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善伟：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成就与困境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5期，第118-127页）

摘要：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渐达至繁盛。本文选取了四本各具特色并深具影响的西方此类教材进行了简要分析，认为它们建立在一系列独特的理论与方法之上，如超越民族与地域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跨文化互动的理论、历史比较研究的方法等。不过，西方的全球通史编纂的具体实践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则是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理论的作用，忽视了对各文明的内部传承及其作用的考察，从而导致两者之关系的失衡。这个问题也与西方学者吸收利用相关人类学理论时出现的偏差有关。

关键词：全球通史编纂；全球史观；跨文化互动；历史比较研究方法

　　在西方学术界，以全球史观为主旨的全球通史编纂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直至20世纪90年代，它才进入一个繁盛的时代，不仅原有的相关著作在新形势下进行了重新的修订，而且一批新的著作也编纂而成，全球通史的编纂由此走向了深入与多样化。不过，其自身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本文将从全球通史教材编纂的角度，选取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四部代表性作品进行分析，并归纳其所运用的理论与方法，在阐述其成就的同时评析其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以期给当今中国学术界的全球通史教材的编纂提供助益。　　

　　一、当代西方全球通史代表作简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全球通史或世界史教材的编纂不绝如缕，成绩颇丰。本文选择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四部作品加以分析。皮特·N.斯特恩斯等人编写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比较流行的一部宏观世界史教材，至2014年已经出版到第七版。该书广泛吸取了学术界在宏观世界史编纂方面的经验，“力求完成一部真正的、讨论这个世界主要文明的演进和发展，并且把这些内容与对全球范围内不同民族与社会之间互动的性质和程度结合起来考察的世界史”。编者们认为，各个历史阶段的划分主要依据三个基本要素:主要文明区域的地缘变动、跨文明接触(对早期文明来说就是跨地域接触)密度和范围的增加，以及主要文明中绝大多数的新的大致平行的发展。他们根据这一分期标准将世界历史分为六个发展阶段:“文明起源”“世界历史的古典时代”“后古典时代”“缩小的世界:1450—1750年”“工业化与西方的全球霸权:1750—1914年”和“20世纪的世界历史”。

　　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或补足了此前宏观世界史或全球通史编纂中的一些缺憾。首先，该书针对学术界以往宏观世界史或全球通史编纂中过于强调“文明互动”，而疏于对各文明内部传统进行研究的不当做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纠偏。其次，该书将全球史中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如传统与变动、区域主义与接触、技术与环境、两性与社会不同等级的不平等、个人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游牧者和国际化组织等，作为突出叙述的主题纳入书中。尤其是将两性问题作为一个重要主题，显示了妇女与性别史已经得到了宏观世界史或全球通史编者的重视。再次，更加重视非西方世界，更加重视历史的分析与比较方法。该书尽管强调在叙述中重点突出，但也对以前世界史著述中遭到忽略的文明或社会群体，如拉丁美洲、环太平洋地区、亚洲的游牧部族等，予以了更多的重视。同时，该书编者们并不仅仅满足于对世界历史的叙述，而是针对主要文明内在传统的形成及特点、文明的互动以及世界历史上关键历史时期的转变模式等进行分析与比较，从而使“世界历史成为某种需要思考的课题，而不是某种简单的需要记忆和咀嚼的东西”。

　　理查德·W.布里特等人编写的大学教材《地球及其人民:全球史》亦获得了较好的评价。该书初版于1997年，至今已经出版到第四版。其主旨是“进程”，即“一个随着时间变迁而发生变化的稳定的转变过程，它最初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经历，但最终因相互联系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体系，所有的社会在满足其需要和适应其环境方面都呈现出类似的模式。而我们的挑战就是，去选择那些特定的能够对这些全球性的人类经历模式做出最好阐明的资料和事件”。为此，该书的编者们认为，应“采用两个主题以作为我们历史的精髓:‘技术与环境’和‘多样性与统治地位’。第一个主题自始至终代表着所有人类社会的日常物质基础……第二个主题则表达了每个人类社会构建或继承了统治地位之结构的现实”。

　　该书“运用宽泛的编年分类以界定全球历史发展的概念框架”，并把世界历史划分为八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人类社会的产生(至公元前500年)”。它主要考察人类公共组织的各种重要模式。第二阶段为“新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公元前1000—公元600年)”。所谓的“文化共同体”是从“一种与特定社会相关联的连贯一致的行为和符号模式”这一意义而言的。当所有的人类社会发展出各自与众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生存模式、政治和宗教权力机关时，全球史在这一阶段的历史发展长期延续，从而导致一些文化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另一些文化。第三阶段为“文化共同体的发展与互动(公元600—1200年)”。它主要阐述了在一个大陆范围内所发生的早期的技术、社会和文化交流与互动。该时代使世界踏上了一条与日俱增的全球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道路。第四阶段为“区域性的文化与接触模式(公元1200—1550年)”。在该阶段的欧亚非，文化与商业接触愈益增强，各文化共同体在自我界定方面的自信心也愈益增强。第五阶段为“囊括全球(1500—1800年)”。欧洲人的扩张和持续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全球性影响主导了这个时代。第六阶段为“重塑世界的革命(1750—1870年)”。所谓的“革命”包括政治革命、急剧的变革(如工业革命)、环境与世界观的深刻变化，而技术与环境则是发展的核心。第七阶段为“全球多样性与统治地位(1850—1949年)”。在该阶段，帝国主义、世界战争、国际经济联系和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趋势(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呈现出一幅全球相互联系愈益增强的图景。第八阶段为“地球村的风险与承诺(1945年至今)”。该阶段又细分为三个时期:1945—1975年、1975—1991年、1991年至今。冷战的挑战、后殖民时代的国家构建、后冷战时代不同力量和文化之间的摩擦主导着这个时代，并且牵涉全球经济、技术和政治因素，所有这一切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各方面的重要因素，技术则在其中扮演了核心的角色。

　　该书在理论上对全球史主题的梳理与思考更进了一步。编者们认为，“技术与环境”是人类社会的日常物质基础。所谓的技术并不是狭义的技术，就基于经验的物质世界的知识这一宽泛意义而言，技术着重于所有的人类活动。技术并不是孤立的，所有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于同环境的互动之中，而环境既指自然环境也指人文环境，反过来，技术对环境也产生了影响。人类如何改变地球面貌的故事，就是这个中心主题的组成部分。该书极力突出“技术与环境”，以及物质文化在世界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又以“多样性与统治地位”这一主题，进一步弱化全球通史编纂中对主要文明或文化着墨过多的做法，增强了对次要文明与文化的叙述。可见编者们试图合理地处理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使之真正体现出全球史的全貌。由此，本书的叙述内容进一步扩大，“我们考察了多种多样的习俗与制度:军事的、经济的、社会的、宗教的和文化的，以及那些基于血缘关系、性别和读写能力的习俗与制度”。尤其是该书编者们以“文化共同体”代之以文明，作为基本叙述单位，显示出学术界“文化转向”对他们的影响。

　　第三本全球通史教材是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撰写的《传统与相遇:全球视野中的过去》。该书自2000年出版以来已经发行了五版。其作者认为，必须运用全球史观来透视世界历史，首先“要求尊重世界上所有民族——而不是一个或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经验，考察每一个民族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其次“要求超越对某个社会的研究，而考察更广大的地区，考察各大洲的、各半球的、乃至全世界的背景”;再次要求“考察那些对不同社会中人们之间交流有促进作用的网络和结构”;最后“要求关注各地区、各民族和社会之间的互动交流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和结果”。

　　如何将这种全球史观落实到宏观世界史的编纂之中呢?他们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把握理解世界历史的两大基本主题:“传统”与“交流”。因为这两个主题集中反映了人类发展的最重要的特征，它们可以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因做出解释。“‘传统’主题，关注的是个体社会的组织、维持与衰落……所以，我们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考察曾经塑造了各民族生活和经历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的发展”;“交流”则贯穿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始终，该主题“关注于交通运输、贸易往来和交互影响等能够维系某个社会组织与其相邻组织和周围更广大地区联系的手段和方式……本书重点关注了多种文化交融的过程，它们曾在整个世界历史的变化中起过重要的作用”。该书较好地处理了“文明互动”与“各文明的内部传承”之间的关系，从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该书对世界历史的阶段划分也建立在这两个主题之上。“通过传统和交流这两个主题，我们为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确定了焦点，与此同时，我们也试图把世界历史分为七个阶段，来加深对世界发展的理解。”第一阶段为“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3500—前500年)”。它是人类出现后世界许多地区独立发展出的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形态，即所谓的“复杂社会”。第二阶段为“古典社会组织(公元前500—公元500年)”。它指的是在早期社会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波斯、中国、印度和地中海地区的社会组织，其势力范围扩展到广阔的地区，发展出极具影响力的文化传统。第三阶段为“后古典时代(公元500—1000年)”。该阶段是东半球各社会组织做出重大调整的时期，也是新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形成的关键时期，伊斯兰教的兴起、佛教向东亚和东南亚的传播、基督教在欧洲的一统天下极大地改变了整个欧亚非大陆的统治与文化版图。第四阶段为“跨文化交流的时代(公元1000—1500年)”。在该阶段，更加频繁的跨文化交流使得东半球尤其是印度洋地区的相互交往更为密切，从而为欧洲大航海奠定了基础。第五阶段为“全球一体化的缘起(公元1500—1800年)”。这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关键阶段。伴随着西方人的海外扩张与崛起，一种真正的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建立起来。非洲、美洲和大洋洲的土著居民也在西方人的殖民征服之后被迫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中。第六阶段为“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公元1750—1914年)”。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人通过革命、工业化和帝国主义而成功建立起世界性的霸权。第七阶段为“现代全球重组(1914年至今)”。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期间的大萧条、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不断加重欧洲的经济与政治的衰落，二战后不久即开始的冷战、民族独立和殖民帝国的解体，使20世纪末和21世纪的世界重新组合。全球化拓宽了世界各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此同时，推动地区文化传统和政治认同的力量也对全球的一体化提出了挑战。

　　凯文·雷利是美国世界史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人类的旅程:简明世界史导论》于2012年出版。该书浓缩了他对编纂宏观世界史的独特思考，也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宏观世界史研究的新成果。他认为，尽管世界史不可能“无所不包”，但是“你必须拓宽你所讨论的焦点。正如一位摄影家转换到一个广角镜头以捕捉一个风景一样，我们也必须考察那些较大的变化模式以理解世界历史。这意味着要反思那些重大的历史问题，而非把历史的各部分加以切割”;这就“需要我们对历史做更深入的挖掘，以便我们能够理解人类发展的形成阶段。这也要求我们不仅将最近时期的历史理解为一系列重大的事件，而且也要将之理解为长时段的连续进程”。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他用12章的篇幅去阐述人类的旅程。他“用第一章去描述历史学家们通常不予考虑的‘史前时代’，而用最后两章对现代做出由表及里的考察。剩余的九章——人类旅程中的核心部分——具有更广泛的含义:作为农业革命之结果的国家与帝国的兴起，形塑了我们时代的古典时代，统治我们时代的世界性宗教的发展与传播，全球化阶段，以及工业化与民主化的影响”。凯文·雷利从更为宽广的视野和更长的时段去看待人类的旅程，并将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漫长的史前时代，是人类社会跨入文明时代之前的序幕。作者的叙述首先从宇宙、地球和生命的历史开始，最后探讨了始于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及其影响。该书称之为“一种‘小大历史’(Little BigHistory)，因为过去140亿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将很快飞逝。而140亿年是人类史的一个近乎不可思议的长时段背景”。将所谓的“小大历史”纳入宏观世界史的叙述之中，是该书的一个亮点。第二阶段为人类旅程的中心部分，是人类走向全球化的漫长过程，它是理解现时代全球化的基础。凯文·雷利之所以将人类文明史的绝大部分时期(公元前3000—公元1900年)作为世界史的一个中间阶段，主要为了阐明全球化进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他将之分为六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城市、国家和游牧的新世界(始于公元前3000年);第二个时期为欧亚古典文化与帝国(公元前600—公元200年);第三个时期为欧亚大陆新的传播路径(公元200—1000年);第四个时期为欧亚北非网络的形成及同时代的内陆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公元1000—1450年);第五个时期为近代早期各帝国的扩张、相遇与全球化之根源(公元1450—1750年);第六个时期为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全球帝国主义的出现以及非西方社会的应对(公元1750—1900或1940年);第三阶段为现代的全球化时代，时间为整个20世纪。它主要阐述了现代西方社会的危机与全球重组，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深化及其面临的问题。

　　这本书将全球化看作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渐进过程，并力图弱化过细的历史阶段划分所造成的困扰，作者将“小大历史”的方法引入史前时代的阐述之中，从而将人类历史纳入更为宏大的宇宙视野。作者进一步探讨了全球通史编纂中的中心与边缘关系问题，更为平衡地看待欧洲与非欧民族在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各自的独特作用。该书反映出西方学术界在全球通史编纂方面的一些新动向。　　

　　二、跨越民族与区域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及其困境

　　专业世界史学家或全球史学家在相关著作或教材的编纂过程中，都必不可免地采用某种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全球通史编纂的理论经常被称为全球史观或整体世界历史观。综观学者们在全球通史编纂中的实践，可以从中归纳出一些共同的主要特征。其中的核心观念就是跨越民族与区域界限而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种观念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首先，人类历史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要用全球的观点或整体和全局的视角，而非“民族主义”或“地域主义”的观点对之加以考察。正如巴勒克拉夫所总结的那样，全球史观是一种“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这是全球史观的核心，也是全球通史编纂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史学家应当尊重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历史经验及其对人类的贡献，不能厚此薄彼。亦如巴勒克拉夫所言:“世界上每个地区的每个民族和各个文明都处在平等的地位上，都有权利要求对自己进行同等的思考和考察，不允许将任何民族和文明的经历只当作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威廉·麦克尼尔亦指出，“世界是一个整体”，不同文明或不同群体之间的“文化传播则是理解这种整体性的基础”。他的《西方的兴起》与《世界史》正是将战后西方学术界所强调的以“文明为单位”和“整体而互动”的世界史理念付诸实践的学术尝试。斯塔夫里阿诺斯则希望编纂一部全球通史，因为“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

　　为了在全球通史教材的编纂中实现上述目标，把每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纳入相互联系的世界史体系之中，就要在相关的教材或著作中给予非欧世界的历史以应有的篇幅。全球视野中有关非欧世界之历史的研究迅速走向繁荣，这在上述四部教材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不过，不同民族、文明或地区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对人类历史的影响力及其影响的范围毕竟有强有弱、有大有小，如果完全等量齐观似乎也不尽合理，因此如何在全球视野下处理主与次、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学者们所面临的一个难题。而且在全球通史教材编纂中，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用同样的篇幅去叙述所有的民族与文明。所以，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仍然是目前全球通史编纂所面临的困境之一。

　　其次，全球通史注重呈现以往所忽视的“跨地区、大陆、大洋、半球和全球范围的发展过程”。要超越“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的观点，采用全球视野去考察人类历史，会更多关注技术与物种(包括各种植物和动物)的传播和交流、跨文化商业贸易、帝国的扩张与殖民、移民与离散社群、文化的接触与交流、疫病的传播、气候与环境的变化等因素。学者们在这些领域展开了大量的专题性研究，为全球通史的编纂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料。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因素对全球史影响的次序与程度并不相同，而且在不同的时代其影响也有差异。一般而言，像侵略战争与殖民等因素，往往通过暴力等比较极端的手段而实现，其影响是直接的，对本土文明或民族甚至是毁灭性的，这些因素愈益受到道义上的谴责。商业贸易、技术与物种传播等因素，易于传播并会产生迅速与持久的影响。宗教与文化的传播等因素，既可能包含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也可能产生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因此，如何在全球通史编纂中处理好这些因素的复杂关系，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再次，编纂全球通史需要切实运用历史比较的方法。一方面，从全球视野出发考察整体与互动的人类历史，要真正打破各种形式的中心论，将每一个地区或民族的历史纳入相互联系的世界史体系之中，平等看待各民族和地区的历史作用，探寻其中的统一性或发展趋势，就需要进行跨国或跨区域的横向历史比较研究。另一方面，要真正理解各民族或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各具特色的政治制度、经济与贸易体系、文化传统，以及它们之间通过互动而产生的影响，也需要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而实现。因此，相关研究者在具体实践中，都较为普遍地采用了历史比较的研究方法。例如，前述的斯特恩斯等人提倡“文明史的比较方法”。他们认为，“世界历史的大量内容可以通过对主要文明的突出特点，如政府、家庭结构和艺术的仔细比较来加以说明”;而且“比较提供给我们一种把不同文明的历史性发展联系起来的方法并使得我们能够确认应该加以记忆和解释的关键性的模式。它对捕捉历史变化也有帮助”。文明的比较研究在斯特恩斯的作品中有明确体现。

　　不过，历史比较研究只是世界史研究中分析步骤的第一步，只有与第二个分析步骤即“联系”结合起来，才会事半功倍。正如帕特里克·曼宁所说，历史比较研究与对“联系”的研究是世界史研究框架中两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方面:“联系通过假定各个单位相互依赖而有助于这一研究框架……比较是将两个或多个事物联系起来，并且对之进行系统的考察，以确认它们之间的同与异。”历史比较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两个相互孤立单位的比较研究、可能存在相互影响的各社会或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相互发生接触并产生相互影响的各单位的比较研究。这些都是宏观世界史书写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目前西方学术界在全球通史的编纂中，从理论上探讨历史比较研究法之运用的比较多，而将之应用于具体实践的例子仍然较少。这主要是由于该方法既要克服语言障碍，也要克服知识等障碍。因此，如何进行跨文化或文明的比较研究仍然是西方学术界面临的一个难题。　　

　　三、“跨文化互动”研究的得与失

　　当代西方全球通史编纂的另一个核心概念是所谓的“跨文化互动”。西方学者将之看作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和历史分期所依据的重要标准。

　　全球通史或宏观世界史考察的是人类自原始、分散、孤立的群体逐渐发展为一个相互密切联系的整体的过程。正如吴于廑先生所指出的，世界历史的内容就是“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理查德·W.布里特等人也指出，全球史的目标就是为了“让师生获得对人类社会自分散、孤立的地方性社会，历经更加频繁的相互接触、渗透和文化扩展与融合的阶段，并最终在21世纪达至人民生活在一个地球村这一世界格局的广泛认知”。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日益增强的相互接触、交往与交流在世界史上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全球史学家往往将全球史看成不同社会群体、民族、国家和地区之间持续不断地相互交往与交流的结果。

　　这种相互交往与交流，就是所谓的“跨文化互动”。威廉·H.麦克尼尔认为，“推动重大社会历史变迁的主要因素则是与那些拥有新的和不熟悉的技术的外人发生联系”。在《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中，麦克尼尔父子进一步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一个网络，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务、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的“主题实质上就是由这一时期人类各部分相互影响的详细情况构建的”。帕特里克·曼宁指出:“世界历史是关于全球人类社会内各种联系的故事。世界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去描述人类历史上的各种跨界交往和各组织网络之间的联系。其原始资料范围从单个家庭的故事到各民族的迁徙以至涵盖全人类的叙事。世界史通过聚焦于各历史聚居地、各历史时期和各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而增强了我们对过去的认识。”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认为，其《传统与相遇》重点关注的是曾经在整个世界历史变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多种文化的交融过程，“人们之间的交流以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帝国扩张战争、远距离贸易、农作物的传播、疾病的传染、生产技术的传播以及宗教和文化的传播为形式，对各个社会组织以及世界整体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正是由于“跨文化互动”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全球史学家将之作为划分全球通史之历史时期的重要标准。这不仅在学理上为破除“西方中心论”或各种其他形式的中心论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也为全球通史编纂提供了新的方法论。正是基于“跨文化互动”的理念，全球史学家描绘了一幅“互动而整体”的宏观世界历史画面;僵化的“古代、中世纪、近现代”的传统历史分期，在新的全球通史编纂中遭到摒弃，以“跨文化互动”为主线的历史分期理论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但是，西方学者过分强调“跨文化互动”作用的做法本身也存有缺陷。它所导致的突出问题就是对各文明“内在传承”的轻视。

　　就西方全球史学者所运用的“跨文化互动”之理论的来源来看，导致上述问题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学习与借鉴人类学家的相关理论时出现了偏差。威廉·H.麦克尼尔、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人都曾受到西方人类学中传播学派之思想的影响，这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有所体现。其他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传播学派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因此，有必要厘清人类学发展与“跨文化互动”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

　　近代西方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9世纪各门学科走向分化独立的时期。作为人类学第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学派，进化论学派产生于19世纪后期，并深受18世纪启蒙运动时代理性主义思想家的进步观念与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他们认为，由于人的心理一致，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演化途径也必然相同，都会经历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化过程。进化论学派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即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单线进化和各民族独立的创造能力;在人类进化阶段的划分方面具有浓厚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强调人类社会文化的统一性在于人的心理同一性，完全忽视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及其影响。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传播学派，则是作为对进化论派的反动而出现的，所以它强烈反对进化论，特别强调不同民族之间因商业贸易、战争、部族迁徙等因素导致的接触、交往、互动对人类文化演进的巨大影响。传播学派又分为德奥传播学派和英国传播学派。前者提出了“文化圈”理论，并将“文化圈”作为研讨文化传播的单位，认为人类全部文化都源于各个文化圈的相互传播与组合;后者则逐渐走向了极端，提出所谓的“泛埃及主义传播论”，认为世界文明只有一个中心即尼罗河流域，其他一切高级文化的因素都是古埃及这个中心传播出去的。

　　从威廉·H.麦克尼尔有关人类文明最早发生于两河流域并由此向东西扩散的论述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极端传播论的影子。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将人类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称为“中东统治的时代(至公元前500年)”，认为该阶段是人类文明的发生及定型期。他指出人类文明最早发生于两河流域，这是由于该地区优越的气候和土壤及灌溉条件、特殊的海陆交汇的交通位置造成的;随着技术的传播，人员的迁徙和流动，商贸与战争等，两河流域文明向东西方扩散，并逐渐形成了中东、印度、希腊、中国四大文明;中东文明处于统治地位，其他三个边缘文明的产生受到了它的影响，并随之逐渐走向独立的发展。由此可见，麦克尼尔的文明扩散论显然受到英国传播学派的深刻影响，因为他把早期人类文明看作从一个中心(两河流域)向边缘地区传播的结果。

　　同时期美国出现的文化历史学派与传播学派有着继承关系，学术界通常也将之归为传播学派之列。该派创始人为博厄斯，其他代表人物如韦斯勒、克娄伯、高登卫塞、罗伯特·路威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并忠实继承和发展了该派的理论。他们反对在人类学研究中采取任何抽象的理论概括，强调对具体事实或具体的文化及传播过程进行客观的描述与记录;他们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归结于空间上的扩散与转移，因此必须研究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传播及其相互之间的交流和影响;他们提出“文化相对论”，反对种族主义、欧美中心论、沙文主义和殖民主义，提倡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并平等对待之。可以说，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对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西方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史学界亦不例外。

　　20世纪60年代之后，人类学有关文化交流与互动的理论持续对从事全球通史教学与研究的史学家们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全球史的“跨文化互动”观念是全球史学者们深受传播学派、文化历史学派、文化相对论影响的一个结果。然而，这些传播学理论过于重视外部交流的影响，而轻视了进化论派所强调的人类文明演进的内部因素。受此影响，上述一些全球史学家在全球通史编纂中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于强调“跨文化互动”的作用。一些史学家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如斯特恩斯等人在其所编写的《世界文明:全球经历》中，既对各文明和社会内部的独立发展进行了考察，又对不同文明、不同区域、不同社会与群体互动与交流进行了分析，从而继承了全球通史编纂有关“文明互动”的核心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对各文明和社会内部独立发展之描述的不足。但从总体而言，西方学者在全球通史编纂中仍然未能很好地处理“内在传承和创新”与“跨文化互动”的关系。

　　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确实存有难度，但并非无法克服。至少从理论阐释方面，中国的学者已经走在了前面。周谷城与吴于廑两位先生都认为，世界历史的主要任务还要力求从研究和阐明人类历史的演变中，去揭示世界历史发展进步的内在趋势或规律。其中，吴于廑先生的相关阐释最为系统和完整。他指出:“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经历了有关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纵向发展方面和横向发展方面。这里说的纵向发展，是指人类物质生产史上不同生产方式的演变和由此引起的不同社会形态的更迭……所谓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是指历史由各地区间的相互闭塞到逐步开放，由彼此分散到逐步联系密切，终于发展成为整体的世界历史这一客观过程而言的……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与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如果西方学者不能有效处理纵向发展在全球通史编纂中的地位与作用这一问题，那么就必然会使相关的研究与编纂出现偏差。

　　人类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通过不同社会、民族、国家、地区内部一代代人的传承、创新和发展而实现，另一方面则通过个体社会、民族、国家、地区之间人们的相互接触、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而实现。前者为人类社会文化的纵向传播，它着眼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时间变迁过程;后者则为人类社会与文化的横向传播，它着眼于人类社会与文化的空间变化过程。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在人类社会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跨文化互动”对于各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的影响是不同的，在某一历史时期，它可能对某一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是总体而言，各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的发展演变大都主要依赖于其内在传承与创新。因此，如何在全球史编纂中分析内在发展与外在交往之间的关系则是世界史与全球史学家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综上所述，20世纪后半叶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在全球通史编纂方面的实践及其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探索，一方面为我们的研究和教材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另一方面也显露出西方学者面临的诸多问题和困境。如何编纂富有自身特点的全球通史教材，需要我们不断的探索和实践。

　　（徐善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