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与改革开放

　 今年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30周年。30年来,我国在各个方面的迅速发展、巨大变化已为世人所公认。这场变革涉及面之广、影响之深刻,随着时间的流逝正越来越鲜明地显示出来。将来的历史还会不断地证明这些。

　　说到改革开放的深刻性,其表现之一就是,凡是发生在这一时期的许多事件如果不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不联系这一重大变革,就无法深刻理解它的本质和意义。本文要说的史学理论的发展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要深刻理解史学理论在新时期发展的意义,必须把它与改革开放联系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说,史学理论的新发展正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时也促进了史学和文化领域的改革开放。

　　史学界目前大致已达成共识:狭义的史学理论是指对历史学本身和与其有关的各种问题的研究。从这个角度看,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对历史学理论的研究是相当少和弱的,比较多的是对历史过程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包括历史认识论、史学方法论、史学新领域和新流派、跨学科和跨文化史学研究、历史写作理论等都少有研究。应该说,这种状况制约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妨碍了我国历史学的现代化步伐,同时这也表明我国史学与国际史学发展的脱节和隔阂。很显然,这与我国当时的闭关锁国状况直接有关。因为,早在20世纪初,西方史学已经出现了从传统实证史学向跨学科的新史学的转变,出现了研究历史认识论的潮流。苏联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史学界也提出了研究史学方法论和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并且做了很多工作。一些新的研究方法也被采用,如在计量史学和历史人类学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成果。应该承认,当时我们的确是落后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史学家经过拨乱反正,认真地反思和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明白了新时期的新任务,并从各个方面为历史学的新发展做出了种种努力。与此同时,国家的封闭状况被打破,国门大开,国外的各种思潮(包括史学思潮)蜂涌而入,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人们很快地认识到,史学要革新、要发展、要突破,理论问题是最重要的。这里的理论问题主要是指历史学自身的理论问题,也就是史学理论问题。回顾当时的情况,可以看到:史学理论热的兴起至少有如下几个特点。首先,与积极引入西方的史学新思潮、新方法密不可分。与之相关的是,我国史学界与国际史学界学术交往的突破,其标志是1980年中国史学会获准第一次组团参加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历史学大会。这表明我国历史学开始迈向世界。其次,与首先在年轻学子中喊出的“史学危机”的大讨论有关。细究起来,“史学危机”的呼声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历史学彻底丧失科学性、堕落为“影射史学”的批判,而且是对历史学的性质、方法、使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反思。再次,与具体历史研究领域的拨乱反正有关。过去历史研究领域的过于狭窄(从“以阶线斗争为纲”到“儒法斗争”),研究目的的过于“功利”,研究方法的明显单调,都引起了很大的不满。一些过去不被重视的领域因而成了“热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文化热”的兴起。据统计,自1949年至1981年的32年内,关于中国文化史的综合著作仅仅出版了2种,这么长时间内的空缺是十分明显的。1949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国文化史的研讨会也是在1982年才举行的。又比如社会史。中国历史学素有注重记述社会生活方式的传统,而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社会学思想传入后,近代意义上的社会史随即迅速兴起。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还兴起了著名的“社会史大论战”。但是可惜的是,自1949年至改革开放,由于“左”的思潮的干扰,社会学被取缔,社会史研究遭到了严重挫折。如果我们转过头去,看一看同时期西方史学的发展,就不难看出社会史和文化史在西方新史学的发展中起了多大的作用。在战后西方新史学蓬勃发展并开始在西方史坛占据主流地位时,社会史正是它的主要研究领域。而在80年代以后,西方新史学的一个重要变化是“新文化史”的兴起。不论中西史学之间会有多大的差异,不论彼此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会有多大的不同,但是基本的事实是,我们在这两个领域的研究确实是落后了,至少在时间上是落后了许多年。

　　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承认它、不了解它。落后是可以转化的,这是辩证法告诉我们的。而我们克服落后、发展自己的道路正是通过改革开放。事实已经证明,30年来,正是改革开放改变了我们国家的落后面貌,使之成为了经济发展快速、世人瞩目的大国。在历史学和史学理论领域,情况也是同样。正是改革开放使我国的历史学面貌大变,有了长足的进步。有着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又重新焕发了青春,并引人注目地跻身于世界史学之林。

　　要明白的一点是,克服落后,并不是要简单地赶上西方的史学,把它作为我们赶超的目标和模式。这里与经济、技术领域不一样,不是一个赶超不赶超的问题。历史学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任何异域的史学,可以学习,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不能作为固定的仿效的模型。否则削足就履,依样画葫芦反而会丧失自己的生命力,又何以谈到自身的发展呢?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和史学理论要发展,必须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符合我国国情,承继我国文化传统,能够充分发挥我国的优势和广大史学工作者积极性的路。这与加强国际交流,了解和借鉴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国际史学是并不矛盾的。这是因为,我们历史学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发展大道,不能关起门来自我拔高,而必须努力吸取世界上一切精神文明的成果,壮大自己,发展自己。这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尤其重要。

　　由上可见,正是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历史学焕发了新的生命,获得了新的发展;也正是改革开放促进了史学理论的兴起和繁荣。如今30年过去了。今天,当我们展望史学理论在今后的发展时,应该做些什么呢?或者说,如何才能使史学理论研究继续健康发展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要继续不懈地坚持改革开放。对此,我们必须在深刻学习党的十七大文件精神的基础上加深理解和认真执行。

　　改革开放绝不是短时间的权宜之计,而是根本的方针和道路。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是就中国发展的大局说的,而对发展史学理论研究这个局部来说,同样也是如此。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在十七大精神的指引下,不断加深对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及其深远意义的认识。

　　那么,我们如何在史学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改革开放呢?回首过去30年的历程,参照过去的经验教训,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第一,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坚持改革开放,首先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够使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的立场、谨慎的态度和客观的精神,才能够防止、发现和克服来自极“左”和极右的干扰。改革开放是没有先例的伟大实践,一切需要在摸索中前进,出现错误和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就是在史学理论研究的改革开放中,情况也是这样。由此可见,改革开放的过程,同时是一个不断纠正失误、总结经验、探索前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缺乏正确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走向胜利的彼岸。

　　第二,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坚持改革开放,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并不是胡思乱想,相反,解放思想首先要求尊重实践,了解现实,勇于探索,合乎客观;同时要开动脑筋,放掉包袱,破除迷信,善于总结。一言以蔽之,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是一致的,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但是必须这样去做,这就要求我们付出巨大的努力。

　　就史学理论的发展而言,也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一方面,要抛弃种种偏见和成见,要勇于面对实际,看到今天国际上历史学错综复杂的新变化。要分析研究这些复杂的情况和种种新变化,切忌简单化。不要抓住片言只语做文章,更不要只扣帽子,不加分析。即使是错误的、片面的、唯心主义的东西,也不能简单地一棍子打死,不能粗暴地批判否定,而是要科学地批判扬弃,吸取其“合理的内核”。这是一项艰苦的科学研究的工作,但是只有这样我们的史学理论研究才能得到发展。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敢想敢干,不囿旧说,勤于思考,大胆创新。也就是说,各种“合理的内核”说到底还只是供我们自身发展的“养料”,我们在吸收消化后,需要长成自己的东西,需要提出自己独创的看法。在这过程中,吸收的“养料”自然越多越好,但是如果没有独创的努力,那也只是完成了一个“高级搬运工”的工作。

　　第三,在史学理论研究中坚持改革开放,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必须与我国的悠久史学传统相结合,注意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不是要割断历史,不是要抛弃传统,相反,只有与我国的史学传统很好地结合起来,改革开放才能落实,才能事半功倍。我国传统的史学已

　　经成为历史,是不可能改变的,但是在今天如何结合现实更好地理解它、解读它,如何更好地分析它、吸取它的精髓,如何更好地继承发扬它的优秀传统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悠久的、持续的史学传统是中国史学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中国历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独有的条件。加强对它的研究正是史学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如果我国的历史学既能与国际史学取长补短,从中不断吸取“养料”,又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发扬我国史学的优秀传统,那么,我国的历史学和史学理论研究将会取得怎样的成果和以怎样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的史学舞台上就不难想象了。

　　总之,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改革开放,是史学理论研究继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广大史学工作者肩负的历史责任。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