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佳：共和派的“同化”政策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

内容提要：在法国殖民史上，阿尔及利亚占据着十分特殊的地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法国人认为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一块殖民地，而是法国的一部分，是法国本土的延伸，称阿尔及利亚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法国的共和派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从一开始，共和派就是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积极支持者。在殖民过程中，共和派更是以“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理念为由，提倡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正是在共和派的推动下，法国确定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然而，在殖民实践中，这种“同化”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它并不涉及当地土著人口，而是仅限于阿尔及利亚这块土地和居于其上的欧洲人口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这种排他性的“同化”政策有着观念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而它的实行则让“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只属于法国人的政治神话。

关键词：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共和派　同化政策　移民殖民地　法国殖民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相继进行了两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虽然两者的结局皆以法国的撤退与前殖民地的独立而告终，但相较而言，阿尔及利亚战争更加触动法国人的心神，其影响也更大：战争所造成的困境直接引发了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围绕战争所产生的分歧更是深深地撕裂了整个法国。阿尔及利亚战争在法国所引发的巨大震荡与阿尔及利亚在法国殖民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有关：长期以来，法国人并不认为阿尔及利亚是一块殖民地，而认为它“是法国的省份，是法兰西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法国领土在地中海另一端的延伸”。这就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L'Algérie française)观念，它在战争爆发之初几乎是所有法国人的共识。正因如此，许多法国人一开始甚至都不承认这是一场战争，而认为它是一次“叛乱”，是法国人之间的“内战”。阿尔及利亚在法国人心中的这种特殊地位导致很多人无法接受它的独立，以至于在战争结束50年后，仍然有一部分法国人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念念不忘。2012年，一本名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的小册子在法国出版，竟获得了不少法国人的响应和赞同。

　　阿尔及利亚的地位何以如此特殊？或许只有通过回顾这一观念产生的历史过程，我们才能从中找到答案。目前国内学界尚无对这一问题的直接研究，但有不少人都注意到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一观念及其对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政策的影响，并对此种观念持批判态度。而在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中，有的侧重于叙述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整体殖民政策的演变，并未直接探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问题；有的研究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产生初期的情形，突出了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在这其中所起到的作用，但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过程，以及共和派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缺乏探讨。事实上，“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与法国对其采取的“同化”政策有关，而“同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又与共和派联系密切。因此，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同化”政策的制定，政策实施中遇到的挑战，政策的最终确立这三个阶段来论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产生过程，并分析共和派在各个阶段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种“同化”政策的局限性及其产生原因，以期说明法国将阿尔及利亚变成“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企图最终失败的原因。

一、共和派与“同化”政策的形成

　　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始于复辟王朝，这一事件也被视作法兰西第二殖民帝国的开端。有别于旧制度时期所建立的殖民帝国，大革命之后的殖民建立在新的原则和方式的基础之上，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也就成了这些新原则和新方式的一个试验场。同时，这也是法国共和派逐渐发展壮大的年代。七月革命后，法国共和派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其他党派的政党，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出版物。从一开始，共和派就十分关注阿尔及利亚问题，并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1830年6月，查理十世借口“扇击事件”，派军向阿尔及尔发起远征，妄图用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来挽救摇摇欲坠的政权。然而，查理十世的愿望落空了——七月革命推翻了复辟王朝的统治，这场殖民征服却成了前朝留给新政权的一个难题。七月王朝建立后，法国内部就是否要继续征服阿尔及尔的问题产生了争论。自由派反对殖民征服，他们的主要出发点在于经济自由原则。而在主张继续征服的阵营中，除了那些与殖民北非有着利益关系的法国南方港口城市的商人之外，共和派是该政策最积极的支持者。征服伊始，共和派旗下的《讲坛报》专门派出一名随行记者跟进报道法军的行动。法军攻占阿尔及尔后，该报发文为之欢呼，而当时共和派在国内正与保皇派展开着激烈的选举斗争，而查理十世主导的此次征服明显带有争取选票的意味。不久后，该报更是刊文称“阿尔及尔的战争与选举毫不相干”，并表示“爱国者们”(即共和派)为法军在非洲取得的胜利“拍手称赞”，并阐明了他们采取这种态度的原因：

　　“从各个方面来说，我们都注意到：保有一个让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代价的地方，对我们的国家多么重要。而且这个地方距离直布罗陀和马耳他不远，它可以让我们监视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动向，还可以让我们平衡英国在地中海的影响力，并在战时为我们的军舰提供一个掩蔽所。而我们旅行家的勇敢和商人的活动，也许很快就能在那里成功地为我们的商业开辟一个新的市场。”

　　可以看到，共和派对殖民的支持其实首先是为了法国自身的利益，是出于战略和经济方面的考量。七月王朝时期共和派代表人物戈德弗鲁瓦·卡芬雅克的话或许可以总结共和派在殖民问题上的态度：“殖民统治对一个民族来说是值得的，因为它会增加这个民族对其力量、能力和财富的感觉。”

　　除此之外，共和派的殖民主张中还蕴含了一些新的因素——他们从“文明开化”的角度为殖民征服辩护。集中体现了共和派价值理念的《政治词典》是这样定义殖民征服的：“殖民是最值得称赞、最光荣的征服形式，这是传播文明的最直接的方式。”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他们声称：

　　“正如在其他所有一切问题上一样，我们诉诸的唯一原则是自由、人道和文明。而且我们也相信，只有这些原则才能解决我们占领阿尔及尔三年以来所出现的各种困难。对于法国来说，这也是向欧洲证明其征服精神已经让位于拯救和解放精神的一次绝佳机会。”

　　正是从“自由”“人道”“文明”等普世价值理念出发，共和派试图论证殖民的正当性乃至必要性。他们把法国人的殖民与英国人的殖民进行了对比：后者被认为是“自私的”，只关注自身的利益，既不在意殖民地的“自由”，也不关心扩展那些“到处都能提升人类的丰富思想”；而法国人的殖民则是“慷慨的”，因为它肩负着一种“拯救”和“解放”的使命，能够带给殖民地的人民以“文明”。如此一来，法国与英国的殖民争夺被转化成了一种原则之争——法国的殖民代表了“进步”与“文明”，是为了在全世界实现其“普世理想”的一种手段。

　　基于以上原因，共和派成了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坚定支持者。但是，由于国内争议的持续存在以及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激烈反抗，法国在殖民初期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直到1834年，法国才正式宣布阿尔及利亚为“法国在北非的领地”，并在随后的几年中采取“有限占领”政策，即暂时以保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城市和港口的占领为主要目标，至于广阔的内陆地区，则待将来再作图谋。共和派却一直坚持对阿尔及利亚的全面征服。对他们来说，放弃一部分土地不去征服，既意味着“失去”一部分国家力量，也意味着放弃对这些地区的“文明开化”。1837年，当《塔夫纳条约》签订时，共和派旗下的《人民报》评价道：

　　“和平也许是必要的，但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光荣的和平，而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和平，不是把殖民地转让给从不曾拥有过合法权力的贝都因人，而只有我们的将军自己提高了威望。”

　　所以，当1839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因为不堪法军时常侵扰而爆发新的起义之时，共和派甚至有种“不幸言中”的释然——他们表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这是“无耻的《塔夫纳条约》造成的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们要求撕毁条约，重启征服。而随着国内外新形势的出现，这一主张逐渐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在国际上，法英两国在地中海地区的竞争日趋激烈，阿尔及利亚的战略地位上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之实行更有效的控制，以巩固和加强法国在北非的力量。在国内，路易·菲利浦也乐于支持这一主张，因为此时的他如同查理十世一样，也亟须一场胜利的对外战争来平息国内的骚动。于是，1840年左右，全面征服逐渐取代有限占领，成为法国统治阶层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的主流意见。

　　1840年12月，深谙游击战精髓的比若被任命为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动用了三分之一的法国军队，开始对阿尔及利亚进行全面征服。1847年，寡不敌众的阿卜杜·卡德尔被迫投降，为法军所俘，整个阿尔及利亚北部都落入了法国的控制之下。随着全面征服的展开，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也进入了新的阶段：法国政府开始组织官方移民，大力开展垦殖活动，打算将阿尔及利亚打造成一个移民殖民地，这一决定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形成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法国决定将阿尔及利亚建成移民殖民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殖民观念的更新。以法国大革命为界，西方的殖民模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启蒙运动所提倡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念通过法国大革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就导致旧制度时期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殖民方式的合法性遭到了质疑。与此同时，海地革命的爆发也证明了旧制度殖民秩序的脆弱性，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趁机对强制劳动提出了批评。所以，自大革命后，法国的殖民方式就进入了一个转型期。在国际上，废奴运动也成了新的潮流：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欧洲各国开始着手废除奴隶贸易，以奴隶制为基础的旧的殖民方式逐渐走向末路。在此背景下，法国不得不考虑采用新的殖民方式，移民殖民成了一种较优的选择。

　　其次，移民殖民是巩固军事征服成果的需要。由于阿尔及利亚人民的反殖民斗争一直十分激烈，当时有不少法国人认为只有移民垦殖才能有效巩固法军的殖民征服。1840年，在全面征服开展前夕的议会辩论中，比若直言道：“不进行垦殖的征服是没有结果的，”他声称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只有“剑与犁”。另一位法军将领苏尔特也认为要在阿尔及利亚“形成一个定居的欧洲族群，而且尽量要是法国人，他们的人数要足够多，以便能在这里迅速创造收益，生产重要的产品，并且能够为军队守卫这一地区提供有效的协助”。

　　最后，法国自身面临的严重社会问题是其在阿尔及利亚建立移民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动因。19世纪30年代以来，由于乡村地区严重的人地矛盾，以及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导致的社会紧张关系，各种社会运动在法国层出不穷。于是有不少人，尤其是一些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同时也是共和派)，把阿尔及利亚当作法国社会的“出水口”：

　　“法国所拥有的人口太多了，它的边境线变得太过狭窄，它需要扩张其领土。然而幸得天助，阿尔及利亚的沙漠就在它的面前敞开着。……阿尔及利亚的问题最终还是一个人口的问题，我们要赶快形成一个移民大潮，殖民的成功是公共秩序的保障。”

　　再加上阿尔及利亚在地理位置上的优势，移民殖民很快就成为法国在这里首选的殖民方式，而军事上的胜利也为其开展提供了物质基础。1840年以后，法国政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推行官方殖民政策。它先是颁布了一系列敕令，没收了大量原本属于当地居民的土地，再将之分发给个人或公司耕种，以吸引移民的到来。法国议会还投票通过了100万法郎的财政拨款，用以建设殖民村庄。这些举措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833年，阿尔及利亚共有2.2万欧洲人，法国人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1847年，阿尔及利亚的欧洲移民人数达到了11万，移民殖民地的建设初具规模。

　　随着移民的增长，一种行政和政治上的“同化”诉求日渐高涨。常年的战争让阿尔及利亚一直处于军队的管制之下，总督拥有很大的权力，比若在任期间更是如此。军事体制下的腐败和不确定性让殖民者们深感不便，为了能够更自由地展开殖民活动，殖民者们迫切希望结束阿尔及利亚的例外制度。他们要求比照法国本土建立行政制度，引进法国的法律，为殖民者提供所有法国公民所享有的保障。1840年，殖民者们在请愿书当中明确表示：“阿尔及利亚必须只能成为法国在地中海之外的延续部分。”1847年，他们又派出了一个请愿团前往巴黎，要求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民事体制，将法国本土的法律引入阿尔及利亚。

　　在这个问题上，共和派与殖民者的主张是一致的。1844年，共和派的喉舌《改革报》就刊文呼吁在阿尔及利亚实行民事体制，要求实现“阿尔及利亚在政治上的同化，完全的归化(naturalisation)”，并表示：“我们应该尽快将被征服的土地比照我们的各省那样组织起来，将之完全吸收进国家的大家庭和团体当中来。”该文还从多个方面论述了在阿尔及利亚实行民事体制的必要性，概括来说就是：民事体制既符合法国的利益，也符合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口的利益。作者认为，建立民事秩序不仅是吸引移民定居，保证殖民地长期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同时也符合共和派的“统一精神”，因为“我们不同化的那些领地，将会在发展中与我们分离”。对于土著人口来说，民事殖民也是他们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的必要途径，而土著人口的“文明开化”，则是法国的殖民应该承担的“责任”。在文章的末尾，作者更是将其支持该政策的原因总结为“维护法国的领土利益以及军队为国家所取得的征服成果，同时也是为了维护普世文明”。不难看出，共和派对“同化”的支持与他们在殖民问题上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都包含着对国家利益的维护以及对法国“文明开化”责任的意识。不过，这种“同化”诉求在七月王朝治下并没有得到十分积极的回应。不久后，二月革命爆发，掌权的共和派终于获得了实现其“同化”主张的机会。

　　对于法国1848年革命党人来说，第二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共和主义的胜利。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革命者们，这一次终于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普选权，奴隶制也被正式宣告废除。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共和派的共和主义表现为对“同化”政策的支持。1848年6月15日，制宪会议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不少代表都主张把阿尔及利亚并入法国，并要求比照1789年时的科西嘉来处理阿尔及利亚的归属问题。

　　1848年9月9日，法国政府颁布法令，确立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它宣布在阿尔及利亚设立阿尔及尔、奥兰和君士坦丁三省；同年11月，新通过的宪法宣布阿尔及利亚是“法国领土的一部分”，阿尔及利亚还获准向法国的国民议会选派4名代表，这是其他殖民地不曾享有的待遇。在实施“同化”政策的同时，第二共和国还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移民殖民。1848年9月，第二共和国出台了一项农业殖民计划，决定在5年内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起42个村庄，向这里输送1.35万名移民(主要是六月起义中失败被捕的失业工人)。完成这项计划所需的贷款高达5000万法郎，这是法国自1830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项官方殖民计划。

　　当然，从这一结果来看，阿尔及利亚似乎没有实现殖民者们所要求的“立即的、完全的同化”，但这一系列政策意义重大，其在行政和政治层面给阿尔及利亚带来了诸多变化，为日后“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产生奠定了基础。阿尔及利亚被正式纳入法国的行政版图，法国的公民权扩展到了阿尔及利亚；而两种辖地的划分则让殖民者们摆脱了军事独裁统治，此后的阿尔及利亚将进入民事体制与军事体制分庭抗礼的时代。这些政策既是对业已形成的殖民事实的确认，同时也影响了法国日后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的走向——随着移民队伍的不断壮大，“同化”将成为法国本土的执政者们无法回避的一种诉求。而《1848年宪法》对阿尔及利亚“法国领土”地位的确认以及三个省份和相应行政机构的建立，更是成为法国人日后构建“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政治神话的起点。

二、第二帝国时期“同化”政策遇到的挑战与共和派的反击

　　第二共和国奠定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的“同化”基调，但这一政策并非没有遭遇过挑战。昙花一现的共和国随着拿破仑三世的政变名存实亡，第二帝国正式建立后，共和运动在帝国的政策打击下一度沉寂，“同化”政策也被当作共和主义的传统而遭到抛弃：帝国出台了新的宪法取消了阿尔及利亚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它还颁布法令恢复了总督对民事辖区上各省省长的权威。不过，民事体制仍被保留了下来，殖民者的同化诉求从不曾消失，而且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他们的力量还在壮大。如此一来，军队所代表的军事体制与移民所代表的民事体制便构成两股针锋相对的势力，两者的斗争成了第二帝国时期阿尔及利亚政治的突出特征。

　　第二帝国初期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阿尔及利亚政策，起先是军事体制占据了上风。殖民者们对这一局面深感不满，多次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建立民事体制的统治。不久后，他们便迎来了实现其诉求的机会：1858年，拿破仑三世任命其堂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主管阿尔及利亚事务。在后者的要求下，拿破仑三世撤销了阿尔及利亚总督一职，在巴黎成立了一个“阿尔及利亚和诸殖民地部”，由热罗姆担任部长。带着“急需让公众舆论满意”的想法，热罗姆在任期间实施了一系列迎合殖民者诉求的改革，重新开始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进程。

　　热罗姆的改革满足了殖民者的愿望，但也因为对土著的过分盘剥，引发了一些不良后果。正如一名法国军官注意到的那样：“如今，土著当中流行的最持久、最受信任的一种观念便是：法国人想要把他们从其先祖的土地上驱逐出去，或是使他们沦为殖民者的农奴。”随着这种情绪的酝酿和发酵，阿尔及利亚一些地区爆发了新的起义。而改革对军事权威的打压也招致了军队的不满，导致它与殖民者的矛盾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随着拿破仑三世对阿尔及利亚兴趣的增长，他在这个问题上逐渐有了新的想法——“阿拉伯王国”(royaume arabe)计划。拿破仑三世认为：从阿尔及尔至巴格达，共有1500万阿拉伯人生活在奥斯曼帝国的桎梏之下，这些人构成了一个潜在的“民族”，他打算在这里建立起一个阿拉伯王国，法国将成为它的保护者，而阿尔及利亚将在其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1860年9月，拿破仑三世第一次视察阿尔及利亚，面对殖民者和军队的争论，他在一次讲话中表示：

　　“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首要任务，是关注300万阿拉伯人的幸福……让阿拉伯人获得作为自由人类的尊严，在他们之中传播知识带来的益处，但是也要尊重他们的宗教，并通过发掘上帝赐予这块土地的财富来改善他们的生活……这才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不能玩忽职守。”

　　可以看到，拿破仑三世把“阿拉伯人的幸福”摆在了首位，这在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然，此举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土著人的幸福，而是为法国的殖民打算。在其写给阿尔及利亚总督的一封信当中，拿破仑三世表示：“阿拉伯因素是殖民的命脉……我们有近四百万习惯当地气候的阿拉伯人，而我们花费了数百万，有的只不过是几千名既不适应气候，也不善耕种，亦不堪任战士的殖民者。”所以，皇帝的计划其实是要利用土著来殖民。

　　那么如何才能达成这一目标呢？1863年2月6日，在一封写给时任阿尔及利亚总督佩利西耶的信件中，拿破仑三世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阿拉伯王国”计划：让欧洲移民与土著人口“联合”起来，在尊重后者传统社会结构和制度的基础上，再根据各自“天性”“风俗”和“需要”来进行劳动分工：土著人负责农业和畜牧业，欧洲移民则负责对森林和矿山的开发以及对农产品的加工。两者共同“开发”阿尔及利亚，并在此过程中促进土著人口的“进步”和“文明”。皇帝的新计划实际上指向一种更有组织的、主要由资本和公司主导的殖民，而不是小规模的、分散的农业殖民。

　　在拿破仑三世看来，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要重建军事体制的权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平衡殖民者和土著之间的利益分配。于是，1860年11月，拿破仑三世宣布取消阿尔及利亚部，重建总督府。总督的权威再次得以恢复，甚至是扩大。在之后的几年中，他下令出台了一系列的元老院法令，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他的改革，其主旨是加强军事体制的权威，并给予阿尔及利亚土著一定的权利。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三世的改革赋予了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口一定的政治权利。1865年出台的一项元老院法令规定：阿尔及利亚所有的土著居民都是法国人，拥有担任某些民事和军事职务的权利；阿尔及利亚各省、市的议会向土著人开放，他们可以获得一定比例的代表名额。但这项法令同时也规定：土著居民将继续受其原来的人身法(statut personnel)的规制。如果他们要成为法国公民，受法国民法的规制，就必须放弃其人身法。这也就是说，法国国籍与公民身份是分开的。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虽然是“法国人”，但并不具有法国公民身份，也无法享有法国公民的权利，他们实际上只是法国的臣民而已。但相较而言，这项法令的确给予了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口更多的政治权利，也打开了他们获得法国公民权的通道，法国殖民史学家阿热龙甚至认为这项法令是“法国的殖民立法中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

　　拿破仑三世的这一系列改革措施实际上是一种帝国政策的表现，同时也是对移民殖民和“同化”政策的一种挑战。皇帝的新计划不再需要大量的农业移民，阿尔及利亚不再被当作法国“在地中海之外的延续部分”，而只是皇帝统治下的帝国的一部分。通过赋予土著一定的政治经济权利，保留他们原来的统治机构，拿破仑三世意图与他们达成“联合”，以巩固法国的殖民统治。这种统治方式更接近于保护领地制度，它的提出，与当时法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19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落造成了“东方问题”的出现，到了19世纪50年代，地中海地区更是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焦点。拿破仑三世掌权后，法国一直将地中海地区当作其对外政策的重点，并在这里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法国在地中海地区利益的上升让阿尔及利亚的战略意义变得更加突出了，在其整体帝国政策的视角下，拿破仑三世开始重新考虑阿尔及利亚问题。法国需要一个安定的阿尔及利亚，作为其在地中海地区扩张的窗口和跳板，要达成这一目标自然离不开土著的支持。此外，拿破仑三世还想要通过这个“阿拉伯王国”向整个西亚和北非的伊斯兰世界施加影响力，而法国对待阿尔及利亚三百万穆斯林土著的态度将影响它在伊斯兰世界的威信。

　　法国社会内部的新形势也让拿破仑三世不得不考虑在阿尔及利亚事务上改弦更张。19世纪50年代以来，法国的经济恢复了繁荣，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有所缓解。人们在1848年时关于法国人口过剩的那种印象消失了，相反，1846年至1856年，法国的人口并无增长。因此，此时的法国既无必要也无法负担向阿尔及利亚进行大规模的移民。此间在阿尔及利亚的移民人数虽有所增长，但这更多的是其他欧洲国家移民的贡献。即便如此，欧洲移民的总量还是远远低于土著——前者只有20万，而后者有300万(拿破仑三世在阐释其“阿拉伯王国”政策时就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移民无法取代土著居民成为阿尔及利亚的主要人口。如此一来，“同化”政策便失去了其实施的基础，而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当地土著的利益，实现与他们的“联合”，似乎才是维护法国殖民统治最为理性的做法。但是，这些政策触动了殖民者的利益，因而激起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痛恨军事体制的权威，尤其是对新的土地政策感到不满，因为这妨碍了他们的土地兼并。他们否认阿尔及利亚土著部落传统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宣称那只是部落首领用来愚弄其成员的手段，而皇帝的新政策实际上是要“剥夺阿拉伯人走向一种更好的命运，过一种有法度的生活，摆脱部落首领的专制，以及拥有在很大程度上适合其需求的不动产的机会”，他们还贬斥新政策只是“反法国的空想”而已。

　　与此同时，第二帝国前期一度沉寂的共和运动也在1860年前后开始复兴。共和派向来就是移民殖民和“同化”政策的支持者，在阿尔及利亚建立民事体制的权威是他们一贯的主张。共和运动复兴后，共和派以政治民主和公民自由为旗帜，向第二帝国的统治发起了攻击，而在这个过程中，阿尔及利亚问题成了他们抨击帝国政治的一个靶子。1861年，在法国议会下院召开的一次会议中，面对帝国在阿尔及利亚政策上的新动向，共和派议员朱尔·法夫尔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取消阿尔及利亚的军事体制，恢复其在议会中的席位，因为“选举代表的权利属于每一个居住在法国领土上的法国人”。此后直至帝国统治垮台，这成了共和派反复重申的一项诉求。在这里，阿尔及利亚成了公民缺乏政治权利的一个典型案例：正因为阿尔及利亚是法国的一部分，是法国的领土，那么这里的法国公民也应该享有与法国本土公民一样的政治权利。共和派利用殖民地的公民权问题来攻击帝国所自矜的政治民主和自由，阿尔及利亚由此被纳入法国的国民政治空间，这实际上也是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一种确认。

　　此外，共和派还从欧洲移民在阿尔及利亚所肩负的“文明开化”使命出发，对拿破仑三世的“阿拉伯王国”政策进行了批判。同样是朱尔·法夫尔，他在1866年一次议会讨论中辩称，欧洲移民对阿尔及利亚土著的统治是建立在某种“使命”和“责任”的基础之上的——那便是使其享受到欧洲文明的“光辉”。要达到这一目的，仅仅去接触、说服土著居民是不够的，而是需要把更为“高明”的欧洲文明、法律和风俗“强加”给他们。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阿尔及利亚原有社会制度和结构的“阿拉伯王国”政策被他贬斥为虚妄的“幻想”，他指责这实际上只是一种“阿拉伯人的封建社会”，法国此举是要把阿尔及利亚“部落成员置于其首领的专制之下”，而不是“带领阿拉伯人走向进步”，其措辞和口吻与殖民者们如出一辙。

　　由此可见，在第二帝国时期，共和派对“同化”政策的维护是与对帝国统治的抨击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对“阿拉伯王国”政策的批判，伴随着对“自由、平等、博爱”等共和主义价值理念的宣扬。通过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公民权问题，他们把阿尔及利亚纳入了法国的政治空间。而对“阿拉伯王国”政策的共同反对，也让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与法国本土的共和反对派走向了联合。正如有人说的那样：“自从拿破仑三世宣布‘阿拉伯王国’这个字眼之后，我们就成了共和主义者，成了帝国最为凶猛的敌人。”

　　在殖民者与共和派的共同反对之下，加上自然灾害的影响，以及帝国末年严峻的外部形势，1870年，拿破仑三世不得不向反对派做出妥协：3月，法国的立法机构以多数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阿尔及利亚的未来将是民事统治的”。至此，拿破仑三世的“阿拉伯王国”政策宣告失败，随着第三共和国的成立以及共和派的胜利，阿尔及利亚将再次走上与法国本土“同化”的道路。

三、共和派与“同化”政策在第三共和国的确立

　　第三共和国是共和制度在法国最终确立的阶段，同时也是“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最终确立的阶段。在此期间，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政策逐渐稳固下来，掌权的共和派开始在阿尔及利亚大力推行“同化”政策，阿尔及利亚不仅在制度方面向法国本土进一步靠近，还形成了一个名为“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法国公民群体，他们的存在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最终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870年9月，色当战败的消息一经传出，早就对皇帝心怀不满的阿尔及利亚殖民者们便走上街头，以爱国主义为名，要求废除阿尔及利亚的军事体制，取消总督，实现它与法国本土的完全“同化”。作为阿尔及利亚殖民者在帝国时期的政治盟友，掌权的共和派对这些诉求予以了积极的回应。

　　1870年9月4日，法国成立了由11名立法院委员组成的临时国防政府，共和派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在时任司法部长的共和派阿道夫·克雷米厄的推动下，国防政府很快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确立了民事体制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新的法令废除了军事总督，以一个民事总督取而代之；成立普选制的省、市一级议会，省长被定为各省最高行政长官，军事将领要处于省长的监督之下；阿尔及利亚不再由战争部管辖，而是改由内政部负责；阿尔及利亚在国民议会当中的民选代表得以恢复。这些措施意味着阿尔及利亚在政治和行政方面与法国本土“同化”的推进，法国的大多数政治体制都被移植到了阿尔及利亚。将阿尔及利亚划归内政部管辖，实际上是在阿尔及利亚与其他殖民地之间做出了区分：自此之后，阿尔及利亚似乎不再是一个殖民地，而是与法国本土其他省份无差别的省份。1874年，一名法国议员不无骄傲地宣告：“如果我们把法国的政治体制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体制进行对比的话……我必须说我们拥有你们在市镇、省一级以及政治上的所有机构。”《1875年宪法》的出台也证明了阿尔及利亚的特殊地位——它不再用“殖民地”一词来称呼阿尔及利亚，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形。至此，贯穿了整个第二帝国时期的军事体制和民事体制之争，最终以后者的胜利宣告结束。

　　民事体制的权威确立后，阿尔及利亚继续沿着与法国本土“同化”的道路前进。虽然在第三共和国初年，共和派的政治地位并不稳固，但他们仍在努力推进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如1873年颁布的改革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口土地所有制的《瓦尼耶法令》(Loi Warnier)，就是在共和派奥古斯特·瓦尼耶的推动下获准通过的。该法令废除了阿尔及利亚土著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确立了土地的个人所有制，土著的一部分土地被殖民政府征收并分配给殖民者耕种，还有一部分土地则流入由殖民者所掌控的土地市场，殖民者借此加速了对阿尔及利亚乡村地区的殖民。

　　19世纪80年代，当共和派在国内取得完全的政治胜利之后，他们接连颁布法令，加快了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进程。在司法制度方面，拿破仑三世时期一度受到尊重的土著首领和穆斯林法官被大量取消，阿尔及利亚土著被置于法国司法体制的管制之下。在教育制度方面，在费里的教育改革之后，法国免费的、义务的、世俗的学校教育体系也在阿尔及利亚得以推行。

　　行政上的“同化”则在1881年时发展到了顶峰：法国政府开始在阿尔及利亚推行所谓的“附属”(rattachement)政策。阿尔及利亚所有的行政机构都直接隶属于法国本土的相关部门，它的所有事务均需要由巴黎来决定，总督的权力被架空，成为巴黎的传话人。朱尔·费里曾经对这种状况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总督不过是一种昂贵又无用的装饰，或者至多是身处在一个懒散的国王的宫殿中的一名殖民监督员而已。”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第三共和国的执政者们意图将阿尔及利亚打造成与法国本土各省无差别的省份，成为法国本土在地中海之外的“延伸”，“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由此逐渐成型。

　　然而，随着阿尔及利亚在制度上与法国本土“同化”的推进，另一个问题却日渐凸显：法国公民并不是阿尔及利亚人口的多数。尽管法国的目标是将阿尔及利亚建设成一个“为法国人所填充、拥有和开发的属于法国的土地”，但现实的状况却是，土著人口一直是阿尔及利亚总人口的绝大多数。此外，法国移民的人数在欧洲移民当中也不占优势：自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起，这里法国以外的欧洲移民的数量就一直与法国移民不相上下，到第三共和国建立时，情况依然如此。如1852年，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以外的欧洲移民有6.5万，法国移民有6.6万；1872年，前者的人数为11.5万，后者为12.96万。

　　为改变这种状况，第三共和国初年，法国殖民政府在实施“同化”政策的同时，还重启了对阿尔及利亚的官方殖民政策。政府没收了阿尔及利亚起义的土著部落的土地，并将其分给殖民者耕种。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造成了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出现难民，法国政府鼓励他们到阿尔及利亚去安家，去地中海对面建立这个“新的法国”。但这些措施并没有引起阿尔及利亚欧洲移民人口结构的根本改变，因为除了法国移民之外，西班牙、意大利、马耳他等南欧国家也有不少人持续移民至阿尔及利亚，这便导致两者的人口比例并无明显变化——1881年，阿尔及利亚一共有18.1万法国人，而除法国外的欧洲移民则有19.5万人。这种状况引起了法国人的忧虑，他们担心大量外国移民的存在会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产生威胁。在此背景下，“外国威胁”论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当中甚嚣尘上，1882年，阿尔及尔的一名法国教师公然宣称：

　　“如此多的外国人口的存在，构成了我们当下的困境以及将来的危险……我们之所以征服阿尔及利亚，并不是为了将它变成一个世界主义的国度，它现在是一片属于法国的土地，而且它也应该继续属于法国。”

　　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第三共和国开始在阿尔及利亚推行人口归化政策，意图将外国移民吸收进法国人当中，以巩固法国的殖民统治。事实上，最先被归化的是阿尔及利亚的土著犹太人。早在1870年10月，也就是第三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法国殖民政府就颁布了《克雷米厄法令》，宣布将阿尔及利亚所有的土著犹太人(共3.7万人)归化为法国公民。这部法令的出台一方面归功于法国本土犹太人的努力——他们想把自己的教友从悲惨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提出这项议案的克雷米厄本人就是犹太人；另一方面，这也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土著犹太人的数量并不多，他们的归化并不会影响法国的统治地位。此外，相较于伊斯兰教，犹太教与基督教更为接近，这也成了他们能够率先归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再加上他们过去在当地是受奴役的族群，在法国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也常与法国人合作，是法国殖民者可以拉拢的对象。

　　几万名犹太人的归化仍不足以弥补除法国移民在数量上的劣势。为了进一步壮大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群体，1889年，法国政府又制定了一部新的归化法律，它规定：所有出生在法国领土上的外国人的后代，在其成年后若不明确表示拒绝，将自动归化成法国公民。这一法令的出台意义重大，它通过大范围的自动的归化措施，显著地改变了法国移民在阿尔及利亚欧洲移民内部的不利地位：1886年，阿尔及利亚共有21.9万法国移民，其他欧洲国家移民21.1万人；到1896年，这两个数字分别是31.8万和21.2万。从1896年开始，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移民的数量，一个新族群逐渐形成，他们被称作“阿尔及利亚法国人”。

　　阿尔及利亚法国人族群的形成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最终确立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些移民在阿尔及利亚构成了一个数量相对庞大的法国公民群体，他们让阿尔及利亚与法国之间的联系变得密不可分。虽然出生在阿尔及利亚，他们却是法国公民，享受着与法国本土公民一样的权利，适用着与法国本土一样的法律，而他们所生活的阿尔及利亚，则构成了法国行政版图上的三个省份，其机构设置也一如法国本土。因此，对他们来说，“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他们自己则成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最忠实的维护者。

　　当然，作为一块移民殖民地，阿尔及利亚也不可避免地产生过自治甚至分离主义的倾向。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群体的形成与壮大，他们开始拒绝法国本土对阿尔及利亚事务的干预，要求实现阿尔及利亚的自治。但是，这种分离却注定是无法实现的：面对十倍于己且极具反抗精神的土著人口的“威胁”，他们始终不得不依靠法国本土的保护。

　　20世纪初，通过在阿尔及利亚建立财政代表团(délégations fiancières)，法国给予了阿尔及利亚财政自治的权利，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自治要求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而土著人威胁的持续存在则让他们无法放弃对法国本土的依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少阿尔及利亚法国人加入军队为法国作战，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对法国的归属和认同，于是分离主义的呼声也就慢慢沉寂了。

　　在第三共和国治下，随着“同化”的进一步深入和“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群体的出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一观念最终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观念逐渐成为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一种共识，也成为法国本土政治精英们的一种共识。它通过共和国的学校教育得以传播，继而被塑造成了一种国民共识，深深印刻在了几代法国人的脑海中。

四、“同化”政策的局限及其成因

　　法国人所坚信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实际上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忽视了数百万阿尔及利亚土著的存在。殖民者们所要求的“同化”，始终只涉及阿尔及利亚这块土地及其上居住的欧洲移民，阿尔及利亚土著的“同化”从来不在他们的考虑之列。殖民者们虽然一直要求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民主改革，要求享有与法国本土公民一样的权利，但他们却坚决反对把这种政治参与权利扩大到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身上。1865年，君士坦丁省的一名议员就声称：比例代表制和民主政治将会导致“物质利益对道德利益的专制”，因为给予土著人以选举权将导致法国和欧洲殖民者在阿尔及利亚社会中领导地位的丧失，这也就意味着对“文明使命”的放弃。

　　法国本土的共和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也并不见得比殖民者们更为进步。他们虽然声称要带给殖民地“文明”和“进步”，却也不愿意把法国人的政治权利给予阿尔及利亚的土著居民——至少不是在当下。例如，在1848年6月讨论阿尔及利亚问题的制宪会议中，当一名共和派代表提出要制定法令把法国的公民权扩展至阿尔及利亚时，有人嘲讽道：“对……现在就给贝都因人选举权！”此话引发了一阵哄笑，前者却坦然答道：“你们很清楚，这项法令将只适用于法国人。”朱尔·法夫尔也曾明确反对给予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口更多的政治自由，他在1870年立法议会的一次辩论中直言：

　　“如果土著成员须得有自己的代表的话，你们知道事情会变成怎样吗？在这议会的场地内会出现一个土著人，他将由其同胞任命，在这里维护那些他们在其土地上所维护的原则，你们不会想看到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不想。”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三共和国在推进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的同时，却在各个方面对土著居民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歧视政策。例如，在“附属”政策出台的1881年，法国殖民政府同时还颁布了一部《土著人法典》，它规定了针对土著人口的特殊罪行和刑罚，从法律上确认了他们的“例外”身份。土著居民的政治权利也遭到了无情的践踏：他们无法担任某些官职，在省、市以及国家的议事机构中，他们的利益也得不到公正的代表。因此，“同化”所带来的好处实际上只能惠及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而绝大多数土著不得不忍受来自政治、经济、司法、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歧视。用法国学者西尔维·泰诺的话来说，这种殖民语境之下的“同化”，实际上构成了一种“制度化的暴力”。

　　诚然，1865年元老院法令打开了阿尔及利亚土著人口归化为法国公民的通道，但其成效却相当有限：从1865年至1937年，一共只有4298名阿尔及利亚土著穆斯林归化为法国公民。究其原因，阿尔及利亚土著穆斯林的人身法是与其信奉的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的，放弃以其宗教法为基础的人身法，不啻一种叛教行为，所以申请成为法国公民的人数一直寥寥无几。

　　这种将土著排斥在外的“同化”政策引发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从而动摇了法国的殖民统治。从19世纪末开始，法国本土的一些政治精英曾数次试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政治改革，希望在保留其人身法的前提下，给予一部分阿尔及利亚土著精英以法国公民身份，将之吸收到统治阶层当中来，但这些尝试最终都因阿尔及利亚法国人的激烈反对和阻挠而以失败告终。直到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爆发之时，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土著实际上只是法国的臣民，为殖民者所奴役。因此，在这块被称作“法国的延伸”的土地上，生活着两个命运截然不同的群体，一方的权力和地位是完全建立在对另一方的压迫之上的。因此，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排他性。阿尔及利亚并不是法国，“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始终是一个只属于法国人的政治神话，它的形成与共和派对“同化”政策的坚持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共和派为何要推动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呢？这是因为，首先，“同化”原则承载着法国革命的精神。旧制度时期，法国的殖民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殖民地不是王国的省份，而是其外部的领地，它存在的唯一目的是为本国的商业利益服务。而法国大革命导致了新殖民原则的出现：在人权和平等这些理念的激发下，同时也是受圣多明各起义的现实形势所逼，革命者开始把殖民地视为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并把法国的法律搬到殖民地，给予殖民地以议会代表名额，从而使之与法国本土达成“同化”。“同化”是与革命者们所主张的平等原则相一致的：既然所有法国人都是平等的，那么他们所享有的权利应该也是无差别的。尽管这种原则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完全的遵守，但“同化”的确已经成了一种可追溯的共和主义传统。在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之初，便存在着这两种原则的对立。右派的君主主义者想要恢复过去的秩序，在殖民问题上也持旧时的原则，而以法国大革命精神继承者自居的共和派则坚持“同化”政策。

　　其次，“同化”还是共和派所坚持的“文明使命”论的逻辑后果。如前文所述，共和派认为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相比，法国的殖民具有一种特殊的“使命”，那便是“开化”落后地区的人民。法国的制度和文化被认为是“先进”的，而法国人也被认为有“责任”将之传播开来，让更多人享受到这种“文明的福祉”。通过对法国所负有的“文明使命”的强调，共和派为法国的殖民扩张找到了正当性：殖民扩张是把法国所代表的“文明”和“进步”引入落后地区，实现其“普世理想”的一种手段。而要完成这一“文明使命”，就需要实现阿尔及利亚与法国本土的“同化”，因为只有这样，共和派为阿尔及利亚制定的“文明”与“进步”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

　　然而，正如上文所述，在实践中，这种“同化”是有限度的，它只涉及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及其上所居住的法国公民，绝大多数的土著是被排斥在外的，他们只承担着“同化”带来的义务，却享受不到“同化”带来的权利。这种排他性的“同化”政策有着观念和现实两方面的根源。

　　首先是法国人权原则内涵的嬗变。大革命期间，法国革命者是承认人权原则的“普世性”的；然而到了19世纪，尤其是在第三共和国所处的19世纪后期，这种人权已经蜕变成了“白人的权利”。这一点在共和党人朱尔·费里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在1885年的一次议会辩论上，他用被殖民者种族的“低劣性”来为法国的殖民辩护：

　　“我们应该开诚布公地说：事实上，高级种族对低级种族具有某种权利……我再重复一遍，高级种族对低级种族拥有一种权利，这是因为他们对低级种族负有一种义务——文明开化的义务。”

　　当有人质疑费里此言违背了《人权宣言》时，他明确表示，该宣言“并不是为赤道非洲的黑人起草的”。这种言论明显带有种族主义的痕迹，它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种族主义思潮对法国共和派的影响。而种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又与欧洲在19世纪对外扩张的步伐是一致的——它为欧洲的扩张消除了道德上的障碍，也为法国共和派人权原则的蜕变提供了思想土壤。如此一来，面对非白人(或非欧洲人)，大革命的人权和平等原则在19世纪遭遇了形变：种族有了高低等级之分，人权成了“白人的权利”，欧洲文明成了大写的“文明”，法国的共和主义话语中也形成了一种“白人的普世主义”。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基础上，“同化”成了欧洲人的特权。当然，从理论上来说，土著人口也是可以被“同化”的，只是需要其文明发展到欧洲人的程度，它的实现被放到了虚无缥缈的未来：“人人都享有自由……这需要时间的作用，我们不能操之过急。”

　　其次，从现实层面来看，阿尔及利亚土著的庞大数量决定了法国不会将公民权扩展到他们身上。

　　“同化”是建立在移民殖民的基础上的，但是自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以来，土著居民一直是当地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状况直至战争爆发也没改变。若是给予所有土著居民以完全的法国公民权，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乃至法国本身的统治都将被动摇，这是法国人绝不会允许的。对此，一手主导了法国从阿尔及利亚撤退的戴高乐就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

　　“有一些黄皮肤的法国人、黑皮肤的法国人、棕皮肤的法国人，这很好。这表明法国是向所有种族开放的，它具有一种普世的使命。但其前提是这些人只能是少数。否则，法国将不再是法国。”

　　由此可见，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实施“同化”政策的前提，始终是因为这里存在着大量的欧洲移民，这便可以解释为什么同样与法国仅有一海之隔的突尼斯和摩洛哥，并没有走上与阿尔及利亚一样的发展道路。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开始得最早，也投入了最多的精力。在殖民观念的更新、巩固殖民征服以及解决法国自身社会问题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阿尔及利亚被打造成了一个移民殖民地，这些因素成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政策走向的重要前提。当法国殖民突尼斯和摩洛哥之时，正值法国在全球范围内大肆进行殖民扩张的年代，此时的法国既没有足够的人口外迁，也没有精力对所有殖民地都进行直接统治，所以保护领地制度是当时法国更适合的选择。

结语

　　在“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形成过程中，法国的共和派在其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殖民征服的坚定支持者，而后在建立移民殖民地以及“同化”决策做出的过程中，他们又都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在第二共和国时期，法国将阿尔及利亚纳入其行政版图，推进了“同化”进程，并由此奠定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基础；虽然拿破仑三世曾试图扭转这种“同化”趋势，他的努力在殖民者与共和派的联合攻击下以失败告终；到了第三共和国时期，随着共和派在国内取得最终胜利，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同化”政策也确定下来，并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这一观念产生于法国的殖民主义和共和主义皆处于上升态势的年代。殖民主义的上升决定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征服和控制，然而采取何种殖民方式，却与法国国内的政局变化密切相关。“同化”政策的肇始与最终确立恰好都发生在共和国治下，这并非巧合。“同化”承载了法国革命的平等精神，是践行共和主义理念的内在要求。正因如此，第二帝国期间，共和派才会那样激烈地反对拿破仑三世的“阿拉伯王国”政策。共和派在国内政治上的胜利及其对“同化”政策的坚持，促成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观念的最终形成。

　　然而在殖民实践中，“同化”只涉及阿尔及利亚这片土地以及居于其上的欧洲人口，绝大多数阿尔及利亚土著居民被排斥在外，其权利遭到了无情的践踏，“同化”实际上成了殖民者享受特权的制度工具，成了共和派为殖民寻找正当性的托词。此外，“同化”本身就蕴含了对其他文明和社会的拒斥与蔑视。共和派以传播“普世价值”和“文明”为由，怀着对法国文明的优越感，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俯视被殖民者，认为通过“同化”，法国的殖民能够为殖民地的人民带来“进步”和“文明”。然而无论其宣称的目的有多么高尚，殖民本就是对人权、自由、平等的违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共和派号称要通过殖民来实现其“普世理想”的愿望是无法达成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从来不是现实，也无法成为现实，随着阿尔及利亚民族意识的觉醒，它终将为“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所取代。

　　（注释略）

（作者：刘梦佳，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