢耶娃等著名维权人士写信劝他们不要抗议；2016年在所谓的南海仲裁案中，中国一些自由派学者站在西方一边，与反华势力一起对中国发起信息战、舆论战。 

　　中国与俄罗斯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政治文化。许多中国精英和民众并不认同2008年“五日战争”后俄罗斯鼓动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2014年将克里米亚收入囊中的做法，因为这违背了中国的立场，也使中国陷入尴尬处境——因为中国与俄罗斯、格鲁吉亚、乌克兰同时保持了良好关系。但是，中国政府认识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乃是被迫之举，是西方支持乌克兰精英搞“颜色革命”损害俄国利益的后果，而非俄罗斯-乌克兰关系恶化的原因，不能本末倒置。因此，2014年3月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我们了解乌克兰问题的历史经纬和现实复杂性。乌克兰局势走到今天这一步事出有因”。^[]俄罗斯在乌克兰、叙利亚等地的强硬表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对俄罗斯的地缘政治挤压，俄罗斯被迫以攻代守。俄精英坚信：美国在中东的反恐行动中夹带私货（推行双重标准，利用、甚至支持伊斯兰激进势力威胁俄罗斯），损害俄国利益。 

　　在中国和俄罗斯，越来越多的精英和民众对美国丧失信任。耐人寻味的是：在网络这个舆论场，俄罗斯针对西方的强硬立场和断然行动得到许多中国网民支持。这部分地折射出一些国民的认知：中国在东海和南海面临美国等相关国家的巨大压力，而中国多年奉行的和平主义政策已经难以确保国家利益；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导致中国国内反美主义上升，希望中国在南海和东海“展示肌肉”，而俄罗斯的果断行动令这些政治活跃的青年感到兴奋和称赞——在他们心目中，普京成为反美主义的政治象征。由此可见，从1990年代以来，恰恰是美国的政策使得中、俄再次走近，中-俄接近的程度，与美国对中、俄的战略压力成正比关系。 

　　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多极化世界的支持者，对于全球政治拥有共同信念，反对美国主导的单极化、一元化的尝试。而霸权主义的世界秩序是一种国际政治暴政。那么，为何会如此？西方信奉丛林法则，以动力横决天下（梁启超语），而美国式霸权是西方文明能够达到的巅峰。如沃勒斯坦所说，美国建立起一个全球进攻体系。在霸权国家的逻辑中没有平等观念，世界只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存在：一部分是美国及其盟友、仆从（如，韩国、日本在外交和国防方面都缺乏独立性，而是完全听命于美国），世界的其余部分（俄罗斯、乃至亲近俄罗斯的国家，如塞尔维亚等；中国，伊朗、朝鲜、古巴等等）往往成为美国领导下的十字军东征的对象——在需要时，率领一部分世界征伐另一部分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从来就不是全球领袖、而只是半个世界（西方世界）的领袖，缺乏正义性和正当性。伊斯兰世界、乃至东正教、儒教部分、及未被文明化了的地区都被视为异类，在西方主导下的舆论空间内，这些国家的政府及其政策常常被污名化、妖魔化。或许，如果不是以这种对抗名义维系一种张力，美国就会丧失存在感。如同罗马帝国一样，如果没有对外进攻和征伐，就意味着美国的历史性衰亡。自我扩张与对外部挑战的焦虑，将是美国长期陷入的怪圈。中国古老的政治智慧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第30-31页）显然，美国并无这样的政治文化和历史经验。普京曾经说过，“在当代世界，单极模式不仅不可接受，而且也是完全不可能的，不仅仅因为军事-政治资源不足，而且经济资源也不足”。^[]（372页）还可以补充的是：甚至道义资源也严重不足。美国的外交政策既不“仁”，也非“智”。对于不驯服的小国，美国乐于展示其超强武力——是所谓“力缘政治”^[]；而对于大国，则运用战争边缘政策，用政治、经济、舆论等手段予以瓦解。对霸权政策的路径依赖令美国外交丧失灵活性。 

　　二、特朗普时代及之后的中-俄-美关系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的深刻危机，美国民众爆发抗议运动，遭到无情镇压。当时有论者认为，危机导致美国衰落，之后将出现一个无极世界。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地的军事行动给美国消耗了巨大资源，但是收效甚微，其霸权基础不是扩大、而是缩小了。2016年，以白人民粹主义者面目出现的特朗普在美国大选中获胜，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号召，在内政外交方面都提出“新思维”，形式上看，是美国在对现有危机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做出的战略收缩和自我修正，是改革的推动者。特朗普现象及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中的投影或许证明：美国到了必须变法革新的时代。 

　　而特朗普变法本质上是一种极端措施，是一场前途难测的激进改革。在特朗普主导之下，美国做出许多悖谬之举：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打压、迫害中国的高科技公司；在国家安全构想中明确视中、俄为敌人；不断退出各种国际组织：拖欠联合国会费，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退出《中程导弹条约》；退出《全球移民协议》；退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等等。放弃向来标榜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原则，对盟友提出经济勒索；对中国发动“准冷战”（有人称之为“次冷战”），在新疆、西藏、台湾、南海等问题上对中国的挑衅堪称疯狂；在中东、东亚，美国大幅度地推卸盟友责任。考虑到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最快，是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为世界经济的稳定贡献良多，而中美对抗必将威胁世界稳定，令地区安宁受到威胁。这些做法堪称是真正的修正主义，是对现存世界秩序的重大修正乃至颠覆（或自我颠覆）。令人联想到，2014年5月和12月，俄-美关系急剧恶化，苏联首任总统（也是末任总统）戈尔巴乔夫在其两次访谈时都曾表示：必须改变现状，而美国也应该如他当初那样，开始自身的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进程。^[]现在，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或许就开启了“重建”进程：但并非像当初苏联那样，单方面对美国展示善意，却是单方面对中国展示出敌视。 

　　2020年初以来，一场猝发的瘟疫席卷全球，严重打击了全球经济，急剧改变了人类的工作、生活、学习的模式。中国最早识别了病毒并通报国际社会，承受了疫情的首轮打击。疫情爆发后，美国政客诸如商务部长罗斯、蓬佩奥等人幸灾乐祸的言论展示了其卑劣操守，也表明美国希望中国因瘟疫而陷入绝境，一蹶不振。美国怀着恶意，不断转嫁责任给中国，而自身在应对瘟疫方面堪称无能；同时，因警察虐杀黑人事件而引发全国抗议活动。疫情犹如一场考试，需要反复总结，许多概念需要重新定义。号称医疗领先的美国疫情却最严重，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诧，应对措施错误迭出，政客向人民灌输反智、反科学观念，许多国民竟然深信不疑；将患病老人视为负担，冷酷地任其自生自灭；而向来被西方批评的所谓“集权、专制、无人权”的中国却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自己的国民，那么，应该如何定义人权？民主、自由比起热爱生命，哪一个更应被视为普世价值？ 

　　疫情其实是一种非传统、非典型性的地缘政治因素，将深刻影响全球秩序。疫情之后，世界继续分化、重组。美国将瘟疫视为令中国崩溃的良机，坚持抹黑中国，其舆论攻击令中国承受了巨大压力，而俄罗斯则是少数坚持公正主张的国家。中、俄加强互动，反对西方将疫情政治化。同时，俄方对美国在中国和俄罗斯、伊朗周围国家建立大量生物实验室感到不安。美国的P4实验室达20多个，其中很多建在中国、俄罗斯、伊朗周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等），所在国对这些实验室的情况无从得知，也无权核查；美国作为《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的缔约国，却一直阻挠核查议定书的谈判。这些境外实验室具有巨大风险，威胁中、俄、伊朗的安全，俄罗斯的议题得到中国等国的呼应。此外，围绕疫苗的研发、生产，也成为大国较量的另一领域。 

　　由于中、美尖锐对抗，中国被迫转而从俄罗斯采购农产品，中国订单令俄罗斯农业快速复兴，成为中俄经贸合作的新领域。2018年，两国贸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未来几年可望达到2000亿美元。对于饱受西方制裁之苦的俄罗斯来说，与中国的良好关系是对俄罗斯最强有力的支持。1990年代所谓中俄关系“政治热、经济冷”的状况不复存在。2019年10月初，普京总统称，俄罗斯正在帮助中国建立导弹预警系统。如果双方没有高水平互信，这种深度军事合作是难以想象的。 

　　中国和俄罗斯联手对抗西方压力，这本是布热津斯基等美国战略家最担心的一种情形，而悖论在于：美国却始终不能放弃同时打压中、俄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理想状况是：中、俄都有求于美国，竭力保持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而中-俄互相防范和疑忌，从而美国就可遏制能够威胁其霸权的国家和力量。面对中国快速复兴，西方一些战术家急中生智，主张联俄反华（少数情况下，也有人主张联中反俄），却低估了中、俄的意志和智慧。俄、美握手言和、联手抗华，这种图景缺乏依据。中国和俄罗斯互相支持才能对抗西方的强大压力。俄-美、中-美之间存在体制性矛盾，现在只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美国敌人的顺序发生转换。美国需要离间、破坏中俄友好关系，对中、俄各个击破。即使俄罗斯为美国冲在反华第一线，也不可能被美国视为平等伙伴，其核心利益也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尊重。那么，面对欣欣向荣、且与俄罗斯友好的邻国中国，干嘛不抓住中国为俄罗斯带来的机会，与其紧密合作，而是加入长期对俄敌视的美国阵营，对抗中国？帮助美国搞垮中国，美国能够给予俄罗斯的交换代价又是什么？疫情对全球经济影响巨大。中国虽然率先走出艰难局面，而出口导向的经济已经难以为继，因此提出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的构想，而俄罗斯更需要与中国加紧合作。 

　　其次，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互信远比中俄之间、中美之间更稀缺。苏联解体后，美国对俄罗斯各种欺骗、打压的做法从未改变过。现在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相应地，俄罗斯成为美国的二号敌人。相比之前，中国比俄罗斯更多承受美国压力，俄罗斯的压力似乎略有缓解，但是俄、美对抗烈度并未降低。俄罗斯遭西方制裁多年，经济损失巨大，国内矛盾上升，希望美国取消制裁，无疑是正当的。中国和俄罗斯都也不可能从美-俄关系恶化、中美关系恶化中获取长久利益。 

　　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不允许对俄推行友好政策。美国社会缺乏对俄友好的社会-政治和社会文化基础，政界和金融界充斥着仇俄、反俄力量，反俄几乎成为其惯性和本能。美国如何能够实质性地展示对俄罗斯友好的诚意？至少，对俄制裁是俄美关系的巨大障碍，也是俄美关系能否改善的巨大考验。至今为止，西方对俄制裁不但没有解除，甚至还在继续加强。 

　　其三，中国和俄罗斯都反对篡改历史，而西方与俄罗斯、中国在二战等问题上的历史观相左、甚至对立。在中、俄两国泛滥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俄罗斯称之为“历史造假”，或“篡改历史”）当然有其内在根源，但也往往得到西方支持。2020年5月9日欧洲胜利日前后，美、俄发表共同声明，盛赞“易北河精神”；之后不久，美国就以行动抹杀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其真正态度暴露无遗。西方及在俄罗斯的西化派学者炮制的伪史称：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同源事物，苏德战争应称为苏-纳（苏维埃-纳粹）战争；斯大林和希特勒应该同等地对二战爆发承担责任，如果不是希特勒发起进攻，斯大林也准备对德国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东欧国家是美-英军队、而不是苏联红军解放的；西方国家对战胜法西斯国家的贡献比苏联等国家更大；等等。这种意识形态攻击超越良知，违背事实。 

　　中、俄不断走近，是在面对共同威胁的条件下做出的理性判断。当然，中俄关系中也存在消极因素，需要谨慎对待。帝俄对中国的侵略是不愉快的历史记忆，但是，历史过往不能影响中、俄之间的友好合作。中、俄两国有了明确边界，并且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是中俄关系中的重大成就，不能推论说，未来俄罗斯会沿袭帝俄时期的政策。西方世界担心中、俄走近乃至结盟。1950年代中-苏结盟之后，西方质疑且唱衰中苏同盟，十年后变成现实。1990年代以来，中俄走近，西方继续这种论调。而中-俄的密切程度与西方对中-俄的压力成正比。西方希望通过信息战离间中、俄关系。有一个规律性现象：每当中、俄加强合作时，总会有人提醒说，不要忘记被帝俄夺取的150万平方公里的事情。亚·杜金说过，“我们的敌人会想方设法破坏同盟，离间中俄两国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中俄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两国人民的善意”。^[]2020年6月底，俄罗斯驻华使馆发布庆祝符拉迪沃斯托克建城160周年的微博，在中国网络引发舆情，西方如获至宝。《费加罗报》认为，17世纪到21世纪，中、俄两国经常在不信任和合作、对抗和走近之间摇摆：两国都争取独立；都反对颜色革命；2012年建立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两国有历史恩怨，西伯利亚和远东有2500万人口，而在中国边境省份则有1亿人，中国对俄形成人口压力；中国会对俄进行历史报复，等等。^[] 

　　曾有学者称，中国在中亚的经济存在损害俄罗斯的利益。中、俄都希望中亚稳定，而美国则希望让中亚陷入动荡，以“可控混乱”手法冲击和威胁中俄。2020年10月以来吉尔吉斯的政权危机可能就是这样的案例。另一方面，中国、俄罗斯与美国一道，维系着中亚的地缘政治平衡；缺了其中一方，就有可能导致其余二者的恶斗。竞争合作已被证明是可能的。此外，中国推行的“一带一路”构想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构想互补，而不是单纯竞争。在此基础上，2015年俄罗斯学者提出“大欧亚大陆”的概念，主张中、俄两国应该主导，加强欧亚大陆内部的整合，这一概念得到广泛认同；而这种前景可能成为美国眼中的反霸权同盟。^[] 

　　2020年下半年以来，围绕美国总统大选，直观展示了美国两党之间的恶斗，充分暴露了美国的社会政治分裂。政治家和党派利益超越了国家利益。形式上虽然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赢得了选举，但特朗普总统、共和党、拥护特朗普的人士质疑其合法性，美国社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而是继续撕裂和对立，潜伏着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特朗普“变法”、新冠病毒、美国大选都是美国历史的重要转折点。面对内部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仍然着重于恶性内斗，表明美国的民主制度走向劣质化。美国多年积累的软实力受到严重损害，意识形态扩张乏力。今日美国，也正如1980年代末的苏联，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方面开始“祛魅”进程。而关于2021年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许多学者的推测都较为消极：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政策不会有本质改变，只是对抗形式有所差别。 

　　三、再造平衡：新世界秩序的理想模式 

　　世界秩序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2020年的新冠病毒瘟疫等因素都深刻重塑了世界，时间在加快。在后瘟疫时代，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将反思和重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和生活理念、价值观。美国霸权已经走向黄昏，而中国和俄罗斯期待的多极化世界（民主、多元、而非一元化的世界）的到来尚需时日。 

　　如果将中俄关系较之于中美关系，体现出来的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分裂：中、美形式上更像是经济方面的命运共同体，经贸额巨大，经济依存度很高（这就是“中美国”、中美“夫妻论”说法的物质前提），但在地缘政治方面利益相悖、对抗加强。这其实也证明了：良好的经济关系是良好政治关系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要条件。 

　　中、俄之间的贸易额远低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额，而中、俄在国际政治问题方面拥有相同立场；俄、美经济合作有限，在地缘政治方面对抗激烈；而中、俄政治关系良好，经济方面的互补性较差，且都是美国要打压的一、二号地缘政治对手，中、俄业已建立起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又是上合组织等多边合作平台的重要参与者，堪称是地缘政治方面的命运共同体。中、俄、美不是等边三角关系，中、俄联合才可以勉强维持对美国的地缘政治平衡。 

　　国家盛衰自有其周期律，是政治规律，也是天道所系，长盛不衰的强国是不存在的。国家强大不仅体现在超强的军事能力，不仅体现在可以击败现实的敌人，也在于不必人为制造敌人的能力、化敌为友的能力。历史上所有穷兵黩武的民族（诸如突厥、匈奴、亚述，乃至现代史上的德、日法西斯国家）最终都走向衰亡。美国依据霸权国家的惯性，不断对外扩张，奴役他族和他国，而一旦扩张乏力，其实就走向了历史性衰亡。此前，一些有灼见的学者早已看到美国潜伏的危机。例如，亨廷顿在其著作《谁是美国人》中指出，由于拉美裔大量涌入且在美国人口中占比不断上升，美国的国家认同减弱，美国将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美国；俄罗斯学者伊戈尔·帕纳林曾预言：美国终将解体，一分为六（夏威夷、阿拉斯加、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等都将有不同归属）；而加尔通也曾列举美国的15种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严重矛盾（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甚至断言其将在2020年解体，回归美利坚共和国。这些预言的价值，在于让人们更多地认识到美国这个强大国家罹患的痼疾。从各方面来看，美国的相对衰落已成事实。特朗普时代究竟是开启苏联解体进程的赫鲁晓夫“解冻”(оттепель)、还是彻底终结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需要继续观察。类似美国猝然解体这种黑天鹅事件并非绝无可能。进入2021年以来，随着新旧总统交接日期临近，美国内乱横生。1月6日，美国爆发了冲击国会事件。曾经呼吁美国搞“重建”的戈尔巴乔夫表示：美国爆发的国会骚乱令美国前途难测。^[]如前所述，美国代表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已经开启“祛魅”进程，同时，美国实际上也开启了对自身、乃至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解构进程。而从国际政治平衡的角度来看，假使美国真的以某种方式“猝死”，会瞬间造成国际秩序失衡、世界失序，同样不利于所有国家，甚至有可能导致大国争夺加剧。因此，理想模式是：作为帝国的美国自然衰亡；或回归民族国家本位；或者改弦更张，坚持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与各国展开广泛合作，推行外交新思维和“重建”。但是，按照霸权国家的逻辑，后两种可能性很小。 

　　中国和俄罗斯都并无取代美国的野心、意愿，甚至也缺乏此种能力，但美国坚持地缘政治方面的利己主义。美国对现有国际秩序态度表现得极为矛盾：作为霸权国家，同时恰恰是在持续地、针对性地颠覆现存世界秩序的基础。美国多年来通过战争和革命更迭他国政权，对一些摇摆和边缘势力驯化、再驯化，遏制和威胁中国、伊朗和俄罗斯等国，令文明边缘地带成为政治碎片、甚至废墟，陷入动荡不安，所谓“可控制混沌”成为美国针对对手的战略战术。 

　　而中、俄多年来一直希望维持现状，其政策体现出更多建设性，因而多数时候是确保现存世界秩序的保守力量。中国和俄罗斯都希望本国稳定——而这两个大国（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俄罗斯是世界上幅员最广袤的国家）的稳定本身就是世界稳定的重要部分；同时也乐见其他毗邻地区、或利益攸关地区的稳定：高加索、中亚、近东和北非等等。甚至，由于全球化进程，中、俄的利益都在向世界其他地区延伸，因而，每个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符合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利益，这是合理世界秩序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国力持续快速上升、俄罗斯的缓慢复兴，这是一个自然进程，是由自身的资源禀赋、民族潜力等因素决定的，外部压力无法遏制。在多年制裁和压制之下，被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边缘化了的朝鲜、伊朗、古巴尚且能够生存（制裁确实是给他们造成了巨大困难，但是加强了这些国家的内部团结，进一步强化了政权合法性，激发其生存意志和能力），何况是中、俄这样体量的大国。美国应该正视现实，与相关国家分享权力和威望，加强在全球事务中的合作，而不是致力于对抗，致力于地缘政治方面的零和游戏。 

　　正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缺乏安全感、甚至体会到被剥夺感，因而成为现存世界秩序的被迫反抗者，被迫积极地采取政策，捍卫自己的利益。这就与超级大国美国产生结构性矛盾，同时也表明：世界秩序需要重建，但是重建进程应由全球各国广泛参与、而不仅限于若干主导性大国；应该尽可能以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中、俄的发展和复兴，一部分得益于现存国际政治秩序，另一方面，现存国际政治秩序仍然是对中、俄等新兴大国的严重压制。现在，西方国家指责中国和俄罗斯试图修正世界秩序，是因为中、俄两国捍卫本国核心利益的决心和意志令西方世界感到不适，而且，对于美国霸权来说，中、俄始终是美国主导下的秩序的挑战者。某种意义上说，塞尔维亚、利比亚、伊拉克、朝鲜、伊朗、叙利亚等国也都是现存世界秩序的反抗者，遗憾的是：其中那些国小力弱、无强援者就成为美国霸权的牺牲品。 

　　美国给世界带来的教训，就是：必须坚定不移地追求国际政治、全球治理的民主化。国内政治民主的原则应该适用于国际政治生活。多年以来，一些国家致力于在非西方国家推广民主，依据一己的标准或好恶，把非西方国家的合法领导人污名化为暴君、独裁者，对主权国家推行霸权，这种行径堪称是国际政治中的独裁和暴政，缺乏公正性。包括中、俄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希望国际政治生活民主化：由多数民族和国家共同参与、共同决策，考虑和顾及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感受，服务于多数国家的利益。“依据普京在2007年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出的定义：“民主就是在顾及多数人的利益和意见的情况下，由多数人掌权”。^[]而美国霸权的传道者和辩护士（如，中国和俄罗斯国内的亲美公知）则表现出某种人格分裂：大肆宣扬国内政治民主化，同时却在国际政治问题上极力维护美国的霸权行径，一味地为强权辩护。从现实主义角度出发，中-俄-美战略平衡（等边三角平衡）为基础可能是公正的世界秩序赖以维系的基石；而长期被美国打压的非西方世界应该有更多话语权，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有更多份额。应该努力复兴联合国的权力和威望，在多边合作的基础上，重建一个更加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国终将回复其世界大国地位，中国已取得的成就令知识精英和国民恢复自信、自尊。中国民族是一个和平的民族，从无侵略扩张、奴役他国的政治基因和历史传统，这也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数千年时间里生生不息、国运不绝的原因。而在走向复兴之后，我国也仍将推行和平主义政策，行王道而非霸道，这已经由我国领导人多次宣示。如当代儒家杜维明先生所说，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悲愤意识和屈辱感。而如果我们中国人，因了近代以来所受的屈辱和苦难，就加入西方为首的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连牺牲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也在所不惜，这种图景对于世界来说，将是一个悲剧。^[]（第278页）以正立国，以奇制胜，应是我国的长期国策。善于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可称为明智。我们对内仍将完善良政治理，善待国民，建立起理想、富足、安宁和谐的社会，凝聚国民，宣示我们的价值和理想；对外支持那些追求独立自主发展道路的国家和人民，并与最大多数的各国人民一道，为世界和平和人类福祉做出应有贡献。2020年以来的世界出现了历史上罕有的不确定性，但也提出了改革的迫切性；不仅是危机，也可能是重塑公平合理秩序的契机。 

　　（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