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可鑫：知识冷战与美国学在亚洲的初创——以日本与印度为个案

内容提要：二战结束后，美国为构建所谓国际新秩序，而与苏联展开全方位对抗。在此过程中，美国学作为美国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海外传播被赋予了意识形态内涵。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以日本与印度为起点，正式在亚洲展开美国学的学科制度化进程。美国学在日、印的传播，深受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在资金、人员和规划等方面的形塑，致使两国学者对美国知识产生既迎又拒的复杂情感。从知识冷战的视角出发，美国学在亚洲的初创，看似意在深化亚洲学人对美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实则是为美国同苏联争夺学术话语权，以及打造“世界领袖”身份提供知识根基。美国学在促进亚洲学术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亚洲学界对美国的心理依赖，造成双方学术关系甚至地缘政治关系上的不平等。但随着亚洲学人独立意识的增强和对学术的反思，美国很难真正把握美国学在亚洲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美国学　知识冷战　知识霸权　日本　印度　文化外交

　　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是对美国历史和文化进行跨学科与综合性研究的学术领域。制度性、成规模的美国学最早出现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从美国人文学科的学术谱系来看，反对研究主题的非美国化、地方主义倾向与学科隔离是美国学得以诞生的内在因素；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来看，美国学是自爱默生以来，美国学者在探寻本国文明独立性的过程中被确立下来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小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梳理16世纪以来各世界“领导国家”(Leading States)的主要权力资源时认为，在经济规模、军事联盟、科技领导力与自由国际主义机制外，跨国交流中心的自我定位同样是美国在20世纪引领全球发展的要素。在知识冷战(Intellectual Cold War)的视域下，美国试图通过传播“致力于理解、定义和宣扬美国文化”的美国学，来达到维持自身知识霸权的目的。日本和印度是最早接受美国学的亚洲国家，对美国学在亚洲的后续铺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人看来，日本与印度“在亚洲的冷战思想战争中肩负重大责任”，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为美国学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赋予了“共享美国价值观，加强‘自由世界’集体力量，以最终助益世界秩序构建”的意义。美国在亚洲构建美国学，客观上促进了亚洲知识阶层对美国文化的学术研究，但从根本上看，其目标主要为散播美国价值观念和改善美国对外文化关系，反映了美国尝试掌握学术话语主动权的强烈意愿。正因如此，长期游走于政、学两界的美国学家(Americanist)罗宾•温克斯(Robin W. Winks)曾断言，只要“向国外高校输出美国学，美国文化外交胜利的号角必将吹响”。

　　如何认识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在冷战中的作用，已成为时下国内外冷战史学界的主要学术关怀，这也是新冷战史学题中应有之义。关于美国主动对其他国家学术研究施加影响的历史，学者们进行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其中，美国学在战后欧洲的兴起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学者们主要围绕学科发展、文化帝国主义和大西洋文化关系等方面展开讨论。在亚洲冷战语境下，已有学者认识到，美国学的传播是美国国际文化战略的组成部分，它造成结盟国家在人文社科领域对美国的“半永久性依存”。然而，既有研究未能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探讨美国学在亚洲的发展动力及亚洲学人对此的整体性认知，有关美国学与美国知识霸权之间的关系亦存在进一步探讨的空间。本文拟结合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相关档案文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构建与维系世界霸权的背景下，梳理美国向亚洲传播美国学的早期历程，并分析美国知识海外传播、知识冷战与国际权力格局之间的关系。

一、美国学海外传播的冷战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学有意识地突出美国价值观中的“天命”色彩，将美国打造成“法西斯统治下西方文明仅存之硕果”，强化普遍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倾向。二战结束前，美国学基本上是“内向”的，它是一门面对美国公民和本国学术界的学问，主要阐释和延伸“美国精神”(American Spirit)或“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服务于美利坚民族的自我认同。然而，美苏对抗的现实令美国学迅速“冷战化”。

　　美国学在美国国内被赋予了冷战思想动员的功能。其中，较为典型的是科埃基金会(Coe Foundation)资助下的美国学项目。1950年至1954年，科埃基金会共向耶鲁大学与怀俄明大学的美国学系捐赠125万美元，明确提出美国学的教学目标是“为了应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对美国自由事业产生的意识形态威胁”，并要求领导美国学系的教授“必须对美利坚的文化传统怀有坚定信念”。怀俄明大学董事会主席米尔沃德•辛普森(Milward Simpson)对此欣然接受，认为美国学通过“教授美国的文化遗产……纠正了下一代美国人的红色倾向”。20世纪50年代，科埃基金会还资助了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阿肯色州哈定学院(Harding College)的美国学项目。《纽约时报》对此评价道：“在美国面临严重意识形态威胁的时刻，美国学适时地向易于动摇的年轻人展现了美国自由理念的价值。”洛克菲勒基金会报告也承认，美国学在冷战初期“加强了美国公民对共产主义和其他当代威胁的免疫力”。由此可见，处于美苏冷战背景下的美国学，已成为美国思想学术界凝聚冷战共识，并与苏联展开意识形态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展现出的反对共产主义和宣扬美国思想的双重价值，为美国学的海外传播奠定了基础。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为美国学披上了国际主义外衣，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学的内向性。美国学家麦克•邓宁(Michael Denning)曾指出，美国学“作为美国文化的挖掘者与阐释者，是襄助美国外交政策的智识武器(Intellectual Arm)”。至1961年，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逐步以国会立法的形式，将美国学纳入美国文化外交轨道之中，使其成为海外世界理解美国，特别是美国文化传统，以及发轫其中的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其实早在1946年，《富布莱特法》(Fulbright Act)便已确立利用人员交流散播美国思想文化的基本原则，进而促成美国学在奥地利、挪威等欧洲国家的建立。1959年，针对《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The Agricultural Trade Development and Assistance Act of 1954)提出的补充拨款建议指出，美国国务院应当利用农业贸易产生的当地货币“在他国高校建立美国学教席，赞助海外美国学研讨会的举办”，并“鼓励各国高校将美国学作为课程、考试制度和学院体系的永久性组成部分”。1961年通过的《富布莱特-海斯法》(Fulbright-Hays Act)再次明确，美国政府有责任在海外“积极培育美国学，设立美国历史、政府、经济、语言、文学及所有与美国文明相关的教授职位、讲师职位，支持域外美国学研究机构、课程和研讨会的建立与召开”，以及“资助他国的美国学家来到美国进行学习和研究”。从美国政府的政策指令内容看，向海外传播美国学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在学术层面，加强美国知识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使美国在国际教育领域占据主导位置；二是在外交层面，美国学能够将美国的价值观念传达给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外国知识分子与政界高层，令其更加深刻地评估和预测美国的国家行为，从而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顺利实施铺平道路。至此，美国学的海外传播具备了制度与法律上的保障，为其在全球的大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几乎在同一时期，借由美国学打造知识上的“美国世纪”亦被增添为美国私人机构的海外工作要点。194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联合哈佛大学学生会和部分美国学家，在欧洲历史名城萨尔茨堡召开美国学论坛(Salzburg Seminar for American Studies)，以期通过学术交流构建以美国价值理念为核心、横跨大西洋的美欧学术共同体。1949年11月，洛克菲勒基金会向慕尼黑大学赠款5万美元建立美国学中心(Amerika Institut)，要求在“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同时，维系欧洲盟友的“意识形态忠诚”。自1961年起，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y)接受福特基金会赞助，发起西欧国家的美国学项目，之后该项目扩大到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太平洋国家。项目负责人理查德•多纳尔(Richard W. Downar)认为，“美国学在促进学术进步的同时，也为各国提供了追随美国的机会。”长期服务于美国文化外交的弗朗西斯•杨(Francis A. Young)则明言，私人机构对美国学的投资“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学术在全球的声誉”。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欧在冷战初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且此时美国的政、学领袖多为大西洋主义者，美国学并未在西欧之外的地区得到太多资金或政策方面的扶持。但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将目光投向亚洲，从而开启了向亚洲国家传播美国学的历程。

　　1951年初，作为富布莱特项目的主管单位，海外奖学金委员会(Board of Foreign Scholarship)专门针对朝鲜战争发布了一项声明，指出在“苏联及其盟国向亚洲拓展势力范围的背景下，美国承担了主要责任。但是，军事和经济援助并不能阻止扩张……相反，输出美国的自由、民主传统才是构筑‘自由世界’的基础”。声明进一步明确了美国对亚洲教育与文化交流的重点，即“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确保世界各国人民了解美国思想与文化”。1953年，海外奖学金委员会再次提出要在欧洲之外发展美国学，并责成各国富布莱特委员会(Fulbright Commission)制定“符合本国迫切需求”的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

　　正是在这类文件精神的指导下，日本和印度的富布莱特委员会先后将“培育美国学”写入各自的计划，从而成为最先创建美国学的亚洲国家。1952年，日-美教育委员会(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Commission in Japan)提出，日本应“立即派出足够的初、高级学者前往美国学习美国学相关知识”。印-美教育基金会(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al Foundation in India)则在1953-1954年的项目规划中指出，美国学是“现阶段印度高等教育亟须补充的学科”，而“为了在印度传播关于美国的知识，培养美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专业学者，必须促进美国学的建设”。正如美国教育与文化交流活动的亲历者沃尔特•约翰逊(Walter Johnson)与弗朗西斯•柯里根(Francis J. Colligan)所言，日、印富布莱特委员会对美国学的强调，不仅能够“增加当地知识分子对美国思想与文化的尊重”，还“契合了冷战时期美国外交的目标和需求”。

　　冷战虽然不是美国学海外传播的唯一动力，但其影响不容忽视，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冷战丰富了美国学的意识形态内涵，在明确美利坚民族特性的社会意义之外，为美国学增添了遏制共产主义思想的政治意义。美国学得以在此基础上，在国内与国际两个维度同苏联展开“人心之争”。其次，服务于美国冷战战略的各项法案为美国学的传播提供了完备保障。无论是《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补充拨款建议，还是《富布莱特-海斯法》，都明确了美国学的海外使命与行动内容，确保美国学对外传播的长期性和稳定性。最后，冷战向亚洲的蔓延致使日本和印度成为美国学在亚洲的“试验田”。在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合力下，美国学在亚洲的创建工作渐次展开。

二、美国学在日本与印度的学科制度化进程

　　日本与印度在冷战早期美国的亚洲政策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美国中央情报局在1948年提交的《日本的战略重要性》文件中，多次提醒杜鲁门政府必须对战败的日本加以扶持，以填补战后东亚的权力真空。1951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指出，要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促使印度同美国及其盟友展开合作，以共同遏制共产主义”。在此背景下，“利用学术关系促进国家关系”成为美国学海外传播的重要目的，美国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根据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研究，学科制度化主要通过三种方法来实现，即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学科图书资料的系统化和成立全国性学术机构。美国学在日本与印度的学科制度化过程，尽管略有差异，但也主要从这三方面展开。

　　其一，向日、印学术体系移植美国学相关学科。在构成美国学的诸多学科中，美国文学与美国历史是“理解美利坚文明最为重要的两把钥匙”。日-美教育委员会在提出“培育美国学”的倡议后，主要在日本高校资助美国文学和美国历史课程。在发展最为迅速的东京大学，从1952年至1961年授予了近一百个美国文学学士学位，其中有21人进入各类院校继续深造或在学成后被评为美国学专业的教员。除此之外，东京大学的国际关系和地区研究院分别于1953年和1955年增设美国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授予点；其本乡校区(Hongo Campus)则建立了日本最早的美国文学史、政治史和外交史等课程。与此同时，在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东京大学通识教育学院模仿明尼苏达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组建了多学科教学的美国学专业。领导该项目的中屋健一(Kenichi Nakaya)教授称，“以美国历史、文化和地理为基础知识，学生在大三时需要学习美国政治、法律、经济、文学和思想史。大四学年，他们则被要求用英文写作。”以东京大学为起点，美国学逐渐在京都国立大学(Kyoto National University)、日本女子学院(Nippon Womens College)、神户大学(Kobe University)与名古屋大学(Nagoya University)等日本知名高校扎根。其中，美国学者奥蒂斯•凯利(Otis Cary)在同志社大学(Doshisha University)开设的美国历史课程规模最大，斋藤真(Mokoto Saito)和榊原康夫(Yasuo Sakakibara)等学者则是跨学科研究的积极倡导者。

　　在印-美教育基金会的规划中，美国文学、美国历史和美国政治是拉动美国学在印度发展的“三驾马车”。这里以美国历史课程为例。1954年，巴纳拉斯印度大学(Banaras Hindu University)和巴罗达大学(University of Baroda)率先将美国历史纳入硕士学位课程的选修课；仅在1959年，印-美教育基金会即向加尔各答大学(University of Calcutta)与旁遮普大学(University of the Punjab)等高校派出10名美国历史学家，极大深化了印度学者对美国历史的认知。1960年，获富布莱特项目资助前往美国深造的印度学者，已有能力独自开设“1776年以来的美国史”等课程。20世纪60年代初期，随着《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补充拨款建议被正式运用于印度，有12所印度高校设立美国历史的讲师职位，许多高校甚至直接向美国大使馆要求协助建立美国历史专职教席。至1967年，开设美国历史课程的印度高校达到43所。到1971年，印-美教育基金会共选派103名印度学者赴美研究美国历史和政治制度，同期还有近九十名美国学者来到印度讲授美国学。

　　其二，进一步扩充日、印的美国学图书资源。美国教育与文化事务局(Bureau of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Affairs)曾指出，作为思想和文化的主要载体，图书是实现美国学海外传播目标的必要工具。在富布莱特项目框架下，阿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等美国高校与日本多所大学建立起长期合作关系，用于落实青年教师的互访和图书资料的传播。在印度，富布莱特学者霍华德•克拉默(Howard Kramer)为马德拉斯大学(Madras University)和阿拉哈巴德大学(Allahabad University)带去近六百本美国学著作。1961年，印-美教育基金会召集印度各大高校文学系与历史系的学科负责人，专门讨论美国文学和美国历史的师资、课程设置与图书资源问题。在会议尾声，有印度学者提出“要建设与欧洲相媲美的美国学图书、档案资源”。印-美教育基金会同样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图书资料，美国学在印度难以稳步发展。”为此，印-美教育基金会联合美国新闻署、亚洲基金会等机构为印度学者购买了大量图书和档案材料。自1965年起，美国新闻署的出版物分部(Publication Division)向印度师生捐赠图书、期刊、录像带和缩微胶片等资料，并协助当地出版社翻译美国学著作，帮助印度学生顺利完成多篇高质量美国学博士论文。亚洲基金会以“亚洲图书项目”(Asia Book Program)为媒介，向印度高校提供大量美国学图书与期刊资料；美国政府则通过大使馆和《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补充拨款建议，为印度各级图书馆复印多份美国政府文件，并推出了廉价版的美国学参考资料。不难看出，来自美国的图书资料有力支持了美国学在日、印的学科制度化进程。

　　其三，建立研究中心与专业组织，围绕美国学凝聚学术共同体意识。195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向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和同志社大学分别拨付6万美元赠款，用于建立美国学中心。其中，同志社大学的美国学中心迅速组织、出版了《同志社美国学》(Doshisha American Studies)杂志，以及和美国学相关的专题翻译选集。该中心还以小组研究与合作的模式，建立五个美国学研究团队，分别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日美文化关系”“美国文化中的清教主义”“战后美国经济”“美国政治中的最高法院”为主题展开研究。中屋健一领导下的东京大学美国学中心则在1961年获日本文部省批准，升格为国家级学术研究中心。1962年，“为了使日本美国学向深层次发展，鼓励与刺激对美国政府、经济和文化的研究”，日本商、学两界联合成立美国学基金会(American Studies Foundation)，希望“以此推动日本的学术与文化进步”。基金会以授予学位、学者互访、发表论文、举办会议和搜集资料为工作要点，并获得了美国国务院高达24.2万美元的资助。除此之外，东京美国文学协会(Tokyo American Literature Society)、关西美国历史研究协会(Kansai American History Research Association)、惠特曼与梭罗协会(Whitman and Thoreau Societies)与九州美国文学协会(Kyushu American Literature Society)等区域性美国学协会也在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

　　在印度，最重要的研究机构当属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American Studies Research Centre)。鉴于美国学相关的讲师和教授职位数量逐渐增多，印-美教育基金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正式提出组建全国性研究中心的设想。宾夕法尼亚大学美国学教授查尔斯•鲍伟(Charles Boewe)对此极为赞同，并认为“国家层级的研究中心将保证学科结构的稳定性，是美国学在印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1962年，正是在鲍伟、梅勒•柯蒂(Merle Curti)和威廉•穆德(William Mulder)等拥有印度教学经历的美国学家的支持下，印-美教育基金会联合美国新闻署在穆索里(Mussoorie)召开会议，就建立一个集教学、研究和资料储存为一体的美国学研究中心进行探讨。经过激烈的讨论，印-美教育基金会否决了印度学者希望在首都新德里创立研究中心的想法，坚持在印度中部地区寻求契机，以便美国学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辐射整个国家。最终，印-美教育基金会决定在位于海德拉巴的奥斯马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Osmania)创立研究中心，该校副校长雷迪(D. S. Reddy)表示将为中心提供办公场所和图书馆。1963年5月28日至6月13日，印-美教育基金会和新成立的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在穆索里举办“美国历史与文学工作坊”(American History and Literature Workshop)，吸引了34名印度美国学家参与。此时在印度讲学的富布莱特学者，如纽约大学的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杜克大学的威廉•卡特莱特(William Cartwright) 和夏威夷大学美国学中心负责人罗伊尔•丹尼(Reuel Denney)等也参与了讨论。1964年4月，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正式揭牌。印度教育部部长查格拉(M. C. Chagla)出席开幕式，表示“印度与美国有必要在学术和文化领域进行合作，因为今日两国对民主有着共同的信仰和追求……以美国学为纽带，印美两国将更加接近。”4月5-17日，中心召开了首届印-美历史大会(Indo-American History Congress)和美国文学大会(American Literature Conference)。根据印度校际委员会(Inter-University Board of India)会刊《大学新闻》(University News)的报道，两次会议“几乎吸引了印度全国的美国学家前来参会”。在孟买大学(University of Mumbai)美国文学教授拉美什•巴布(B. Ramesh Babu)看来，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不仅是“美国对外援助取得非凡成功的典型案例”，更是“美国学在印度的开创性制度建设”。两度担任印-美历史大会主席的特里帕希(Deijendra Tripathi)亦对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给予高度评价，甚至断定中心“能为印度的美国学指引一个光明的未来”。

　　以全国性研究中心的建立为标志，我们能够判定美国学于1965年前后在日、印两国的知识体系中完成了学科建制。换言之，可以将20世纪50年代初至60年代中期视为美国向亚洲传播美国学的早期历程。美国学在日本与印度的学科制度化进程，主要通过人力资源(讲师和教授职位)、图书资源和组织资源(研究中心和专业协会)的搭建来实现。通过上述举措，美国学在亚洲初步具备了坚实的知识产出能力。1950-1958年，在高木八尺(Yasaka Takagi)、松本重治(Shigeharu Matsumoto)、中屋健一和藤原守胤(Moritane Fujiwara)等人的组织下，三十余名日本学者合力完成了六卷本《美国人民原典》(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的编写工作，成为日本美国学学界早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印度，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自1969年起先后编辑出版了《美国文学印度作品集》(Indian Essays in American Literature)、《印度史学家笔下的美国史》(American History by Indian Historians)和《在印度高校教授美国史》(Teaching of American History in Indian Universities)等学术成果，进一步推动了美国学在印度的传播。

　　知识传播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考察美国主动向海外传播美国学的同时，不能忽视对象国的态度。实际上，如果从接受史的角度出发，能够看出亚洲学人对美国学有着较为复杂的情感。

　　对日本和印度而言，美国学属于“学术舶来品”，是一门“从美国进口的学问”。其实，在二战爆发前，日本与印度曾短暂建立过美国学的相关教职。20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家巴顿•赫本(Barton Hepburn)在东京大学新设“美国学赫本讲席”(Hepburn Chair in American Studies)；印度勒克瑙大学(University of Lucknow)的拉姆(V. S. Ram)博士在哈佛大学取得美国学博士学位后，开设了美国历史课程。但是，这两场“实验”由于缺乏支持，很快走向衰落。冷战揭幕后，美国学作为维系美国知识霸权的重要手段，更为有力且深刻地介入日、印两国的教育体系之中。与此同时，部分亚洲学人也意识到，20世纪中叶美国全球影响力急剧上升，向其学习“新文化”或“新知识”将对国家发展有所助益。日本一些知识分子认为，鉴于日本的民主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美国学对日本的意义甚至高于美国。在新独立国家印度，美国学被视为改进印度教育体系、摆脱英国学术霸权的重要方式。因此，冷战时期美国学在亚洲的兴起相较此前，不仅拥有更为强劲的发展动力和资金投入，同时也获得更为强烈的本土需求作为支撑。

　　然而，学术舶来品难免会招致本土学者的误解和反对。在印度，由于美国学在美国资金的“保驾护航”下发展迅速，引起了其他学科学者的强烈不满。某些印度的美国学家甚至被戏称为“学术投机分子”(Academic Opportunists)和“政治背叛者”(Political Defectors)，是“在英国学和美国学之间反复横跳之人”。日本也有着同样的情形。由于美日两国在1960年续签了《安保条约》，因此一些从事美国学研究的日本学者被贴上“亲美主义者”或“反动派”的标签。可以说，美国学是在亚洲学术界既迎又拒的矛盾心态中逐步被制度化，背后折射出的是亚洲学人对美国染指亚洲学术研究发展的顾虑。

　　在美国规划的美国学全球学术版图中，亚洲国家长期居于弱势的“全球南方”地位。战后英国美国学领域的先驱马库斯•康利夫(Marcus Cunliffe)曾感叹，冷战初期欧洲的美国学家只不过是“在美国人预设的学术框架内解释与证明美国的经验”。事实上，将这一论断置于亚洲情境之中也毫不为过。日本学者松田武的观点甚至更为激进，他认为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不遗余力的资金投入与政策扶植，使日本美国学家等人文学科研究者养成了依存于他人的习惯与弊病，从而导致整个国家对美国的“半永久性依存”。专攻美国文学的东京都市大学(Tokyo Metropolitan University)教授金关久生(Hisao Kanaseki)以亲身经历说明，正是由于战后美国在日本大范围推销美国小说，自己的学术兴趣才逐渐从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福楼拜和司汤达转向马克•吐温与海明威。金关久生同时指出，尽管“日本的文化环境与美国相去甚远”，但仍有不少日本诗人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开模仿“艾略特强烈的基督教信仰”，或是“海明威叙事中最糟糕的部分”。虽然日本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致力于同美国国内的美国学学界建立对等关系，但其自我证明的手段不过是用英文写作或在美国期刊上发表论文，隐身于后的仍是渴望获得美国学者认可的心态，日本美国学并没有因为日本经济实力的增长而摆脱学术“南方”的弱势身份。

　　印度的美国学家也具有相似的心理。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的学术助理阿姆里吉特•辛格(Amritjit Singh)在1977年指出，印度最为成熟的美国学著作“已经极为接近美国的学术与评判标准”，而“美国的标准能够等同于国际标准”。冷战结束后的1996年，由于《农业贸易发展和援助法》的资金消耗殆尽，印度学者普遍对美国学在印度的未来持悲观态度。旁遮普大学美国文学教授曼朱•贾德卡(Manju Jaidka)在调查后表示，当时的“印度学者十分期待美国政府重申对印度教育与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只有这样，印度的美国学才能迎来重生……因为印度学者已经习惯获取美国的资助、前往美国深造和阅读美国人送来的图书”。可以说，这种基于地理空间的“学术依附”(Academic Dependency)状态在美国向亚洲传播美国学的初期便已确立。两度出任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主任的美国学者威廉•穆德对此现象曾做出了隐晦的评价：“学术研究宛若大航海时代，小船需要永远追随旗舰的航向。”或许正如美国学家理查德•霍维茨(Richard P. Horwitz)所言，“考虑到全球权力和财富的不平衡，关于美国的思想交流几乎没有真正平等过。美国学在20世纪的传播基本上是单向的，是美国维持其‘国际父权制度’(International Patriarchy)在学术上的体现。”

三、冷战初期美国学在亚洲的发展动力与特征

　　美国学并不是一门植根于亚洲传统学术土壤的学科,其建立、发展与随之产生的影响,不仅同冷战压力下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政策、资金导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亦有别于植根本土学术语境的学科。正是基于此种认知,必须从“学术外史”的角度对美国学在亚洲的兴起做出客观、中立的评判。学界一般认为,是战后美国辐射全球的影响力奠定了美国学在海外的发展基础。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向海外传播美国学实际上为美国解释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霸权提供了学术与知识上的注解。正如美国《国务院公报》所指出的那样,冷战时期在美国的教育与文化交流中加入美国学,主要是为了“在世界领导地位被赋予美国之际”,令其他国家“更好地理解美国在当今世界所扮演的角色”。美国新闻署更是直言,美国学在海外就是要证明“美国文明是足以领导世界的成熟文明”。从知识冷战的视角看,美国欲通过调动美国学相关知识成果,并将其与公共政策和财政相结合,在一定时间内创造出有利于美国的文化或舆论氛围,从而助益于所谓“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由于冷战和美国外交政策的深刻介入,美国学在亚洲的创制呈现出不同于传统学科的发展动力与特征。

　　首先,冷战在为美国学海外传播提供动力的同时,也推动美国学成为同苏联争夺学术主导权的工具。在冷战语境下,若要通过知识传播达到构建“世界领袖”形象的目的,美国学势必要同苏联的学术模式或思想展开激烈竞争。因此,除了要传播美国文化,美国学还要负责削弱,甚至是消除苏联对亚洲学术研究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叶,美国行动协调委员会在对日本知识分子进行调查后强调,不少日本知识界领袖“易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影响”,唯物史观和经济决定论在历史学等人文学科中拥有较大的市场。面对如此局面,美国学在初入日本之际,便特别重视出版高质量的人物传记,并将之视为对集体性历史叙事模式的个人主义反击。据富布莱特学者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观察,日本知识分子十分关注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和新政政策,东京大学为此特别组织出版了查尔斯•比尔德、路易斯•布兰戴斯(Louis Brandeis)、约翰•杜威、海明威和两位罗斯福总统等人的传记。查尔莫斯认为,传记传递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是国家决策的重要因素,“而这将动摇左翼社会经济分析模式在日本知识界的主导地位”。正如洛克菲勒基金会人文项目部主任查尔斯•法斯(Charles B. Fahs)所言,“比起各种抽象的社会力量,人物传记更能够展现完整的历史。”

　　在印度，美国学的竞争对象是苏联学(Russian Studies)。在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建立次月，就有传言称苏联学即将被引进印度。1965年11月14日，苏联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在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成立，成为印、苏两国开展学术合作的标志性事件。这也是中立主义在印度学术界的体现。正如印度学者夏尔玛(Sita Ram Sharma)所言，“独立后的印度可以从美国和苏联的学术体系汲取双份收益。”当印度在20世纪70年代倒向苏联后，苏联学取得飞速进展，美国学则因美国介入越南战争而逐渐式微。贾达普尔大学(Jadapur University)的美国历史教席一度濒临取消的境地。在印-美教育基金会于西姆拉市(Simla)召开的美国学论坛上，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同情者因为越南战争批评美利坚民族“从历史、传统和本性上看都倾向于使用暴力……总有一天要毁灭世界”。

　　由此可见，美国学在亚洲的成功与否，深受美亚关系、苏亚关系和美国冷战战略等一系列复杂因素的影响。在争夺学术主导权的背后，实质上反映的是美苏以亚洲为战场进行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正是因为美国学在诞生之初就与冷战政治有着极为深刻的纠缠，其在亚洲的发展始终难以按照学术的本色行事。

　　其次，在美国学开启学科制度化过程前，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主要以举办学术论坛的形式，激发亚洲学人对美国学的研究兴趣。海外奖学金委员会曾指出，相比于引进美国教师、提供奖学金和成立研究中心，“召开学术论坛是美国学海外传播的优先选择”。美国新闻署则认为，学术论坛有着“向高级知识分子传递正面美国文化知识”的价值。自1950年起，洛克菲勒基金会分别联合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等美国高校，在东京和京都两地召开美国学论坛，以促进美日友好关系与智识合作(Intellectual Cooper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特别强调，要通过学术论坛深化东京之外，特别是关西地区学者对美国学的认识。1954年，日-美教育委员会以“深入探讨与理解代议制政府的运作原则”为目标，在东京举办美国学论坛；仅在1956年，该委员会就举办了四场与美国文明相关的研讨会。印-美教育基金会则于1954年5月在班加罗尔(Bangalore) 首次举办美国历史与文化论坛(Seminar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意在“丰富印度大学教师对美国历史、文学、艺术、哲学和教育等领域的认识”。以班加罗尔论坛为标志，美国学的相关课程、图书与机构开始在印度留下印记。学术论坛一方面打开了亚洲学人与美国学人之间知识互动的大门，另一方面扩大了美国学在亚洲知识界，特别是高等教育系统中的传播范围。正因如此，日本学者松田武认为，美国学论坛为日本培养出一大批有志于此的青年学术才俊。印-美教育基金会也承认，学术论坛“反映出美国独特的发展历程……令印度学者对美国的文化成就产生了尊敬之情”。

　　最后，美国学在日、印学术土壤的扎根，为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扩大美国学在亚洲的传播范围提供了较为坚实的事实基础。如前所述，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的资金、规划和人力资源深刻影响了美国学在日本与印度的学科制度化过程。但是，将日本与印度作为个案研究对象，并不意味美国学海外传播的“溢出效应”仅限于这两个国家。福特基金会一份专门研究全球美国学发展状况的报告就曾指出，“美国学在亚洲其他国家的发展，大多是日本经验的翻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其一，美国学在日本的建制套路被广泛运用于其他亚洲国家；其二，在美国政府规划的亚洲美国学学术地图中，日本具有重要地位。1975年9月，作为美国国务院“建国两百周年规划项目”(Bicentennial Project)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美国学家论坛(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Americanists)的亚洲与太平洋地区分会正是在日本富士宫市(Fujinomiya)召开的。此次论坛吸引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和韩国等国的学者。除此之外，美国学京都论坛(Kyoto Seminar in American Studies)还是东亚、东南亚的美国学家拓展学术视野的第一选择。与此同时，美国学在印度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南亚各国对美国知识的接受。尼泊尔与孟加拉国的美国学正是以印度为模板建立起来的；美国国务院甚至在评估后发现，将南亚学者派往海德拉巴美国学研究中心而非美国本土，在财政与效率上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可以说，美国学在日本和印度的经验、方法和设施，是其得以在亚洲全面铺展的重要因素。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负责东亚与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帕克•哈特(Parker T. Hart)曾撰文指出，“在冷战这场决定明日世界性质的巨大冲突中……美国必须大规模分享自身价值观与知识储备，让美国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引导世界发展。”史学家大卫•恩格曼(David Engerman)分析了美国知识与全球权力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将知识生产视为美国追求全球权力的准备阶段，那么知识传播就“为世界理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做出了必要的注解”。著名美国学家特里梅因•麦克道尔(Tremaine McDowell)更是直言：“美国的理想就是利用美国价值观团结世界。从这个角度讲，美国学可以为世界秩序的建立作出独特贡献。”换言之，从知识冷战层面出发，传播美国学确实有助于美国构筑全球知识霸权，维系所谓的“世界领袖”身份。

　　毫无疑问，“学术依附”关系的形成是美国发动知识冷战的结果。美国国际教育与文化事务咨询委员会的报告提出，美国学海外传播的最终阶段是“由本土教师接过讲师与教授职位”，美国学者则退居二线，仅承担咨询或指导的角色。易言之，就是要使各国教育体系源源不断地培养出美国学家，从而实现“自我增殖”。这实际上是一种借助本土力量长期维系“学术依附”关系的做法。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同时也为外国知识分子立足本国学术传统重新审视美国学，进而为挣脱对美国资金和理念的依赖留下空间。史学家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Pelles)曾指出，欧洲知识分子在冷战末期通过美国学者长期忽视的美欧文化比较研究，实现了“美国学的欧洲化”。自此，欧洲的美国学家不再“重复美国导师开辟的道路”，并逐渐成长为美国学全球学术版图的重要一极。然而，部分亚洲国家并未发展出扎根本土的美国学学术体系。贾德卡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在美国学进入巴基斯坦之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美国学家争相向山姆大叔‘献媚’，以换取更多的投入”，说明印度学者在潜意识中已悄然接受美国的主导地位。上述现象表明，亚洲国家之所以在国际美国学领域长期处于学术“南方”地位，除了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不遗余力的扶植外，知识分子对美国的依赖是另一重要原因。

结语

　　在美国学向亚洲传播的早期历程中，美国政府和私人机构通过课程设置、学者互访、建立研究中心和举办学术论坛等方式，不仅打开了美国资金、思想和人力资源侵入亚洲知识界的大门，亦将美国塑造为美国学跨国知识交流的“中心”国家。在知识冷战视域下，上述行为导致部分亚洲学者对美国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心理依赖，并造成了双方学术关系甚至地缘政治关系上的不平等。冷战结束后，有些亚洲国家依旧将美国学视为不可多得的跨国智识财富(Transnational Intellectual Property)，认为借用美国学的学术研究模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明确本国文化特征进而树立民族自豪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学在亚洲的传播确实起到了树立美国知识霸权，进而维护“战后国际新秩序”的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学在亚洲的传播客观上增强了各国学术界的跨国学术交往意愿，并在一定程度

　　上将亚洲的学术研究引向了新的发展水平。根据日本学者若松大祐的记载，受美国学京都论坛的启发，韩国富布莱特委员会秘书长爱德华•莱特(Edward Wright)于1973年发起东亚美国学研讨会，促进了东亚学者之间的学术成果交流。1975年12月，国际美国学家论坛的中东与南亚分会在伊朗设拉子(Shiraz)成功举办，促使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以及伊朗、黎巴嫩与土耳其等国拥有不同宗教及现实利益的亚洲学者放下分歧，就共同关注的美国问题展开讨论。

　　进入21世纪，亚洲的美国学专家依托本国的学术立场与档案资料，开始在跨国移民、女性和亚裔文学等议题上频频发声，继而对美国学者产生一定的启发，显示出亚洲学人的整体觉醒，以及对“美国中心论”的破除。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带有强烈的理性与自我认知意识，所以亚洲美国学的学术议程并不会因为美国资金与政策的介入而永久处于依附地位。

　　（注释略）

　　（作者：石可鑫，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